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夺目红》问世之后不太久，就已有续集的成稿，就是说，《夺目红》在印制工序运转之中，我不是无所事事，还是照常逐日执笔，乘兴研《红》，积累到适宜的篇幅时，即可集为一帙，以续前文——所以这儿就又有了一百三十篇拙作要献与读者。在推敲书名之时，作家出版社的王宝生先生早就有了高见，他说，建议题为《红楼别样红》。我觉得此议不俗，而且自然浑成，无雕琢之习气，有深厚的意味，就立即采用他的嘉言美意。
怎么叫“别样红”？如寻绎来由，就会想起南宋四大诗家之一的杨万里的名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别样”真是一个独特的形容词，它本身就很“别样”——什么也没说，却信服地令人领会了那种与众不同的、而又找不到合宜而恳切的话来表达衷怀的赞美，只能说：哎！果真是与众不同，无与伦比！
《红楼梦》之红，即她的真美，就正是“别样”的红，简直无法形容，没有一个切当的字眼可以用得上。那么，我们自然就会不断地追寻这个“别样红”的各种缘由、因素，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奥妙，竟使得这部“小说”（其“说”不“小”呀！）如此地夺人眼目，更令人叹为一万部书也比不上她这个“别样”？荷花的红，本来已与桃花、杏花、牡丹红、石榴红……“万紫千红”不同了，偏偏又加上那清波丽日的上下照应，这个“红”可就太“别样”了！杨万里是个大诗人，连他也没“办法”——大约是“想了半日”，也没个道理可言，就只好拿了一个“别样”来“缴卷”。诗人毕竟是智慧之士，他不去“参死句”，也更不替人立什么条条框框——让各人去体会那个“别样”吧，谁若能为荷花的红做出一个科学分析和定义，自然他比诗人就更有学识和才干了。我们期待众多专家学者来“解读”的是荷花的红，当然更是《红楼梦》的红。
或许会有人解说：文学艺术，不是已由大家认同要有“个性”吗？如今这个“别样”岂不正是“个性”之义？若问及此，却又不可混为一谈，因为“个性”只是个生理、心理科学性的名词，而“别样红”却不能等于“个性红”。“别样红”是说《红楼梦》这部著作的内容、意义和艺术成就是异乎寻常的。她的文采之美，她的超凡迈俗的鲜活之气，那一种人间的情缘和诗词境界——远远望上去，就全与众不同。这也许可以叫做“个性”，但绝不是“个性”所能表达的风光景象。
说来说去，那个“别样红”，是找不到十分理想的“代词”的，诗人杨万里之所以选定了它，定非是草率漫然“凑字”的缘由。
这本小书，虽然题了此名，一点儿也不是要“破解”这个神奇奥秘，只是想提醒同好者，我们应当致力于领会这“别样红”之可喜可贵，因而共同寻究其种种来由与因素，认识这是中华大文化的一项不可忘掉的研讨课题。
乙酉六月中草草写讫
《红楼别样红》是《红楼夺目红》的姊妹编，但问世迟了，这并非写作的缓慢，只不过是目坏益甚，字迹难认，以致录入的工序拖得倍于寻常了。书稿大约多半写于甲申，次年乙酉也有少数续作。而此刻写序，已是丙戌之秋，正在闰七月之间。
如今，让我就《红楼别样红》这个书名的意义和感想在补充几句。
南宋四大家杨诚斋的名句，写得让人喜爱。他说“荷出（不是‘绿’）波”；曹子建写《洛神赋》，他不言红而反云绿，然而其别样之红也，却又不写而自见。这么一比，倒觉得诚斋之句落于正笔，反逊了子建一筹。
然而，问题却并非纠聚在红与不红之上，而是那个“别样”，方显示出诚斋到底不同凡响，他创造了“别样红”这种超群的诗句，咏花大都色红，红不少见，然而少见的是“别样”之红。而荷花之红与那些名花之红都不一样，因此，我很喜欢这个“别样红”，她比较蕴藉，稍有厚度，不那么张皇——红是不错的，但不带强光浓艳。究其实，“红楼”之红，不拘如何，总是真美的，好比老杜爱黄四娘家的满溪之花，“可爱深红爱浅红？”真令人不知是深些好看还是浅些好看——这是无法强行“称量”美丑高低的，再往根上讲，夺目之红，正因她是别样——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那根本不存在什么“别样”，那她又靠什么来“夺目”呢？
雪芹的《红楼》，一部奇书怎么看也是红得让人观玩不尽。还有一点不可忘掉：诚斋咏荷，说的是“映日”的荷花才有“别样”之红；我则为之指出：“红楼”之红，却不单靠映日，她映月也红得“别样”，风中雨中，云里雾里，她红得总是那么与众不同，所以“红楼”之“别样红”是无所倚无所待的。她是自己的“一生爱好是天然（《牡丹亭》名句）”，她的真红是内在而外照的，又何必乞灵于自身以外去物色乎？
《别样红》的内容与《夺目红》相差不远，都是重读芹书的新领受、新思量，而且又都是以感悟为主的新收获。红学的研究不单靠什么资料，即所谓“证据”，读芹书者而有所会心的都识此理；所谓“考证”，其实也是边考边悟，边悟边考；悟中有考，考中有悟。假若有人想要打出“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牌子来，那就连自然科学也不懂得是怎么发生的了。牛顿明白地心吸力是“上帝”给他留下“史料”“档案”为“据”的事情吗？同样，富兰克林发现电之存在也只是从放风筝上得力于一个“悟”字，这都是小学生的常识嘛！别拿什么可贻笑大方的陈言来吓唬三岁孩儿，多学点真知灼见。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们都是先有感悟，以朴素的“猜想”作为开步，进而取得伟大的成就，不是可以令人作一番深长思吗？当然，有的人连感悟是怎么回事也没法理解，他没有这个能力和经验，所以就会有对牛弹琴之叹了。
诗曰：
映日荷花别样红，移来借美赞芹公。
海棠零落胭脂雪，桃杏纷纭俗眼中。
牛女今年两度逢，不知悲喜异耶同。
白首双星字斗大，岂能无谓穴来风。
露玉风金捐扇罗，鹊桥高架渡星河。
夜凉仿佛囊萤意，唯有研红岁月多。
《别样红》联《夺目红》，卖瓜难效老王雄。
从来敝帚皆珍重，自炫寒家本不穷。
兰蕙当门势务锄，误离幽谷涉通途。
芳园绮幕遮名利，吴宓先生叹妙姑[注]。
［注］
1954年上元佳节吴宓先生为我题词之往事，他人不知。盖其所题全仿《红楼梦》第五回《世难容》，因知先生实以妙玉自喻也。
中华农历岁在丙戌闰七月中浣解味写记于爽秋楼影居
怎么叫“别样红”？如寻绎来由，就会想起南宋四大诗家之一的杨万里的名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别样”真是一个独特的形容词，它本身就很“别样”——什么也没说，却信服地令人领会了那种与众不同的、而又找不到合宜而恳切的话来表达衷怀的赞美，只能说：哎！果真是与众不同，无与伦比！
《红楼梦》之红，即她的真美，就正是“别样”的红，简直无法形容，没有一个切当的字眼可以用得上。那么，我们自然就会不断地追寻这个“别样红”的各种缘由、因素，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奥妙，竟使得这部“小说”（其“说”不“小”呀！）如此地夺人眼目，更令人叹为一万部书也比不上她这个“别样”？荷花的红，本来已与桃花、杏花、牡丹红、石榴红……“万紫千红”不同了，偏偏又加上那清波丽日的上下照应，这个“红”可就太“别样”了！杨万里是个大诗人，连他也没“办法”——大约是“想了半日”，也没个道理可言，就只好拿了一个“别样”来“缴卷”。诗人毕竟是智慧之士，他不去“参死句”，也更不替人立什么条条框框——让各人去体会那个“别样”吧，谁若能为荷花的红做出一个科学分析和定义，自然他比诗人就更有学识和才干了。我们期待众多专家学者来“解读”的是荷花的红，当然更是《红楼梦》的红。
或许会有人解说：文学艺术，不是已由大家认同要有“个性”吗？如今这个“别样”岂不正是“个性”之义？若问及此，却又不可混为一谈，因为“个性”只是个生理、心理科学性的名词，而“别样红”却不能等于“个性红”。“别样红”是说《红楼梦》这部著作的内容、意义和艺术成就是异乎寻常的。她的文采之美，她的超凡迈俗的鲜活之气，那一种人间的情缘和诗词境界——远远望上去，就全与众不同。这也许可以叫做“个性”，但绝不是“个性”所能表达的风光景象。
说来说去，那个“别样红”，是找不到十分理想的“代词”的，诗人杨万里之所以选定了它，定非是草率漫然“凑字”的缘由。
这本小书，虽然题了此名，一点儿也不是要“破解”这个神奇奥秘，只是想提醒同好者，我们应当致力于领会这“别样红”之可喜可贵，因而共同寻究其种种来由与因素，认识这是中华大文化的一项不可忘掉的研讨课题。
乙酉六月中草草写讫
《红楼别样红》是《红楼夺目红》的姊妹编，但问世迟了，这并非写作的缓慢，只不过是目坏益甚，字迹难认，以致录入的工序拖得倍于寻常了。书稿大约多半写于甲申，次年乙酉也有少数续作。而此刻写序，已是丙戌之秋，正在闰七月之间。
如今，让我就《红楼别样红》这个书名的意义和感想在补充几句。
南宋四大家杨诚斋的名句，写得让人喜爱。他说“荷出（不是‘绿’）波”；曹子建写《洛神赋》，他不言红而反云绿，然而其别样之红也，却又不写而自见。这么一比，倒觉得诚斋之句落于正笔，反逊了子建一筹。
然而，问题却并非纠聚在红与不红之上，而是那个“别样”，方显示出诚斋到底不同凡响，他创造了“别样红”这种超群的诗句，咏花大都色红，红不少见，然而少见的是“别样”之红。而荷花之红与那些名花之红都不一样，因此，我很喜欢这个“别样红”，她比较蕴藉，稍有厚度，不那么张皇——红是不错的，但不带强光浓艳。究其实，“红楼”之红，不拘如何，总是真美的，好比老杜爱黄四娘家的满溪之花，“可爱深红爱浅红？”真令人不知是深些好看还是浅些好看——这是无法强行“称量”美丑高低的，再往根上讲，夺目之红，正因她是别样——若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那根本不存在什么“别样”，那她又靠什么来“夺目”呢？
雪芹的《红楼》，一部奇书怎么看也是红得让人观玩不尽。还有一点不可忘掉：诚斋咏荷，说的是“映日”的荷花才有“别样”之红；我则为之指出：“红楼”之红，却不单靠映日，她映月也红得“别样”，风中雨中，云里雾里，她红得总是那么与众不同，所以“红楼”之“别样红”是无所倚无所待的。她是自己的“一生爱好是天然（《牡丹亭》名句）”，她的真红是内在而外照的，又何必乞灵于自身以外去物色乎？
《别样红》的内容与《夺目红》相差不远，都是重读芹书的新领受、新思量，而且又都是以感悟为主的新收获。红学的研究不单靠什么资料，即所谓“证据”，读芹书者而有所会心的都识此理；所谓“考证”，其实也是边考边悟，边悟边考；悟中有考，考中有悟。假若有人想要打出“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牌子来，那就连自然科学也不懂得是怎么发生的了。牛顿明白地心吸力是“上帝”给他留下“史料”“档案”为“据”的事情吗？同样，富兰克林发现电之存在也只是从放风筝上得力于一个“悟”字，这都是小学生的常识嘛！别拿什么可贻笑大方的陈言来吓唬三岁孩儿，多学点真知灼见。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们都是先有感悟，以朴素的“猜想”作为开步，进而取得伟大的成就，不是可以令人作一番深长思吗？当然，有的人连感悟是怎么回事也没法理解，他没有这个能力和经验，所以就会有对牛弹琴之叹了。
诗曰：
映日荷花别样红，移来借美赞芹公。
海棠零落胭脂雪，桃杏纷纭俗眼中。
牛女今年两度逢，不知悲喜异耶同。
白首双星字斗大，岂能无谓穴来风。
露玉风金捐扇罗，鹊桥高架渡星河。
夜凉仿佛囊萤意，唯有研红岁月多。
《别样红》联《夺目红》，卖瓜难效老王雄。
从来敝帚皆珍重，自炫寒家本不穷。
兰蕙当门势务锄，误离幽谷涉通途。
芳园绮幕遮名利，吴宓先生叹妙姑[注]。
［注］
1954年上元佳节吴宓先生为我题词之往事，他人不知。盖其所题全仿《红楼梦》第五回《世难容》，因知先生实以妙玉自喻也。
中华农历岁在丙戌闰七月中浣解味写记于爽秋楼影居
我写的这个题目似乎多馀无味，谁不知道这部书写的是荣、宁二府，是特定的主题内容，二府是“大家风范”，非“小门小户”所能比拟……
这都说得对。只是我要问一句：什么是“大家”？够个“大家”的因素、特征又是什么？是否人人会答，是否一句话简单可了？恐怕就不一定敢保了。
有人说，族大人众，故称大家。
有人说，世代仕宦，生活富厚，是为大家。
这也都是不错的。可是只是缺漏了一个更重要的内核没说清楚——即：文化教养，诗礼熏陶。
看看《红楼梦》，族大人众，似乎如此，其实真正的“人众”不过赦、政、琏、玉、珍、蓉屈指可数而已，其他芸、蔷、菖、葛等等，实皆配角，不占主位。故贾府之为“大家”者，并不在此。
再看仕宦，那更不怎么样，远远够不上王公将帅，督抚宰卿，只是个（内务府）员外郎和捐资的虚衔罢了。这比起真正的大富大贵的清代高官来差得太悬殊了。
那么可知，贾府的成为“大家”者正在于他家的世代文化教养，诗礼熏陶——正如书中明写的，是“诗礼簪缨之族”。
试看以下几个例证——
贾母史太君，似乎不识字，游园至藕香榭，叫湘云念对联听。但她的艺术审美水平高极了。
她见宝钗屋里太素，立即为之“布置”陈设，只消几件古玩，便改换了环境气氛，又大方，又典雅。这就是文化素养熏陶，俗人是不具备这种眼光才气的。
再看这位老太太调理出来的贴身大丫鬟鸳鸯。她的牙牌令，是代老太太发令的“令官”，你看那所发的牌副儿，出口成章，没有文化教养行吗？
鸳鸯遭了事，“大老爷”要讨她当小老婆，气愤得以死相抗争——就在这样的情势和心境下，她对来作“说客”的嫂子还嘴相斗时，却还说出了这样的话：
（嫂子自辩说的是“好话”，她立刻还话——）“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话）！”
这真令人绝倒，同时也令人倾倒。一个没有深厚文化陶冶的家庭，其丫鬟侍女，能说得出半句这样的妙语来吗？试比一比《金瓶梅》里女流的声口气味，就真是云泥悬隔了。
老太太的评说戏文、弹唱，讲解特级珍贵织品“霞影纱”、“软烟罗”的名色、质地、用场，都包涵着非常超众的审美文化因素在内，绝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贾府的丫鬟、小厮的名字，也是文化的表现之一面。麝月、檀云、晴雯、绮霞（或作）、引泉、锄药、伴鹤、挑云……不从文化上品味，看《红楼》就无甚趣味——因为没有文化的“大家”，是俗不可耐的家族，包括文物、器用、语言、举止……都无例外。
至于起诗社，制灯谜，行酒令等等之类，在我看来，反倒不如上述的几个方面更为耐人寻味。因为那些弄文索句，是文人游戏消遣之事，固然不懂文化不行，然而真正的文化教养，又在“文字”之外，不一定有迹可求，而是一种素质、品格、气味的“无形”之事情。
有教养的人，可以不识字，不读书，一样可钦可爱，可友可师。这是个风范的大问题。书中写“薛大傻子”种种可笑，并非是说他就是个坏人，不是的，目的就在写他的缺少文化教养——就成了趋向下流的纨子弟，声色是求，饱食终日，为社会之蠹虫，造物之浪费。
探春三姑娘为何把迎、惜比得大大逊色？虽说是“才自精明志自高”，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文化修养高，文化要求也强——试读她写给宝玉的小柬就可晓悟。她举出古人在没有好条件之下还要寻求“些山滴水”。这是何义？不是别的，实即文化的向往，超物质的精神生活才是真的“生活”。物质的丰足虽好，也只是为了更能“生存”，而不一定等于“生活”也。
诗曰：
中华文化在何方？试展《红楼》细忖量。
识得鸳鸯宣酒令，也如画卦有羲皇。
这都说得对。只是我要问一句：什么是“大家”？够个“大家”的因素、特征又是什么？是否人人会答，是否一句话简单可了？恐怕就不一定敢保了。
有人说，族大人众，故称大家。
有人说，世代仕宦，生活富厚，是为大家。
这也都是不错的。可是只是缺漏了一个更重要的内核没说清楚——即：文化教养，诗礼熏陶。
看看《红楼梦》，族大人众，似乎如此，其实真正的“人众”不过赦、政、琏、玉、珍、蓉屈指可数而已，其他芸、蔷、菖、葛等等，实皆配角，不占主位。故贾府之为“大家”者，并不在此。
再看仕宦，那更不怎么样，远远够不上王公将帅，督抚宰卿，只是个（内务府）员外郎和捐资的虚衔罢了。这比起真正的大富大贵的清代高官来差得太悬殊了。
那么可知，贾府的成为“大家”者正在于他家的世代文化教养，诗礼熏陶——正如书中明写的，是“诗礼簪缨之族”。
试看以下几个例证——
贾母史太君，似乎不识字，游园至藕香榭，叫湘云念对联听。但她的艺术审美水平高极了。
她见宝钗屋里太素，立即为之“布置”陈设，只消几件古玩，便改换了环境气氛，又大方，又典雅。这就是文化素养熏陶，俗人是不具备这种眼光才气的。
再看这位老太太调理出来的贴身大丫鬟鸳鸯。她的牙牌令，是代老太太发令的“令官”，你看那所发的牌副儿，出口成章，没有文化教养行吗？
鸳鸯遭了事，“大老爷”要讨她当小老婆，气愤得以死相抗争——就在这样的情势和心境下，她对来作“说客”的嫂子还嘴相斗时，却还说出了这样的话：
（嫂子自辩说的是“好话”，她立刻还话——）“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话）！”
这真令人绝倒，同时也令人倾倒。一个没有深厚文化陶冶的家庭，其丫鬟侍女，能说得出半句这样的妙语来吗？试比一比《金瓶梅》里女流的声口气味，就真是云泥悬隔了。
老太太的评说戏文、弹唱，讲解特级珍贵织品“霞影纱”、“软烟罗”的名色、质地、用场，都包涵着非常超众的审美文化因素在内，绝非一般人所能企及。
贾府的丫鬟、小厮的名字，也是文化的表现之一面。麝月、檀云、晴雯、绮霞（或作）、引泉、锄药、伴鹤、挑云……不从文化上品味，看《红楼》就无甚趣味——因为没有文化的“大家”，是俗不可耐的家族，包括文物、器用、语言、举止……都无例外。
至于起诗社，制灯谜，行酒令等等之类，在我看来，反倒不如上述的几个方面更为耐人寻味。因为那些弄文索句，是文人游戏消遣之事，固然不懂文化不行，然而真正的文化教养，又在“文字”之外，不一定有迹可求，而是一种素质、品格、气味的“无形”之事情。
有教养的人，可以不识字，不读书，一样可钦可爱，可友可师。这是个风范的大问题。书中写“薛大傻子”种种可笑，并非是说他就是个坏人，不是的，目的就在写他的缺少文化教养——就成了趋向下流的纨子弟，声色是求，饱食终日，为社会之蠹虫，造物之浪费。
探春三姑娘为何把迎、惜比得大大逊色？虽说是“才自精明志自高”，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文化修养高，文化要求也强——试读她写给宝玉的小柬就可晓悟。她举出古人在没有好条件之下还要寻求“些山滴水”。这是何义？不是别的，实即文化的向往，超物质的精神生活才是真的“生活”。物质的丰足虽好，也只是为了更能“生存”，而不一定等于“生活”也。
诗曰：
中华文化在何方？试展《红楼》细忖量。
识得鸳鸯宣酒令，也如画卦有羲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