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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奇迹的人生:周有光百岁口述
  周有光,1906年生,经历中国百年之变迁,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本书上篇为周有光的百岁口述,从常州青果巷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避战四川,游历欧美,后归国,任教复旦大学,又奉调北京,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遭下放宁夏,至逐步恢复工作,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直到如今著述不息。下篇则试图从张允和生前留下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些对她的夫君百岁追忆的脚注。此外近百幅影像,再现了当年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之“合肥四姊妹”,这一个个家庭的生活和情感,折射中国社会的缩影。
第1节:序(1)
  序
  余英时
  能有机会为《周有光百岁口述》写序,这是我最感荣幸也最觉高兴的事。
  20世纪是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世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在这样一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长乱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龄的老人将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思路之清晰,判断之明确,丝毫不显衰老之象,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何况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汉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
  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不但有精审的日译本,其中重要的篇章也有德译本和英译本。今天汉字拼音已通行全世界,有光先生从1955年起便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担任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所以今天一提到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首先便会想到有光先生的大名。几年前,美国名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担任《纽约客》(New Yorker)驻北京记者,他为了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的前因后果,便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对有光先生进行专访。有光先生许多精辟的见解现在都已收在何伟新著《甲骨》(Oracle Bones,New York:Harper Colins,2006)中了。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
  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他在圣约翰时期已决定以经济学为专业,以后在光华大学和到日本京都大学深造,都一直没有改变。抗战时期,他进入银行界工作,以实际经验与书本知识相结合,他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当然更深入了。更难得的是他战后到美国信托银行就业,仍孜孜不息地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中自修经济学。他为什么如此钟情于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等科目?这并不是因为他贪图银行界的高收入,如果惟此是图,他便不会在1949年冲破一切阻力回归中国了。早在大学时代,他已建立了一个坚固的信念,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他认定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最后必然要归宿到经济建设,他决心献身于这一崇高的目的。
  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于"民主"和"科学"。但是他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对于五四运动中一股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思潮,他却不表同情。此中关键便在于他自始便重视"建设",而不肯随波逐流地走"破坏"的路向。很显然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是怎样使中国的传统逐步转化为"现代"。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那种粗暴的狂想,认为只有把"传统"摧毁得一丝不剩,然后中国才能开始"现代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第2节:序(2)
  从1949年到1955年,他在上海仍然是一面从事于经济学的教研工作,一面在银行界服务。1955年他应召到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然后留下来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他后半生的道路便完全改变了。中途改业,从经济专家变成了语文专家,在一般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对有光先生而言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这得力于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 arts)的教育。他在圣约翰时已对语言问题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修过课,也写过文章。在30年代他更正式参加了拉丁化运动,通过"独立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方言拉丁化必须互相沟通,在当时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语文虽是他的业余爱好,但这个爱好已"沦肌浃髓",和他的生命融合为一,再也挥之不去了。所以他战后到英国旅行,竟收集了不少关于字母学的著作,这是在中国知识人视野之外的一门学问。关于改业,他在口述中说:
  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我认为这一段话特别重要,把他一生的主要精神点出来了。从早年到老年,他一直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经济最根本,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为专业;语文是现代化的利器,因此成为他的副业。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退而求其次,他终于接受了以副业为专业的安排。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他的专业虽然改变了,专业背后的原动力则仍然一以贯之,即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正是由于他深信中国现代化"每个方面都要更新",他退休以后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推越广,《周有光文化论稿》和《百岁新稿》便是最有力的见证。总之,现代化建设是他的终极关怀,即汉末李固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对于此一大事,他真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
  从公共生活转到私人生活,有光先生的转业则是他生命中一大转机。如果他继续在上海从事经济学的教研,又参与银行业务,两年后的"反右"劫运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过的。当他在上海的旧友或自杀或受罪的时候,他却能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安静地作研究。难怪朋友们都说他"命大"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宁夏两年多,因为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他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待,是其他劳改犯所望尘莫及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因此保护了夫人张允和女士。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允和女士已受到冲击,有光先生非常体贴,知道她经不起一轮接一轮的政治波浪,毅然让她退职家居。这真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她最后享高寿至九十有三,不能不归功于有光先生的当机立断。因为中年便退隐了,允和女士才有机会参加了俞平伯先生所组织的昆曲研习社。除了"十年浩劫"期间,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向昆曲研究上面,过的是"君平忘世,世亦忘君平"的艺术生活。乱世而犹能有此,不能不说是异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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