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存在着多么纷呈的看法，也不管理论的探讨是否已经有了一个明晰的结果，广州人领潮流之先的生活方式已经被人们竞相效仿。近二十多年来，全国各地无数人对广州的选择，其实就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而也就是对一种文化模式的选择。正如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生活方式就是城市的文化模式。
显然，作为二千多年的历史名城，广州的魅力和气质并不呈现在历史上的三朝十帝的皇家气象上，也不规范在森然的礼仪典章里，而是体现于一系列的矛盾组合中：广州人的务实、低调、乐天悠然与“饮头啖汤”的开拓精神；广州的边缘性、非主流性与作为近代中国一度的政治中心与外贸中心的地位；广州社会的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古风犹存”……种种矛盾的因素和谐地并存着，使广州社会在扑朔迷离中异彩纷呈。
历史上，这一扑朔迷离中的异彩纷呈也正是岭南的特征。“九死南荒吾不悔，斯行奇绝冠平生”，如果这句诗不是被贬谪岭南的北宋大诗人苏东坡表达的浪漫和豪迈，至少也算是他对岭南山川奇胜所抒发的欣赏态度。确实，在北国人看来，自五岭逶迤以南，满目便是奇异的风土，充耳是呕哑的粤音，往来交接的是蛮荒的习俗。于是，南来的人多半会有去国怀乡的零落之感、孤篷万里的身世之悲，而真的久居下来了，却又像老马恋栈，尽管未“日啖荔枝三百颗”，也分明愿意“不辞长作岭南人”。 实际上，岭南的偏隅不仅使它成为在中原以外的一方奇异乐土，而且成为了一个不易破解的矛盾的组合：既是瘴气蛮烟之地，又是物产丰饶的宝国；既是“蛮语”难越的边陲，又是张眼看世界的窗口。在政治命运和革命历史进程的选择中，一方面，岭南远离中国儒家伦理政治的中心，另一方面，在近代，却又责无旁贷地成为了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更成为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的前驱。
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岭南文化”随着岭南社会在近二十多年间的变化发展，逐渐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显学”，与各种地域文化相提并论。但在对岭南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共识就是文化方式的“平民性”——渗透在茶香花香中的点点滴滴。
文化是依人而言的。在这里，人创造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从文化是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总和的最基本的定义出发，广州文化就是广州的综合的生活方式而已。
在这一综合的生活方式中，敢为人先、先行一步不仅是广州人最重要、最突出的精神品质，而且是最引人注目的行为特征。从历史到今天，这一精神引领着广州人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创造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且，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开放的广州对人的尊重与包容、对生命自由的追求的精神内核，最适宜文化的创造与共享和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与其认为文化是一种理论指导，倒不如说，文化是广州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的品质追求、工商活动的展开以及城中人的故事都可看作是“文化”的体现与传承。认识广州以及广州人，一切文化解释系统都不及生活方式来得彻底和全面。
本丛书旨在把“文化”从理论框架与抽象的描述中进行具体的还原，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角度揭示广州城市以及广州人的独特的价值观、文化精神以及审美趋向等。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文化被创造与享用的过程，更强调文化深入生活的各种细节与层次。它将层峦叠嶂地体现广州社会无与伦比的丰富性。故本丛书以如下的题目为宗旨：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谁引导了广州的文化潮流。
本丛书不进行理论抽象，而选择一批领潮流之先的“行业”现象作为载体，阐释广州的独步时代的必然性——也说明广州的被仿效，实际上人们对自主、多元、个性化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尊重。
第一卷以“广州的深度组合”为题，选择了会展业、报业、居住革命文化以及娱乐文化作为切入话题。
会展业主要体现广州作为中国窗口的意义。清末的“一口通商”、 20世纪上半叶的“广交会”时期、近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先行一 步……实际上，广州一直保持着望世界的姿态。当今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第一展”的拓展，而且是借商贸之机，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会展业具有“窗口”的象征与符号意义——标志着广州在新世纪的国际化的姿态。
“报业”重在展示广州“文化”最民间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广州报业被称为“广州现象”，一是指其文化经营的模式，二是指广州人接受与运用“文化”的信息化特征。这部分呈现出广州人的“文化观” 是以务实与变通为特质的。
居住革命与娱乐产业，一直都是广州大文化潮流中最具领先意义的。居住革命带给了广州人“买房子是为了享受人生”的新理念，颠覆了房子只是“住房”的传统观念；娱乐在制造流行文化的同时，也描述了广州人的生存状态。这两者都是广州呈现给世界的个性体现。
在第二卷《广州的平面解释》、第三卷《广州的质量报告》中将分别展示广州的精致丰富与追求卓越的品质。
显然，作为二千多年的历史名城，广州的魅力和气质并不呈现在历史上的三朝十帝的皇家气象上，也不规范在森然的礼仪典章里，而是体现于一系列的矛盾组合中：广州人的务实、低调、乐天悠然与“饮头啖汤”的开拓精神；广州的边缘性、非主流性与作为近代中国一度的政治中心与外贸中心的地位；广州社会的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古风犹存”……种种矛盾的因素和谐地并存着，使广州社会在扑朔迷离中异彩纷呈。
历史上，这一扑朔迷离中的异彩纷呈也正是岭南的特征。“九死南荒吾不悔，斯行奇绝冠平生”，如果这句诗不是被贬谪岭南的北宋大诗人苏东坡表达的浪漫和豪迈，至少也算是他对岭南山川奇胜所抒发的欣赏态度。确实，在北国人看来，自五岭逶迤以南，满目便是奇异的风土，充耳是呕哑的粤音，往来交接的是蛮荒的习俗。于是，南来的人多半会有去国怀乡的零落之感、孤篷万里的身世之悲，而真的久居下来了，却又像老马恋栈，尽管未“日啖荔枝三百颗”，也分明愿意“不辞长作岭南人”。 实际上，岭南的偏隅不仅使它成为在中原以外的一方奇异乐土，而且成为了一个不易破解的矛盾的组合：既是瘴气蛮烟之地，又是物产丰饶的宝国；既是“蛮语”难越的边陲，又是张眼看世界的窗口。在政治命运和革命历史进程的选择中，一方面，岭南远离中国儒家伦理政治的中心，另一方面，在近代，却又责无旁贷地成为了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更成为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的前驱。
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岭南文化”随着岭南社会在近二十多年间的变化发展，逐渐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显学”，与各种地域文化相提并论。但在对岭南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共识就是文化方式的“平民性”——渗透在茶香花香中的点点滴滴。
文化是依人而言的。在这里，人创造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从文化是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总和的最基本的定义出发，广州文化就是广州的综合的生活方式而已。
在这一综合的生活方式中，敢为人先、先行一步不仅是广州人最重要、最突出的精神品质，而且是最引人注目的行为特征。从历史到今天，这一精神引领着广州人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创造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且，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开放的广州对人的尊重与包容、对生命自由的追求的精神内核，最适宜文化的创造与共享和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与其认为文化是一种理论指导，倒不如说，文化是广州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的品质追求、工商活动的展开以及城中人的故事都可看作是“文化”的体现与传承。认识广州以及广州人，一切文化解释系统都不及生活方式来得彻底和全面。
本丛书旨在把“文化”从理论框架与抽象的描述中进行具体的还原，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角度揭示广州城市以及广州人的独特的价值观、文化精神以及审美趋向等。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文化被创造与享用的过程，更强调文化深入生活的各种细节与层次。它将层峦叠嶂地体现广州社会无与伦比的丰富性。故本丛书以如下的题目为宗旨：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谁引导了广州的文化潮流。
本丛书不进行理论抽象，而选择一批领潮流之先的“行业”现象作为载体，阐释广州的独步时代的必然性——也说明广州的被仿效，实际上人们对自主、多元、个性化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尊重。
第一卷以“广州的深度组合”为题，选择了会展业、报业、居住革命文化以及娱乐文化作为切入话题。
会展业主要体现广州作为中国窗口的意义。清末的“一口通商”、 20世纪上半叶的“广交会”时期、近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先行一 步……实际上，广州一直保持着望世界的姿态。当今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第一展”的拓展，而且是借商贸之机，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会展业具有“窗口”的象征与符号意义——标志着广州在新世纪的国际化的姿态。
“报业”重在展示广州“文化”最民间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广州报业被称为“广州现象”，一是指其文化经营的模式，二是指广州人接受与运用“文化”的信息化特征。这部分呈现出广州人的“文化观” 是以务实与变通为特质的。
居住革命与娱乐产业，一直都是广州大文化潮流中最具领先意义的。居住革命带给了广州人“买房子是为了享受人生”的新理念，颠覆了房子只是“住房”的传统观念；娱乐在制造流行文化的同时，也描述了广州人的生存状态。这两者都是广州呈现给世界的个性体现。
在第二卷《广州的平面解释》、第三卷《广州的质量报告》中将分别展示广州的精致丰富与追求卓越的品质。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总结了广州文化的三个特点：平民的而非精英的，本土的而非外来的，未完成的而非固定的。这样的阐释现在看来依然是恰当的。以下借用《南方都市报》对广州城市精神的解释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并作结本序文。
我们坚持认为，广州的城市精神需要重新叙说。这种叙说的目的不是停留在“如数家珍”的层面上，更不是为了制造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自恋，而是指向一种城市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往习以为常的所谓“平民精神”、“实用主义”乃至对于“岭南文化”的褊狭理解，在这里都要重新受到质疑。比如在广州“土著”潘达微身上，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广州精神的另一面。他既是勇敢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先锋艺术家；既是一位社会慈善家，同时又是一位看破红尘的出家人。凭着他的才能，他完全可以建功立业(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艺术方面)，但他却淡泊名利，毅然斩断尘缘。强烈的世俗关怀与超验的宗教情愫、宏大的社会理想与细微的艺术感受，竟然能如此天衣无缝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这个以自身生命的丰盈而超越了世俗归类、无法定义的人物身上，可能恰恰体现了广州文化失传已久的精髓。（2003年3月3日《南方都市报》）
我们期望在日常中体察广州，在体察中发现潮流因我们而改变。
我们坚持认为，广州的城市精神需要重新叙说。这种叙说的目的不是停留在“如数家珍”的层面上，更不是为了制造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自恋，而是指向一种城市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往习以为常的所谓“平民精神”、“实用主义”乃至对于“岭南文化”的褊狭理解，在这里都要重新受到质疑。比如在广州“土著”潘达微身上，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广州精神的另一面。他既是勇敢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先锋艺术家；既是一位社会慈善家，同时又是一位看破红尘的出家人。凭着他的才能，他完全可以建功立业(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艺术方面)，但他却淡泊名利，毅然斩断尘缘。强烈的世俗关怀与超验的宗教情愫、宏大的社会理想与细微的艺术感受，竟然能如此天衣无缝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这个以自身生命的丰盈而超越了世俗归类、无法定义的人物身上，可能恰恰体现了广州文化失传已久的精髓。（2003年3月3日《南方都市报》）
我们期望在日常中体察广州，在体察中发现潮流因我们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