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仁齋與梁漱溟的讀書錄——輯錄者前言
一、追尋人生至理
至性動人——讀《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人生實踐上追求真理的勇士——讀《河上肇自傳》
生命通於宇宙——讀有關聖雄甘地事跡各書
讀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
二、中西思想之異
中國人與西方人思路不同——摘錄徐旭生論中西文化手稿
中國傳統政治有異於歐日——費孝通文章摘抄與按語
三、儒學乃修己之學
中國自古遠於宗教——《春秋?左傳》中一些古語《春秋?左傳》中一些古語
司馬遷《史記》不可盡信
陽明宗旨不可不辨——評謝著《陽明學派》
吾深愛諸葛公其人——讀《諸葛亮集》有感
《論語》决不可不讀——蔣著《十三經概論》讀後特志
讀熊著各書書後
探求佛學勝義
未能闡明佛傢勝義——讀《了凡四訓》後所寫評語
《佛法與世間》 講稿摘要與按語
評說西方學者思想
康德思想要點
讀羅素著《中國之問題》
愛因斯坦的宇宙觀
論中國的科學
一、追尋人生至理
至性動人——讀《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人生實踐上追求真理的勇士——讀《河上肇自傳》
生命通於宇宙——讀有關聖雄甘地事跡各書
讀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
二、中西思想之異
中國人與西方人思路不同——摘錄徐旭生論中西文化手稿
中國傳統政治有異於歐日——費孝通文章摘抄與按語
三、儒學乃修己之學
中國自古遠於宗教——《春秋?左傳》中一些古語《春秋?左傳》中一些古語
司馬遷《史記》不可盡信
陽明宗旨不可不辨——評謝著《陽明學派》
吾深愛諸葛公其人——讀《諸葛亮集》有感
《論語》决不可不讀——蔣著《十三經概論》讀後特志
讀熊著各書書後
探求佛學勝義
未能闡明佛傢勝義——讀《了凡四訓》後所寫評語
《佛法與世間》 講稿摘要與按語
評說西方學者思想
康德思想要點
讀羅素著《中國之問題》
愛因斯坦的宇宙觀
論中國的科學
先父梁漱溟所寫讀書筆記一類文字，不時於標題之前冠以“勉仁齋讀書錄”數字。這樣做，最早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已屆暮年，也曾如此。現在我們兄弟二人將他的讀書筆記一類文字整理輯錄成書問世，即沿用之以為書名。
“勉仁齋”三字首次出現在他所寫《思親記》一文：文末寫有“記於勉仁齋”數字。這是1925年春他藉住於清華園時的事：當時他獨自一人在此整理編輯我們祖父梁巨川老先生的遺書。所寫“勉仁齋”三字自然是指清華園內他的藉住之處。
1921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書末先父提出“再創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近代社會運動結合為一”的主張，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試作一種類似於宋明古代書院式講學活動，而隨後就有人響應。於是若幹青年朋友自願與先父聚攏於一處，開始了同處共學的生活。他們“自起居遊息以迄工作讀書常常都是在一起的”。
這種生活似最早起於1922年，當時先父尚任教於北大。他們同處共學之地為北平地安門內吉安所（街道名），賃屋若幹間，歷時約兩年。此時已來北大任教的熊十力先生也參與其中。
1924年下半年，師友一度同往山東曹州（今菏澤）省六中高中部辦學，1925年下半年又同返北平，賃屋於什剎海附近的東煤廠（街道名）；不久遷至西郊大有莊（頤和園外東北，今中央黨校東），租了一個宅院，又過起這種同處共學的生活。這時參加的有北大在學學生或旁聽生，有原山東省六中學生；籍貫有山東、山西、四川的，還有遠道來自海南島的。當時除熊十力先生，又多了一位德國人衛中先生。由此可見“勉仁齋”曾是有址可尋的，衹是前後多變，而且由原指個人讀書之處變為稱謂師友同處共學之處了。
師友們過的“雖然是一種團體生活，但沒有什麽會章。大傢衹是以人生嚮上相策勵，每日衹是讀書講一講學問”。他們這些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的人生生活”，而“不願模模糊糊地過下去的人”。他們“講學問”，自是講求那種“能瞭解自己，並對自己有辦法的學問”，即講求自身修養之學。此時以及日後，就有“勉仁齋諸友”一詞不時出現在師友間的信函中。這樣，“勉仁齋”三字又衍變為師友團體代名詞了。
師友以講求自身修養相互策勵，先父梁漱溟更是以“自身生活上自勉於自覺、自主、自如”為其終生的追求。這一點，讀書作為其生活內容的一部分，同樣也有體現。在閱讀本書時，讀者不難發覺先父梁漱溟對他所閱讀的內容，往往以“人生”這兩字為切入視角，或加以評價，或發表議論，或作摘錄等，以表述其心得體會。這或許是這本讀書錄與他人所著同類著作有所不同之處吧。
以本書中《讀廚川白村〈東西之自然詩觀〉》為例，他即指出廚川所說東西文藝觀點之殊異，印證了在其所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所作的“判論”：中國人與西洋人之“分異點”，在於人生態度之根本相異。
又如本是一本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青年讀物《卓婭與舒拉的故事》，卻引起他這位老人的註意。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不久他讀了一回，留有深刻印象，時隔七八年又藉來重讀，並寫出數千字的筆記。是什麽引起他如此關註？主要是卓婭的為人不凡。例如，卓婭十二三歲即表現出“內心明覺之強，不容一毫欺瞞”。而先父一嚮認為“人類之可貴在其清明自覺”，因而極為贊賞卓婭，說她“時時有其明強之內心活動，雖不知學（踐形盡性之學），而庶幾亦有吾古人所云自強不息之意”。
還有一本他一讀（1963年）再讀（1973年）的書——《河上肇自傳》。此書傳主自述其人生的內心體驗極為深刻，顯然深深觸動了他。又因為彼此的某些人生體悟有相似或相近之處，遂引起他的強烈的共鳴，因而贊譽河上肇為“人生實踐上追求真理的勇士”，寫出的讀書筆記竟有七八千字之多。他十分註意河上肇不同於一般人那樣，“在世俗趣味中混過一生，而獨能在沒有外來打擊，生活平順中，自己觸發了人生疑問，失去了人生興味，陷入苦悶深淵，然後獲得了宗教經驗”。於是聯繫到自己，梁漱溟說：“此其事例上有類於釋迦牟尼感觸人生問題而棄傢出走，下則如我愚劣，亦曾於人生煩悶中早年思求出傢，皆有若同符。”
“勉仁齋”三字首次出現在他所寫《思親記》一文：文末寫有“記於勉仁齋”數字。這是1925年春他藉住於清華園時的事：當時他獨自一人在此整理編輯我們祖父梁巨川老先生的遺書。所寫“勉仁齋”三字自然是指清華園內他的藉住之處。
1921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書末先父提出“再創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近代社會運動結合為一”的主張，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試作一種類似於宋明古代書院式講學活動，而隨後就有人響應。於是若幹青年朋友自願與先父聚攏於一處，開始了同處共學的生活。他們“自起居遊息以迄工作讀書常常都是在一起的”。
這種生活似最早起於1922年，當時先父尚任教於北大。他們同處共學之地為北平地安門內吉安所（街道名），賃屋若幹間，歷時約兩年。此時已來北大任教的熊十力先生也參與其中。
1924年下半年，師友一度同往山東曹州（今菏澤）省六中高中部辦學，1925年下半年又同返北平，賃屋於什剎海附近的東煤廠（街道名）；不久遷至西郊大有莊（頤和園外東北，今中央黨校東），租了一個宅院，又過起這種同處共學的生活。這時參加的有北大在學學生或旁聽生，有原山東省六中學生；籍貫有山東、山西、四川的，還有遠道來自海南島的。當時除熊十力先生，又多了一位德國人衛中先生。由此可見“勉仁齋”曾是有址可尋的，衹是前後多變，而且由原指個人讀書之處變為稱謂師友同處共學之處了。
師友們過的“雖然是一種團體生活，但沒有什麽會章。大傢衹是以人生嚮上相策勵，每日衹是讀書講一講學問”。他們這些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的人生生活”，而“不願模模糊糊地過下去的人”。他們“講學問”，自是講求那種“能瞭解自己，並對自己有辦法的學問”，即講求自身修養之學。此時以及日後，就有“勉仁齋諸友”一詞不時出現在師友間的信函中。這樣，“勉仁齋”三字又衍變為師友團體代名詞了。
師友以講求自身修養相互策勵，先父梁漱溟更是以“自身生活上自勉於自覺、自主、自如”為其終生的追求。這一點，讀書作為其生活內容的一部分，同樣也有體現。在閱讀本書時，讀者不難發覺先父梁漱溟對他所閱讀的內容，往往以“人生”這兩字為切入視角，或加以評價，或發表議論，或作摘錄等，以表述其心得體會。這或許是這本讀書錄與他人所著同類著作有所不同之處吧。
以本書中《讀廚川白村〈東西之自然詩觀〉》為例，他即指出廚川所說東西文藝觀點之殊異，印證了在其所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所作的“判論”：中國人與西洋人之“分異點”，在於人生態度之根本相異。
又如本是一本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青年讀物《卓婭與舒拉的故事》，卻引起他這位老人的註意。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不久他讀了一回，留有深刻印象，時隔七八年又藉來重讀，並寫出數千字的筆記。是什麽引起他如此關註？主要是卓婭的為人不凡。例如，卓婭十二三歲即表現出“內心明覺之強，不容一毫欺瞞”。而先父一嚮認為“人類之可貴在其清明自覺”，因而極為贊賞卓婭，說她“時時有其明強之內心活動，雖不知學（踐形盡性之學），而庶幾亦有吾古人所云自強不息之意”。
還有一本他一讀（1963年）再讀（1973年）的書——《河上肇自傳》。此書傳主自述其人生的內心體驗極為深刻，顯然深深觸動了他。又因為彼此的某些人生體悟有相似或相近之處，遂引起他的強烈的共鳴，因而贊譽河上肇為“人生實踐上追求真理的勇士”，寫出的讀書筆記竟有七八千字之多。他十分註意河上肇不同於一般人那樣，“在世俗趣味中混過一生，而獨能在沒有外來打擊，生活平順中，自己觸發了人生疑問，失去了人生興味，陷入苦悶深淵，然後獲得了宗教經驗”。於是聯繫到自己，梁漱溟說：“此其事例上有類於釋迦牟尼感觸人生問題而棄傢出走，下則如我愚劣，亦曾於人生煩悶中早年思求出傢，皆有若同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