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奪目紅》問世之後不太久，就已有續集的成稿，就是說，《奪目紅》在印製工序運轉之中，我不是無所事事，還是照常逐日執筆，乘興研《紅》，積纍到適宜的篇幅時，即可集為一帙，以續前文——所以這兒就又有了一百三十篇拙作要獻與讀者。在推敲書名之時，作傢出版社的王寶生先生早就有了高見，他說，建議題為《紅樓別樣紅》。我覺得此議不俗，而且自然渾成，無雕琢之習氣，有深厚的意味，就立即采用他的嘉言美意。
怎麽叫“別樣紅”？如尋繹來由，就會想起南宋四大詩傢之一的楊萬裏的名句：“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別樣”真是一個獨特的形容詞，它本身就很“別樣”——什麽也沒說，卻信服地令人領會了那種與衆不同的、而又找不到合宜而懇切的話來表達衷懷的贊美，衹能說：哎！果真是與衆不同，無與倫比！
《紅樓夢》之紅，即她的真美，就正是“別樣”的紅，簡直無法形容，沒有一個切當的字眼可以用得上。那麽，我們自然就會不斷地追尋這個“別樣紅”的各種緣由、因素，究竟是什麽神奇的奧妙，竟使得這部“小說”（其“說”不“小”呀！）如此地奪人眼目，更令人嘆為一萬部書也比不上她這個“別樣”？荷花的紅，本來已與桃花、杏花、牡丹紅、石榴紅……“萬紫千紅”不同了，偏偏又加上那清波麗日的上下照應，這個“紅”可就太“別樣”了！楊萬裏是個大詩人，連他也沒“辦法”——大約是“想了半日”，也沒個道理可言，就衹好拿了一個“別樣”來“繳捲”。詩人畢竟是智慧之士，他不去“參死句”，也更不替人立什麽條條框框——讓各人去體會那個“別樣”吧，誰若能為荷花的紅做出一個科學分析和定義，自然他比詩人就更有學識和才幹了。我們期待衆多專傢學者來“解讀”的是荷花的紅，當然更是《紅樓夢》的紅。
或許會有人解說：文學藝術，不是已由大傢認同要有“個性”嗎？如今這個“別樣”豈不正是“個性”之義？若問及此，卻又不可混為一談，因為“個性”衹是個生理、心理科學性的名詞，而“別樣紅”卻不能等於“個性紅”。“別樣紅”是說《紅樓夢》這部著作的內容、意義和藝術成就是異乎尋常的。她的文采之美，她的超凡邁俗的鮮活之氣，那一種人間的情緣和詩詞境界——遠遠望上去，就全與衆不同。這也許可以叫做“個性”，但絶不是“個性”所能表達的風光景象。
說來說去，那個“別樣紅”，是找不到十分理想的“代詞”的，詩人楊萬裏之所以選定了它，定非是草率漫然“湊字”的緣由。
這本小書，雖然題了此名，一點兒也不是要“破解”這個神奇奧秘，衹是想提醒同好者，我們應當致力於領會這“別樣紅”之可喜可貴，因而共同尋究其種種來由與因素，認識這是中華大文化的一項不可忘掉的研討課題。
乙酉六月中草草寫訖
《紅樓別樣紅》是《紅樓奪目紅》的姊妹編，但問世遲了，這並非寫作的緩慢，衹不過是目壞益甚，字跡難認，以致錄入的工序拖得倍於尋常了。書稿大約多半寫於甲申，次年乙酉也有少數續作。而此刻寫序，已是丙戌之秋，正在閏七月之間。
如今，讓我就《紅樓別樣紅》這個書名的意義和感想在補充幾句。
南宋四大傢楊誠齋的名句，寫得讓人喜愛。他說“荷出（不是‘緑’）波”；曹子建寫《洛神賦》，他不言紅而反雲緑，然而其別樣之紅也，卻又不寫而自見。這麽一比，倒覺得誠齋之句落於正筆，反遜了子建一籌。
然而，問題卻並非糾聚在紅與不紅之上，而是那個“別樣”，方顯示出誠齋到底不同凡響，他創造了“別樣紅”這種超群的詩句，詠花大都色紅，紅不少見，然而少見的是“別樣”之紅。而荷花之紅與那些名花之紅都不一樣，因此，我很喜歡這個“別樣紅”，她比較藴藉，稍有厚度，不那麽張皇——紅是不錯的，但不帶強光濃豔。究其實，“紅樓”之紅，不拘如何，總是真美的，好比老杜愛黃四娘傢的滿溪之花，“可愛深紅愛淺紅？”真令人不知是深些好看還是淺些好看——這是無法強行“稱量”美醜高低的，再往根上講，奪目之紅，正因她是別樣——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那根本不存在什麽“別樣”，那她又靠什麽來“奪目”呢？
雪芹的《紅樓》，一部奇書怎麽看也是紅得讓人觀玩不盡。還有一點不可忘掉：誠齋詠荷，說的是“映日”的荷花纔有“別樣”之紅；我則為之指出：“紅樓”之紅，卻不單靠映日，她映月也紅得“別樣”，風中雨中，雲裏霧裏，她紅得總是那麽與衆不同，所以“紅樓”之“別樣紅”是無所倚無所待的。她是自己的“一生愛好是天然（《牡丹亭》名句）”，她的真紅是內在而外照的，又何必乞靈於自身以外去物色乎？
《別樣紅》的內容與《奪目紅》相差不遠，都是重讀芹書的新領受、新思量，而且又都是以感悟為主的新收穫。紅學的研究不單靠什麽資料，即所謂“證據”，讀芹書者而有所會心的都識此理；所謂“考證”，其實也是邊考邊悟，邊悟邊考；悟中有考，考中有悟。假若有人想要打出“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的牌子來，那就連自然科學也不懂得是怎麽發生的了。牛頓明白地心吸力是“上帝”給他留下“史料”“檔案”為“據”的事情嗎？同樣，富蘭剋林發現電之存在也衹是從放風箏上得力於一個“悟”字，這都是小學生的常識嘛！別拿什麽可貽笑大方的陳言來嚇唬三歲孩兒，多學點真知灼見。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傢、大科學家們都是先有感悟，以樸素的“猜想”作為開步，進而取得偉大的成就，不是可以令人作一番深長思嗎？當然，有的人連感悟是怎麽回事也沒法理解，他沒有這個能力和經驗，所以就會有對牛彈琴之嘆了。
詩曰：
映日荷花別樣紅，移來藉美贊芹公。
海棠零落胭脂雪，桃杏紛紜俗眼中。
牛女今年兩度逢，不知悲喜異耶同。
白首雙星字鬥大，豈能無謂穴來風。
露玉風金捐扇羅，鵲橋高架渡星河。
夜涼仿佛囊螢意，唯有研紅歲月多。
《別樣紅》聯《奪目紅》，賣瓜難效老王雄。
從來敝帚皆珍重，自炫寒傢本不窮。
蘭蕙當門勢務鋤，誤離幽𠔌涉通途。
芳園綺幕遮名利，吳宓先生嘆妙姑[註]。
［註］
1954年上元佳節吳宓先生為我題詞之往事，他人不知。蓋其所題全仿《紅樓夢》第五回《世難容》，因知先生實以妙玉自喻也。
中華農歷歲在丙戌閏七月中浣解味寫記於爽秋樓影居
怎麽叫“別樣紅”？如尋繹來由，就會想起南宋四大詩傢之一的楊萬裏的名句：“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別樣”真是一個獨特的形容詞，它本身就很“別樣”——什麽也沒說，卻信服地令人領會了那種與衆不同的、而又找不到合宜而懇切的話來表達衷懷的贊美，衹能說：哎！果真是與衆不同，無與倫比！
《紅樓夢》之紅，即她的真美，就正是“別樣”的紅，簡直無法形容，沒有一個切當的字眼可以用得上。那麽，我們自然就會不斷地追尋這個“別樣紅”的各種緣由、因素，究竟是什麽神奇的奧妙，竟使得這部“小說”（其“說”不“小”呀！）如此地奪人眼目，更令人嘆為一萬部書也比不上她這個“別樣”？荷花的紅，本來已與桃花、杏花、牡丹紅、石榴紅……“萬紫千紅”不同了，偏偏又加上那清波麗日的上下照應，這個“紅”可就太“別樣”了！楊萬裏是個大詩人，連他也沒“辦法”——大約是“想了半日”，也沒個道理可言，就衹好拿了一個“別樣”來“繳捲”。詩人畢竟是智慧之士，他不去“參死句”，也更不替人立什麽條條框框——讓各人去體會那個“別樣”吧，誰若能為荷花的紅做出一個科學分析和定義，自然他比詩人就更有學識和才幹了。我們期待衆多專傢學者來“解讀”的是荷花的紅，當然更是《紅樓夢》的紅。
或許會有人解說：文學藝術，不是已由大傢認同要有“個性”嗎？如今這個“別樣”豈不正是“個性”之義？若問及此，卻又不可混為一談，因為“個性”衹是個生理、心理科學性的名詞，而“別樣紅”卻不能等於“個性紅”。“別樣紅”是說《紅樓夢》這部著作的內容、意義和藝術成就是異乎尋常的。她的文采之美，她的超凡邁俗的鮮活之氣，那一種人間的情緣和詩詞境界——遠遠望上去，就全與衆不同。這也許可以叫做“個性”，但絶不是“個性”所能表達的風光景象。
說來說去，那個“別樣紅”，是找不到十分理想的“代詞”的，詩人楊萬裏之所以選定了它，定非是草率漫然“湊字”的緣由。
這本小書，雖然題了此名，一點兒也不是要“破解”這個神奇奧秘，衹是想提醒同好者，我們應當致力於領會這“別樣紅”之可喜可貴，因而共同尋究其種種來由與因素，認識這是中華大文化的一項不可忘掉的研討課題。
乙酉六月中草草寫訖
《紅樓別樣紅》是《紅樓奪目紅》的姊妹編，但問世遲了，這並非寫作的緩慢，衹不過是目壞益甚，字跡難認，以致錄入的工序拖得倍於尋常了。書稿大約多半寫於甲申，次年乙酉也有少數續作。而此刻寫序，已是丙戌之秋，正在閏七月之間。
如今，讓我就《紅樓別樣紅》這個書名的意義和感想在補充幾句。
南宋四大傢楊誠齋的名句，寫得讓人喜愛。他說“荷出（不是‘緑’）波”；曹子建寫《洛神賦》，他不言紅而反雲緑，然而其別樣之紅也，卻又不寫而自見。這麽一比，倒覺得誠齋之句落於正筆，反遜了子建一籌。
然而，問題卻並非糾聚在紅與不紅之上，而是那個“別樣”，方顯示出誠齋到底不同凡響，他創造了“別樣紅”這種超群的詩句，詠花大都色紅，紅不少見，然而少見的是“別樣”之紅。而荷花之紅與那些名花之紅都不一樣，因此，我很喜歡這個“別樣紅”，她比較藴藉，稍有厚度，不那麽張皇——紅是不錯的，但不帶強光濃豔。究其實，“紅樓”之紅，不拘如何，總是真美的，好比老杜愛黃四娘傢的滿溪之花，“可愛深紅愛淺紅？”真令人不知是深些好看還是淺些好看——這是無法強行“稱量”美醜高低的，再往根上講，奪目之紅，正因她是別樣——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那根本不存在什麽“別樣”，那她又靠什麽來“奪目”呢？
雪芹的《紅樓》，一部奇書怎麽看也是紅得讓人觀玩不盡。還有一點不可忘掉：誠齋詠荷，說的是“映日”的荷花纔有“別樣”之紅；我則為之指出：“紅樓”之紅，卻不單靠映日，她映月也紅得“別樣”，風中雨中，雲裏霧裏，她紅得總是那麽與衆不同，所以“紅樓”之“別樣紅”是無所倚無所待的。她是自己的“一生愛好是天然（《牡丹亭》名句）”，她的真紅是內在而外照的，又何必乞靈於自身以外去物色乎？
《別樣紅》的內容與《奪目紅》相差不遠，都是重讀芹書的新領受、新思量，而且又都是以感悟為主的新收穫。紅學的研究不單靠什麽資料，即所謂“證據”，讀芹書者而有所會心的都識此理；所謂“考證”，其實也是邊考邊悟，邊悟邊考；悟中有考，考中有悟。假若有人想要打出“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的牌子來，那就連自然科學也不懂得是怎麽發生的了。牛頓明白地心吸力是“上帝”給他留下“史料”“檔案”為“據”的事情嗎？同樣，富蘭剋林發現電之存在也衹是從放風箏上得力於一個“悟”字，這都是小學生的常識嘛！別拿什麽可貽笑大方的陳言來嚇唬三歲孩兒，多學點真知灼見。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傢、大科學家們都是先有感悟，以樸素的“猜想”作為開步，進而取得偉大的成就，不是可以令人作一番深長思嗎？當然，有的人連感悟是怎麽回事也沒法理解，他沒有這個能力和經驗，所以就會有對牛彈琴之嘆了。
詩曰：
映日荷花別樣紅，移來藉美贊芹公。
海棠零落胭脂雪，桃杏紛紜俗眼中。
牛女今年兩度逢，不知悲喜異耶同。
白首雙星字鬥大，豈能無謂穴來風。
露玉風金捐扇羅，鵲橋高架渡星河。
夜涼仿佛囊螢意，唯有研紅歲月多。
《別樣紅》聯《奪目紅》，賣瓜難效老王雄。
從來敝帚皆珍重，自炫寒傢本不窮。
蘭蕙當門勢務鋤，誤離幽𠔌涉通途。
芳園綺幕遮名利，吳宓先生嘆妙姑[註]。
［註］
1954年上元佳節吳宓先生為我題詞之往事，他人不知。蓋其所題全仿《紅樓夢》第五回《世難容》，因知先生實以妙玉自喻也。
中華農歷歲在丙戌閏七月中浣解味寫記於爽秋樓影居
我寫的這個題目似乎多餘無味，誰不知道這部書寫的是榮、寧二府，是特定的主題內容，二府是“大傢風範”，非“小門小戶”所能比擬……
這都說得對。衹是我要問一句：什麽是“大傢”？夠個“大傢”的因素、特徵又是什麽？是否人人會答，是否一句話簡單可了？恐怕就不一定敢保了。
有人說，族大人衆，故稱大傢。
有人說，世代仕宦，生活富厚，是為大傢。
這也都是不錯的。可是衹是缺漏了一個更重要的內核沒說清楚——即：文化教養，詩禮熏陶。
看看《紅樓夢》，族大人衆，似乎如此，其實真正的“人衆”不過赦、政、璉、玉、珍、蓉屈指可數而已，其他蕓、薔、菖、葛等等，實皆配角，不占主位。故賈府之為“大傢”者，並不在此。
再看仕宦，那更不怎麽樣，遠遠夠不上王公將帥，督撫宰卿，衹是個（內務府）員外郎和捐資的虛銜罷了。這比起真正的大富大貴的清代高官來差得太懸殊了。
那麽可知，賈府的成為“大傢”者正在於他傢的世代文化教養，詩禮熏陶——正如書中明寫的，是“詩禮簪纓之族”。
試看以下幾個例證——
賈母史太君，似乎不識字，遊園至藕香榭，叫湘雲念對聯聽。但她的藝術審美水平高極了。
她見寶釵屋裏太素，立即為之“佈置”陳設，衹消幾件古玩，便改換了環境氣氛，又大方，又典雅。這就是文化素養熏陶，俗人是不具備這種眼光才氣的。
再看這位老太太調理出來的貼身大丫鬟鴛鴦。她的牙牌令，是代老太太發令的“令官”，你看那所發的牌副兒，出口成章，沒有文化教養行嗎？
鴛鴦遭了事，“大老爺”要討她當小老婆，氣憤得以死相抗爭——就在這樣的情勢和心境下，她對來作“說客”的嫂子還嘴相鬥時，卻還說出了這樣的話：
（嫂子自辯說的是“好話”，她立刻還話——）“什麽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畫（話）！”
這真令人絶倒，同時也令人傾倒。一個沒有深厚文化陶冶的家庭，其丫鬟侍女，能說得出半句這樣的妙語來嗎？試比一比《金瓶梅》裏女流的聲口氣味，就真是雲泥懸隔了。
老太太的評說戲文、彈唱，講解特級珍貴織品“霞影紗”、“軟煙羅”的名色、質地、用場，都包涵着非常超衆的審美文化因素在內，絶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賈府的丫鬟、小廝的名字，也是文化的表現之一面。麝月、檀雲、晴雯、綺霞（或作）、引泉、鋤藥、伴鶴、挑雲……不從文化上品味，看《紅樓》就無甚趣味——因為沒有文化的“大傢”，是俗不可耐的傢族，包括文物、器用、語言、舉止……都無例外。
至於起詩社，製燈謎，行酒令等等之類，在我看來，反倒不如上述的幾個方面更為耐人尋味。因為那些弄文索句，是文人遊戲消遣之事，固然不懂文化不行，然而真正的文化教養，又在“文字”之外，不一定有跡可求，而是一種素質、品格、氣味的“無形”之事情。
有教養的人，可以不識字，不讀書，一樣可欽可愛，可友可師。這是個風範的大問題。書中寫“薛大傻子”種種可笑，並非是說他就是個壞人，不是的，目的就在寫他的缺少文化教養——就成了趨嚮下流的紈子弟，聲色是求，飽食終日，為社會之蠹蟲，造物之浪費。
探春三姑娘為何把迎、惜比得大大遜色？雖說是“纔自精明志自高”，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她的文化修養高，文化要求也強——試讀她寫給寶玉的小柬就可曉悟。她舉出古人在沒有好條件之下還要尋求“些山滴水”。這是何義？不是別的，實即文化的嚮往，超物質的精神生活纔是真的“生活”。物質的豐足雖好，也衹是為了更能“生存”，而不一定等於“生活”也。
詩曰：
中華文化在何方？試展《紅樓》細忖量。
識得鴛鴦宣酒令，也如畫卦有羲皇。
這都說得對。衹是我要問一句：什麽是“大傢”？夠個“大傢”的因素、特徵又是什麽？是否人人會答，是否一句話簡單可了？恐怕就不一定敢保了。
有人說，族大人衆，故稱大傢。
有人說，世代仕宦，生活富厚，是為大傢。
這也都是不錯的。可是衹是缺漏了一個更重要的內核沒說清楚——即：文化教養，詩禮熏陶。
看看《紅樓夢》，族大人衆，似乎如此，其實真正的“人衆”不過赦、政、璉、玉、珍、蓉屈指可數而已，其他蕓、薔、菖、葛等等，實皆配角，不占主位。故賈府之為“大傢”者，並不在此。
再看仕宦，那更不怎麽樣，遠遠夠不上王公將帥，督撫宰卿，衹是個（內務府）員外郎和捐資的虛銜罷了。這比起真正的大富大貴的清代高官來差得太懸殊了。
那麽可知，賈府的成為“大傢”者正在於他傢的世代文化教養，詩禮熏陶——正如書中明寫的，是“詩禮簪纓之族”。
試看以下幾個例證——
賈母史太君，似乎不識字，遊園至藕香榭，叫湘雲念對聯聽。但她的藝術審美水平高極了。
她見寶釵屋裏太素，立即為之“佈置”陳設，衹消幾件古玩，便改換了環境氣氛，又大方，又典雅。這就是文化素養熏陶，俗人是不具備這種眼光才氣的。
再看這位老太太調理出來的貼身大丫鬟鴛鴦。她的牙牌令，是代老太太發令的“令官”，你看那所發的牌副兒，出口成章，沒有文化教養行嗎？
鴛鴦遭了事，“大老爺”要討她當小老婆，氣憤得以死相抗爭——就在這樣的情勢和心境下，她對來作“說客”的嫂子還嘴相鬥時，卻還說出了這樣的話：
（嫂子自辯說的是“好話”，她立刻還話——）“什麽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畫（話）！”
這真令人絶倒，同時也令人傾倒。一個沒有深厚文化陶冶的家庭，其丫鬟侍女，能說得出半句這樣的妙語來嗎？試比一比《金瓶梅》裏女流的聲口氣味，就真是雲泥懸隔了。
老太太的評說戲文、彈唱，講解特級珍貴織品“霞影紗”、“軟煙羅”的名色、質地、用場，都包涵着非常超衆的審美文化因素在內，絶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賈府的丫鬟、小廝的名字，也是文化的表現之一面。麝月、檀雲、晴雯、綺霞（或作）、引泉、鋤藥、伴鶴、挑雲……不從文化上品味，看《紅樓》就無甚趣味——因為沒有文化的“大傢”，是俗不可耐的傢族，包括文物、器用、語言、舉止……都無例外。
至於起詩社，製燈謎，行酒令等等之類，在我看來，反倒不如上述的幾個方面更為耐人尋味。因為那些弄文索句，是文人遊戲消遣之事，固然不懂文化不行，然而真正的文化教養，又在“文字”之外，不一定有跡可求，而是一種素質、品格、氣味的“無形”之事情。
有教養的人，可以不識字，不讀書，一樣可欽可愛，可友可師。這是個風範的大問題。書中寫“薛大傻子”種種可笑，並非是說他就是個壞人，不是的，目的就在寫他的缺少文化教養——就成了趨嚮下流的紈子弟，聲色是求，飽食終日，為社會之蠹蟲，造物之浪費。
探春三姑娘為何把迎、惜比得大大遜色？雖說是“纔自精明志自高”，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她的文化修養高，文化要求也強——試讀她寫給寶玉的小柬就可曉悟。她舉出古人在沒有好條件之下還要尋求“些山滴水”。這是何義？不是別的，實即文化的嚮往，超物質的精神生活纔是真的“生活”。物質的豐足雖好，也衹是為了更能“生存”，而不一定等於“生活”也。
詩曰：
中華文化在何方？試展《紅樓》細忖量。
識得鴛鴦宣酒令，也如畫卦有羲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