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海的“北京作家”
最熟是北京
七天印出《陈云全传》
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第二章 上海的“海”也很深
温馨的上海
闯入托派禁区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
为戴厚英写《非命》
第三章 追踪一九五七
采写傅鹰注意起反右派
傅雷与傅聪
澄清傅雷夫妇死因
寻找“戴大口罩的姑娘”
采写敏感的马思聪
来到“大右派”葛佩琦的小屋
目光投向“章罗联盟”
含泪为王造时写下《斯人独憔悴》
“右派诗人”流沙河
采写“不予改正”的彭文应
闯进“极右派禁区”
西南采访“小右派”
香港版《沉重的一九五七》问世
《反右派始末》艰难之路
第四章 直面十年浩劫
爱国的“叛国者”
着手探索“文革”进行曲
《浩劫》在桂林受挫
王张江姚传记相继问世
闯进中国政治的“百慕大”
走访“文革”重灾户陆平
常溪萍之死
寻访“炮打张春桥”主炮手
“高干医疗小组”透露重要信息
终于找到黄敬胞妹俞瑾
韩哲一回忆“安亭事件”
走访王洪文的“死对头”
采访王洪文贴身秘书
“王办”米士奇的回忆
江青的年龄以及入党之谜
几度寻访“江青保姆”秦桂贞
三访张耀祠将军
走近江青历史的知情人
寻访毛远新
采访关锋始末
戚本禹印象
王力风波始末
《陈伯达传》幕后秘事
采访陈伯达的曲折过程
姚文元获释与“法新社事件”
后记
最熟是北京
七天印出《陈云全传》
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
采写《“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第二章 上海的“海”也很深
温馨的上海
闯入托派禁区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
为戴厚英写《非命》
第三章 追踪一九五七
采写傅鹰注意起反右派
傅雷与傅聪
澄清傅雷夫妇死因
寻找“戴大口罩的姑娘”
采写敏感的马思聪
来到“大右派”葛佩琦的小屋
目光投向“章罗联盟”
含泪为王造时写下《斯人独憔悴》
“右派诗人”流沙河
采写“不予改正”的彭文应
闯进“极右派禁区”
西南采访“小右派”
香港版《沉重的一九五七》问世
《反右派始末》艰难之路
第四章 直面十年浩劫
爱国的“叛国者”
着手探索“文革”进行曲
《浩劫》在桂林受挫
王张江姚传记相继问世
闯进中国政治的“百慕大”
走访“文革”重灾户陆平
常溪萍之死
寻访“炮打张春桥”主炮手
“高干医疗小组”透露重要信息
终于找到黄敬胞妹俞瑾
韩哲一回忆“安亭事件”
走访王洪文的“死对头”
采访王洪文贴身秘书
“王办”米士奇的回忆
江青的年龄以及入党之谜
几度寻访“江青保姆”秦桂贞
三访张耀祠将军
走近江青历史的知情人
寻访毛远新
采访关锋始末
戚本禹印象
王力风波始末
《陈伯达传》幕后秘事
采访陈伯达的曲折过程
姚文元获释与“法新社事件”
后记
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四十多个年头。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那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心旧城区之外，我“不识故乡路”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那时叫“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粘”着北京，内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
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圈，大体上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之外，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审，在北京出版，报审手续要比上海便捷，我的书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出版。
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达四十来米，长达二十五公里。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答出这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
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调我到北京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那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心旧城区之外，我“不识故乡路”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那时叫“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粘”着北京，内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
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圈，大体上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之外，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审，在北京出版，报审手续要比上海便捷，我的书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出版。
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达四十来米，长达二十五公里。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答出这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
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调我到北京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