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爱情诗中的婚俗与民俗一、一夫一妻制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曾经历原始群婚、血族群婚、亚血族婚、对偶婚等形态，后来才正式确立了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由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实行，女子离开自己氏族嫁到男方，从夫居住，所生子女由父系计算世系。《周官》记载:“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取判妻人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这种活动很可能是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的过渡形态遗留。至今苗族仍有“游方”等类似社交活动。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一夫一妻制已确立下来。《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明显是女子出嫁到男家。《卫风·氓》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阁极，二三其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从中可看出对爱情的专一已是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念，并有信誓来坚定专一的爱情。这种观念只有在父系社会一夫一妻制确立时才可能产生。至于《邶风·柏舟》中“之死矢靡它”的激烈誓言，就更加动人心魄了。其《邺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以及《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编衣茶中，聊乐我员”，《唐风·羔裘》“岂无他人?维子之固”，无疑是一种与现代极为接近的专一爱情观。
二、婚礼制度
周代有一整套婚礼仪式。据《仪礼·士昏礼》规定，媒聘婚有六道程序是为六礼。包括:
(1)纳采。男家清媒人到女家说亲，得到女方应允后派使者送上雁为礼物，向女家正式提出缔婚要求。
(2)问名。男方使者问女子生母之名，以分嫡庶，并问女子名字、排行、出生年月，以用占卜。
(3)纳吉。男方占卜，获吉兆后派人带着雁到女家报喜，行纳吉礼后，婚约正式确定，凶兆则无须纳吉.
(4)纳征。亦称纳成，向女方送聘礼。
(5)请期。男方占卜选好结婚吉日后，征求女方同意。
(6)亲迎。到婚期，新郎乘黑漆车亲往女家迎娶。
这种制度在《诗经》中有所反映。《卫风·氓》“尔卜尔笙，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即体现了占卜和迎娶。《幽风·东山》“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璃，九十其仪”，回忆新婚的景况。《郑风·将仲子》“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描写了情人订婚后，女子仍怕人言可畏。(诗经》中还有对媒的描写。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取妻如之何?必吉父母。”周代的六礼与男女双方家族的关系密切，要有双方父母、媒人等一系列手续。但这并不等同于后世的“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关于这一点在以下还有叙述。
三、婚年与婚时
《周官》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越语》勾践法令则规定男二十娶，女十七嫁。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极限，不可超过，可以嫁娶之年则为男十六、女十四。战乱过后需要多增人口时，婚年就早，过期不嫁娶还要受处罚。再来看(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迫其吉矣。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迫其今兮。摽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造其谓之。”女子心情如此迫切，不能简单地以“有女怀春”来概括之了。
关于婚时也有规定。《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浮杀止。”古代农民冬则居邑，春则居野。田牧之世，分散尤甚。故嫁娶必始秋末。迄春初，雁来而以为礼，燕来则祀高媒，皆可见嫁娶之时节。《媒氏)“仲春奔者不禁，盖以时过而犹不克昏，则必乏于财，故许其杀礼。”(吕思勉(先秦史))(氓)中诗句“匪我想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女主人公提出的婚期正是秋天。在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要以雁为礼物，有说是取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象征阴阳和顺。也有说象征爱情忠贞。但我认为其初始来源还是与季节有关，以雁为礼则限制了婚礼的季节。正如吕思勉先生分析，秋末至春初是农闲时节，又因收成而有余财办婚礼。可见礼制不是凭空规定，而是与当时社会情况相适应的。这里补充一句，由古籍“奔者不禁”、“令会男女”的记载看，当时男女交际较自由，《诗经)中大量的情诗证实了这一点。从(王风·大车》“岂不尔思，畏子不奔”也可看出当时青年状况之一斑。当时的“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与后世礼教压制下的情况及今人的想象是不同的，子女也有一定自主权。繁复的婚礼意义在为当事男女作公证，确认将来的子女、财产分配等问题，是对双方的保护，无疑具有社会进步意义。这与后人臆想的是大相径庭的。
婚，古写作昏。婚礼都是在黄昏进行的。《唐风·绸缪)“三星在天”，可见婚礼在晚上举行。有意见认为《陈风·东门之杨》是写男女在城外相会，实际应是写新婚。“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昏以为期，明星哲哲”正是结婚之时。选择黄昏结婚是古代劫掠婚的遗留，劫掠婚总是乘黑抢掠女子，后来这种婚制消亡，习俗却保留了下来。[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