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富足到寒酸
1929年10月中旬，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上一年，刚刚走马上任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曾一本正经地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我们尚未达致目标，但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这是一项庄严的经济许诺，其中混杂着很快就会被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那种东西。更加自鸣得意的是，欧文?费希尔和其他洞悉华尔街秘密的经济学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证：他们正在凝望一个繁荣的“永久性高原”。
这块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赞美诗所珍爱的“乐土”更切实——看上去应该是一场始于内战时期的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美国最近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出现在大规模生产的力量中，混合着新技术的奇迹。甚至就在眼下，1929年10月的第三周，有总统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场，亨利?福特正在主办“电灯发明50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和白炽灯的50岁生日。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都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时尚和广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头不亚于最新潮的模特儿。营销手段带来的压力，甚至怂恿人们购买双份的奢侈品——每间车库里两辆汽车——在消费市场上，已经显示出过度的征兆，这倒不是因为所有美国人都在贪婪地吞噬俗世的商品，而是因为购买力的不均衡。
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与繁荣的中产阶级紧密纠缠在一起。1929年夏天，一位观察者写道：“郊区社群是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某些组织——共济会、商人午餐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之类——的团结和友谊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其他像反沙龙联盟这样的组织所面临的道德麻烦，导致了严格的管制，他担心，这预示着“滋生未来法西斯党的群体，如果真有法西斯党的话”。巴比特①没准脱掉了他整洁的绸衫、换上了褐色或黑色的，亦未可知；但是，对一致性——就其对物质成功的促进而言——的膜拜正大行其道。科顿?马瑟、本杰明?富兰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想必会懂得这个时代的精神，即使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似乎已经被快速致富的捷径所取代。
1929年1月，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时代》（Time）杂志向沃尔特?P. 克莱斯勒欢呼致敬，推选他为“年度人物”，因为在过去12个月里，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介绍给了公众，以1.6亿美元买断了道奇兄弟公司，并开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一幢68层的巨人”。眼下，在1929年10月14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小威廉?里格利的面孔，接下来连续几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脸的是：哈里?R. 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W. 拉蒙特——全都是英雄。华尔街崩盘之前的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登载了新创刊的《财富》（Fortune）杂志（以“绝无仅有的一年10美元的价格”）长达3页的宣言，宣称“人们普遍同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美国的伟大功绩就是商业”。另外几幅大广告是巴布森的《报告》（Reports）（“你的美元——你是否在连续而有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实现成功的时刻么？”），罗伯特?I. 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The Story of Wall Street）（“这些巨人正从本书的字里行间阔步走过，……就像中世纪的冒险家一样。……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希尔、哈里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们的丰功伟绩令举国震惊”），以及一家到1932年破产时留下了数百万未付债券的投资公司S. W. 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它们代表了连续不断地击打普通读者心灵的刺激物。
大多数在1918年的“自由公债”中购买自己平生第一笔债券的美国人，都转向了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广告夸耀的是高价格，而不是便宜货——从派克大街上价值45,000美元的公寓和配备“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具”的浴室，直到价值2.50美元的口红和价值50美分的剃须刀——为挣钱容易的一代人设定节制消费的标准。在这场向永久性繁荣高地攀登的比赛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场是显而易见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国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跃升到了70,950人。人们普遍注意到，大多数市民不再阅读报纸的头版，而是手忙脚乱地翻到金融专栏。小报和内情通报向缺乏经验的外行们提供建议。广播电台里汩汩流淌的是“老顾问”的声音，像教堂执事一样四平八稳，吟诵着塞缪尔?英萨尔自己的经纪人的智慧。
1929年10月中旬，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上一年，刚刚走马上任的赫伯特?胡佛总统曾一本正经地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我们尚未达致目标，但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这是一项庄严的经济许诺，其中混杂着很快就会被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那种东西。更加自鸣得意的是，欧文?费希尔和其他洞悉华尔街秘密的经济学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证：他们正在凝望一个繁荣的“永久性高原”。
这块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赞美诗所珍爱的“乐土”更切实——看上去应该是一场始于内战时期的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美国最近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出现在大规模生产的力量中，混合着新技术的奇迹。甚至就在眼下，1929年10月的第三周，有总统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场，亨利?福特正在主办“电灯发明50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和白炽灯的50岁生日。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都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时尚和广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头不亚于最新潮的模特儿。营销手段带来的压力，甚至怂恿人们购买双份的奢侈品——每间车库里两辆汽车——在消费市场上，已经显示出过度的征兆，这倒不是因为所有美国人都在贪婪地吞噬俗世的商品，而是因为购买力的不均衡。
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与繁荣的中产阶级紧密纠缠在一起。1929年夏天，一位观察者写道：“郊区社群是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某些组织——共济会、商人午餐俱乐部、退伍军人协会之类——的团结和友谊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其他像反沙龙联盟这样的组织所面临的道德麻烦，导致了严格的管制，他担心，这预示着“滋生未来法西斯党的群体，如果真有法西斯党的话”。巴比特①没准脱掉了他整洁的绸衫、换上了褐色或黑色的，亦未可知；但是，对一致性——就其对物质成功的促进而言——的膜拜正大行其道。科顿?马瑟、本杰明?富兰克林、彼得?帕利和霍勒斯?格里利想必会懂得这个时代的精神，即使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似乎已经被快速致富的捷径所取代。
1929年1月，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时代》（Time）杂志向沃尔特?P. 克莱斯勒欢呼致敬，推选他为“年度人物”，因为在过去12个月里，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介绍给了公众，以1.6亿美元买断了道奇兄弟公司，并开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一幢68层的巨人”。眼下，在1929年10月14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小威廉?里格利的面孔，接下来连续几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脸的是：哈里?R. 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W. 拉蒙特——全都是英雄。华尔街崩盘之前的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登载了新创刊的《财富》（Fortune）杂志（以“绝无仅有的一年10美元的价格”）长达3页的宣言，宣称“人们普遍同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美国的伟大功绩就是商业”。另外几幅大广告是巴布森的《报告》（Reports）（“你的美元——你是否在连续而有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实现成功的时刻么？”），罗伯特?I. 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The Story of Wall Street）（“这些巨人正从本书的字里行间阔步走过，……就像中世纪的冒险家一样。……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希尔、哈里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们的丰功伟绩令举国震惊”），以及一家到1932年破产时留下了数百万未付债券的投资公司S. W. 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它们代表了连续不断地击打普通读者心灵的刺激物。
大多数在1918年的“自由公债”中购买自己平生第一笔债券的美国人，都转向了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广告夸耀的是高价格，而不是便宜货——从派克大街上价值45,000美元的公寓和配备“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具”的浴室，直到价值2.50美元的口红和价值50美分的剃须刀——为挣钱容易的一代人设定节制消费的标准。在这场向永久性繁荣高地攀登的比赛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场是显而易见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国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跃升到了70,950人。人们普遍注意到，大多数市民不再阅读报纸的头版，而是手忙脚乱地翻到金融专栏。小报和内情通报向缺乏经验的外行们提供建议。广播电台里汩汩流淌的是“老顾问”的声音，像教堂执事一样四平八稳，吟诵着塞缪尔?英萨尔自己的经纪人的智慧。
关于商业周期的神话，公众的兴趣不断增长。左右商业周期的，究竟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的运作、方法的创新，还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里，抑或是太阳黑子，这些并不清楚。猜测披上了预言的外衣，希望抢先于计划。乐天派相信，老的经济规律已经失灵；另一些人则勉强承认，困难的日子可能回来，但每一场暴风雨过后，天空总归还会晴朗——倘若人人都能保持他阳光的一面的话，正如这个季节最流行的歌曲所告诫的那样。首先，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荣无需解释，它既非所谓有闲阶级的垄断，也不为共和党人所独享，尽管他们总是竭力要把这一切归到自己的名下。
一个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让红利和股权不断积累，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80,000美元，来自投资的收益大约是一个月400美元。他会阔起来。因为收益能让他阔，我坚定地相信，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
1929年夏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 拉斯科布是这样声称的。雇员被鼓励投资于老板的股票和债券——这一制度，被有点含糊地视为美国的职工分红、甚或是社会保障的等价物。
很多这样的股票都是以保证金买来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包括现金很少、但希望却很大的小孩子）只需拿出约为价格四分之一的现钱。经纪人通过向银行借钱来预付剩下的部分。经纪人借款这种不稳定的信用结构，在1929年2月摇晃了起来，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令其成员银行，不得为此类投机目的而贷款。但是，由查尔斯?E. 米切尔领头的私人银行家立即为投机而打开了他们的保险柜，释放出了数百万美元，给大牛市以及它赖以构建的信心时代以进一步的刺激。这导致了另一次活动的痉挛，没有任何诸如消费需求之类的切实保证，生产效率的增长或股票的真实收入都是有问题的。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千百万收入微薄的芸芸众生正掏空他们的储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为了投机而抵押他们的未来。有人估算，20世纪20年代的这些市场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与其说是长期投资，还不如说是赌博冒险。
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经济控制中的一场变化发生了，从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对投资者的剥削，以及会计账目中的频繁欺诈，都属于新秩序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纪晚期“托拉斯”这条已被杀死的恶龙的化身——如今非常兴旺。它允许一小撮股东控制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连锁帝国，甚或是关系松散的利益集团，比如塞缪尔?英萨尔在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的领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权力（尤其是在公用事业领域）常常跟它的规模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于身为总统的富兰克林?D. 罗斯福形象地把它描述为：“一只96英寸的狗摇着一根4英寸的尾巴。” 这些公司有时候层层叠加在一起，巴别塔伸向天空，底座却在颤抖。它们有时被用来掩盖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以逃过监管当局或公众的法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一家被称做“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1930年1月，几乎就在它轰动一时的破产导致将近50万存款人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之前，为了隐瞒它日渐增长的虚弱，而投资100美元，创立了一家傀儡公司，买卖这家银行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才怀疑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华尔街病症的另一个发展，是所谓的“信托投资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迅猛增长，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有些公司是“刚性的”，即：其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但很多公司是“软性的”，这意味着对投资证券的选择很宽泛。实际上，他们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当然，他们主要是代表“赌场”的利益。据说，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本金，或者说损失总金额高达30亿美元。
一个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让红利和股权不断积累，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80,000美元，来自投资的收益大约是一个月400美元。他会阔起来。因为收益能让他阔，我坚定地相信，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
1929年夏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 拉斯科布是这样声称的。雇员被鼓励投资于老板的股票和债券——这一制度，被有点含糊地视为美国的职工分红、甚或是社会保障的等价物。
很多这样的股票都是以保证金买来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包括现金很少、但希望却很大的小孩子）只需拿出约为价格四分之一的现钱。经纪人通过向银行借钱来预付剩下的部分。经纪人借款这种不稳定的信用结构，在1929年2月摇晃了起来，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令其成员银行，不得为此类投机目的而贷款。但是，由查尔斯?E. 米切尔领头的私人银行家立即为投机而打开了他们的保险柜，释放出了数百万美元，给大牛市以及它赖以构建的信心时代以进一步的刺激。这导致了另一次活动的痉挛，没有任何诸如消费需求之类的切实保证，生产效率的增长或股票的真实收入都是有问题的。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千百万收入微薄的芸芸众生正掏空他们的储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为了投机而抵押他们的未来。有人估算，20世纪20年代的这些市场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与其说是长期投资，还不如说是赌博冒险。
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经济控制中的一场变化发生了，从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对投资者的剥削，以及会计账目中的频繁欺诈，都属于新秩序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纪晚期“托拉斯”这条已被杀死的恶龙的化身——如今非常兴旺。它允许一小撮股东控制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连锁帝国，甚或是关系松散的利益集团，比如塞缪尔?英萨尔在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的领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权力（尤其是在公用事业领域）常常跟它的规模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于身为总统的富兰克林?D. 罗斯福形象地把它描述为：“一只96英寸的狗摇着一根4英寸的尾巴。” 这些公司有时候层层叠加在一起，巴别塔伸向天空，底座却在颤抖。它们有时被用来掩盖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以逃过监管当局或公众的法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一家被称做“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1930年1月，几乎就在它轰动一时的破产导致将近50万存款人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之前，为了隐瞒它日渐增长的虚弱，而投资100美元，创立了一家傀儡公司，买卖这家银行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才怀疑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华尔街病症的另一个发展，是所谓的“信托投资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迅猛增长，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有些公司是“刚性的”，即：其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但很多公司是“软性的”，这意味着对投资证券的选择很宽泛。实际上，他们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当然，他们主要是代表“赌场”的利益。据说，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本金，或者说损失总金额高达3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