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事情，我好像也是始作俑者之一。今天需要來反省一下。我覺得，當時我們這批人還是從中國的問題出發的，從中國的真問題出發的。比如說80年代，我也是比較強調純文學，雖然我自己的研究路子並不是純文學的，但我還是關心過純文學的。那麽，這個很簡單，我們是針對文革帶來的極端的意識形態，政治對於文學構成的一種睏境，當時是為了擺脫這種睏境纔提出的。實際上，當時我們提出二十世紀文學這個概念的時候，其實也帶策略性的，正是為了打破文學史和政治史等同的事實。應該說這種提法，我至今還是覺得，是有意義的問題，决不是假問題，而且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今天回過頭去看，你強調純文學是遮蔽了一些東西，遮蔽了什麽東西呢？其實，當時我們提出這個概念本身就是那種政治性的反抗。但就理論來講，它遮蔽了實際存在的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在八十年代也存在着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我們遮蔽了它，遮蔽是帶有策略性的，因為我們處的位置不便點破。但是，實際上遮蔽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以及文學與權力的關係。那麽，這個背後其實有更深刻的內在原因。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知識分子和黨內的改革派的一次合作，這本身是有問題的，但問題在哪兒呢？特別是，當我們這種觀點逐漸成為主流派，包括二十世紀文學這個概念逐漸被學術界接受，成為主流派，甚至進入教科書，通過文學它影響了下一代，但這個影響不一定好。我很緊張，因為當時我們遮蔽、忽略的東西可能給年青的一代産生消極的影響。所以，始作俑者的日子不一定好過，老想着這些跟自己有什麽責任。因此，到了九十年代，當然也因為內在的各種矛盾的暴露，現在越來越看得清楚：我們的文學受到了權力和資本這兩者的影響，而且這權力和資本它又是和最新的科學技術結合在一起的，它們互相糾纏着，互相滲透着，形成一種強大的力量，形成對文學，對整個思想，整個社會發展的巨大的壓力。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現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原來我們要強調純文學的關念被遮蔽的東西就引起了比較廣泛的註意。所以，我完全能理解，當年的鼓勵者，為什麽他們現在率先反過來對此進行反思。我覺得，他們不是趕時髦，而是出於自己的一種責任，自己認識自己當年提倡的可能遮蔽的東西。我覺得這種反思並不意味着對他原來提倡的東西要完全否定的。
現在為什麽不大談純文學，我要着重講權力、資本、新科學技術結合起來的對文學對社會的一種破壞性作用。我們現在看到原來遮蔽的東西在現實生活中成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必須面對這個現實，因此我們要強化這個問題——按我的理解，這個主題是這樣産生的。我覺得現在要討論我們現實中國是什麽樣子，有很多分歧在於，我們現在的中國到底是個什麽社會？這很像30年代社會性質問題大論戰一樣。而我的認識是，我經常想起魯迅的一句話，魯迅說，舊病沒好，新病又來了。這就像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既有前現代又有後現代和現代一樣，我們現在的社會既有舊病，一定程度上帶有封建性的專製，這是我的理解。舊病還在，沒有完全解决，新病，資本所帶來的，它和權力勾結起來，這樣造成新病、舊病並存，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認識。
我的另外一個認識就是，我非常強烈地感覺到，現在的中國和30年代的中國非常像，好象歷史在重演。其實30年代國民黨的統治是發展的，也是經濟發展，甚至可以說是快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産生了兩極分化，上海是最突出的。國際上，我個人認為美國正在走嚮法西斯化，新的種族主義正在興起。美國人的生命比其他國傢人的生命更重要，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這不是種族主義嗎？而且，現在也出現了類似的英美綏靖政策，在縱容這樣一種法西斯化。我覺得，歷史好像正在重演。問題是，30年代面對那樣的國內、國際環境的時候，我們有資源可以對抗。比如說，面對德國法西斯，當時有英美的自由主義，還有蘇聯的社會主義可以對抗。當時，我們國內，有國民黨所代表的國民統治和共産黨所代表的共産主義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潮來對抗。但是，我們今天拿什麽東西來對抗我們面對的這樣一個現實？這是睏擾知識界，思想界的朋友們的一個問題。那麽，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提出了社會主義思潮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今天，有些年輕的朋友非常強調這樣一個傳統，社會主義的傳統是有現實意義的。但我覺得，問題在於，社會主義思潮是有問題，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歷史經歷的，它在本世紀是有問題的，它也曾經帶來災難。這樣，我們現在不能把它整個搬過來。社會主義思潮和共産主義思潮的合理性，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至少比過去看得清楚。那麽，我們現在怎麽辦？
我認為，這二十年來我們思想界最重大的一個失誤，就是我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沒有經過認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長期被忽略。但是，它存在的問題，也長期地沒有被研究。我個人認為，而且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遺産是我們今天面對現實可以繼承、藉鑒和考慮的一個遺産和資源。但是，這個資源是沒有經過總結和研究的，這就是我們現在變得睏惑的一個原因。
我認為，應該防止兩個傾嚮，一個就是不能因為社會主義曾經帶來的弊病就本能地拒絶它，這是我不贊同的。但是我也不贊同，把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模式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模式整個地搬過來。我認為，現在的一個重大課題就是研究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我認為，中國知識界，一方面科學地總結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遺産，另一方面是現實的一個迫切需要，那這是中國知識界能夠對人類對全世界知識界作出的一個最好的貢獻。這是比較宏觀地說。具體來說，聽了幾位的爭論，我很自然地想到30年代，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當時文藝界的爭論，實在是太想像了，幾乎是完全重演。我想起了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叫《閉門讀書論》，他有分析，有三種態度糟透了。第一種人是認同他，藉機爬上去。這是我們在座的各位不贊成的，不贊成有兩種選擇，一種人就是勇敢地衝上去，和他打，就是剛纔曠新年所呼喚的，開展一場階級鬥爭，這就是當年左翼的選擇。還有一種人，周作人很低調，其實他很自省，“我沒有那麽勇敢，我就退回來閉門讀書，文化堅守 ”。類似陳思和今天說的崗位意識，這也是一種對抗，守住文學本身的尊嚴，守住純真。曠新年說，你不衝上去，你就客觀上幫助了敵人，不管你主觀上怎樣。郜元寶其實保持了類似周作人和瀋從文的自豪，你可以搞，但你搞來搞去是第二流的。我守住我是第一流的。其實當年瀋從文和周作人也是這樣的觀點。面對類似的情景，我們所能做的幾個選擇，周作人概括得非常好，一個就是對着幹，我反抗；一個就是我守住一些東西。就我個人來說，我偏嚮於衝上去，這和我的性格有點關係，我主張要有戰鬥，要有反抗的文學。我還要再補充幾句話：同樣主張衝上去的，也有矛盾，也有區別，我是偏嚮魯迅的立場，文學是需要戰鬥的，但它同時必須是文學，這是魯迅一再強調的。文學是鬥爭的武器，但這武器是文學的武器。我覺得，我們應當吸取當年的一個經驗教訓，我們能不能每一個人都堅持自己的選擇，我們不試圖說服對方，因為每一個人作出自己的選擇是根據自己的生命、自己各個方面的因素來做出的，但我覺得，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對方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而且能不能從對方吸取一定的合理因素？或者說，你認為對方是不合理的，那麽，對方提出的質疑，能不能使你有所警惕，有所藉鑒，以免使你的合理性走嚮極端。這個問題很普遍。
我剛剛開了一個語文教育的會議，語文界也正在爭論這些問題。搞語文教育，我們都強調說真話，強調人的個性，強調主體。但是接着就有人批評，現在的中學生已經是一切以個人為中心，欲望泛濫，這時候你還談寫自己的話，那麽，“五四”個性解放的思潮在今天還有沒有應對現實的能力？這很像薛毅的批評：私人小說，它個人欲望已經膨脹到了極點，你還要求它繼續私人化？我在這個語文會議上說，我們是舊病未去，新病又來。如果我們客觀地看一下當下中小學生所受的教育，和他們現在所存在的問題，我覺得是存在雙重的問題。一方面，還是奴化教育，還是不能說自己的話，不能說真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五四”時期的個性解放思想，強調說真話，還是有效的；但是，又有了新病，確實今天的孩子，也存在着以個人為中心，也存在着欲望的極度膨脹。那麽這個時候，就必須認識到“五四”話語的有限性，因此我們不能僅僅鼓勵孩子寫真話，還要進一步追問，你是個什麽樣的人？如果你是一個很狹窄的人，儘管你說的是真話，說的是個人的話，但這些話的價值是受到很大的限製的。而我們要培養的孩子應該是一個大氣的人，應該有廣阔胸襟，那麽他寫的文章纔有大氣，纔有很大的價值。因此，我認為“五四”的話語，沒有完全失效，沒有完全失去現實意義。但同時要看到它的有限性。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回到文學上，它們有相似之處。這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這也是我和年輕的朋友意見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就是說，資産階級民主自由的觀念在今天是不是還有價值。我認為，面對中國這樣一個現實，它還是有它的意義和價值的。但同時，它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大傢可以得到一種一致，就是反抗權勢和資本的結合。這一點大傢可以達成共識，但具體的路大傢可以自己選擇。在選擇的過程中，必然會互相衝突，互相爭論，這都是正常的。
（此文是在“當代文學與大衆文化市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在八十年代也存在着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我們遮蔽了它，遮蔽是帶有策略性的，因為我們處的位置不便點破。但是，實際上遮蔽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以及文學與權力的關係。那麽，這個背後其實有更深刻的內在原因。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知識分子和黨內的改革派的一次合作，這本身是有問題的，但問題在哪兒呢？特別是，當我們這種觀點逐漸成為主流派，包括二十世紀文學這個概念逐漸被學術界接受，成為主流派，甚至進入教科書，通過文學它影響了下一代，但這個影響不一定好。我很緊張，因為當時我們遮蔽、忽略的東西可能給年青的一代産生消極的影響。所以，始作俑者的日子不一定好過，老想着這些跟自己有什麽責任。因此，到了九十年代，當然也因為內在的各種矛盾的暴露，現在越來越看得清楚：我們的文學受到了權力和資本這兩者的影響，而且這權力和資本它又是和最新的科學技術結合在一起的，它們互相糾纏着，互相滲透着，形成一種強大的力量，形成對文學，對整個思想，整個社會發展的巨大的壓力。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現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原來我們要強調純文學的關念被遮蔽的東西就引起了比較廣泛的註意。所以，我完全能理解，當年的鼓勵者，為什麽他們現在率先反過來對此進行反思。我覺得，他們不是趕時髦，而是出於自己的一種責任，自己認識自己當年提倡的可能遮蔽的東西。我覺得這種反思並不意味着對他原來提倡的東西要完全否定的。
現在為什麽不大談純文學，我要着重講權力、資本、新科學技術結合起來的對文學對社會的一種破壞性作用。我們現在看到原來遮蔽的東西在現實生活中成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必須面對這個現實，因此我們要強化這個問題——按我的理解，這個主題是這樣産生的。我覺得現在要討論我們現實中國是什麽樣子，有很多分歧在於，我們現在的中國到底是個什麽社會？這很像30年代社會性質問題大論戰一樣。而我的認識是，我經常想起魯迅的一句話，魯迅說，舊病沒好，新病又來了。這就像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既有前現代又有後現代和現代一樣，我們現在的社會既有舊病，一定程度上帶有封建性的專製，這是我的理解。舊病還在，沒有完全解决，新病，資本所帶來的，它和權力勾結起來，這樣造成新病、舊病並存，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的認識。
我的另外一個認識就是，我非常強烈地感覺到，現在的中國和30年代的中國非常像，好象歷史在重演。其實30年代國民黨的統治是發展的，也是經濟發展，甚至可以說是快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産生了兩極分化，上海是最突出的。國際上，我個人認為美國正在走嚮法西斯化，新的種族主義正在興起。美國人的生命比其他國傢人的生命更重要，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這不是種族主義嗎？而且，現在也出現了類似的英美綏靖政策，在縱容這樣一種法西斯化。我覺得，歷史好像正在重演。問題是，30年代面對那樣的國內、國際環境的時候，我們有資源可以對抗。比如說，面對德國法西斯，當時有英美的自由主義，還有蘇聯的社會主義可以對抗。當時，我們國內，有國民黨所代表的國民統治和共産黨所代表的共産主義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潮來對抗。但是，我們今天拿什麽東西來對抗我們面對的這樣一個現實？這是睏擾知識界，思想界的朋友們的一個問題。那麽，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提出了社會主義思潮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今天，有些年輕的朋友非常強調這樣一個傳統，社會主義的傳統是有現實意義的。但我覺得，問題在於，社會主義思潮是有問題，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歷史經歷的，它在本世紀是有問題的，它也曾經帶來災難。這樣，我們現在不能把它整個搬過來。社會主義思潮和共産主義思潮的合理性，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至少比過去看得清楚。那麽，我們現在怎麽辦？
我認為，這二十年來我們思想界最重大的一個失誤，就是我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沒有經過認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長期被忽略。但是，它存在的問題，也長期地沒有被研究。我個人認為，而且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遺産是我們今天面對現實可以繼承、藉鑒和考慮的一個遺産和資源。但是，這個資源是沒有經過總結和研究的，這就是我們現在變得睏惑的一個原因。
我認為，應該防止兩個傾嚮，一個就是不能因為社會主義曾經帶來的弊病就本能地拒絶它，這是我不贊同的。但是我也不贊同，把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模式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模式整個地搬過來。我認為，現在的一個重大課題就是研究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我認為，中國知識界，一方面科學地總結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遺産，另一方面是現實的一個迫切需要，那這是中國知識界能夠對人類對全世界知識界作出的一個最好的貢獻。這是比較宏觀地說。具體來說，聽了幾位的爭論，我很自然地想到30年代，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當時文藝界的爭論，實在是太想像了，幾乎是完全重演。我想起了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叫《閉門讀書論》，他有分析，有三種態度糟透了。第一種人是認同他，藉機爬上去。這是我們在座的各位不贊成的，不贊成有兩種選擇，一種人就是勇敢地衝上去，和他打，就是剛纔曠新年所呼喚的，開展一場階級鬥爭，這就是當年左翼的選擇。還有一種人，周作人很低調，其實他很自省，“我沒有那麽勇敢，我就退回來閉門讀書，文化堅守 ”。類似陳思和今天說的崗位意識，這也是一種對抗，守住文學本身的尊嚴，守住純真。曠新年說，你不衝上去，你就客觀上幫助了敵人，不管你主觀上怎樣。郜元寶其實保持了類似周作人和瀋從文的自豪，你可以搞，但你搞來搞去是第二流的。我守住我是第一流的。其實當年瀋從文和周作人也是這樣的觀點。面對類似的情景，我們所能做的幾個選擇，周作人概括得非常好，一個就是對着幹，我反抗；一個就是我守住一些東西。就我個人來說，我偏嚮於衝上去，這和我的性格有點關係，我主張要有戰鬥，要有反抗的文學。我還要再補充幾句話：同樣主張衝上去的，也有矛盾，也有區別，我是偏嚮魯迅的立場，文學是需要戰鬥的，但它同時必須是文學，這是魯迅一再強調的。文學是鬥爭的武器，但這武器是文學的武器。我覺得，我們應當吸取當年的一個經驗教訓，我們能不能每一個人都堅持自己的選擇，我們不試圖說服對方，因為每一個人作出自己的選擇是根據自己的生命、自己各個方面的因素來做出的，但我覺得，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對方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而且能不能從對方吸取一定的合理因素？或者說，你認為對方是不合理的，那麽，對方提出的質疑，能不能使你有所警惕，有所藉鑒，以免使你的合理性走嚮極端。這個問題很普遍。
我剛剛開了一個語文教育的會議，語文界也正在爭論這些問題。搞語文教育，我們都強調說真話，強調人的個性，強調主體。但是接着就有人批評，現在的中學生已經是一切以個人為中心，欲望泛濫，這時候你還談寫自己的話，那麽，“五四”個性解放的思潮在今天還有沒有應對現實的能力？這很像薛毅的批評：私人小說，它個人欲望已經膨脹到了極點，你還要求它繼續私人化？我在這個語文會議上說，我們是舊病未去，新病又來。如果我們客觀地看一下當下中小學生所受的教育，和他們現在所存在的問題，我覺得是存在雙重的問題。一方面，還是奴化教育，還是不能說自己的話，不能說真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五四”時期的個性解放思想，強調說真話，還是有效的；但是，又有了新病，確實今天的孩子，也存在着以個人為中心，也存在着欲望的極度膨脹。那麽這個時候，就必須認識到“五四”話語的有限性，因此我們不能僅僅鼓勵孩子寫真話，還要進一步追問，你是個什麽樣的人？如果你是一個很狹窄的人，儘管你說的是真話，說的是個人的話，但這些話的價值是受到很大的限製的。而我們要培養的孩子應該是一個大氣的人，應該有廣阔胸襟，那麽他寫的文章纔有大氣，纔有很大的價值。因此，我認為“五四”的話語，沒有完全失效，沒有完全失去現實意義。但同時要看到它的有限性。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回到文學上，它們有相似之處。這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這也是我和年輕的朋友意見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就是說，資産階級民主自由的觀念在今天是不是還有價值。我認為，面對中國這樣一個現實，它還是有它的意義和價值的。但同時，它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大傢可以得到一種一致，就是反抗權勢和資本的結合。這一點大傢可以達成共識，但具體的路大傢可以自己選擇。在選擇的過程中，必然會互相衝突，互相爭論，這都是正常的。
（此文是在“當代文學與大衆文化市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