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张爱玲的残酷之美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对待她笔下若干“好人”的态度。我说好人，他们都是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对于生活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都有一种向着好的程度不同的发展，对于好的要求。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些要求都落空了。
我所讲的第一个人物，是《茉莉香片》里边的言丹朱。言丹朱，大家知道，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她想帮助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叫聂传庆，结果最后这个同学把她打得要死。张爱玲曾经说过，她的笔下没有一个角色是完人，如果说只有一个女孩子是比较合乎理想的，就是言丹朱。但是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呢？按照聂传庆的想法，这个言丹朱根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聂传庆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他就要找一个报复的对象，就选定了言丹朱。所以最后在小说结尾的部分，把她打得要死。这是一个好人。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边的王娇蕊。王娇蕊本身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女性，但是过去，都是王娇蕊抛弃别人。在小说中王娇蕊刚登场不久，有一个人来找她，她就不理他，说她不在。但是王娇蕊碰到了佟振保之后，结果这次是佟振保把她抛弃了。过了很多年以后，佟振保在公共汽车见到王娇蕊，王娇蕊已经变得不像样了，可是她还是执著于这份情感。张爱玲说：“从前的娇蕊是太好的爱匠。现在这样的爱，在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但是这一次，她说，那个坏女人——“坏女人”指的是王娇蕊，按佟振保的想法，她是个坏女人——是她上了当。在跟佟振保的关系里，王娇蕊很无辜，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也是这样一个结局。这是第二个好人。
第三个人物就是《金锁记》里边的姜长安。姜长安是曹七巧的女儿，这个姜长安本身不是资质多好的女性，因为她已经被曹七巧——她的母亲给调理坏了。可是姜长安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她是一个很纯洁的人。她希望能有一点幸福，希望能够好好找一个人。她也真是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童世舫。童世舫本身是个经历过世面之后，希望能够过安定生活的人。他对于姜长安的缺点，都不当作缺点来看。他想找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他认为姜长安就是这样一个女性。结果这场婚姻被她母亲破坏了。最后姜长安一生没有找到人，而且她甚至没有多少可以回忆的。小说写到，姜长安就是只有一点回忆了，可是这个可供她回忆的东西非常少。
上边这三个人，我觉得无论姜长安也好，王娇蕊也好，还有言丹朱也好，她们都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好人，但是她们在张爱玲笔下都遭遇了最悲惨的结局。
那么咱们再看张爱玲另外两个人物，一个人物是《花凋》里边的主人公，她叫郑川嫦。她是一个普通家庭里边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她想找一个人，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就找了她想找的这个人，可是当天她就生病了。小说里写她不断地生病，然后病死，就这么一个过程。郑川嫦这个悲剧，完全是一种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悲剧。她的这个悲剧，我觉得是一种纯粹的悲剧。所以对于郑川嫦来说，更显得无辜了。
张爱玲这种态度，使我联想到她的一个前辈，就是鲁迅。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叫做《明天》，写有一个人叫单四嫂子，她有一个孩子叫宝儿，这个宝儿生病了。短篇小说很短，宝儿生病了以后，他就病死了。病死了以后，就把他埋葬了。埋葬了以后，小说的结尾，写单四嫂子希望能够梦见宝儿。小说里没有写她到底是梦见了，还是没有梦见，没有明确地写。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当时是因为要呐喊，所以当时有的地方不能不用曲笔。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张爱玲实际上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她给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在刚才提到的这些小说里边，我们可以认为张爱玲在鲁迅开始的那个方向上，她又往前走了一步。也就是说，张爱玲在她笔下，对于无辜者有个特别的态度。这个态度，鲁迅说的是消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很彻底，是一种很彻底的态度，就是说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这在其他的中国现代作家那里，我觉得要么就是没有想到，要么就是想到了，不忍心或者不敢这么写，但是鲁迅和张爱玲，他们就写到了。
那么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视点。一个视点是人间的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这个人可以有喜怒哀乐，可以有悲欢离合，她看待这个自己或者别人，是一个人的看法。这个视点，我觉得可以称为人间视点。还有一个视点就是在这个视点之上，有一种俯看整个人间的那么一个视点。这个视点就是把整个人类的悲哀，或人类的——刚才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张爱玲是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从第一个视点来讲，她承认人生的价值。从第二个视点来讲，她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我觉得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在他们作品里面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所以他们才会出现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他们写到像单四嫂子也好，像郑川嫦也好，像姜长安也好，才有这种态度。同时拥有这两种视点，我们可以具体看它在小说中是怎么实现的。
比方说刚才讲的《花凋》。郑川嫦生病了，最后她不想活了，她要自杀，她出去一趟之后又回来了，她们家把她接回来了。这时候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她知道自己已经病得不行了，她喜爱的人也不能够再等她了，找别人了，整个这个世界对她来讲，除了她生病已经没有别的意义了，她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她写道：她母亲在巷子里发现一个卖鞋的，可以买便宜的鞋，她就给每个孩子买两双鞋，给川嫦还买了三双。这鞋有点大，但是没事，她补养补养，胖了就可以穿了。然后郑川嫦说：这个鞋子的皮子很牢靠，可能能穿两三年。小说接着就是一句话：“她死在三星期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当她讲到母亲买鞋和川嫦的想法的时候，作者是认同于这个人物；当她写到“她死在三星期后”的时候，这个作者是俯看这个人物。这就是两种视点再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茉莉香片》。《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把言丹朱打了一顿，打得要死。但是小说结尾说：“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聂传庆跑不了。这整个小说都是从聂传庆的心理出发，他这么想，所以他最后这么做。但是当小说写到他跑不了的时候，作者不管他了，把他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他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视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人间之上的视点。
通过刚才讲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这里可以多说一句话：大家都讲，张爱玲和市民文学有很深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地方，恰恰是张爱玲最不同于市民文学的地方。因为市民文学没有这个第二个视点，没有超越人间之上的视点。无论是悲剧也好，喜剧也好，大团圆也好，它都是人间本身的事情，这是市民文学的一个特点。可是张爱玲不是这样，这一点是她最超越于市民文学的地方。
大家会说，张爱玲不只是写这样的人，还写了好多别的人。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能够概括张爱玲其他的人物？我们再来看看，张爱玲也写了一些相对成功的人物。不是说她笔下所有人物都是失败者，都是这种无辜者，或者倒霉的人，不是这样。比方说，第一个我们就想到《倾城之恋》里边的白流苏。白流苏是个离了婚的人，她本来住在自己家里。小说开始，突然晚上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徐太太。是来通知：白流苏的前夫死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白流苏是和六小姐，七小姐，她是和她们混同一起的。这个消息传来之后，白流苏突然面临生存的问题了，突然出现生存危机了。她就必须得要改变自己了。白流苏经过徐太太的提示，她明白自己需要找一个人。她说，“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白流苏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不是没有能力的人。张爱玲后来又说过，“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经过很多的波折，最后她找了范柳原。
所以我们想，这就超越于刚才我说的，跟我说的不同其实还是一样。白流苏这个结局，不是她自己造成的。白流苏遇见的是范柳原，范柳原是一个不想跟人结婚的人，只想把白流苏变成情妇，不愿意跟她正式结婚。白流苏在香港花了好大精力，做不到，她又回上海，以后又回到香港，还是不成。所以小说快到中间部分的时候，实际上白流苏这个结局已经定了。白流苏就是做了她不想做的事，就是变成范柳原的情妇了。范柳原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发生战争了。发生战争之后，白流苏的命运改变了，他们的关系改变了。所以小说最后结尾就说：“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张爱玲还是用俯视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她还是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白流苏自己的努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以后她在别的一篇文章里说，范柳原和白流苏这个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但是仍然是庸俗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指这个事情里面没有咱们讲的那种英雄色彩，或者说白流苏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是因为一个城市垮了，才成就了她。这并不说明她有多大的成就。所以这时候我们发现，在张爱玲笔下，白流苏还是她俯视的角色。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曹七巧。张爱玲说，曹七巧是她笔下惟一一个彻底的人。这个彻底，我们可以理解为，她似乎超越了张爱玲对待一般人物的一种安排。但是这个曹七巧，她的彻底就是彻底破坏。她破坏一切：破坏可能喜欢她，也可能是算计她的姜季泽；破坏她的儿子；她的儿媳妇，和她儿子的小老婆——叫绢姑娘，儿媳妇叫芝寿，她们都死了。她的女儿也被她破坏，其实曹七巧最后把自己也破坏了，这个小说就完了。那么确实我们可以说，曹七巧是一个人世间的英雄。但是她仅仅是人世间这个范围里边的一个英雄，她超越不了这个。小说结尾有一段话说“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她说，有一个谣言，说她和一个男的在街上一起走，停在一个摊子面前，这个男的给她买了一双吊袜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曹七巧还是有限的，曹七巧是人世间的一个鬼，她的力量超越不了这个范围。那么张爱玲在写到这个结尾的时候，眼光是在人世间和人世间以外，在人世间以外来看曹七巧，曹七巧无能为力。所以这时候，张爱玲还是这样一个态度。
刚才咱们谈了张爱玲这么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大多都是在一本书叫《传奇》里的。《传奇》这本小说，它的前后顺序不是按照写作时间来排列的。如果我们把《传奇》重新排列一下，按照写作时间来排列的话，会发现有一个现象：我们拿最后一篇小说来比较第一篇小说，虽然中间时间不到两年，张爱玲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篇是《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写在1943年4月。《传奇》里边最后一篇小说是《留情》，是写在1945年1月。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张爱玲的残酷之美也好，和她背后的两种视点也好，在刚才说这个过程里，《传奇》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边，她是有一些变化，从这个变化中，可以看到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我们以中间《年青的时候》作为一个临界点的话，我们发现在这之前和之后，张爱玲是有所不同的。之前的小说，她把刚才我说的这种残酷之美，写到非常极致之处，写得非常彻底。无论是《金锁记》也好，《茉莉香片》也好，或者《倾城之恋》也好，她把这种人和人之间，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冲突，都写得很激烈。与此同时，她的小说的意象很丰富，语言也很华丽。从《年青的时候》开始，她的小说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发现，她的小说的情节性减弱了，以及相伴随的，小说里的意象减少了，色彩也变淡了。但是我觉得，她的这种刚才说的残酷之美，或者说她的两种视点仍然存在，不过跟先前有了一些不同。比方说，以前她更强调这种冲突，以后她更多写的是人面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她更强调的是这一点。刚才说到两种视点。对她来讲，人间视点是更多看到了非人间视点看到的东西，把那个东西作为前提，作为一个不能变更的东西接受下来。那么实际上她小说里还是有两种视点。只不过在她的人间视点里边，融入了她的非人间视点。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留情》。这是《传奇》里边最后写的一篇小说。《留情》是写一对夫妇，男的叫米先生，米晶尧，女的叫淳于敦凤，是他的小老婆。小说开始，大太太病了，米先生要去看她太太。敦凤就有点不高兴，就说我也要出门。她去看她的舅母，米先生就跟着一块儿去。跟她到她的舅母家了，在那儿百无聊赖呆了好长时间，然后终于走了，他去看他的太太去了。这个时候，敦凤就跟她舅母说，她跟米先生其实没有什么感情。——我们知道，米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有六十岁了，而敦凤只有三十六七岁。一会儿，米先生回来了。他回来，敦凤有点高兴，两个人就走了。这时候小说写天上出现了一道虹，米先生看着虹就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然后说，“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可是正因为这样，米先生还得要留住跟敦凤的情，虽然这个情并没有什么情。敦凤也要留住跟米先生的情，因为她也要活下去。实际上《留情》就是写的相依为命。小说在结尾的时候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张爱玲跟那个写《金锁记》和写《倾城之恋》时的她有一点点不同了。有什么不同呢？她更多地把这看为一个事实。以前的张爱玲她好像什么都能写，什么都可以写明白。我觉得张爱玲开始写的时候，有点年轻气盛；到这个时候，实际上中间间隔不到两年，张爱玲已经觉得有的事情是没法说，说不清楚，有些事情是个事实，不是你能做的；你不能做什么事，你只能把它接受下来。这个时候的张爱玲就是这样，更多的是体现了这一点。这个时候，张爱玲因为有个人间之上的视点，把世界看清了；然后她再回到人间视点来看这些事情。她后期的这种特色，我们可以叫做苍凉。
还有一篇小说叫《鸿鸾禧》。《鸿鸾禧》这个故事就更没有故事性了，就是一个人家娶媳妇，这个新娘子叫邱玉清。《鸿鸾禧》这篇小说有一点点喜剧的色彩，以后张爱玲写的《五四遗事》、《相见欢》也有这么一点。但是这些小说，我们读起来却有不同程度的苦涩滋味。尤其是这篇《鸿鸾禧》，写的虽然是一个喜事儿，但是完全是悲的味道。刚才说的《留情》里面没有什么情，《鸿鸾禧》里面也没有什么喜，实际上整个小说，我们读起来是一种悲哀，淡淡的一种悲哀。婚礼过后，玉清的婆婆回想起她小时候看见的婚礼。她说，“那天她所看见的结婚有一种一贯的感觉，而她儿子的喜事是一片一片的，不知为什么。” 这种悲喜交集正反映了作者的两种视点，我们进一步说，悲，倒是人间视点的体现，因为觉得它有价值，才有悲凉的感觉。而喜，倒是一个非人间的视点，她看出它可笑之处，它的无价值之处。这里我们顺便可以说到悲喜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悲剧和喜剧关键并不在于结局如何，或者说不仅仅在于结局如何，关键还在于它怎么看，在于是用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
刚才我说，张爱玲的小说有两个特色，一个叫残酷，一个叫苍凉，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事情，只不过前期的小说残酷色彩更重，后期的小说苍凉色彩更重。而苍凉是因为有个残酷的前提：残酷之下，这个人还继续活着，就是苍凉。后边这些东西，在她后期的小说，更晚一些的小说里边，表现得更明显。因为开始的时候，她觉得什么都能讲清楚，所以小说写得非常饱满，非常彻底；到后来她觉得有些事情是不能说清楚的，所以小说里边更多的有言外之意，有更多可以让人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在她晚期的作品里，比如说《五四遗事》，比方说由《金锁记》重新写的《怨女》，还有《相见欢》，《浮花浪蕊》，《色，戒》，还有新近发现的《同学少年都不贱》这些小说里边，我们发现这一点更明显了，这种言外之意，这种不能言说的东西更明显了。
比方说，新近张爱玲有个作品出土，就是《同学少年都不贱》，就很能明显地反映刚才说的张爱玲这个特色，就是苍凉这个特色。苍凉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具体就一个人物来说，就是一个人要在这个世上活着，要给自己找一个支点，要找一个生存的理由。《同学少年都不贱》写这一点就很明显。咱们先说这个题目叫《同学少年都不贱》，这是从杜甫的一首诗里边“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化出来的。这里有一个字是不一样的，因为原来杜甫是“同学少年多不贱”，张爱玲写的是“同学少年都不贱”。有的研究者说，可能是个笔误，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我觉得，“都”比“多”还多，多出来那个是谁呢？多出来的就是女主人公赵珏。这个小说是写两个人物的心理关系，一个人叫做赵珏，一个人叫恩娟。恩娟是一个成功者，赵珏跟她相比，处处都不如意。但是赵珏呢，小说在结尾处，赵珏找到一个感觉，也就是她也“不贱”的一个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前她们在学校的时候，女学生都有一点同性恋的倾向，学过心理学大家就知道，过了一个年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赵珏以前也喜欢一个人，恩娟也喜欢一个人。但是赵珏没过多久，她就不愿理这个人了。到小说结尾的时候，恩娟来看她。讲起恩娟喜欢的这个人的时候，还是非常在意。这时候赵珏就发现，恩娟原来一辈子没有出这个情结。她说，她可能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人吧，她没有真正的爱情。在生活中，她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恋爱过。这时候小说里有一段话，我觉得犹如神来之笔。
她说，赵珏想起肯尼迪遇刺的时候，她正在家里刷碗，“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这是什么意思？小说接着写，这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有点隔靴搔痒，觉都不觉得。但还是到心里去，因为是真话。”也就是说，跟恩娟相比，她发现，她也有一个恩娟不如她的地方，就好比肯尼迪死了，她还活着一样。她把握住这么一点东西，由此她就得到了一个人生的立足点。
这篇《同学少年都不贱》，据专家考证是1973年到1978年之间写的。张爱玲《传奇》里边最早的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是1943年写的，这之间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张爱玲的创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里有她的发展变化。她早期小说写得很强烈；她的后期小说，用胡适形容的一句话，叫做“平淡而近自然”。也就是说，她后期小说更多言外之意，需要我们细细体会。张爱玲的早期小说，比方说《金锁记》，《倾城之恋》，非常有名，对大家影响很大，那么就有一些评论家或者读者，以这些作品作为整个张爱玲的代表，认为这才是张爱玲的风格所在。后来她的作品发生了变化，大家认为，她可能写得就不如以前。我觉得张爱玲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风格，但是它们之间又有一致之处，一致之处就在于我刚才说的，她始终是用两副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她看到他们悲剧的一面，也看到他们喜剧的一面。我想大家应该从一个比较全面的立场来体会张爱玲，不要把张爱玲局限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