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卮言》，明王世贞撰。凡八卷，评论古今诗文。附录四卷，其一论词曲，二、三论书，四论画，初草于青州任时。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世贞手自次录，凡论诗老十之七，文十之三，都六卷。是后而岁稍益之，以至嘉靖四十五年，乡人梓行之。又八年，前后所增又二卷，黜其论词曲者，附它录为别卷，时隆庆六年（一五七二）也。其后刊四部稿，遂收入。
此书旨在「雌黄曩哲，橐钥后进」，所论确有独到者，唯是志盛气刚，勇于判断，在当时已不无异议；游往中或以称许之不至，遂请绝交。而世贞则颇坚持己见，以为「性之所好，习固不能强也」。及其晚年，心平气和，亦颇悔其少作，故云：「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
此书有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武林樵云书舍刊本，十六卷；万历十九年累仁堂刊本；谈艺珠丛本；历代诗话续编本；日本延亨年间刊本，皆八卷。樵云书舍刊本之卷十三至十六，杂取世贞之宛委余编内有关艺文者附入，故视他本为多。（黄志民）
此书旨在「雌黄曩哲，橐钥后进」，所论确有独到者，唯是志盛气刚，勇于判断，在当时已不无异议；游往中或以称许之不至，遂请绝交。而世贞则颇坚持己见，以为「性之所好，习固不能强也」。及其晚年，心平气和，亦颇悔其少作，故云：「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
此书有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武林樵云书舍刊本，十六卷；万历十九年累仁堂刊本；谈艺珠丛本；历代诗话续编本；日本延亨年间刊本，皆八卷。樵云书舍刊本之卷十三至十六，杂取世贞之宛委余编内有关艺文者附入，故视他本为多。（黄志民）
泛澜艺海，含咀词腴，口为雌黄，笔代衮钺。虽世不乏人，人不乏语，隋珠昆玉，故未易多，聊摘数家，以供濯袚。
语关系，则有魏文帝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锺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飧，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沈约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龙曰：“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即有永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而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泥而不实，蝉蜕污浊之外者，诗也。”
语赋，则司马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致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传。”
扬子云曰：“诗人之赋典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
语诗，则挚虞曰：“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造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
范晔曰：“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傅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情傅意，则其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锺嵘曰：“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又曰：“诗有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专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词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刘勰曰：“诗有恆裁，体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又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後纬成，理定而後辞暢。”又曰：“文之英雄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独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议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为情者要约而守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又曰：“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烦，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飖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
江淹曰：“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璧犹蓝硃成彩，错杂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
沈约曰：“天机启则六情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协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後须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又曰：“自汉至魏，词人才子，文体三变：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工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然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民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惟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於别离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彫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又曰：“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独孤及曰：“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馀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硃弦疏越大羹遗味之叹。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始备。虽去《雅》浸远，其利有过於古，亦犹路鼗出土鼓，篆籀生於鸟迹。”
刘禹锡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於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一，达於诗者能之。”李德裕曰：“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於音韵；意尽而止，成篇不拘於只耦。故篇无足曲，词寡累句。”又曰：“璧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炼成字，千炼成句。”
释皎然曰：“诗有四深、二废、四离。四深谓气象氛氲，深於体势；意度槃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滞，深於垢对；用事不直，深於义类。二废谓虽欲废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四离谓欲道情而离深僻，欲经史而离书生，欲高逸而离闲远，欲飞动而离轻浮。”
梅圣俞曰：“思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於言外。”
严羽曰：“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又曰：“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辏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唐庚云：“律伤严，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涂，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叶梦得云：“古今谈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为，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於造化之外。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然其精圆之妙，发之於手。作诗审到此地，岂昨更有馀事？又有引禅宗论三种曰：”其一‘随波逐浪’，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截断众流’，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函盖乾坤’，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俟。”
陈绎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发至情”。
李梦阳曰：“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後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一必虚，叠景者意必二。”又云：“前有浮声，则後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即如人身以魂载魄，生有此体，即有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
徐祯卿曰：“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然情实[A103]渺，必因思以穷其奥；气有粗弱，必因力以夺其偏；词难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极；才易飘扬，必因质以定其移。此诗之流也。若夫妙聘心机，随合节，或钧旨以植义，或宏文以尽心，或缓发如硃弦，或急张如跃栝，或始迅以中留，或既优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壮，或悲凄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发奇而似易，此轮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详也。”又曰：“朦胧萌折，情之来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连翩络属，情之一也。驰轶步骤，气之达是练揣摩，思之约也。颉颃累贯，韵之齐也。混纯贞粹质之检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又云：“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厉其气。》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
李东阳曰：“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和，耳主声。”又曰：“法度既定，溢而为波，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
王维祯曰：“蜩螗不与蟋蟀齐鸣，絺绤不与貂裘并服。戚悰殊愫，泣笑别音，诗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黄省曾曰：“诗歌之道，天动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古人构唱，真写厥衷，如春蕙秋华，生色堪把，意态各暢，无事雕模。末世风颓，矜虫斗鹤，递相述师，如图缯剪锦，饰画虽严，割强先露。”
谢榛曰：“近体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诗有造物，一句不工则一篇不纯，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盛唐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混成无迹。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於起句，借用旁韵，牵强成章。”又曰：“作诗繁简，各有其宜，譬诸众星丽天，孤霞捧日，无不可观。”
皇甫汸曰：“或谓诗不应苦思，苦思则丧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视反听，研精殚思，寸心几呕，修髯尽枯，深湛守默，鬼神将通之。”又曰：“语欲妥贴，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为砧；片语之类，并弃其馀。”
何良俊云：“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则寄在冥漠；求之於远，则不下带衽。”
语文，则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於《书》者也；序述论议，生於《易》者也；歌咏赋颂，生於《诗》者也；祭祀哀诔，生於《礼》者也；书春天箴铭，生於《春秋》者也。”
韩愈曰：“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然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又曰：“和平之声淡薄，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情，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暢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
苏轼曰：“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当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陈师道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後尽天下之变。子云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涂云：“庄子善用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太史公善用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又曰：“《庄子》者，《易》之变。《离骚》者，《诗》之变。《史记》者，《春秋》之变。”
李攀龙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总论，则魏文帝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张茂先曰：“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
陆士衡曰：“其始也，收视反听，耽思旁迅，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精曈昽而弥宣，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嗽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进。”又曰：“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又曰：“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
殷璠曰：“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有野体、鄙体、俗体，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
柳晚曰：“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与气雄，精则气生，使五采并用，而气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伤气，敷演伤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过也；拙而无委曲，不敷演之过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韩。诗溺於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於谢。”
已上诸家语，虽深浅不同，或志在扬扢，或寄切诲诱，撷而观之，其於艺文思过半矣。
四言诗须本《风雅》，间及韦、曹，然勿相杂也。世有白首铅椠，以训故求之，不解作诗坛赤帜。亦有专习潘陆，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拟古乐府，如《郊祀房中》，须极古雅，发以峭峻。《铙歌》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须斟酌浅深质文之间。汉魏之辞，务寻古色。《相和瑟曲》诸小调，系北朝者，勿使胜质；齐梁以後，勿使胜文。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有分格，有来委，有实境，一涉议论，便是鬼道。
古乐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後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於诗，音尽於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韦’、‘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这後，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语乐府体甚详，聊志之。
世人《选》体，往往谈西京建安，便薄陶谢，此似晓不晓者。毋论彼时诸公，即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采，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师匠宜高，捃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专习凝领之久，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岐级可寻，无色声可指。三谢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极，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乐府，然至唐始暢。其发也，如千钧之弩，一举透革。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一入促节，则凄风急雨，窈冥变幻。转折顿挫，如天骥下坂，明珠走盘。收之则如橐声一击，万骑忽敛，寂然无声。
歌行有三难，起调一也，转节二也，收结三也。惟收为尤难。如作平调，舒徐绵丽者，结须为雅词，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叹意。奔腾汹涌，驱突而来者，须一截便住，勿留有馀。中作奇语，峻夺人魄者，须令上下脉相顾，一起一伏，一顿一挫，有力无迹，方成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
五言律差易得雄浑，加之二字，便觉费力。虽曼声可听，而古色渐稀。七字为句，字皆调美。八句为篇，句皆稳暢。虽复盛唐，代不数人，人不数者。古惟子美，今或于鳞，骤似骇耳，久当论定。
七言律不难中二联，难在发端及结句耳。发端，盛唐人无不佳者。结颇有之，然亦无转入他调及收顿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难，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虚有实，有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云台材木，铢两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对偶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合气守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韵，勿拈险韵，勿傍用韵。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强造语，勿用大历以後事。此诗家魔障，愤之慎之。
绝句固自难，五言尤甚离首即尾，离尾即首，而腰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缓。吾尝读《维摩经》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恆河沙诸天宝座，丈室不增，诸天不减，又一刹那定作六十小劫。须如是乃得。
和韵联句，皆易为诗害而无大益，偶一为之可也。然和韵在於押字浑成，联句在於才力均敌，声华情实中不露本等面目，乃为贵耳。
《骚》赋虽有韵之言，其於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不可偏属。《骚》辞所以总杂理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恆深至，不暇致诠，亦故乱其叙，使同声者自寻，修隙者难摘耳。今若明白条易，便乖厥体。
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其变幻之极，如沧溟开晦，绚烂之至，如霞锦照灼，然後徐而约这，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纵横，无首无尾，了不知结束之妙。又或瑰伟宏富，而神气不流动，如大海乍涸，万宝杂厕，皆是瑕璧，有损连城。然此易耳。惟寒俭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为害也。赋家不患无意，患在无蓄；不患无蓄，患在无以运之。
拟《骚》赋，勿令不读书人便竟。《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歔欷；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歌乱甫毕，肃然敛容；掩卷之馀，徬徨追赏。
物相杂，故曰文。文须五色错综，乃成华采；须经纬就绪，乃成条理。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曰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原先，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劄，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春天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公布，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诔，皆其馀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
吾尝论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达之辞；後之为文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六经》也，四子也，理而辞者也。两汉也，事而辞者也，错以理而已。有也，辞而辞者也，错以事而已。
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掇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文之与诗，固异象同则，孔门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来，无非妙境。
古乐府、《选》体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近体必不可入古耳。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後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於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模拟一篇，则易於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断轮手。自今而後，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暢，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来，麾之而後却，已落第二义矣。
诗有常体，工自体中。文无定规，巧运规外。乐《选》律绝，句字夐殊，声韵各协。下迨填词小技，尤为谨严。《过秦论》也，叙事若传。《夷平传》也，指辨若论。至於序、记、志、述、章、令、书、移，眉目小别，大致固同。然《四诗》拟之则佳，《书》、《易》放之则丑。故法合者，必穷力而自运；法离者，必凝神而并归。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
《风雅三百》，《古诗十九》，人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
《三百篇》删自对手，然旨别浅深，词有至未。今人正如目沧海，便谓无底，不知湛珊瑚者何处。
诗不能无疵，虽《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载猃歇骄”；三名皆田犬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有太促者，“抑罄控忌”，“既亟只且”；有太累者，“不稼不啬，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类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之类也。
《三百篇》经圣删，然而吾断不敢以为法而拟之者，所摘前句是也。《尚书》称圣经，然而吾断不敢以为法而拟之者，《盘庚》诸篇是也。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修辞立其诚，盖辞无所不修，而意则主於达。”今《易系》《礼经家语》《鲁论》《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尝不工也。扬雄氏避其达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译而达之，作帝王本纪，俱非圣人意也。
圣人之文，亦宁无差等乎哉？《禹贡》，千古叙事之祖。如《盘庚》，吾未之敢言也。周公之为诗也，其犹在周书上乎？吾夫子文而不诗，凡传者或非其真者也。
《易》奇而法，《诗》正而葩。韩子之言固然。然《诗》中有《书》，《书》中有《诗》也。“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诗也，姑举数条以例之。《诗》语如“齐侯之子，平王之孙”，“威仪棣棣，不可选也”，“父母这言，亦可畏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送我乎淇之上矣”，“大夫夙退，毋使君劳”，“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心之忧矣，其谁知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皇父卿士。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竹行迈谋，是用不得於道”，“心之忧矣，云如之何”，“或出入讽议，或靡事不为”，“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学有缉熙于光明”，“至于文武，缵太王之绪”，以入《书》，谁能辨也。《书》语如“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无怠无荒，四夷来王”，“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朕志先定，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百僚师师，百工惟时”，“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罔昼夜雒雒，罔水行舟”，“下管鼗，合止柷敔”，“《箫韶》九成，凤为仪”，“莱夷作牧，厥篚檿丝，厥草惟夭，厥木惟乔”，“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於有仁”，“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厥德靡常，九以亡”，“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如虎如貔，如熊如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又“无偏无陂”以至“归其有极”，总为一章。《易语》如“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密云不雨，自我四郊”，“其亡其亡，系於苞桑”，“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後脱之弧”，“困於石，据於蒺藜，入於其宫，不见其妻”，“震来虩虩，笑言哑哑，旅人先笑後号咷”，“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民或求”，以入《诗》谁能辨也？抑不特此，凡《易》卦爻辞彖小象，叶韵者十之八，故《易》亦《诗》也。
秦以前为子家，人一体也，语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故杂而易晦也。左马而至西就，洗之矣。相如，《骚》家流也。子云，子家流也。故不尽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而厌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赘也。材不能高，故其格下也。五季而後，学不能博，而苦其变，故去字，去字是以率也。学不能博，故其直贱也。
语关系，则有魏文帝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锺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飧，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
沈约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龙曰：“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即有永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而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泥而不实，蝉蜕污浊之外者，诗也。”
语赋，则司马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致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传。”
扬子云曰：“诗人之赋典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
语诗，则挚虞曰：“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造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靡丽过美，则与情相悖。”
范晔曰：“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傅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情傅意，则其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锺嵘曰：“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又曰：“诗有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专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词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刘勰曰：“诗有恆裁，体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又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後纬成，理定而後辞暢。”又曰：“文之英雄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独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议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为情者要约而守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又曰：“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烦，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飖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
江淹曰：“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璧犹蓝硃成彩，错杂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
沈约曰：“天机启则六情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协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後须切响。一篇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又曰：“自汉至魏，词人才子，文体三变：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工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然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民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惟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於别离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彫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又曰：“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独孤及曰：“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馀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硃弦疏越大羹遗味之叹。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始备。虽去《雅》浸远，其利有过於古，亦犹路鼗出土鼓，篆籀生於鸟迹。”
刘禹锡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於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一，达於诗者能之。”李德裕曰：“古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於音韵；意尽而止，成篇不拘於只耦。故篇无足曲，词寡累句。”又曰：“璧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炼成字，千炼成句。”
释皎然曰：“诗有四深、二废、四离。四深谓气象氛氲，深於体势；意度槃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滞，深於垢对；用事不直，深於义类。二废谓虽欲废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四离谓欲道情而离深僻，欲经史而离书生，欲高逸而离闲远，欲飞动而离轻浮。”
梅圣俞曰：“思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於言外。”
严羽曰：“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又曰：“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辏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唐庚云：“律伤严，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涂，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叶梦得云：“古今谈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为，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於造化之外。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然其精圆之妙，发之於手。作诗审到此地，岂昨更有馀事？又有引禅宗论三种曰：”其一‘随波逐浪’，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截断众流’，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函盖乾坤’，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俟。”
陈绎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发至情”。
李梦阳曰：“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後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一必虚，叠景者意必二。”又云：“前有浮声，则後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即如人身以魂载魄，生有此体，即有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
徐祯卿曰：“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然情实[A103]渺，必因思以穷其奥；气有粗弱，必因力以夺其偏；词难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极；才易飘扬，必因质以定其移。此诗之流也。若夫妙聘心机，随合节，或钧旨以植义，或宏文以尽心，或缓发如硃弦，或急张如跃栝，或始迅以中留，或既优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壮，或悲凄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发奇而似易，此轮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详也。”又曰：“朦胧萌折，情之来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连翩络属，情之一也。驰轶步骤，气之达是练揣摩，思之约也。颉颃累贯，韵之齐也。混纯贞粹质之检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又云：“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厉其气。》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
李东阳曰：“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和，耳主声。”又曰：“法度既定，溢而为波，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
王维祯曰：“蜩螗不与蟋蟀齐鸣，絺绤不与貂裘并服。戚悰殊愫，泣笑别音，诗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黄省曾曰：“诗歌之道，天动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古人构唱，真写厥衷，如春蕙秋华，生色堪把，意态各暢，无事雕模。末世风颓，矜虫斗鹤，递相述师，如图缯剪锦，饰画虽严，割强先露。”
谢榛曰：“近体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诗有造物，一句不工则一篇不纯，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盛唐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混成无迹。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於起句，借用旁韵，牵强成章。”又曰：“作诗繁简，各有其宜，譬诸众星丽天，孤霞捧日，无不可观。”
皇甫汸曰：“或谓诗不应苦思，苦思则丧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视反听，研精殚思，寸心几呕，修髯尽枯，深湛守默，鬼神将通之。”又曰：“语欲妥贴，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为砧；片语之类，并弃其馀。”
何良俊云：“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则寄在冥漠；求之於远，则不下带衽。”
语文，则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於《书》者也；序述论议，生於《易》者也；歌咏赋颂，生於《诗》者也；祭祀哀诔，生於《礼》者也；书春天箴铭，生於《春秋》者也。”
韩愈曰：“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然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又曰：“和平之声淡薄，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情，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暢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
苏轼曰：“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当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陈师道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後尽天下之变。子云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涂云：“庄子善用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太史公善用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又曰：“《庄子》者，《易》之变。《离骚》者，《诗》之变。《史记》者，《春秋》之变。”
李攀龙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总论，则魏文帝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张茂先曰：“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
陆士衡曰：“其始也，收视反听，耽思旁迅，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精曈昽而弥宣，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嗽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进。”又曰：“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又曰：“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
殷璠曰：“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有野体、鄙体、俗体，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
柳晚曰：“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与气雄，精则气生，使五采并用，而气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伤气，敷演伤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过也；拙而无委曲，不敷演之过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韩。诗溺於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於谢。”
已上诸家语，虽深浅不同，或志在扬扢，或寄切诲诱，撷而观之，其於艺文思过半矣。
四言诗须本《风雅》，间及韦、曹，然勿相杂也。世有白首铅椠，以训故求之，不解作诗坛赤帜。亦有专习潘陆，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拟古乐府，如《郊祀房中》，须极古雅，发以峭峻。《铙歌》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须斟酌浅深质文之间。汉魏之辞，务寻古色。《相和瑟曲》诸小调，系北朝者，勿使胜质；齐梁以後，勿使胜文。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有分格，有来委，有实境，一涉议论，便是鬼道。
古乐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後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於诗，音尽於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韦’、‘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这後，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语乐府体甚详，聊志之。
世人《选》体，往往谈西京建安，便薄陶谢，此似晓不晓者。毋论彼时诸公，即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采，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师匠宜高，捃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专习凝领之久，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岐级可寻，无色声可指。三谢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极，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乐府，然至唐始暢。其发也，如千钧之弩，一举透革。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一入促节，则凄风急雨，窈冥变幻。转折顿挫，如天骥下坂，明珠走盘。收之则如橐声一击，万骑忽敛，寂然无声。
歌行有三难，起调一也，转节二也，收结三也。惟收为尤难。如作平调，舒徐绵丽者，结须为雅词，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叹意。奔腾汹涌，驱突而来者，须一截便住，勿留有馀。中作奇语，峻夺人魄者，须令上下脉相顾，一起一伏，一顿一挫，有力无迹，方成篇法。此是秘密大藏印可之妙。
五言律差易得雄浑，加之二字，便觉费力。虽曼声可听，而古色渐稀。七字为句，字皆调美。八句为篇，句皆稳暢。虽复盛唐，代不数人，人不数者。古惟子美，今或于鳞，骤似骇耳，久当论定。
七言律不难中二联，难在发端及结句耳。发端，盛唐人无不佳者。结颇有之，然亦无转入他调及收顿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难，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虚有实，有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云台材木，铢两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对偶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合气守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韵，勿拈险韵，勿傍用韵。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强造语，勿用大历以後事。此诗家魔障，愤之慎之。
绝句固自难，五言尤甚离首即尾，离尾即首，而腰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缓。吾尝读《维摩经》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恆河沙诸天宝座，丈室不增，诸天不减，又一刹那定作六十小劫。须如是乃得。
和韵联句，皆易为诗害而无大益，偶一为之可也。然和韵在於押字浑成，联句在於才力均敌，声华情实中不露本等面目，乃为贵耳。
《骚》赋虽有韵之言，其於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不可偏属。《骚》辞所以总杂理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恆深至，不暇致诠，亦故乱其叙，使同声者自寻，修隙者难摘耳。今若明白条易，便乖厥体。
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其变幻之极，如沧溟开晦，绚烂之至，如霞锦照灼，然後徐而约这，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纵横，无首无尾，了不知结束之妙。又或瑰伟宏富，而神气不流动，如大海乍涸，万宝杂厕，皆是瑕璧，有损连城。然此易耳。惟寒俭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为害也。赋家不患无意，患在无蓄；不患无蓄，患在无以运之。
拟《骚》赋，勿令不读书人便竟。《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歔欷；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歌乱甫毕，肃然敛容；掩卷之馀，徬徨追赏。
物相杂，故曰文。文须五色错综，乃成华采；须经纬就绪，乃成条理。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曰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原先，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劄，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春天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公布，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诔，皆其馀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
吾尝论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达之辞；後之为文者，辞不胜，跳而匿诸理。《六经》也，四子也，理而辞者也。两汉也，事而辞者也，错以理而已。有也，辞而辞者也，错以事而已。
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掇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文之与诗，固异象同则，孔门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来，无非妙境。
古乐府、《选》体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近体必不可入古耳。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後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於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模拟一篇，则易於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断轮手。自今而後，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暢，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来，麾之而後却，已落第二义矣。
诗有常体，工自体中。文无定规，巧运规外。乐《选》律绝，句字夐殊，声韵各协。下迨填词小技，尤为谨严。《过秦论》也，叙事若传。《夷平传》也，指辨若论。至於序、记、志、述、章、令、书、移，眉目小别，大致固同。然《四诗》拟之则佳，《书》、《易》放之则丑。故法合者，必穷力而自运；法离者，必凝神而并归。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
《风雅三百》，《古诗十九》，人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
《三百篇》删自对手，然旨别浅深，词有至未。今人正如目沧海，便谓无底，不知湛珊瑚者何处。
诗不能无疵，虽《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载猃歇骄”；三名皆田犬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有太促者，“抑罄控忌”，“既亟只且”；有太累者，“不稼不啬，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类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之类也。
《三百篇》经圣删，然而吾断不敢以为法而拟之者，所摘前句是也。《尚书》称圣经，然而吾断不敢以为法而拟之者，《盘庚》诸篇是也。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修辞立其诚，盖辞无所不修，而意则主於达。”今《易系》《礼经家语》《鲁论》《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尝不工也。扬雄氏避其达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译而达之，作帝王本纪，俱非圣人意也。
圣人之文，亦宁无差等乎哉？《禹贡》，千古叙事之祖。如《盘庚》，吾未之敢言也。周公之为诗也，其犹在周书上乎？吾夫子文而不诗，凡传者或非其真者也。
《易》奇而法，《诗》正而葩。韩子之言固然。然《诗》中有《书》，《书》中有《诗》也。“明良喜起”，《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诗也，姑举数条以例之。《诗》语如“齐侯之子，平王之孙”，“威仪棣棣，不可选也”，“父母这言，亦可畏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送我乎淇之上矣”，“大夫夙退，毋使君劳”，“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心之忧矣，其谁知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皇父卿士。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竹行迈谋，是用不得於道”，“心之忧矣，云如之何”，“或出入讽议，或靡事不为”，“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学有缉熙于光明”，“至于文武，缵太王之绪”，以入《书》，谁能辨也。《书》语如“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无怠无荒，四夷来王”，“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朕志先定，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百僚师师，百工惟时”，“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罔昼夜雒雒，罔水行舟”，“下管鼗，合止柷敔”，“《箫韶》九成，凤为仪”，“莱夷作牧，厥篚檿丝，厥草惟夭，厥木惟乔”，“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於有仁”，“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厥德靡常，九以亡”，“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如虎如貔，如熊如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又“无偏无陂”以至“归其有极”，总为一章。《易语》如“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密云不雨，自我四郊”，“其亡其亡，系於苞桑”，“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後脱之弧”，“困於石，据於蒺藜，入於其宫，不见其妻”，“震来虩虩，笑言哑哑，旅人先笑後号咷”，“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民或求”，以入《诗》谁能辨也？抑不特此，凡《易》卦爻辞彖小象，叶韵者十之八，故《易》亦《诗》也。
秦以前为子家，人一体也，语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故杂而易晦也。左马而至西就，洗之矣。相如，《骚》家流也。子云，子家流也。故不尽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而厌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赘也。材不能高，故其格下也。五季而後，学不能博，而苦其变，故去字，去字是以率也。学不能博，故其直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