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时空体验人文意境
赘言：
写在时空的缝隙里
自从2001年7月结集《临机随感》交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以来，散见于报刊的文章已有数百篇，因近年来科研、教学、写作和社会活动应付不迭，一直没有时间续编。友人不时催促，几家出版社一直垂意，终于使我将这几年来旧作整理一番，分别编为几个集子，以应不同出版社之约。
今年已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是纳入“远东瞭望丛书”的《梦想和现实》，主要收录了国内外的游记、序跋和书评、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章、有关教育和世象的杂文随笔。讲演录由苏华兄协助编辑，已交山西古籍出版社。时评类的文章结集后交长春出版社出版。
这本集子主要收录文史方面的杂文和随笔，承蒙祝安顺君多次盛情约稿，就请中华书局出版。我在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参加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去中国南极长城站的经历，已整理为《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由鹭江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2003年的非洲之行，已有作家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走非洲》一书。凡已收入此两书的文章，均不重复收录。
集子出版前，照例得有一篇序言。我一向不愿为这种事烦劳别人，所以除了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出版时非请先师写一篇序之外，其他的书都是自序。但这几种集子编成后，觉得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要写，索性连自序也免了，将结集的原因和原则告诉读者就可以了。
本书的名称来自我在一种报纸所设的专栏，虽未必有特色，却大体符合这些文章涉及的范围——无非都是我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对相关的人类活动和社会现象（包括自己的往事）作一些思考，发表一点意见。
葛剑雄
2006年10月5日
第一章疆域与版图
1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
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在以往大多数年代内是独立发展的。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在东亚汉文化圈中具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却很有限，一般只是零星的、断续的。中国真正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是在19世纪后期，而自觉地承认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则还要更晚些。
1-1中国的形成
要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提是中国本身的形成。中国的形成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一是国家以外的观念，诸如文化、地域、民族等。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相当长的年代。
根据于省吾在《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一文中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于西周初年。目前所见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大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一带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禀告上天：“我现在已经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统治地，亲自治理那里的百姓。”）由于此前的铭文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王刚完成了迁移，以成周作为居住的地方，恢复武王时的制度和礼仪）；则可以断定此文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尚书·梓材》亦载周成王追述往事时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老天爷已经将中国的百姓和疆土交给先王。）《尚书》不少内容虽出于后人追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伪莫辨。但有了“何尊”铭文的佐证，足以证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时的确已使用“中国”一词。
对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虽无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认为在公元前11世纪，因此可以将“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定于公元前11世纪。从甲骨文尚未发现“國”或“或”（与“國”相通）字来看，“中国”一词虽有出现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会太早。
“國”字的起源和演变比较复杂，但最初是指城或邑。当先民因农业的进步而定居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称为国，城外近处称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称为国人，城外的则称为郊人，更远的地方称为野，那里的人自然就是“野人”。起初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还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地域。于是大的单位被称为“邦”，小的单位依然称为国。由于一位首领、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者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是以后一国的都城被称为国的来历。
赘言：
写在时空的缝隙里
自从2001年7月结集《临机随感》交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以来，散见于报刊的文章已有数百篇，因近年来科研、教学、写作和社会活动应付不迭，一直没有时间续编。友人不时催促，几家出版社一直垂意，终于使我将这几年来旧作整理一番，分别编为几个集子，以应不同出版社之约。
今年已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是纳入“远东瞭望丛书”的《梦想和现实》，主要收录了国内外的游记、序跋和书评、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章、有关教育和世象的杂文随笔。讲演录由苏华兄协助编辑，已交山西古籍出版社。时评类的文章结集后交长春出版社出版。
这本集子主要收录文史方面的杂文和随笔，承蒙祝安顺君多次盛情约稿，就请中华书局出版。我在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参加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去中国南极长城站的经历，已整理为《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由鹭江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2003年的非洲之行，已有作家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走非洲》一书。凡已收入此两书的文章，均不重复收录。
集子出版前，照例得有一篇序言。我一向不愿为这种事烦劳别人，所以除了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出版时非请先师写一篇序之外，其他的书都是自序。但这几种集子编成后，觉得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要写，索性连自序也免了，将结集的原因和原则告诉读者就可以了。
本书的名称来自我在一种报纸所设的专栏，虽未必有特色，却大体符合这些文章涉及的范围——无非都是我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对相关的人类活动和社会现象（包括自己的往事）作一些思考，发表一点意见。
葛剑雄
2006年10月5日
第一章疆域与版图
1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
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在以往大多数年代内是独立发展的。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在东亚汉文化圈中具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却很有限，一般只是零星的、断续的。中国真正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是在19世纪后期，而自觉地承认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则还要更晚些。
1-1中国的形成
要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提是中国本身的形成。中国的形成涉及两个概念，一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名称，一是国家以外的观念，诸如文化、地域、民族等。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相当长的年代。
根据于省吾在《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一文中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于西周初年。目前所见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上的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大意为：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一带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禀告上天：“我现在已经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统治地，亲自治理那里的百姓。”）由于此前的铭文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王刚完成了迁移，以成周作为居住的地方，恢复武王时的制度和礼仪）；则可以断定此文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尚书·梓材》亦载周成王追述往事时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于先王。”（老天爷已经将中国的百姓和疆土交给先王。）《尚书》不少内容虽出于后人追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真伪莫辨。但有了“何尊”铭文的佐证，足以证明周武王及其子成王时的确已使用“中国”一词。
对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虽无一致看法，但一般都认为在公元前11世纪，因此可以将“中国”一词出现的时间定于公元前11世纪。从甲骨文尚未发现“國”或“或”（与“國”相通）字来看，“中国”一词虽有出现在周武王之前的可能，但也不会太早。
“國”字的起源和演变比较复杂，但最初是指城或邑。当先民因农业的进步而定居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聚落和城市，城中称为国，城外近处称为郊，居住在城中的人称为国人，城外的则称为郊人，更远的地方称为野，那里的人自然就是“野人”。起初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还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地域。于是大的单位被称为“邦”，小的单位依然称为国。由于一位首领、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者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是以后一国的都城被称为国的来历。
初期的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一般范围不大，因此国的总数很多。相传大禹召集诸侯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谭其骧《涂山考》，《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聚会，到达的有“万国”之多。万国虽非实数，但数量肯定很多。周武王伐纣至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旁），响应的诸侯已达八百。据记载，西周初分封诸侯后存在的国有1773个，此前国的数量应该更多。
“中”的本意是有旒的旂，就是一面缀有流苏的大旗。商王有事，将旂竖立起来招集士众，应召的人聚集在旂的周围，“中”字由此引申出中间、中心、中央的意思。在西周初那么多的国中，天子所在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的地位，理所当然被称为“中国”。周武王灭纣后，已经占据了商的京师，所以认为上天已将“中国”交付给他。《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恩德赐给中国，周边四方都能得到安宁。将恩德赐给京师，周围四国都能得到安宁）的诗句，很明确地显示，“中国”是对“四方”而言的，“中国”的四周才能称“四方”；“中国”即指京师及其附近区域，四周的国自然不属于“中国”。
西周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和镐（今长安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为“中国”。周成王时，周公旦主持扩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迁商遗民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将周人迁来，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有陪都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至此，“中国”的概念已由惟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几个政治中心，也扩大到了以政治中心为主的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镐京。次年，平王东迁，丰镐一带为戎人所占，丧失了“中国”的地位。此后虽由秦国收复，一时也无法跻身“中国”之列。东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而几个周王近支宗室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它们通过吞并周围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已取得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也成了“中国”。到春秋时，“中国”已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诸国，大致相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如齐国虽为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居中。齐桓公时取得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因齐国已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自此进入“中国”之列。又如楚国，早期地处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之外，在文化上与中原诸国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连楚王熊渠也自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我是蛮夷，不采用中国的称号）。可见他自己也认为当时的楚国不属于中国，而是蛮夷的一部分。东周时，楚武王（前740—前690年在位）虽然仍自称“蛮夷”，却已经提出“欲以观中国之政”，要求王室给予尊号。到楚庄王八年（前606年），楚国将军队开拔到周天子都城郊外举行检阅，并向周天子的劳军使者王孙满打听“九鼎”的轻重大校尽管这次“问鼎中原”被王孙满不卑不亢地拒绝，却无法阻挡楚国成为“中国”的步伐。楚灵王三年（公元前538年），楚国凭借实力邀诸侯会盟，虽然受到晋、宋、鲁、卫等国的抵制，但大多数诸侯还是接受邀请。楚王成为新的霸主，楚国自然已属“中国”。
到战国时，主要的诸侯国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它们不仅都以“中国”自居，相互间也已承认为“中国”。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扩大到今四川盆地，还向那里大量移民。巴蜀既成为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就取得了与秦国同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山脉，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中”的本意是有旒的旂，就是一面缀有流苏的大旗。商王有事，将旂竖立起来招集士众，应召的人聚集在旂的周围，“中”字由此引申出中间、中心、中央的意思。在西周初那么多的国中，天子所在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的地位，理所当然被称为“中国”。周武王灭纣后，已经占据了商的京师，所以认为上天已将“中国”交付给他。《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将恩德赐给中国，周边四方都能得到安宁。将恩德赐给京师，周围四国都能得到安宁）的诗句，很明确地显示，“中国”是对“四方”而言的，“中国”的四周才能称“四方”；“中国”即指京师及其附近区域，四周的国自然不属于“中国”。
西周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河以西）和镐（今长安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商的京师（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为“中国”。周成王时，周公旦主持扩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迁商遗民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将周人迁来，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有陪都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至此，“中国”的概念已由惟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几个政治中心，也扩大到了以政治中心为主的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攻入镐京。次年，平王东迁，丰镐一带为戎人所占，丧失了“中国”的地位。此后虽由秦国收复，一时也无法跻身“中国”之列。东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而几个周王近支宗室的诸侯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它们通过吞并周围小国，成为拥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这些大诸侯国实际已取得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也成了“中国”。到春秋时，“中国”已扩大到周天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诸国，大致相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如齐国虽为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居中。齐桓公时取得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因齐国已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自此进入“中国”之列。又如楚国，早期地处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地理上已在中原之外，在文化上与中原诸国也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连楚王熊渠也自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我是蛮夷，不采用中国的称号）。可见他自己也认为当时的楚国不属于中国，而是蛮夷的一部分。东周时，楚武王（前740—前690年在位）虽然仍自称“蛮夷”，却已经提出“欲以观中国之政”，要求王室给予尊号。到楚庄王八年（前606年），楚国将军队开拔到周天子都城郊外举行检阅，并向周天子的劳军使者王孙满打听“九鼎”的轻重大校尽管这次“问鼎中原”被王孙满不卑不亢地拒绝，却无法阻挡楚国成为“中国”的步伐。楚灵王三年（公元前538年），楚国凭借实力邀诸侯会盟，虽然受到晋、宋、鲁、卫等国的抵制，但大多数诸侯还是接受邀请。楚王成为新的霸主，楚国自然已属“中国”。
到战国时，主要的诸侯国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它们不仅都以“中国”自居，相互间也已承认为“中国”。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扩大到今四川盆地，还向那里大量移民。巴蜀既成为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就取得了与秦国同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山脉，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