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化生活>>生活>> 作家评传>> 周汝昌 Zhou Ruchang   中国 China   现代中国   (1918年4月14日2012年5月31日)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周汝昌,我国著名红学家。他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1918年3月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镇。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曾就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周汝昌这位著名的红学家,似乎从小就与《红楼梦》有缘,在孩提时,就听母亲讲述《红楼梦》里的故事。在他脑海里,远远地出现红楼人物的影子。二十年后,这位青年意外发现了曹雪芹生前好友敦敏的《懋斋诗钞》,这一重大发现,为研究曹雪芹提供了重要史料,由此使周汝昌沉醉红学,一生不醒。这正应了他的《献芹集》扉页上的一句话: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周汝昌一生坎坷,二十几岁,双耳失聪,后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仅靠右眼0.01的视力支撑他治学至今。《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书法艺术》、《杨万里选集》,这一部部穷尽毕生心血研治的作品,展示了周先生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和造诣,远非“红学家”一词所能概括。今虽已是耄耋之人,思维较先前毫不逊色,每日仍笔不停挥,著书立说。
自序
  不知缘何,人们颇喜读些回忆录性质的书。回忆者,事已成“史”,邈不可追,看它何用? 况且个人的回忆,如非伟人巨匠、政要高官,那生活、阅历的圈子很有限,又有什么真正值 得回忆而且值得一读的呢?我对此总觉有些疑而不解。最近忽有所“悟”:人从小孩时起就 特别爱听故事,此乃天性也,没有更好的解释。那么故事者,究竟为何物也?很明白,意思 就是“老时候的事情”,并无差错——至于后来把童话、神话、鬼话、编造虚构的“谎话 ”,一股脑儿都叫做“故事”,那无非是借用它作个泛称罢了。所以,回忆才是真正的“故 事”。人们爱听,盖有由也。
  您此时打开的这本书,够不上“回忆录”,只是些片片断断的小“故事”。
  
  我非伟人要人,写这些有什么意义或意味呢?那就在于您用什么尺码和眼光去衡量看待了。 比如我小时候吃的、穿的、用的、见的、叫的、经的、历的……没有一样是与现时相同的, 一写旧事老话儿,处处得加“注”了,不然已经没人懂了。我生于民国七年,岁次戊午,而 那时没人说“我生于1918”这类的话,更没有什么“公元”的名目加在年头上。那时买东西 花的钱是“银圆”和“铜子儿”(也有“铜板”之称)。老头儿很多不是光头,而是“留个帽 缨子”——什么叫“帽缨子”?清帝“逊位”了,男人不再留长辫子,剪了去,脑后的那“ 片 ”头发还在,“披松”着(俗语谓随便松散、不加梳理),像清代官帽上的红缨子也。试问: 这不加“注”,您懂吗?
  
  老太太是小脚,走路时两臂的宽袖要左右挑起来“助势”而成“走姿”,或一臂扭起来,腰 眼灵活,很好看。少女不叫什么姑娘小姐,称“闺女”,裹脚的还很多,一概留大辫子,那 种端庄淑静的气质很美——没有“满街跑的”(此为讥笑女孩子的话)。
  
  家常生活用具是木器与铜器居多。铜器今已绝迹久矣,那时脸盆、火盆、手脚炉、茶壶、家 具箱匣上所有“四眼”、蜡扦、佛前的磬、锁钥……处处是铜的。
  
  衣服鞋袜,都是“家做”,妇女一针一线苦工所制,有钱的城里人才到鞋店、衣店去买。袜 子中老年人还多是布缝的,“时髦”的才穿“洋袜子”——是线织的,不禁磨,很快露出大 脚后跟,谁也没财力几天换一双新的,得用布补——补得不好极难看!可真是个大烦人的事 ……
  
  这些,说三天三夜也完不了,不“回忆”怎么行呢?——什么叫“历史”?难道就是些朝代名 、地名、人名、事件名……吗?那有什么好看、好听的?
  
  这么一说,我这琐末的“故事”,竟然也会“有趣”了。
  
  “看官”读我这片段的故事,就会发问:此人到底是个何等样人?总得有个大概的“定义” 、“定位”、“定品”才是。我也时常自问:我是何如人?这回答又易又难。易,只一句 话: 书呆子也。难,比方就看完了这本书,也未必说得清是一个什么样式的书呆子,有何特点? 有自己的人生观吗?理想何在?毛病缺陷都是怎样的?这就“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
  
  只说人生观吧。明朝的书画大名家唐伯虎(寅),人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可是他自号“ 六如居士”,这是何所取义呢?大约是《金刚经》的典故,那个偈语很有名:“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六如者,此也。
  
  更妙的,是传闻沪上已故名画家某先生曾藏有一件石雕水盂,镌有“二如居士”之款识,传 者谓是曹雪芹遗物。若然,这可巧极了,雪芹堪膺“江北第一风流才子”的荣号,他也明白 六如的意思并从而翻用变用之——“二如”者,如梦如幻也,正是《红楼梦》卷头“作者自 云:曾历过一番梦幻”的注脚了!
  
  两大才子,他们真的将人生“参透”,视为“六如”、“二如”了吗?我怀疑。比方雪芹若 真看破了尘世一切,诸相皆空,那他绝不会再“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地去写什么“红楼 ”之“梦”。
  
  梦,假名也。此梦指的正是真,是实,绝非虚无飘渺也。
  
  我引来这些,是为了表明,我不以为我回忆的人、物、事、境都已成“梦”。不然,都很真 实,历史永存。
  
  这种不承认梦幻虚实的死硬脑筋,在佛家看来就叫做“痴人”,执著人生,痴迷不悟——不 觉 (jiào) 不醒之义也。而在世间,这也就是书呆子气了。因为对人生太 认真。
  
  书呆子的真定义不是“只会抱书本”、“纸上谈兵”,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事事“看不开” 、“想不通”,人家早已明白奥妙、一笑置之的事情,他却十分认真地争执、计较——还带 着不平和“义愤”!旁人窃笑,他还自以为是立德立功立言。
  
  书呆子的另一“特色”是十二分天真,以为世上没坏人,没心地险恶的卑鄙小人,没专门损 人利己的无道德无情义的人——更以为世上没有假文人、假学者,没有借了“学术”去招摇 撞骗、到 处捞名取利的人。他遇上这种人,不知识别,还以为可与深交,结果让人家利用了之后,再 以打击攻击贬抑排挤为“报答”。
  
  书呆子谁写得最好?我推文康在《儿女英雄传》里写安公子安龙媒(骥),这傻瓜因父遭受诬 难,带了银子远行赎救,丝毫不谙世途人心之险厄,老仆华忠的谆谆嘱咐是:“逢人只说三 分话,未可全交一片心!”于是他牢牢记住——等到十三妹何玉凤问他带了多少银子时,他 就按实数算出“三分之一”来向那不识面的女子“报账”。这简直写尽了书呆子的一片“老 谋深算”和煞费苦心。
  
  但我无法与人家公子相比,我一见了人,就忘了“三分话”的忠告,却总是倾心吐胆,一片 心全 部交出。人家一听便知:这倒是个傻瓜,好对付;心里早已有了盘算:今后如何来“使用” 之。
  
  书呆子之可笑如此,可怜亦如此。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古语云:傻人自有傻人福。我也有“福”。这“福”就是到处有好人 暗中护念扶持——算命的常说,“犯小人”,“有贵人”,似乎真有此理。我既犯小人之忌 ,又得贵人之助。这也可谓“得天独厚”了,还不该“知足常乐”乎?
  
  回顾大半生,求学是小学、中学、大学三阶段因战乱、沦陷,失学废学共计十余年之多,挣 扎到大学毕业,已年华老大,别人无此例,多少不同班次的同学都已功业成就了,我是个最 不幸者。但我学业成绩好,从高中起,凭奖学金上学,没花过家中什么钱(一个破落的旧式 大家庭)。再说就职工作,也很奇特:都是人家找到我,而不是我的努力求职所致。平生工 作 三大阶段:一高校教书,二出版社编辑,三研究院顾问兼研究员,都不是我自己去求职的。 有特聘,有特调,有商请。我若说自己耻于钻营谋求,就会有自夸之嫌;如谓自己根本不会 钻营奔竞,则并无任何嫌疑可言。
  
  例如,在大学做“自助工作”(即今之“打工”是也),是外国研究生找我,帮他(她)们读古 书。到华西大学去教翻译,是因一篇英文论文的“因缘”特电来聘。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 冯雪峰请中宣部特电川大调京。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因友人一句话相邀而成议的(我双目 损后,协和医院主治大夫张承芬女士,三次主动给我开出证明书,说再不可做编辑工作了。 我还是并未辞职,社方也并未“处置”我。我仍想回高校教课,亦未定。适胡文彬先生来访 ,对我说,还是进研究院,和我们在一起吧!因此这才决定调职的——笔者附注)。
  
  再例如,出版著作也不是我去求人,皆是友人主动办理或出版社来索书稿。
  
  我在患难、险困中,总有好人予以暗中的呵护帮扶。遭到无端的诬谤攻击,其势汹汹,又总 有正义之士代为抱打不平,说几句公道话或揭示真相。
  
  所有这些,还不是“贵人”是什么?如以为那是迷信,则可以不用彼语,就讨个自大,说是 “吉人天相”,大概也还使得吧?
  
  自己为人脾性有毛病,有怪癖。因为实在很多,难以尽举,况且亦难与人言、不便昌言者, 故只随手记其数端,豹斑鼎脔,又何必求益求全乎?
  
  不知为何,我极惜纸,怕看见人糟蹋纸。自己有纸也舍不得使,破纸条、包物纸,都存着“ 备 用”。张中行先生撰文写我,说我写信用的纸都是大小破烂的纸片,就说我这么“不在乎” 整 洁,是“六朝人物”(此外他写我耳目皆损之可笑,比如咫尺间不识对面谁何,比如打雷也 如无所闻,别的就没什么可言了)。
  
  我又极爱汉字,看见破坏、丑化、作践汉字的现象,都很难过,认为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不幸 。特别喜爱民间无名(不留姓名)的良工巧匠,手工玩具,年画,灯彩,鼓乐, 盖庙的,塑像 的,壁画的,刻木的,雕玉的……都是大师,都比文人可爱可珍,我简直是崇拜他们——也 替他们抱屈。
  
  我不是“宰相”或权位者,说自己“爱才”有点儿不太对劲儿,但我实实是惜才重才——见 人有一善一长,也心喜意惬,愿为之揄扬说项。因此给人作序,写评职称的鉴定,甚至调工 作的请求信件,写信,倡和……绝不自惜一点儿力气心血。为此,有时朋友评我热心太切, 往往称赞过高,惹人讥议,劝我加慎,宜识人辨品。其言极是,可我终难改过。给一些人效 了劳,他们过后如陌路人,连个纸片也不肯回赐了。这也是我的“报应”吧?
  
  我很乐意为人解困分忧,也救过人的命 参看《水寨奇遇记》篇[附记]。 。 “不干己事休开 口 ”,怎么“自责”也办不到。因此得罪人,也受报应 。更不幸者,当然也会遇上“中山狼”一类可怕的人物。
  
  以上,都是书呆子的脾性,可为明证。
  
  我崇拜中华文艺史上的“三圣”:书圣王右军,诗圣杜少陵,稗圣曹雪芹。此外也顶礼“二 山”:晚唐诗人李义山(商隐)与北宋词人晏小山( 几[jī]道 )。
  
  我酷爱美玉,酷嗜民族音乐戏曲。
  
  除了咬文嚼字、弄笔掉文,我什么也无能为,也不会做。“生活不能自理”,十足的废物一 个。我坚信今后的时代社会,绝不会再出现我这样的人了。
  
  诗曰:
  
  一介书生总性呆,也缘奇事见微怀。
  
  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
  
  写于庚辰七月中元节前
楔子
  上
  我怎么会和《红楼梦》缔结了文缘?不可思议。也许这并非“文”缘,而是“灵性已通”的 感悟之缘,亦未可知。因为在中华文化上讲,聪颖智慧之更高层,还有精神交流的天人合 一之事理,这在我们叫做感悟,曹雪芹采纳了晋代艺术大师顾恺之的用语,叫做“通灵”, 也即是交感而悟知的意思。人的精神活动,有此一义,并不玄虚,更非神秘。人之所以与其 他动物有别,最要者就是赋有一种灵性——就是能感能悟的能力。此能力与智与慧不无关联 ,但不等同;比如有人“智商”很高,记忆力特强,推理逻辑极周密……他会成为杰出的 自然科学家,但不一定都能有“灵性”,感悟性较差,这种例子所在皆有,普通现象也。
  
  鄙人出身寒微,有些人误以为是书香门第,那相差太远了。寒门坐落天津与大沽之间的一个 村镇名曰咸水沽——水实甚佳,一点也不咸;听说大港那边有一处叫甜水井子,水却苦 而不 甜,相映成趣。咸水沽地处旧海河大湾之东南岸,为天津府八镇之一,属七十二沽之列。这 一带“起家”的都是养船户,劳动人民。伯祖父周锐,本是大船户韩家的一名伙计,其后成 了创业人,自己有了大船。船走渤海,以运贩关东的粮、米为主,辛苦而担险,却有利润— —于是成了地主。我不幸出生于这个家庭,所以“文革”挨批斗时,“革命者”叫我“狗 崽子”。这种出身,甚不光彩。所以怀有自卑之感,自觉低人一等。
  
  这个地主家庭有一个“花园子”,不想它和《红楼梦》发生了一种出人意外的联想。
  
  原来,这家地主很特别:没有佃户,也没有粮租——因为地是海滨沿子的盐碱地,不能耕种 ,只有小片浅水处,可生芦苇杂草。地主不是良田万顷,是草洼子主,只有租户割了草归他 所 有,纳草若干为“租”。地主收了“进”来的草,须有个地方存草,于是家里有了一处 存草地。我从小耳闻的,就是天津人说的“草火[柴火]园子”。
  
  伯祖父最爱胞弟周铜(我之祖父),说跑海船太不容易了,现时已有吃的、住的,你不用再去 受罪,在家里照管照管吧……
  
  我祖父一生没“做事”、“任职”,享了哥哥赐予的大福气。他酷爱文学艺术,禀性不俗。 因 见草火园子里本有像是从明末遗存的古树(还有大果树),就将计就计,引泉搭桥,堆土作亭 ……还盖了一座小楼,名之曰“爽秋楼”。又因内供魁星,亲友能书者又赠一匾曰“旭升 阁”。雇了伙计、把式,看园子,管花木,竟然经营得颇有可观。在这一带(俗称海河沟儿 里),这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出了点儿小名气。听老年人说:庚子乱世那年,此地为日本军占 驻,在日本人眼里口里,“修家”(日语把周念成“修”)花园堪称
  
  一景。但家里人始终只叫“草火园子”。
  
  我几岁时,母亲就常给我讲园子的旧事,令我神往。母亲说:老八爷(祖父大排行第八)不回 家,就住园子里。那时候园子可太好了,花草树木好看极了!每到花盛开时,他总是把全家 各院(族大人多了,分住多处,以某院呼之)的闺女媳妇们叫去,一齐去看花。这些年轻的, 不 像如今这么不讲究,都要打扮起来——当年那样的衣裳和梳妆,你哪里知道,见过?那一 大群真是花团锦簇,老八爷看见我们来了,高兴极了,带领着各处游遍了,还给讲这叫什么 花、那是什么树。我总说,那真像《红楼梦》!
  
  母亲的话,我并不全懂得确切,可是总也难忘,总在“想象”那个境界。
  
  母亲还说,老八爷喜欢的是西院的那些侄子侄孙们,爱他们的风流才藻,诗文书画,吹拉弹 唱,件件皆能。不喜欢你爸爸,嫌他古板儿,没才气(拘拘谨谨,朴朴素素,不会什么)。最 爱西院四先生(谓我之堂兄,号雨臣);四先生爱看《红楼梦》,见人就讲一段——“这丫头 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有桂花油!……”
  
  母亲回忆,仍然那么津津有味。我听了更不懂是怎么回事,可是也怪,总记得这些话。
  
  中
  
  小时候家里的“小说环境”很有趣:父亲(名景颐,号幼章)好《三国》,炕桌上总有一部《 三国演义》,不知何版,插图极精,常常翻看一回,懂得欣赏那种铁画银钩的白描“版画” 式的工笔画,但对内容没有兴趣——不喜欢你争我战。父亲还在西邻的文华书局买了一本《 小三国演义》让我看,是世界书局编的一套通俗节本,这小书也很可爱,可是怎么也没引起 我对“三国”的真兴趣。母亲(名李彩凤)则专好《红楼梦》。
  
  三哥(名泽昌,字雨仁)自幼是个小说迷,他买了大批“闲书”,小字石印本,武侠类、济公 传,杂七杂八,并无高雅之品——那时锁着,我也并未多见。
  
  因听母亲常讲《红楼梦》,她又正有一部《石头记》,我就试着看。可是一开头就读不下去 ,什么“作者自云……”一大篇,觉得沉闷乏味,看不下去——很晚才考知那是“回前 批” 混入正文,正文真正开始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这才真像“说书”。如 此试了多次,都失败了,掩卷而罢。到底从何时才真坚持读下去?是否一次就读完整部?恐怕 也不是,一切记不清了。但是从十五岁(虚岁)上初中,自学作诗填词,那“格调”全出《红 楼梦》——诗的七言句像“葬花吟”,小令的句法像“柳絮词”!这表明那时我并非草草翻 看、浮光掠影了,着实受了些熏陶浸染。
  
  1935年考入南开高中,同屋好友是黄裳(学名容鼎昌)。现已记不清由何引发,谈《红》 忽然 成了我们两个人的课余共语的一大主题。我曾有专文名为《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 记叙当时少年意趣。
  
  下
  
  以上所叙,“红学”之渊源也。然我之平生,下工夫最多的却是诗词学与书法学,如不讲及 ,实则难符“观人必以其全”的道理了,是以也宜粗记这两个方面的种因与萌芽。
  
  寒家无书,幼时即有求书的渴望,问父亲怎么咱家没书看,父亲答说:本有些书,在西院里 ,他们学问都富,后来你大堂嫂一把火都烧了!
  
  我听了,又去问母亲,想知道西院的旧事遗闻,母亲说,大先生(当时对我们这一辈大排行 都这么称呼)是个风流人物,才气过人,不拘小节,可是你那位大嫂子不喜欢他,嫌他没能 耐,什么(世俗事务)也不会,说:都是书把你害的,成了书呆子!我烧了它!
  
  …………
  
  我们那一方,老时候不讲妇女教育,大多数是无知识,也缺乏正当的教养,可以兴叹。
  
  且说大堂兄,本名周湘,表字春帆——只听听这名这号,就是一片诗情画意了,可见我们虽 是村镇船家,那文化气味确实不俗。母亲对西院的几位堂侄各有才华,常致赞赏之意。
  
  因此,自幼苦无书读。父亲因家计不裕,人口多而收入甚少,诸事极俭,也从未有过给孩辈 买本新书的念头。
  
  于是我只能在“本处”(家里)乱找。说来可怜——父亲“书斋”里所有的“典籍”书目是: 一部《古文观止》、一本《千家诗》、一函石印的写刻本《郑板桥集》。
  
  这让人家听了,岂不“大牙笑掉”!但事实不容“打扮”,我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长大的 。
  
  谁知,就是这么“寒伧”的条件,这么一小点儿“文化颗粒”,竟然也对我发生了影响。假 使连 这也无有,事情也许就会变样子。因悟不论家庭文化环境如何,父母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多 给儿童添置一些优秀读物,实不可漠然视之,关系是太大了。
  
  那本《千家诗》是村塾陋册,木刻小窄册子,毫不精美,可是那些诗,尤其是七言绝句,引 我入迷。
  
  父亲也能作诗,北方人,却对入声字(属仄声)一个不会错,不知怎么学的;但他不是“诗人 型 ”、“才子型”的人,也绝口不教孩子声律之事。我的“诗感”也是从母亲那儿得到启诱的 。
  
  母亲是独生女,我之外祖父恰如我的七爷爷,是养船创业之人,无嗣,将遗产全交给了弟弟 (乡语四姥爷),女儿并无继承权。我母亲自幼慕学,但只能听家塾中族兄弟的读书声,心神 向往,尤其喜爱那吟诵(今曰“美读”,不是“朗诵”的那白话腔)唐诗的音韵。她还能仿摹 几句,我记得的是“雨来NFDA2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 (yān) 姬翠黛愁。……”那全是北土豪迈健爽之声腔,抑扬顿挫,好听极了!
  
  她也能背《千家诗》里的七言绝句,如:“月移花影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 拾去,却教(jiāo) 明月送将来。”慈母的诗教,对我幼小心灵的赐予,终身难忘 。
  
  至于郑板桥,他的诗词自然还不能全懂,但感觉上是此人的文笔清新,有真性情,有点儿喜 欢。
  
  应该补一句:父亲还有一部《诗韵合璧》。从这书里,自己摸索,渐渐地自悟了韵脚与四声 的道理——没有一个人教过我一句有关知识学问。
  
  父亲在故乡一带,书法的名气不小,一年到头,求字的络绎不绝。父亲的字,功底是欧楷, 笔墨扎实之极;然后习行书,则认上了东坡。
  
  东坡与弟子由二人之书是宋代名家中最得六朝笔法的慧眼高手,所惜者坊间流行的苏帖 皆非佳品,看不见苏书的真命脉,受些限制。但父亲的笔致仍然敷畅遒利,不像清末学苏者 和造 假苏迹的那种劣札的任何病态。他的最晚期的字是学赵子昂的《织图诗》草书墨迹,只是喜 其草法简古,而与圆熟肥软的“赵体”无关(其实真赵书并不是那样子)。
  
  我自幼当写字的“书童”,研墨,抻纸,晾字,都懂行。到了腊月,更是热闹忙碌,求写 年对的一大卷一大卷的接踵而来。每日写的晾满几间客屋地上,也容不下。
  
  那时求字都懂规矩,讲礼貌:纸是自己裁好了,背面写明是何处所贴,各有规制。宣纸的, 皆于背面纸角上贴一红签,上写“敬求墨宝,赐呼××”。
  
  父亲不是“挂笔单”卖字的,义务劳动,懂礼的到年节时分,送些雅礼——以茶叶为多。送 墨(汁)、点心等物的也有之。
  
  在我心目中,父亲最擅场的还不是一般人求的条幅(俗称“挑山”)之类;他有两大“拿手活 ”:一是朱柏庐《治家格言》,二是牌匾大字(古之“榜书”)。
  
  前者是求字的最珍重的“点活”,要由南纸局用玉版宣裁好四扇屏的规格尺寸,用朱丝栏画 好方格——全文字数是一定的,字照规矩是正楷,一笔不能带行草——率意之处。父亲是“ 默诵”书,不看本子,记忆精熟,一气呵成,神完气足。这是真功夫,一点儿假也羼不得。 平生只有一次,到后幅一走神写漏(脱落)了一个字,就只好全部作废。
  
  牌匾大字古称“榜书”、“擘窠”字,最小也有五尺见方,用大抓笔(斗笔,无细长柄),需 整瓶墨汁入大墨海(NFDC2)加研。父亲是瘦人,身材只中等,平时也不见他“练”大字 ,但一拿 起大抓笔,濡墨蘸饱,如“成竹在胸”,那字出来,结体神态,无一点可挑剔处,晾在平地 还不太显,一经刻木高悬,再一仰观,这才“见真格的”,无不赞叹。城市里的牌匾,少有 能及。
  
  我当书童是熏陶濡染。至于习字,家里虽有一部《三希堂法帖》石印本,好像是文明书局印 的,原装一个木箱,因当时是珍品,父亲不喜我乱翻,我也轻易不去触动。但偶尔偷看看, 觉得最奇怪的是书圣右军的《兰亭》帖,在全部《三希》出现多次,一次一个样子——定武 本、神龙本、褚临本、陆继善钩摹本……尤其看到元代的陆摹,那等的飞动精奇,而“定 武”却那么板滞无神,心里着实纳闷!
  
  到底右军真面是哪一本最能传达几分?这个大问题,是我大半生追寻的理想目标——至老未 息。
  
  诗曰:
  
  藤阴侍砚墨香幽,艳说红楼拟旧楼。
  
  永忆慈声吟杜句,雨 席上翠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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