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儿义子拜盈门，妙语流传最断魂。强欲为儿无那老，捋须自叹不如孙。”——这是近人岳鸿举写的一首诗［1］。说的是：明末天启年间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百官中的一些宵小，拜倒在其名下，充当干儿，时已老态龙钟的礼部尚书顾秉谦，捋着长须对魏忠贤说：“本欲为儿，惜须已白。”故命其子拜为孙。魏忠贤心花怒放，赏给他纹银二百两［2］。这是晚明政治史上一幕小小的丑剧。但是，透过这幕丑剧，我们不难看出，魏忠贤之流的宦官掌权时，政治上是何等的乌烟瘴气。
当然，宦官并不是明朝末年的“特产”，宦官是中国古老而又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肌体上孕育出来的怪胎，考其来源，亦可谓久矣。
《诗经·小雅》中，有一篇诗名叫《巷伯》，汉代经学大师郑康成解释说，“巷伯，奄官寺人，内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皇后之命，于宫中为近，故谓之巷伯。”据说，这首诗是一个名叫孟子的寺人，因被谗受宫刑，愤而作此诗以讽刺周幽王的。这里的奄官、寺人，都是“内小臣”，也就是宫中内臣——宦官的别称。在《左传》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宦官的历史踪迹。此书襄公二年（前571）记载谓，“令司宫巷伯儆宫。”晋代学者杜预注道：“司宫，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宫内之事。”如此看来，远在周代，宦官就已经出现在深宫内廷之中了。但是，这个时期的宦官，对国家政治生活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近代学者龙文彬据《周礼·周官》推测，当时的小臣、阍人、寺人之类，“皆内宰统之，上隶于冢宰(即后世宰相)。”因此他认为，在西汉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宦官从未兴风作浪，“宰相制之也”［3］。即以西汉而论，“汉承秦制”，在制度上仍然不失为“古色古香”，三公总九卿，“而少府之官，内臣皆属焉”，仍然隶属于外庭，惟其如此，宦官们的命运，掌握在大臣手中，他们也就不可能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这个看法是不错的。早在清初，顾炎武即曾指出：“阍人、寺人属于冢宰，则内廷无乱政之人。”［4］这个时期，多数宦官也并非由“刑余之人”担任，而是由正常人充当，人数也比较少。
宦官成为一种严重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特殊政治势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严格地说，是东汉以后的事。刘秀“光武中兴”，重用宦官，后来愈演愈烈，到了东汉末年，已不可收拾。这表明，宦官势力的日渐膨胀，是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发展、强化的产物。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曾经慨乎言之：“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来，人尽知之，乃卒至裂肝碎首者，何欤?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5］这是一个很好的揭露。历代封建帝王没有一个不是“多欲”——人欲横流的。但是，在他们的无数欲望中，有两点最为强烈：第一，希望皇位能传之千秋万世，好让家天下地久天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专制政治的根本特点之一——皇位的不可转让性。这一来，如何确保帝王一系血统的纯洁性，便成为封建帝王的头等大事。惟一的途径是，在深宫内院中，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不让第二个男人出现。但这在事实上又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如果在宫中真的除了皇帝一人外，没有第二个男人，那么，谁来为皇帝办事呢?光是后、妃那些娘儿们显然不行。最稳妥的办法，是让既是男人，却因生殖器官被阉割而成了“半个女人”［6］的人在宫内当差，这种不男不女、半雌半雄的人，就是宦官。第二，希望最大限度地将君权、夫权合而为一。还是黄宗羲说得好：“岂知后世之君，乃以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固必然之势也。”［7］封建统治者几乎没有一个不追求妻妾成群的淫逸生活。最高统治者皇帝更毋庸论，他既是全国最高政治权力的代表者，也是夫权的最大代表者。对于封建帝王来说，维护其夫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当然也是至为重要的。汉代仲长统说过：“宦竖傅近房卧之内，交错妇人之间。”［8］因为只有经过腐刑成了特种男人、“半个女人”的宦官，在与宫中妇女接触中，才不会发生大的问题。惟其如此，随着君权的发展，宦官的数字不仅日益庞大，而且全部都由被阉割过的阉人组成。秦和西汉的宦官，固然多数是阉人，但也还杂用一部分士人，而从东汉开始，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9］。从此，阉人、宦官，浑然一体，已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同义语了。
当然，宦官并不是明朝末年的“特产”，宦官是中国古老而又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肌体上孕育出来的怪胎，考其来源，亦可谓久矣。
《诗经·小雅》中，有一篇诗名叫《巷伯》，汉代经学大师郑康成解释说，“巷伯，奄官寺人，内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皇后之命，于宫中为近，故谓之巷伯。”据说，这首诗是一个名叫孟子的寺人，因被谗受宫刑，愤而作此诗以讽刺周幽王的。这里的奄官、寺人，都是“内小臣”，也就是宫中内臣——宦官的别称。在《左传》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宦官的历史踪迹。此书襄公二年（前571）记载谓，“令司宫巷伯儆宫。”晋代学者杜预注道：“司宫，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宫内之事。”如此看来，远在周代，宦官就已经出现在深宫内廷之中了。但是，这个时期的宦官，对国家政治生活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近代学者龙文彬据《周礼·周官》推测，当时的小臣、阍人、寺人之类，“皆内宰统之，上隶于冢宰(即后世宰相)。”因此他认为，在西汉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宦官从未兴风作浪，“宰相制之也”［3］。即以西汉而论，“汉承秦制”，在制度上仍然不失为“古色古香”，三公总九卿，“而少府之官，内臣皆属焉”，仍然隶属于外庭，惟其如此，宦官们的命运，掌握在大臣手中，他们也就不可能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这个看法是不错的。早在清初，顾炎武即曾指出：“阍人、寺人属于冢宰，则内廷无乱政之人。”［4］这个时期，多数宦官也并非由“刑余之人”担任，而是由正常人充当，人数也比较少。
宦官成为一种严重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特殊政治势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严格地说，是东汉以后的事。刘秀“光武中兴”，重用宦官，后来愈演愈烈，到了东汉末年，已不可收拾。这表明，宦官势力的日渐膨胀，是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发展、强化的产物。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曾经慨乎言之：“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来，人尽知之，乃卒至裂肝碎首者，何欤?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5］这是一个很好的揭露。历代封建帝王没有一个不是“多欲”——人欲横流的。但是，在他们的无数欲望中，有两点最为强烈：第一，希望皇位能传之千秋万世，好让家天下地久天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专制政治的根本特点之一——皇位的不可转让性。这一来，如何确保帝王一系血统的纯洁性，便成为封建帝王的头等大事。惟一的途径是，在深宫内院中，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不让第二个男人出现。但这在事实上又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如果在宫中真的除了皇帝一人外，没有第二个男人，那么，谁来为皇帝办事呢?光是后、妃那些娘儿们显然不行。最稳妥的办法，是让既是男人，却因生殖器官被阉割而成了“半个女人”［6］的人在宫内当差，这种不男不女、半雌半雄的人，就是宦官。第二，希望最大限度地将君权、夫权合而为一。还是黄宗羲说得好：“岂知后世之君，乃以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固必然之势也。”［7］封建统治者几乎没有一个不追求妻妾成群的淫逸生活。最高统治者皇帝更毋庸论，他既是全国最高政治权力的代表者，也是夫权的最大代表者。对于封建帝王来说，维护其夫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当然也是至为重要的。汉代仲长统说过：“宦竖傅近房卧之内，交错妇人之间。”［8］因为只有经过腐刑成了特种男人、“半个女人”的宦官，在与宫中妇女接触中，才不会发生大的问题。惟其如此，随着君权的发展，宦官的数字不仅日益庞大，而且全部都由被阉割过的阉人组成。秦和西汉的宦官，固然多数是阉人，但也还杂用一部分士人，而从东汉开始，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9］。从此，阉人、宦官，浑然一体，已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同义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