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
前言
一
去过台北的人都该会被那些别致的街道名称所吸引，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从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名，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他在台湾除了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还煞费苦心地把原来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阳明山"，而这里的公园便顺理成章成了阳明山公园。
同时蒋介石用大陆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国版图位置排列，恍如一张缩微的中国地图。比方说，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厦门街，那就是在东南方。倘若碰到一个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计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但是最宝贵的是，"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则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胡适、傅斯年、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他们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
从此以后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暌违阻隔，这些去往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只能做苦海望乡人，在满腹乡愁下度过余生。几十年生死两茫茫，他们逐渐被记忆和历史所尘封，消失在大陆人的视野中，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被遗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他们在台湾还好吗？他们在台湾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作为大陆的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挥之不去的乡愁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前言
一
去过台北的人都该会被那些别致的街道名称所吸引，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从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名，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他在台湾除了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还煞费苦心地把原来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阳明山"，而这里的公园便顺理成章成了阳明山公园。
同时蒋介石用大陆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国版图位置排列，恍如一张缩微的中国地图。比方说，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厦门街，那就是在东南方。倘若碰到一个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计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但是最宝贵的是，"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则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胡适、傅斯年、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他们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
从此以后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暌违阻隔，这些去往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只能做苦海望乡人，在满腹乡愁下度过余生。几十年生死两茫茫，他们逐渐被记忆和历史所尘封，消失在大陆人的视野中，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被遗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他们在台湾还好吗？他们在台湾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作为大陆的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挥之不去的乡愁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关系逐渐解冻缓和，一些文化名人，在两岸关系的舞台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的文化作品、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琼瑶、三毛作品，伴随着邓丽君歌曲和校园民谣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人，许多大陆人也因此对台湾印象由白色恐怖转向情意绵绵。其后流亡台湾的胡适、张大千、梁实秋、白先勇等，开始陆续在大陆各领风骚。
本世纪初连战、宋楚瑜和李敖相继"登陆"，大陆的"台湾热"常兴不衰，关注台湾事务的大陆民众也日益增多，但两岸长期形成的对峙和生疏绝非短期内就可以消除，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仍然少得可怜。在"台湾热"的喧嚣中，这些研究国学的硕学鸿儒除了个别像胡适、林语堂、钱穆等，多数却不被大陆人所知晓，使得他们身与名俱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在这里我选取了九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呈现出这些去往台湾的硕学鸿儒的别样人生。他们深厚的学养固然让人高山仰止，我亦不想在文字里去深入探究，只想展现出他们从1949年开始的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生和生活。
书名取为《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其实不是很妥帖，因为文字里1949年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大部分笔墨的触角是深入他们在台湾的生活，这儿的"1949"更恰当解释是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后来想想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也不单单是1587这一年的那些事儿，东施效颦后也就心安理得了。
不过给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统一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想必读者总会以各种理由质疑。在如今这个浮华的年代，"国学大师"这顶帽子被滥用得满天飞，连季羡林先生都要请辞，所以称他们为国学大师总觉得是一个尴尬的媚俗称呼。他们流亡在孤岛，却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使得国学一脉得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称谓去概括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
二
"国学"之谓乃上世纪初为区别"西学"而诞生，从它问世那天起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汹涌而进的西学新知冲决了国人内心的堤岸，知识阶层开始比较东西方发展的差异。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热潮，"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国学"两字包括着泱泱中华的一切传统学术文化，维系着几千年的华夏礼仪文明，但自上个世纪以来，国学的命运可谓起伏跌宕。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不得不割地赔偿，委曲求和，自此台湾被日本侵占长达50年之久。人穷则变，艰难的生存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任由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局面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思想的禁地一经打破，疆域总在不断地扩展之中。李鸿章曾形容这个历史转折的经验是两千年来未曾有之大变局。
本世纪初连战、宋楚瑜和李敖相继"登陆"，大陆的"台湾热"常兴不衰，关注台湾事务的大陆民众也日益增多，但两岸长期形成的对峙和生疏绝非短期内就可以消除，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仍然少得可怜。在"台湾热"的喧嚣中，这些研究国学的硕学鸿儒除了个别像胡适、林语堂、钱穆等，多数却不被大陆人所知晓，使得他们身与名俱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在这里我选取了九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呈现出这些去往台湾的硕学鸿儒的别样人生。他们深厚的学养固然让人高山仰止，我亦不想在文字里去深入探究，只想展现出他们从1949年开始的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生和生活。
书名取为《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其实不是很妥帖，因为文字里1949年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大部分笔墨的触角是深入他们在台湾的生活，这儿的"1949"更恰当解释是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后来想想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也不单单是1587这一年的那些事儿，东施效颦后也就心安理得了。
不过给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统一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想必读者总会以各种理由质疑。在如今这个浮华的年代，"国学大师"这顶帽子被滥用得满天飞，连季羡林先生都要请辞，所以称他们为国学大师总觉得是一个尴尬的媚俗称呼。他们流亡在孤岛，却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使得国学一脉得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称谓去概括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
二
"国学"之谓乃上世纪初为区别"西学"而诞生，从它问世那天起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汹涌而进的西学新知冲决了国人内心的堤岸，知识阶层开始比较东西方发展的差异。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热潮，"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国学"两字包括着泱泱中华的一切传统学术文化，维系着几千年的华夏礼仪文明，但自上个世纪以来，国学的命运可谓起伏跌宕。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不得不割地赔偿，委曲求和，自此台湾被日本侵占长达50年之久。人穷则变，艰难的生存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任由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局面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思想的禁地一经打破，疆域总在不断地扩展之中。李鸿章曾形容这个历史转折的经验是两千年来未曾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