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接到美國常春藤某大學副校長的一封來信，他要我幫助品評他們一位歷史係副教授應否給予固定的教職。對我來講這算作一種榮譽工作，也算是對同事們應盡的義務。因為這位副教授專長是研究傳統中國的財政，而我在劍橋大學出版的一本專著《十六世紀明代的財政與稅收》也是同樣的範疇。最低限度她的立論和我所著書沒有抵觸。我準備贊成學校裏給她。是否外界會說因為她支持我的意見，因此我也在捧她以作報效?而且這大學的來信，還包括一紙名單，有當今美國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18個學者，要我評判該校的副教授在學術界的成就，在他們之上，還是在他們之下?我沒有看過所有人的著作，倒是對其中三五人，至少有相當的瞭解。可是各人所學的背景立場不同，其論點當然也有差異，如何可以品評高下?又如何我說的即能算數?經過一段思考之後，我復信給這所大學，說明我贊成給她固定的職位，承認她學術上的成就和今後前途上的展望。她所著書引用資料之豐富，已經是有目共睹。
至於她的專長和我自己的相同，不禁使我躊躇。趁此機會我就指出大凡我們研究一個社會與政治體製，當中之因素與我們所處現局不同的話--明清社會也在這情形之內--我們勢必要瞭解這體製的高層機構、低層機構和上下之間法製性的聯繫。研究財政稅收確實有如此的好處。如果你涉及全貌，必對所敘之國傢社會提供一個剖面。上層即涉及戶部職掌、衙門部院、軍費之開銷，下層又必提到納稅人的土地占有情形、付稅能力、鄉村組織。在抽稅與付稅的當頭，也必談到上層掌握到下層的情形、個人之權利與義務。所以在內容的詳盡和組織的嚴密上講，被評議人的識見應當不在我所知道的數人之下。而她立論的可靠性，更因上述三重因素的連鎖關係證實，這樣子把我作評議人的責任卸下。
我所沒有明講的則是西方這幾十年的風尚，重分析而不重綜合，研究中國歷史時衹從小處着眼，往往忽略大局。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在常春藤大學的專傢，因為原始資料裏提及"膏腴萬頃"，他就根據1頃為100畝，在字面上認定某某等人在明末領有出産豐富的田地各100萬畝。殊不知萬歷年間全國登記的土地不過7億多畝，如果上述土地占有的情形確實的話，則衹要700個這樣的大地主，就把全國的耕地整個霸占。並且當日全國1100多個縣，很少有一縣的田地在百萬畝以上。一般中等的縣田地不過50萬畝。更小的縣和更偏僻的縣，衹不過二三十萬畝。如果一個傢室的産業，超過兩個縣或三個縣，使全境所有的種田人都屬他的佃戶，則知縣的遣派、巡按官的來往、抽稅與組織地方自衛武力等等工作勢必遇到絶大的阻障，科舉考試能否執行都成疑問，而絶不可能此時官方文件全未提及，而地方的方志也缺乏類似之記載，況且在那種情形之下，地方之鄉紳是否能出面編修府志縣志，尚成問題。
我提出這段小故事，其目的不在攻擊某個人，而是指出中國史學之危機。把"膏腴萬頃"這樣不負責任信口開河的文句，當作真有其事，確實可以算作肥沃的土地100萬畝，不始自美國常春藤大學，而始自大陸方面1940年代及1950年代的歷史學家，他們的目的，旨在表彰中國有一個長遠的"奴隸社會"與"封建時代"，以作階級鬥爭的張本。以這樣意識形態為主體所寫之歷史，和相反方面而以類似情調所寫的歷史，不提及中國歷史的積極性格，下至民國，讀來衹有袁世凱錯、孫中山錯、蔣介石錯、毛澤東也錯，於今鄧小平更錯--全部是壞人做蠢事的記錄。怪不得很多年輕人讀來義憤填膺，動輒戴上東洋式的頭巾，去遊行示威了。
我們想修訂歷史，要讓意識形態跟着歷史走，不要使歷史被意識形態壟斷，保持最低限度的客觀性。說來容易，但是如何可以擔保我自己不帶偏見，不被我個人的意識形態所蒙蔽?首先我們必定有這樣的一段共識，中國在20世紀，曾被迫經過一段從頭到尾的改造。即是大陸來的人口，在1940年代進入臺灣兩百萬，也是歷史之前所未有。各位年輕的可能沒有這種經驗，可是你們長一輩的大概可以告訴你們，在這大變動的過程中，我們的衣食住行無不經過一段改變。再追溯上去，到本世紀的前端，到我的父輩那一代，則不僅衣食住行，而且婚姻、家庭關係、權利義務、社會習慣都有了重要的改變。這種改變和它帶來的動亂，因為時間之長，牽涉人口之衆，是人類歷史裏最大規模的一次改變。
要分析研究這大改變的過程，因此纔啓發我們，使我們領悟到將來之去嚮，我們先要瞭解舊社會的沿革，及它不能適用於新時代的原因。這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個人的經驗則是由明朝的財政稅收着手。此是一種最簡捷而穩當的辦法。在我演講的時候，我常用一個"立"字形容。這立字的一點一橫，代表高層機構，下面的一長橫，代表低層機構，當中兩點代表上下間法律制度之聯繫。剛纔已經說過：提到明代財政稅收，務必觸及朝廷與中央政府，又下及於鄉鎮裏甲，當中也涉及法律章程，所以構成一套完整的剖面。又因為籌餉收稅，表示政府與社會實際運轉的情形，不僅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因為它牽涉出來一種體係，各種因素上下相關，互相印證。再有選擇性地和其他學者研究心得比較，其綜合的結果，就不會和事實脫節了。
至於她的專長和我自己的相同，不禁使我躊躇。趁此機會我就指出大凡我們研究一個社會與政治體製，當中之因素與我們所處現局不同的話--明清社會也在這情形之內--我們勢必要瞭解這體製的高層機構、低層機構和上下之間法製性的聯繫。研究財政稅收確實有如此的好處。如果你涉及全貌，必對所敘之國傢社會提供一個剖面。上層即涉及戶部職掌、衙門部院、軍費之開銷，下層又必提到納稅人的土地占有情形、付稅能力、鄉村組織。在抽稅與付稅的當頭，也必談到上層掌握到下層的情形、個人之權利與義務。所以在內容的詳盡和組織的嚴密上講，被評議人的識見應當不在我所知道的數人之下。而她立論的可靠性，更因上述三重因素的連鎖關係證實，這樣子把我作評議人的責任卸下。
我所沒有明講的則是西方這幾十年的風尚，重分析而不重綜合，研究中國歷史時衹從小處着眼，往往忽略大局。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在常春藤大學的專傢，因為原始資料裏提及"膏腴萬頃"，他就根據1頃為100畝，在字面上認定某某等人在明末領有出産豐富的田地各100萬畝。殊不知萬歷年間全國登記的土地不過7億多畝，如果上述土地占有的情形確實的話，則衹要700個這樣的大地主，就把全國的耕地整個霸占。並且當日全國1100多個縣，很少有一縣的田地在百萬畝以上。一般中等的縣田地不過50萬畝。更小的縣和更偏僻的縣，衹不過二三十萬畝。如果一個傢室的産業，超過兩個縣或三個縣，使全境所有的種田人都屬他的佃戶，則知縣的遣派、巡按官的來往、抽稅與組織地方自衛武力等等工作勢必遇到絶大的阻障，科舉考試能否執行都成疑問，而絶不可能此時官方文件全未提及，而地方的方志也缺乏類似之記載，況且在那種情形之下，地方之鄉紳是否能出面編修府志縣志，尚成問題。
我提出這段小故事，其目的不在攻擊某個人，而是指出中國史學之危機。把"膏腴萬頃"這樣不負責任信口開河的文句，當作真有其事，確實可以算作肥沃的土地100萬畝，不始自美國常春藤大學，而始自大陸方面1940年代及1950年代的歷史學家，他們的目的，旨在表彰中國有一個長遠的"奴隸社會"與"封建時代"，以作階級鬥爭的張本。以這樣意識形態為主體所寫之歷史，和相反方面而以類似情調所寫的歷史，不提及中國歷史的積極性格，下至民國，讀來衹有袁世凱錯、孫中山錯、蔣介石錯、毛澤東也錯，於今鄧小平更錯--全部是壞人做蠢事的記錄。怪不得很多年輕人讀來義憤填膺，動輒戴上東洋式的頭巾，去遊行示威了。
我們想修訂歷史，要讓意識形態跟着歷史走，不要使歷史被意識形態壟斷，保持最低限度的客觀性。說來容易，但是如何可以擔保我自己不帶偏見，不被我個人的意識形態所蒙蔽?首先我們必定有這樣的一段共識，中國在20世紀，曾被迫經過一段從頭到尾的改造。即是大陸來的人口，在1940年代進入臺灣兩百萬，也是歷史之前所未有。各位年輕的可能沒有這種經驗，可是你們長一輩的大概可以告訴你們，在這大變動的過程中，我們的衣食住行無不經過一段改變。再追溯上去，到本世紀的前端，到我的父輩那一代，則不僅衣食住行，而且婚姻、家庭關係、權利義務、社會習慣都有了重要的改變。這種改變和它帶來的動亂，因為時間之長，牽涉人口之衆，是人類歷史裏最大規模的一次改變。
要分析研究這大改變的過程，因此纔啓發我們，使我們領悟到將來之去嚮，我們先要瞭解舊社會的沿革，及它不能適用於新時代的原因。這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個人的經驗則是由明朝的財政稅收着手。此是一種最簡捷而穩當的辦法。在我演講的時候，我常用一個"立"字形容。這立字的一點一橫，代表高層機構，下面的一長橫，代表低層機構，當中兩點代表上下間法律制度之聯繫。剛纔已經說過：提到明代財政稅收，務必觸及朝廷與中央政府，又下及於鄉鎮裏甲，當中也涉及法律章程，所以構成一套完整的剖面。又因為籌餉收稅，表示政府與社會實際運轉的情形，不僅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因為它牽涉出來一種體係，各種因素上下相關，互相印證。再有選擇性地和其他學者研究心得比較，其綜合的結果，就不會和事實脫節了。
我鑽進明朝財政稅收這個專題裏面去，並非事前計劃。衹因為我在密歇根大學擬做博士論文時，發現明朝的漕運，亦即是政府由大運河自南至北所運的食糧物資的情形，資料俯拾皆是，也有幾套統計的數字，預想經過一番整理，一定符合美國大學校的一般要求，況且經濟史又是挺時髦的部門。
殊不知進去容易，出來麻煩。第一，漕運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政部門，漕運總督就兼淮安、鳳陽各地方的巡撫，所以他也是地方官。運去的糧食稱為"漕糧"，也是江南各地方的稅收，當日田賦徵實，老百姓以去糠之米交納。在運河裏運糧的船夫，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衙抽來的"運軍"，所以又與兵部相關聯。第二，這漕運的區處，牽涉很多專門名詞，不見於字典或辭典，衹能在當日文件上翻來覆去，逐漸領悟到其大意。第三，我後來寫成的論文不能稱為經濟史，反倒可以稱為財政史，因為明朝的財政和清朝的財政，實行起來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經濟原則。舉一個例：大運河裏面的糧船，共有11000多艘，每船有運軍10人，所以約有12萬名官兵參與運糧的工作。他們要經過無數的水閘，一到北方又常遇到河水冰凍，有時來去一趟要10個月的時間。漕糧每年四百萬石，我們也弄不清楚運費多少，有人曾估計要花18石的腳費運米1石。其目的不是現下所謂經濟，而是政府保持自己的自給自足，故意將北京的物價降低，而使政府官員及傢屬配得食米。並且所謂統計之中，也有很多前哈佛教授楊聯陞先生所說的"假數字"。我當初想製圖表，把這些數字以麯綫勾畫出來，後來看來不衹是行不通，也無從作科學化的結論。
我希望各位不要問及我的論文，雖說被學校通過，但不是我自己可以感到非常愉快的作品。倒是在做論文期間，逐漸看到明朝財政與稅收的多方面，深想再花點功夫，作進一步的研究。料不到再涉足進去，就是7年!當時（臺灣）中央研究院翻傭明實錄》，我也買了一套，教書之外，每兩星期看一册並摘寫筆記，一共133册，也花了兩年半的時間讀完。《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稿成之後，又與支持此書的哈佛大學發生爭執。我已在《地北天南敘古今》裏有一篇文字敘述，現在不再重敘。幸虧費正清先生不以為忤，他之遺著《中國新歷史》(China:ANewHistory)裏仍舊稱《財政與稅收》很結實(solid)，是基本的研究(abasicstudy)。
這書在1974年年底出版，按照大學出版社對付學術著作的一般辦法，衹印1200册，賣完即不再版。臺灣已經出現一種翻印版。大陸方面有兩所大學和臺灣一所大學的同事曾商量出中譯本，可是迄今未有音信，我猜想都沒有按計劃完成。
1974年到今天已近20年，現在我自己檢討起來，我尚沒有發覺書中有何主要的錯誤，需要更正的地方。沒有料到的，則是海峽兩岸及世界局勢變化之大。早知如此，我一定會更把書中的資料，切實與今日之局面連貫起來，把前因後果的關係說得更清楚、更剴切。譬如說《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最後一段提及中國近代的經濟問題，主要的不能從農業體係裏生産剩餘，去投資其他方面，出於財政稅收體製的影響;明朝的財政係統被清朝大體襲用，它之缺乏積極性格，並不是在歷史上不重要。這種說法就太輕鬆，沒有斬釘截鐵說明:明清社會由這財政係統所支配，缺乏局部改革之可能，一改就全部都要更改。所以我們祖孫數代，從衣食住行到權利義務，一變就整個要變，等於重寫大"立"字，已是由來有素，最低限度有500年的沿革了。
我感謝東海大學的邀請，既然遠道來此機會難得，也不願意衹在講堂上念自己的書，倒想藉這機會，把自己當日暗中摸索摘要，與今日局勢有關之處發揮。這樣比較更有實用的價值。在這裏我也附帶說及，我自己得益於這段知識與現狀情勢有密切關係的好處。《財政與稅收》一書的準備經過7年，以後我寫《萬歷十五年》則衹花了1年。因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後研究之基矗《萬歷十五年》之能僥幸在海外與國內，在臺灣與大陸都暢銷，主要的乃是它的內容與題材仍和我們今日遇到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有如官僚主義的作風，既危害於明朝，也仍作祟於20世紀的中國，前後有歷史的因緣。
以下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扼要報告，也把書中沒有講解得透徹的地方更加增強補充：第一點，中國的傳統社會有它自己的特色，斷不能稱之為封建體製，更不能與歐洲的feudalsystem相比。封建或feudalism必着重地方分權。所以"裂土封茅"，土地可以分裂為公國與侯國，受封則爵位世襲，永遠遺傳，茅是社壇上的旌幟，保有獨立自主的氣概。這種種情形都不可能為明清社會所容許。
在封建體製之下，領主嚮農民的徵集，賦稅與地租不可區分。即在日本德川幕府時代，不稱土地稅，而稱"年貢"，或是"本途物成"，亦即是主要耕作物的收成。有時"四公六民"，有時"五公五民"亦即是領主與種田人對分，顯然地與明清的田賦有很大的區別。
明清的體製是中央集權，皇帝直接嚮全民抽稅，省級州縣級的地方官吏全由中樞委派，他們本身都沒有立法的能力。
這種體製最怕中層的力量凝固。不僅地方上的貴族建立不付稅的莊園不能容許，即是大地主擁有土地至1萬畝以上，再不分傢析産，也認為可能威脅到朝廷的安全，官僚們必千方百計地將它們拆散。這當中常引起一段誤解，明朝的記錄裏經常提及貴族的莊田，在16世紀最著名的乃是萬歷皇帝，由他寵愛的鄭貴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據說他曾接受到田地4萬頃，有說2萬頃，亦即是400萬畝至200萬畝。其實經過調查，這些地主並不集中地存在，也不在親王各自掌握之中。有如黃河改道，衝沒的土地幾十年無人耕種，後來開墾之後有了一點收成。長江裏的沙洲，當初無主，後來也開發為田，各地方官也在該處抽了一筆小數目的稅，當初也沒有報告皇帝。後來被萬歷皇帝發覺，他就責成把這些土地的面積歸併計算，稱為福王的莊田。事實上這些土地無法實際歸併，畝數既不對頭，也始終沒有由福王王府接管。所謂莊田不過皇帝要求各省，每年由這名目之下繳納白銀四萬六千兩，各地巡撫也嚮皇帝討價還價。及至朝代覆亡，這問題始終沒有解决。
殊不知進去容易，出來麻煩。第一，漕運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政部門，漕運總督就兼淮安、鳳陽各地方的巡撫，所以他也是地方官。運去的糧食稱為"漕糧"，也是江南各地方的稅收，當日田賦徵實，老百姓以去糠之米交納。在運河裏運糧的船夫，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衙抽來的"運軍"，所以又與兵部相關聯。第二，這漕運的區處，牽涉很多專門名詞，不見於字典或辭典，衹能在當日文件上翻來覆去，逐漸領悟到其大意。第三，我後來寫成的論文不能稱為經濟史，反倒可以稱為財政史，因為明朝的財政和清朝的財政，實行起來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經濟原則。舉一個例：大運河裏面的糧船，共有11000多艘，每船有運軍10人，所以約有12萬名官兵參與運糧的工作。他們要經過無數的水閘，一到北方又常遇到河水冰凍，有時來去一趟要10個月的時間。漕糧每年四百萬石，我們也弄不清楚運費多少，有人曾估計要花18石的腳費運米1石。其目的不是現下所謂經濟，而是政府保持自己的自給自足，故意將北京的物價降低，而使政府官員及傢屬配得食米。並且所謂統計之中，也有很多前哈佛教授楊聯陞先生所說的"假數字"。我當初想製圖表，把這些數字以麯綫勾畫出來，後來看來不衹是行不通，也無從作科學化的結論。
我希望各位不要問及我的論文，雖說被學校通過，但不是我自己可以感到非常愉快的作品。倒是在做論文期間，逐漸看到明朝財政與稅收的多方面，深想再花點功夫，作進一步的研究。料不到再涉足進去，就是7年!當時（臺灣）中央研究院翻傭明實錄》，我也買了一套，教書之外，每兩星期看一册並摘寫筆記，一共133册，也花了兩年半的時間讀完。《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稿成之後，又與支持此書的哈佛大學發生爭執。我已在《地北天南敘古今》裏有一篇文字敘述，現在不再重敘。幸虧費正清先生不以為忤，他之遺著《中國新歷史》(China:ANewHistory)裏仍舊稱《財政與稅收》很結實(solid)，是基本的研究(abasicstudy)。
這書在1974年年底出版，按照大學出版社對付學術著作的一般辦法，衹印1200册，賣完即不再版。臺灣已經出現一種翻印版。大陸方面有兩所大學和臺灣一所大學的同事曾商量出中譯本，可是迄今未有音信，我猜想都沒有按計劃完成。
1974年到今天已近20年，現在我自己檢討起來，我尚沒有發覺書中有何主要的錯誤，需要更正的地方。沒有料到的，則是海峽兩岸及世界局勢變化之大。早知如此，我一定會更把書中的資料，切實與今日之局面連貫起來，把前因後果的關係說得更清楚、更剴切。譬如說《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最後一段提及中國近代的經濟問題，主要的不能從農業體係裏生産剩餘，去投資其他方面，出於財政稅收體製的影響;明朝的財政係統被清朝大體襲用，它之缺乏積極性格，並不是在歷史上不重要。這種說法就太輕鬆，沒有斬釘截鐵說明:明清社會由這財政係統所支配，缺乏局部改革之可能，一改就全部都要更改。所以我們祖孫數代，從衣食住行到權利義務，一變就整個要變，等於重寫大"立"字，已是由來有素，最低限度有500年的沿革了。
我感謝東海大學的邀請，既然遠道來此機會難得，也不願意衹在講堂上念自己的書，倒想藉這機會，把自己當日暗中摸索摘要，與今日局勢有關之處發揮。這樣比較更有實用的價值。在這裏我也附帶說及，我自己得益於這段知識與現狀情勢有密切關係的好處。《財政與稅收》一書的準備經過7年，以後我寫《萬歷十五年》則衹花了1年。因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後研究之基矗《萬歷十五年》之能僥幸在海外與國內，在臺灣與大陸都暢銷，主要的乃是它的內容與題材仍和我們今日遇到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有如官僚主義的作風，既危害於明朝，也仍作祟於20世紀的中國，前後有歷史的因緣。
以下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扼要報告，也把書中沒有講解得透徹的地方更加增強補充：第一點，中國的傳統社會有它自己的特色，斷不能稱之為封建體製，更不能與歐洲的feudalsystem相比。封建或feudalism必着重地方分權。所以"裂土封茅"，土地可以分裂為公國與侯國，受封則爵位世襲，永遠遺傳，茅是社壇上的旌幟，保有獨立自主的氣概。這種種情形都不可能為明清社會所容許。
在封建體製之下，領主嚮農民的徵集，賦稅與地租不可區分。即在日本德川幕府時代，不稱土地稅，而稱"年貢"，或是"本途物成"，亦即是主要耕作物的收成。有時"四公六民"，有時"五公五民"亦即是領主與種田人對分，顯然地與明清的田賦有很大的區別。
明清的體製是中央集權，皇帝直接嚮全民抽稅，省級州縣級的地方官吏全由中樞委派，他們本身都沒有立法的能力。
這種體製最怕中層的力量凝固。不僅地方上的貴族建立不付稅的莊園不能容許，即是大地主擁有土地至1萬畝以上，再不分傢析産，也認為可能威脅到朝廷的安全，官僚們必千方百計地將它們拆散。這當中常引起一段誤解，明朝的記錄裏經常提及貴族的莊田，在16世紀最著名的乃是萬歷皇帝，由他寵愛的鄭貴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據說他曾接受到田地4萬頃，有說2萬頃，亦即是400萬畝至200萬畝。其實經過調查，這些地主並不集中地存在，也不在親王各自掌握之中。有如黃河改道，衝沒的土地幾十年無人耕種，後來開墾之後有了一點收成。長江裏的沙洲，當初無主，後來也開發為田，各地方官也在該處抽了一筆小數目的稅，當初也沒有報告皇帝。後來被萬歷皇帝發覺，他就責成把這些土地的面積歸併計算，稱為福王的莊田。事實上這些土地無法實際歸併，畝數既不對頭，也始終沒有由福王王府接管。所謂莊田不過皇帝要求各省，每年由這名目之下繳納白銀四萬六千兩，各地巡撫也嚮皇帝討價還價。及至朝代覆亡，這問題始終沒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