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東藩，1877年(清光緒三年，歲丁醜) 6月13日生於浙江省山陰縣臨浦牛場頭 (今屬蕭山縣)一個店員的家庭裏，幼名椿壽，稍長取名郕，號東藩（又作東帆）。他創作了11部、1040回、600餘萬字的演義體歷史小說：《中國歷代通俗演義》，記述了從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民國9年）間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他是我國近代重要的歷史學家和演義作傢。
蔡東藩小時候傢境比較貧寒，求學之路歷盡艱辛。為了替父母治病，他甚至還替人做過科考槍手；23歲時，以貢生朝考優等的身份被派遣到江西省以知縣候補。
蔡東藩在那裏待了不到一個月，就因為看不慣官場的黑暗稱病回傢。辛亥革命後，他來到上海，與好友邵希雍一起編撰圖書。那個時候，蔡東藩對革命前景十分樂觀，他編撰的圖書《中等新論說文範》就很能反映這一點。可惜好景不長，接下來一連串的政治變故使他的熱血迅速冷卻，“靜觀之，漸得清醒之識”，且看他在《民國通俗演義》開篇中的描寫：
小子每憶起辛亥年間，一聲霹靂，發響武昌，全國人士，奔走呼應……無論紳界學界，商界工界，沒一個不喜形於色，聽得民軍大勝，人人拍手，個個騰歡，偶然民軍小挫，便都疾首蹙額，無限憂愁……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腦兒奪還，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腦兒掃清。我國四萬萬同胞，總道是民國肇興，震爍今古，從此光天化日，函夏無塵，大傢好安享太平了。當時我也有此妄想。
誰知民國元二年，你也集會，我也結社，各自命為政黨，分門別戶，互相詆誹，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腦後……那足智多能的袁項城……竟仗着兵力，逐去議員，取消國會……竟欲將辛苦經營的中華民國，據為袁氏一人的私産……
……
南方也黨派紛爭，什麽滇係，什麽桂係，什麽粵係，口舌不足，繼以武力。蜂采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咳！好好一座中國江山，被這班強有力的大人先生，鬧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詰，共和在哪裏？民主在哪裏？轉令無知無識的百姓，反說是前清制度，沒有這般瞎鬧，暗地裏怨悔得很。
具有強烈愛國思想和事業心的蔡東藩，看透那所謂“民主”真相之後，决心要做一些實事來激勵國民的愛國熱情。他對“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梁啓超：《譯印政治小說序》）的說法非常認同，覺得“這纔是熟諳史實的學人悟出的真理，深析社會的智者找到的實徑”。
的確，客觀認識歷史，對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有很大現實指導意義。唐太宗說得好：“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列傳第二十二》）中國歷史上救亡圖存的事跡不勝枚舉，在民族大危機的時刻以其激勵國民的愛國熱情，實在是事半功倍，再好也沒有了。
問題在於，記載史實的書籍——確切說就是嚴格意義上的正史，全部都是用典雅深奧的文言寫成。在那個知識基本被精英階層壟斷的年代，普通老百姓沒有辦法通過閱讀，直接與真實的歷史面對面，自然也就不存在客觀認識它並使之轉化為內心力量的可能。面對這種情況，梁啓超纔“飽含無奈和希冀”說出那樣的話。
首肯了意義，擺到蔡東藩面前的依然有兩條道。一條是結合風行民間的戲劇、話本甚至口頭傳說，創作文學藝術價值較高的小說（這一類的代表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另一條是拋開或者說弱化文學要素，尊重歷史原貌，不假華飾，不事虛偽，力求“無一事無史料來歷”，創作“通俗化的史書”（這一類的代表是馮夢竜等人的《東周列國志》）。
他將如何選擇？
二
答案其實很簡單。
蔡東藩作為具有“史傢”秉性的文人，他當然不會把一些道聽途說的事情記載到擁有嚴肅意義的作品中去。他說“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蔡東藩：《唐史通俗演義•自序》），應是對自己及作品的基本要求；所以他根本無意於人物、情節、高潮、鋪墊這些小說要素。他最為着意的是對史事“幾經搜討，幾經考證，巨政固期核實，瑣錄亦必求真；至關於帝王專製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懸為炯戒”（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自序》）。由此可見，二月河評價蔡東藩的小說“在文學性上……是中平之作”，不但沒有任何輕視之意，更可以算得上是蔡東藩的知己了。蔡東藩的演義作品，在一般情況下，是可以當做歷史來讀的。
但是，我們絶對不可以就如此片面地認為蔡東藩是一個泥古、教條的作傢。蔡東藩無論訓詁還是歷史觀都有他難能可貴的靈活一面。
先說訓詁。當遇到正史與軼聞——即經、緯衝突之時，他並不會一味迷信正史；而是通過運用自己豐富的知識權衡，作出適合的判斷。用吳澤的話來說，叫“擇善而從”，“例如：《宋史通俗演義》第三十七回寫到知廣德軍朱壽昌棄官尋母事時，他（蔡東藩）下註文說：‘《宋史•壽昌本傳》謂劉氏方娠即出，壽昌生數歲還傢。但據王稱（註：係“稱”之誤）《東都事略》、蘇軾《志林》皆云壽昌三歲出母，今從之。’”（吳澤：《蔡東藩與〈中國歷代通俗演義〉》）。這不但不影響小說的嚴謹，更顯得“近人理、合人情”。這充分說明了蔡東藩是一位思辨的、力求客觀完美的歷史小說作者。
蔡東藩的歷史觀，比起當時絶大多數的人也不知進步多少。不說他對“民國”的精彩詮釋，單單看他解析“皇帝”，就足以臻大傢之境。且看：
這皇帝兩字的頭銜，並不是功德造就，實在是腥血鑄成。試看暴秦歷史，有甚麽皇猷？有甚麽帝德？無非趁着亂世紛紛的時候，靠了一些武力，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唯我獨尊。還有一種千古紀念的事情，就是我國的君主專製，實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從前黃帝開國以來，頒定國法，原是君主政體，歷代奉為準繩，但究未嘗有“言莫予違，獨斷獨行”的思想。堯置諫鼓，立謗木，舜詢四嶽，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湯改過不咎，周有詢群臣詢群吏詢萬民的制度，簡策流傳，至今勿替。可見古時的聖帝明王，雖然尊為天子，管轄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廣益，依從輿論，好民所好，惡民所惡，才能長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貽謀永遠，傳及子孫。看官聽說！這便是開明專製，不是絶對專製哩。（蔡東藩：《前漢通俗演義》）
蔡東藩，1877年(清光緒三年，歲丁醜) 6月13日生於浙江省山陰縣臨浦牛場頭 (今屬蕭山縣)一個店員的家庭裏，幼名椿壽，稍長取名郕，號東藩（又作東帆）。他創作了11部、1040回、600餘萬字的演義體歷史小說：《中國歷代通俗演義》，記述了從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民國9年）間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他是我國近代重要的歷史學家和演義作傢。
蔡東藩小時候傢境比較貧寒，求學之路歷盡艱辛。為了替父母治病，他甚至還替人做過科考槍手；23歲時，以貢生朝考優等的身份被派遣到江西省以知縣候補。
蔡東藩在那裏待了不到一個月，就因為看不慣官場的黑暗稱病回傢。辛亥革命後，他來到上海，與好友邵希雍一起編撰圖書。那個時候，蔡東藩對革命前景十分樂觀，他編撰的圖書《中等新論說文範》就很能反映這一點。可惜好景不長，接下來一連串的政治變故使他的熱血迅速冷卻，“靜觀之，漸得清醒之識”，且看他在《民國通俗演義》開篇中的描寫：
小子每憶起辛亥年間，一聲霹靂，發響武昌，全國人士，奔走呼應……無論紳界學界，商界工界，沒一個不喜形於色，聽得民軍大勝，人人拍手，個個騰歡，偶然民軍小挫，便都疾首蹙額，無限憂愁……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腦兒奪還，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腦兒掃清。我國四萬萬同胞，總道是民國肇興，震爍今古，從此光天化日，函夏無塵，大傢好安享太平了。當時我也有此妄想。
誰知民國元二年，你也集會，我也結社，各自命為政黨，分門別戶，互相詆誹，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腦後……那足智多能的袁項城……竟仗着兵力，逐去議員，取消國會……竟欲將辛苦經營的中華民國，據為袁氏一人的私産……
……
南方也黨派紛爭，什麽滇係，什麽桂係，什麽粵係，口舌不足，繼以武力。蜂采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咳！好好一座中國江山，被這班強有力的大人先生，鬧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詰，共和在哪裏？民主在哪裏？轉令無知無識的百姓，反說是前清制度，沒有這般瞎鬧，暗地裏怨悔得很。
具有強烈愛國思想和事業心的蔡東藩，看透那所謂“民主”真相之後，决心要做一些實事來激勵國民的愛國熱情。他對“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梁啓超：《譯印政治小說序》）的說法非常認同，覺得“這纔是熟諳史實的學人悟出的真理，深析社會的智者找到的實徑”。
的確，客觀認識歷史，對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有很大現實指導意義。唐太宗說得好：“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列傳第二十二》）中國歷史上救亡圖存的事跡不勝枚舉，在民族大危機的時刻以其激勵國民的愛國熱情，實在是事半功倍，再好也沒有了。
問題在於，記載史實的書籍——確切說就是嚴格意義上的正史，全部都是用典雅深奧的文言寫成。在那個知識基本被精英階層壟斷的年代，普通老百姓沒有辦法通過閱讀，直接與真實的歷史面對面，自然也就不存在客觀認識它並使之轉化為內心力量的可能。面對這種情況，梁啓超纔“飽含無奈和希冀”說出那樣的話。
首肯了意義，擺到蔡東藩面前的依然有兩條道。一條是結合風行民間的戲劇、話本甚至口頭傳說，創作文學藝術價值較高的小說（這一類的代表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另一條是拋開或者說弱化文學要素，尊重歷史原貌，不假華飾，不事虛偽，力求“無一事無史料來歷”，創作“通俗化的史書”（這一類的代表是馮夢竜等人的《東周列國志》）。
他將如何選擇？
二
答案其實很簡單。
蔡東藩作為具有“史傢”秉性的文人，他當然不會把一些道聽途說的事情記載到擁有嚴肅意義的作品中去。他說“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蔡東藩：《唐史通俗演義•自序》），應是對自己及作品的基本要求；所以他根本無意於人物、情節、高潮、鋪墊這些小說要素。他最為着意的是對史事“幾經搜討，幾經考證，巨政固期核實，瑣錄亦必求真；至關於帝王專製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懸為炯戒”（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自序》）。由此可見，二月河評價蔡東藩的小說“在文學性上……是中平之作”，不但沒有任何輕視之意，更可以算得上是蔡東藩的知己了。蔡東藩的演義作品，在一般情況下，是可以當做歷史來讀的。
但是，我們絶對不可以就如此片面地認為蔡東藩是一個泥古、教條的作傢。蔡東藩無論訓詁還是歷史觀都有他難能可貴的靈活一面。
先說訓詁。當遇到正史與軼聞——即經、緯衝突之時，他並不會一味迷信正史；而是通過運用自己豐富的知識權衡，作出適合的判斷。用吳澤的話來說，叫“擇善而從”，“例如：《宋史通俗演義》第三十七回寫到知廣德軍朱壽昌棄官尋母事時，他（蔡東藩）下註文說：‘《宋史•壽昌本傳》謂劉氏方娠即出，壽昌生數歲還傢。但據王稱（註：係“稱”之誤）《東都事略》、蘇軾《志林》皆云壽昌三歲出母，今從之。’”（吳澤：《蔡東藩與〈中國歷代通俗演義〉》）。這不但不影響小說的嚴謹，更顯得“近人理、合人情”。這充分說明了蔡東藩是一位思辨的、力求客觀完美的歷史小說作者。
蔡東藩的歷史觀，比起當時絶大多數的人也不知進步多少。不說他對“民國”的精彩詮釋，單單看他解析“皇帝”，就足以臻大傢之境。且看：
這皇帝兩字的頭銜，並不是功德造就，實在是腥血鑄成。試看暴秦歷史，有甚麽皇猷？有甚麽帝德？無非趁着亂世紛紛的時候，靠了一些武力，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唯我獨尊。還有一種千古紀念的事情，就是我國的君主專製，實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從前黃帝開國以來，頒定國法，原是君主政體，歷代奉為準繩，但究未嘗有“言莫予違，獨斷獨行”的思想。堯置諫鼓，立謗木，舜詢四嶽，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湯改過不咎，周有詢群臣詢群吏詢萬民的制度，簡策流傳，至今勿替。可見古時的聖帝明王，雖然尊為天子，管轄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廣益，依從輿論，好民所好，惡民所惡，才能長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貽謀永遠，傳及子孫。看官聽說！這便是開明專製，不是絶對專製哩。（蔡東藩：《前漢通俗演義》）
一番快論，將那些“出生時有如何異相”又“某某星宿下凡”的“天子”偽裝活脫脫剝落下來，露出一身烏糟皮肉，大白於天下。讀來令人酣暢不已。
這種筆調以及這種良心，到現在仍會使許多人深感汗顔。
從1915年開始動筆寫《清史通俗演義》到1926年9月完成最後一部《後漢通俗演義》，蔡東藩用了11年時間，完成了這一套11部鴻篇巨製，所涉及的朝代之廣，人物事件之多，可謂空前。到了1935年，會文堂書局將其加上許廑父續的《民國通俗演義》40回，予以全部改印，總書名定為現在大傢所熟知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書籍出版後，立即風行大江南北，深受各個階層的國民喜愛。
作品大獲成功，蔡東藩卻因為積年的勞作而患上了嚴重的胃病。完成著作後的第二年即1927年，蔡東藩拖着病軀回到家乡臨浦鎮，先做小學國文老師，後來辦了一個名叫“坤元”的毛巾廠，想要藉此帶動鄉人發展經濟。可惜抗日戰爭旋即爆發，臨浦淪陷，他不得不“離開家乡，輾轉避難，受盡顛沛流離之苦”（吳澤：《蔡東藩與〈中國歷代通俗演義〉》）。
蔡東藩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春，和數百年前的陸遊一樣，懷着國仇傢恨悲憤離世。對於他去世的細節，我想不妨引一段文章來作為紀念：
（19）44年深秋，有一天來了四個青壯年農民，自稱是富陽紫閬來的，因為老父有病……特來請祖父（即蔡東藩）去給他們的父親看病。當時祖父雖自覺身體不適……仍堅决前去。老農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來後，就發“三日瘧”(即“四日兩頭”的瘧疾)，從此每隔三天發一次瘧疾。到了年底，就臥床不起……1945年農歷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與世長辭了。（蔡福源：《祖父蔡東藩》）
三
蔡東藩的作品深刻影響了民國以來的幾代國人。
據相關資料記載，1937年1月，毛澤東為瞭解决延安幹部學習中國歷史的需要致電李剋農，要他購買“中國歷史演義”兩套。他所說的演義，就是蔡東藩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毛澤東本人也將這套書珍藏，並時刻置於臥室床頭，以便閱讀。
從毛澤東渾厚淵深的文學素養和歷史功底，即可反觀出蔡東藩作品的價值。二月河說“讀此書可以入門民族歷史”；個人以為，它不僅可以入門民族歷史，更是民族歷史一份極具參考價值的豐富的資料。在某種意義上，它甚至可以與二十四史等量齊觀。
近年來，說史、講史的影像、圖書越來越流行，很多讀者早已經不滿足於接受他人用現代的眼光、個人化的觀點品讀的歷史。他們渴望與真實的歷史貼得更近，沒有隔閡地觀察它、瞭解它、審讀它，發掘完全屬於自己的歷史寶藏。
蔡東藩的作品當然是這樣的一個平臺。但是，即便這套叢書名號“通俗”，其文字也因為年代的變遷而不再通俗；再加上它的綫索有時顯得過於繁復乃至蕪雜，使得如今許多青少年讀者與它漸行漸遠。這實在是莫大的遺憾。於是我們纔决定邀請深諳歷史的學者，在保留原書基本特色的同時，刪除一些繁蕪的支綫，進行了更貼近時下的改編，以期奉饗大衆。
改編前人歷史著作，其實早已有之，《柏楊版資治通鑒》堪稱典範，各類白話讀本、故事讀本更難計其數；但改編蔡東藩著作尚屬首次。
除了前文提到的文字的白化和綫索的簡化，基於方便讀者閱讀條理的考慮，編者還對叢書進行了體例上的處理，即以重大歷史事件或重要歷史人物為主綫，將每部書劃分成若幹部分。基本保持每一章節是一個完整的事件，每一部分是一個大的完整事件；而各部分結合為整部小說，則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譬如《後漢的故事》，編者將其分為《光武中興》《“戚”“宦”專權》《曹魏篡漢》和《三國歸晉》四大部分。其中《光武中興》是記載劉秀重建劉漢王朝這一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戚”“宦”專權》則橫貫了外戚和宦官輪流把持朝政的大半個東漢時期，這一時期的歷史事件主綫雷同，很有共通共鑒之處，故列為一部；《曹魏篡漢》是記載東漢末年軍閥四起，曹魏獨秀江北，最終曹丕取代漢獻帝稱帝，而與此同時西南劉備、東南孫權各自建國的事件；《三國歸晉》則為分割了東漢的三國畫上句號。
在文字白化的大前提下，編者保留了蔡東藩自序的原文。不是說這些文字不能譯白，關鍵在於衹有原文才能完整表達出蔡東藩撰寫該作品的初衷、命意和立場。
同時也保留了各個朝代帝王世襲圖。
由於時間倉促，編者水平有限，錯漏自然在所難免。所以，既希望讀者朋友能夠喜歡，更渴望大傢能夠不吝賜教。
2007年9月19日
這種筆調以及這種良心，到現在仍會使許多人深感汗顔。
從1915年開始動筆寫《清史通俗演義》到1926年9月完成最後一部《後漢通俗演義》，蔡東藩用了11年時間，完成了這一套11部鴻篇巨製，所涉及的朝代之廣，人物事件之多，可謂空前。到了1935年，會文堂書局將其加上許廑父續的《民國通俗演義》40回，予以全部改印，總書名定為現在大傢所熟知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書籍出版後，立即風行大江南北，深受各個階層的國民喜愛。
作品大獲成功，蔡東藩卻因為積年的勞作而患上了嚴重的胃病。完成著作後的第二年即1927年，蔡東藩拖着病軀回到家乡臨浦鎮，先做小學國文老師，後來辦了一個名叫“坤元”的毛巾廠，想要藉此帶動鄉人發展經濟。可惜抗日戰爭旋即爆發，臨浦淪陷，他不得不“離開家乡，輾轉避難，受盡顛沛流離之苦”（吳澤：《蔡東藩與〈中國歷代通俗演義〉》）。
蔡東藩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春，和數百年前的陸遊一樣，懷着國仇傢恨悲憤離世。對於他去世的細節，我想不妨引一段文章來作為紀念：
（19）44年深秋，有一天來了四個青壯年農民，自稱是富陽紫閬來的，因為老父有病……特來請祖父（即蔡東藩）去給他們的父親看病。當時祖父雖自覺身體不適……仍堅决前去。老農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來後，就發“三日瘧”(即“四日兩頭”的瘧疾)，從此每隔三天發一次瘧疾。到了年底，就臥床不起……1945年農歷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與世長辭了。（蔡福源：《祖父蔡東藩》）
三
蔡東藩的作品深刻影響了民國以來的幾代國人。
據相關資料記載，1937年1月，毛澤東為瞭解决延安幹部學習中國歷史的需要致電李剋農，要他購買“中國歷史演義”兩套。他所說的演義，就是蔡東藩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毛澤東本人也將這套書珍藏，並時刻置於臥室床頭，以便閱讀。
從毛澤東渾厚淵深的文學素養和歷史功底，即可反觀出蔡東藩作品的價值。二月河說“讀此書可以入門民族歷史”；個人以為，它不僅可以入門民族歷史，更是民族歷史一份極具參考價值的豐富的資料。在某種意義上，它甚至可以與二十四史等量齊觀。
近年來，說史、講史的影像、圖書越來越流行，很多讀者早已經不滿足於接受他人用現代的眼光、個人化的觀點品讀的歷史。他們渴望與真實的歷史貼得更近，沒有隔閡地觀察它、瞭解它、審讀它，發掘完全屬於自己的歷史寶藏。
蔡東藩的作品當然是這樣的一個平臺。但是，即便這套叢書名號“通俗”，其文字也因為年代的變遷而不再通俗；再加上它的綫索有時顯得過於繁復乃至蕪雜，使得如今許多青少年讀者與它漸行漸遠。這實在是莫大的遺憾。於是我們纔决定邀請深諳歷史的學者，在保留原書基本特色的同時，刪除一些繁蕪的支綫，進行了更貼近時下的改編，以期奉饗大衆。
改編前人歷史著作，其實早已有之，《柏楊版資治通鑒》堪稱典範，各類白話讀本、故事讀本更難計其數；但改編蔡東藩著作尚屬首次。
除了前文提到的文字的白化和綫索的簡化，基於方便讀者閱讀條理的考慮，編者還對叢書進行了體例上的處理，即以重大歷史事件或重要歷史人物為主綫，將每部書劃分成若幹部分。基本保持每一章節是一個完整的事件，每一部分是一個大的完整事件；而各部分結合為整部小說，則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譬如《後漢的故事》，編者將其分為《光武中興》《“戚”“宦”專權》《曹魏篡漢》和《三國歸晉》四大部分。其中《光武中興》是記載劉秀重建劉漢王朝這一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戚”“宦”專權》則橫貫了外戚和宦官輪流把持朝政的大半個東漢時期，這一時期的歷史事件主綫雷同，很有共通共鑒之處，故列為一部；《曹魏篡漢》是記載東漢末年軍閥四起，曹魏獨秀江北，最終曹丕取代漢獻帝稱帝，而與此同時西南劉備、東南孫權各自建國的事件；《三國歸晉》則為分割了東漢的三國畫上句號。
在文字白化的大前提下，編者保留了蔡東藩自序的原文。不是說這些文字不能譯白，關鍵在於衹有原文才能完整表達出蔡東藩撰寫該作品的初衷、命意和立場。
同時也保留了各個朝代帝王世襲圖。
由於時間倉促，編者水平有限，錯漏自然在所難免。所以，既希望讀者朋友能夠喜歡，更渴望大傢能夠不吝賜教。
2007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