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東
《歷史碎影》是一部20世紀南方文人的微型生活史。作者趙柏田先生以近乎於講故事的方式，語調低沉、節奏平緩地講述了十一個南方文人生命中許多個富有包孕性的時刻。書中寫到的有些人至今還大名鼎鼎（比如瀋從文、陳布雷），有的則在我們這個越來越浮躁、越來越充滿語言縱欲術的時代差不多快被徹底遺忘了（比如邵洵美、應修人）。即便是那些至今還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們對他們的瞭解也幾乎全部來自於道聽途說，而那些道聽途說差不多都來自於過往的歷史教科書上幾條幹巴巴的、社論性的評介。我們從中看不到他們的血肉，體察不到他們的心跳，感受不到他們的喜怒哀樂，因為我們習見的歷史嚮來都是“大歷史”。大歷史的“宏大敘事”在操作技術上是粗綫條的，在操作綱領上是總結式和倫理化的，在能否進入歷史之公墓的錄取標準上是捨小取大的。總而言之，它既抽象，又以故意的刪除為癖好。《歷史碎影》打破了這些清規戒律，或者說，它打心眼地瞧不起這些清規戒律；它讓我們觸摸到了十一位南方文人的生活內裏，正如趙柏田先生所說：“我相信真實的歷史就潛行在這些細枝末節裏。”的確，它是一部“小歷史”，小歷史的材料是從夾縫中得來的，它的方法是收集事情的剪影，它的目的是盡可能利用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進不了大歷史的邊角廢料，為一個個輝煌的、沉重的、轟轟烈烈的大時代找到它的側影、它的疆界、它的隱形輪廓，其指嚮卻是歷史整體的龐大與神秘。
書中寫到的十一個人，邵洵美、蔣夢麟、陳布雷、翁文灝、瀋從文、巴人、蘇青、穆時英、柔石、殷夫、應修人，構成了這部小歷史意欲完成的目標的最好解剖標本。板着面孔的大歷史教科書隱隱約約告訴過我們，他們都不是大人物，他們都是南方文人，他們都處在一個急劇動蕩的歲月，他們都有文人的共同特點：軟弱，唯美，多愁善感，時而激進時而頽廢，時而熱血沸騰時而萬念俱焚，就像南方陰霾、多雨、潮濕的天氣。在那個動蕩的年月，他們以文人的身份行走在寧波、湘西、上海、北京甚至美國和歐洲，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分有了那個時代應該具備的氣息。在小歷史眼中，他們幾乎就是那個時代的全息圖；而將全息圖破譯出來，正是小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小歷史能否成立的命脈之所在。
趙柏田在《歷史碎影》一書中堪稱完美地實施了這一昂貴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為了與大歷史的暗中對抗更有力道，他在對許多人的敘述中不惜采用小說筆法；我們看得很清楚，小說筆法在這裏正好構成了破譯全息圖的最佳方式之一——何況那些充滿着過多歧義、曖昧和晦澀特性的包孕性時刻，正需要小說筆法去進行較為詳盡的呈現。在趙柏田偶爾不無虛構的敘述中，一個動蕩的大時代曾經長期被大歷史忽略甚至遺忘的側影出現了——這幅側影十分重要，因為它讓我們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見了一個大時代的邊際。有了這幅側影，意味着我們有了一幅地圖——關於一個時代的地圖。這幅地圖不僅給出了被大歷史遺忘的時代的邊界，也重新搜集了過往的、孤苦無告的事件的細節，從而讓邊界有了淡淡的光暈，就像我們在宣紙上看到的月亮周邊的那些光暈。正是這些光暈充分顯示了大歷史的偏見和枯燥，因為我們無法想象，沒有了光暈，一件事物究竟會是一副什麽樣子，一個人最後會不會是幹癟的。
我們大致上願意相信，歷史或許確實是一些梟雄級別的人物在歪打正着中設計出來的，但大歷史衹願意總結歷史被設計出來所遵從的規律，歪打正着的特性在大歷史的總結中被消除了，而代之以必然性。大歷史不屑於承認支撐歷史存在的那些凡人、那些些微小事的意義與價值。於是我們看到了，大歷史給出的歷史疆域是直綫式的，是整齊劃一的，明晰得有如沒有紛爭的國境綫。它排除了時代邊界本應具有的光暈，而光暈意味着：歷史並不是清晰的，事件和事件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大歷史所抽象的那樣，完全被同一個革命目標所聯結。光暈同時還意味着，必須把具體的、活生生的個人重新喚起，因為正是生活中的那些單個的人，構成了光暈得以存在的建築材料，儘管那些單個的人不一定是大人物，可即使是梟雄級別的人，他們在設計歷史時的歪打正着也正是他們渺小的象徵，也應該構成時代之光暈的一部分。
文字技藝十分高超的趙柏田領會了小歷史就是個人生活史這一含義，而和他的小說筆法相搭配的，是他特有的江南語調——這或許是因為他是個寧波人。在《歷史碎影》中，江南語調顯然是非社論化的、非道德化的、非板正和非中庸的。和江南的地貌、氣候相一致，江南語調輕柔、溫婉，在頽廢中顯出溫情，並滋長出對筆下人物的充分感悟，為光暈的最後成型提供了最合宜的工具。江南語調和小說筆法的搭配，使得趙柏田沒有機會放過任何一個人物身上的任何一個有用的生活細節，更沒有機會讓全息圖中應該包納的任何一條信息遺漏出去。江南語調和小說筆法按照一定比例的混合，最終使得一個時代的地圖充滿了陰霾之氣，充滿了悲劇、頽廢與憂傷相雜呈的調子。
但千萬不要以為江南語調和小說筆法是《歷史碎影》的全部，恰恰相反，它們不過是解剖工具，而工具的天職，就是必須以它面對的目標為圭臬；目標的戒律，則是必須以解剖材料提供的信息為準繩。趙柏田在展現這種名之為“碎影”的小歷史的過程中，處處以史實為依據，讓那些曾經在歷史教科書裏無限刻板的事物與生命，重新鮮活起來。他筆下的人物，帶着他們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時代特徵來到了我們跟前，並由此成為我們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我們，這些活人，對那些幹巴巴的歷史規律缺乏足夠的興趣；我們更願意對那些不甚清晰的東西懷有好感，因為不清晰就意味着神秘，意味着可能性。
過往的人、物、事曾經遵循過哪些被抽象出來的歷史規律，是不重要的，哪怕它叫必然性或者歷史的車輪；歷史寫作的目的是要讓過往的人、物、事重新活過來。但太多的歷史寫作與此剛好相反：它讓過往的人、物、事再次死去。滑稽的是，它又是以指名道姓的隆重方式讓它們死去的，活像一個蓄謀已久的儀式。這就是說，它點了張三的名，張三馬上就會咽氣。因為在它那裏，張三不過是論證歷史規律之存在的木乃伊，張三究竟如何走完他或坎坷或順當的旅途則是毫無意義的。《歷史碎影》之所以要使用不入“宏大敘事”法眼的小說筆法與江南語調，就是因為它想從側面偷襲大歷史的命門。我認為它的偷襲是相當成功的；不過，可能是這部從日常生活的基石上構建的小歷史實在太“小”了，所以並沒有出現我們期望中出現的景象：“宏大敘事”捂着自己的要穴痛得滿地打滾。
2006年2月27日，北京豐益橋。
《歷史碎影》是一部20世紀南方文人的微型生活史。作者趙柏田先生以近乎於講故事的方式，語調低沉、節奏平緩地講述了十一個南方文人生命中許多個富有包孕性的時刻。書中寫到的有些人至今還大名鼎鼎（比如瀋從文、陳布雷），有的則在我們這個越來越浮躁、越來越充滿語言縱欲術的時代差不多快被徹底遺忘了（比如邵洵美、應修人）。即便是那些至今還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們對他們的瞭解也幾乎全部來自於道聽途說，而那些道聽途說差不多都來自於過往的歷史教科書上幾條幹巴巴的、社論性的評介。我們從中看不到他們的血肉，體察不到他們的心跳，感受不到他們的喜怒哀樂，因為我們習見的歷史嚮來都是“大歷史”。大歷史的“宏大敘事”在操作技術上是粗綫條的，在操作綱領上是總結式和倫理化的，在能否進入歷史之公墓的錄取標準上是捨小取大的。總而言之，它既抽象，又以故意的刪除為癖好。《歷史碎影》打破了這些清規戒律，或者說，它打心眼地瞧不起這些清規戒律；它讓我們觸摸到了十一位南方文人的生活內裏，正如趙柏田先生所說：“我相信真實的歷史就潛行在這些細枝末節裏。”的確，它是一部“小歷史”，小歷史的材料是從夾縫中得來的，它的方法是收集事情的剪影，它的目的是盡可能利用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進不了大歷史的邊角廢料，為一個個輝煌的、沉重的、轟轟烈烈的大時代找到它的側影、它的疆界、它的隱形輪廓，其指嚮卻是歷史整體的龐大與神秘。
書中寫到的十一個人，邵洵美、蔣夢麟、陳布雷、翁文灝、瀋從文、巴人、蘇青、穆時英、柔石、殷夫、應修人，構成了這部小歷史意欲完成的目標的最好解剖標本。板着面孔的大歷史教科書隱隱約約告訴過我們，他們都不是大人物，他們都是南方文人，他們都處在一個急劇動蕩的歲月，他們都有文人的共同特點：軟弱，唯美，多愁善感，時而激進時而頽廢，時而熱血沸騰時而萬念俱焚，就像南方陰霾、多雨、潮濕的天氣。在那個動蕩的年月，他們以文人的身份行走在寧波、湘西、上海、北京甚至美國和歐洲，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分有了那個時代應該具備的氣息。在小歷史眼中，他們幾乎就是那個時代的全息圖；而將全息圖破譯出來，正是小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小歷史能否成立的命脈之所在。
趙柏田在《歷史碎影》一書中堪稱完美地實施了這一昂貴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為了與大歷史的暗中對抗更有力道，他在對許多人的敘述中不惜采用小說筆法；我們看得很清楚，小說筆法在這裏正好構成了破譯全息圖的最佳方式之一——何況那些充滿着過多歧義、曖昧和晦澀特性的包孕性時刻，正需要小說筆法去進行較為詳盡的呈現。在趙柏田偶爾不無虛構的敘述中，一個動蕩的大時代曾經長期被大歷史忽略甚至遺忘的側影出現了——這幅側影十分重要，因為它讓我們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見了一個大時代的邊際。有了這幅側影，意味着我們有了一幅地圖——關於一個時代的地圖。這幅地圖不僅給出了被大歷史遺忘的時代的邊界，也重新搜集了過往的、孤苦無告的事件的細節，從而讓邊界有了淡淡的光暈，就像我們在宣紙上看到的月亮周邊的那些光暈。正是這些光暈充分顯示了大歷史的偏見和枯燥，因為我們無法想象，沒有了光暈，一件事物究竟會是一副什麽樣子，一個人最後會不會是幹癟的。
我們大致上願意相信，歷史或許確實是一些梟雄級別的人物在歪打正着中設計出來的，但大歷史衹願意總結歷史被設計出來所遵從的規律，歪打正着的特性在大歷史的總結中被消除了，而代之以必然性。大歷史不屑於承認支撐歷史存在的那些凡人、那些些微小事的意義與價值。於是我們看到了，大歷史給出的歷史疆域是直綫式的，是整齊劃一的，明晰得有如沒有紛爭的國境綫。它排除了時代邊界本應具有的光暈，而光暈意味着：歷史並不是清晰的，事件和事件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大歷史所抽象的那樣，完全被同一個革命目標所聯結。光暈同時還意味着，必須把具體的、活生生的個人重新喚起，因為正是生活中的那些單個的人，構成了光暈得以存在的建築材料，儘管那些單個的人不一定是大人物，可即使是梟雄級別的人，他們在設計歷史時的歪打正着也正是他們渺小的象徵，也應該構成時代之光暈的一部分。
文字技藝十分高超的趙柏田領會了小歷史就是個人生活史這一含義，而和他的小說筆法相搭配的，是他特有的江南語調——這或許是因為他是個寧波人。在《歷史碎影》中，江南語調顯然是非社論化的、非道德化的、非板正和非中庸的。和江南的地貌、氣候相一致，江南語調輕柔、溫婉，在頽廢中顯出溫情，並滋長出對筆下人物的充分感悟，為光暈的最後成型提供了最合宜的工具。江南語調和小說筆法的搭配，使得趙柏田沒有機會放過任何一個人物身上的任何一個有用的生活細節，更沒有機會讓全息圖中應該包納的任何一條信息遺漏出去。江南語調和小說筆法按照一定比例的混合，最終使得一個時代的地圖充滿了陰霾之氣，充滿了悲劇、頽廢與憂傷相雜呈的調子。
但千萬不要以為江南語調和小說筆法是《歷史碎影》的全部，恰恰相反，它們不過是解剖工具，而工具的天職，就是必須以它面對的目標為圭臬；目標的戒律，則是必須以解剖材料提供的信息為準繩。趙柏田在展現這種名之為“碎影”的小歷史的過程中，處處以史實為依據，讓那些曾經在歷史教科書裏無限刻板的事物與生命，重新鮮活起來。他筆下的人物，帶着他們各自的音容笑貌和時代特徵來到了我們跟前，並由此成為我們這些活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我們，這些活人，對那些幹巴巴的歷史規律缺乏足夠的興趣；我們更願意對那些不甚清晰的東西懷有好感，因為不清晰就意味着神秘，意味着可能性。
過往的人、物、事曾經遵循過哪些被抽象出來的歷史規律，是不重要的，哪怕它叫必然性或者歷史的車輪；歷史寫作的目的是要讓過往的人、物、事重新活過來。但太多的歷史寫作與此剛好相反：它讓過往的人、物、事再次死去。滑稽的是，它又是以指名道姓的隆重方式讓它們死去的，活像一個蓄謀已久的儀式。這就是說，它點了張三的名，張三馬上就會咽氣。因為在它那裏，張三不過是論證歷史規律之存在的木乃伊，張三究竟如何走完他或坎坷或順當的旅途則是毫無意義的。《歷史碎影》之所以要使用不入“宏大敘事”法眼的小說筆法與江南語調，就是因為它想從側面偷襲大歷史的命門。我認為它的偷襲是相當成功的；不過，可能是這部從日常生活的基石上構建的小歷史實在太“小”了，所以並沒有出現我們期望中出現的景象：“宏大敘事”捂着自己的要穴痛得滿地打滾。
2006年2月27日，北京豐益橋。
柯平
上世紀80年代前期，《萬歷十五年》在大陸出版，所帶來的散文文體的革命性意義，怎麽形容都不過分。很多作傢從那時開始，纔知道歷史題材的文章原來還能這麽寫。這本書的作者、美國華裔作傢黃仁宇的名字，從此也廣為人知，並受到國內同行發自內心的尊重。隨後《撒遜河邊談中國歷史》、《明代的漕運》、《中國大歷史》等書一本本印出來，視野廣博、思慮深遠，但由於黃仁宇的明史學者身份，專業性強是一個方面，文體上也屬於研究性著作。因此，真正對文學界産生影響的，恐怕還得數上面提到的那本。說句不恭的話，現在散文隨筆界寫得比較好的那些人，可以說大多受此書啓蒙後纔開始發力，擺脫以前那種老派學人的艱澀和流行作傢的輕滑，在不斷的摸索與吸取中，各有所悟，各行其道，逐步形成自己的風格。
二十年的時間轉瞬即逝，隨着散文隨筆風行和歷史題材書籍的日漸走俏，讀者的閱讀興趣也被調動了起來。但從總體成績上看，仍然讓人不敢太樂觀。除了出版業和盜版商，黃仁宇的名字現在已很少見人提起，更加遺憾的是他的優秀之處，事實上我們並沒完全學到傢。且不論文采的藴秀斐然，讓人可望而不可及，他作品裏隨處可見的那種理性、思辨和縝密的考據學功夫，到了今天作傢筆下，也許避重就輕、虛晃一槍就帶過去了，或被詩意的渲染和空洞的感喟所替代。包括時下坊間流行的文化散文這一命名，實際上也並不科學。考諸文壇公認的那些大傢，其主要敘事模式，大多還是從歷史事件或人物中，抽取所需要的部分，加以主觀的描摹和渲染。給歷史身體強行套上文化的時尚紗麗，固然省時省力，事半功倍，而一旦歷史不存，文化又焉附？毋庸諱言，學者南帆嘲諷過的那種“三錢引文，二錢議論，一撮聯想”的所謂文化散文，在時下坊間仍然大有市場。
而現在，作傢趙柏田拿出了他耗時多年寫就的《歷史碎影》一書，似乎要以自己的才華嚮我們表明，“風格即人”這個準則，在現實的書寫中依然有着強大的生命力。正如歷史的真實取决於史傢的立場和持論的公允，那麽，除了眼下已經看到的和正在流行的，歷史散文的寫作，同樣也應該存在多種可能性。這裏，作者原先的小說傢身份應該說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在書裏，我們閱讀經驗中熟悉的、期待的詩情和高蹈，突然變得有點不大管用了。一種音調適當、富有磁性的敘述——舒緩中帶有幾分尖銳——從頭到尾貫穿其中。嚴肅的詢問式語句取代了大段大段的議論，而在最容易煽情和卒章顯志的地方，出現的也衹是內省、冷峻和恰到好處的停頓。此外，史料占有上的豐富和貨真價實，也成為此書顯著的特色。作者似乎很願意扮演觀察者的角色——不是從高倍望遠鏡裏窺視的那種，而是直接走進筆下人物的內心裏去。我不知作者對黃仁宇的著作持何態度，至少字裏行間，還是能看出某種師承，尤其是對寫作材料精到的處理方式，我相信讀者閱畢全書會産生類似的感覺：噢，原來歷史散文也可以這樣寫。
從內容方面來說，以十一位現代知識分子為考察對象，試圖在傳統意識形態觸角止步的地方，即日常生活視野下，作一次發現式的書寫，讓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這批人物一生的悲歡衰榮得以真實展示，是本書精心擷取的獨特視角。即使我們再進一步，將它看成作者文本上的一個小小野心，也未嘗不可。從蔣夢麟、陳布雷、翁文灝、邵洵美，到蘇青、柔石和穆時英，書中這些人物一個有意思的共同點是：年齡經歷相仿，幾乎都生活在20世紀前期這一社會變動劇烈的年代，而且大多出身名門、衣食無憂，年輕時受過高等教育，對革命和社會平等有着發自內心的嚮往。他們都曾有過各自輝煌的人生片斷，或才高八鬥，或名滿天下，或身居要職，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生的春風得意、功名事業，到頭來卻無一不以失敗告終。這是命運的乖戾，還是時代的不公？這個問題，也許要到他們身後才能找到答案。而在當年，歷史曾粗暴地作弄他們，擠兌他們，簡化他們，直到最後一個個黯然謝幕，在政治這架龐大機器的縫隙間，或永遠消失，或掉臂斷腿——碾成片片碎影。
一個旨在拼湊起歷史真實面目的長達數年的文學考古，並未因傳主和資料的湮沒而放棄努力。多年來，作者一直沉潛而自足地生活在他的浙東古城，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作風低調，目光敏銳，傳統士大夫的生存方式加西方文明熏陶的頭腦，在他身上形成一種很奇特的組合。大量的閱讀拓寬了他的精神視野，良好的、唯陳言務去的文字功力，又讓他在面對任何題材時，都能顯得從容而遊刃有餘。此書除在文體上對散文界有所貢獻外，其他方面也多有可資藉鑒之處。儘管成書前，裏面的主要部分都在《江南》雜志發表過，但此次重讀，感覺上衝擊力仍然很大。在《鋒面之舟》一文裏，趙柏田說到，蔣夢麟於西南聯大漂泊期間寫作《西潮》，是“希望能以史為鑒，從歷史的碎影斷片中找出一點教訓”。應該說，這是相當艱巨的工作。而我們的幸運則在於——什麽都不需要做，因為趙柏田已經替我們都做好了。現在他把自己積多年之力完成的《歷史碎影》拿了出來。讀者感興趣的話，衹要於更深人靜之時，或品茗端坐，或張燈倚枕，翻開來看就是了。
上世紀80年代前期，《萬歷十五年》在大陸出版，所帶來的散文文體的革命性意義，怎麽形容都不過分。很多作傢從那時開始，纔知道歷史題材的文章原來還能這麽寫。這本書的作者、美國華裔作傢黃仁宇的名字，從此也廣為人知，並受到國內同行發自內心的尊重。隨後《撒遜河邊談中國歷史》、《明代的漕運》、《中國大歷史》等書一本本印出來，視野廣博、思慮深遠，但由於黃仁宇的明史學者身份，專業性強是一個方面，文體上也屬於研究性著作。因此，真正對文學界産生影響的，恐怕還得數上面提到的那本。說句不恭的話，現在散文隨筆界寫得比較好的那些人，可以說大多受此書啓蒙後纔開始發力，擺脫以前那種老派學人的艱澀和流行作傢的輕滑，在不斷的摸索與吸取中，各有所悟，各行其道，逐步形成自己的風格。
二十年的時間轉瞬即逝，隨着散文隨筆風行和歷史題材書籍的日漸走俏，讀者的閱讀興趣也被調動了起來。但從總體成績上看，仍然讓人不敢太樂觀。除了出版業和盜版商，黃仁宇的名字現在已很少見人提起，更加遺憾的是他的優秀之處，事實上我們並沒完全學到傢。且不論文采的藴秀斐然，讓人可望而不可及，他作品裏隨處可見的那種理性、思辨和縝密的考據學功夫，到了今天作傢筆下，也許避重就輕、虛晃一槍就帶過去了，或被詩意的渲染和空洞的感喟所替代。包括時下坊間流行的文化散文這一命名，實際上也並不科學。考諸文壇公認的那些大傢，其主要敘事模式，大多還是從歷史事件或人物中，抽取所需要的部分，加以主觀的描摹和渲染。給歷史身體強行套上文化的時尚紗麗，固然省時省力，事半功倍，而一旦歷史不存，文化又焉附？毋庸諱言，學者南帆嘲諷過的那種“三錢引文，二錢議論，一撮聯想”的所謂文化散文，在時下坊間仍然大有市場。
而現在，作傢趙柏田拿出了他耗時多年寫就的《歷史碎影》一書，似乎要以自己的才華嚮我們表明，“風格即人”這個準則，在現實的書寫中依然有着強大的生命力。正如歷史的真實取决於史傢的立場和持論的公允，那麽，除了眼下已經看到的和正在流行的，歷史散文的寫作，同樣也應該存在多種可能性。這裏，作者原先的小說傢身份應該說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在書裏，我們閱讀經驗中熟悉的、期待的詩情和高蹈，突然變得有點不大管用了。一種音調適當、富有磁性的敘述——舒緩中帶有幾分尖銳——從頭到尾貫穿其中。嚴肅的詢問式語句取代了大段大段的議論，而在最容易煽情和卒章顯志的地方，出現的也衹是內省、冷峻和恰到好處的停頓。此外，史料占有上的豐富和貨真價實，也成為此書顯著的特色。作者似乎很願意扮演觀察者的角色——不是從高倍望遠鏡裏窺視的那種，而是直接走進筆下人物的內心裏去。我不知作者對黃仁宇的著作持何態度，至少字裏行間，還是能看出某種師承，尤其是對寫作材料精到的處理方式，我相信讀者閱畢全書會産生類似的感覺：噢，原來歷史散文也可以這樣寫。
從內容方面來說，以十一位現代知識分子為考察對象，試圖在傳統意識形態觸角止步的地方，即日常生活視野下，作一次發現式的書寫，讓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這批人物一生的悲歡衰榮得以真實展示，是本書精心擷取的獨特視角。即使我們再進一步，將它看成作者文本上的一個小小野心，也未嘗不可。從蔣夢麟、陳布雷、翁文灝、邵洵美，到蘇青、柔石和穆時英，書中這些人物一個有意思的共同點是：年齡經歷相仿，幾乎都生活在20世紀前期這一社會變動劇烈的年代，而且大多出身名門、衣食無憂，年輕時受過高等教育，對革命和社會平等有着發自內心的嚮往。他們都曾有過各自輝煌的人生片斷，或才高八鬥，或名滿天下，或身居要職，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生的春風得意、功名事業，到頭來卻無一不以失敗告終。這是命運的乖戾，還是時代的不公？這個問題，也許要到他們身後才能找到答案。而在當年，歷史曾粗暴地作弄他們，擠兌他們，簡化他們，直到最後一個個黯然謝幕，在政治這架龐大機器的縫隙間，或永遠消失，或掉臂斷腿——碾成片片碎影。
一個旨在拼湊起歷史真實面目的長達數年的文學考古，並未因傳主和資料的湮沒而放棄努力。多年來，作者一直沉潛而自足地生活在他的浙東古城，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作風低調，目光敏銳，傳統士大夫的生存方式加西方文明熏陶的頭腦，在他身上形成一種很奇特的組合。大量的閱讀拓寬了他的精神視野，良好的、唯陳言務去的文字功力，又讓他在面對任何題材時，都能顯得從容而遊刃有餘。此書除在文體上對散文界有所貢獻外，其他方面也多有可資藉鑒之處。儘管成書前，裏面的主要部分都在《江南》雜志發表過，但此次重讀，感覺上衝擊力仍然很大。在《鋒面之舟》一文裏，趙柏田說到，蔣夢麟於西南聯大漂泊期間寫作《西潮》，是“希望能以史為鑒，從歷史的碎影斷片中找出一點教訓”。應該說，這是相當艱巨的工作。而我們的幸運則在於——什麽都不需要做，因為趙柏田已經替我們都做好了。現在他把自己積多年之力完成的《歷史碎影》拿了出來。讀者感興趣的話，衹要於更深人靜之時，或品茗端坐，或張燈倚枕，翻開來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