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有關香港的好書,始於昔日啓德機場的上空。作者乘坐的大型噴氣式客機,在眼看快要擦破九竜城的屋頂之際,一個急轉彎滑落地面。澳洲一位機械師說,那是8小時的極苦悶,緊接8分鐘的驚破膽。抵步履險若此,教我印象難忘,但真正刺激的事還在後頭。在潮熱的三月天夜裏,我逛到彌敦道,擡眼竟望見霓紅燈重重聳立,猶如森林。一行又一行閃爍或豔紅或鎏金的中文字,高伸至幾層樓;我熟悉的名字,也穿插其間,如銀紅混色的Toshiba(東芝),碧緑的OK(卡拉OK)。 我發現身處的人流當中,有雙手交疊背後神色凝重的老人,有嚮着手提電話喊叫的男女行政人員,有四五人一夥同行的家庭主婦,有束起吊帶穿上短褲在飛奔的小孩,還有身穿白衫藍褲的高瘦男子、肩挂背包的紅發女子。好些遊客,也夾雜其間。德國或澳洲來的大塊頭男女,在櫥窗前給攝像機和光碟機評頭品足;美國來的學生,則翻弄手推車裏的盜版光碟。巴士刺耳的剎車聲,送來下車的乘客,大傢又都提高嗓門不住地交談,吵聲震天價響。偶爾,有男人在喧鬧聲中插進來:“要冒牌手錶嗎?”“先生,哪兒來的?買西裝嗎?” 從彌敦道拐到傍海的梳士巴利道,吵聲漸漸遠去。在這半島的邊陲,文化中心一排排清涼的石柱子間,大傢也都換過節奏。我懷疑文化中心的博物館和劇院,還不夠這兒的一片寧靜討人歡喜。其後我還發現,每天都有新人從婚姻註册處跑出來,與傢人在水池畔拍照;豔麗的新娘子穿起雪白的婚紗,有的甚至會輓着史諾比手袋。然而,在我踏足香港的第一個晚上,便背嚮文化中心,伫足凝望維多利亞港彼岸的港島夜色。 傳說中的景緻,在明信片內都顯得過於局促。眼前的摩天大廈,宛如經過細心佈置,我們的視綫會禁不住從尖削形的中銀大廈,掠到新裝飾風格的中環廣場,隨又落在“星辰表”、“生力啤”的巨型熒光招牌之上。緑樹叢生的山巒,迷離映襯天邊。這一切,亦化成水中朦朧的倒影,渡輪與貨船過處,劃破千萬點奼紫嫣紅。此情此景,堪稱香港最傑出的藝術作品。我把氣味亦一並接收過來,有和“香港”名不副實的刺鼻氣味,也有文化中心大堂的蠟水味。海濱公園內,男女雙雙躑躅徘徊,遊人則拿起照相機,捕捉對岸巧奪天工的宏偉景觀。 我怎會來到這兒?一切得追溯至1973年秋,那時我剛往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一天,我到破舊的Majestic戲院買了套票,看過《天下第一拳》與《精武門》。沒隔多久,又看了《竜爭虎鬥》。這些電影,皆使我震驚不已。數年過去,在弗吉尼亞州烈治文又得睹李小竜的《死亡遊戲》。那片子着實匪夷所思,我禁不住將它拿到電影理論的課堂上放映。同期我多次勾留歐洲,趕上鬍金銓那些教人興奮莫名的佳作。 到了80年代,我埋首撰述好萊塢電影、電影理論與小津安二郎的書籍;期間,偶爾也看看香港電影。有時我會看到成竜的,也會發現徐剋的,又或者碰上有綫電視那些古靈精怪的,像《達摩密宗血裏飄》。我所以喜歡這些電影,是因其“純電影”性質,也因其大衆化口味,一如30年代美國的西部片與黑幫片,似乎對電影的動感都有直覺的掌握。那些年頭,好友湯尼·雷恩總是按時送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特刊,我從而窺知香港電影史的點滴。 90年代初,我一頭栽了進去,也因學生給這些電影激發起來的那股熱情,是我久違了的。我開始租藉港産片,供課堂之用,又訂閱影迷雜志,收藏這類影帶與鐳射影碟。不用多久,我便深信那兒的大衆電影着實充滿着生氣。1995年春,適逢我休假一個學期,便决定走訪那兒的電影節。 電影節期間,我遇上李焯桃、馮若芷、張建德、舒琪、邁剋爾·甘比(Michael Campi)及好些人,日後彼此都成了知交。我看過電影節選映的香港近作、戰後電影回顧,以及一批公映中的港片。在第一屆電影評論學會大奬頒奬典禮上,我碰到許鞍華、王傢衛和別的電影工作者。我溜進香港電影金像奬的頒奬會場,給我傾慕的明星和導演拍照,又拿過親筆簽名。留港三周,我這個影癡,猶如置身天堂。我甚至還跑到重慶大廈吃宵夜。 此後我訪港成癮,去了三趟之後,在吾妻剋裏絲汀·湯姆遜(Kristin Thompson)與友人諾艾·卡羅()再三催促之下,我便决定寫一本書。這個决定一點都不容易,不僅因為我對中文一竅不通,還因為研究香港電影的著作多得很,陸續出版的也不少,網頁亦愈闢愈多。更何況,我衹看過約370部港産片(你若認為已夠多,還不算忠實影迷)。可是,倔強也好,天真也好,我總覺得,對這亞洲細小一隅所生産的電影,自己有獨到的看法。港片的本土社會意義,我大可不談,其在中國文化史的影響力,亦可以不講;我要探討的,是藉鑒港片,看大衆電影怎麽生出美麗的作品。 再者,我嘗試用非學術論文的方式,分析在大衆電影中,藝術與娛樂的互動。我亦隨興之所至,繞過諸如粵劇片、50年代的社會寫實傳統、60年代的歌舞片、喜劇與文藝片,以及極度色情暴力等電影類別。有的導演由於沒有完好作品拷貝流傳下來,我便從略。縱然帶有選擇性,但我盼望,這本《香港電影的秘密》既可作為香港電影導論,而所探討的課題也是未嘗有人論及的,如香港電影業背景、製作方式,以及電影結構與風格等。  
本書也探討香港在世界大衆電影中的重要地位。歐洲電影人猶自慨嘆沒法吸引本土觀衆,而昔日大英帝國偏遠一方的殖民地,究竟哪來的辦法,能令他們的廉價電影在國際上擁有廣泛的吸引力?香港電影人究竟怎麽在現代娛樂工業的框架內,創造富於藝術性的電影?這些電影在大衆媒體內的說故事方式,包括其歷史、技術、設計特色與煽情效果等,給我們帶來什麽啓示?要解答這些問題,便得看香港電影的獨特成就,也得評價個別影片的優劣。 有人或許會說,每個地方的電影所處的文化環境皆是獨一無二的,本書跑出來指指點點,有強加局外人價值觀之嫌。可是,在我們多元文化的電影環境中,持相反意見的人儘管多的是,但人類文化共通點其實比相異處要多。不管電影來自什麽國度,個中共通的社會、生理及心理傾嚮,以及好些流露情感的面部表情等,人人都不難理解。不同社會,好些生活方式亦無二緻,比如人會尋找棲身之所、養兒育女等。歷史上,文化亦會匯流,蓋因文化互相接觸,難免互相藉鑒。好萊塢與日本電影,就大大影響了香港電影。 再說,大衆電影都刻意跨越文化界限。它們的畫面與音樂比文字重要,且訴諸跨文化的人類情感、風格與敘事方式皆淺明易懂,再加上多層次的過剩信息,使電影更易於跳出自身環境。港片吸引力橫掃全球,便有力地說明了大衆電影的跨文化威力。 撰寫此文時,亞洲金融風暴捲走了彌敦道蜂擁的行人,香港影業正掙紮求存。本書翻開的,是大衆電影史中充滿生機的一頁,同時展示大衆電影如何在大衆娛樂那強勁的傳統之中如魚得水。這傳統幾乎已走過整個世紀,世紀將盡,其在每一方土地的影響力,卻益發厲害。更深入去理解此一傳統,正是時候。分析香港電影,不僅能幫助我們達到此目的,還可在研究過程中,讓我們享受一段美好時光。 大衛·波德威爾 寫於威斯康辛州麥迪遜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