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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位中国著名商人的财富传奇:中华商圣
  他们是一群血液里奔腾着商业力量的“骑士”;他们是一群于政府间游刃有余的“大红人”;他们是一群在民间广泛传诵的“财神爷”。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行业经济;他们曾经官商一体,操控国家财源;他们经历起起伏伏,但始终延续着商业经济血脉。他们的影响依然还在,他们曾经是我们民族的商业图腾,是中华史册上彪炳千秋的商魂……
第1节:序
  相传,在殷商的先祖之中,有一个人名叫王亥。他驯服了牛,发明了牛车,使畜牧和运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带领着其部落的人远足,与其他部落以物易物,使大家都感到非常便利。在当时,他的部落被称之为“商”,并且很快便富裕了起来,到王亥的七世子孙成汤宣威中国的时候,便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王朝——商。后来,由于从事以物易物的人大多是商朝人,其他地方的人便都称呼他们为“商人”,久而久之,“商人”一词也便成了经商之人的专用名词,并且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也就是因为这些“商人”的出现,才使得华夏文明更加璀璨。同时,我国古代的商圣们犹如史册上的一颗颗明珠,照耀着如今商人不断前进的脚步。商圣们的经商睿智、做人哲学、择财手法等,都成了现代人经商中奉行的圭臬。自20世纪80年代起,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地就已经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学”的热潮,他们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教育、文学,并学习、借鉴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有一位外国学者曾做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圣人的管理思想造就了世界当代的企业家。”当世界商人都在探讨我国古代商圣们留下的为人之道、用人之道、经营之道等“财富”时,很多中国商人却在大肆地仿效国外企业的经营之道,对自己前辈走过的道路并不重视,这实在是一些中国商人的一大误区。其实,中国古代商业精英们的为人处世、择财谋富的技法非常高明,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在过去,中国是一Preface序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由于中国古代人们对商业和商人的极度歧视,使商业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因而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也一直居于弱势地位,无法与自然经济相抗衡。有趣的是,尽管古代的人们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低,可是商业仍然是致富最快、极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以至于每朝每代都会出现几位传奇性的巨贾,他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譬如,战国时期饮誉古今的陶朱公范蠡、被称为儒商鼻祖的子贡、商祖白圭、坚信奇货可居理念的吕不韦、为朱元璋造了半个南京城的“活财神”沈万三以及徽商的代表人物胡岩等,他们所经历的财富故事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发扬的东西。为什么范蠡做官、种田、经商样样都能够成功?为什么商人伍秉鉴居然能够成为当时著名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为什么胡岩能做一行成一行,处处有人帮?……他们这些“商圣”背后都经历了一个个传奇性的财富人生,他们所经历的发家史一定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发和借鉴。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如今回顾一下这12位“商圣”的故事,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对现在的商人亦有启迪。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此,我们精心搜集了12位中国“商圣”的财富故事,并一一呈现给读者。这些人不乏在政商游刃有余的“大红人”,被民间广泛传诵的“财神爷”。细心感悟他们在为人处世中、在经商致富中超常的智慧、敏锐的眼光、从容的心态和果敢的决策,然后再把它们融合为一体,这或许就是中华商圣教给我们的“中国式商道”。俗话说:“小商道做事,中商道做市,大商道做人。”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商圣”的经历,不是醉心于颂扬他们的辉煌业绩,也不是要沉溺于烦琐的历史细节,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并和现实结合,指导今天的实践者。因而,“剖古人致富之谜,开今人创业之智”是我们这本书的宗旨,“师古长技以自强”是本书的最终夙愿。希望本书能给读者带来智慧,在人生中能够从容自得,在商战中能够游刃有余!编著者2006年12月
第2节:1.范蠡的传奇一生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薄利多销,无敢居贵。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具行如流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农商兼顾,去末取实,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善治生者,择人而任时。乐善好施,好行其德。
  范蠡的经营理念
  在历史上,范蠡不仅是春秋末期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还是创造了无数财富且富可敌国的古代商人,他被历代经商者顶礼膜拜,是人们所公认的“商圣”。
  1.范蠡的传奇一生
  范蠡(约公元前518年~前445年),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今河南南阳)人,生于宛郡的内乡县,出身贫苦,但素有大志,见识高卓。范蠡在青年时就已经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而且聪敏睿智、胸藏韬略,颇有圣人之资,再加上他精通剑法,可以说是文武双全。然而,他却怀才不遇,只好每日修身养性,过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隐居生活。终于有一天,楚国宛令文种到各地访求名士,才发现范蠡这匹“千里马”。据《史记》记载:“文种为宛令,闻其贤,得蠡而悦。”两人一见如故,纵论天下大事,高谈富国强兵之道,十分投机。于是,文种把他推荐给楚王,范蠡从此开始步入仕途。但是后来,楚国忠臣伍奢被楚王杀害的事件给范蠡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认识到了楚国的衰落和政治的黑暗。最后,他找到文种,说出自己心中的感受,两人一同弃楚国而去,投奔了越国。在当时,南方的吴、越两国同时崛起,常年战事不断,越王允常正求贤若渴。范蠡和文种的到来,使越王甚为高兴,与两人纵论天下大事,深契于心,随后越王便封范蠡和文种为大夫,成为越国的重要谋士。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驾崩,其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听说了允常的死讯之后,便趁越国人心不稳之际兴师伐越,交战于樵李(今浙江嘉兴)。两军对阵,勾践用死囚做死士,在吴军面前叫阵,然后这些人就在吴军阵前自杀。吴国军士见状,大惊失色,人心浮动。勾践率领越军趁机发起攻击,原本强大的吴军瞬间溃散,一败涂地。吴王阖闾在混战中也身负重伤,只好退兵,返回姑苏城内。没过多少时日,吴王阖闾的伤病恶化,生命岌岌可危。临终前,吴王阖闾把其子夫差叫到床前,叮嘱他一定不要忘记与越国的仇恨。夫差即位后,日夜操练军队,秣马厉兵,准备消灭越国。勾践见状,决定先发制人。范蠡和文种认为时机不利于越国,极力劝阻,但勾践求胜心切,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利之言,于公元前494年率兵进攻吴军守地——夫椒(今浙江绍兴),吴越大战就这样开始了。夫椒一战,越军大败,勾践的军队只剩下了残兵败将五千余人,无奈之下,只好退守会稽山。会稽山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夫差率军只围不攻,不久,缺水少粮的越军支持不住了,伤残兵士的哀号遍布山野。见此情形,勾践欲拔剑自刎,吴王阖闾再次竭力劝阻,并设法用重金贿赂了吴王夫差身边的宠臣,才得以保全勾践的性命。从此,文种回国主持政事,范蠡则随勾践及妻室来到吴国,住进石屋,开始了忍辱负重的人质生涯。勾践在吴国寄人篱下,受尽了吴王夫差的嘲讽和欺凌。但范蠡足智多谋,终于使勾践取得了吴王夫差对他的信任。范蠡对夫差说,当初勾践只是心浮气盛,所以才胆敢进攻夫椒,但如今他对吴王的谋略心服口服,愿意回国对吴王每年纳贡称臣。现在越国无人治理,一片混乱,连年饥荒,倒不如放勾践回国,每年可以进贡更多的财物。在范蠡的努力之下,勾践在作了3年人质后返回越国。归国后,范蠡向勾践提出了一整套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他说:“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惟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这一主张得到了勾践的赞同。在范蠡与文种的鼎力辅佐下,勾践大赦天下,减收税赋,使人民得以还田勤耕,充实了国库和粮仓。随着生活的日益殷实,越国人丁日趋兴旺,皆具“带甲之勇”,国力迅速恢复和发展,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在公元前473年,勾践终于灭掉了宿敌吴国,报了会稽之耻。接着,范蠡又协同勾践北渡淮河,在徐州大会齐、晋等诸文种侯,使周元王不得不封勾践为伯,号令中原,被诸侯称为“霸王”。在范蠡的辅佐下,勾践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此时,勾践欲封范蠡为上将军,把越国分一部分给他作为酬谢,但范蠡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没有接受越王的封赏,并执意弃官从商。据说,范蠡从商之后,曾经更换过三个地方,但是他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是天下名流,名垂后世。特别是在陶邑(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其资产由“十万”到“千金”,再至“巨万”,成为当时排名第一的富贾。由于当时范蠡自称为“朱公”,因此在民间也就有了“陶朱公”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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