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百年：光榮和恥辱
　　——《走近北大》《走近北大》，錢理群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
　　（一）
　　剛剛閉幕的北大百周年校慶慶典中，看到了無數的文章，當時也留下了這樣、那樣的印象，時過景遷，已記憶模糊了；唯有一篇發表在邊城小報上的短文，卻使我如揣烈火，至今也仍然感到那燒灼於心的疼痛。我要把它抄錄在這裏，也算是“為了忘卻的紀念”——
　　北大是一個象徵，也是一種寄托。
　　遠在邊遠之地的我們，在百年北大的喜慶中也感受到了一種北大精神的存在，凡俗的我們好像也跟着感染到了一種神秘的崇高與激動。隨着輝煌的展示一天天地過去，一種淡淡的失望卻悄悄地來到了心頭。
　　開風氣之先的北大，您為什麽沒有今天的《新青年》呢？邊遠小城的書攤上人們見到的是《讀書》、《南方周末》、《雜文報》……來自北大的聲音是什麽呢？聽說你們有《北京大學學報》，可惜它衹高居聖壇，民間沒有它的身影。
　　尊重科學與理性的北大，當你推出了《北大舊事》、《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青春的北大》等等幾十種書刊時，為什麽就沒有《文革中的北大》、《紅衛兵與北大》呢？難道精神的反思與自審不在百年北大的關註範圍嗎？但我輩真是不明白，北大的傳統與理性為什麽就不能阻攔紅衛兵運動在燕園的瘋狂？人稱帶有“獸性”的紅衛兵隊伍裏，為什麽就有“北大方陣”？
　　敢於“兼容並包”的北大，歷史上你有這麽多可堪稱道的包容，為什麽到後來，你所包容的聲音就越來越少了呢？在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面前，你“大肚能容天下難容之事”的風範何在呢？直到今天，也還有北大人不明白，為什麽“思想者”竟成了“有問題者”，並因此成了“嚴加防範”的對象。
　　在歷史關頭舉起過“五四”大旗的北大，為什麽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歷史時刻，你就沒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輝煌？你是沒有準備好，還是最為珍貴的傳統已經“流失”得太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為什麽你一次又一次地錯過了表現自己的機會？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輝煌為什麽總是集中在蔡元培時代的北大？
　　北大百年：光榮和恥辱
　　論北大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們有一流的圖書館、現代化的教學樓、財源滾滾的北大方正，但為什麽就沒有《顧準文集》呢？作為“精神聖地”的北大，有一個顧準比有一個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為在顧準身上，從《顧準文集》的字裏行間，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對舊思想的那種神聖權威的無情批判；魯迅般的那種讓人久久不能忘卻的尖銳與深刻；大膽求索中的那種捨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中的那種充滿歷史感的愛國情懷……這些都不是任何企業的巨額利潤能夠換來的。
　　北大！你應該永遠是我們精神世界的神。我們願跟着你，參加那必然到來的，又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北大！你準備好了嗎？景風：《聖壇上的北大》，原載1998年6月15日《貴州廣播電視報·安順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
　　人們（特別是北大人）可以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具體觀點，卻不能不正視所揭示的一個基本事實：我們在回顧北大百年歷史時，有意無意地回避了許多東西。我們高談北大的“光榮”，卻不敢觸及同樣驚心動魄的“恥辱”；我們一廂情願地描繪了一個“一路凱歌行進”的百年輝煌，卻閉眼不承認前進路途中的坎坷、麯折，倒退與失誤；我們用鮮花（其中有的竟是假製的紙花）與甜膩的歌唱掩蓋了歷史的血腥與污穢！而更為無情的事實，還在於我們在片面描述，以至麯解、閹割歷史時，實際上正是在掩蓋現實北大的種種矛盾、諸多黑暗與醜惡！當某些人用誇大北大的光明面（本來北大的光明面是誰也否認不了的，根本用不着誇大其詞）來壯膽，聲嘶力竭地高喊“北大不敗”時，卻正是暴露了他們內心深處的缺乏自信與空虛。魯迅早在五四運動中就已經指出，“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自稱五四傳統的繼承者的北大在紀念自己的百周年時，竟然“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這是怎樣的恥辱與悲哀啊！

　　這確實是一個關口：你要真正進入北大的真實的歷史嗎？那麽，你就必須如魯迅所說，“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氣正視：蔡元培等先驅者是在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壓力下，開創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終神往的“自由，民主，寬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現實實現也是相對，短暫的，或許衹有蔡先生實際主校的那七年間（1917—1923）；因此，它更是作為一種象徵，作為努力、奮鬥的目標，而存在於每一個北大人的心靈深處，但它確實又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與形形色色的反科學、反民主、反自由的勢力及其意識，作堅决的抗爭。正是在這樣的抗爭中，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體現了北大精神的“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衆的幫忙、幫閑”的歷史怪圈的，獨立、自由、批判與創造的“真的知識階級”（魯迅語），從而構成了北大傳統的正面。但同時也存在着大量的屈從於強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隸與奴才（幫忙與幫閑），這樣的“假的知識階級”的負面傳統，在北大也是代代相傳的。問題的復雜性與尖銳性還在於，我們以上對真、假知識分子及其傳統的明確劃分，是就北大發展歷史的總體趨嚮而言的，具體到每一個北大師生的個體，就呈現出某種模糊的狀態：不僅會有昔日的戰士，獨立的、自由的知識分子後來變成奴隸以至奴才，或曾經是奴隸、奴才，以後覺醒了又變成戰士的；而且事實上，幾乎每一個時期、時刻，在重大的問題上，北大每一個師生都會面臨着“作馴服的奴隸、奴才，還是作獨立、自由的人”的選擇的考驗，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人性的兩個方面：獸性（動物化的奴性）與神性（對精神的獨立、尊嚴的追求）之間的搏鬥。這樣，北大傳統的正面與負面，就轉化為每一個北大人的內在心靈與精神的矛盾。當對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選擇居於支配性、主導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歷史上的光明點（在下文會有具體的分析）；而當邪惡的力量以及奴隸與奴才式的選擇成為主導性傾嚮，北大歷史就進入了自己的黑暗時期。正是光明的北大與黑暗的北大，兩者的相互搏鬥、影響與滲透，構成了北大歷史的百年光榮與百年恥辱，忽略或掩飾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歷史的真實。如上所說，由於北大的光明與黑暗是與每一個北大人的人性選擇，知識分子道路的選擇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對北大歷史，特別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視與反省，就不能不成為每一個北大人對自我人性的弱點、知識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視與反思。——這種自我逼視與反思當然不能代替與取消對製造黑暗的反動勢力、制度、思想觀念的弊端的批判，這也是不能含糊的。為展現北大百年的真實面貌，本書同時收錄了有關北大光明與黑暗、光榮與恥辱的歷史記載，但願能引起北大人，以及關心北大命運的人們深長的思索，並在這樣的思索中真正進入北大歷史以及自我心靈的深處。
　　“進入”自然還有一個操作性的問題，即通過什麽樣的具體途徑走進北大歷史。一個學校的傳統主要是體現在教授身上，並且是由他們一代又一代地傳遞的。正像季羨林先生所說，“一所大學或其中某一個係，倘若有一個在全國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學者，則這一所大學或者這一個係就成為全國或全世界的重點和‘聖地’。全國和全世界學者都以與之有聯繫為光榮。問學者趨之若鶩。一時門庭鼎盛，車馬盈門。倘若這一個學者去世或去職，而又沒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繼承人，則這所大學或這個係身份立即下跌，幾乎門可羅雀了。這是一個衆所周知的事實，是無法否認掉的”（《名人與北大·序》）。當年梅貽琦先生稱“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正是對這一“事實”的確認。北大的光榮與驕傲，恰恰在於它所擁有的，是一大批這樣的“大學者”，而且幾乎遍布全校各係；他們不僅以淵博的學識，更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吸引着全國以至全世界的莘莘學子。北大在全民族心目中的“精神聖地”的崇高地位正是仰賴於此而形成的。而今天北大的危機，恰恰在於一些人閉眼不承認這一事實，以至還存在着“書記和教授誰重要”的爭論；隨着大師級的老教授的紛紛離世，現有大學體製與觀念上的弊端（“爭論”不過是這些弊端的一個反映），又使得新的大師難以出現，北大的吸引力與召喚力正在逐漸削弱，如還不肯面對現實，及時亡羊補牢，季羨林先生所說的“身份”的“下跌”，恐怕是難以避免的趨勢。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編選此書，回顧當年大師們的風采時，已無法陶醉於其間，衹引發出無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