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
昨天下午，我把钥匙和电话本丢了。
我原本一直将电话本装在上衣的口袋，钥匙也是拴在裤带上的，但一个朋友送给我了手提皮包后，电话本和钥匙才装进去一天就丢了。电话本和钥匙怎么能不带在身上呢？这有什么难看的？现时的中国人，即便一个街头饭店摘菜洗碗的小工、司机和妓女，甚或是政府大楼里的处长和厅长，谁不是电话本装在口袋，钥匙那么一嘟噜地挂在裤带上？！那个该死的出租车司机——我吃过许多出租车司机故意弄坏计价器乱收费的亏，我灵醒了，上车前看了一下他的车号尾数是12——我说去雁塔路8号。他说8号院，那是省委家属院呀，你家住在那里？我怎么能住在那儿，没脑子，住在8号院我能搭你的出租车吗？！我是为一个亲戚的就业去求助姓周的领导的。“我看你也不像8号院的人！”长舌的司机立即对我不以为然了，他开始哼着一首流行歌曲“走呀走，走呀走，走过了多少年华……”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险些撞着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人，他骂了一句“仄”①，同时一口很稠的痰从车窗吐向那人。我知道这司机一定是城里的泼皮出身，就不做声。他却从此粗话再不离口，不停地指着路边的年轻女人说：“小姐！”“又一个小姐！”他看穿得暴露的女人都是小姐，开始骂妓女就是妓女，偏大名叫“小姐”！生殖器叫得再文雅还不就是个××吗？他骂贪官，又骂污吏，骂美国，也骂伊朗，骂下岗的工人多，骂街道的路不平，又骂股票下跌了，骂白粉也不纯，骂除了娘是真的什么都成了假的。他说他什么都不怕，只怕交通警察，“我要是不开车了，我须杀几个交警不可！”我害怕起来，赶忙让他停车，我就是急促促下了车而将皮包忘记了，待那辆出租车已经走得无踪无影，我才想起我的皮包还在车上！
没了电话本和钥匙，我从8号院回来进不了门。明明是我的家，我不能进去，贴在门扇上的宋版木刻门神拓片，秦琼敬德不认我。直等到孩子从学校放学回来开了门才歇着，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又都中断了。同事的老婆患病住院，我得去看望，不知道了医院的电话和病室的床号；熟人的孩子参加了成人考试，答应了替孩子去查查分数，忘记了自考办的同学的呼机号；一部中篇稿件邮递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收到了还是没收到；为盗版而引起的官司，需要通知律师商量出庭的事宜；家乡的父母官到了西安，住的是哪家宾馆哪个房间；单位出现人事内讧，急需向上级领导汇报而先要和领导的秘书约定时间……没有了电话本我一下子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是个瞎子、聋子、星外的来客，一条在沙滩上蹦的鱼。我大声地发着脾气，门却“咚咚”地被敲响，是市人事局送来一沓表格要填。我坐下来写：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这样的表格我至少是填写过一百多份，看样子我还得继续填下去。若论起官衔来，我也是有着相当多的官衔的，小到《美文》杂志的主编，大到全国政协委员。但我从未体会到“人上人”的滋味，把掌柜的当成了伙计我是有经验的。我想，它们对于我在活着的时候百忙而无一利，好处一定是会在我死后的追悼会上念出职务一大串的。但这样的表我得一份又一份填写着。又有人狼一样地叫喊了：“407—！4—0—7—！”这当然喊的是我。我走下楼，是邮递员送来电报。“你是407吗？”他要证实。我说是的，现在我是407，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说完了，我也笑了，原来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呀，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和那一把钥匙！我重新返回楼上继续填写我的表格。在四楼的楼梯口上，隔壁的那位教授(他竟然正是数学系的教授！)正逗他的小儿玩耍。他指着小儿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对小儿说：“这是你的头，这是你的眼，这是你的鼻子……”小儿却说：“都是我的，那我呢，我在哪儿？”教授和我都噎在那里，亏得屋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就那么狼狈地逃走了。
“谁呀？”
“我找贾平凹！”
“你是哪里？”
“我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您是贾平凹吗？”
“是……贾平凹的哥哥。”
“贾平凹还有个哥哥？”
“是堂哥吧！”
“哇！我终于找到啦！我寻不着贾平凹，我却寻着了0298302328！”
“……”
“他现在在哪儿？我有急事要找他，要不，我明日就坐飞机去西安了！”
昨天下午，我把钥匙和电话本丢了。
我原本一直将电话本装在上衣的口袋，钥匙也是拴在裤带上的，但一个朋友送给我了手提皮包后，电话本和钥匙才装进去一天就丢了。电话本和钥匙怎么能不带在身上呢？这有什么难看的？现时的中国人，即便一个街头饭店摘菜洗碗的小工、司机和妓女，甚或是政府大楼里的处长和厅长，谁不是电话本装在口袋，钥匙那么一嘟噜地挂在裤带上？！那个该死的出租车司机——我吃过许多出租车司机故意弄坏计价器乱收费的亏，我灵醒了，上车前看了一下他的车号尾数是12——我说去雁塔路8号。他说8号院，那是省委家属院呀，你家住在那里？我怎么能住在那儿，没脑子，住在8号院我能搭你的出租车吗？！我是为一个亲戚的就业去求助姓周的领导的。“我看你也不像8号院的人！”长舌的司机立即对我不以为然了，他开始哼着一首流行歌曲“走呀走，走呀走，走过了多少年华……”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险些撞着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人，他骂了一句“仄”①，同时一口很稠的痰从车窗吐向那人。我知道这司机一定是城里的泼皮出身，就不做声。他却从此粗话再不离口，不停地指着路边的年轻女人说：“小姐！”“又一个小姐！”他看穿得暴露的女人都是小姐，开始骂妓女就是妓女，偏大名叫“小姐”！生殖器叫得再文雅还不就是个××吗？他骂贪官，又骂污吏，骂美国，也骂伊朗，骂下岗的工人多，骂街道的路不平，又骂股票下跌了，骂白粉也不纯，骂除了娘是真的什么都成了假的。他说他什么都不怕，只怕交通警察，“我要是不开车了，我须杀几个交警不可！”我害怕起来，赶忙让他停车，我就是急促促下了车而将皮包忘记了，待那辆出租车已经走得无踪无影，我才想起我的皮包还在车上！
没了电话本和钥匙，我从8号院回来进不了门。明明是我的家，我不能进去，贴在门扇上的宋版木刻门神拓片，秦琼敬德不认我。直等到孩子从学校放学回来开了门才歇着，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又都中断了。同事的老婆患病住院，我得去看望，不知道了医院的电话和病室的床号；熟人的孩子参加了成人考试，答应了替孩子去查查分数，忘记了自考办的同学的呼机号；一部中篇稿件邮递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收到了还是没收到；为盗版而引起的官司，需要通知律师商量出庭的事宜；家乡的父母官到了西安，住的是哪家宾馆哪个房间；单位出现人事内讧，急需向上级领导汇报而先要和领导的秘书约定时间……没有了电话本我一下子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是个瞎子、聋子、星外的来客，一条在沙滩上蹦的鱼。我大声地发着脾气，门却“咚咚”地被敲响，是市人事局送来一沓表格要填。我坐下来写：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这样的表格我至少是填写过一百多份，看样子我还得继续填下去。若论起官衔来，我也是有着相当多的官衔的，小到《美文》杂志的主编，大到全国政协委员。但我从未体会到“人上人”的滋味，把掌柜的当成了伙计我是有经验的。我想，它们对于我在活着的时候百忙而无一利，好处一定是会在我死后的追悼会上念出职务一大串的。但这样的表我得一份又一份填写着。又有人狼一样地叫喊了：“407—！4—0—7—！”这当然喊的是我。我走下楼，是邮递员送来电报。“你是407吗？”他要证实。我说是的，现在我是407，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说完了，我也笑了，原来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呀，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和那一把钥匙！我重新返回楼上继续填写我的表格。在四楼的楼梯口上，隔壁的那位教授(他竟然正是数学系的教授！)正逗他的小儿玩耍。他指着小儿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对小儿说：“这是你的头，这是你的眼，这是你的鼻子……”小儿却说：“都是我的，那我呢，我在哪儿？”教授和我都噎在那里，亏得屋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就那么狼狈地逃走了。
“谁呀？”
“我找贾平凹！”
“你是哪里？”
“我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您是贾平凹吗？”
“是……贾平凹的哥哥。”
“贾平凹还有个哥哥？”
“是堂哥吧！”
“哇！我终于找到啦！我寻不着贾平凹，我却寻着了0298302328！”
“……”
“他现在在哪儿？我有急事要找他，要不，我明日就坐飞机去西安了！”
我是离不开电话的，但最令我胆战心惊的就是电话，它几乎是每10分钟就响一次，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呼你、催你、逼你，永远不让你安静地呆一会儿。一个人的名字，当然包括他的数字，就是咒与符，有的名字和数字会给你带来吉祥，有些名字和数字带给你的却是烦恼和灾害，我称我的电话是勾命的无常！现在，电话里的声音是个女的，好听的东北语调蛮有节奏，说着说着已经开始带有“哭音”了，我只好坦白了我就是贾平凹，问什么急事？她在那里高兴得拍桌子，啪啪啪，她说他们在编一套关于知青的回忆录丛书，一定得我参加，
然后是一大堆“奉承”我的话。奉承是廉价的，当年全国都在说“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并没有活到1万岁；我是40过半的人了，自觉已经静正，不以宠辱而动心。我说，我现在正身心交瘁，上有老下有小，还都有病；我也肝心胃坏了，需要去养一养，这套丛书恕我不能参加了。女编辑却就是不肯放我，而且允许我放宽交稿的时间。我没出息，缠不过她，也是我一时要逃避，就说那好吧，让我考虑考虑，3天后给予答复。
进入中年后，我是明显地衰老了。头发脱落，牙齿松动，四肢愈来愈细，腰腹日渐宽大，是一个“人蜘蛛”。我诅咒我的中年偏偏是在了世纪之末，国事家事个人事是那样日日夜夜烦扰我。我没有失眠的时候，只是没时间去睡。我的同学，住在楼下另一个单元的已经是文学系教授的冯，他和我做了两年邻居，他说：“你是党员，特殊材料制成的，我要是你这般累，恐怕已经死过两回了！”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之所以不死，是并没有得道，或者说，一个人的苦难还没有受够，上帝是不会让你快乐地死掉的。我和冯教授喝酒——我们常常喝酒——他常常就醉了，他爱说：“但知酒中趣，勿与醒者传。”而我则把我经受磨难的秘诀告诉了他，那就是逃避。
我逃避了女编辑的硬缠软磨，窝在了大沙发里喘息，脑子却不由得不想到了往昔知青的岁月。说来真是奇怪，距离了知青生活25年，25年里每每作想了那5年的岁月莫不是咬牙切齿地诅咒，而现在却变得那样的亲切和珍贵。漫漫的长途上，竟然有一片林子，林子里有野花和荆棘的草坪，有划动着蜉蝣的水池，该坐下来嚼嚼身上口袋里已经风干的馍饼了。
然后是一大堆“奉承”我的话。奉承是廉价的，当年全国都在说“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并没有活到1万岁；我是40过半的人了，自觉已经静正，不以宠辱而动心。我说，我现在正身心交瘁，上有老下有小，还都有病；我也肝心胃坏了，需要去养一养，这套丛书恕我不能参加了。女编辑却就是不肯放我，而且允许我放宽交稿的时间。我没出息，缠不过她，也是我一时要逃避，就说那好吧，让我考虑考虑，3天后给予答复。
进入中年后，我是明显地衰老了。头发脱落，牙齿松动，四肢愈来愈细，腰腹日渐宽大，是一个“人蜘蛛”。我诅咒我的中年偏偏是在了世纪之末，国事家事个人事是那样日日夜夜烦扰我。我没有失眠的时候，只是没时间去睡。我的同学，住在楼下另一个单元的已经是文学系教授的冯，他和我做了两年邻居，他说：“你是党员，特殊材料制成的，我要是你这般累，恐怕已经死过两回了！”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之所以不死，是并没有得道，或者说，一个人的苦难还没有受够，上帝是不会让你快乐地死掉的。我和冯教授喝酒——我们常常喝酒——他常常就醉了，他爱说：“但知酒中趣，勿与醒者传。”而我则把我经受磨难的秘诀告诉了他，那就是逃避。
我逃避了女编辑的硬缠软磨，窝在了大沙发里喘息，脑子却不由得不想到了往昔知青的岁月。说来真是奇怪，距离了知青生活25年，25年里每每作想了那5年的岁月莫不是咬牙切齿地诅咒，而现在却变得那样的亲切和珍贵。漫漫的长途上，竟然有一片林子，林子里有野花和荆棘的草坪，有划动着蜉蝣的水池，该坐下来嚼嚼身上口袋里已经风干的馍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