沈昌文 1931年9月生于上海。从1945年3月～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后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1992年7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退居二线，1996年1月退休。
现在出版界盛说"品牌"。我辈有时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维护"品牌"的从业者行列。其实，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的出版学徒，长期以来，何尝有过"品牌"观念。我们只知道听上面的话，不出上面不中意的书刊。你去自创一个什么东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岂不是自找麻烦，自讨没趣?
这种观念，我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上世纪80年代起编《读书》杂志,"品牌"说似乎稍稍有点露头。但愚鲁如我，直到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光景，才开始想到：在那个叫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该自己设计一点该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虚度六十又一，已经不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了。这时觉得自己不妨"罗曼蒂克"一些，又仗着新领导的纵容，于是斗胆写了一个意见，报送各方。意见第一段谓：
"中国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务、中华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说。三联书店更是以刊物起家，无论本店图书出版之盛衰，几大刊物（尤其《生活》杂志）总是由店内主要负责人亲自主办和竭力维持，使之成为本店的一种"门面"和联系读者之手段。本店之三个名称（"生活"、"读书"、"新知"）即为三种杂志之名称，是为明证。据说，胡愈之（一九四九年后的出版总署署长，三联书店创办人之一）始终认为出版社应以办刊物为重点，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实现为憾。一九七九年筹备恢复"三联"建制之际，先以恢复《读书》入手，迄今十三年，看来也是成功的。因是，无论从传统经验，还是从当前实践看，出版社办杂志都是必要的（有些国外经验也许更可说明此点）。"
写这段话，是读了不少文件特别是店史以后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于是突然头脑更加发热，居然提出立即要办十个刊物。当时设计的十种是：
（1）《时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新现象展开多角度、多侧面、多学科的报导和分析，侧重点放在促进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长之基点上。这实际上是《生活》杂志的现代版。如果主管机关允许重用《生活》刊名，则更佳。（2）《开放经济》（旬刊）--对外报导中国经济之发展，对内指导中国读者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即使人们懂得经济事务之重要以及操作、运行之道，又要防止人们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阅读的大众性刊物，继承《生活》杂志的优秀传统，用亲切的语言以通信形式为群众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种种疑难。（4）《读书快讯》（半月刊）--《读书》杂志之通俗版，着重在培养读者对书刊的爱好和兴趣。（5）《译文》（月刊）--适应开放改革之需要，译述国外政经学术文化之重要文章，让中国读者了解域外最新信息。（6）《东方杂志》（月刊）--如"商务"暂不拟举办，拟由本店接手，敦请陈原先生主编。如商务不拟让出此刊，则易名为《新知》杂志，性质仍为综合性的高级学术文化刊物。如果陈原先生俯允，还以他主编为好，因他原是"新知书店"旧人，有此因缘，较能贯彻"三联"传统。（7）《艺术家》（月刊）--介绍和鉴赏中国文物及艺术精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人生活品位。（8）少年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9）艺术摄影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以上九种，加上三联书店原有的《读书》，合共十种。拟在2-3年内次第实现。"
这种设计，说实话，即使实现，也只是我的"遗嘱"。在我本人说，自己"下岗"在即，自然是一个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这个设想，托人情，走门路，处处请托关说。结果不少人看了觉得是匪夷所思，简直是神经病。几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才从神经病稍稍回到现实，把计划改为出版三种刊物:《现代生活》（月刊）、《经济生活》（半月刊）、《新潮生活》（周刊）。于是上报。又经周折，最后落实为一种，即《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作为高级秘书捉刀写成的申报办《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刊理由"是:"本刊为邹韬奋同志创办的声名卓著的《生活》杂志之现代版，以此向海内外表明:《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光明正大，有道有理。这个计划总算批准。于是，到1995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出刊了。
要说明的是，三联书店早有恢复《生活》杂志的意愿。1980年至1981年，即已开过一些座谈会，还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试刊。
90年代末，在自己临近全面退休之前，大发了一场神经病。凑着好时光，因着三联书店新领导的敢于承担风险，总算因而让我们有了一个好杂志，让三联书店由此可以对外宣称:"《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话翻译成时髦的语言，无非是说：我们维护住了一块历史品牌。
现在出版界盛说"品牌"。我辈有时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维护"品牌"的从业者行列。其实，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的出版学徒，长期以来，何尝有过"品牌"观念。我们只知道听上面的话，不出上面不中意的书刊。你去自创一个什么东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岂不是自找麻烦，自讨没趣?
这种观念，我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上世纪80年代起编《读书》杂志,"品牌"说似乎稍稍有点露头。但愚鲁如我，直到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光景，才开始想到：在那个叫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该自己设计一点该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虚度六十又一，已经不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了。这时觉得自己不妨"罗曼蒂克"一些，又仗着新领导的纵容，于是斗胆写了一个意见，报送各方。意见第一段谓：
"中国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务、中华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说。三联书店更是以刊物起家，无论本店图书出版之盛衰，几大刊物（尤其《生活》杂志）总是由店内主要负责人亲自主办和竭力维持，使之成为本店的一种"门面"和联系读者之手段。本店之三个名称（"生活"、"读书"、"新知"）即为三种杂志之名称，是为明证。据说，胡愈之（一九四九年后的出版总署署长，三联书店创办人之一）始终认为出版社应以办刊物为重点，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实现为憾。一九七九年筹备恢复"三联"建制之际，先以恢复《读书》入手，迄今十三年，看来也是成功的。因是，无论从传统经验，还是从当前实践看，出版社办杂志都是必要的（有些国外经验也许更可说明此点）。"
写这段话，是读了不少文件特别是店史以后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于是突然头脑更加发热，居然提出立即要办十个刊物。当时设计的十种是：
（1）《时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新现象展开多角度、多侧面、多学科的报导和分析，侧重点放在促进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长之基点上。这实际上是《生活》杂志的现代版。如果主管机关允许重用《生活》刊名，则更佳。（2）《开放经济》（旬刊）--对外报导中国经济之发展，对内指导中国读者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即使人们懂得经济事务之重要以及操作、运行之道，又要防止人们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阅读的大众性刊物，继承《生活》杂志的优秀传统，用亲切的语言以通信形式为群众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种种疑难。（4）《读书快讯》（半月刊）--《读书》杂志之通俗版，着重在培养读者对书刊的爱好和兴趣。（5）《译文》（月刊）--适应开放改革之需要，译述国外政经学术文化之重要文章，让中国读者了解域外最新信息。（6）《东方杂志》（月刊）--如"商务"暂不拟举办，拟由本店接手，敦请陈原先生主编。如商务不拟让出此刊，则易名为《新知》杂志，性质仍为综合性的高级学术文化刊物。如果陈原先生俯允，还以他主编为好，因他原是"新知书店"旧人，有此因缘，较能贯彻"三联"传统。（7）《艺术家》（月刊）--介绍和鉴赏中国文物及艺术精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人生活品位。（8）少年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9）艺术摄影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以上九种，加上三联书店原有的《读书》，合共十种。拟在2-3年内次第实现。"
这种设计，说实话，即使实现，也只是我的"遗嘱"。在我本人说，自己"下岗"在即，自然是一个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这个设想，托人情，走门路，处处请托关说。结果不少人看了觉得是匪夷所思，简直是神经病。几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才从神经病稍稍回到现实，把计划改为出版三种刊物:《现代生活》（月刊）、《经济生活》（半月刊）、《新潮生活》（周刊）。于是上报。又经周折，最后落实为一种，即《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作为高级秘书捉刀写成的申报办《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刊理由"是:"本刊为邹韬奋同志创办的声名卓著的《生活》杂志之现代版，以此向海内外表明:《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光明正大，有道有理。这个计划总算批准。于是，到1995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出刊了。
要说明的是，三联书店早有恢复《生活》杂志的意愿。1980年至1981年，即已开过一些座谈会，还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试刊。
90年代末，在自己临近全面退休之前，大发了一场神经病。凑着好时光，因着三联书店新领导的敢于承担风险，总算因而让我们有了一个好杂志，让三联书店由此可以对外宣称:"《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话翻译成时髦的语言，无非是说：我们维护住了一块历史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