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
　　——《走近北大》《走近北大》，钱理群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
　　（一）
　　刚刚闭幕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看到了无数的文章，当时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印象，时过景迁，已记忆模糊了；唯有一篇发表在边城小报上的短文，却使我如揣烈火，至今也仍然感到那烧灼于心的疼痛。我要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北大是一个象征，也是一种寄托。
　　远在边远之地的我们，在百年北大的喜庆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北大精神的存在，凡俗的我们好像也跟着感染到了一种神秘的崇高与激动。随着辉煌的展示一天天地过去，一种淡淡的失望却悄悄地来到了心头。
　　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见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听说你们有《北京大学学报》，可惜它只高居圣坛，民间没有它的身影。
　　尊重科学与理性的北大，当你推出了《北大旧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青春的北大》等等几十种书刊时，为什么就没有《文革中的北大》、《红卫兵与北大》呢？难道精神的反思与自审不在百年北大的关注范围吗？但我辈真是不明白，北大的传统与理性为什么就不能阻拦红卫兵运动在燕园的疯狂？人称带有“兽性”的红卫兵队伍里，为什么就有“北大方阵”？
　　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历史上你有这么多可堪称道的包容，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面前，你“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风范何在呢？直到今天，也还有北大人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并因此成了“严加防范”的对象。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
　　论北大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们有一流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楼、财源滚滚的北大方正，但为什么就没有《顾准文集》呢？作为“精神圣地”的北大，有一个顾准比有一个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为在顾准身上，从《顾准文集》的字里行间，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对旧思想的那种神圣权威的无情批判；鲁迅般的那种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尖锐与深刻；大胆求索中的那种舍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中的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爱国情怀……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的巨额利润能够换来的。
　　北大！你应该永远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神。我们愿跟着你，参加那必然到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北大！你准备好了吗？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1998年6月15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
　　人们（特别是北大人）可以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却不能不正视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其中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为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黑暗与丑恶！当某些人用夸大北大的光明面（本来北大的光明面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根本用不着夸大其词）来壮胆，声嘶力竭地高喊“北大不败”时，却正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缺乏自信与空虚。鲁迅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自称五四传统的继承者的北大在纪念自己的百周年时，竟然“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是怎样的耻辱与悲哀啊！

　　这确实是一个关口：你要真正进入北大的真实的历史吗？那么，你就必须如鲁迅所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气正视：蔡元培等先驱者是在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开创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终神往的“自由，民主，宽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现实实现也是相对，短暂的，或许只有蔡先生实际主校的那七年间（1917—1923）；因此，它更是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而存在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但它确实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与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的势力及其意识，作坚决的抗争。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从而构成了北大传统的正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屈从于强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隶与奴才（帮忙与帮闲），这样的“假的知识阶级”的负面传统，在北大也是代代相传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尖锐性还在于，我们以上对真、假知识分子及其传统的明确划分，是就北大发展历史的总体趋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北大师生的个体，就呈现出某种模糊的状态：不仅会有昔日的战士，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后来变成奴隶以至奴才，或曾经是奴隶、奴才，以后觉醒了又变成战士的；而且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时期、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北大每一个师生都会面临着“作驯服的奴隶、奴才，还是作独立、自由的人”的选择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兽性（动物化的奴性）与神性（对精神的独立、尊严的追求）之间的搏斗。这样，北大传统的正面与负面，就转化为每一个北大人的内在心灵与精神的矛盾。当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选择居于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历史上的光明点（在下文会有具体的分析）；而当邪恶的力量以及奴隶与奴才式的选择成为主导性倾向，北大历史就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期。正是光明的北大与黑暗的北大，两者的相互搏斗、影响与渗透，构成了北大历史的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忽略或掩饰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由于北大的光明与黑暗是与每一个北大人的人性选择，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北大历史，特别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视与反省，就不能不成为每一个北大人对自我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视与反思。——这种自我逼视与反思当然不能代替与取消对制造黑暗的反动势力、制度、思想观念的弊端的批判，这也是不能含糊的。为展现北大百年的真实面貌，本书同时收录了有关北大光明与黑暗、光荣与耻辱的历史记载，但愿能引起北大人，以及关心北大命运的人们深长的思索，并在这样的思索中真正进入北大历史以及自我心灵的深处。
　　“进入”自然还有一个操作性的问题，即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走进北大历史。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是体现在教授身上，并且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的。正像季羡林先生所说，“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承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份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名人与北大·序》）。当年梅贻琦先生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正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北大的光荣与骄傲，恰恰在于它所拥有的，是一大批这样的“大学者”，而且几乎遍布全校各系；他们不仅以渊博的学识，更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吸引着全国以至全世界的莘莘学子。北大在全民族心目中的“精神圣地”的崇高地位正是仰赖于此而形成的。而今天北大的危机，恰恰在于一些人闭眼不承认这一事实，以至还存在着“书记和教授谁重要”的争论；随着大师级的老教授的纷纷离世，现有大学体制与观念上的弊端（“争论”不过是这些弊端的一个反映），又使得新的大师难以出现，北大的吸引力与召唤力正在逐渐削弱，如还不肯面对现实，及时亡羊补牢，季羡林先生所说的“身份”的“下跌”，恐怕是难以避免的趋势。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编选此书，回顾当年大师们的风采时，已无法陶醉于其间，只引发出无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