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考上了私立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可当时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当昂贵，我的哥哥已经在一个私立大学就读，如果我再上私立大学，对我们这样公职人员的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恰巧，这时我的男朋友程应铨要北上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父亲决定让我和哥哥都随程北上求学。他听说清华设有先修班，因此写信给清华的同乡林徽因，请她帮助我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　　林徽因是我们福建的才女。在我们家的客厅经常有些家乡人来拉家常，几乎每次都要提到林徽因，并谈到她嫁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他们还说：梁思成、陈寅恪与翁文灏三人被誉为中国的三位国宝。　　我终于到了北平，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城市，并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故宫，然后又游览了三海、天坛和太庙。我从没见过这样伟大壮丽的建筑，当我站在太和殿前，多么希望自己能长久地留在那里，哪怕做一名清洁工我也愿意。当我走在天坛笔直的长长的神道上，远望圜丘时，感到自己也仿佛飘飘然地接近上天。而太庙却又是另一番情景，它那大片的古柏，那般肃穆，连轻轻咳嗽一声都怕惊动了祖先。天啊!我有生以来从没有领教过，一个人可以从建筑物上得到这么多的感受。在昆明，我爱它美丽的湖光山色；在上海，我只看到它的商业繁荣；然而北平，只有北平，这成群宏伟的古建筑，加上人们那彬彬有礼的北京话，使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祖国文化的伟大。使我长期在上海形成的、崇拜美国物质文明的心理受到谴责。北平啊!祖国的明珠，祖国的瑰宝，你给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我第一次进清华是从西校门进去的。从西校门到二校门，乘汽车不过三五分钟的路程，我却走了半个多小时。路沿着一条清冽的小溪延伸，在路的另一边是一片树林，路上不见一个行人。路旁的大树缓缓从我眼前掠过，多么幽静的清华园。我到清华时，朱自清先生刚刚逝世不久，那天上午刚开过他的追悼会，清华园笼罩着黯然的悲哀。朱自清先生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个爱国者，使清华园又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气氛。这就是1948年清华这个中国最高学府给我的印象。　　我到清华后的第一件事自然应该去拜访林徽因先生。但我听到一个坏消息，她不久前刚刚做了肾切除手术，肺部结核也已到了晚期，医生告诉梁思成说她将不久于人世了。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悲哀的事。我反复地考虑着去不去拜见她。我不断听到人们对她超人才智的赞扬，及对他们夫妇渊博的学问的敬佩。我更害怕了，我这个没被清华录取的小青年，在她的面前将多么尴尬。我一直拖延着去拜见她的日期，直到她听到我已到清华的消息，召见我时，我才去见她。　　在一个初秋的早上，阳光灿烂，微风和煦，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8号梁家的门口，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刘妈把我引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着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着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我的注意力被书架上的一张老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亲的合影。看上去林先生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啊!我终于见到了这位美人。我不想用细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双眼皮，长睫毛，高鼻梁，含笑的嘴，瓜子脸……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不能，在我可怜的词汇中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字眼，她给人的是一种完整的美感：是她的神，而不全是貌，是她那双凝神的眼睛里深深蕴藏着的美。当我正在注视这张照片时，只听卧室的门“嗒”地一声开了。我回转身来，见到林先生略带咳嗽、微笑着走进来，她边和我握手边说：　　“对不起，早上总是要咳这么一大阵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见人，否则是见不得人的。”她后面一句话说得那么自然诙谐，使我紧张的心弦顿时松弛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这句话包含着她这一辈子所受的病痛的折磨与苦难。我定睛看着她。天哪!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窝中的眼睛，放射着奇异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抓住。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羊绒衫，白衬衫的领子随意地扣在毛衣内，衬衫的袖口也是很随便地翻卷在毛衣外面。一条米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驼色的绒便鞋。我们都坐下后，她就开始问我报考大学的情况。这是我最怕的事，只得羞怯怯地告诉她，我自认为数学、化学、语文尚好对付，物理和地理不行，最头疼的是英语，我对它简直是一筹莫展。她笑了笑说：　　“你和我们家的孩子相反，再冰、从诫（梁思成的女儿和儿子）他们都是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　　“我怕文法，”我说，“我简直搞不清那些文法。”　　“英语并不可怕，再冰中学时在同济附中，学的是德语，英语是在家里学的，我只用了一个暑假来教她。学英语就是要多背，不必去管什么文法。一个假期我只选了一本《木偶奇遇记》做她的课本，儿童读物语法简单，故事也吸引人，她读一段背一段。故事读完了，英文也基本学会了，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

　　接着她又问起我的食宿情况。我告诉她，我已经在工字厅食堂入伙。系里的美术教师李宗津先生把他在工字厅的宿舍暂时借给我住，因为他城里另有住房。但是工字厅是男教工宿舍，所以很不方便。她很快就想到可以让我借住在吴柳生教授家，并说要亲自去和吴夫人商量。然后她又问我对北平有什么印象，当我正准备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回答她时，她已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北京的历史。　　“北京城几乎完全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她看出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便又接着解释说：　　“北京城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墙的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是左右对称的。它自北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八千米。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称之为世界奇观之一。　　“‘左祖右社’是对皇宫而言，‘左祖’指皇宫的左边是祭祖的太庙。‘右社’指宫室右边的社稷坛(现在是中山公园)。‘旁三门’是指东、西、南、北城墙的四面各有三个城门。不过北京只是南面有三个城门，东、西、北面各有两个城门。日坛在城东，月坛在城西，南面是天坛，北面是地坛。‘九经九纬’，是城内南北向与东西向各有九条主要街道，而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时能并列九辆车马即‘经涂九轨’。北京的街道原来是很宽的，清末以来被民房逐渐侵占越来越狭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当年马可·波罗到了北京，就跟乡巴佬进城一样吓蒙了，欧洲人哪里见过这么伟大气魄的城市。”我们都笑了，她接着说：　　“‘面朝后市’也是对皇宫而言，皇宫前面是朝廷的行政机构，所以皇帝面对朝廷。‘市’是指商业区，封建社会轻视工商业，因此商业区放在皇宫的后面。现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国以后繁荣起来的。过去地安门大街和鼓楼大街是北京为贵族服务的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外的商业区原来是在北京城外，因为辽代与金代的首都在现在北京城的西南。元朝的大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元大都当然和金的旧都有联系，那时从旧都来做买卖的商人，必须绕到城北的商业区去，所以干脆就在城外集市。北京前门外有好几条斜街，就是人们在新旧两城之间走出来的道路，开始是路旁搭起的棚户，慢慢地发展成为固定的建筑和街道。过去一有战争城外的人就往城里跑，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卫才建了外城。……”她一口气说着，一个封建社会宏伟的北京城地图，在我眼前勾画了出来。接着我们又谈起颐和园，这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但是那时到颐和园没有公共汽车，我虽然有一辆自行车，却还不会骑，所以一直没有去。我听说颐和园的长廊特别有趣。林先生却摆手说：　　“颐和园前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沈从文现在正住在谐趣园，你可以去找他，请他做向导。”我们谈着谈着，实际上是她谈着我听着，不知怎么搞的竟过了两三个小时。我完全忘了她是个重病人，慌忙站起身告辞。她笑笑说：“我也累了，每天下午四点我们喝茶，朋友们常来坐坐，欢迎你也来。”我从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交往过，但不知怎么的，一段意想不到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我从梁家出来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像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那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和热情。真的，怎能包含那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感受到的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那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那天我没有见到梁思成先生，听说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衔去了。　　我初到清华时，建筑系开办才两年，全系师生加起来只有三十多人。学生都在一个大教室上设计课，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学生对教师不论老少都称“公”。那时的建筑系真是富有民主精神，而且朝气蓬勃，我也常常到系里去看李宗津作画。　　有一天我正走在建筑系的楼道里，迎面来了一位中年人，他身材瘦小，有些驼背，穿一身考究的西服，戴着一副宽边大眼镜，更增加了他那学者的风度。他看来和蔼可亲，诙谐风趣。他向我伸出手，笑着点了点头，又扬起眉毛调皮地说：　　“是林小姐?我猜对了吧?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虽然我搜不出一个字来回答，但立刻就断定这位亲切的长者是梁公。　　汪季琦先生回忆他第一次和梁公见面时，梁公的头一句话就是：“我应该叫你一个好听的，叫你一声小叔叔。”因为汪有一个比他大三十多岁的哥哥是梁启超的好朋友。汪季琦回忆说：“梁公是个很有风趣的人，他几句话一说，立刻就能使对方消除生疏感，而与之亲切地交谈起来。”　　不久林先生果真去拜访了吴柳生夫人，并和她谈好让我借住的事，我便搬到吴家去了。那年因为时局的动荡，清华校方为迁校的问题斗争得非常激烈，因此没有办先修班，我也就只好自己复习课程，还跑去听了几门名教授讲授的中外通史和梁公讲的中西方建筑史。　　由于清华的先修班停办了，因此林徽因决定亲自辅导我的英语，并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我又高兴，又担心，因为有这么一位好老师来辅导我真是求之不得。同时我又看出她十分严厉，对不满意的事会直率地提出批评，而且毫不留情，我担心以后免不了会挨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