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余英时
　　能有机会为《周有光百岁口述》写序，这是我最感荣幸也最觉高兴的事。
　　20世纪是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世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在这样一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长乱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龄的老人将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思路之清晰，判断之明确，丝毫不显衰老之象，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何况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汉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
　　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不但有精审的日译本，其中重要的篇章也有德译本和英译本。今天汉字拼音已通行全世界，有光先生从1955年起便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担任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所以今天一提到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首先便会想到有光先生的大名。几年前，美国名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担任《纽约客》(New Yorker)驻北京记者，他为了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的前因后果，便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对有光先生进行专访。有光先生许多精辟的见解现在都已收在何伟新著《甲骨》（Oracle Bones，New York：Harper Colins，2006）中了。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
　　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他在圣约翰时期已决定以经济学为专业，以后在光华大学和到日本京都大学深造，都一直没有改变。抗战时期，他进入银行界工作，以实际经验与书本知识相结合，他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当然更深入了。更难得的是他战后到美国信托银行就业，仍孜孜不息地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中自修经济学。他为什么如此钟情于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等科目？这并不是因为他贪图银行界的高收入，如果惟此是图，他便不会在1949年冲破一切阻力回归中国了。早在大学时代，他已建立了一个坚固的信念，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他认定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最后必然要归宿到经济建设，他决心献身于这一崇高的目的。
　　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于"民主"和"科学"。但是他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对于五四运动中一股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思潮，他却不表同情。此中关键便在于他自始便重视"建设"，而不肯随波逐流地走"破坏"的路向。很显然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是怎样使中国的传统逐步转化为"现代"。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那种粗暴的狂想，认为只有把"传统"摧毁得一丝不剩，然后中国才能开始"现代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从1949年到1955年，他在上海仍然是一面从事于经济学的教研工作，一面在银行界服务。1955年他应召到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然后留下来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他后半生的道路便完全改变了。中途改业，从经济专家变成了语文专家，在一般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对有光先生而言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这得力于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 arts）的教育。他在圣约翰时已对语言问题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修过课，也写过文章。在30年代他更正式参加了拉丁化运动，通过"独立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方言拉丁化必须互相沟通，在当时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语文虽是他的业余爱好，但这个爱好已"沦肌浃髓"，和他的生命融合为一，再也挥之不去了。所以他战后到英国旅行，竟收集了不少关于字母学的著作，这是在中国知识人视野之外的一门学问。关于改业，他在口述中说：
　　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我认为这一段话特别重要，把他一生的主要精神点出来了。从早年到老年，他一直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经济最根本，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为专业；语文是现代化的利器，因此成为他的副业。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退而求其次，他终于接受了以副业为专业的安排。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他的专业虽然改变了，专业背后的原动力则仍然一以贯之，即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正是由于他深信中国现代化"每个方面都要更新"，他退休以后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推越广，《周有光文化论稿》和《百岁新稿》便是最有力的见证。总之，现代化建设是他的终极关怀，即汉末李固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对于此一大事，他真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
　　从公共生活转到私人生活，有光先生的转业则是他生命中一大转机。如果他继续在上海从事经济学的教研，又参与银行业务，两年后的"反右"劫运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过的。当他在上海的旧友或自杀或受罪的时候，他却能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安静地作研究。难怪朋友们都说他"命大"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宁夏两年多，因为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他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待，是其他劳改犯所望尘莫及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因此保护了夫人张允和女士。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允和女士已受到冲击，有光先生非常体贴，知道她经不起一轮接一轮的政治波浪，毅然让她退职家居。这真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她最后享高寿至九十有三，不能不归功于有光先生的当机立断。因为中年便退隐了，允和女士才有机会参加了俞平伯先生所组织的昆曲研习社。除了"十年浩劫"期间，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向昆曲研究上面，过的是"君平忘世，世亦忘君平"的艺术生活。乱世而犹能有此，不能不说是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