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接到美国常春藤某大学副校长的一封来信，他要我帮助品评他们一位历史系副教授应否给予固定的教职。对我来讲这算作一种荣誉工作，也算是对同事们应尽的义务。因为这位副教授专长是研究传统中国的财政，而我在剑桥大学出版的一本专著《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也是同样的范畴。最低限度她的立论和我所著书没有抵触。我准备赞成学校里给她。是否外界会说因为她支持我的意见，因此我也在捧她以作报效?而且这大学的来信，还包括一纸名单，有当今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18个学者，要我评判该校的副教授在学术界的成就，在他们之上，还是在他们之下?我没有看过所有人的著作，倒是对其中三五人，至少有相当的了解。可是各人所学的背景立场不同，其论点当然也有差异，如何可以品评高下?又如何我说的即能算数?经过一段思考之后，我复信给这所大学，说明我赞成给她固定的职位，承认她学术上的成就和今后前途上的展望。她所著书引用资料之丰富，已经是有目共睹。
至于她的专长和我自己的相同，不禁使我踌躇。趁此机会我就指出大凡我们研究一个社会与政治体制，当中之因素与我们所处现局不同的话--明清社会也在这情形之内--我们势必要了解这体制的高层机构、低层机构和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研究财政税收确实有如此的好处。如果你涉及全貌，必对所叙之国家社会提供一个剖面。上层即涉及户部职掌、衙门部院、军费之开销，下层又必提到纳税人的土地占有情形、付税能力、乡村组织。在抽税与付税的当头，也必谈到上层掌握到下层的情形、个人之权利与义务。所以在内容的详尽和组织的严密上讲，被评议人的识见应当不在我所知道的数人之下。而她立论的可靠性，更因上述三重因素的连锁关系证实，这样子把我作评议人的责任卸下。
我所没有明讲的则是西方这几十年的风尚，重分析而不重综合，研究中国历史时只从小处着眼，往往忽略大局。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在常春藤大学的专家，因为原始资料里提及"膏腴万顷"，他就根据1顷为100亩，在字面上认定某某等人在明末领有出产丰富的田地各100万亩。殊不知万历年间全国登记的土地不过7亿多亩，如果上述土地占有的情形确实的话，则只要700个这样的大地主，就把全国的耕地整个霸占。并且当日全国1100多个县，很少有一县的田地在百万亩以上。一般中等的县田地不过50万亩。更小的县和更偏僻的县，只不过二三十万亩。如果一个家室的产业，超过两个县或三个县，使全境所有的种田人都属他的佃户，则知县的遣派、巡按官的来往、抽税与组织地方自卫武力等等工作势必遇到绝大的阻障，科举考试能否执行都成疑问，而绝不可能此时官方文件全未提及，而地方的方志也缺乏类似之记载，况且在那种情形之下，地方之乡绅是否能出面编修府志县志，尚成问题。
我提出这段小故事，其目的不在攻击某个人，而是指出中国史学之危机。把"膏腴万顷"这样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文句，当作真有其事，确实可以算作肥沃的土地100万亩，不始自美国常春藤大学，而始自大陆方面1940年代及1950年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目的，旨在表彰中国有一个长远的"奴隶社会"与"封建时代"，以作阶级斗争的张本。以这样意识形态为主体所写之历史，和相反方面而以类似情调所写的历史，不提及中国历史的积极性格，下至民国，读来只有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也错，于今邓小平更错--全部是坏人做蠢事的记录。怪不得很多年轻人读来义愤填膺，动辄戴上东洋式的头巾，去游行示威了。
我们想修订历史，要让意识形态跟着历史走，不要使历史被意识形态垄断，保持最低限度的客观性。说来容易，但是如何可以担保我自己不带偏见，不被我个人的意识形态所蒙蔽?首先我们必定有这样的一段共识，中国在20世纪，曾被迫经过一段从头到尾的改造。即是大陆来的人口，在1940年代进入台湾两百万，也是历史之前所未有。各位年轻的可能没有这种经验，可是你们长一辈的大概可以告诉你们，在这大变动的过程中，我们的衣食住行无不经过一段改变。再追溯上去，到本世纪的前端，到我的父辈那一代，则不仅衣食住行，而且婚姻、家庭关系、权利义务、社会习惯都有了重要的改变。这种改变和它带来的动乱，因为时间之长，牵涉人口之众，是人类历史里最大规模的一次改变。
要分析研究这大改变的过程，因此才启发我们，使我们领悟到将来之去向，我们先要了解旧社会的沿革，及它不能适用于新时代的原因。这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个人的经验则是由明朝的财政税收着手。此是一种最简捷而稳当的办法。在我演讲的时候，我常用一个"立"字形容。这立字的一点一横，代表高层机构，下面的一长横，代表低层机构，当中两点代表上下间法律制度之联系。刚才已经说过：提到明代财政税收，务必触及朝廷与中央政府，又下及于乡镇里甲，当中也涉及法律章程，所以构成一套完整的剖面。又因为筹饷收税，表示政府与社会实际运转的情形，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因为它牵涉出来一种体系，各种因素上下相关，互相印证。再有选择性地和其他学者研究心得比较，其综合的结果，就不会和事实脱节了。
至于她的专长和我自己的相同，不禁使我踌躇。趁此机会我就指出大凡我们研究一个社会与政治体制，当中之因素与我们所处现局不同的话--明清社会也在这情形之内--我们势必要了解这体制的高层机构、低层机构和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研究财政税收确实有如此的好处。如果你涉及全貌，必对所叙之国家社会提供一个剖面。上层即涉及户部职掌、衙门部院、军费之开销，下层又必提到纳税人的土地占有情形、付税能力、乡村组织。在抽税与付税的当头，也必谈到上层掌握到下层的情形、个人之权利与义务。所以在内容的详尽和组织的严密上讲，被评议人的识见应当不在我所知道的数人之下。而她立论的可靠性，更因上述三重因素的连锁关系证实，这样子把我作评议人的责任卸下。
我所没有明讲的则是西方这几十年的风尚，重分析而不重综合，研究中国历史时只从小处着眼，往往忽略大局。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在常春藤大学的专家，因为原始资料里提及"膏腴万顷"，他就根据1顷为100亩，在字面上认定某某等人在明末领有出产丰富的田地各100万亩。殊不知万历年间全国登记的土地不过7亿多亩，如果上述土地占有的情形确实的话，则只要700个这样的大地主，就把全国的耕地整个霸占。并且当日全国1100多个县，很少有一县的田地在百万亩以上。一般中等的县田地不过50万亩。更小的县和更偏僻的县，只不过二三十万亩。如果一个家室的产业，超过两个县或三个县，使全境所有的种田人都属他的佃户，则知县的遣派、巡按官的来往、抽税与组织地方自卫武力等等工作势必遇到绝大的阻障，科举考试能否执行都成疑问，而绝不可能此时官方文件全未提及，而地方的方志也缺乏类似之记载，况且在那种情形之下，地方之乡绅是否能出面编修府志县志，尚成问题。
我提出这段小故事，其目的不在攻击某个人，而是指出中国史学之危机。把"膏腴万顷"这样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文句，当作真有其事，确实可以算作肥沃的土地100万亩，不始自美国常春藤大学，而始自大陆方面1940年代及1950年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目的，旨在表彰中国有一个长远的"奴隶社会"与"封建时代"，以作阶级斗争的张本。以这样意识形态为主体所写之历史，和相反方面而以类似情调所写的历史，不提及中国历史的积极性格，下至民国，读来只有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也错，于今邓小平更错--全部是坏人做蠢事的记录。怪不得很多年轻人读来义愤填膺，动辄戴上东洋式的头巾，去游行示威了。
我们想修订历史，要让意识形态跟着历史走，不要使历史被意识形态垄断，保持最低限度的客观性。说来容易，但是如何可以担保我自己不带偏见，不被我个人的意识形态所蒙蔽?首先我们必定有这样的一段共识，中国在20世纪，曾被迫经过一段从头到尾的改造。即是大陆来的人口，在1940年代进入台湾两百万，也是历史之前所未有。各位年轻的可能没有这种经验，可是你们长一辈的大概可以告诉你们，在这大变动的过程中，我们的衣食住行无不经过一段改变。再追溯上去，到本世纪的前端，到我的父辈那一代，则不仅衣食住行，而且婚姻、家庭关系、权利义务、社会习惯都有了重要的改变。这种改变和它带来的动乱，因为时间之长，牵涉人口之众，是人类历史里最大规模的一次改变。
要分析研究这大改变的过程，因此才启发我们，使我们领悟到将来之去向，我们先要了解旧社会的沿革，及它不能适用于新时代的原因。这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个人的经验则是由明朝的财政税收着手。此是一种最简捷而稳当的办法。在我演讲的时候，我常用一个"立"字形容。这立字的一点一横，代表高层机构，下面的一长横，代表低层机构，当中两点代表上下间法律制度之联系。刚才已经说过：提到明代财政税收，务必触及朝廷与中央政府，又下及于乡镇里甲，当中也涉及法律章程，所以构成一套完整的剖面。又因为筹饷收税，表示政府与社会实际运转的情形，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因为它牵涉出来一种体系，各种因素上下相关，互相印证。再有选择性地和其他学者研究心得比较，其综合的结果，就不会和事实脱节了。
我钻进明朝财政税收这个专题里面去，并非事前计划。只因为我在密歇根大学拟做博士论文时，发现明朝的漕运，亦即是政府由大运河自南至北所运的食粮物资的情形，资料俯拾皆是，也有几套统计的数字，预想经过一番整理，一定符合美国大学校的一般要求，况且经济史又是挺时髦的部门。
殊不知进去容易，出来麻烦。第一，漕运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部门，漕运总督就兼淮安、凤阳各地方的巡抚，所以他也是地方官。运去的粮食称为"漕粮"，也是江南各地方的税收，当日田赋征实，老百姓以去糠之米交纳。在运河里运粮的船夫，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衙抽来的"运军"，所以又与兵部相关联。第二，这漕运的区处，牵涉很多专门名词，不见于字典或辞典，只能在当日文件上翻来覆去，逐渐领悟到其大意。第三，我后来写成的论文不能称为经济史，反倒可以称为财政史，因为明朝的财政和清朝的财政，实行起来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经济原则。举一个例：大运河里面的粮船，共有11000多艘，每船有运军10人，所以约有12万名官兵参与运粮的工作。他们要经过无数的水闸，一到北方又常遇到河水冰冻，有时来去一趟要10个月的时间。漕粮每年四百万石，我们也弄不清楚运费多少，有人曾估计要花18石的脚费运米1石。其目的不是现下所谓经济，而是政府保持自己的自给自足，故意将北京的物价降低，而使政府官员及家属配得食米。并且所谓统计之中，也有很多前哈佛教授杨联陞先生所说的"假数字"。我当初想制图表，把这些数字以曲线勾画出来，后来看来不只是行不通，也无从作科学化的结论。
我希望各位不要问及我的论文，虽说被学校通过，但不是我自己可以感到非常愉快的作品。倒是在做论文期间，逐渐看到明朝财政与税收的多方面，深想再花点功夫，作进一步的研究。料不到再涉足进去，就是7年!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翻佣明实录》，我也买了一套，教书之外，每两星期看一册并摘写笔记，一共133册，也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稿成之后，又与支持此书的哈佛大学发生争执。我已在《地北天南叙古今》里有一篇文字叙述，现在不再重叙。幸亏费正清先生不以为忤，他之遗著《中国新历史》(China:ANewHistory)里仍旧称《财政与税收》很结实(solid)，是基本的研究(abasicstudy)。
这书在1974年年底出版，按照大学出版社对付学术著作的一般办法，只印1200册，卖完即不再版。台湾已经出现一种翻印版。大陆方面有两所大学和台湾一所大学的同事曾商量出中译本，可是迄今未有音信，我猜想都没有按计划完成。
1974年到今天已近20年，现在我自己检讨起来，我尚没有发觉书中有何主要的错误，需要更正的地方。没有料到的，则是海峡两岸及世界局势变化之大。早知如此，我一定会更把书中的资料，切实与今日之局面连贯起来，把前因后果的关系说得更清楚、更剀切。譬如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最后一段提及中国近代的经济问题，主要的不能从农业体系里生产剩余，去投资其他方面，出于财政税收体制的影响;明朝的财政系统被清朝大体袭用，它之缺乏积极性格，并不是在历史上不重要。这种说法就太轻松，没有斩钉截铁说明:明清社会由这财政系统所支配，缺乏局部改革之可能，一改就全部都要更改。所以我们祖孙数代，从衣食住行到权利义务，一变就整个要变，等于重写大"立"字，已是由来有素，最低限度有500年的沿革了。
我感谢东海大学的邀请，既然远道来此机会难得，也不愿意只在讲堂上念自己的书，倒想借这机会，把自己当日暗中摸索摘要，与今日局势有关之处发挥。这样比较更有实用的价值。在这里我也附带说及，我自己得益于这段知识与现状情势有密切关系的好处。《财政与税收》一书的准备经过7年，以后我写《万历十五年》则只花了1年。因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后研究之基矗《万历十五年》之能侥幸在海外与国内，在台湾与大陆都畅销，主要的乃是它的内容与题材仍和我们今日遇到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有如官僚主义的作风，既危害于明朝，也仍作祟于20世纪的中国，前后有历史的因缘。
以下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扼要报告，也把书中没有讲解得透彻的地方更加增强补充：第一点，中国的传统社会有它自己的特色，断不能称之为封建体制，更不能与欧洲的feudalsystem相比。封建或feudalism必着重地方分权。所以"裂土封茅"，土地可以分裂为公国与侯国，受封则爵位世袭，永远遗传，茅是社坛上的旌帜，保有独立自主的气概。这种种情形都不可能为明清社会所容许。
在封建体制之下，领主向农民的征集，赋税与地租不可区分。即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不称土地税，而称"年贡"，或是"本途物成"，亦即是主要耕作物的收成。有时"四公六民"，有时"五公五民"亦即是领主与种田人对分，显然地与明清的田赋有很大的区别。
明清的体制是中央集权，皇帝直接向全民抽税，省级州县级的地方官吏全由中枢委派，他们本身都没有立法的能力。
这种体制最怕中层的力量凝固。不仅地方上的贵族建立不付税的庄园不能容许，即是大地主拥有土地至1万亩以上，再不分家析产，也认为可能威胁到朝廷的安全，官僚们必千方百计地将它们拆散。这当中常引起一段误解，明朝的记录里经常提及贵族的庄田，在16世纪最著名的乃是万历皇帝，由他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据说他曾接受到田地4万顷，有说2万顷，亦即是400万亩至200万亩。其实经过调查，这些地主并不集中地存在，也不在亲王各自掌握之中。有如黄河改道，冲没的土地几十年无人耕种，后来开垦之后有了一点收成。长江里的沙洲，当初无主，后来也开发为田，各地方官也在该处抽了一笔小数目的税，当初也没有报告皇帝。后来被万历皇帝发觉，他就责成把这些土地的面积归并计算，称为福王的庄田。事实上这些土地无法实际归并，亩数既不对头，也始终没有由福王王府接管。所谓庄田不过皇帝要求各省，每年由这名目之下缴纳白银四万六千两，各地巡抚也向皇帝讨价还价。及至朝代覆亡，这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殊不知进去容易，出来麻烦。第一，漕运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部门，漕运总督就兼淮安、凤阳各地方的巡抚，所以他也是地方官。运去的粮食称为"漕粮"，也是江南各地方的税收，当日田赋征实，老百姓以去糠之米交纳。在运河里运粮的船夫，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衙抽来的"运军"，所以又与兵部相关联。第二，这漕运的区处，牵涉很多专门名词，不见于字典或辞典，只能在当日文件上翻来覆去，逐渐领悟到其大意。第三，我后来写成的论文不能称为经济史，反倒可以称为财政史，因为明朝的财政和清朝的财政，实行起来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经济原则。举一个例：大运河里面的粮船，共有11000多艘，每船有运军10人，所以约有12万名官兵参与运粮的工作。他们要经过无数的水闸，一到北方又常遇到河水冰冻，有时来去一趟要10个月的时间。漕粮每年四百万石，我们也弄不清楚运费多少，有人曾估计要花18石的脚费运米1石。其目的不是现下所谓经济，而是政府保持自己的自给自足，故意将北京的物价降低，而使政府官员及家属配得食米。并且所谓统计之中，也有很多前哈佛教授杨联陞先生所说的"假数字"。我当初想制图表，把这些数字以曲线勾画出来，后来看来不只是行不通，也无从作科学化的结论。
我希望各位不要问及我的论文，虽说被学校通过，但不是我自己可以感到非常愉快的作品。倒是在做论文期间，逐渐看到明朝财政与税收的多方面，深想再花点功夫，作进一步的研究。料不到再涉足进去，就是7年!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翻佣明实录》，我也买了一套，教书之外，每两星期看一册并摘写笔记，一共133册，也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稿成之后，又与支持此书的哈佛大学发生争执。我已在《地北天南叙古今》里有一篇文字叙述，现在不再重叙。幸亏费正清先生不以为忤，他之遗著《中国新历史》(China:ANewHistory)里仍旧称《财政与税收》很结实(solid)，是基本的研究(abasicstudy)。
这书在1974年年底出版，按照大学出版社对付学术著作的一般办法，只印1200册，卖完即不再版。台湾已经出现一种翻印版。大陆方面有两所大学和台湾一所大学的同事曾商量出中译本，可是迄今未有音信，我猜想都没有按计划完成。
1974年到今天已近20年，现在我自己检讨起来，我尚没有发觉书中有何主要的错误，需要更正的地方。没有料到的，则是海峡两岸及世界局势变化之大。早知如此，我一定会更把书中的资料，切实与今日之局面连贯起来，把前因后果的关系说得更清楚、更剀切。譬如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最后一段提及中国近代的经济问题，主要的不能从农业体系里生产剩余，去投资其他方面，出于财政税收体制的影响;明朝的财政系统被清朝大体袭用，它之缺乏积极性格，并不是在历史上不重要。这种说法就太轻松，没有斩钉截铁说明:明清社会由这财政系统所支配，缺乏局部改革之可能，一改就全部都要更改。所以我们祖孙数代，从衣食住行到权利义务，一变就整个要变，等于重写大"立"字，已是由来有素，最低限度有500年的沿革了。
我感谢东海大学的邀请，既然远道来此机会难得，也不愿意只在讲堂上念自己的书，倒想借这机会，把自己当日暗中摸索摘要，与今日局势有关之处发挥。这样比较更有实用的价值。在这里我也附带说及，我自己得益于这段知识与现状情势有密切关系的好处。《财政与税收》一书的准备经过7年，以后我写《万历十五年》则只花了1年。因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后研究之基矗《万历十五年》之能侥幸在海外与国内，在台湾与大陆都畅销，主要的乃是它的内容与题材仍和我们今日遇到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有如官僚主义的作风，既危害于明朝，也仍作祟于20世纪的中国，前后有历史的因缘。
以下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扼要报告，也把书中没有讲解得透彻的地方更加增强补充：第一点，中国的传统社会有它自己的特色，断不能称之为封建体制，更不能与欧洲的feudalsystem相比。封建或feudalism必着重地方分权。所以"裂土封茅"，土地可以分裂为公国与侯国，受封则爵位世袭，永远遗传，茅是社坛上的旌帜，保有独立自主的气概。这种种情形都不可能为明清社会所容许。
在封建体制之下，领主向农民的征集，赋税与地租不可区分。即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不称土地税，而称"年贡"，或是"本途物成"，亦即是主要耕作物的收成。有时"四公六民"，有时"五公五民"亦即是领主与种田人对分，显然地与明清的田赋有很大的区别。
明清的体制是中央集权，皇帝直接向全民抽税，省级州县级的地方官吏全由中枢委派，他们本身都没有立法的能力。
这种体制最怕中层的力量凝固。不仅地方上的贵族建立不付税的庄园不能容许，即是大地主拥有土地至1万亩以上，再不分家析产，也认为可能威胁到朝廷的安全，官僚们必千方百计地将它们拆散。这当中常引起一段误解，明朝的记录里经常提及贵族的庄田，在16世纪最著名的乃是万历皇帝，由他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据说他曾接受到田地4万顷，有说2万顷，亦即是400万亩至200万亩。其实经过调查，这些地主并不集中地存在，也不在亲王各自掌握之中。有如黄河改道，冲没的土地几十年无人耕种，后来开垦之后有了一点收成。长江里的沙洲，当初无主，后来也开发为田，各地方官也在该处抽了一笔小数目的税，当初也没有报告皇帝。后来被万历皇帝发觉，他就责成把这些土地的面积归并计算，称为福王的庄田。事实上这些土地无法实际归并，亩数既不对头，也始终没有由福王王府接管。所谓庄田不过皇帝要求各省，每年由这名目之下缴纳白银四万六千两，各地巡抚也向皇帝讨价还价。及至朝代覆亡，这问题始终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