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作家评传>> 劉揚忠 Liu Yangzhong   中國 China   現代中國   (1946年)
從《詩可以怨》看錢鐘書
  錢鐘書除小說《圍城》的創作外,一生致力於文學批評,在文學批評上,他始終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對名傢名作也不放棄,以至有人說能受錢鐘書的肯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錢鐘書也因此落了一個傲慢的名聲。錢鐘書真的像人們所說的那樣狂傲嗎?在錢鐘書的一篇演講《詩可以怨》,您將看到一個謙虛的錢鐘書。在演講開始,錢鐘書出人意料地講了一個意大利的“他發明了雨傘”的笑話。這個笑話是說:有一個窮鄉僻壤的土包子,一天有事出門,路上突然遇到下雨,他碰巧拿着一根棍子和一塊布,人急智生,用棍子撐了布,遮住頭頂,居然到傢沒有被淋得像落湯雞。他自我欣賞之餘,覺得對人類做出了貢獻,應該公諸於世。他聽說城裏有一個 “發明品專利局”,就興衝衝地拿着棍子和布,趕到城裏,到局裏去報告和表演他的新發明。專利局的職員聽了以後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傘來,讓他看了個仔細。
  錢先生講這個笑話的用意,是嚮同行表明一種在學術問題上謙虛謹慎的態度,說是自己有點像那位孤陋寡聞的意大利鄉巴佬,沒有見識過雨傘,今天拿着棍子和布來撐在這裏,是嚮諸位求教來了。由此可見,有些人說錢先生在進行文學批評時態度“狂妄”,“瞧不起人”,甚至很“尖刻”,這是不合事實的。同樣在這篇演講裏,您還可以看到錢鐘書文學批評的另一面,比如他兼顧中西、打通古今的知識結構,是現代學者無一能比的。詳細內容請關註《百傢講壇》10月21日播出的從《詩可以怨》看錢鐘書。
從《詩可以怨》看錢鐘書
  往往談到錢鐘書先生的時候,我們單位的一些錢先生的晚輩、同事,都有這個感覺。覺得不好談,他那些東西很深,但是你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談,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他的那些著作,包括他的那些選本《宋詩選註》等等,或者他的大部頭的著作《管錐編》還有《談藝錄》這些,還有一些其它的一些文章,除了小說創作之外的那些文章,其實主要就是搞文學批評,就是對中國和外國的文藝現象文學作品來談他的看法,來進行他的審美鑒賞和評判。需要談的東西很多,今天由於時間有限,我衹想舉他的一篇文學批評的文章,叫做《詩可以怨》。這篇文章不是很長,但是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錢先生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傢,他批評的個性,我們知道批評是要講個性的,那麽20世紀中國的文學批評傢不少,但是像他這樣有鮮明的個性,有獨特的見解和淵博的古今中外的文學知識的,那是少見的。那麽這篇文章就比較全面地反映出他的個性,並且反映出他博通古今,打通中西的這麽一種知識結構。同時又表現出他平常的為人,既很俏皮、幽默,又很風趣、機智。同時在文學批評的態度上很謙虛、很誠懇。我覺得這篇文章全面地反映出他的個性和他的水平。《詩可以怨》它是1980年11月20號錢先生去訪問日本,在早稻田大學叫文學教授懇談會上做的一個演講,這個演講的記錄稿後來把它作為一篇文章就發表了。面對的對象是日本漢學界的一些專傢、文學教授。按說錢鐘書對漢學的造詣,那些聽衆應該說沒有一個水平是比得上他的,但是他做這個演講的時候,一開頭就表現得非常誠懇,非常謙虛,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在國內一般都是這個印象,說錢先生這個人很傲慢,他的學問也很高深,簡直是可望而不可即,如神仙中人。但是他在這個懇談會上,在這篇文章裏邊,在這個演講裏邊,一開頭表現出來的就是他的本色了。在學問、在學術、在面對同行和學者的時候,他是那樣謙遜,一開頭他就說了一些並不是客套話的一些很誠懇的話。他說到日本來講學呀,即使不必渾身是膽,也需要有鬥大的膽。他說為什麽呢?你們日本是漢學很發達的國傢,你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我來到這兒以後呢,我面對你們,我心裏是惴惴不安的,面對着你們這樣一些日本的漢學的同行。他就打了個比方,這表現出他一貫的幽默俏皮的性格。他說我就像面對你們這個很大的寶箱,我像一個窮光棍,想來拿一點東西,但是沒有號碼鎖,不懂開號碼鎖。衹能看着這個大保險箱,眼睜睜地發愣。講到這兒以後呢,實際上我覺得,好像那個意思謙虛地嚮日本同行求教的態度已經表達得差不多了,他又出人意料地講了一個意大利的笑話。他說意大利有一個笑話叫做《他發明了雨傘》,他說意大利鄉下的一個農民,有一次出門辦事,路上碰到下雨。他找不到避雨的工具,情急之下,剛好身上帶着一根棍子,包裏有一塊布。臨時把這根棍子撐着這塊布,就擋在頭上,匆匆忙忙地趕回傢。回到傢,很慶幸沒有淋得像落湯雞,他高興慶幸之餘,突然一下就興奮起來,他說我發明了雨傘。我對人類做出了貢獻,他就打聽,打聽知道城裏有個發明品專利局。於是呢,他就拿着這根棍子和這塊布,去申請專利,趕到城裏,到了專利局以後,他說我發明了雨傘。專利局的官員覺得很奇怪,也很好奇。說你表演來看看,他就把這個棍子和布撐開了,你看好不好,這個官員哈哈大笑,打開保險櫃,拿出雨傘,你自己看個夠吧,這是你的發明嗎?錢先生說這個笑話,他的意圖是什麽呢?就是說他是一個孤陋寡聞的鄉巴佬,到這兒來還要給日本同行講學,講點新鮮的東西,實際上講不出來,那麽衹好拿着這塊布,這根棍子在這兒來撐着,撐個門面,希望諸位不要笑話。當時據陪同他去訪問回來的我們院我們所的同事講,說到這兒,在座的教授全都哈哈大笑,樂了。但同時對錢先生非常佩服,從這篇演講一開頭,就表現出他的文學批評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他非常謙遜,非常大度,非常誠懇,這是第一點。
  
    那麽這個演講有了客氣的、很俏皮的、很謙虛的這麽一個開場白以後,他轉入正題的時候,就首先引用西方人的觀點和說法來開頭。這點也是在一般的文學批評裏邊很少見的,他一開頭就發揮他兼通中西的長處,就引用西方人的觀點,引用誰的觀點呢,尼采的。他說尼采曾經把母雞下蛋。母雞下蛋以後要叫,把它和寫詩和詩人的歌唱詩人的吟唱相提並論,詩人的吟唱就像詩人在憤怒在痛苦的情況下寫出詩來,就像母雞很費勁地生了蛋以後,要啼叫一樣,把它相提並論。說都是“痛苦使然”,這是尼采的一個觀點一個說法。錢先生引了這個以後,他就說“這個傢常而且生動的比擬也恰恰符合中國文藝傳統裏邊的一個流行的意見,就是說痛苦比快樂更容易更能産生詩歌”。中國傳統的看法是這樣的,就是說好詩主要是不愉快,煩惱或者窮愁的表現,或者說得更直接一點,是一種發泄,是對自己的愁苦、煩惱不順暢的心緒一種發泄。《詩可以怨》這個命題就是這個意思,錢先生一方面引用西方人的觀點,另一方面他把這個理論的闡述,他給通俗化了。他說這個巧妙的比喻無非就像母雞下蛋那樣。另外一方面,又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大量引用西方的詩人、文學家、美學家,他們的詩句、他們的觀點、他們的理論來一起進行比較,來說清這個問題。在這個短短的文章裏邊,我們很驚奇地發現,錢鐘書對西方的文學理論、美學理論和西洋人寫的詩歌,瞭解得那種深刻和那種廣博的程度是令人吃驚的。他就舉了很多人的話,都是西方的名傢,比方說格裏巴爾澤、福樓拜、墨希格、海涅、豪斯門、弗洛伊德、歌德、雪萊等等,這些都是在西方響當當的名震文學史的大人物。他對他們的觀點,他們的作品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這就表現了他兼通中西的情況,那麽你讀了這一段文字以後,你對錢鐘書文學批評的水平衹有贊嘆的份,沒有人能夠像他那樣引用這麽多的東西來進行評論。這是一個特點。
  
    另外一個特點,錢先生從小熟讀四書五經,熟讀中國古代的典籍,廣泛地閱讀過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光是《全唐詩》,他就讀過五遍,其他的就更不用說了,同時他又不是單單地沉溺在古典文學裏邊,他對當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批評也非常感興趣,研究古典文學有一個重要的目標,一個目的,就是要總結古代的文學創作的經驗,來為當代的創作提供藉鑒。其實錢先生談《詩可以怨》這個題目,他的目的我想也是為當代的詩歌創作、當代的文學創作提供藉鑒、提供經驗。他自己也是一個作傢,大傢知道,他的《圍城》,那是現代小說創作的一個碩果。還有他的《人·獸·鬼》等等這些短篇小說集他都有。所以他作為一個創作傢兼批評傢兼研究傢,他為什麽要打通古今呢?就是要古代的東西來為當代服務,那麽所以他的研究文章,批評文章裏邊,他就致力於把古今來進行打通。
  
    他在《詩可以怨》裏邊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寫作的原則,就是說不管是抒情文學作品,還是敘事文學作品,其實貴在一個“真”字。意思是要真實地反映生活,真實地書寫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詩可以怨”這樣一個現象,從先秦出現以來,歷代的詩人都把它作為一個創作的套版,其中真真假假都有,有的人是寫自己真有窮愁的感情,真有對現實怨憤的情緒,寫的是真的。但是也有人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就是說裝假,無病呻吟,這種現象也不少。那麽錢先生在這篇演講裏邊就明確地提出了一個原則,要真。他在這一段文字裏邊,他連續地舉了四個例子,也就是講了四個故事,第一個故事,他說北宋的一個著名的詩人,叫秦觀,他是個詩人也是個詞人,你可以看到他滿紙都是愁,他的詩他的詞,都是喜歡寫憂愁憂傷的感情的。秦觀是蘇門四學士之一,是著名的大才子,他的遭遇在後期確實是不大好,曾經被貶官、被流放,最後死在廣西了。所以他的有些詩歌有些詞寫窮愁痛苦的情緒那是真的,但有很多是假的,別人不知道。他的朋友也就是同樣是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就這麽取笑他。錢先生就引了張耒取笑秦觀的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是這個意思。也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我看好多好的文章都是出於窮愁潦倒的文人之手。所以後來寫文章的人都喜歡寫一些描繪窮愁潦倒狀態的東西。但是你秦觀,我和你是朋友,我就知道,你本來沒有什麽憂愁,你卻寫了這麽多憂愁感傷的作品,你是不是學那些並不窮睏卻硬要寫自己如何窮睏的人?把秦觀問得啞口無言,這是第一個故事。第二個他是引用了南宋大詞人辛棄疾,大傢知道辛稼軒,寫的一首《醜奴兒》的詞,錢先生引了,這首詞是這樣的:“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如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錢先生引了這首詞以後呢,做了個解說,他說辛棄疾的這個詞,他寫了裝假、裝病、裝愁的這種現象,但他本身不是裝假,而是說明了兩個問題。他說這個詞的上半闋是正好用來說明什麽叫無病呻吟,什麽叫不憤而作。就是說這個少年的詞人他本來就沒有什麽愁,但是為了寫一首新的作品呢,就假裝愁,就“為賦新詞強說愁”。下半闋剛好說明了這麽一種情況,就是說緘默,閉口不說話。哪種情況下閉口不說話呢?就是不管說不出來,還是不說出來,那麽都意味和暗示着已經非常痛苦,非常非常悲憤了,這種情況下,反而就不說了。
  
    第三個故事,陸遊,大傢知道的,宋代的大詩人。還沒有人說過陸遊裝假,陸遊無病呻吟,但是陸遊自己揭露自己,陸遊寫過一首詩叫《後春愁麯》。他在這首詩裏邊自己承認,他說“當時說愁如夢寐,眼底何曾有愁事”。他的朋友另外一個大詩人叫範成大就取笑他,說他“閉門自造愁”,就是本來沒有愁,關起門來自己造出愁來寫出詩。那麽這三個例子都是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傢的例子。第四個例子最精彩,但是偏偏是一個不出名的一個詩人的故事。錢先生很淵博了,直到現在我沒有查到這個故事的來源。錢先生有很多筆記本,讀了書就抄在上邊,然後做演講的時候,寫文章的時候,就引上去。這個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一個故事,但是最能說明問題,他說有個詩人叫李廷彥,他因為不出名就非常想出名,就寫了一首一百韻的五言長篇的排律,呈送給他的上司請教。他的上司說我這個下屬很有才氣,一寫就是一百韻。一百韻就是兩百句,兩百句的排律那是很長的,就很認真地讀,讀到其中的有一聯,叫做“捨弟江南沒,傢兄塞北亡”。讀到這兒上司很感動了,一下站起來,深表同情,哎呀,想不到你的遭遇這麽慘,哥哥和弟弟都死了,那趕快去吊喪,我都要去。他嚇壞了,他趕快站起來給他的上司打躬作揖,他說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我是做假的,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我哥哥也還健在,弟弟也沒死,我衹是貪圖對對子對得工整,對得親切,纔這麽寫的。上司就很失望了,我還以為你寫的是真的。那麽這個故事就可見有的人,為文造情,就來假的,這個故事傳出去以後在當時就成為一個笑柄,有人還續了兩句來挖苦這個李廷彥,“衹求詩對好,不怕兩重喪”。哥哥也死,弟弟也死,兩重喪。那麽錢鐘書引了這個故事以後,大發了一通感慨,具體他怎麽發感慨,大傢去看《七綴集》裏邊這篇文章就知道,就是藉此來抨擊了詩歌創作中的無憂而為憂者之詞的現象。所以錢先生他堅持了這麽一個原則,提出了這個原則,就是說雖然古今中外的詩歌,是以書寫憂愁的感情的作品為最好,為最工。但是我們總不能為了寫出好作品來而去假造感情。寫真實和虛構和藝術想像之間的關係是什麽?是不是為了寫真實就不允許虛構,不允許馳騁詩人想像的翅膀呢?在這個問題上錢先生有很明確的原則,有很通達的看法。記得六十年代的時候呢,我們文學研究所有過這麽一件事,就是山西永濟縣,在黃河邊上不遠的地方,有個著名的名勝,就是唐朝時候的鸛雀樓,唐朝詩人王之渙,寫了一首名篇《登鸛雀樓》,這首詩三歲小孩都能背,“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二十個字,關千古登臨者之口,以後登鸛雀樓的人寫出來的詩沒有一個人寫得有這麽好的。就是這麽一首詩,遭到了永濟縣一個中學語文老師的質疑,他寫信到文學研究所來,問我們文學研究所的唐詩研究專傢,我就是鸛雀樓這兒的人。我的學校就在鸛雀樓旁邊,但是我對王之渙這首詩我一直讀不懂。我懷疑他是在做假,為什麽呢?他說從這個鸛雀樓嚮西邊望,西邊根本就沒有山,東邊纔有。但是王之渙為什麽說“白日依山盡”,“盡”就是太陽從西邊落下去了,他為什麽要這麽寫?結果這個信拿來在我們所裏傳開了,大傢要解釋一下好給他回信,結果有人提出這麽一個很勉強的解釋。他說西邊沒有東邊有,這不是寫的日落,是寫日出,這就更勉強了。日出怎麽“盡”啊,“盡”就是落下去了,連光綫都沒有了。說不服大傢,衹好說那衹有錢先生能解答這個問題,問他,錢先生一看馬上說,哎呀,這好解釋呀!錢先生說詩人眼前無山,不等於他心中無山,他可以馳騁想像嘛。就像第二句“黃河入海流”,山西離海那麽遠,誰看見黃河入海了,但是錢先生說詩人可以想像,黃河就流進我想像中的那個東海了。所以可見,錢先生所謂主張寫真實,他是有原則的,他指的是生活本質的真實和你內心的感情的那種真實性,而不是排斥藝術想像、藝術虛構。你拿他那個小說《圍城》你也可以來解釋這個問題,《圍城》所有的故事情節和人物都是虛構的,現實生活中哪有那些人,但是它本質上是真實的。你讀了《圍城》以後,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在那些地方生活過的人,在中國那個環境生活過的人,你讀了你就知道,確實這就是我們生活環境裏邊的人。不管方鴻漸也好,唐曉芙也好,就是那個環境當中,可能産生的人,那些事也就是那個環境中應該産生的事。從生活的本質來講,它是真實的,但是從具體的事件、人物和形象來講,它又是虛構的,虛構不等於虛假。這個和《詩可以怨》規定的那種不要裝假,不要無病呻吟是一致的。所以錢鐘書在文學批評的原則上,他是深深地懂得文學創作的規律、文學創作的方法和文學創作的原則的,而且他在他的批評文字裏邊,一直是堅持這些原則的。
  
    有人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其實這個也不單單是他一個人提出來,很多錢鐘書著作的讀者,錢鐘書的崇拜者愛好者都有這個印象,就是說他的文章,他的著作由於大量地引用外文,大量地引用古典,所以一般人確實不大看得懂,更談不上消化和接受他的觀點和他的理論。就提出他的這些東西幾乎成了象牙之塔裏的學問,一般人欣賞不了,怎麽能夠對當代的文化建設起作用呢?其實這種看法,我認為不一定對,因為它包含着對錢鐘書治學風格的誤解,其實你真正讀懂他的作品,瞭解他的作品以後,你會有這個感覺,他並不是故作高深,並沒有成心地賣弄學問,賣弄他的淵博。他衹是為了說清楚問題而旁徵博引。其實你具體讀他的一些篇章一些段落的時候,尤其是讀《詩可以怨》這樣的文章的時候,我就有這個體會,就是說他為了讓普通的群衆,普通的讀者能夠接受能夠領會他的觀點,他還經常引用文學史上流傳得比較廣,一般群衆都知曉的一些作品和一些文學史上的事件。比如《詩可以怨》裏邊,一開頭他就聲明,我今天所引用的都是一些最平常的例,例就是例證,就是一些單個的故事。都是一般群衆,他認為是知道的,比方他說《詩可以怨》就是說好的作品都是窮愁潦倒,生活不順暢的時候寫出來的。他說明這個問題的時候,舉的那些例子其實都是一般的老百姓差不多都知道,比方司馬遷就舉過,他就拿司馬遷舉過的這些例子來舉,都是大傢知道的。比方說舉到周文王囚禁於羑裏,就寫出了《周易》,但是這個《周易》是不是周文王寫的,這個咱們不說。原來是有這個傳說。孔子遭難就寫出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就寫出了《離騷》。左丘明瞎了眼睛,寫出了《國語》,這些都是在睏惡窮苦生活不如意的時候,寫出好作品來的例子,都是常見的例子。誰說錢先生故作高深呢?誰說他是引用偏僻的典故,不是的。還有這個文章裏邊,還引用了其他的一些故事,都是中國民間老百姓傢喻戶曉的。
  
    除了這篇文章之外,你翻開那個大部頭的幾大本的《管錐編》來看,你就知道,你很驚嘆,錢鐘書對通俗文藝情趣之濃,那是讓人佩服的。他有好幾十處就引用明清的通俗小說《金瓶梅》、《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說唐》,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從古到今非常喜歡看的這些書,大段大段地引用這些小說裏邊的故事來說明問題,來進行文學批評的。甚至他對民間文藝對於口頭文學瞭解之深,在他高深的學術著作裏邊引這些東西,這個現象也不少。你看他引用的無錫的民歌童謠,比方說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蘋果大鴨梨。我吃蘋果你吃梨。還有什麽藏頭野雞,縮頭烏龜,這些都是無錫的民諺民謠。那麽他引用這些,實際上我認為是為了使自己的著作能夠走進普通的民衆,他做出的這個努力,實際效果怎麽樣呢?還沒有體現出來,但是隨着我們國傢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全民性的提高,隨着錢學深入開展,錢鐘書先生的這些高品位的高水平的精神勞動的成果,我相信會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錢鐘書這個人,連通他的作品會逐漸地走嚮民間,走嚮普通的民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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