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浅谈 导言我谈的“经书”，不是“经学”。要谈“经学”，谈何容易！一部“经学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思想斗争史，主线是政治思想斗争史，甚至政治斗争史。这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打着“经学”旗帜进行斗争的历史。涉及各种学说、学派和它们的来龙去脉，即它们的产生、成长和衰落的过程，自然要研究历史的各个领域，因为它是各家各派兴衰的背景。写一部这样的东西，可以成为洋洋大观的专著，不是“浅谈”所能了，更不是我的学力所能了。
经书浅谈，只限于浅谈各种“经书”的主要内容，著作年代，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它；若要研究它，如何着手，如何深入。在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点看法，同时扫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碍。
我谈的“经书”，其实就是“十三经”，它是自宋朝以来确定的，到今天还习以为常，不是有《十三经白文》、《十三经索引》、《十三经注疏》等等可以为证吗？这是“儒家”的经典。拆穿西洋镜，也不过那么回事。
二、“经”名考
为什么叫“经”？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把一些难以站住脚的各种说法撇开不谈，专从历史考据上讲讲这问题。“经”作书名，最早见于《国语·吴语》的“挟经秉桴”。这是讲吴王夫差要和晋国决一胜负的战前情况。韦昭注说：“经，兵书也。”而清末俞樾却认为“世无临阵而读兵书者”。依俞樾说，“挟经”是掖着剑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但剑不插在剑鞘里，偏要挟在腋下，不但古代无此说法，而且捶鼓也难以使劲。俞樾的说法有破绽。总之，面临交战，挟着兵书临时请教它，自未免可笑，俞樾这一驳斥还是有道理的。因之，《吴语》的“经”，我们不看做“兵书”。《墨子》有《经》上、下篇，也有《经说》上、下篇。《经》的文字简单，甚至三四个字便是一个命题。《庄子·天下篇》说墨学弟子徒孙都读《墨经》，可见“墨经”之说起于战国。《经说》便加以说明。《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经》，不知《道经》是什么时代的书。《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下，和《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共四篇）也有“经”和“说”，可能是仿效“墨经”的。可见，“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礼记》有《经解篇》，可能是因此而得启发的。至于《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一类医书，因为那是后人伪作的，便不讨论了。
由上所述，“经”名之起，不在“儒家”。“经”的意义，也未必是用它“经常”的意义，表示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西汉的经学家以及以后的“今文派”认为只有孔子所著才能叫“经”，他们不懂，“经”未必是孔子所著，而且“经”名之起，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大概起于“墨经”，不起于孔子。后代把“经书”这一“经”字神秘化，甚至宗教化，因之凡佛所说叫做“佛经”，伊斯兰教有《可兰经》。道教称《老子》为《道德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抱朴子·外篇·勖学第三》也有这一说法。在考古发掘中，无论竹简木札或帛书，只有用丝线和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残迹。“经”本是丝织之名，是否因以丝织物装成册而给以“经”名，前人多主此说，但也难以肯定，因为用丝、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不止“经书”。
把“儒家”书籍说成“经”的，开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似乎“六经”之名，是孔子自己所说。如果这说可信，甚至“六经”之名，孔子以前早已有之，他才能说我研究这“六经”。可惜的是《庄子》这部书，自己也说“寓言十九”（见《寓言篇》），不尽可信。但总可以证明，在战国时，儒家已有“六经”。《庄子·天下篇》更进一步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几句话意思是，“《诗》表达思想感情，《书》记述历史，《礼》讲的是应对进退、周旋揖让，《乐》讲的是声音和谐，《易》讲的阴阳，《春秋》讲的是君臣上下。这种道术分布在四方而在诸侯各国中有所表现和设施的，各家各派有时有人称道它。”这样一说，“六经”不但是儒家所专有，而且它是以后“百家争鸣”的学术源泉。汉代尊经，据郑玄说，“六经”'的竹简长二尺四寸（见《仪礼·聘礼》贾公彦《正义》引郑玄《论语序》）。从1959年7月在甘肃武威汉墓所出土的竹、木简的《仪礼》看来，这话是可信的。
三、《十三经》的完成经过
如上所说，儒家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也叫“六艺”（见贾谊《新书·六术篇》）。到后来，《乐》亡佚了，只剩下“五经”。《乐经》可能只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礼”，由古人“礼乐”连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我还猜想，无论“礼乐”的“乐”，或者“诗乐”的“乐”，到了战国，都肩于“古乐”一类，已经不时兴了。《孟子·梁惠王下》载有齐宣王的话，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只是爱好一般流行乐曲罢了。”春秋末期，诸侯各国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访问，已经不用“诗”来表达情意或使命，战国时期，若引用诗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书相同，完全不同于春秋时代用“诗”来作外交手段。那么，依附于“诗”的乐曲乐谱自然可能废弃不用。而且根据目前所已知的战国文献，西周以至春秋那种繁文褥节的“礼”也长时期不用，依附于“礼”的“乐”也可能失掉它的用场。“乐”的亡佚，或许是时代潮流的自然淘汰。《乐经》的失传是有它的必然性了，所以《汉书·艺文志》没有《乐经》。至于东汉末年曹操从荆州得到雅乐郎杜夔，他还能记出《诗经》中四篇乐谱，我却认为，杜夔所记出的《诗》的四篇乐谱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乐谱。
“六经”的次序，据《庄子·天运》和《天下》、《徐无鬼》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书·农战篇》、《淮南子·泰族训》、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礼记·经解篇》、司马迁《史记·儒林传序》，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唯《荀子》《商君书》没谈到《易》）。但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六经的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以至现在的《十三经》都把《易》改在第一。为什么到后汉时把“经书”的次序移动了呢？很可能他们认为“经书”的编著年代有早有晚，应该早的在前，晚的在后。《易》，据说开始于伏羲画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书》中有《尧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诗》有《商颂》，或许是殷商的作品罢，列在第三。《礼》和《乐》相传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于《春秋》，因为鲁史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列在第六。
无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好，统称为“六经”，《乐经》亡失，变为“五经”。《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蜀志·秦宓传》都有“七经”之名，却末举“七经”是哪几种，后人却有三种不同说法：（1）“六经”加《论语》；（2）东汉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3）“五经”加《周礼》、《仪礼》。这三种说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唐朝有“九经”之名，但也有不同说法：（1）《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2）《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835年）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到宋代，理学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
一、《论语》的内容和成书年代
《论语》是这样一种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少数学生的言语行事。我们要研究孔子和孔门弟子，它是首先应该读的书。
“论语”之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足见它这书名在汉武帝以前便有了。为什么叫“论语”，其说不同，都不一定可靠，可以不去管它。两汉人引《论语》，有称“孔子曰”的，纵不是孔子的话，也称“孔子曰”，似乎可以看出，汉人把《论语》等同于《孟子》、《荀子》、《墨子》，作为诸子的一种。汉人又把《论语》看为“传”、“记”，如《汉书·扬雄传赞》“传莫大于《论语》”，以《论语》为“传”的一种；《后汉书·赵咨传》引其遗书，谓《记》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这是《论语·八佾篇》中的话。更可以知道汉人不把《论语》看作“经”，而看做辅翼“经书”的“传”、“记”。汉人读书用竹木简编缀成册，写“经”书，用长二尺四寸的策（汉尺，合今约55．92厘米，1959年甘肃武威所出土汉简《仪礼》可为实物证明）；若《论语》，据《论衡·正说篇》，便只用八寸为一尺的竹简。由此也可以证明《论语》只是“传”、“记”。
《论语》书中记到了孔子晚年最年轻学生曾参的死，又记着曾参对鲁国孟敬子一段对话（《泰伯篇》）。“敬”是谥号，当时人死了才给谥号。孟敬子肯定死在战国初期，那么，《论语》的编辑成书大概在战国初期，即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论语》编纂成书虽在孔子死（公元前479年）后七十多年，但着笔或者较早，甚至也不是一人的笔墨，如《子罕篇》说：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琴牢，自称“牢曰”，可能是琴牢自己的笔记，为编辑《论语》者所采入。又如《宪问篇》：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做官拿俸禄）；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也就是《雍也篇》的原意。这几句，也很可能是原宪自己的笔记，为《论语》编纂人所采入。另外又如《子张篇》记“子夏之门人”和子张的问答，那一段话，不是子张学生所记，便是子夏学生所记。因此，我的看法是：《论语》是采辑孔门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有关笔墨，在战国初期编纂而成的书。
二、《论语》的作用
孔子晚年就有极大的名声，赢得当时各国的赞美。当时有人说他是“人民导师”（《论语·八佾》），鲁国称他为“国老”（《左传·哀公十一年》）还有人认为他是“圣者”（《论语·子罕篇》）。死后，他的学生比他做日月，高得不可超越（《论语·子张篇》），说他“生得光荣，死得可惜”（同上）。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确有丰功伟绩。因此，《论语》一书从来就受到尊重。两汉时儿童最初念书，是先读识字课本，自秦统一前以至汉代，有各种识字课本，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好比后代儿童读《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其后改读“人、手、足、刀、尺”一样。识字完毕，便读《论语》和《孝经》。《论语》是读书人必读之书。不象“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可以不读，也可以只通一经；能够兼通几种“经书”的，便是了不得的儒者。以后的读书人，可说无人不谈《论语》。到南宋朱熹，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集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这四种更成为学习入门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举行科举，考试题目必须在《四书》之内，而且必须以朱熹的注解为根据，一直经过明朝，延到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完全废除以《四书》命题的“八股文”考试办法。《论语》是《四书》的第一部，八股命题少不得《论语》，读书人要做官，一般非经过科举不行，《四书》，尤其是《论语》，便成为读书做官的敲门砖，如此经过将近六百年，足见它影响之大且深。
纵是科举废了，《论语》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既不是敲门砖了，为什么这书还有不少人读它呢？一则二千多年来便把它看成必读书，旧的习惯势力难以肃清；二则《论语》本身也有较为广泛的用途和较大的价值，它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的必读书，所以直到今天，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古籍。
三、孔子和他的思想及贡献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公羊传》和《谷梁传》），一说生于公元前559年（《史记·孔子世家》）；死于公元前479年，享年七十二。
他出生于宋国贵族，他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郰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孟子·万章篇下》）。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渊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地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论语·八佾》）。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说起来是“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头脑里未必意识到阶级的划分和矛盾，但在阶级社会里，有各种家庭出身、各种职业、受着不同待遇的人，这是客观存在，任何人不能视而不见。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出自上层。孔子自己也是没落贵族，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并不存在阶级歧视。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沦语．述而》），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他晚期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篇》）。从《论语》看，他经常谈《诗》。《诗》就是今天的《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有庙堂之诗，有卿大夫的诗，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孔子曾经整理过《诗》，见《论语·子罕篇》。《书》是《尚书》，又称《书经》，是古代历史资料汇编，孔子曾引用它，见《论语·为政篇》。《礼》，当孔子时或许有书，但现今流传的《礼》，即《仪礼》，则出自孔子的讲授。《乐》只是曲谱，早已亡佚，但孔子不仅是音乐爱好者，很可能十分内行。《易》，也叫《周易》或《易经》，当孔子时，只有《卦辞》和《爻辞》作占筮用，孔子曾经引用它。《春秋》是鲁国文书，孔子曾经采它作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教本。孔子整理和传授古代文献的情形大概如此。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论语·述而》）。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相反（《论语·先进》）。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论语·先进》）。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所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象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论语·为政》）。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当然，那是个别教育，不同于今天的上大课，但今天的灌注式的方法是否能有所改变或补充呢？
四、怎样看待《论语》和读它
我们今天早已不把《论语》看成“圣经”，纵把孔子看成“圣人”，那也是封建初期的“圣人”。我们今天把《论语》看成为研究孔子和孔门、孔学的最可信的资料，也看为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资料，分析它，批判地继承它。
古往今来关于《论语》的书很多，总计三千多种。在《论语》一部书里，因为言辞简略，词义含混，更给人以歪曲的可能。加上自两汉以来，引用《论语》来证明自己的意见，经常“断章取义”，不顾本真。这种办法最易发展，于是孔子本人和他的学说便曾被各式各样利用过。他们不惜曲解《论语》，用自己的学说来附会它。例如宋朝的唯心主义者陆九渊（1139-1193年）曾公开地说：“六经注我”（《象山全集》卷三十四）。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六经做我主张的注脚。无怪《论语》一部书曾被各式各样的人作过不适当的评价，也被各式各样的人作了不同程度的歪曲。我们要正确地了解《论语》，还它以本来面目，由此而正确地评价孔子，给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首先要扫清二千多年来积累的妨碍我们视线的障蔽，并且把孔子本人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和他曾被人利用因而在历史上发生的不同作用区别开来。要实事求是地探讨《论语》原文的本义，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它，批判它。
要研究《论语》，初步可以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以下几种书，仍然有参考价值，
（1）《论语注疏》：魏何晏（190-249年）集解、宋邢昺（932-988年）疏。《十三经注疏》本较方便，因为有阮元的《校勘记》。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著。朱熹虽然是理学家，但对注解《论语》却花了很大工夫，并注意训诂。
（3）《论语正义》：清刘宝楠（1791-1855年）、刘恭冕（182l-1880年）父子合著。
（4）《论语集释》：近人程树德著，搜集材料相当丰富。
（5）《论语疏证》：近人杨树达（1885-1956年）著。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加按语，说明自己看法。
《论语》是这样一种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少数学生的言语行事。我们要研究孔子和孔门弟子，它是首先应该读的书。
“论语”之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足见它这书名在汉武帝以前便有了。为什么叫“论语”，其说不同，都不一定可靠，可以不去管它。两汉人引《论语》，有称“孔子曰”的，纵不是孔子的话，也称“孔子曰”，似乎可以看出，汉人把《论语》等同于《孟子》、《荀子》、《墨子》，作为诸子的一种。汉人又把《论语》看为“传”、“记”，如《汉书·扬雄传赞》“传莫大于《论语》”，以《论语》为“传”的一种；《后汉书·赵咨传》引其遗书，谓《记》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这是《论语·八佾篇》中的话。更可以知道汉人不把《论语》看作“经”，而看做辅翼“经书”的“传”、“记”。汉人读书用竹木简编缀成册，写“经”书，用长二尺四寸的策（汉尺，合今约55．92厘米，1959年甘肃武威所出土汉简《仪礼》可为实物证明）；若《论语》，据《论衡·正说篇》，便只用八寸为一尺的竹简。由此也可以证明《论语》只是“传”、“记”。
《论语》书中记到了孔子晚年最年轻学生曾参的死，又记着曾参对鲁国孟敬子一段对话（《泰伯篇》）。“敬”是谥号，当时人死了才给谥号。孟敬子肯定死在战国初期，那么，《论语》的编辑成书大概在战国初期，即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论语》编纂成书虽在孔子死（公元前479年）后七十多年，但着笔或者较早，甚至也不是一人的笔墨，如《子罕篇》说：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琴牢，自称“牢曰”，可能是琴牢自己的笔记，为编辑《论语》者所采入。又如《宪问篇》：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做官拿俸禄）；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也就是《雍也篇》的原意。这几句，也很可能是原宪自己的笔记，为《论语》编纂人所采入。另外又如《子张篇》记“子夏之门人”和子张的问答，那一段话，不是子张学生所记，便是子夏学生所记。因此，我的看法是：《论语》是采辑孔门弟子或者再传弟子有关笔墨，在战国初期编纂而成的书。
二、《论语》的作用
孔子晚年就有极大的名声，赢得当时各国的赞美。当时有人说他是“人民导师”（《论语·八佾》），鲁国称他为“国老”（《左传·哀公十一年》）还有人认为他是“圣者”（《论语·子罕篇》）。死后，他的学生比他做日月，高得不可超越（《论语·子张篇》），说他“生得光荣，死得可惜”（同上）。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确有丰功伟绩。因此，《论语》一书从来就受到尊重。两汉时儿童最初念书，是先读识字课本，自秦统一前以至汉代，有各种识字课本，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好比后代儿童读《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其后改读“人、手、足、刀、尺”一样。识字完毕，便读《论语》和《孝经》。《论语》是读书人必读之书。不象“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可以不读，也可以只通一经；能够兼通几种“经书”的，便是了不得的儒者。以后的读书人，可说无人不谈《论语》。到南宋朱熹，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集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这四种更成为学习入门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举行科举，考试题目必须在《四书》之内，而且必须以朱熹的注解为根据，一直经过明朝，延到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完全废除以《四书》命题的“八股文”考试办法。《论语》是《四书》的第一部，八股命题少不得《论语》，读书人要做官，一般非经过科举不行，《四书》，尤其是《论语》，便成为读书做官的敲门砖，如此经过将近六百年，足见它影响之大且深。
纵是科举废了，《论语》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既不是敲门砖了，为什么这书还有不少人读它呢？一则二千多年来便把它看成必读书，旧的习惯势力难以肃清；二则《论语》本身也有较为广泛的用途和较大的价值，它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的必读书，所以直到今天，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古籍。
三、孔子和他的思想及贡献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公羊传》和《谷梁传》），一说生于公元前559年（《史记·孔子世家》）；死于公元前479年，享年七十二。
他出生于宋国贵族，他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郰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孟子·万章篇下》）。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渊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地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论语·八佾》）。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说起来是“爱人”（《论语·颜渊》）。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头脑里未必意识到阶级的划分和矛盾，但在阶级社会里，有各种家庭出身、各种职业、受着不同待遇的人，这是客观存在，任何人不能视而不见。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出自上层。孔子自己也是没落贵族，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并不存在阶级歧视。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沦语．述而》），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他晚期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篇》）。从《论语》看，他经常谈《诗》。《诗》就是今天的《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有庙堂之诗，有卿大夫的诗，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孔子曾经整理过《诗》，见《论语·子罕篇》。《书》是《尚书》，又称《书经》，是古代历史资料汇编，孔子曾引用它，见《论语·为政篇》。《礼》，当孔子时或许有书，但现今流传的《礼》，即《仪礼》，则出自孔子的讲授。《乐》只是曲谱，早已亡佚，但孔子不仅是音乐爱好者，很可能十分内行。《易》，也叫《周易》或《易经》，当孔子时，只有《卦辞》和《爻辞》作占筮用，孔子曾经引用它。《春秋》是鲁国文书，孔子曾经采它作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教本。孔子整理和传授古代文献的情形大概如此。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论语·述而》）。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相反（《论语·先进》）。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论语·先进》）。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所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象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论语·为政》）。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当然，那是个别教育，不同于今天的上大课，但今天的灌注式的方法是否能有所改变或补充呢？
四、怎样看待《论语》和读它
我们今天早已不把《论语》看成“圣经”，纵把孔子看成“圣人”，那也是封建初期的“圣人”。我们今天把《论语》看成为研究孔子和孔门、孔学的最可信的资料，也看为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资料，分析它，批判地继承它。
古往今来关于《论语》的书很多，总计三千多种。在《论语》一部书里，因为言辞简略，词义含混，更给人以歪曲的可能。加上自两汉以来，引用《论语》来证明自己的意见，经常“断章取义”，不顾本真。这种办法最易发展，于是孔子本人和他的学说便曾被各式各样利用过。他们不惜曲解《论语》，用自己的学说来附会它。例如宋朝的唯心主义者陆九渊（1139-1193年）曾公开地说：“六经注我”（《象山全集》卷三十四）。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六经做我主张的注脚。无怪《论语》一部书曾被各式各样的人作过不适当的评价，也被各式各样的人作了不同程度的歪曲。我们要正确地了解《论语》，还它以本来面目，由此而正确地评价孔子，给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首先要扫清二千多年来积累的妨碍我们视线的障蔽，并且把孔子本人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和他曾被人利用因而在历史上发生的不同作用区别开来。要实事求是地探讨《论语》原文的本义，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它，批判它。
要研究《论语》，初步可以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以下几种书，仍然有参考价值，
（1）《论语注疏》：魏何晏（190-249年）集解、宋邢昺（932-988年）疏。《十三经注疏》本较方便，因为有阮元的《校勘记》。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著。朱熹虽然是理学家，但对注解《论语》却花了很大工夫，并注意训诂。
（3）《论语正义》：清刘宝楠（1791-1855年）、刘恭冕（182l-1880年）父子合著。
（4）《论语集释》：近人程树德著，搜集材料相当丰富。
（5）《论语疏证》：近人杨树达（1885-1956年）著。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加按语，说明自己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