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附中的一位老师上课已经一个月了。课程快要结束了，最后借此机会向老师们做一个汇报。我今天想讲的，是“我的教师梦”。
我这次来附中实际上是圆一个梦。我在北大2002年退休的时候，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要回贵州去一趟，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十八年的书。第二件大事是到附中来。去年到今年总算干完了这两件大事情。回归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前几天我和中学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１９56年我们毕业时，全校举行过一次以“我的梦想”为题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题目是“我的儿童文学家梦”，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讲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１９５６年做梦，一直到了文革之后，才勉强圆了这个梦。也就是说，为了要做一名中学老师，竟然奋斗了几十年。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想起自己在60年代，也有过一个梦：回附中当老师。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想调回南京，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而且就是在贵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当。文革中这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早就看穿了你要想争夺青年的“狼子野心”。你看，在中国想做一位老师，竟有这么难！后来我想，不让我当老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响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权力，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于是，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师梦，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
说起来最早做这样的梦，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天的南师附小）的学生。学校出墙报，有一个醒目的标题：“ 长大了做什么”。我还记得是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等等。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学校受陶行知、陈鹤琴的影响很大，号召学生当“小先生”。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办小先生学校，由我当校长。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吴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我当时都吓坏了，连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你自己想吧。说完就走了。后来我才懂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我就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而且干得很不错。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送给敬爱的钱老师”几个字。也就是说，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钱老师”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钱老师”，并且颇以这样的称呼为豪。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１９６０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做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开始时到处挖“ 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我去年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说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受领导重视，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这倒是真的：这批学生是调干生，入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我从初一语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确实把他们带出来了。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１９７８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十八年：从２１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有人问我，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实际上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是在大学任教而已。更准确地说，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欢做教师，好为人师。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他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我就很热情的寄了一本我编的北大的书给他。于是他又给我写信，说：“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你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的熟悉而亲切。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我们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有也不过一、二人，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是某某人这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被我所鄙视。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措。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叫他们，甚至怕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所以当时的心情决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自杀时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新生活。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现在明白了，真的有时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这个人的变化。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的去面对我的学生。（看来这个人现在当老师。）做你的学生真好，他们时常会被感动。这样他们心灵会永远充满爱心与感激。”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你的来信让我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而当下社会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谢谢。”——这样的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相互间爱心的传递。想想看，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辽宁的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的母亲已经下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说：钱教授我太痛苦了。我在学校里遇见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学习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没把我分到重点班。我受不了了，我想自杀。当我看到最后这几句话，简直吓坏了，我想，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但是仔细一看，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这孩子如此的爱美，大概还不会自杀。于是赶紧给她写信，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道理。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倾诉她内心的一切。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这里保留了我写给她的一封回信：“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因为事情忙，前不久还外出开会，没有及时给你写信，请原谅。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这件事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来信？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特别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个时候就只能到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为什么呢？第一我愿意听她的，第二我绝对尊重她，并且替她保密，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而去损害她，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安全感。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学校，有父母，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她就不必千里迢迢的向我倾诉。这正是教师、家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这个辽宁的女孩，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而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我没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但是高低不肯进来。我和这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这样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学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他们信任你，愿意向你袒露内心，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这本身就实现了一种价值，一种生命的价值，而且是教师所特有的。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至少说在我心目中是同等的。——我的学术写作追求的也就是这样的心灵的交流。
这就说到了青年学生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从来不能离开年轻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对年轻人说话。提笔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始终闪烁着年轻人渴望的眼光。同时年轻人也参与我的写作。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种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我的研究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常常是在客厅里面，和学生聊天中产生一个想法，一种思路，然后去研究。在思考过程中，只要有一个学生或年轻人到我家，我就会滔滔不绝的和他讲：我在研究什么；在讲的过程中学生或年轻人会做出反应，提出意见，也就会深化我的思考。以后，再来一个人，就再讲，再讨论，思考又深入一步。如此反复多次，谈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写出来了。所以说我的学生，年轻人是参与了我的写作和研究过程的。在我的著作里，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观点，而是大量引用学生的一些曾经启发了我的思考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教育决不是单向的，绝不是老师单方面的输送给学生，当然主导是老师，但同时学生的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本身都会引发老师的思考。学术研究如此，上课也如此。我这次到附中来上课，上了一个多月，尽管我对鲁迅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但备课时，都要重新看，因为心里存有中学生这样的对象，重读的时候，对作品就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实际上有对象存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另外在和学生交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都会引发你对这些问题的新的思考。这是一个双向的运动。所以有人说钱先生你太忙，我们找你谈话是不是耽误你的时间？我总是说：不，因为你和我谈话，决不是你得利，我也得利。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原因。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是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兴奋感，紧张感。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9月1号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交流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如果学生木呆呆的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课，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堂课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认可”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才对王栋生老师说：没问题了。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一旦成为职业，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所谓“教书匠”就是这样的“教书机器”、“老师油子”。坦白地说，我热爱教师工作，却恐惧于成为这样的“教书匠”，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存在方式。在“黎明感觉”的背后，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前几天我碰到当年教我数学的唐世忠老师，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见到我就说，钱大头（当年全校老师同学都这样称呼我），你怎么还是那样，还像当年南师附中高三丙班的钱理群。大概是这样吧，虽然我的外貌变老了，头发白了，但还是当年那股精神头儿，我也觉得我的心比较年轻。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我这一辈子都在教书，都在与青年打交道。你面对的永远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跃的生命，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你从这些赤子身上不断吸取精神养料，吸取生命的元气，你就永远年轻。所谓“教学相长”，这确实不是一句空话。教学就是这样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不仅教师影响学生的成长，学生也对教师的精神状态、精神发展产生影响，教师与学生确确实实是共同成长的。“教学相长”是一个非常高、非常美好的教育境界。我们常说青春是美丽的，而教师这个职业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说教师也是美丽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教师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就有过这样的惨烈的记忆。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文革前，我已经说过，我和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发现学生都非常穷困，于是就主动地给他们买衣服，买袜子，鞋，对于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当教师的就应该这么做；没想到文革一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名，有一天我睡觉醒来，看见房间里面挂着我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几个大字。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而且这是我心爱的学生捅的，我真是伤心透了。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全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我对他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的处境已经极其糟糕，还是为他们说话。他们毕业的时候，工宣队告诉他们钱理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全班同学就要和我划清界线，拍毕业照拒绝我参加。只有一个同学站出来说话：钱老师冒着风险来支持我们，你们这样对待他，太没有良心了；并且宣布：你们不要钱老师照相，我也拒绝照相。他的这一态度使我的流血的心灵多少感到一点欣慰，因此我永远记着这个学生。但更多的学生却使我失望，这心灵的创伤老实说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年轻人永远是幼稚的，在某种条件下，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伤害老师的蠢事。教师这样的职业，很难避免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报，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残酷的回报。但是尽管这样，我还要教书，我对学生还是这样的热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宿命。不管怎样，反正我要当老师，我要教书。明知这是一个梦，还要做。因为这是美丽的梦，没有梦的人生是更加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有人说这是痴梦，痴迷于此，痴心不变，既无可奈何，又十分美好。教师就是只能“只管耕耘，不顾收获”。我常常想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话：“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这就是生活，教师的生活。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让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让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师生活的真实。我们正视它，又永远摆脱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种缠绕，而生命的真实意义正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
我要汇报的第二个题目：我的中学教育观。大家都是中学老师，但是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中学是干什么的？中学的功能是什么？中学和小学、大学的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许多文章。我想中学除了具有一般的教育特点外，由于它的教育对象是中学生，就又有了一些独有的特点。这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中学生在人的一生的生命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是什么阶段，他有什么特点？我们教育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教育的意义，性质和价值。这里我想介绍深圳育才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严凌君的一些观点。他编了一套书《青春读本》，我给他做了一个3万字的长序。我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给一位中学老师做序了？而且这是我主动做的，这是为什么了，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能思考的一位老师。他提了一些有价值的理念。我很赞同他的一些理念。我下面说的既有他的理念，也有我的发挥。他是这样一种概念。他说成长之美，成长的感觉和成长的权力。他说中学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时间，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所有动物中人是孕育期最长的动物。人的学习生存技能实践最长。从出生到大学要几十年的学习。所以成长什么意思了？就是在学习期间他的任务就是学习成长。然后再为社会做贡献。而成长本身就是成长的美和成长的感觉。成长的感觉在外人看来是一种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喜悦。但是在自己看来是蛹虫化蝶的那种痛苦，和新鸟破壳的那种挣扎。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成长的幸福，同时有成长的痛苦和成长的挣扎。他强调，学生，青少年在成长中他有成长的权力。什么成长的权力了，就是探索、发现和成长的权力。因为中学生他面对的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有一种赤字之心，一种好奇心。需要去探索他所不知道的世界，那我们的教育要保留这样的好奇心。保留这样一种探索的欲望。而不要随便的把他给抹杀掉，或者把这个权力给剥夺了。把学生好奇、探索、追求这样一种权力给抹杀掉。所以他提出来要把属于孩子的欢乐还给他。现在的孩子天空越来越小了，他们没有仰望星空的权力，尤其是城里的孩子？他整天被数不清楚的学习的压力，数不清楚的书本压着，他的眼睛里就是书，没有一个仰望天空的权力，而仰望天空就表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探索，一种追求。一种好奇。所以这里面一种尊重孩子成长的权力，探索的权力，追求的权力。这是他提的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他提出来，青春时代，他有独立的价值。青春不仅是为成年做准备，不只是一个过度的阶段。其实他学习的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因为这时的生活他是有最多的梦想，最纯的情感，最强的求知欲，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说孩子不成熟，青年时期幼稚，不成熟。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成熟起来。但是我门常常把孩子青年时期的东西给破坏掉了。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情感，他的求知欲，认为抛掉就是成熟。我们常说孩子你别做梦了，等哪天不做梦就成熟了，是吧？引用法国的一位作家叫施怀德，他说青少年时期许多人都有过狮子般的雄心，但是当成熟后都像老鼠一样活着。什么原因了，说他们成熟了。所以他给成熟下了一个定义叫贫乏、屈从和迟钝。本来年轻时他是丰富的，到了成熟时贫乏了，本来是反抗的，成熟时屈从了，本来是敏感的，我们把他变迟钝了。如果不尊重青年时的本身的价值。青春就是一种价值，教育变成把青春价值否定掉，消极掉，把他变成所谓的成熟。所以提出要敬畏青年，敬畏青春。要承认青春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是永远的价值。青春时期就是追求一种理想。我觉得概括的说叫青春精神，我觉得附中就有这种青春精神。青春精神是什么了？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喜爱事业的向往和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由此贯穿了锐意激情生命活力；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一种批判创造的精神，简单说就是一种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就是青春精神。青少年时期中学生正好是这个时期，是他本能的这个时期。他本能的就有这种青春精神，而我们的教育要培育这种青春精神，使他成为终身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底子，而不是用各种方法去戕灭这些、伤害这些青春的基本东西。让他们所谓的成熟起来。实际上联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认识青春，我们的对象年轻人有青春时期的特点。他还提出来精神生活有两种，一种平面的生活，一种立体的生活。什么叫平面生活？就是指日常生活，它是受到具体的时空限制，是偏于物质的，是我们每天过的生活。他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还有一种生活是超越时空的，不受时空界限的，是一种精神空间。具体到我们的中学生对象来说，因为中学时期受时空限制更大，孩子么，主要就是学校家庭。他的第一生活蹩脚狭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第二生活给他扩大起来。第二生活，可以读书，通过读书来打破时空界限，使他过一种精神的生活。这是中学时代的特点。相对来讲他的第一生活比较简单，但是第二生活可以给他丰富起来。而中学的教育真是要训导学生读书，读好书来打破时空的一个界限，来丰富他的精神生活。而为他一生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这样三个概念：寻找权力的概念，青春独立价值的概念，以及人的两种生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概念。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学阶段所担负的作用。中学教育应当担负起建造人的精神家园的这样一个功能。人是需要有精神家园的，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校期间，读书期间，你给他打下两个底子，一个是终身读书学习的一个底子；学习是终身的，但是中学是打基础的时候，给他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我常说，你的语文教育如果使学生喜欢读书，你的语文教学就成功一大半，给他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教会他终身学习的方法。再一个就是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打下个精神的底子。这是一个方面，再有一个方面是，人老了以后，他可以回到中学来，像我就回来了，因为人老了他越来越想寻根。又想回到精神家园来，而最好的精神家园常常是中学。中学给人留下一个最纯洁的东西。象我们这些校友老在一起聚会，有的时候不仅仅谈附中，有时候在一起玩，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特别是附中这样一所名校，他影响了人的一生。这个别的老师很难做到，能影响人的一生，这个在我理解这是一个主要的功能。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中学美化的什么样，中学老师有很多苦闷。虽然我是大学教授，可我多少还是能领会一点的。下面念几封信吧，是青年教师和我的通讯。很多年前有一位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在华东教书，他起先给我写信说我一定会坚守岗位┅┅我说好，鼓励他。过了几年，他来信说：钱教授我无法忍受下去了。还有一位云南的教师和我说：我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不愿意当中学老师，特别是中学老师。他说教中学语文会把人教“憨”的。他说当你还没有“憨” （无主观，无创造力）时还有两份良知者在中学当语文老师，你会痛苦不堪的，矛盾至极。还有我的好多师范的老师，他说好的老师是既有思想，又有口才的，最差的是两者都没有，中间的两者取一，如果这样是要有思想，我发现越有思想的老师并不适合在中学生存。后来我回信说，你不要走，中学本来有思想的老师不多，你走了，那孩子们怎么办了？后来他最后一封信是我终于要走了，我很庆幸，也很失落。我就这样离开了我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我的理想，离开了恰恰需要我的这样的老师的学生。最后写的是钱老师我只想告诉你我要走了。我希望你能快乐的活着（他反过来安慰我）。因你是好人。我无力阻止别人对你的伤害，我只能说我尊重你，我爱你。我给他回信说。你说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学生说我可爱一样。都让我开心，并且感到一种温馨。我们都是普通人，遇到压力时只能默默承受，看到他人受难也只能无言表示声援。所以信中所说，“不知该说什么。”这个“不知该说什么”让我深深感动。你终于走了，离开恰恰需要你这样的老师的学生。我理解你又不免感到惆怅。但是相信你还是会关注中国的孩子，他们实在是太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了，相信这几年的教师生涯对你今后的研究发生影响。职业可以变，心却是可以不变。我还有一封也是刚从大学毕业到中学教书没有多久的老师。这个老师非常有思想，我很羡慕这个老师。他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沉重，也让我感到震撼的信。他说尽管我认真的教书，但是我没有做对任何事情。如此学生暑假过了以后，他们毕业后，我甚至会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尽管他们现在对我仍然很尊重。但是我仍然不得不相信现实将不费摧毁之力将撕碎我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冷漠，无动于衷。因此我也想起了同为人师的你，他说我知道你的课很受欢迎，你的著作都是畅销书，但你的演讲和著作在你的听众和读者心中所引起的并非是一种痛感的共鸣。不过是一种快感的消遣。因为他们在社会中不满，所以想听你发表不满，于是他们得到点快乐。他们是看客的群体，你不过是示众的材料。事有大有小，你是如此，我站在讲台上也是如此。我常常感觉到，我在讲台上，中学生在看我，我是看客示众的材料。面对中学生我也不希望唤起他们太大的痛感。力图培养他们一点纯美的情趣。一点对国家起码的责任心，在小是小非上有一点独立的判断力。而我的处境如你在北大的尴尬一样，在我们把他看着需要开化的观众的时候，他们把我们置于疯子行列的前沿。本质上你的学生，你的读者和我的学生都不乏心灵的善良。然而他们可能对我们产生喜爱和尊重，至少在理智上认可我们，但是他们不会有真正的行动。与这样一个无动于衷的理智和行动相比，感情的亲近又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事情。这个老师很敏感，他提出一个根本的东西，像我们这样理想主义的老师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我这样回答他，其实你所说的我并非不知道，我早就清醒的看到，在我们这个充满看客游戏的国度，一切严肃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都会变成哈哈一笑。因此每次上课、演说，在兴奋之余也会有种无聊感，但你的来信仍让我震动。他再次让我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你刚上教学岗位，就有这样的感悟，真让我感到心酸。而中学生会成为看客，学生比老师，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懂世故，这个事实更加触目惊心。学生比我们世故的多，我可以再举一个事实，来证实此说的并非夸大其词。一位广东的中学语文老师把学生写的优秀作文编成一本学生的杂志寄给我，我看了非常感兴趣，就写信给他表达了我敬意和支持。但他来信告诉我说，在学校大多数老师和同学眼里，他是一个疯子，有的人欣赏他，也只是因为他天真的可笑。他办这个杂志，就有有关部门还找他谈话。这大概就是你、我、他一切有理想的有思考的教师的共同命运。你说在中学里我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对此能够理解，并深有同感。你说的对，我们读者、听众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他们现在成为看客，对我们的拒绝是社会教育的结果。而现实生活的逻辑，比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思想文化的逻辑要有力的多，这几乎是信奉教育至上的人的共同悲剧。因此当我们直面自己尴尬处境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教育理想主义有充分的认识。中国所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造。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单项的教育改革是很难奏效的。对这点我们必须有很清醒的认识。就一个有限的生命个体所发挥的就更加微弱。几乎是不存在什么希望的。你说一个很渺小的教师，我们都是普通人，你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的。所以我们是只顾耕耘，而无法预知效果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寻求某种价值和意义。当时给这个老师写信的时候，我正在编《新语文读本》，其中有一篇，有这么一个情节：“童年生活结束了，其中一个孩子死了，在安葬的路上，其中的一个孩子，发表了演说。他说我们曾经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因此留下了一个世界上最崇高、最强烈、最艰苦的一个时代。以后我们将怎样生活。生活很可能使我们当中许多人变成恶人，变成坏人。尽管这样，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神圣的、美好的童年生活。那么这个坏人可能在临刑之前，他会感到心里有点暖意。” 我们的老师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成为孩子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瞬间记忆价值。所以这有个概念，就是教师意义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使自己成为学生记忆中神圣瞬间的那样一个价值。我在北大上课有这样一个过程。在80年代，学生认同我的观点，我和学生之间能产生共鸣。到90年代，他对我的那种信念不是很认同。但是还是喜欢我的课程。在毕业的时候，学生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钱老师我们非常喜欢你的课，我们所有同学都喜欢你的课。你的课显示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告诉我们人可以那样生活。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教学当作一种生命。一种充满理想的，人可以那样的生活。这个本身让我们感动，这就是一种价值。以后我们不会像你那样生活，但是你让我们感到一种生命，一种价值。所以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教授他会对学生有一种精神上的辐射。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教师的价值。
2004年4月14日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附中论坛”上的讲话
我这次来附中实际上是圆一个梦。我在北大2002年退休的时候，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要回贵州去一趟，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十八年的书。第二件大事是到附中来。去年到今年总算干完了这两件大事情。回归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前几天我和中学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１９56年我们毕业时，全校举行过一次以“我的梦想”为题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题目是“我的儿童文学家梦”，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讲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１９５６年做梦，一直到了文革之后，才勉强圆了这个梦。也就是说，为了要做一名中学老师，竟然奋斗了几十年。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想起自己在60年代，也有过一个梦：回附中当老师。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想调回南京，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而且就是在贵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当。文革中这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早就看穿了你要想争夺青年的“狼子野心”。你看，在中国想做一位老师，竟有这么难！后来我想，不让我当老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响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权力，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于是，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师梦，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
说起来最早做这样的梦，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天的南师附小）的学生。学校出墙报，有一个醒目的标题：“ 长大了做什么”。我还记得是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等等。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学校受陶行知、陈鹤琴的影响很大，号召学生当“小先生”。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办小先生学校，由我当校长。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吴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我当时都吓坏了，连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你自己想吧。说完就走了。后来我才懂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我就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而且干得很不错。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送给敬爱的钱老师”几个字。也就是说，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钱老师”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钱老师”，并且颇以这样的称呼为豪。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１９６０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做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开始时到处挖“ 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我去年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说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受领导重视，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这倒是真的：这批学生是调干生，入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我从初一语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确实把他们带出来了。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１９７８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十八年：从２１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有人问我，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实际上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是在大学任教而已。更准确地说，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欢做教师，好为人师。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他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我就很热情的寄了一本我编的北大的书给他。于是他又给我写信，说：“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你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的熟悉而亲切。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我们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有也不过一、二人，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是某某人这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被我所鄙视。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措。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叫他们，甚至怕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所以当时的心情决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自杀时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新生活。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现在明白了，真的有时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这个人的变化。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的去面对我的学生。（看来这个人现在当老师。）做你的学生真好，他们时常会被感动。这样他们心灵会永远充满爱心与感激。”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你的来信让我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而当下社会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谢谢。”——这样的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相互间爱心的传递。想想看，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辽宁的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的母亲已经下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说：钱教授我太痛苦了。我在学校里遇见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学习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没把我分到重点班。我受不了了，我想自杀。当我看到最后这几句话，简直吓坏了，我想，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但是仔细一看，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这孩子如此的爱美，大概还不会自杀。于是赶紧给她写信，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道理。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倾诉她内心的一切。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这里保留了我写给她的一封回信：“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因为事情忙，前不久还外出开会，没有及时给你写信，请原谅。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这件事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来信？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特别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个时候就只能到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为什么呢？第一我愿意听她的，第二我绝对尊重她，并且替她保密，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而去损害她，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安全感。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学校，有父母，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她就不必千里迢迢的向我倾诉。这正是教师、家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这个辽宁的女孩，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而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我没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但是高低不肯进来。我和这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这样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学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他们信任你，愿意向你袒露内心，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这本身就实现了一种价值，一种生命的价值，而且是教师所特有的。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至少说在我心目中是同等的。——我的学术写作追求的也就是这样的心灵的交流。
这就说到了青年学生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从来不能离开年轻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对年轻人说话。提笔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始终闪烁着年轻人渴望的眼光。同时年轻人也参与我的写作。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种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我的研究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常常是在客厅里面，和学生聊天中产生一个想法，一种思路，然后去研究。在思考过程中，只要有一个学生或年轻人到我家，我就会滔滔不绝的和他讲：我在研究什么；在讲的过程中学生或年轻人会做出反应，提出意见，也就会深化我的思考。以后，再来一个人，就再讲，再讨论，思考又深入一步。如此反复多次，谈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写出来了。所以说我的学生，年轻人是参与了我的写作和研究过程的。在我的著作里，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观点，而是大量引用学生的一些曾经启发了我的思考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教育决不是单向的，绝不是老师单方面的输送给学生，当然主导是老师，但同时学生的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本身都会引发老师的思考。学术研究如此，上课也如此。我这次到附中来上课，上了一个多月，尽管我对鲁迅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但备课时，都要重新看，因为心里存有中学生这样的对象，重读的时候，对作品就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实际上有对象存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另外在和学生交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都会引发你对这些问题的新的思考。这是一个双向的运动。所以有人说钱先生你太忙，我们找你谈话是不是耽误你的时间？我总是说：不，因为你和我谈话，决不是你得利，我也得利。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原因。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是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兴奋感，紧张感。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9月1号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交流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如果学生木呆呆的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课，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堂课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认可”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才对王栋生老师说：没问题了。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一旦成为职业，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所谓“教书匠”就是这样的“教书机器”、“老师油子”。坦白地说，我热爱教师工作，却恐惧于成为这样的“教书匠”，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存在方式。在“黎明感觉”的背后，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前几天我碰到当年教我数学的唐世忠老师，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见到我就说，钱大头（当年全校老师同学都这样称呼我），你怎么还是那样，还像当年南师附中高三丙班的钱理群。大概是这样吧，虽然我的外貌变老了，头发白了，但还是当年那股精神头儿，我也觉得我的心比较年轻。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我这一辈子都在教书，都在与青年打交道。你面对的永远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跃的生命，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你从这些赤子身上不断吸取精神养料，吸取生命的元气，你就永远年轻。所谓“教学相长”，这确实不是一句空话。教学就是这样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不仅教师影响学生的成长，学生也对教师的精神状态、精神发展产生影响，教师与学生确确实实是共同成长的。“教学相长”是一个非常高、非常美好的教育境界。我们常说青春是美丽的，而教师这个职业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说教师也是美丽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教师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就有过这样的惨烈的记忆。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文革前，我已经说过，我和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发现学生都非常穷困，于是就主动地给他们买衣服，买袜子，鞋，对于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当教师的就应该这么做；没想到文革一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名，有一天我睡觉醒来，看见房间里面挂着我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几个大字。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而且这是我心爱的学生捅的，我真是伤心透了。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全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我对他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的处境已经极其糟糕，还是为他们说话。他们毕业的时候，工宣队告诉他们钱理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全班同学就要和我划清界线，拍毕业照拒绝我参加。只有一个同学站出来说话：钱老师冒着风险来支持我们，你们这样对待他，太没有良心了；并且宣布：你们不要钱老师照相，我也拒绝照相。他的这一态度使我的流血的心灵多少感到一点欣慰，因此我永远记着这个学生。但更多的学生却使我失望，这心灵的创伤老实说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年轻人永远是幼稚的，在某种条件下，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伤害老师的蠢事。教师这样的职业，很难避免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报，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残酷的回报。但是尽管这样，我还要教书，我对学生还是这样的热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宿命。不管怎样，反正我要当老师，我要教书。明知这是一个梦，还要做。因为这是美丽的梦，没有梦的人生是更加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有人说这是痴梦，痴迷于此，痴心不变，既无可奈何，又十分美好。教师就是只能“只管耕耘，不顾收获”。我常常想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话：“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这就是生活，教师的生活。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让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让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师生活的真实。我们正视它，又永远摆脱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种缠绕，而生命的真实意义正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
我要汇报的第二个题目：我的中学教育观。大家都是中学老师，但是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中学是干什么的？中学的功能是什么？中学和小学、大学的区别在哪里？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许多文章。我想中学除了具有一般的教育特点外，由于它的教育对象是中学生，就又有了一些独有的特点。这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中学生在人的一生的生命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是什么阶段，他有什么特点？我们教育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教育的意义，性质和价值。这里我想介绍深圳育才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严凌君的一些观点。他编了一套书《青春读本》，我给他做了一个3万字的长序。我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给一位中学老师做序了？而且这是我主动做的，这是为什么了，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能思考的一位老师。他提了一些有价值的理念。我很赞同他的一些理念。我下面说的既有他的理念，也有我的发挥。他是这样一种概念。他说成长之美，成长的感觉和成长的权力。他说中学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时间，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所有动物中人是孕育期最长的动物。人的学习生存技能实践最长。从出生到大学要几十年的学习。所以成长什么意思了？就是在学习期间他的任务就是学习成长。然后再为社会做贡献。而成长本身就是成长的美和成长的感觉。成长的感觉在外人看来是一种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喜悦。但是在自己看来是蛹虫化蝶的那种痛苦，和新鸟破壳的那种挣扎。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成长的幸福，同时有成长的痛苦和成长的挣扎。他强调，学生，青少年在成长中他有成长的权力。什么成长的权力了，就是探索、发现和成长的权力。因为中学生他面对的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有一种赤字之心，一种好奇心。需要去探索他所不知道的世界，那我们的教育要保留这样的好奇心。保留这样一种探索的欲望。而不要随便的把他给抹杀掉，或者把这个权力给剥夺了。把学生好奇、探索、追求这样一种权力给抹杀掉。所以他提出来要把属于孩子的欢乐还给他。现在的孩子天空越来越小了，他们没有仰望星空的权力，尤其是城里的孩子？他整天被数不清楚的学习的压力，数不清楚的书本压着，他的眼睛里就是书，没有一个仰望天空的权力，而仰望天空就表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探索，一种追求。一种好奇。所以这里面一种尊重孩子成长的权力，探索的权力，追求的权力。这是他提的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他提出来，青春时代，他有独立的价值。青春不仅是为成年做准备，不只是一个过度的阶段。其实他学习的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因为这时的生活他是有最多的梦想，最纯的情感，最强的求知欲，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说孩子不成熟，青年时期幼稚，不成熟。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学生成熟起来。但是我门常常把孩子青年时期的东西给破坏掉了。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情感，他的求知欲，认为抛掉就是成熟。我们常说孩子你别做梦了，等哪天不做梦就成熟了，是吧？引用法国的一位作家叫施怀德，他说青少年时期许多人都有过狮子般的雄心，但是当成熟后都像老鼠一样活着。什么原因了，说他们成熟了。所以他给成熟下了一个定义叫贫乏、屈从和迟钝。本来年轻时他是丰富的，到了成熟时贫乏了，本来是反抗的，成熟时屈从了，本来是敏感的，我们把他变迟钝了。如果不尊重青年时的本身的价值。青春就是一种价值，教育变成把青春价值否定掉，消极掉，把他变成所谓的成熟。所以提出要敬畏青年，敬畏青春。要承认青春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是永远的价值。青春时期就是追求一种理想。我觉得概括的说叫青春精神，我觉得附中就有这种青春精神。青春精神是什么了？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喜爱事业的向往和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由此贯穿了锐意激情生命活力；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一种批判创造的精神，简单说就是一种独立、自由、批判、创造，这就是青春精神。青少年时期中学生正好是这个时期，是他本能的这个时期。他本能的就有这种青春精神，而我们的教育要培育这种青春精神，使他成为终身发展的一个坚实的底子，而不是用各种方法去戕灭这些、伤害这些青春的基本东西。让他们所谓的成熟起来。实际上联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认识青春，我们的对象年轻人有青春时期的特点。他还提出来精神生活有两种，一种平面的生活，一种立体的生活。什么叫平面生活？就是指日常生活，它是受到具体的时空限制，是偏于物质的，是我们每天过的生活。他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还有一种生活是超越时空的，不受时空界限的，是一种精神空间。具体到我们的中学生对象来说，因为中学时期受时空限制更大，孩子么，主要就是学校家庭。他的第一生活蹩脚狭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第二生活给他扩大起来。第二生活，可以读书，通过读书来打破时空界限，使他过一种精神的生活。这是中学时代的特点。相对来讲他的第一生活比较简单，但是第二生活可以给他丰富起来。而中学的教育真是要训导学生读书，读好书来打破时空的一个界限，来丰富他的精神生活。而为他一生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这样三个概念：寻找权力的概念，青春独立价值的概念，以及人的两种生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概念。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学阶段所担负的作用。中学教育应当担负起建造人的精神家园的这样一个功能。人是需要有精神家园的，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校期间，读书期间，你给他打下两个底子，一个是终身读书学习的一个底子；学习是终身的，但是中学是打基础的时候，给他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我常说，你的语文教育如果使学生喜欢读书，你的语文教学就成功一大半，给他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教会他终身学习的方法。再一个就是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打下个精神的底子。这是一个方面，再有一个方面是，人老了以后，他可以回到中学来，像我就回来了，因为人老了他越来越想寻根。又想回到精神家园来，而最好的精神家园常常是中学。中学给人留下一个最纯洁的东西。象我们这些校友老在一起聚会，有的时候不仅仅谈附中，有时候在一起玩，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特别是附中这样一所名校，他影响了人的一生。这个别的老师很难做到，能影响人的一生，这个在我理解这是一个主要的功能。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中学美化的什么样，中学老师有很多苦闷。虽然我是大学教授，可我多少还是能领会一点的。下面念几封信吧，是青年教师和我的通讯。很多年前有一位刚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在华东教书，他起先给我写信说我一定会坚守岗位┅┅我说好，鼓励他。过了几年，他来信说：钱教授我无法忍受下去了。还有一位云南的教师和我说：我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不愿意当中学老师，特别是中学老师。他说教中学语文会把人教“憨”的。他说当你还没有“憨” （无主观，无创造力）时还有两份良知者在中学当语文老师，你会痛苦不堪的，矛盾至极。还有我的好多师范的老师，他说好的老师是既有思想，又有口才的，最差的是两者都没有，中间的两者取一，如果这样是要有思想，我发现越有思想的老师并不适合在中学生存。后来我回信说，你不要走，中学本来有思想的老师不多，你走了，那孩子们怎么办了？后来他最后一封信是我终于要走了，我很庆幸，也很失落。我就这样离开了我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离开了我的理想，离开了恰恰需要我的这样的老师的学生。最后写的是钱老师我只想告诉你我要走了。我希望你能快乐的活着（他反过来安慰我）。因你是好人。我无力阻止别人对你的伤害，我只能说我尊重你，我爱你。我给他回信说。你说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学生说我可爱一样。都让我开心，并且感到一种温馨。我们都是普通人，遇到压力时只能默默承受，看到他人受难也只能无言表示声援。所以信中所说，“不知该说什么。”这个“不知该说什么”让我深深感动。你终于走了，离开恰恰需要你这样的老师的学生。我理解你又不免感到惆怅。但是相信你还是会关注中国的孩子，他们实在是太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了，相信这几年的教师生涯对你今后的研究发生影响。职业可以变，心却是可以不变。我还有一封也是刚从大学毕业到中学教书没有多久的老师。这个老师非常有思想，我很羡慕这个老师。他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沉重，也让我感到震撼的信。他说尽管我认真的教书，但是我没有做对任何事情。如此学生暑假过了以后，他们毕业后，我甚至会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尽管他们现在对我仍然很尊重。但是我仍然不得不相信现实将不费摧毁之力将撕碎我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冷漠，无动于衷。因此我也想起了同为人师的你，他说我知道你的课很受欢迎，你的著作都是畅销书，但你的演讲和著作在你的听众和读者心中所引起的并非是一种痛感的共鸣。不过是一种快感的消遣。因为他们在社会中不满，所以想听你发表不满，于是他们得到点快乐。他们是看客的群体，你不过是示众的材料。事有大有小，你是如此，我站在讲台上也是如此。我常常感觉到，我在讲台上，中学生在看我，我是看客示众的材料。面对中学生我也不希望唤起他们太大的痛感。力图培养他们一点纯美的情趣。一点对国家起码的责任心，在小是小非上有一点独立的判断力。而我的处境如你在北大的尴尬一样，在我们把他看着需要开化的观众的时候，他们把我们置于疯子行列的前沿。本质上你的学生，你的读者和我的学生都不乏心灵的善良。然而他们可能对我们产生喜爱和尊重，至少在理智上认可我们，但是他们不会有真正的行动。与这样一个无动于衷的理智和行动相比，感情的亲近又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事情。这个老师很敏感，他提出一个根本的东西，像我们这样理想主义的老师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我这样回答他，其实你所说的我并非不知道，我早就清醒的看到，在我们这个充满看客游戏的国度，一切严肃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都会变成哈哈一笑。因此每次上课、演说，在兴奋之余也会有种无聊感，但你的来信仍让我震动。他再次让我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你刚上教学岗位，就有这样的感悟，真让我感到心酸。而中学生会成为看客，学生比老师，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懂世故，这个事实更加触目惊心。学生比我们世故的多，我可以再举一个事实，来证实此说的并非夸大其词。一位广东的中学语文老师把学生写的优秀作文编成一本学生的杂志寄给我，我看了非常感兴趣，就写信给他表达了我敬意和支持。但他来信告诉我说，在学校大多数老师和同学眼里，他是一个疯子，有的人欣赏他，也只是因为他天真的可笑。他办这个杂志，就有有关部门还找他谈话。这大概就是你、我、他一切有理想的有思考的教师的共同命运。你说在中学里我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对此能够理解，并深有同感。你说的对，我们读者、听众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他们现在成为看客，对我们的拒绝是社会教育的结果。而现实生活的逻辑，比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思想文化的逻辑要有力的多，这几乎是信奉教育至上的人的共同悲剧。因此当我们直面自己尴尬处境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教育理想主义有充分的认识。中国所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造。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单项的教育改革是很难奏效的。对这点我们必须有很清醒的认识。就一个有限的生命个体所发挥的就更加微弱。几乎是不存在什么希望的。你说一个很渺小的教师，我们都是普通人，你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的。所以我们是只顾耕耘，而无法预知效果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寻求某种价值和意义。当时给这个老师写信的时候，我正在编《新语文读本》，其中有一篇，有这么一个情节：“童年生活结束了，其中一个孩子死了，在安葬的路上，其中的一个孩子，发表了演说。他说我们曾经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因此留下了一个世界上最崇高、最强烈、最艰苦的一个时代。以后我们将怎样生活。生活很可能使我们当中许多人变成恶人，变成坏人。尽管这样，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神圣的、美好的童年生活。那么这个坏人可能在临刑之前，他会感到心里有点暖意。” 我们的老师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成为孩子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瞬间记忆价值。所以这有个概念，就是教师意义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使自己成为学生记忆中神圣瞬间的那样一个价值。我在北大上课有这样一个过程。在80年代，学生认同我的观点，我和学生之间能产生共鸣。到90年代，他对我的那种信念不是很认同。但是还是喜欢我的课程。在毕业的时候，学生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钱老师我们非常喜欢你的课，我们所有同学都喜欢你的课。你的课显示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告诉我们人可以那样生活。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教学当作一种生命。一种充满理想的，人可以那样的生活。这个本身让我们感动，这就是一种价值。以后我们不会像你那样生活，但是你让我们感到一种生命，一种价值。所以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教授他会对学生有一种精神上的辐射。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教师的价值。
2004年4月14日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附中论坛”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