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是戰國時魏國的史書，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縣西南）的一座古墓裏出土。這部史書書寫在竹簡上，被稱為《竹書》；由於它按年編次，又被稱為《紀年》。有時還冠上出土的地點，被稱為《汲塚竹書》或《汲塚紀年》。一般稱為《竹書紀年》。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書，《竹書紀年》僅是其中的一種。
《竹書紀年》原共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史事。周幽王以後用晉國紀年，三傢分晉以後用魏國紀年，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為止。所記與傳統的記載頗多違異，但是有些記載卻與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相符合。如《尚書·無逸》中提到商朝的“中宗”，《史記·殷本紀》等典籍都認為中宗是商王太戊，但《竹書紀年》卻以為中宗是祖乙，後在清朝末年發現的甲骨文中就有“中宗祖乙”的稱謂，證明《竹書紀年》是正確的。郭沫若同志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甲骨文、金文的時候，就對《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有較高的評價。如齊桓公午在位的年數，《史記》中的《田敬仲完世傢》和《六國年表》作六年，《竹書紀年》作十八年，青銅器《陳侯午敦》的銘文記載有齊桓公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同志因此斷言：“有本銘之‘十有四年’，足證《紀年》為是，而《史記》實非。”（《兩周金文辭大係考釋》）又如西周厲王以後出現的所謂“共和”，《史記·周本紀》以為是周公、召公兩人共同執政，《竹書紀年》的記載卻是“共伯和幹王位”，說是共伯名和的諸侯代替周厲王，建立了一個新政權。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視《竹書紀年》所記載的這段史實，他說：“共和是共伯名和；這由古本《竹書紀年》、《莊子》、《呂氏春秋》等書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記》誤認為周、召二公共和而治。近時的新史學家也還有根據《史記》為說的，我要請這樣的朋友讀讀朱右曾、王國維的關於《竹書紀年》的研究。”（《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此外，由於《史記·六國年表》本身的混亂矛盾，並與其他文獻所記不合，戰國年代的重建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清代和近代學者在試圖排比一個比較正確的戰國年表時，主要的根據也是《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的原簡早已散佚，晉代學者荀勖、和嶠、束晳等人所作的釋文，也逐漸失傳。現存的《竹書紀年》是後人重編的，不是已失傳的《竹書紀年》的本來面目。但在南北朝至北宋的一些古書的註釋，以及某些類書中，還引用了較多的原本《竹書紀年》的佚文。清代學者朱右曾曾將部分佚文匯輯起來，編為《汲塚紀年存真》。近代學者王國維又在《存真》的基礎上重輯為《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存真》和《輯校》兩書，就是郭沫若同志所說的朱右曾、王國維關於《竹書紀年》的研究。解放後，範祥雍先生又對《輯校》加以校訂增補，編為《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
這種從古代典籍中匯輯《竹書紀年》原本佚文編校而成的本子，如《存真》、《輯校》，都稱為“古本”。本書也是如此。現存的《竹書紀年》，則被稱為“今本”。
現在所能看到的今本《竹書紀年》，較早的有明代天一閣刻本。因此，有人認為“今本”可能就是天一閣主人範欽重編的。但清代雷學淇在《考訂竹書紀年》中說，他曾經見過一部元末明初的刻本，可見“今本”不是出於明代中葉的範欽所重編。南宋人羅泌《路史》所引《紀年》中，有一條與“今本“全同，清代洪頤煊《校正竹書紀年》因此認為“羅泌已見‘今本’”。如果此說可信，則“今本”的出現最遲當在南宋時期。今本《竹書紀年》中很多條也是從古註、類書中所引“古本”輯錄出來的，但是輯錄得很不忠實，並增加了一些顯然不是“古本”的佚文，又鈔錄梁瀋約的《宋書·符瑞志》，改頭換面，作為瀋約的註。經過重編，今本《竹書紀年》中的春秋、戰國部分全部用東周紀年，與“古本”用晉國和魏國紀年完全不同。由於“今本”出現的時代較早，所看到的“古本”佚文可能比我們看到的為多，如商紀大戊一代的原註說“《竹書》作太宗”，所據就可能是現在所未能看到的“古本”佚文。因此，“今本”儘管是重編的，仍有其一定的史料價值。清代研究“今本”的著作頗多，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最後出，總結了前人的成果，因此，這裏一並收入，以供讀者參閱。
這部輯證，得上海古籍出版社薑俊俊等同志悉心校閱，特此志謝。我們水平有限，希望能得到專傢和讀者們的指正。
方詩銘 王修齡
一九八○年七月
《竹書紀年》原共十三篇，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史事。周幽王以後用晉國紀年，三傢分晉以後用魏國紀年，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為止。所記與傳統的記載頗多違異，但是有些記載卻與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相符合。如《尚書·無逸》中提到商朝的“中宗”，《史記·殷本紀》等典籍都認為中宗是商王太戊，但《竹書紀年》卻以為中宗是祖乙，後在清朝末年發現的甲骨文中就有“中宗祖乙”的稱謂，證明《竹書紀年》是正確的。郭沫若同志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和甲骨文、金文的時候，就對《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有較高的評價。如齊桓公午在位的年數，《史記》中的《田敬仲完世傢》和《六國年表》作六年，《竹書紀年》作十八年，青銅器《陳侯午敦》的銘文記載有齊桓公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同志因此斷言：“有本銘之‘十有四年’，足證《紀年》為是，而《史記》實非。”（《兩周金文辭大係考釋》）又如西周厲王以後出現的所謂“共和”，《史記·周本紀》以為是周公、召公兩人共同執政，《竹書紀年》的記載卻是“共伯和幹王位”，說是共伯名和的諸侯代替周厲王，建立了一個新政權。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視《竹書紀年》所記載的這段史實，他說：“共和是共伯名和；這由古本《竹書紀年》、《莊子》、《呂氏春秋》等書表示得很明白，但被《史記》誤認為周、召二公共和而治。近時的新史學家也還有根據《史記》為說的，我要請這樣的朋友讀讀朱右曾、王國維的關於《竹書紀年》的研究。”（《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此外，由於《史記·六國年表》本身的混亂矛盾，並與其他文獻所記不合，戰國年代的重建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清代和近代學者在試圖排比一個比較正確的戰國年表時，主要的根據也是《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的原簡早已散佚，晉代學者荀勖、和嶠、束晳等人所作的釋文，也逐漸失傳。現存的《竹書紀年》是後人重編的，不是已失傳的《竹書紀年》的本來面目。但在南北朝至北宋的一些古書的註釋，以及某些類書中，還引用了較多的原本《竹書紀年》的佚文。清代學者朱右曾曾將部分佚文匯輯起來，編為《汲塚紀年存真》。近代學者王國維又在《存真》的基礎上重輯為《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存真》和《輯校》兩書，就是郭沫若同志所說的朱右曾、王國維關於《竹書紀年》的研究。解放後，範祥雍先生又對《輯校》加以校訂增補，編為《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
這種從古代典籍中匯輯《竹書紀年》原本佚文編校而成的本子，如《存真》、《輯校》，都稱為“古本”。本書也是如此。現存的《竹書紀年》，則被稱為“今本”。
現在所能看到的今本《竹書紀年》，較早的有明代天一閣刻本。因此，有人認為“今本”可能就是天一閣主人範欽重編的。但清代雷學淇在《考訂竹書紀年》中說，他曾經見過一部元末明初的刻本，可見“今本”不是出於明代中葉的範欽所重編。南宋人羅泌《路史》所引《紀年》中，有一條與“今本“全同，清代洪頤煊《校正竹書紀年》因此認為“羅泌已見‘今本’”。如果此說可信，則“今本”的出現最遲當在南宋時期。今本《竹書紀年》中很多條也是從古註、類書中所引“古本”輯錄出來的，但是輯錄得很不忠實，並增加了一些顯然不是“古本”的佚文，又鈔錄梁瀋約的《宋書·符瑞志》，改頭換面，作為瀋約的註。經過重編，今本《竹書紀年》中的春秋、戰國部分全部用東周紀年，與“古本”用晉國和魏國紀年完全不同。由於“今本”出現的時代較早，所看到的“古本”佚文可能比我們看到的為多，如商紀大戊一代的原註說“《竹書》作太宗”，所據就可能是現在所未能看到的“古本”佚文。因此，“今本”儘管是重編的，仍有其一定的史料價值。清代研究“今本”的著作頗多，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最後出，總結了前人的成果，因此，這裏一並收入，以供讀者參閱。
這部輯證，得上海古籍出版社薑俊俊等同志悉心校閱，特此志謝。我們水平有限，希望能得到專傢和讀者們的指正。
方詩銘 王修齡
一九八○年七月
餘之初治《紀年》也，尚居蜀中。一九四六年。顧頡剛師訊以近治何學，即以重輯《紀年》對。師詔餘《春秋啖趙集傳纂例》中尚有《紀年》佚文，為昔人所未知，餘亦答以《御覽》所引《郡國志》、《十道志》中曾引及《紀年》為朱右曾、王國維兩氏所略者。由蜀而吳，由吳而滬，此業久廢。六十年代中，王修齡、徐鼎新、蔣德乾三君，在楊寬先生指導下，亦曾治《紀年》，復得商榷之樂。
一九七六年以來，得王修齡君協助，發憤為此。取各書一一為之蒐輯，並得清人治《紀年》之書以觀之，稿成，名之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輯”者輯佚，“證”者疏證，除前人諸說之可信從者外，其藴於胸中者亦並錄之，又雜采甲骨金文及出土文物為證。然荀勖、和嶠本與束晳本之同異，今本輯成之時代等，尚略有所見，有暇當成《竹書紀年考》，以補此書之不逮。此稿之成，多得王君之助，而渠與徐、蔣二君昔年所錄之部分資料，亦間有取資，得免檢索之勞，至顧廷竜先生所篆封面，則貽我於百忙之北京客中。廣賴衆力，得成此編，僅藉空言，普銘高誼雲而。猶有雜例，並綴於後：
（一）本書自古類書、古註等輯錄所引古本《竹書紀年》佚文，斷於北宋前期，以《資治通鑒外紀》為殿，除極其個別者外，後此所引概不入輯。
（二）前此輯古本者凡三傢：朱右曾《汲塚紀年存真》、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範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簡稱此三傢為《存真》、《輯校》、《訂補》。
（三）三傢輯校所據之書，或僅據一本，今則參校他本。如《存真》、《輯校》以限於當時條件，所據《水經註》僅為戴震校本，不知戴校常據今本《紀年》以改原書所引古本。今以影永樂大典本為主，並采全祖望、趙一清、戴震、楊守敬、熊會貞之說，以正《存真》、《輯校》係年及引文之誤。又如《太平御覽》，三傢所據或僅為清鮑崇城刻本，今據影宋蜀刻本及鮑本參校。例《御覽》捲八九○所引，鮑本作“杜林”，《訂補》據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之說，謂當作“杜林”，而影宋本正作“杜林”，本不誤。再如《存真》、《輯校》所據《史記》三傢註，以殿本、金陵書局本為主，僅《訂補》間據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註考證》，今據影宋黃善夫本、影宋浙刻集解本、汲古閣刻單行本索隱、清殿本、金陵書局本，以及《會註考證》與日人水澤利忠《史記會註考證校補》。《校補》廣校衆本及日本所藏諸古寫本，取資尤多。
（四）三傢所輯多據諸書引文，以文義並為一條，且間有改易。今從觀古堂輯佚書之例，直鈔原書，各條歸各條，獨立戶頭，不相合併。庶可見各書所引之原貌，於異同之中尚可略尋荀、和本及束晳本之痕跡，所引書名亦冠於前。復選其一以至二、三為主條。主條指較為完整者，不按時代先後，非主條則按照時代先後排列。
（五）三傢所輯起於五帝，蓋據《史記·魏世傢》集解所引和嶠之說。然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雲：“《紀年》篇起自夏、殷、周。”杜氏所見自為荀、和本，是荀、和二人初次整理之本亦起自三代，與束晳重定之本同。《集解》所引和嶠之說，乃係“荀勖曰”之語，此一段文字即《紀年敘錄》。則所謂和嶠雲起自五帝之語，為和氏一人之見，故荀勖《敘錄》特表出之。而荀、和本，如杜預所見，仍起自三代。朱右曾雲：“豈編年紀事始於夏禹，而五帝之事，別為一編乎？”雖無確證，所測尚於事理頗合。今從此說，以關於五帝之佚文，作為本書夏殷周紀之附錄。
（六）古類書、古註等所引古本《紀年》，於年世無可比附者，今輯為本書附錄一。
（七）三傢所輯之佚文，以及未為三傢所輯，皆有疑問不入正文者，今輯為本書附錄二。
（八）南宋人所引《紀年》佚文較多，三傢皆入輯者，為羅泌、羅蘋父子之《路史》一書，朱右曾謂羅氏父子未見《紀年》原本，其說可從，今輯為本書附錄三，並據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之例，為《〈路史〉所引〈紀年〉輯證》。
（九）今本《紀年》雖為後人所輯，尚可供參考，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綜合清人治今本者之成績，今標點校正，一並收入。
（十）所輯各條，其原書名與原文不相接者，如《水經·河水註》引“《紀年》又云”者凡兩條，一在晉武公七年，一在八年，第一條今作“《紀年》又云：晉武公七年”雲雲，第二條作“（《紀年》又云）：（晉武公）八年”雲雲，加（）號以資區別。引文中有訛、舛、誤、脫者，亦用（）號以示訛、衍，[]號則示改正之字或脫文，其據各本參校徑改者不屬此例。
方詩銘
一九七九年七月
一九七六年以來，得王修齡君協助，發憤為此。取各書一一為之蒐輯，並得清人治《紀年》之書以觀之，稿成，名之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輯”者輯佚，“證”者疏證，除前人諸說之可信從者外，其藴於胸中者亦並錄之，又雜采甲骨金文及出土文物為證。然荀勖、和嶠本與束晳本之同異，今本輯成之時代等，尚略有所見，有暇當成《竹書紀年考》，以補此書之不逮。此稿之成，多得王君之助，而渠與徐、蔣二君昔年所錄之部分資料，亦間有取資，得免檢索之勞，至顧廷竜先生所篆封面，則貽我於百忙之北京客中。廣賴衆力，得成此編，僅藉空言，普銘高誼雲而。猶有雜例，並綴於後：
（一）本書自古類書、古註等輯錄所引古本《竹書紀年》佚文，斷於北宋前期，以《資治通鑒外紀》為殿，除極其個別者外，後此所引概不入輯。
（二）前此輯古本者凡三傢：朱右曾《汲塚紀年存真》、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範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簡稱此三傢為《存真》、《輯校》、《訂補》。
（三）三傢輯校所據之書，或僅據一本，今則參校他本。如《存真》、《輯校》以限於當時條件，所據《水經註》僅為戴震校本，不知戴校常據今本《紀年》以改原書所引古本。今以影永樂大典本為主，並采全祖望、趙一清、戴震、楊守敬、熊會貞之說，以正《存真》、《輯校》係年及引文之誤。又如《太平御覽》，三傢所據或僅為清鮑崇城刻本，今據影宋蜀刻本及鮑本參校。例《御覽》捲八九○所引，鮑本作“杜林”，《訂補》據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之說，謂當作“杜林”，而影宋本正作“杜林”，本不誤。再如《存真》、《輯校》所據《史記》三傢註，以殿本、金陵書局本為主，僅《訂補》間據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註考證》，今據影宋黃善夫本、影宋浙刻集解本、汲古閣刻單行本索隱、清殿本、金陵書局本，以及《會註考證》與日人水澤利忠《史記會註考證校補》。《校補》廣校衆本及日本所藏諸古寫本，取資尤多。
（四）三傢所輯多據諸書引文，以文義並為一條，且間有改易。今從觀古堂輯佚書之例，直鈔原書，各條歸各條，獨立戶頭，不相合併。庶可見各書所引之原貌，於異同之中尚可略尋荀、和本及束晳本之痕跡，所引書名亦冠於前。復選其一以至二、三為主條。主條指較為完整者，不按時代先後，非主條則按照時代先後排列。
（五）三傢所輯起於五帝，蓋據《史記·魏世傢》集解所引和嶠之說。然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雲：“《紀年》篇起自夏、殷、周。”杜氏所見自為荀、和本，是荀、和二人初次整理之本亦起自三代，與束晳重定之本同。《集解》所引和嶠之說，乃係“荀勖曰”之語，此一段文字即《紀年敘錄》。則所謂和嶠雲起自五帝之語，為和氏一人之見，故荀勖《敘錄》特表出之。而荀、和本，如杜預所見，仍起自三代。朱右曾雲：“豈編年紀事始於夏禹，而五帝之事，別為一編乎？”雖無確證，所測尚於事理頗合。今從此說，以關於五帝之佚文，作為本書夏殷周紀之附錄。
（六）古類書、古註等所引古本《紀年》，於年世無可比附者，今輯為本書附錄一。
（七）三傢所輯之佚文，以及未為三傢所輯，皆有疑問不入正文者，今輯為本書附錄二。
（八）南宋人所引《紀年》佚文較多，三傢皆入輯者，為羅泌、羅蘋父子之《路史》一書，朱右曾謂羅氏父子未見《紀年》原本，其說可從，今輯為本書附錄三，並據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之例，為《〈路史〉所引〈紀年〉輯證》。
（九）今本《紀年》雖為後人所輯，尚可供參考，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綜合清人治今本者之成績，今標點校正，一並收入。
（十）所輯各條，其原書名與原文不相接者，如《水經·河水註》引“《紀年》又云”者凡兩條，一在晉武公七年，一在八年，第一條今作“《紀年》又云：晉武公七年”雲雲，第二條作“（《紀年》又云）：（晉武公）八年”雲雲，加（）號以資區別。引文中有訛、舛、誤、脫者，亦用（）號以示訛、衍，[]號則示改正之字或脫文，其據各本參校徑改者不屬此例。
方詩銘
一九七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