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餘英時
　　能有機會為《周有光百歲口述》寫序，這是我最感榮幸也最覺高興的事。
　　20世紀是中國人受苦受難的世紀，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在這樣一個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長亂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齡的老人將他一生的經歷，用生動的語言，娓娓道來，思路之清晰，判斷之明確，絲毫不顯衰老之象，這真是人間一大奇跡。何況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漢字改革傢周有光先生！
　　有光先生的《漢字改革概論》不但有精審的日譯本，其中重要的篇章也有德譯本和英譯本。今天漢字拼音已通行全世界，有光先生從1955年起便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中擔任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完成的"漢語拼音方案"，他是貢獻最大最多的主將。所以今天一提到漢字改革和漢語拼音，無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首先便會想到有光先生的大名。幾年前，美國名作傢何偉（Peter Hessler）擔任《紐約客》(New Yorker)駐北京記者，他為了研究中國文字改革的前因後果，便費了好幾天的工夫對有光先生進行專訪。有光先生許多精闢的見解現在都已收在何偉新著《甲骨》（Oracle Bones，New York：Harper Colins，2006）中了。有光先生在亂世中做出了輝煌的建設成績，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跡中的奇跡。對於這樣一位百齡老人的口述自傳，我們是决不能等閑視之的。
　　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學一方面獲得紮實的中國古典訓練，另一方面又直接讀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學；兩年聖約翰大學則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學會了自學，學會了獨立思考"。他在聖約翰時期已决定以經濟學為專業，以後在光華大學和到日本京都大學深造，都一直沒有改變。抗戰時期，他進入銀行界工作，以實際經驗與書本知識相結合，他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認識當然更深入了。更難得的是他戰後到美國信托銀行就業，仍孜孜不息地利用業餘時間在圖書館中自修經濟學。他為什麽如此鐘情於銀行、貨幣、國際貿易等等科目？這並不是因為他貪圖銀行界的高收入，如果惟此是圖，他便不會在1949年衝破一切阻力回歸中國了。早在大學時代，他已建立了一個堅固的信念，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他認定中國現代化的出路最後必然要歸宿到經濟建設，他决心獻身於這一崇高的目的。
　　他在中學時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禮，完全認同於"民主"和"科學"。但是他追求"現代"而不鄙棄"傳統"。對於五四運動中一股反傳統、"打倒孔傢店"的激進思潮，他卻不表同情。此中關鍵便在於他自始便重視"建設"，而不肯隨波逐流地走"破壞"的路嚮。很顯然地，他心目中的"現代化"是怎樣使中國的傳統逐步轉化為"現代"。他從來沒有相信過那種粗暴的狂想，認為衹有把"傳統"摧毀得一絲不剩，然後中國才能開始"現代化"。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他是真正從"傳統"成功過渡到"現代"的知識人。

　　從1949年到1955年，他在上海仍然是一面從事於經濟學的教研工作，一面在銀行界服務。1955年他應召到北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然後留下來參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從此由經濟學轉業到語言學，他後半生的道路便完全改變了。中途改業，從經濟專傢變成了語文專傢，在一般人來說，簡直不可想象，但對有光先生而言卻是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事。這得力於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 arts）的教育。他在聖約翰時已對語言問題發生了深厚的興趣，修過課，也寫過文章。在30年代他更正式參加了拉丁化運動，通過"獨立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主張方言拉丁化必須互相溝通，在當時發生了相當的影響。語文雖是他的業餘愛好，但這個愛好已"淪肌浹髓"，和他的生命融合為一，再也揮之不去了。所以他戰後到英國旅行，竟收集了不少關於字母學的著作，這是在中國知識人視野之外的一門學問。關於改業，他在口述中說：
　　1955年，我來開文字改革會議，開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過既然是來了，我就要改變。我認為語言學方面還是要更新，因為整個中國要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傢，每個方面都要更新，經濟方面當然是最主要的，語文方面當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經濟這麽規模大。
　　我認為這一段話特別重要，把他一生的主要精神點出來了。從早年到老年，他一直在追求中國現代化的建設。經濟最根本，所以他選擇了經濟學為專業；語文是現代化的利器，因此成為他的副業。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經濟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了，退而求其次，他終於接受了以副業為專業的安排。這裏必須註意的是：他的專業雖然改變了，專業背後的原動力則仍然一以貫之，即中國現代化的建設。正是由於他深信中國現代化"每個方面都要更新"，他退休以後閱讀的範圍越來越大，寫作的領域也越推越廣，《周有光文化論稿》和《百歲新稿》便是最有力的見證。總之，現代化建設是他的終極關懷，即漢末李固所謂："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對於此一大事，他真做到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地步。
　　從公共生活轉到私人生活，有光先生的轉業則是他生命中一大轉機。如果他繼續在上海從事經濟學的教研，又參與銀行業務，兩年後的"反右"劫運無論如何也是逃不過的。當他在上海的舊友或自殺或受罪的時候，他卻能在一個特別受保護的機構中安靜地作研究。難怪朋友們都說他"命大"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寧夏兩年多，因為周恩來的特別關照，他還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優待，是其他勞改犯所望塵莫及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因此保護了夫人張允和女士。早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允和女士已受到衝擊，有光先生非常體貼，知道她經不起一輪接一輪的政治波浪，毅然讓她退職傢居。這真是一個最明智的决定。正如她所說的："如果我沒有及早下崗，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她最後享高壽至九十有三，不能不歸功於有光先生的當機立斷。因為中年便退隱了，允和女士纔有機會參加了俞平伯先生所組織的昆麯研習社。除了"十年浩劫"期間，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嚮昆麯研究上面，過的是"君平忘世，世亦忘君平"的藝術生活。亂世而猶能有此，不能不說是異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