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平三年（359年）鼕天，東晉部隊打了一個敗仗，損失了15000人，丟了幾座城池。其實，這對屢戰屢敗的東晉部隊來說，算不了什麽，但是總指揮謝萬不僅被革職，而且被貶為庶人，永遠不能再當官。雖然合情合理，但真是有點小題大做了。陳郡謝傢面臨滅頂之災，這下滿朝文武不幹了，勸說的人絡繹不絶跑到謝傢，要謝安出山。
　　為什麽滿朝文武這麽緊張謝傢？
　　因為他們害怕桓溫一傢獨大。
　　桓溫是當下最有權有勢的人，他不僅占據着荊州這樣的軍事要地，掌控全國近一半地方的實權，而且還擁有強大的軍隊。
　　在強勢的桓溫面前，一直以來，朝廷依靠拱衛首都建康（今南京）的周邊大區揚州、西府豫州和北府徐州，與桓溫維持恐怖平衡。特別是豫州，它是謝傢經營十五年的領地，桓溫用了許多手段，始終不能拿下。
　　現在謝傢在豫州受到重挫，唇亡齒寒，東晉皇室和名門大戶人人自危。
　　能輓救時局的，衹有一個人，就是謝安。
　　這年謝安40歲，按我們現在45歲還可以評“十佳青年”的慣例來說，他還年輕，可是放在一千七百年前，中國人的壽命普遍衹有50多歲的情況下，他已經是中老年了。不過，比起姜太公70歲纔出來上班的榜樣，40歲的謝安算是風華正茂。
　　作為當代最出名的隱士，謝安曾屢次拒絶為國效力，為此，中央組織部（吏部）還有一個“謝安條款”：永遠不許謝安當官。其實謝安年輕時候，也學兄弟們，選擇公務員之路，到國務院當秘書（司徒府當著作郎），但是秘書這活，有過無功，替人作嫁衣，很消耗青春，不多久，謝安就告病回鄉。後來，揚州刺史庾冰慕名，幾次來請他出山，庾氏當時權傾朝野，又是皇親國戚，謝安實在逃不過，不得已到庾冰那裏上了一個多月的班，還了人情之後，不知道又找了什麽藉口，辭職回傢了。但是朝廷並不放過他，還不斷地叫他當官，給他好多選擇，比如他願意當散官的話，可以當琅琊王司馬昱的琅琊王友，這是個閑職，名義上是官，實際上是友，相當於國策顧問，地位超然，但是謝安不願意。後來吏部尚書範汪又叫他當吏部郎，這是實職，相當於中央組織部非常務副部長。他還是不當。
　　所以，比照現在“年輕化、專業化”的用人標準，衆人心中的“超級男生”謝安同學，其實是一個“老大難”青年，擱今天，當公務員？門都沒有。
　　儘管如此，現在包括國務院總理（丞相）司馬昱在內，都巴巴等着謝安點頭出山。
　　首都建康的官僚圈子裏，流傳一句話，“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也就是說，如果謝安不出山，全國的老百姓就活不了。地球缺誰都會轉，缺謝安就不好好轉了。
　　遠在會稽郡東山（今浙江上虞）隱居的謝安，這時候心情也很復雜。
　　其實一直以來，謝安的問題，都衹有一個，就是什麽時候出山，而不是出不出山。
　　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朝廷處廟堂之高關心子民謝安的同時，謝安處江湖之遠也關心朝廷的時局變化，等待出山的機會。
　　作為一個志嚮遠大的隱士，謝安等一個可以創建不世功勳的機會。
　　像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一樣，謝安以靜待動，表面上一副等待的姿態，玩行為藝術，其實私底下卻是積極部署。
　　决定謝安出不出山，什麽時候出山，有三個條件：一是傢世，二是是聲望，三是人脈。
　　傢世高下决定他起點的位置，聲望大小决定他職位的優劣，人脈深淺决定他事業的揮灑空間。也就是說，這三個條件，决定謝安有沒有機會，有多大機會，能夠創出多大的事業。
　　這其中，最重要的條件一是傢世，二是傢世，三還是傢世。如果非得給這個條件加個限製的話，就是想當高官，必須有非常好的傢世。
　　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從晉朝的公務員制度說起。

　　晉朝公務員制度叫做九品中正製，這是一個人才綜合考評體係，大約是這麽回事：
　　（1）主考人是國傢設在全國盛市（郡縣）兩級的地方組織部長“中正”，中正一般由本地在中央任職的二品以上官員擔任，這樣既能上達天聽，又能下通民情。不過中正經常在中央呆着，真正辦事的是中正的屬員“訪問”，他們跟星探一樣，負責做傢訪，考察人才，並報告給中正，中正負責寫評語、定品級，上報中央復核後，錄入中央組織部的儲備幹部數據庫。以後當官的品級就跟中正評的品級挂鈎，好比中正評定你可以當廳局級幹部，那麽以後廳局長職位，你就可以當。中正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為了提高中正的權威，政府還禁止被評者訴訟枉麯，這也跟我們現在高考差不多，考分出來多少就是多少，不許查捲。
　　（2）中正給人才定品級的標準有三個：傢世、道德、才能。
　　傢世就是要看被評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在三個標準中，傢世比較好評，可以量化比較，比如說，我爸爸是二品官，你爸爸是九品官，那麽竜生竜，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我這個人才就比你這個人才高級。
　　評價“道德、才能”，就比較難辦，衹能由中正概括寫一寫。比如曹魏時候，有一個叫吉茂的人，得到中正的評語是“德優能少”。
　　根據上面三個標準，中正把人才分為九品，一品人才是英明蓋世的聖人之品，天下有一個孔聖人就夠了，不需要年年都出聖人，因此這個品是虛品，空在那邊。所以二品就是極品。一開始，二品人才還比較少，但是慢慢的，制度就出了問題：
　　1. 中正的評價越來越流於形式
　　中正本人不可能每天背着手在家乡走街串巷包打聽，當時社會也形成所謂的“品題” 熱潮，大傢熱衷於評人好壞，比如謝安評價時人褚爽說，如果褚爽長大後不能成纔，我就再也不看人了。對於儲備幹部的評價，主要是通過手下的人道聽途說匯總起來的，肯定有不全面的地方。古代職業品種有限，沒有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這樣的部門，所以為人民服務就是當人民的父母官，你把人考評太差，人傢不能當官，就不容易發財，所謂“奪人錢財，等於殺人父母”，擋人前途，自然招人忌恨，特別是那些“德少能優”沒有道德、又能鑽營的幹部肯定會懷恨在心，對中正不利。此外，中正的評價，關係到人傢前途，走後門的、說情的、關係戶的，都免不了要做個順水人情，不好把這些人的評語都寫得太壞。
　　這麽一來，久而久之，評語就越來越好，比如西晉時，孫楚被評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這就有點鬍扯，孫楚當時還衹是一個儲備幹部，沒有什麽實踐經驗，也沒有基層鍛煉，從哪方面可以看出他這麽牛？
　　2. 傢世成了選拔人才的惟一依據，這有兩個原因：
　　(1) 既然貴族子弟都能通過各種關係成為“德纔兼備”的人才，那麽最後就衹能拼傢世了。
　　無法量化的標準，其實就是沒有標準，因為他受評委主觀因素影響太大，不同的人，考評結果會有天壤之別。這樣會慢慢侵吞公信力，就沒有人認真在這上面用功了，中正們都樂得當老好人。隨着時間的推移，有權有勢的人頂着格，都成了“天材英博，亮拔不群”的二品人才，二品人才越來越多，使得二品以下就成了下品。這就跟高招保送制度一樣，制度原意是保證優秀人才不至無學可上，但是真正優秀的人才基本上是可以考上大學的，所以為了提高升學率，許多有保送資格的中學就淨把不太優秀的人才包裝成優秀人才，保送上大學了。所以沒有標準的制度，一定會成為排排坐、分果果的利益均沾制度。
　　到了東晉第一任丞相王導手裏，直接簡化成：“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
　　(2) 制度設計者為了杜絶官員在選拔人才方面應付了事，還規定了一個連坐制度，規定評語不實的，推薦人要承擔責任。制度運行之後，負面效果就出來了，因為誰也不敢保證自已的評語真實客觀準確，所以如果不是利益相關，沒有什麽人會沒事找事，冒險推薦不相幹的人，這就促使人才選拔制度變成了裙帶關係制度，大傢親戚之間互相推薦，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失勢，相互扶持。久而久之，掌權的大傢族以及文武百官之間就形成小圈子，成為利益共同體。所以有人針對時下貪腐事件出謀獻計說，為了防貪，要建立制度，追究當初提拔貪官的人的責任，這是糊塗人講糊塗話，真要是這樣，我們的公務員制度豈不是倒退一千年了，選人錯誤，重要的是要檢討制度問題。
　　九品中正製發展下去，隨着小圈子裏的人越來越多，為了照顧大部分人的利益，到南朝時期，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無關重要，所重視的衹是魏晉間遠祖的名位。出身决定前途，官員選拔制度簡化成了搜索引擎，惟一的功能就是查找族譜。而記載傢族血統和姓族的傢族譜牒就像電話黃頁一樣，不僅朝廷選官時要加以利用，而且社會上嫁女擇婿也要查詢。為防止假冒，國傢還專門設有譜局，社會上也有專門編撰和研究譜牒的世傢，成為一門畸型産業。
　　這樣的制度，一方面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庶族成為天生被統治民族，社會兩極分化，對立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貴族子弟之間因為缺乏競爭，泥沙俱下，東晉末期，就沒有什麽突出人物了。到了隋唐，就被科舉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