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古代中國自秦漢以來，中國在所謂郡縣製的制度中，官員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雇員，拿工資辦事，辦不好事則被炒，當然也可能因此丟了吃飯的傢夥。僅僅在這後一點上，皇帝和官員的關係，不像老闆和雇員。所以，雖然清末以來，人們一直批判君主專製，批判皇帝的傢天下，但皇帝自己在多數的時間其實明白，這個天下的實際主人，並不是衹有他自己。漢代皇帝就明確說，他是與二千石（郡太守）共天下，後來又說，是跟士大夫共天下。直到清代，皇帝也不敢公開說，天下就是他們愛新覺羅一傢的。從治理角度，國傢和亂治興衰，很大程度上要看官員的素質和能力。既然官僚體製和體製內的人，是國傢政治好壞的關鍵，所以，選拔官員，就成為政治的關鍵，正因為如此，人們纔會將選舉，看得這麽重要。
通過選舉，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跟考試相聯繫的士大夫階層，考試的金字塔，類似於士大夫或者說士人的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有機地將王朝政治和民間社會聯繫到一起，民間社會，完全認可這個制度，以至於在民間的戲麯中，科舉和狀元，成為非常時髦的內容。在王朝正常運轉的時候，起到穩定作用，在王朝興替之際，誰能迅速重建考試機製，誰就意味着具有了統治的合法性基礎。
古代考試制度，所謂科舉制度的弊病，在於考試選官制度，跟學校的教育制度相捆綁，以至於扼殺了科學技術進入正規教育的可能。恰由於這個弊病，使得中國在被西方拖入近代世界體係的時刻，顯得格外的被動，當然，科舉制度也格外受到抨擊。廢科舉是中國在現代化選擇中的一種無奈，也是對自己傳統制度的一種誤讀，廢科舉導致的是傳統秩序的深度瓦解，但是新制度卻長期空位，清亡之後的長時期亂相，究其根本，跟廢科舉不無關係。民國政府在新式學校制度和文官考試制度重建上的努力，雖然有成效，但卻抵消不了傳統秩序紊亂帶來的惡果，當中國不得不走嚮以劇烈變革為標志的道路時，傳統和現代的所有因素，都被放置在一個新的框架內重新安排。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高校的全國性和實質性調整，新的全國範圍的高考制度，從某種意義上，是科舉的復興。考試具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標準，考上的人，衹要畢業，就具有國傢幹部的身份，設立了全國統一的考試機構，統一出題，嚴格考試程序和紀律。
無疑，新的科舉，儘管有着種種的弊病，非常不利於激發國傢的創造力，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使清末以來國人在新教育體係、尤其是高等教育體係建設方面的努力，付諸東流，但是，這種制度，對於新政權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新的科舉和與之配套的蘇式大學教育形式，能夠為新政權快速提供建設所需要的基本的技術人才和意識形態以及管理幹部。
然而，這個蘇式的官僚化、程式化的過程，被文革徹底打斷，國傢的整體秩序，被嚴重破壞，而官員選拔和教育體係的秩序，則被破壞得尤其厲害。再不好的秩序，也是一種秩序，而無秩序，對於國傢政治經濟而言，在任何情況下，都意味着災難。因此，文革結束後的高考恢復，對國傢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的意義。本書所講述的30年高考，恰是在這個意義上，進入人們的視野的。
顯然，對於在這30年，尤其是高考剛恢復幾年的人們來說，高考的意義和價值，是非同尋常的，這個制度，被賦予了原本不該有的意義，也背負了原本不該有的負擔。從制度建設角度，高考恢復，並沒有積極的建設性價值，僅僅是因為在廢墟上的重建，所以作用格外巨大，但是恰是由於這一點，這個制度本身的問題，都被遮蔽了，從清末以來人們對這種制度的反思，也被擱置。高考恢復，重建了人們對國傢的信心，恢復了民間與官場的制度性聯繫，重建了人才選拔的程式化機製，當然，也恢復了中國的常態的教育形式。從某種意義上，再一次將社會拉回到選舉層面，使中國部分地恢復了選舉社會的面目。
古代中國自秦漢以來，中國在所謂郡縣製的制度中，官員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雇員，拿工資辦事，辦不好事則被炒，當然也可能因此丟了吃飯的傢夥。僅僅在這後一點上，皇帝和官員的關係，不像老闆和雇員。所以，雖然清末以來，人們一直批判君主專製，批判皇帝的傢天下，但皇帝自己在多數的時間其實明白，這個天下的實際主人，並不是衹有他自己。漢代皇帝就明確說，他是與二千石（郡太守）共天下，後來又說，是跟士大夫共天下。直到清代，皇帝也不敢公開說，天下就是他們愛新覺羅一傢的。從治理角度，國傢和亂治興衰，很大程度上要看官員的素質和能力。既然官僚體製和體製內的人，是國傢政治好壞的關鍵，所以，選拔官員，就成為政治的關鍵，正因為如此，人們纔會將選舉，看得這麽重要。
通過選舉，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跟考試相聯繫的士大夫階層，考試的金字塔，類似於士大夫或者說士人的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有機地將王朝政治和民間社會聯繫到一起，民間社會，完全認可這個制度，以至於在民間的戲麯中，科舉和狀元，成為非常時髦的內容。在王朝正常運轉的時候，起到穩定作用，在王朝興替之際，誰能迅速重建考試機製，誰就意味着具有了統治的合法性基礎。
古代考試制度，所謂科舉制度的弊病，在於考試選官制度，跟學校的教育制度相捆綁，以至於扼殺了科學技術進入正規教育的可能。恰由於這個弊病，使得中國在被西方拖入近代世界體係的時刻，顯得格外的被動，當然，科舉制度也格外受到抨擊。廢科舉是中國在現代化選擇中的一種無奈，也是對自己傳統制度的一種誤讀，廢科舉導致的是傳統秩序的深度瓦解，但是新制度卻長期空位，清亡之後的長時期亂相，究其根本，跟廢科舉不無關係。民國政府在新式學校制度和文官考試制度重建上的努力，雖然有成效，但卻抵消不了傳統秩序紊亂帶來的惡果，當中國不得不走嚮以劇烈變革為標志的道路時，傳統和現代的所有因素，都被放置在一個新的框架內重新安排。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高校的全國性和實質性調整，新的全國範圍的高考制度，從某種意義上，是科舉的復興。考試具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標準，考上的人，衹要畢業，就具有國傢幹部的身份，設立了全國統一的考試機構，統一出題，嚴格考試程序和紀律。
無疑，新的科舉，儘管有着種種的弊病，非常不利於激發國傢的創造力，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使清末以來國人在新教育體係、尤其是高等教育體係建設方面的努力，付諸東流，但是，這種制度，對於新政權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新的科舉和與之配套的蘇式大學教育形式，能夠為新政權快速提供建設所需要的基本的技術人才和意識形態以及管理幹部。
然而，這個蘇式的官僚化、程式化的過程，被文革徹底打斷，國傢的整體秩序，被嚴重破壞，而官員選拔和教育體係的秩序，則被破壞得尤其厲害。再不好的秩序，也是一種秩序，而無秩序，對於國傢政治經濟而言，在任何情況下，都意味着災難。因此，文革結束後的高考恢復，對國傢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的意義。本書所講述的30年高考，恰是在這個意義上，進入人們的視野的。
顯然，對於在這30年，尤其是高考剛恢復幾年的人們來說，高考的意義和價值，是非同尋常的，這個制度，被賦予了原本不該有的意義，也背負了原本不該有的負擔。從制度建設角度，高考恢復，並沒有積極的建設性價值，僅僅是因為在廢墟上的重建，所以作用格外巨大，但是恰是由於這一點，這個制度本身的問題，都被遮蔽了，從清末以來人們對這種制度的反思，也被擱置。高考恢復，重建了人們對國傢的信心，恢復了民間與官場的制度性聯繫，重建了人才選拔的程式化機製，當然，也恢復了中國的常態的教育形式。從某種意義上，再一次將社會拉回到選舉層面，使中國部分地恢復了選舉社會的面目。
然而，這30年的中國，畢竟是在迅速地嚮西方靠攏，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快，這種變相科舉的制度，以及相關聯的大學體係，隨着社會的發展，隨着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愈發顯現出其無法跟世界接軌的問題，其最大的問題，是扼殺在現代社會作為國傢核心競爭力的創造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高考，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再一次面臨清末民初的睏境，改革勢所難免。
馬國川、趙學勤先生編寫的這本書，用直白的語言，清晰地理出了30年高考的脈絡，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歷史的鋪墊，這是一種反思，基於歷史層面的反思。顯然，非常有益。作者命我這個並非專門研究教育的人做序，盛情之下，衹好應命，但願，這個不是序的序，沒有為這本很不錯的書添亂。
張 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2007年4月19日
引子：廢除科舉後的70年滄桑風雨
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東方大清王朝緊閉的大門被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攻破，"中央帝國""老大帝國"美夢被隆隆的炮聲擊碎。一些"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慘痛的教訓中發現，國傢落後就要挨打，落後緣於人才不足，人才不足源於教育制度的落後。甲午海戰，日本的勝利，對中國政界及知識界影響甚大。中國上下變法之聲愈強。嚴復說當時"言時務者，人人皆言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張之洞在《勸學篇·序》裏也說："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對於教育制度的反思，落腳於對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的批判上。
光緒三十一年（即公元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由袁世凱領銜，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兩江總督周馥等會銜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１０月，風雨飄搖中欲圖振拔的清政府諭令從丙午（即公元1906年）科起，停止所有鄉試、會試和各省歲試。這是中國在1905年最大的新聞，它的轟動是世界性的。此詔書宣告了中國延續一千三百餘年歷史的封建專製的人才基礎--科舉制度，竟然在袁世凱的推動下壽終正寢。想想吧，改革科舉製是戊戌變法中的一項內容，但慈禧老佛爺一句話就使它中途夭折。這時，老佛爺還活着，袁世凱的一句話就廢了它。這袁世凱還了得嗎！
袁世凱後來經常與其子女談起這件事，認為是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事情。當年，《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把這一事件同清廷即將開展的憲政改革順理成章地捆綁在一起："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麽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麽激烈的變革！"辛亥革命後，莫理循在袁世凱總統府中，做了外籍政治顧問。
廢除科舉之後，那些把科舉作為人生追求的讀書人如喪考妣，認為斷送了人生出路。但更多的年輕人把目光投嚮了洋務求新人士已經興辦的新式學堂，如京師大學堂和上海馬相伯創建的"江南第一學府"復旦公學等現代高校。這些學堂實行自主招生，這個政策一直延續到中華民國。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高等教育也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民國時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施行的是各大學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為政，各傢獨立自主命題。由於是各自為政，那些參與命題的老學究們有時還會開開倒車。比如，北平一所醫學院招生，國文考試題目是《卞壺不苟好時論》，題目出自《晉書》。可是，立志做醫生的學生又有幾個讀過《晉書》呢？衹好全體交了白捲。
不過大勢所趨，新式考試的地位已無可動搖。原北大校長蔡元培和蔣夢麟年輕時也曾經參加過科舉，蔡元培還是翰林，但他們都主張"兼通新舊，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馮友蘭的話說，"北京大學基本上是封建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學校"，但考試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當時北大的高考分第一類和第二類，第一類將來進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別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總是逃不掉的；第二類將來進本科的理工科，則要考數學。
馬國川、趙學勤先生編寫的這本書，用直白的語言，清晰地理出了30年高考的脈絡，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歷史的鋪墊，這是一種反思，基於歷史層面的反思。顯然，非常有益。作者命我這個並非專門研究教育的人做序，盛情之下，衹好應命，但願，這個不是序的序，沒有為這本很不錯的書添亂。
張 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2007年4月19日
引子：廢除科舉後的70年滄桑風雨
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東方大清王朝緊閉的大門被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攻破，"中央帝國""老大帝國"美夢被隆隆的炮聲擊碎。一些"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慘痛的教訓中發現，國傢落後就要挨打，落後緣於人才不足，人才不足源於教育制度的落後。甲午海戰，日本的勝利，對中國政界及知識界影響甚大。中國上下變法之聲愈強。嚴復說當時"言時務者，人人皆言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張之洞在《勸學篇·序》裏也說："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對於教育制度的反思，落腳於對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的批判上。
光緒三十一年（即公元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由袁世凱領銜，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兩江總督周馥等會銜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１０月，風雨飄搖中欲圖振拔的清政府諭令從丙午（即公元1906年）科起，停止所有鄉試、會試和各省歲試。這是中國在1905年最大的新聞，它的轟動是世界性的。此詔書宣告了中國延續一千三百餘年歷史的封建專製的人才基礎--科舉制度，竟然在袁世凱的推動下壽終正寢。想想吧，改革科舉製是戊戌變法中的一項內容，但慈禧老佛爺一句話就使它中途夭折。這時，老佛爺還活着，袁世凱的一句話就廢了它。這袁世凱還了得嗎！
袁世凱後來經常與其子女談起這件事，認為是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事情。當年，《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把這一事件同清廷即將開展的憲政改革順理成章地捆綁在一起："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麽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麽激烈的變革！"辛亥革命後，莫理循在袁世凱總統府中，做了外籍政治顧問。
廢除科舉之後，那些把科舉作為人生追求的讀書人如喪考妣，認為斷送了人生出路。但更多的年輕人把目光投嚮了洋務求新人士已經興辦的新式學堂，如京師大學堂和上海馬相伯創建的"江南第一學府"復旦公學等現代高校。這些學堂實行自主招生，這個政策一直延續到中華民國。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高等教育也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民國時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施行的是各大學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為政，各傢獨立自主命題。由於是各自為政，那些參與命題的老學究們有時還會開開倒車。比如，北平一所醫學院招生，國文考試題目是《卞壺不苟好時論》，題目出自《晉書》。可是，立志做醫生的學生又有幾個讀過《晉書》呢？衹好全體交了白捲。
不過大勢所趨，新式考試的地位已無可動搖。原北大校長蔡元培和蔣夢麟年輕時也曾經參加過科舉，蔡元培還是翰林，但他們都主張"兼通新舊，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馮友蘭的話說，"北京大學基本上是封建主義占統治地位的學校"，但考試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當時北大的高考分第一類和第二類，第一類將來進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別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總是逃不掉的；第二類將來進本科的理工科，則要考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