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这些文字起自对历史与叙事的双重热情，起自爱与孤独，起自对一种风格的迷恋。这些文字还起自于刻板的公务员生涯中对往事的追忆，这些追忆使我在现世的种种诱引面前转身后撤，决意把二十年前就想做的这件事做成。那时，通过某种古老的方式（比如口耳相传），我知道了我居住的地区、我每天经过的石桥和街巷，也曾经是数百年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文人们习见的生活场景，那一喜好精神辩诘的传统还像暗流一样在当代生活的河道下潜滋暗长。我曾努力过，试图描绘出这一精神的河流的走向，却又因年少无知而无力泅渡。西蒙娜·薇依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离上帝就越来越近了。当我接近四十岁门槛的时候，我知道了，我有责任描绘出某种生成我血液和禀赋的东西，描绘出那种超越于地理学之上的、飘荡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一脉精神的幽香，于是我重新走近了这些逝去年代的人和事。
一个孩子问他的父亲，什么是历史？父亲告诉他，我们这颗星球上所有发生过的都是历史，比如说，一只小鸟一天里捉了多少虫子，练习飞翔飞到多远，这就是这只小鸟一天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现在的写作，也正是为了描摹出天空中那曾经有过的飞鸟的痕迹。只不过在本书中，这个天空,是从明代中叶起至清代乾隆的二百余年间。
小说以想象取胜，历史用事实资证，小说中交织着历史影像，而历史也不妨写得如小说一般生动。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从各自的领地出发向着对方走去，相会于幻想与事实、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中间地带，那便是叙事的国度。事实上每个写作者都是兼具现实关怀和历史意识的。而对历史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需要在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中确立自我身份，在时间的流变中找到自身确切的位置。当我写作本书时，常常会感到写作本身所要求的戏剧化与陈述史实之间的冲突。我希望让人物和事件更多地呈现出它们原本应该是的样子，但也希望读者读我的书入迷，这之间的两难的确曾让我犹豫，并让我在犹豫中放慢了写作速度。但惠特曼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方向：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是啊，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适当说出事实”，无论多么丰茂的想象力，也需要事实来激发和唤醒。
本书人物，从王阳明、袁中道、张岱、张苍水、黄宗羲、万斯同到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大致生活于明中叶至清康、雍、乾时期的二百余年间。这二百余年，是中国历史由衰至乱、由乱而治的充满着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的激变给思想学术的生长提供了广阔的天空和无数个可能，也使得以文章学术为业的文人的个人遭际如风中转蓬流转无定，呈现出各各不同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肖像。他们是贫瘠年代的山岩中长出的一树树好花——精神之花，也是人格之花。而选取这些人物为个案，试图从时代和生活的铺陈中，呈现出十六至十八世纪江南文人思想、学术的嬗变和各自的精神肖像，也正是作者努力的一个方向。
在这二百余年人物、事件的衍生中，读者会看到一代代江南文人之间精神、思想的传承，他们相互间的认同、质疑、批判、辩驳，他们如何用毕生的热情乃至牺牲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幸福来建立、维护这一精神传统的生长。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他们无一不在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与纠缠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或以身殉道，或在书籍与学术中消磨终生，或在现实世界的失败中寄情于感官世界的声色，或在人生的中途低徊于内心世界的成长与衰败……
近代以降，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分子开始有了深刻严峻的反思，其中不乏震聋发聩之论。更有论家对明季文人把有限的光阴消磨在讲说辩论上和乾嘉以后的“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学风进行深入剖析，把这些文化积孽称作“二毒”：“二毒不去，徒肆纸墨宣传。”①及至把社会的腐败归结到知识分子，诘问知识分子和大众究竟谁该负起改良社会的责任，则是责己也深，转移了对根本性的制度的探讨。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深切的体认和反思，乃有二十世纪初叶挑战整个旧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呼唤起知识分子对现实和人生的关怀。
如果说传统是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是移动的，不管我们行进到了多远，总可以在里面照见我们“曾经是”的模样。从这一初始的映像，还可以看见我们“现在是”，或“将来是”的模样。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时，那姿态却应该是前倾的，这样我们才会更清醒地看到，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止了这些传统文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作者于2006年2月23日
这些文字起自对历史与叙事的双重热情，起自爱与孤独，起自对一种风格的迷恋。这些文字还起自于刻板的公务员生涯中对往事的追忆，这些追忆使我在现世的种种诱引面前转身后撤，决意把二十年前就想做的这件事做成。那时，通过某种古老的方式（比如口耳相传），我知道了我居住的地区、我每天经过的石桥和街巷，也曾经是数百年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文人们习见的生活场景，那一喜好精神辩诘的传统还像暗流一样在当代生活的河道下潜滋暗长。我曾努力过，试图描绘出这一精神的河流的走向，却又因年少无知而无力泅渡。西蒙娜·薇依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离上帝就越来越近了。当我接近四十岁门槛的时候，我知道了，我有责任描绘出某种生成我血液和禀赋的东西，描绘出那种超越于地理学之上的、飘荡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一脉精神的幽香，于是我重新走近了这些逝去年代的人和事。
一个孩子问他的父亲，什么是历史？父亲告诉他，我们这颗星球上所有发生过的都是历史，比如说，一只小鸟一天里捉了多少虫子，练习飞翔飞到多远，这就是这只小鸟一天里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现在的写作，也正是为了描摹出天空中那曾经有过的飞鸟的痕迹。只不过在本书中，这个天空,是从明代中叶起至清代乾隆的二百余年间。
小说以想象取胜，历史用事实资证，小说中交织着历史影像，而历史也不妨写得如小说一般生动。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从各自的领地出发向着对方走去，相会于幻想与事实、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中间地带，那便是叙事的国度。事实上每个写作者都是兼具现实关怀和历史意识的。而对历史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需要在一种关于过去的叙事中确立自我身份，在时间的流变中找到自身确切的位置。当我写作本书时，常常会感到写作本身所要求的戏剧化与陈述史实之间的冲突。我希望让人物和事件更多地呈现出它们原本应该是的样子，但也希望读者读我的书入迷，这之间的两难的确曾让我犹豫，并让我在犹豫中放慢了写作速度。但惠特曼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方向：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是啊，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适当说出事实”，无论多么丰茂的想象力，也需要事实来激发和唤醒。
本书人物，从王阳明、袁中道、张岱、张苍水、黄宗羲、万斯同到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大致生活于明中叶至清康、雍、乾时期的二百余年间。这二百余年，是中国历史由衰至乱、由乱而治的充满着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的激变给思想学术的生长提供了广阔的天空和无数个可能，也使得以文章学术为业的文人的个人遭际如风中转蓬流转无定，呈现出各各不同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肖像。他们是贫瘠年代的山岩中长出的一树树好花——精神之花，也是人格之花。而选取这些人物为个案，试图从时代和生活的铺陈中，呈现出十六至十八世纪江南文人思想、学术的嬗变和各自的精神肖像，也正是作者努力的一个方向。
在这二百余年人物、事件的衍生中，读者会看到一代代江南文人之间精神、思想的传承，他们相互间的认同、质疑、批判、辩驳，他们如何用毕生的热情乃至牺牲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幸福来建立、维护这一精神传统的生长。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他们无一不在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与纠缠中扮演各自的角色，或以身殉道，或在书籍与学术中消磨终生，或在现实世界的失败中寄情于感官世界的声色，或在人生的中途低徊于内心世界的成长与衰败……
近代以降，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知识分子开始有了深刻严峻的反思，其中不乏震聋发聩之论。更有论家对明季文人把有限的光阴消磨在讲说辩论上和乾嘉以后的“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学风进行深入剖析，把这些文化积孽称作“二毒”：“二毒不去，徒肆纸墨宣传。”①及至把社会的腐败归结到知识分子，诘问知识分子和大众究竟谁该负起改良社会的责任，则是责己也深，转移了对根本性的制度的探讨。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深切的体认和反思，乃有二十世纪初叶挑战整个旧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呼唤起知识分子对现实和人生的关怀。
如果说传统是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是移动的，不管我们行进到了多远，总可以在里面照见我们“曾经是”的模样。从这一初始的映像，还可以看见我们“现在是”，或“将来是”的模样。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时，那姿态却应该是前倾的，这样我们才会更清醒地看到，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止了这些传统文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作者于2006年2月23日
岩中花树
——王阳明自画像
一个人的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延展的、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第一章
一个流放官员之死—一个京城小吏的苦闷—我的朋友湛若水—我入了锦衣卫监狱—狱中的阅读—泛海—父亲的形象—流放途中—我在树林里发出了一声长啸
1.
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①一次又一次，想起这张不再在这个世界存在的脸，想起那脸上的忧伤和阴郁，那种劫数将尽的张皇，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岁月里自己的脸。这种经验使我坚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通过一张陌生人的脸，甚至一头牲畜，一棵树，我们都会与过去或未来的自己相遇。
南方的山野，一过黄昏，天就暗得飞快，雨天尤甚。是秋天了，山道旁已见木叶纷飞，那黄蝴蝶一般的落叶，它们徐缓的落势仿佛对这个世界还充满着无尽的留恋。这僻远之地的驿站，一整天里除了一个商队，再也没有一匹马经过。百无聊赖地听着冷雨敲窗，我不无伤感地想到，又一天就要滑落了，过往的时间就要像落叶一样堆满我们的身后，直至湮灭我们的呼吸。
就在这样一个蛮荒之地的黄昏，那个男子进到了我眼里。准确地说，他们是三个人。透过驿站院子的篱笆，这三个小黑点转过一个山角，顺着驿路慢慢走近了。中间一个年长，走得有些踉跄，边上搀扶着他的两个年齿小些的，看样子是他的仆人或者子侄辈。那男子脸上不加掩饰的悲哀和沉郁一下就击中了我。我还发现他的脸是青色的，只有垂死之人才会有的那种青。从他们的衣着和神情我一眼就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土著，而是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万里投荒所为何？就像我三年前从帝国的京城放逐到此一样，这个看上去要比我大上一轮的来自中原的男子（我猜想他是一个级别不会太高的下级官吏）又是遭受了什么不走运的事呢？
这就是我与他——一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放逐官员——的惟一的交往：我透过驿站院子里的篱笆墙望了他一眼。就一眼。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眼是茫然的，空空的，那种没有了生气的空。我那时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要不然，我怎么着也要把他拉进驿站，让他用温水烫脚洗尘，喝一盅土法烧制的辛辣的苞谷酒祛祛身上的寒气。作为一个政府驿站的负责人员——我的官职是龙场驿的驿丞——如果他提出下榻在此我是断断没有理由拒绝的，因为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照料往来的行客，为他们提供服务。但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碍着自己的待罪之身，竟然在我的注视下走过驿站大门。就在我片刻的犹豫之际，他已经走过驿站，投宿到了对面不远处的一户土著人家。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正是因为我那天的片刻犹豫，没有出门去挽留他，使得这个北来的行客生命中最后一个晚上被迫在一户苗家度过。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可是……可是即便我留宿了他，我能改变他走向终焉的命运吗？太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命若琴弦，生如蝼蚁，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预先知道死亡这只独角兽会在何处跳将出来掳走我们的生命就像摘下树上的一枚叶子。我这么说是在为自己开脱吗？
本来那天晚上我是想去看望那三个中原人的。离京三年，音讯阻隔，北方中原对我来说已如另一个星球一般遥远。有客远来，坐谈帝京旧事风物，在这荒蛮之地也不失为一桩难得的赏心乐事。吃过晚饭，我都已经穿上了蓑衣，提上了马灯，可是一打开门，肆虐的雨水又让我的脚步在门边滞住了。那雨就像一条条狂暴的鞭子，抽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我取消了夜间的造访，却因为牵挂着那三个中原客人，一夜都没有睡好。后半夜，雨声小了下去，山野间的风，却像猫爪子一样不住地在门上抓挠。我接连做了好几个噩梦，先是梦见姚江边我的老家进了大水，我的父亲抱着一卷书札在雨水中沉浮，大声哭泣。再是梦见我在杭州城外的一处寺院被三个刺客追杀，我顺着山后的小路跑到钱塘江边，刀戟一般的芦苇在我的脸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夜色中的河流发出巨兽一般的喘息。醒来，雨住风歇，日光已映红了窗纸，驿站的院子里满是断枝败叶。我草草洗漱了一下，就派人去苗家请那三个中原来的客人。不一会，去的人回来了，说那三个人一大早就动身上路了。
——王阳明自画像
一个人的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延展的、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第一章
一个流放官员之死—一个京城小吏的苦闷—我的朋友湛若水—我入了锦衣卫监狱—狱中的阅读—泛海—父亲的形象—流放途中—我在树林里发出了一声长啸
1.
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①一次又一次，想起这张不再在这个世界存在的脸，想起那脸上的忧伤和阴郁，那种劫数将尽的张皇，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岁月里自己的脸。这种经验使我坚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通过一张陌生人的脸，甚至一头牲畜，一棵树，我们都会与过去或未来的自己相遇。
南方的山野，一过黄昏，天就暗得飞快，雨天尤甚。是秋天了，山道旁已见木叶纷飞，那黄蝴蝶一般的落叶，它们徐缓的落势仿佛对这个世界还充满着无尽的留恋。这僻远之地的驿站，一整天里除了一个商队，再也没有一匹马经过。百无聊赖地听着冷雨敲窗，我不无伤感地想到，又一天就要滑落了，过往的时间就要像落叶一样堆满我们的身后，直至湮灭我们的呼吸。
就在这样一个蛮荒之地的黄昏，那个男子进到了我眼里。准确地说，他们是三个人。透过驿站院子的篱笆，这三个小黑点转过一个山角，顺着驿路慢慢走近了。中间一个年长，走得有些踉跄，边上搀扶着他的两个年齿小些的，看样子是他的仆人或者子侄辈。那男子脸上不加掩饰的悲哀和沉郁一下就击中了我。我还发现他的脸是青色的，只有垂死之人才会有的那种青。从他们的衣着和神情我一眼就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土著，而是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万里投荒所为何？就像我三年前从帝国的京城放逐到此一样，这个看上去要比我大上一轮的来自中原的男子（我猜想他是一个级别不会太高的下级官吏）又是遭受了什么不走运的事呢？
这就是我与他——一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放逐官员——的惟一的交往：我透过驿站院子里的篱笆墙望了他一眼。就一眼。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眼是茫然的，空空的，那种没有了生气的空。我那时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要不然，我怎么着也要把他拉进驿站，让他用温水烫脚洗尘，喝一盅土法烧制的辛辣的苞谷酒祛祛身上的寒气。作为一个政府驿站的负责人员——我的官职是龙场驿的驿丞——如果他提出下榻在此我是断断没有理由拒绝的，因为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照料往来的行客，为他们提供服务。但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碍着自己的待罪之身，竟然在我的注视下走过驿站大门。就在我片刻的犹豫之际，他已经走过驿站，投宿到了对面不远处的一户土著人家。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正是因为我那天的片刻犹豫，没有出门去挽留他，使得这个北来的行客生命中最后一个晚上被迫在一户苗家度过。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可是……可是即便我留宿了他，我能改变他走向终焉的命运吗？太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命若琴弦，生如蝼蚁，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预先知道死亡这只独角兽会在何处跳将出来掳走我们的生命就像摘下树上的一枚叶子。我这么说是在为自己开脱吗？
本来那天晚上我是想去看望那三个中原人的。离京三年，音讯阻隔，北方中原对我来说已如另一个星球一般遥远。有客远来，坐谈帝京旧事风物，在这荒蛮之地也不失为一桩难得的赏心乐事。吃过晚饭，我都已经穿上了蓑衣，提上了马灯，可是一打开门，肆虐的雨水又让我的脚步在门边滞住了。那雨就像一条条狂暴的鞭子，抽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我取消了夜间的造访，却因为牵挂着那三个中原客人，一夜都没有睡好。后半夜，雨声小了下去，山野间的风，却像猫爪子一样不住地在门上抓挠。我接连做了好几个噩梦，先是梦见姚江边我的老家进了大水，我的父亲抱着一卷书札在雨水中沉浮，大声哭泣。再是梦见我在杭州城外的一处寺院被三个刺客追杀，我顺着山后的小路跑到钱塘江边，刀戟一般的芦苇在我的脸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夜色中的河流发出巨兽一般的喘息。醒来，雨住风歇，日光已映红了窗纸，驿站的院子里满是断枝败叶。我草草洗漱了一下，就派人去苗家请那三个中原来的客人。不一会，去的人回来了，说那三个人一大早就动身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