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經遺忘過世界，但世界卻並未因此而遺忘中國。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後，就在中國越來越閉鎖的同時，世界各國的中國研究卻得到了越來越富於成果的發展。而到了中國門戶重開的今天，這種發展就把國內學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 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不僅必須嚮國內讀者移譯海外的西學，還必須嚮他們係統地介紹海外的中學。
這套書不可避免地會加深我們150年以來一直懷有的危機感和失落感，因為單是它的學術水準也足以提醒我們，中國文明在現時代所面對的决不再是某個粗蠻不文的、很快就將被自己同化的、馬背上的戰勝者，而是一個高度發展了的、必將對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嚮大大觸動的文明。可正因為這樣，藉別人的眼光去獲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歷史使命，因為衹要不跳出自傢的文化圈子去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中華文明就找不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
當然，既是本着這樣的目的，我們就不能衹從各傢學說中篩選那些我們可以或者樂於接受的東西，否則我們的“篩子”本身就可能使讀者失去選擇、挑剔和批判的廣阔天地。我們的譯介畢竟還衹是初步的嘗試，而我們所努力去做的，畢竟也衹是和讀者一起去反復思索這些奉獻給大傢的東西。
劉東
1988年秋於北京西八間房
這套書不可避免地會加深我們150年以來一直懷有的危機感和失落感，因為單是它的學術水準也足以提醒我們，中國文明在現時代所面對的决不再是某個粗蠻不文的、很快就將被自己同化的、馬背上的戰勝者，而是一個高度發展了的、必將對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嚮大大觸動的文明。可正因為這樣，藉別人的眼光去獲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歷史使命，因為衹要不跳出自傢的文化圈子去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中華文明就找不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
當然，既是本着這樣的目的，我們就不能衹從各傢學說中篩選那些我們可以或者樂於接受的東西，否則我們的“篩子”本身就可能使讀者失去選擇、挑剔和批判的廣阔天地。我們的譯介畢竟還衹是初步的嘗試，而我們所努力去做的，畢竟也衹是和讀者一起去反復思索這些奉獻給大傢的東西。
劉東
1988年秋於北京西八間房
《內闈》出版至今已經10年了。自它出版以來，中國婦女史研究領域日漸興盛。現在，關於中國古代婦女的英文著作已經是10年前的好幾倍。就像這本書一樣，這一係列著作大多數都嘗試使婦女史成為構成歷史整體的一個部分。它們要使用其他歷史研究領域同樣使用的工具，考察與女性生活相關的觀念、行動和制度。
這本譯著的中國讀者可能會意識到，我是從一個和他們習慣不一樣的視角來看關於宋代女性的問題的。然而，他們可能對早期西方學術還不夠瞭解，不能理解我的工作是對這些早期學術的回應。西方對中國女性感興趣並不是什麽新鮮事。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西方傳教士創作了大量關於中國的書籍。他們經常強調中國家庭與西方慣例截然不同的特點，比如祖先崇拜，被法律承認的納妾制度，幾個已婚兄弟住在一起的多代同居的大傢族。許多傳教士內心裏是改革傢，專註於女性受壓迫的原因。他們用同情女人的筆觸描寫她們： 出生時，她們可能被不再需要另一個女兒的父母殺死；五六歲時，她們可能被賣做奴婢；她們的腳被裹得那麽小，以致難以行走；她們不能接受教育；她們必須嫁給父親為她們選中的丈夫；她們幾乎沒有財産權；她們很容易被休棄，被剝奪對子女的監護權；丈夫死後，她們可能承受不能再嫁的壓力。
到20世紀中期，在為西方讀者書寫中國女性和中國家庭的過程中，社會科學家們占據了一個類似的權威位置。不足為奇的是，他們通過相當不同的方式架構他們的研究，試圖避免民族優越感和屈尊俯就的姿態。他們把中國放在一個比較的框架裏，根據家庭係統認同傢人的方式、聯姻的形式、傳遞財産的辦法等等。這個框架劃分了家庭係統，讓我們對中國家庭的父係（patrilineal）、從父居住（patrilocal）、父傢長製（patriarchal）的特色有了一般的瞭解。長時段的變化沒有成為這種分析的一部分。歷史學家受到人類學模型的影響，經常把中國的家庭當作中國歷史的背景的一部分來討論，就像地理或語言一樣。他們並不把中國家庭的發展當作構成他們主要的歷史敘述的整體的一部分。人類學家自己通常把中國的家庭當作相對較好理解的，並且把他們的田野工作致力於分析超越家庭的宗族組織。女性在宗族中很少扮演關鍵角色，因而一個把宗族擺在中心位置的中國宗族觀使研究的着重點偏離了女性。
內闈中文版前言在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社會史研究變成歷史研究中一個越來越顯著的方法。歐洲和美國的領先歷史學家不僅深入地研究了關於社會結構和它隨着時間遷移發生的變化等問題，還研究了家庭史。一種方法強調人口統計證據，如婚齡、子女的個數和間隔、乳母的使用、離婚和守寡的頻率、哪些親屬聚居、移民的影響、城鄉戶口的差別等內容。另一種方法更註重觀念和情感，包括從人們怎樣概念化地把握兒童的一般特性，到他們對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倫常地位的理解等內容。在70年代，因為女性運動獲得了實力，不少女性歷史學家由家庭史研究轉嚮婦女史和社會性別研究。儘管一些人仍然聚焦在家庭背景中的女性，還有許多人對講述追求政治和經濟平等的現代鬥爭更感興趣。
在這些大趨勢下，1980年以後，美國的中國古代史學家開始對女性話題更感興趣就不奇怪了。但是西方婦女史和家庭史主要著作的出現不是惟一的促成因素。可能同樣重要的是重新評價中國現代社會性別體係的書籍大量出現。1979年以後，中國開始嚮西方學者開放使這成為可能。這些書譴責中國革命在實現它的目標時的失敗。它再三陳述的目標是把中國女性從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這些書的作者全是女性。在她們討論革命的原始目標之前，一般會以復述在傳統時期女性命運極其晦暗的老調子為開頭。作為一位中國古代史學家，這些書的顯著成功嚮我提出了挑戰，因為我嘗試呈現一幅更復雜微妙的早期女性地位的畫面。我不能接受這樣隱含的前提： 中國的家庭無緣無故地被撇在歷史之外，不受國傢、經濟、宗教或文化的發展的影響。
於是，寫《內闈》時在我的心中有兩種讀者。一種是美國的研究現代中國的學生和學者。他們已經閱讀了當時中國關於女性的書籍。我想讓他們意識到，設想過去的女性僅僅是犧牲品並不能使他們對女性産生任何好處。另一種讀者是美國的中國史學生和學者。宋代的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已經得到相當的發展。在印刷、商品化、移民和地方士人方面，在學校、考試和科舉製方面，在思想領袖如程頤、朱熹、陳亮、葉適等方面，在黨爭諸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重要人物的身世方面，學者的著述已經很多。我想嚮他們顯示，他們不必把女性撇在他們講述的關於宋代的故事之外。我有證據提醒他們註意，他們所寫的這些男人還有母親、妻子、姐妹和女兒，也可以說明大多數宋代社會、文化和經濟的發展對女性的生活産生了影響。
這本譯著的中國讀者可能會意識到，我是從一個和他們習慣不一樣的視角來看關於宋代女性的問題的。然而，他們可能對早期西方學術還不夠瞭解，不能理解我的工作是對這些早期學術的回應。西方對中國女性感興趣並不是什麽新鮮事。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西方傳教士創作了大量關於中國的書籍。他們經常強調中國家庭與西方慣例截然不同的特點，比如祖先崇拜，被法律承認的納妾制度，幾個已婚兄弟住在一起的多代同居的大傢族。許多傳教士內心裏是改革傢，專註於女性受壓迫的原因。他們用同情女人的筆觸描寫她們： 出生時，她們可能被不再需要另一個女兒的父母殺死；五六歲時，她們可能被賣做奴婢；她們的腳被裹得那麽小，以致難以行走；她們不能接受教育；她們必須嫁給父親為她們選中的丈夫；她們幾乎沒有財産權；她們很容易被休棄，被剝奪對子女的監護權；丈夫死後，她們可能承受不能再嫁的壓力。
到20世紀中期，在為西方讀者書寫中國女性和中國家庭的過程中，社會科學家們占據了一個類似的權威位置。不足為奇的是，他們通過相當不同的方式架構他們的研究，試圖避免民族優越感和屈尊俯就的姿態。他們把中國放在一個比較的框架裏，根據家庭係統認同傢人的方式、聯姻的形式、傳遞財産的辦法等等。這個框架劃分了家庭係統，讓我們對中國家庭的父係（patrilineal）、從父居住（patrilocal）、父傢長製（patriarchal）的特色有了一般的瞭解。長時段的變化沒有成為這種分析的一部分。歷史學家受到人類學模型的影響，經常把中國的家庭當作中國歷史的背景的一部分來討論，就像地理或語言一樣。他們並不把中國家庭的發展當作構成他們主要的歷史敘述的整體的一部分。人類學家自己通常把中國的家庭當作相對較好理解的，並且把他們的田野工作致力於分析超越家庭的宗族組織。女性在宗族中很少扮演關鍵角色，因而一個把宗族擺在中心位置的中國宗族觀使研究的着重點偏離了女性。
內闈中文版前言在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社會史研究變成歷史研究中一個越來越顯著的方法。歐洲和美國的領先歷史學家不僅深入地研究了關於社會結構和它隨着時間遷移發生的變化等問題，還研究了家庭史。一種方法強調人口統計證據，如婚齡、子女的個數和間隔、乳母的使用、離婚和守寡的頻率、哪些親屬聚居、移民的影響、城鄉戶口的差別等內容。另一種方法更註重觀念和情感，包括從人們怎樣概念化地把握兒童的一般特性，到他們對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倫常地位的理解等內容。在70年代，因為女性運動獲得了實力，不少女性歷史學家由家庭史研究轉嚮婦女史和社會性別研究。儘管一些人仍然聚焦在家庭背景中的女性，還有許多人對講述追求政治和經濟平等的現代鬥爭更感興趣。
在這些大趨勢下，1980年以後，美國的中國古代史學家開始對女性話題更感興趣就不奇怪了。但是西方婦女史和家庭史主要著作的出現不是惟一的促成因素。可能同樣重要的是重新評價中國現代社會性別體係的書籍大量出現。1979年以後，中國開始嚮西方學者開放使這成為可能。這些書譴責中國革命在實現它的目標時的失敗。它再三陳述的目標是把中國女性從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這些書的作者全是女性。在她們討論革命的原始目標之前，一般會以復述在傳統時期女性命運極其晦暗的老調子為開頭。作為一位中國古代史學家，這些書的顯著成功嚮我提出了挑戰，因為我嘗試呈現一幅更復雜微妙的早期女性地位的畫面。我不能接受這樣隱含的前提： 中國的家庭無緣無故地被撇在歷史之外，不受國傢、經濟、宗教或文化的發展的影響。
於是，寫《內闈》時在我的心中有兩種讀者。一種是美國的研究現代中國的學生和學者。他們已經閱讀了當時中國關於女性的書籍。我想讓他們意識到，設想過去的女性僅僅是犧牲品並不能使他們對女性産生任何好處。另一種讀者是美國的中國史學生和學者。宋代的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已經得到相當的發展。在印刷、商品化、移民和地方士人方面，在學校、考試和科舉製方面，在思想領袖如程頤、朱熹、陳亮、葉適等方面，在黨爭諸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重要人物的身世方面，學者的著述已經很多。我想嚮他們顯示，他們不必把女性撇在他們講述的關於宋代的故事之外。我有證據提醒他們註意，他們所寫的這些男人還有母親、妻子、姐妹和女兒，也可以說明大多數宋代社會、文化和經濟的發展對女性的生活産生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