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近照
第1章启程
认识爸和认识自己的旅程，来回都是探索着走。
我在31岁的时候，开始认识到我父母不知道我是谁。确定了这一点的时候，除了有一点挫折感以外，倒也并不太伤心。在一段时间里，觉得这一发现挺新鲜的，后来把它当成的事实接受了，无奈中反倒有了一种成熟感和独立感。
让我不能释怀的是另一件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好像不知道我父母是什么人。吴敬琏和周南，他们是我的爸爸和妈妈，一向以来这就是我对他们的唯一想法。而除了是我爸爸妈妈以外，吴敬琏到底是谁，周南又是谁，我想都未曾想过。
我这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不光体现在和父母的关系上，对家里其他大人，特别是对曾经亲密相处的爷爷奶奶，也是如此。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居然生活了20多年，如果说是一种欠缺的话，追究起责任来好像应该在我和我的长辈们两方面。
记得1983年夏天，我爷爷奶奶从北京来到我读大学的杭州城，暑假开始不久，他们带我一起到了上海。当时我爷爷奶奶已经分别是87岁和77岁的老人了，但我觉得他们那次在上海好像特别忙，除了上海的亲戚们，还有许多其他人与他们会面，请他们吃饭。我呢，有时陪着爷爷奶奶参加这些活动，有时和妹妹晓兰自由闲逛。当时晓兰在上海医学院读书。一天，张攻非叔叔来酒店接爷爷奶奶和我们，车子到了外滩九江路一幢灰色楼房前，我们从旁边有《新民晚报》牌子的楼门进去后，就被人领着到处参观，从印刷间、编辑部，到总编办公室看了个遍。所到之处人们对爷爷奶奶十分热情，空气里甚至有一些激动的情绪在跳跃。
在这之前，从家中长辈们有意无意的、支言片语的、半隐半明的言谈里，似乎听说我爷爷陈明德和我奶奶邓季惺曾经“办”过《新民报》。至于怎么办、什么时候办的，就算问了，也不可能从家里的大人们那儿得到明确答案。所以我从来就没问过。因此那天在上海《新民晚报》社，我跟着人们走来走去、人云亦云地寒暄着，要不就坐在一旁扮大家闺秀状，听爷爷奶奶和人家谈话，事实上心不在焉的时候居多。
第二天晚上，报社请我们吃饭，记得社长赵超构做完介绍之后，我爷爷陈铭德站了起来。当时我一定有过某种异样的感觉，不然是什么把我的注意力从餐桌上那道美味诱人的松籽鲑鱼上拉出来的呢？想来该不完全是因为爷爷被介绍为“原《新民报》创始人和社长”，像这样的对爷爷奶奶的称呼还有其他几种，都因为当时完全缺乏实际的联想，所以在我脑子里注不上册。
那天的惊异来自看见我87岁的爷爷穿着浅蓝色平展的西装衬衫，昂首挺胸地站起来，大度而得体地向在座的好几桌人恭拳致意一周，然后端起酒杯，昂扬地开始说：“让我们一起庆祝上海《新民晚报》的复刊！我在这里向在座的同志们做三点致意。”然后停顿下来。
爷爷是我们那个大家庭里年龄最高的老者，打我记事起，身边的人跟他说话或是跟别人说到他时，基本上都会用到“高血压”、“心脏病”、“吃药”、“多休息”、“医生”、“医院”这几个词。对我和妹妹这两个家里最小的第三代，“不要惹爷爷生气”就是永远的叮咛。当然，也不是永远，因为他们有时候也说：“不许欺负爷爷。”因为爷爷永远是那么谦和的老好人。
而眼前这位身穿笔挺浅蓝西装衬衫的人，怎么有点不像我那个被人人当作老人来照顾、时而还被我当老小孩欺负的爷爷？他的风度、他的语调、以及他在上海《新民晚报》复刊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举足轻重，令人刮目相看。他说什么？他说要做“三点致意”。当他停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在为他捏着一把汗。爷爷的脑子够用吗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真能让他完整地讲出三点吗？
像所有在场的人一样，我的眼睛盯着爷爷看，直到他清晰完整地讲完他的三点。掌声雷动的一瞬间，我心中飘过一丝疑问：我认识我的爷爷吗？陈铭德到底是谁啊？可惜，这一丝的疑问还不足以激励我做出任何实际的努力去解答疑问，爷爷在我的眼里很快又变成了仅只是我爷爷而已。
第1章启程
认识爸和认识自己的旅程，来回都是探索着走。
我在31岁的时候，开始认识到我父母不知道我是谁。确定了这一点的时候，除了有一点挫折感以外，倒也并不太伤心。在一段时间里，觉得这一发现挺新鲜的，后来把它当成的事实接受了，无奈中反倒有了一种成熟感和独立感。
让我不能释怀的是另一件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好像不知道我父母是什么人。吴敬琏和周南，他们是我的爸爸和妈妈，一向以来这就是我对他们的唯一想法。而除了是我爸爸妈妈以外，吴敬琏到底是谁，周南又是谁，我想都未曾想过。
我这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不光体现在和父母的关系上，对家里其他大人，特别是对曾经亲密相处的爷爷奶奶，也是如此。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居然生活了20多年，如果说是一种欠缺的话，追究起责任来好像应该在我和我的长辈们两方面。
记得1983年夏天，我爷爷奶奶从北京来到我读大学的杭州城，暑假开始不久，他们带我一起到了上海。当时我爷爷奶奶已经分别是87岁和77岁的老人了，但我觉得他们那次在上海好像特别忙，除了上海的亲戚们，还有许多其他人与他们会面，请他们吃饭。我呢，有时陪着爷爷奶奶参加这些活动，有时和妹妹晓兰自由闲逛。当时晓兰在上海医学院读书。一天，张攻非叔叔来酒店接爷爷奶奶和我们，车子到了外滩九江路一幢灰色楼房前，我们从旁边有《新民晚报》牌子的楼门进去后，就被人领着到处参观，从印刷间、编辑部，到总编办公室看了个遍。所到之处人们对爷爷奶奶十分热情，空气里甚至有一些激动的情绪在跳跃。
在这之前，从家中长辈们有意无意的、支言片语的、半隐半明的言谈里，似乎听说我爷爷陈明德和我奶奶邓季惺曾经“办”过《新民报》。至于怎么办、什么时候办的，就算问了，也不可能从家里的大人们那儿得到明确答案。所以我从来就没问过。因此那天在上海《新民晚报》社，我跟着人们走来走去、人云亦云地寒暄着，要不就坐在一旁扮大家闺秀状，听爷爷奶奶和人家谈话，事实上心不在焉的时候居多。
第二天晚上，报社请我们吃饭，记得社长赵超构做完介绍之后，我爷爷陈铭德站了起来。当时我一定有过某种异样的感觉，不然是什么把我的注意力从餐桌上那道美味诱人的松籽鲑鱼上拉出来的呢？想来该不完全是因为爷爷被介绍为“原《新民报》创始人和社长”，像这样的对爷爷奶奶的称呼还有其他几种，都因为当时完全缺乏实际的联想，所以在我脑子里注不上册。
那天的惊异来自看见我87岁的爷爷穿着浅蓝色平展的西装衬衫，昂首挺胸地站起来，大度而得体地向在座的好几桌人恭拳致意一周，然后端起酒杯，昂扬地开始说：“让我们一起庆祝上海《新民晚报》的复刊！我在这里向在座的同志们做三点致意。”然后停顿下来。
爷爷是我们那个大家庭里年龄最高的老者，打我记事起，身边的人跟他说话或是跟别人说到他时，基本上都会用到“高血压”、“心脏病”、“吃药”、“多休息”、“医生”、“医院”这几个词。对我和妹妹这两个家里最小的第三代，“不要惹爷爷生气”就是永远的叮咛。当然，也不是永远，因为他们有时候也说：“不许欺负爷爷。”因为爷爷永远是那么谦和的老好人。
而眼前这位身穿笔挺浅蓝西装衬衫的人，怎么有点不像我那个被人人当作老人来照顾、时而还被我当老小孩欺负的爷爷？他的风度、他的语调、以及他在上海《新民晚报》复刊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举足轻重，令人刮目相看。他说什么？他说要做“三点致意”。当他停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在为他捏着一把汗。爷爷的脑子够用吗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真能让他完整地讲出三点吗？
像所有在场的人一样，我的眼睛盯着爷爷看，直到他清晰完整地讲完他的三点。掌声雷动的一瞬间，我心中飘过一丝疑问：我认识我的爷爷吗？陈铭德到底是谁啊？可惜，这一丝的疑问还不足以激励我做出任何实际的努力去解答疑问，爷爷在我的眼里很快又变成了仅只是我爷爷而已。
15年之后，爷爷奶奶都早已作古。在1998年蒋丽萍和林伟平所著的《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第一次出版后。我翻开题为“一个日后被称作刘备的年轻人”的第一章时，正对着我的是一张我从未见过的爷爷年轻时风华正茂的相片，我的喉咙立刻哽咽住了。两位作者说：
陈铭德头上一直高悬着一束理想之光，这就使他的性格避免了一种必然的危险。在陈铭德那里，对环境的反抗表现为一种不屈服于环境的隐忍陈铭德日后有“刘备”之称，说的是他能招纳贤士，用人所长。
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不能继续了。
他们说的这是谁啊？是那曾与我朝夕相处的爷爷么？我怎么会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为什么我不得不在爷爷已经过世之后，才从陌生人笔下第一次了解到他的理想、性格、非凡的事业和风华正茂的岁月，甚至是第一次意识到他曾经有过理想、有过性格、有过事业？甚至他也年轻过？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给我讲过？我怎么就那么天经地义地把他当作除了是我们的爷爷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是？为什么从没有试着去了解他，去跟他交流过？
对爷爷奶奶的传记作者们，我是既感激又嫉妒。对我自己则是后悔。对我的家庭，怎么说呢，真是感情复杂。后来见到作家蒋丽萍时，我说谢谢她写出这本传记，没有它，我们家的许多事可能我一辈子都无从知道。我没有告诉她，事实上我看了一章之后就再也没看下去。书一直就放在书架上，但它是多么沉重。向来拈轻怕重的我，很怕打开那只五味瓶。
一晃8年又过去了。今天，为了自己的写作，我试着又翻开了那本传记。看到书中说我奶奶邓季惺和她早逝的第一任丈夫，也就是我爸爸的生身父亲吴竹似，“有一种无法说清的感情，恰似卤水点豆腐一样的合适，这一环就把那一环套住了”，再次使我哽咽。这里又有两个我小时候家里人从来不提的话题：一个是吴竹似；一个是爱情。
通过看爷爷奶奶的传记，我已经很清楚自己对家人的无知，也很清楚自己在这件事上有解不开的心结。所以我就学聪明了。等爸爸的助手柳红所著的《吴敬琏》于2002年出版时，妈妈送我的那一本，我看都不敢看一眼就直接插上了书架。
两个月前，我飞到西雅图录像采访爸爸的老同学、老同事和老战友周叔莲，心想：既然已经开始为爸爸的生平做记录，总得看看写他的传记，不然采访时问哪些问题都不知道。于是我带着《吴敬琏》上了飞机。结果是从圣地亚哥到西雅图的三小时飞机，我是眼泪鼻涕的一路飞去。回程哭得倒不多，因为后半本里写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事情，让我这个外行兴趣索然。
这样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就好像我是个多愁善感、整日哭哭啼啼的人似的。好在事实上我并非如此不堪。
早在1996年，爸爸就曾希望我帮他做些传记性的工作，但我想他所说的“传记”，是指记载他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工作和经历。两年来，著名出版人闻洁一直鼓励我写一本“家人看吴敬琏”这一角度的书。可我始终觉得自己既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没有记载生活的使命感；又不是文学家，缺少一份文字创作的原动力；甚至我也不是一个好女儿，对爸爸热衷的行业——经济学，完全不通，又不思学。
但是，我想了解吴敬琏，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是他？而我为什么是我？现在也许还不算晚。
当我从第三者那里对我的长辈们不凡的人生形成一些印象的时候，那种亦近亦远的感觉成为一种启发。如果说我终于要走出“家人”的角度，去学习“爸爸”以外的吴敬琏，就得以一个成人的眼光去看另一个成人；以一个生命去了解另一个生命；以一个个性去揣摩另一个个性；以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去沟通另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以一代人去学习另一代人。
从个性到生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都与爸爸差异甚大。然而，我的血里有他的血，我的基因里有他的成分，他的长辈也是我的长辈，我们俩的生命中有十几年完整的交叠，在我最易感可塑的年代里，他就是我的环境。而他对我的影响至今还在继续，影响之持久，使我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中被他潜移默化；另一方面又在有知有觉中对他叛逆，以取得自身个性的独立。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父母不知道我是谁。至少，他们是不知道全部吧。
陈铭德头上一直高悬着一束理想之光，这就使他的性格避免了一种必然的危险。在陈铭德那里，对环境的反抗表现为一种不屈服于环境的隐忍陈铭德日后有“刘备”之称，说的是他能招纳贤士，用人所长。
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不能继续了。
他们说的这是谁啊？是那曾与我朝夕相处的爷爷么？我怎么会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为什么我不得不在爷爷已经过世之后，才从陌生人笔下第一次了解到他的理想、性格、非凡的事业和风华正茂的岁月，甚至是第一次意识到他曾经有过理想、有过性格、有过事业？甚至他也年轻过？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给我讲过？我怎么就那么天经地义地把他当作除了是我们的爷爷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是？为什么从没有试着去了解他，去跟他交流过？
对爷爷奶奶的传记作者们，我是既感激又嫉妒。对我自己则是后悔。对我的家庭，怎么说呢，真是感情复杂。后来见到作家蒋丽萍时，我说谢谢她写出这本传记，没有它，我们家的许多事可能我一辈子都无从知道。我没有告诉她，事实上我看了一章之后就再也没看下去。书一直就放在书架上，但它是多么沉重。向来拈轻怕重的我，很怕打开那只五味瓶。
一晃8年又过去了。今天，为了自己的写作，我试着又翻开了那本传记。看到书中说我奶奶邓季惺和她早逝的第一任丈夫，也就是我爸爸的生身父亲吴竹似，“有一种无法说清的感情，恰似卤水点豆腐一样的合适，这一环就把那一环套住了”，再次使我哽咽。这里又有两个我小时候家里人从来不提的话题：一个是吴竹似；一个是爱情。
通过看爷爷奶奶的传记，我已经很清楚自己对家人的无知，也很清楚自己在这件事上有解不开的心结。所以我就学聪明了。等爸爸的助手柳红所著的《吴敬琏》于2002年出版时，妈妈送我的那一本，我看都不敢看一眼就直接插上了书架。
两个月前，我飞到西雅图录像采访爸爸的老同学、老同事和老战友周叔莲，心想：既然已经开始为爸爸的生平做记录，总得看看写他的传记，不然采访时问哪些问题都不知道。于是我带着《吴敬琏》上了飞机。结果是从圣地亚哥到西雅图的三小时飞机，我是眼泪鼻涕的一路飞去。回程哭得倒不多，因为后半本里写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事情，让我这个外行兴趣索然。
这样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就好像我是个多愁善感、整日哭哭啼啼的人似的。好在事实上我并非如此不堪。
早在1996年，爸爸就曾希望我帮他做些传记性的工作，但我想他所说的“传记”，是指记载他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工作和经历。两年来，著名出版人闻洁一直鼓励我写一本“家人看吴敬琏”这一角度的书。可我始终觉得自己既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没有记载生活的使命感；又不是文学家，缺少一份文字创作的原动力；甚至我也不是一个好女儿，对爸爸热衷的行业——经济学，完全不通，又不思学。
但是，我想了解吴敬琏，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是他？而我为什么是我？现在也许还不算晚。
当我从第三者那里对我的长辈们不凡的人生形成一些印象的时候，那种亦近亦远的感觉成为一种启发。如果说我终于要走出“家人”的角度，去学习“爸爸”以外的吴敬琏，就得以一个成人的眼光去看另一个成人；以一个生命去了解另一个生命；以一个个性去揣摩另一个个性；以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去沟通另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以一代人去学习另一代人。
从个性到生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都与爸爸差异甚大。然而，我的血里有他的血，我的基因里有他的成分，他的长辈也是我的长辈，我们俩的生命中有十几年完整的交叠，在我最易感可塑的年代里，他就是我的环境。而他对我的影响至今还在继续，影响之持久，使我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中被他潜移默化；另一方面又在有知有觉中对他叛逆，以取得自身个性的独立。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父母不知道我是谁。至少，他们是不知道全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