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
1918年，刚刚逃离人祸的欧洲人，又摊上了天灾：一场史无前例的流行性感冒席卷了大陆。死于这场瘟疫的人数，据说超过了前4年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我们不幸的作者赶上了这场瘟疫的余威，1920年夏初，韦伯病倒了，持续高烧不退，一周后，转为肺炎，医生束手无策，如同今天面对一位癌症晚期病人一样。6月14日，星期一，黄昏，经过痛苦地挣扎，韦伯溘然长逝了。那间房子在慕尼黑英国公园旁边的湖街3号，今天改成了16号。他去时，外面下着雷雨，道道闪电划破昏暗，照亮了他的归程。亲人把他送回海德堡，让他安息在心爱的山水之间。
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永远失去了一位睿智的良师。他原来答应下学期为他们开社会主义课，却匆匆去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几个月前，他还应学生会邀请，作了两次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他的演讲和他的课的震撼力，像他本人一样深沉，而他却看不到了。一位姓温克尔曼的学生，自从听了韦伯的演讲，就迷上了韦伯的思想，他用了60多年的时间研究、整理、阐释、出版韦伯的著作。在他以85岁高龄辞世时，终于带着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成立的佳音去告慰67年前的演讲导师了。一位姓豪斯的学生，后来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回忆导师的演讲时说：“他的演讲，严肃中带有威慑，对虚伪的强大和赤裸裸的装腔作势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并从教育上简化了难题，因而确有震撼力。”①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之父的豪克海默尔站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评价了当年听到的韦伯的课：“1919年，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慕尼黑听到了韦伯讲的价值无涉。像我的许多同学一样，我对了解俄国革命兴趣极深……而马克斯·韦伯在他讲课时谈了苏维埃制度。大厅爆满，可是韦伯显然使人失望了。他没有谈及不仅在提出任务时，而且应当在每一具体步骤中由理性地塑造未来的思想指导反映与分析，我们在两三个钟头里听到的是对俄国体制的缜密的字斟句酌的解说，对使苏维埃制度尽可能确定下来的洞若观火的理念型的归纳。一切是这样入微入细，这样科学，这样价值无涉，结果，我们只好伤心地回家去……当我们如此失望地离开大厅时，我们想，马克斯·韦伯保守之极。可这结论下得太急了。不多久，韦伯在讲课时与……旧意识的保守学生、与学生会发生了冲突。我不在场，但认为，他的阐述就像他自己感觉到的那样，不总是那么价值无涉。”②
当年韦伯的学生中，后来成为学界、政界栋梁之才的不乏其人。带领他们攀登的导师却在正当年时倒下了。56岁，无论对于政治家，还是对于学者，都是弥足珍贵的年龄。凭着这个年龄，人们不仅可以收获半个世纪的耕耘，而且可以信心百倍地去攀登险峰、辟出新境。当年，韦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的结尾，引用过《浮士德》中的一节诗，表示自己的心境：
……新的动力已醒，
我继续急行，去痛饮它那永恒的光明。
面对白昼，背负黑夜，
头顶蓝天，脚踩浪峰。
天假以年，韦伯的贡献将是不可估量的，单从他身后声名累增这一事实，就足以看出潜力之大了。他留下的遗憾太多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只有《儒教与道教》定了稿，但韦伯又惴惴不安地说：“遗憾的是，身边没有一位汉学专家来检验我的工作。因此我顾虑重重，怀着极大的保留将这一部分也一并付印。”③《印度教与佛教》未及审订。《古犹太教》还没写完，原来还打算进一步分析《旧约》中的诗篇并阐释犹太法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和《早期基督教》尚未动笔。《经济与社会》也只是个成功的半成品，韦伯1913年曾致函出版社：“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并进行了描述，这套理论把伟大的共同体形式同经济联系了起来：从家庭、一幢住宅楼的全体居民到企业、宗族、民族共同体、宗教（包括地球上各大宗教：救世学说与宗教伦理社会学……），最后，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学的国家与统治学说。——我可以说：还没有过这样的理论，也没有‘榜样’可寻……”④可是，他未及做完。他把人们领进了一片原始森林，却突然消失了。即使是满目荆棘，也远远胜过一具玲珑剔透的盆景、一座尽善尽美的花园。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韦伯这短促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吧！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德国图灵根的埃尔富特市，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七个弟妹。大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韦伯的父亲是一位受过典型的德国大学教育的政治家，主办过《普鲁士周报》，当过柏林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柏林市议员、普鲁士议院议员、帝国国会议员。在政治上，他属于民族自由党左翼，信仰新教，但是个享乐主义者。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她把宗教不仅作为信仰，而且作为事业，晚年在夏洛特堡济贫处工作。
父亲在家里开了一个沙龙，常客中有史学家H.V.特赖奇克、H.V.聚贝尔、Th.蒙森、政论家F.卡普、文学史家J.施密特、议员老H.李凯尔特、民族自由党的领袖R.V.贝尼希森、财政部长霍普雷希特，还有法学家L.戈尔德施密特——有人称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法权威，韦伯后来当了他的博士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和政治精英，在韦伯眼里，是满天星斗中最亮的几颗。他很喜欢听这些大星星纵论天下大事，以致孩提时代的信中，就已经充满了政治术语。家里的精神激励他上进，他存储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要求，还能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例如，从历史图片、辞书、史书、旧家谱中搜集资料，然后写成文章或制成卡片作为圣诞礼物。
在信仰方面，他从小就接受了母亲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认为：“一个能够老老实实地说出他根本没有彼岸的信念和希望的人，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幸的被造物。因为，对于生活不寄任何神圣的希望，不相信每一步都接近了彻底的解脱、最终结束存在的解脱，这在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可怕的感觉，会使人失去任何生活希望。”⑤他踏上人生道路时得到的箴言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⑥
韦伯自己写过一份简历，提到了他的学校生活：“……1882年复活节被保送入高等学校，先后上过海德堡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柏林大学、格廷根大学……”⑦
1918年，刚刚逃离人祸的欧洲人，又摊上了天灾：一场史无前例的流行性感冒席卷了大陆。死于这场瘟疫的人数，据说超过了前4年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我们不幸的作者赶上了这场瘟疫的余威，1920年夏初，韦伯病倒了，持续高烧不退，一周后，转为肺炎，医生束手无策，如同今天面对一位癌症晚期病人一样。6月14日，星期一，黄昏，经过痛苦地挣扎，韦伯溘然长逝了。那间房子在慕尼黑英国公园旁边的湖街3号，今天改成了16号。他去时，外面下着雷雨，道道闪电划破昏暗，照亮了他的归程。亲人把他送回海德堡，让他安息在心爱的山水之间。
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永远失去了一位睿智的良师。他原来答应下学期为他们开社会主义课，却匆匆去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几个月前，他还应学生会邀请，作了两次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他的演讲和他的课的震撼力，像他本人一样深沉，而他却看不到了。一位姓温克尔曼的学生，自从听了韦伯的演讲，就迷上了韦伯的思想，他用了60多年的时间研究、整理、阐释、出版韦伯的著作。在他以85岁高龄辞世时，终于带着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成立的佳音去告慰67年前的演讲导师了。一位姓豪斯的学生，后来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回忆导师的演讲时说：“他的演讲，严肃中带有威慑，对虚伪的强大和赤裸裸的装腔作势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并从教育上简化了难题，因而确有震撼力。”①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之父的豪克海默尔站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评价了当年听到的韦伯的课：“1919年，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慕尼黑听到了韦伯讲的价值无涉。像我的许多同学一样，我对了解俄国革命兴趣极深……而马克斯·韦伯在他讲课时谈了苏维埃制度。大厅爆满，可是韦伯显然使人失望了。他没有谈及不仅在提出任务时，而且应当在每一具体步骤中由理性地塑造未来的思想指导反映与分析，我们在两三个钟头里听到的是对俄国体制的缜密的字斟句酌的解说，对使苏维埃制度尽可能确定下来的洞若观火的理念型的归纳。一切是这样入微入细，这样科学，这样价值无涉，结果，我们只好伤心地回家去……当我们如此失望地离开大厅时，我们想，马克斯·韦伯保守之极。可这结论下得太急了。不多久，韦伯在讲课时与……旧意识的保守学生、与学生会发生了冲突。我不在场，但认为，他的阐述就像他自己感觉到的那样，不总是那么价值无涉。”②
当年韦伯的学生中，后来成为学界、政界栋梁之才的不乏其人。带领他们攀登的导师却在正当年时倒下了。56岁，无论对于政治家，还是对于学者，都是弥足珍贵的年龄。凭着这个年龄，人们不仅可以收获半个世纪的耕耘，而且可以信心百倍地去攀登险峰、辟出新境。当年，韦伯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客观性》的结尾，引用过《浮士德》中的一节诗，表示自己的心境：
……新的动力已醒，
我继续急行，去痛饮它那永恒的光明。
面对白昼，背负黑夜，
头顶蓝天，脚踩浪峰。
天假以年，韦伯的贡献将是不可估量的，单从他身后声名累增这一事实，就足以看出潜力之大了。他留下的遗憾太多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只有《儒教与道教》定了稿，但韦伯又惴惴不安地说：“遗憾的是，身边没有一位汉学专家来检验我的工作。因此我顾虑重重，怀着极大的保留将这一部分也一并付印。”③《印度教与佛教》未及审订。《古犹太教》还没写完，原来还打算进一步分析《旧约》中的诗篇并阐释犹太法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和《早期基督教》尚未动笔。《经济与社会》也只是个成功的半成品，韦伯1913年曾致函出版社：“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并进行了描述，这套理论把伟大的共同体形式同经济联系了起来：从家庭、一幢住宅楼的全体居民到企业、宗族、民族共同体、宗教（包括地球上各大宗教：救世学说与宗教伦理社会学……），最后，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学的国家与统治学说。——我可以说：还没有过这样的理论，也没有‘榜样’可寻……”④可是，他未及做完。他把人们领进了一片原始森林，却突然消失了。即使是满目荆棘，也远远胜过一具玲珑剔透的盆景、一座尽善尽美的花园。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韦伯这短促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吧！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德国图灵根的埃尔富特市，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七个弟妹。大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韦伯的父亲是一位受过典型的德国大学教育的政治家，主办过《普鲁士周报》，当过柏林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柏林市议员、普鲁士议院议员、帝国国会议员。在政治上，他属于民族自由党左翼，信仰新教，但是个享乐主义者。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她把宗教不仅作为信仰，而且作为事业，晚年在夏洛特堡济贫处工作。
父亲在家里开了一个沙龙，常客中有史学家H.V.特赖奇克、H.V.聚贝尔、Th.蒙森、政论家F.卡普、文学史家J.施密特、议员老H.李凯尔特、民族自由党的领袖R.V.贝尼希森、财政部长霍普雷希特，还有法学家L.戈尔德施密特——有人称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商法权威，韦伯后来当了他的博士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和政治精英，在韦伯眼里，是满天星斗中最亮的几颗。他很喜欢听这些大星星纵论天下大事，以致孩提时代的信中，就已经充满了政治术语。家里的精神激励他上进，他存储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要求，还能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例如，从历史图片、辞书、史书、旧家谱中搜集资料，然后写成文章或制成卡片作为圣诞礼物。
在信仰方面，他从小就接受了母亲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认为：“一个能够老老实实地说出他根本没有彼岸的信念和希望的人，只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幸的被造物。因为，对于生活不寄任何神圣的希望，不相信每一步都接近了彻底的解脱、最终结束存在的解脱，这在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可怕的感觉，会使人失去任何生活希望。”⑤他踏上人生道路时得到的箴言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⑥
韦伯自己写过一份简历，提到了他的学校生活：“……1882年复活节被保送入高等学校，先后上过海德堡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柏林大学、格廷根大学……”⑦
健康危机过去后，他开始从事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并和友人一起办《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杂志。这期间，他去过美国，收集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和1906年，是他工作非常紧张的两年，除了两篇新教论文，他还写了《关于俄国1905年革命》的长篇论文。他欢迎这场革命，希望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思想自由化。他还领导了《社会政策协会》里少壮派对保守权威的斗争、在社会民主党的大会上批评该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和错误的纲领、对高等学校的政策问题发表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1908年，韦伯着手写《经济与社会》。这一年，国际哲学家大会在海德堡举行。新组建的海德堡科学院决定授予韦伯“特别院士”的资格。但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理由是，这个机构把大批年轻有为但名气不大的学者拒之门外。他打算筹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既从事理论研究，也从事经验调查。1909年1月，他在柏林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创建了德国社会学会，并出任司库，会长是F.滕尼斯，副会长是G.齐美尔和H.海尔克纳（不久由W.桑巴特代替）。学会一直存在至今，在德国科学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学会没有接纳过一个纳粹党徒，没有出现一个希特勒的追随者。
1911年，韦伯开始写《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这是一项大规模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从整体上看，是对以前的新教研究的补充和旁证。韦伯试图通过对各民族发展史的综合考察，说明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出现于西方。于是，资本主义课题又被提高为理性主义课题，变成了东西方理性主义的比较研究。战争使这项研究一度中断，他以预备军官的身份入伍服役，担任野战医院的惩戒官。但他很快就辞职退役，继续进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1916年发表了《导论》、《儒教Ⅰ—Ⅳ》、《过渡研究》、《印度教与佛教Ⅰ—Ⅲ》。1917年发表了《古犹太教Ⅰ》。
1917年，韦伯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社会学与经济科学中“价值无涉”的含义》。文章捍卫了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的“价值无涉”原则。所谓“价值无涉”，就是研究人员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带任何主观的价值观，不能混淆“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韦伯甚至反对大学教师在讲堂上向学生们提出政治要求。在德国，“价值无涉”论战持续了几十年，到了1964年纪念韦伯诞生100
周年的大会上，这个课题又被美国来的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学者帕森斯和马尔库塞当成了论战课题。
韦伯反对在学术中渗进政治价值，但是，他却以学者的身份积极干预了德国政治。他看到了威廉帝国政治上的无能以及同人民的深刻矛盾，主张把现政权作为人民的国家机器，主张修改宪法，实行议会制。他为《法兰克福报》写了几份宪法草案，因此被普鲁士政府斥为“大逆不道”。在对外政策上，他认为，德国的国际地位不能通过占领政策，只能通过睦邻政策来建立。他还在反战的《德尔布吕肯呈文》上签了名。在战争中，他是坚定的反战派。但是，在凡尔赛和谈中，他身为德国代表团的顾问，极力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和尊严。这种爱国精神也体现在本书第二篇演讲中。
韦伯夫妇都积极投入了争取1919年1月国民大会选举的斗争，韦伯被提名为法兰克福选区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人民代表的议案中提出了让他担任负责内政的国务秘书。但是，由于党内高级人士的破坏，韦伯什么也没当上，不过作为非官方人士参加了柏林市议会的13人宪法咨询团，玛丽安妮·韦伯当选为巴登州议会议员，并被任命为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1919年6月，他去慕尼黑大学接替了L.布伦坦诺的教授职务，讲授社会经济的一般范畴课，下一学期，又改讲世界社会与经济史。在慕尼黑，他经历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终结。他谴责阿尔科案件，谴责谋杀K.埃斯纳的凶手，因此招惹了右翼学生，他们竟然在他的课堂上示威。
1920年6月，他匆匆离开了慕尼黑……留下了艰巨的未竟之业，留下了深深的遗恨。他的遗言是：“我没有做的，会有人做。”
韦伯的著作，在他生前汇集成书的，只有一部刚刚付印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1卷，扉页上的献词是：
玛丽安妮·韦伯
1893年至白首
他的遗孀以坚忍的毅力和非凡的精力做他“没有做的”：他去世后第二年，《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2、3卷和《科学理论文集》出版；第三年，《社会经济学大纲》第3部分（即《经济与社会》出版；第五年，《经济与社会史文集》出版。7年之后，1926年，她为亡夫刻完了朴实无华的墓志铭长卷——700多页的《马克斯·韦伯传》，该书至今仍是研究韦伯的权威资料。卷首，她用R.M.里尔克的诗表达了对亡夫事业的基本评价：
每当时代想最终总结自己的价值时，
这个人总会生还。
他举起时代的全部重任，
掷入自己的胸渊；
他的先辈有苦有甜，
他却只感到生命的负担——
包容万物，
万物如一在他心间。
唯有神在他的意志之上，
那么高，那么遥远；
他深深地爱神，
却为这未竟之业含恨九泉。
①H.N.菲根：《马克斯·韦伯》（1985年德文版），第137页。
②同上，第137页。
③《宗教社会学论文集》（1978年德文版），第1卷，第278页。
④转引自H.N.菲根：《马克斯·韦伯》，第90页。
⑤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1984年德文版），第49页。
⑥《新约·哥林多后书》，第2章。
⑦J.温克尔曼：《马克斯·韦伯的博士论文》，载《纪念马克斯·韦伯》（1982年德文版），第12页。
⑧马克斯·韦伯：《1876—1893年青年信礼》（1936年德文版），第132页。
⑨同上，第298页。
⑩马克斯·韦伯：《政治论文集》（1980年德文版），第13页。
同上，第14页。
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280页。
同上，第280—281页。
1908年，韦伯着手写《经济与社会》。这一年，国际哲学家大会在海德堡举行。新组建的海德堡科学院决定授予韦伯“特别院士”的资格。但他拒绝接受这一荣誉，理由是，这个机构把大批年轻有为但名气不大的学者拒之门外。他打算筹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既从事理论研究，也从事经验调查。1909年1月，他在柏林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创建了德国社会学会，并出任司库，会长是F.滕尼斯，副会长是G.齐美尔和H.海尔克纳（不久由W.桑巴特代替）。学会一直存在至今，在德国科学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学会没有接纳过一个纳粹党徒，没有出现一个希特勒的追随者。
1911年，韦伯开始写《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这是一项大规模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从整体上看，是对以前的新教研究的补充和旁证。韦伯试图通过对各民族发展史的综合考察，说明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出现于西方。于是，资本主义课题又被提高为理性主义课题，变成了东西方理性主义的比较研究。战争使这项研究一度中断，他以预备军官的身份入伍服役，担任野战医院的惩戒官。但他很快就辞职退役，继续进行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1916年发表了《导论》、《儒教Ⅰ—Ⅳ》、《过渡研究》、《印度教与佛教Ⅰ—Ⅲ》。1917年发表了《古犹太教Ⅰ》。
1917年，韦伯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社会学与经济科学中“价值无涉”的含义》。文章捍卫了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几乎成为众矢之的的“价值无涉”原则。所谓“价值无涉”，就是研究人员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带任何主观的价值观，不能混淆“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韦伯甚至反对大学教师在讲堂上向学生们提出政治要求。在德国，“价值无涉”论战持续了几十年，到了1964年纪念韦伯诞生100
周年的大会上，这个课题又被美国来的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学者帕森斯和马尔库塞当成了论战课题。
韦伯反对在学术中渗进政治价值，但是，他却以学者的身份积极干预了德国政治。他看到了威廉帝国政治上的无能以及同人民的深刻矛盾，主张把现政权作为人民的国家机器，主张修改宪法，实行议会制。他为《法兰克福报》写了几份宪法草案，因此被普鲁士政府斥为“大逆不道”。在对外政策上，他认为，德国的国际地位不能通过占领政策，只能通过睦邻政策来建立。他还在反战的《德尔布吕肯呈文》上签了名。在战争中，他是坚定的反战派。但是，在凡尔赛和谈中，他身为德国代表团的顾问，极力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和尊严。这种爱国精神也体现在本书第二篇演讲中。
韦伯夫妇都积极投入了争取1919年1月国民大会选举的斗争，韦伯被提名为法兰克福选区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人民代表的议案中提出了让他担任负责内政的国务秘书。但是，由于党内高级人士的破坏，韦伯什么也没当上，不过作为非官方人士参加了柏林市议会的13人宪法咨询团，玛丽安妮·韦伯当选为巴登州议会议员，并被任命为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1919年6月，他去慕尼黑大学接替了L.布伦坦诺的教授职务，讲授社会经济的一般范畴课，下一学期，又改讲世界社会与经济史。在慕尼黑，他经历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终结。他谴责阿尔科案件，谴责谋杀K.埃斯纳的凶手，因此招惹了右翼学生，他们竟然在他的课堂上示威。
1920年6月，他匆匆离开了慕尼黑……留下了艰巨的未竟之业，留下了深深的遗恨。他的遗言是：“我没有做的，会有人做。”
韦伯的著作，在他生前汇集成书的，只有一部刚刚付印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1卷，扉页上的献词是：
玛丽安妮·韦伯
1893年至白首
他的遗孀以坚忍的毅力和非凡的精力做他“没有做的”：他去世后第二年，《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2、3卷和《科学理论文集》出版；第三年，《社会经济学大纲》第3部分（即《经济与社会》出版；第五年，《经济与社会史文集》出版。7年之后，1926年，她为亡夫刻完了朴实无华的墓志铭长卷——700多页的《马克斯·韦伯传》，该书至今仍是研究韦伯的权威资料。卷首，她用R.M.里尔克的诗表达了对亡夫事业的基本评价：
每当时代想最终总结自己的价值时，
这个人总会生还。
他举起时代的全部重任，
掷入自己的胸渊；
他的先辈有苦有甜，
他却只感到生命的负担——
包容万物，
万物如一在他心间。
唯有神在他的意志之上，
那么高，那么遥远；
他深深地爱神，
却为这未竟之业含恨九泉。
①H.N.菲根：《马克斯·韦伯》（1985年德文版），第137页。
②同上，第137页。
③《宗教社会学论文集》（1978年德文版），第1卷，第278页。
④转引自H.N.菲根：《马克斯·韦伯》，第90页。
⑤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1984年德文版），第49页。
⑥《新约·哥林多后书》，第2章。
⑦J.温克尔曼：《马克斯·韦伯的博士论文》，载《纪念马克斯·韦伯》（1982年德文版），第12页。
⑧马克斯·韦伯：《1876—1893年青年信礼》（1936年德文版），第132页。
⑨同上，第298页。
⑩马克斯·韦伯：《政治论文集》（1980年德文版），第13页。
同上，第14页。
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280页。
同上，第280—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