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东藩，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丁丑) 6月13日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 (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郕，号东藩（又作东帆）。他创作了11部、1040回、600余万字的演义体历史小说：《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民国9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他是我国近代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
蔡东藩小时候家境比较贫寒，求学之路历尽艰辛。为了替父母治病，他甚至还替人做过科考枪手；23岁时，以贡生朝考优等的身份被派遣到江西省以知县候补。
蔡东藩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称病回家。辛亥革命后，他来到上海，与好友邵希雍一起编撰图书。那个时候，蔡东藩对革命前景十分乐观，他编撰的图书《中等新论说文范》就很能反映这一点。可惜好景不长，接下来一连串的政治变故使他的热血迅速冷却，“静观之，渐得清醒之识”，且看他在《民国通俗演义》开篇中的描写：
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间，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全国人士，奔走呼应……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听得民军大胜，人人拍手，个个腾欢，偶然民军小挫，便都疾首蹙额，无限忧愁……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脑儿夺还，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脑儿扫清。我国四万万同胞，总道是民国肇兴，震烁今古，从此光天化日，函夏无尘，大家好安享太平了。当时我也有此妄想。
谁知民国元二年，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诽，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脑后……那足智多能的袁项城……竟仗着兵力，逐去议员，取消国会……竟欲将辛苦经营的中华民国，据为袁氏一人的私产……
……
南方也党派纷争，什么滇系，什么桂系，什么粤系，口舌不足，继以武力。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咳！好好一座中国江山，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闹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诘，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转令无知无识的百姓，反说是前清制度，没有这般瞎闹，暗地里怨悔得很。
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事业心的蔡东藩，看透那所谓“民主”真相之后，决心要做一些实事来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他对“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的说法非常认同，觉得“这才是熟谙史实的学人悟出的真理，深析社会的智者找到的实径”。
的确，客观认识历史，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有很大现实指导意义。唐太宗说得好：“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二》）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不胜枚举，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刻以其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实在是事半功倍，再好也没有了。
问题在于，记载史实的书籍——确切说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史，全部都是用典雅深奥的文言写成。在那个知识基本被精英阶层垄断的年代，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通过阅读，直接与真实的历史面对面，自然也就不存在客观认识它并使之转化为内心力量的可能。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才“饱含无奈和希冀”说出那样的话。
首肯了意义，摆到蔡东藩面前的依然有两条道。一条是结合风行民间的戏剧、话本甚至口头传说，创作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小说（这一类的代表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另一条是抛开或者说弱化文学要素，尊重历史原貌，不假华饰，不事虚伪，力求“无一事无史料来历”，创作“通俗化的史书”（这一类的代表是冯梦龙等人的《东周列国志》）。
他将如何选择？
二
答案其实很简单。
蔡东藩作为具有“史家”秉性的文人，他当然不会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记载到拥有严肃意义的作品中去。他说“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蔡东藩：《唐史通俗演义•自序》），应是对自己及作品的基本要求；所以他根本无意于人物、情节、高潮、铺垫这些小说要素。他最为着意的是对史事“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自序》）。由此可见，二月河评价蔡东藩的小说“在文学性上……是中平之作”，不但没有任何轻视之意，更可以算得上是蔡东藩的知己了。蔡东藩的演义作品，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当做历史来读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就如此片面地认为蔡东藩是一个泥古、教条的作家。蔡东藩无论训诂还是历史观都有他难能可贵的灵活一面。
先说训诂。当遇到正史与轶闻——即经、纬冲突之时，他并不会一味迷信正史；而是通过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权衡，作出适合的判断。用吴泽的话来说，叫“择善而从”，“例如：《宋史通俗演义》第三十七回写到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事时，他（蔡东藩）下注文说：‘《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注：系“称”之误）《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吴泽：《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这不但不影响小说的严谨，更显得“近人理、合人情”。这充分说明了蔡东藩是一位思辨的、力求客观完美的历史小说作者。
蔡东藩的历史观，比起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也不知进步多少。不说他对“民国”的精彩诠释，单单看他解析“皇帝”，就足以臻大家之境。且看：
这皇帝两字的头衔，并不是功德造就，实在是腥血铸成。试看暴秦历史，有甚么皇猷？有甚么帝德？无非趁着乱世纷纷的时候，靠了一些武力，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唯我独尊。还有一种千古纪念的事情，就是我国的君主专制，实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从前黄帝开国以来，颁定国法，原是君主政体，历代奉为准绳，但究未尝有“言莫予违，独断独行”的思想。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贻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蔡东藩：《前汉通俗演义》）
一番快论，将那些“出生时有如何异相”又“某某星宿下凡”的“天子”伪装活脱脱剥落下来，露出一身乌糟皮肉，大白于天下。读来令人酣畅不已。
这种笔调以及这种良心，到现在仍会使许多人深感汗颜。
从1915年开始动笔写《清史通俗演义》到1926年9月完成最后一部《后汉通俗演义》，蔡东藩用了11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套11部鸿篇巨制，所涉及的朝代之广，人物事件之多，可谓空前。到了1935年，会文堂书局将其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40回，予以全部改印，总书名定为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书籍出版后，立即风行大江南北，深受各个阶层的国民喜爱。
蔡东藩，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丁丑) 6月13日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 (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郕，号东藩（又作东帆）。他创作了11部、1040回、600余万字的演义体历史小说：《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民国9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他是我国近代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
蔡东藩小时候家境比较贫寒，求学之路历尽艰辛。为了替父母治病，他甚至还替人做过科考枪手；23岁时，以贡生朝考优等的身份被派遣到江西省以知县候补。
蔡东藩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称病回家。辛亥革命后，他来到上海，与好友邵希雍一起编撰图书。那个时候，蔡东藩对革命前景十分乐观，他编撰的图书《中等新论说文范》就很能反映这一点。可惜好景不长，接下来一连串的政治变故使他的热血迅速冷却，“静观之，渐得清醒之识”，且看他在《民国通俗演义》开篇中的描写：
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间，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全国人士，奔走呼应……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听得民军大胜，人人拍手，个个腾欢，偶然民军小挫，便都疾首蹙额，无限忧愁……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脑儿夺还，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脑儿扫清。我国四万万同胞，总道是民国肇兴，震烁今古，从此光天化日，函夏无尘，大家好安享太平了。当时我也有此妄想。
谁知民国元二年，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诽，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脑后……那足智多能的袁项城……竟仗着兵力，逐去议员，取消国会……竟欲将辛苦经营的中华民国，据为袁氏一人的私产……
……
南方也党派纷争，什么滇系，什么桂系，什么粤系，口舌不足，继以武力。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咳！好好一座中国江山，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闹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诘，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转令无知无识的百姓，反说是前清制度，没有这般瞎闹，暗地里怨悔得很。
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事业心的蔡东藩，看透那所谓“民主”真相之后，决心要做一些实事来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他对“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的说法非常认同，觉得“这才是熟谙史实的学人悟出的真理，深析社会的智者找到的实径”。
的确，客观认识历史，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有很大现实指导意义。唐太宗说得好：“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二》）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不胜枚举，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刻以其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实在是事半功倍，再好也没有了。
问题在于，记载史实的书籍——确切说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史，全部都是用典雅深奥的文言写成。在那个知识基本被精英阶层垄断的年代，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通过阅读，直接与真实的历史面对面，自然也就不存在客观认识它并使之转化为内心力量的可能。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才“饱含无奈和希冀”说出那样的话。
首肯了意义，摆到蔡东藩面前的依然有两条道。一条是结合风行民间的戏剧、话本甚至口头传说，创作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小说（这一类的代表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另一条是抛开或者说弱化文学要素，尊重历史原貌，不假华饰，不事虚伪，力求“无一事无史料来历”，创作“通俗化的史书”（这一类的代表是冯梦龙等人的《东周列国志》）。
他将如何选择？
二
答案其实很简单。
蔡东藩作为具有“史家”秉性的文人，他当然不会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记载到拥有严肃意义的作品中去。他说“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蔡东藩：《唐史通俗演义•自序》），应是对自己及作品的基本要求；所以他根本无意于人物、情节、高潮、铺垫这些小说要素。他最为着意的是对史事“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自序》）。由此可见，二月河评价蔡东藩的小说“在文学性上……是中平之作”，不但没有任何轻视之意，更可以算得上是蔡东藩的知己了。蔡东藩的演义作品，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当做历史来读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就如此片面地认为蔡东藩是一个泥古、教条的作家。蔡东藩无论训诂还是历史观都有他难能可贵的灵活一面。
先说训诂。当遇到正史与轶闻——即经、纬冲突之时，他并不会一味迷信正史；而是通过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权衡，作出适合的判断。用吴泽的话来说，叫“择善而从”，“例如：《宋史通俗演义》第三十七回写到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事时，他（蔡东藩）下注文说：‘《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注：系“称”之误）《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吴泽：《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这不但不影响小说的严谨，更显得“近人理、合人情”。这充分说明了蔡东藩是一位思辨的、力求客观完美的历史小说作者。
蔡东藩的历史观，比起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也不知进步多少。不说他对“民国”的精彩诠释，单单看他解析“皇帝”，就足以臻大家之境。且看：
这皇帝两字的头衔，并不是功德造就，实在是腥血铸成。试看暴秦历史，有甚么皇猷？有甚么帝德？无非趁着乱世纷纷的时候，靠了一些武力，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唯我独尊。还有一种千古纪念的事情，就是我国的君主专制，实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从前黄帝开国以来，颁定国法，原是君主政体，历代奉为准绳，但究未尝有“言莫予违，独断独行”的思想。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贻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蔡东藩：《前汉通俗演义》）
一番快论，将那些“出生时有如何异相”又“某某星宿下凡”的“天子”伪装活脱脱剥落下来，露出一身乌糟皮肉，大白于天下。读来令人酣畅不已。
这种笔调以及这种良心，到现在仍会使许多人深感汗颜。
从1915年开始动笔写《清史通俗演义》到1926年9月完成最后一部《后汉通俗演义》，蔡东藩用了11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套11部鸿篇巨制，所涉及的朝代之广，人物事件之多，可谓空前。到了1935年，会文堂书局将其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40回，予以全部改印，总书名定为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书籍出版后，立即风行大江南北，深受各个阶层的国民喜爱。
作品大获成功，蔡东藩却因为积年的劳作而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完成著作后的第二年即1927年，蔡东藩拖着病躯回到家乡临浦镇，先做小学国文老师，后来办了一个名叫“坤元”的毛巾厂，想要借此带动乡人发展经济。可惜抗日战争旋即爆发，临浦沦陷，他不得不“离开家乡，辗转避难，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吴泽：《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蔡东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春，和数百年前的陆游一样，怀着国仇家恨悲愤离世。对于他去世的细节，我想不妨引一段文章来作为纪念：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特来请祖父（即蔡东藩）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当时祖父虽自觉身体不适……仍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了。（蔡福源：《祖父蔡东藩》）
三
蔡东藩的作品深刻影响了民国以来的几代国人。
据相关资料记载，1937年1月，毛泽东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致电李克农，要他购买“中国历史演义”两套。他所说的演义，就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毛泽东本人也将这套书珍藏，并时刻置于卧室床头，以便阅读。
从毛泽东浑厚渊深的文学素养和历史功底，即可反观出蔡东藩作品的价值。二月河说“读此书可以入门民族历史”；个人以为，它不仅可以入门民族历史，更是民族历史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丰富的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与二十四史等量齐观。
近年来，说史、讲史的影像、图书越来越流行，很多读者早已经不满足于接受他人用现代的眼光、个人化的观点品读的历史。他们渴望与真实的历史贴得更近，没有隔阂地观察它、了解它、审读它，发掘完全属于自己的历史宝藏。
蔡东藩的作品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即便这套丛书名号“通俗”，其文字也因为年代的变迁而不再通俗；再加上它的线索有时显得过于繁复乃至芜杂，使得如今许多青少年读者与它渐行渐远。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于是我们才决定邀请深谙历史的学者，在保留原书基本特色的同时，删除一些繁芜的支线，进行了更贴近时下的改编，以期奉飨大众。
改编前人历史著作，其实早已有之，《柏杨版资治通鉴》堪称典范，各类白话读本、故事读本更难计其数；但改编蔡东藩著作尚属首次。
除了前文提到的文字的白化和线索的简化，基于方便读者阅读条理的考虑，编者还对丛书进行了体例上的处理，即以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为主线，将每部书划分成若干部分。基本保持每一章节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每一部分是一个大的完整事件；而各部分结合为整部小说，则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譬如《后汉的故事》，编者将其分为《光武中兴》《“戚”“宦”专权》《曹魏篡汉》和《三国归晋》四大部分。其中《光武中兴》是记载刘秀重建刘汉王朝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戚”“宦”专权》则横贯了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的大半个东汉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主线雷同，很有共通共鉴之处，故列为一部；《曹魏篡汉》是记载东汉末年军阀四起，曹魏独秀江北，最终曹丕取代汉献帝称帝，而与此同时西南刘备、东南孙权各自建国的事件；《三国归晋》则为分割了东汉的三国画上句号。
在文字白化的大前提下，编者保留了蔡东藩自序的原文。不是说这些文字不能译白，关键在于只有原文才能完整表达出蔡东藩撰写该作品的初衷、命意和立场。
同时也保留了各个朝代帝王世袭图。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错漏自然在所难免。所以，既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喜欢，更渴望大家能够不吝赐教。
2007年9月19日
蔡东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春，和数百年前的陆游一样，怀着国仇家恨悲愤离世。对于他去世的细节，我想不妨引一段文章来作为纪念：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特来请祖父（即蔡东藩）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当时祖父虽自觉身体不适……仍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了。（蔡福源：《祖父蔡东藩》）
三
蔡东藩的作品深刻影响了民国以来的几代国人。
据相关资料记载，1937年1月，毛泽东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致电李克农，要他购买“中国历史演义”两套。他所说的演义，就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毛泽东本人也将这套书珍藏，并时刻置于卧室床头，以便阅读。
从毛泽东浑厚渊深的文学素养和历史功底，即可反观出蔡东藩作品的价值。二月河说“读此书可以入门民族历史”；个人以为，它不仅可以入门民族历史，更是民族历史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丰富的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与二十四史等量齐观。
近年来，说史、讲史的影像、图书越来越流行，很多读者早已经不满足于接受他人用现代的眼光、个人化的观点品读的历史。他们渴望与真实的历史贴得更近，没有隔阂地观察它、了解它、审读它，发掘完全属于自己的历史宝藏。
蔡东藩的作品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即便这套丛书名号“通俗”，其文字也因为年代的变迁而不再通俗；再加上它的线索有时显得过于繁复乃至芜杂，使得如今许多青少年读者与它渐行渐远。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于是我们才决定邀请深谙历史的学者，在保留原书基本特色的同时，删除一些繁芜的支线，进行了更贴近时下的改编，以期奉飨大众。
改编前人历史著作，其实早已有之，《柏杨版资治通鉴》堪称典范，各类白话读本、故事读本更难计其数；但改编蔡东藩著作尚属首次。
除了前文提到的文字的白化和线索的简化，基于方便读者阅读条理的考虑，编者还对丛书进行了体例上的处理，即以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为主线，将每部书划分成若干部分。基本保持每一章节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每一部分是一个大的完整事件；而各部分结合为整部小说，则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譬如《后汉的故事》，编者将其分为《光武中兴》《“戚”“宦”专权》《曹魏篡汉》和《三国归晋》四大部分。其中《光武中兴》是记载刘秀重建刘汉王朝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戚”“宦”专权》则横贯了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的大半个东汉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主线雷同，很有共通共鉴之处，故列为一部；《曹魏篡汉》是记载东汉末年军阀四起，曹魏独秀江北，最终曹丕取代汉献帝称帝，而与此同时西南刘备、东南孙权各自建国的事件；《三国归晋》则为分割了东汉的三国画上句号。
在文字白化的大前提下，编者保留了蔡东藩自序的原文。不是说这些文字不能译白，关键在于只有原文才能完整表达出蔡东藩撰写该作品的初衷、命意和立场。
同时也保留了各个朝代帝王世袭图。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错漏自然在所难免。所以，既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喜欢，更渴望大家能够不吝赐教。
2007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