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 (简称“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分任副院长。院领导说，“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流毒很深，要办刊物，写文章，出书批判。依据于光远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写作组，负责编一个固定刊物叫《未定稿》，继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负责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书，兼为《未定稿》审稿。
社科院成立后，原任《工人日报》总编辑、时任社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邢方群向院部推荐我参加写作组的工作。当时在写作组的还有江明和丁磐石两人。同年9-10月间，邢方群和江明被调回《工人日报》复任正副总编，不久，丁磐石也调中宣部。好在此前他们已组织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并且有两位青年人--王小强和王晓鲁写文章自荐。他们都是“文革”时的插队知青，在修理地球的同时注意抓紧学习，观察社会，研究问题。他们写来的文章很有水平，大家传阅后都同意调入写作组。我于1957年在空政工作时被吴法宪打成右派，被押往北大荒劳改，1959年摘帽后，1962年调到通县，1978年把我从通县调来社科院后，就由我负责，和两位小王一起编辑《未定稿》。我们拟好每期出版的目录和选定要用稿子后，就送给林韦看，他有病在家，主要任务是编《“四人帮”批判》一书。他对我们送去的稿子看得很仔细，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保证了文章的质量。另外写作组还有三位女性：陈光辉、聂峙砥和张莉。陈是老学部的人，和各所的老专家都熟，她就负责向他们组稿。聂、张二位负责和作者、读者联系，及校对、出版、发行、财务等工作。大家虽然原来并不认识，但因观点相同，都痛恨林彪、“四人帮”一伙，都愿为清除他们的流毒尽力，所以工作都很积极，合作得很好。
《未定稿》开始筹备的时间是1978年下半年，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两年，但“两个凡是”观点仍然根深蒂固，有许多人对实践标准仍然抵触，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各方面各个学术领域仍然有许多禁区，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未定稿》在1978年12月4日试刊第一期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着重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探讨、研究和评论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见解，有助于活跃思想、打开思路、破除迷信、冲破禁区，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有所启发，本刊也准备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予以发表。”简单地说，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冲破禁区，这就是院部给《未定稿》的基本任务。这需要理论上的鉴别能力和勇气。我们在以后几年，一直朝这方向努力。
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 (简称“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分任副院长。院领导说，“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流毒很深，要办刊物，写文章，出书批判。依据于光远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写作组，负责编一个固定刊物叫《未定稿》，继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负责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书，兼为《未定稿》审稿。
社科院成立后，原任《工人日报》总编辑、时任社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邢方群向院部推荐我参加写作组的工作。当时在写作组的还有江明和丁磐石两人。同年9-10月间，邢方群和江明被调回《工人日报》复任正副总编，不久，丁磐石也调中宣部。好在此前他们已组织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并且有两位青年人--王小强和王晓鲁写文章自荐。他们都是“文革”时的插队知青，在修理地球的同时注意抓紧学习，观察社会，研究问题。他们写来的文章很有水平，大家传阅后都同意调入写作组。我于1957年在空政工作时被吴法宪打成右派，被押往北大荒劳改，1959年摘帽后，1962年调到通县，1978年把我从通县调来社科院后，就由我负责，和两位小王一起编辑《未定稿》。我们拟好每期出版的目录和选定要用稿子后，就送给林韦看，他有病在家，主要任务是编《“四人帮”批判》一书。他对我们送去的稿子看得很仔细，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保证了文章的质量。另外写作组还有三位女性：陈光辉、聂峙砥和张莉。陈是老学部的人，和各所的老专家都熟，她就负责向他们组稿。聂、张二位负责和作者、读者联系，及校对、出版、发行、财务等工作。大家虽然原来并不认识，但因观点相同，都痛恨林彪、“四人帮”一伙，都愿为清除他们的流毒尽力，所以工作都很积极，合作得很好。
《未定稿》开始筹备的时间是1978年下半年，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两年，但“两个凡是”观点仍然根深蒂固，有许多人对实践标准仍然抵触，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各方面各个学术领域仍然有许多禁区，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未定稿》在1978年12月4日试刊第一期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着重对当前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问题发表一些探讨、研究和评论的文章。有些文章的思想内容不一定成熟，但它如果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有一定的见解，有助于活跃思想、打开思路、破除迷信、冲破禁区，对进一步深入探讨有所启发，本刊也准备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予以发表。”简单地说，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冲破禁区，这就是院部给《未定稿》的基本任务。这需要理论上的鉴别能力和勇气。我们在以后几年，一直朝这方向努力。
二
在1978年12月出版的试刊第一期发表了黎澍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文章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说明封建势力及其思想影响极其深重，它依靠我们党和国家内部的代理人，即林彪、“四人帮”一伙，强调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来进行封建复辟活动，倒行逆施。这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重要原因。接着第二期发表了邢贲思的《“恐右症”的来历--驳“左比右好论”》和柳树滋的《科学要敢于冲破禁区》两篇文章；1978年12月又发表了邢贲思的《真理面前不应当人人平等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些文章对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未定稿》为平反冤案大声疾呼。1978年12月出版的第四期发表了黎澍的《彻底平反吴晗同志的冤案》；1979年2月发表了丁伟志的《“四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欢呼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指出应吸取的历史教训。1979年2月发表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影响尤其巨大。许多同志过去只知道因为这封信惹恼了毛泽东，把原来准备反“左”的会议转为反右，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并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把六百多万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使原来就“左”的政策更“左”，造成三年经济困难，因饥饿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知多少(据《炎黄春秋》杂志2000年第3期党史专家廖盖隆的文章透露，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但许多同志当时对彭写给毛的信的内容并不了解或知之甚少。所以《未定稿》一发表此信，读者都纷纷打电话或登门索要。《未定稿》本来只印三四百份，免费供社科院各所各研究室的同仁阅读的，现面对读者日益增加的大量要求，我们后来只得增加印数，每期六百至一千多份，还是不敷需要，于是请示院领导同意，改为内部征订，订单如雪片般飞来，迅速达到三万多份。院领导说这是内部刊物，不准再增加。如果不是这样，订数还可能大幅度上升。此后数年，订数一直在三万份左右。其实，所谓“内部征订”不过是个名义，实际上与公开刊物差不多，因为征订启事写明，不但研究机关、党政机关、大学图书馆可以订，而且个人也可订，份数不限；还声明，《未定稿》所刊文章，各报刊、杂志可以自由转载。确实，转载率也很高。我理解，“内部征订”和《未定稿》这个名字可起到一层保护色的作用。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叫做“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由于过去多年养成的习惯，许多人认为，党报就是党的喉舌，把刊登在党和政府公开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都看做是党发出的声音，党的政策宣传，不能置疑，所以要慎重。但事实上，林彪、“四人帮”一伙散布的许多谬论需要肃清，“两个凡是”的禁区需要冲破，而且新的事物不断出现，需要大胆的探索，自由的研究，有些论点不一定完全成熟，但可启发人们的思想。有了《未定稿》这样一个内部刊物就可以自由发表，如果有人来抓辫子，就可以用“内部发行”、《未定稿》来作掩护。我们体会，院部为刊物取的这个名字，实在是“用心良苦”。当然，这只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这个刊名才能起一点保护作用，如果还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代，或者是“两个凡是”派当政，《未定稿》这个刊名还是不管用的。
在1978年12月出版的试刊第一期发表了黎澍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文章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说明封建势力及其思想影响极其深重，它依靠我们党和国家内部的代理人，即林彪、“四人帮”一伙，强调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来进行封建复辟活动，倒行逆施。这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重要原因。接着第二期发表了邢贲思的《“恐右症”的来历--驳“左比右好论”》和柳树滋的《科学要敢于冲破禁区》两篇文章；1978年12月又发表了邢贲思的《真理面前不应当人人平等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些文章对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未定稿》为平反冤案大声疾呼。1978年12月出版的第四期发表了黎澍的《彻底平反吴晗同志的冤案》；1979年2月发表了丁伟志的《“四五”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欢呼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指出应吸取的历史教训。1979年2月发表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影响尤其巨大。许多同志过去只知道因为这封信惹恼了毛泽东，把原来准备反“左”的会议转为反右，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并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把六百多万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使原来就“左”的政策更“左”，造成三年经济困难，因饥饿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知多少(据《炎黄春秋》杂志2000年第3期党史专家廖盖隆的文章透露，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四千万)，但许多同志当时对彭写给毛的信的内容并不了解或知之甚少。所以《未定稿》一发表此信，读者都纷纷打电话或登门索要。《未定稿》本来只印三四百份，免费供社科院各所各研究室的同仁阅读的，现面对读者日益增加的大量要求，我们后来只得增加印数，每期六百至一千多份，还是不敷需要，于是请示院领导同意，改为内部征订，订单如雪片般飞来，迅速达到三万多份。院领导说这是内部刊物，不准再增加。如果不是这样，订数还可能大幅度上升。此后数年，订数一直在三万份左右。其实，所谓“内部征订”不过是个名义，实际上与公开刊物差不多，因为征订启事写明，不但研究机关、党政机关、大学图书馆可以订，而且个人也可订，份数不限；还声明，《未定稿》所刊文章，各报刊、杂志可以自由转载。确实，转载率也很高。我理解，“内部征订”和《未定稿》这个名字可起到一层保护色的作用。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叫做“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由于过去多年养成的习惯，许多人认为，党报就是党的喉舌，把刊登在党和政府公开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都看做是党发出的声音，党的政策宣传，不能置疑，所以要慎重。但事实上，林彪、“四人帮”一伙散布的许多谬论需要肃清，“两个凡是”的禁区需要冲破，而且新的事物不断出现，需要大胆的探索，自由的研究，有些论点不一定完全成熟，但可启发人们的思想。有了《未定稿》这样一个内部刊物就可以自由发表，如果有人来抓辫子，就可以用“内部发行”、《未定稿》来作掩护。我们体会，院部为刊物取的这个名字，实在是“用心良苦”。当然，这只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这个刊名才能起一点保护作用，如果还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代，或者是“两个凡是”派当政，《未定稿》这个刊名还是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