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文学思考>> shěn cóng wén Shen Congwen   zhōng guó China   xiàn dài zhōng guó   (1902niánshíèryuè28rì1988niánwǔyuè10rì)
藝術教育
  《藝術周刊》的誕生
  
  藝術教育
  
  談寫字一
  
  談寫字二
  
  濫用名詞的商榷
  
  談談木刻
  
  宋人諧趣
  
  宋人演劇的諷刺性
  
  讀展子虔《遊春圖》
  
  文物保衛的一種看法
  
  關於北平特種手工藝展覽會一點意見
《藝術周刊》的誕生
  在中國,學藝術真可憐得很。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入了藝術專科學校後,除了跟那個教授畫兩筆以外,簡直就不能再學什麽,更不知還可學什麽。記得在上海時,曾晤及一個在藝術學校教圖案的大教授。他說不久以前他到過北京。我問他對於中國古錦的種類,有不有興味研究,對於中國銅器玉器花紋的比較有不有興味研究,又問及景泰藍的花紋顔色,硬木傢具的體製,故都大建築上窗欞花樣,一串問題他皆帶點驚愕神氣用一個“否”字來回答。到後我把眉毛皺了一下,大約被他見到了,他趕忙補充似的說道:“我是教圖案畫的,我看到濟南的漢石刻畫,真不壞!”我當時差點嚷出口來:“我的天,你原來是教圖案畫的!”
  教中國畫與教藝術史的,關於他所教的那一行,我也碰過同樣的釘子。
  很少學校能夠有一個稍稍完備的圖書館與藝術陳列室,很少學校能夠聘研究本國斷代藝術史與能夠匯通一般藝術的教師。使學生把藝術眼光放寬,引遠,且擴大他們的人格與感情,簡直就不為從事藝術教育的人所註意。教畫的興味那麽窄,知識那麽少,教的有什麽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憑我們的經驗說說,凡是逛過公園的人,總常常見到有學藝術的青年人對那些牌樓很出神的作畫。其中有的是大學一年生,有的是大學教授。看看他們的設色,構圖,無一不表示他們還在習作。畫來畫去不離公園牌樓或樹林白塔,他們的勤快與固執,真使人想起他們學藝術的方法選取題材的眼光,有點為他們發愁!除了公園中的牌樓,一個學藝術的就無可學處?誰需要那麽多牌樓畫?
  使學畫的居然能夠同釣魚遊客一樣,在公園林蔭中從容作畫,藝術教育指導者當然應負點兒責。在公園作畫不是罪過,但先生們若知道多一點,也就會教學生們把學習範圍放寬一點兒。然而目前先生們多少有些是畫點牌樓終於成為教授的人,並且先生的先生說不準還是畫這類玩意的專傢!這個取證並不睏難,我們衹須跑到什麽洋畫展覽會上去看看,數一數有多少幅油畫的題材完全相同,就明白了。一個展覽會若有三小幅畫取材調色足使藝術鑒賞傢驚訝,那麽,這畫展就不算失敗了,間或有一兩幅眩目驚人,過細看看,佈局設色仿佛很熟,原來那是摹來的。
  西洋畫不會得到如何成就,還有可原諒處。所學的時間太短,教師對於大千世界的顔色與光,點綫與體積,既無相匯的理解,世界上的一切光色點綫自然便不能使他發迷。他雖學畫,也就衹“學畫”而已。到外國時獨自作一張人體素描,在解剖學方面不陷於錯誤,就得花不少時間。他原無那麽多閑空時間。他一生也許畫過幾次石膏模型,但多數卻學“油畫”。回國來把他自己從博物院臨來的或經教師改正過的幾十幅畫,作一次公開展覽,於是自然而然各以因緣作了人之師。試想想,這樣的教授能教什麽授什麽?其中聰敏一點的,強作粗獷,拋去一切典則,以為可以自創一派。同樣是聰敏,而又想迎合習氣,在中國受文人稱賞,在外國被人承認為“中國畫”的,必轉而來畫一群小雞,幾衹白鶴,雪中騎驢,月下放舟,同時因基礎不佳,便取法簡易,仍然把粗獷當成秘訣,用大筆蘸墨在紙上大塗大抹了事。
  學西洋畫的不成,還可慢慢的進步,中國畫又怎麽樣?生於中國的現在,人在大都市,上海、北京或南京。印刷術已十分進步,歷史上各時代的名畫,學藝術的差不多皆可以有機會見到。但看看我們從藝術學校得到好教育的國畫傢……說到這裏不知得感謝還是得批評幾個時下的名人。因為他們的“成功”,以及回老傢來的洋畫傢的“摹仿成功”,各人皆把“成功”看得那麽簡單容易,多數學生皆以能夠調朱弄緑畫點簡單大筆花朵草蟲為滿足,山水畫也就永遠衹是隱士垂釣遠浦風帆,詩人窗下讀書與騎驢過橋那一套兒。一個國畫展覽會不必進門,在外邊我們也就可以猜想得出它的內容:仿吳昌碩葫蘆與梅花,仿齊白石蝦蟹與紫藤小雞,仿新羅折枝,仿南田花果,仿石濤,仿倪高士……仕女則臨費小樓,竹子則法鄭板橋。這種藝術展覽會照樣還將有些方塊兒字屏條對聯,又是仿劉石庵,何紹基,於右任,鄭孝胥。他們這樣作來,就因為學校衹告訴他們這些,他們衹知道這些。
  大凡一個對中國前途毫不悲觀的人,總相信目前國傢所遭遇的憂患,還可以依賴現在與將來的一些青年人,各在所努力的事業上把惡夢擺脫。且相信不拘在政治,在藝術,在一切方面,我們還能把歷史上積纍的民族智慧來運用,走一條光輝眩目的新路。但那點兒做中國人的勇氣與信心,真沒有比入一次什麽藝術展覽會的大門更容易受挫折了。
  所謂現代藝術傢者,對於這個民族在過去一份長長歲月中,用一片顔色,一把綫,一塊石頭或一堆泥土,銅與玉,竹木與牙角,很強烈的註入自己生命意識作成的種種藝術品,有多少可以註意處,皆那麽缺少註意,不知註意。各自既不能運用人類智慧光輝的遺産,卻又衹想陡然的在這塊地面創造新的歷史。
  政府對於藝術教育原是無所謂的,請這些人來主持藝術學校,除了花錢真不知還有過什麽安排。一切既全由校長先生主持,一個藝術學校照例就衹是以中西畫為主體,因人的關係或多來一個音樂係,因地的關係或多設一個實用藝術係。
  為一般學藝術的青年人應有知識而言,希望圖書陳列室有種稍稍象樣的設備,聘請幾個能把藝術觀點擴大放寬的教授,以及一群熟練精巧的技師,就是一個奢侈狂妄的企圖。一個學藝術的想知道中國繪畫從甲骨的塗朱敷墨與甲骨文字中的象形字起始到近代為止,關於它的發展與衍變,既無圖片可看,又無先生能教。想知道中國銅器陶器或其他器物從夏商周到如今,各段落所有的形體花紋材料的比較,且從東方民族器物中加以比較,它與希臘波斯印度又互相有了些什麽影響,也必遭遇同樣的睏難。要研究石刻不成,要研究木刻更不成。中國人雖懂得把印刷術的發明安排到本國教科書中去,但它的發展,想從一個藝術學校的圖書陳列室看到就不可能。中國人的治玉與牙雕,在世界上稱為東方民族的神工鬼斧,藝術學校不獨從不把這種熟練技師請來研究,連這些器物照像圖片也就稀有少見。說瓷器,學生更難希望有個小小陳列室,把各時代的瓷器,有秩序的排出,再請一個專傢來作一個品質形體花紋的比較說明。總而言之,就是一個藝術學校配稱為藝術必需要的設備皆極缺少,所有的卻常常是衹適宜於打發到理發館或同類地方的“人”與物。可憐的學生,他們有什麽辦法?其中即或有想多學一些的,跟誰去學?從何學起?
  一些藝術學校,到近年來的展覽會中,也間或有所謂木刻畫了。我還記得在《大公報》本市附刊上,就有個某君說到他們學木刻畫的睏難。很顯然的,目前任何藝術學校中,就還無一個主持人會註意到把中國石上的浮雕,磚上的鏤雕,漆器上的堆漆與浮雕,以及木上的浮雕,與素描刻畫,搜羅點實物,搜羅點圖片,讓想學習與有興味學習的年輕人,多見識一點,知道運用各種材料,還有多少新路可走。
  使藝術教育在一種鬼混情形中存在與發展,實為一般過去目前藝術傢的習氣觀念所促成。在舊習氣舊觀念下,想中國藝術的發揚徒為幻想。必先糾正這個錯誤,中國藝術的明日方可有個新時代可言。《藝術周刊》的産生,便預備從這方面着手。一面將係統的介紹些外國作品與作傢思想生活,一面將係統的介紹些中國東西。篇幅安排得下,還將登載點國內外重要藝術消息。這刊物因為篇幅關係,工作或者不能如所希望那樣方便。(比如業已約過的專傢,如容希白先生對於銅器花紋,徐中舒對於古陶器,鄭振鐸對於明清木刻畫,梁思成、林徽音對於中國古建築,鄭穎孫對於音樂與園林佈置,林宰平、卓君庸對於草字,鄧叔存、凌叔華、楊振聲對於古畫,賀昌群對於漢唐壁畫,羅睺對於希臘藝術,以及嚮覺明、王庸、劉直之、秦宣夫諸先生的文章,到時圖片與文章的安排,若超過了篇幅還很費事。)這刊物的目的衹是,使以後學藝術的,多少明白一點他所應學的範圍很寬,可學的東西也不少,創一派,走一新路,皆不能徒想拋開歷史,卻很可以運用歷史。從事藝術的人,皆能認識清楚衹有最善於運用現有各種遺産的藝術傢,方能創造他自己時代的新紀錄。
  一九三四年十月
藝術教育
  一個對“藝術”有興味,同時對“藝術教育”還懷了一
  點希望的人,必時常碰着兩件覺得怪難受的事情,其一是在街頭散步,一見觸目那些新式店面“美術化”的招牌,其一是隨意遛進什麽南紙店,整整齊齊放在玻璃櫥裏的“美術化”文具。見到這個不能不發生感慨,以為當前所謂“美術化”的東西,實在太不美,當前製作這些“美術化”玩意兒的人物,也實在太不懂美了。即小見大,舉一反三,我們就明白中國藝術教育是個什麽東西,高等藝術教育有了些什麽成績。且可明白中學生和多數市民,在藝術方面所受的熏陶,通常具有一種什麽觀念。因為有資格給照相館或咖啡館商店作門面裝飾設計、市招設計的,照例是藝術專門學校的畢業生,新式文具設計也多是這種人物,享用這些藝術品而獲“無言之教”的,卻是那個“大衆”。這人若知道這些藝術傢,不僅僅衹是從各種企業裏已漸漸獲有地位,而且大部分出了專科學校的大門,即邁入各地中學校的大門,作為人之師,來教育中學生“什麽是藝術”,他會覺得情形真是凄慘而可怕。
  這自然是事實,無可奈何的事實。可不能責怪學藝術的人。應負責的還是歷屆最高教育當局,對藝術教育太不認真。
  雖有那麽一個學校,卻從不希望他成個象樣的學校。這類學校的設立,與其說是為“教育”,不如說是為“點綴”。沒有所謂藝術教育還好辦,因為屬於純藝術比較少數人能欣賞的,各有它習慣的師承,從事者必具有興味而又秉有堅苦卓絶之意志,輔以嚴格的訓練,方能有所成就。植根厚,造詣深,成就當然特別大。想獨闢蹊徑不容易,少數能夠繼往開來獨走新路的,作品必站得住,不是僥幸可致。誰想挾政治勢力,或因緣時會,濫竽充數,終歸淘汰。屬於工業藝術的,也各有它習慣的師承,技巧的獲得,必有所本。這種人雖缺少普遍的理解,難於融會貫通,然專精獨長,作品也必站得住,不是一蹴可至。到模仿外來新的成為不可免的問題時,他們有眼睛會如何來模仿。一到藝術成為“教育”,三年滿師,便得自立門戶,這一來可真糟了。
  由於教育當局對藝術教育缺少認識,歷來私立藝術專門學校,既不曾好好註意監督過,國立的又衹近於敷衍,南來一個,北來一個。(或因人而設,在普通大學裏又來一係。)有了學校必需校長,就隨便委聘一個校長。校長聘定以後,除每年共總花個三四十萬塊錢,就不聞不問,衹等候學校把學生畢業文憑送部蓋印,打發學生高升了事。這種藝術教育,想得良好效果當然不可能。這種“提倡”藝術,事實上當然適得其反。原有的無從保存,新來的不三不四。藝術學校等於虛設,中學校圖畫課等於虛設,因為兩者都近於徒然浪費國傢金錢,浪費個人生命。
  當局的“教育”如此,再加上革命成功後黨國名流的附庸風雅,二三狡黠藝術傢的自作風氣,或憑政治勢力,或用新聞政策,煽揚標榜,無所不至。人人避難就易,到處見到草率和急就,粗窳醜陋一變而成為創作的主流。學藝術玩藝術的人越來越多,為的是它比學別的更容易。因之“藝術傢”增多,派別也增多,衹是真的夠稱為宏偉製作的藝術品,卻已成為一個毫無意義的名詞了。
  當前的教育當局,如果還願意盡一點責,就必需趕快想法來製止或補救。縱不能作通盤打算,至少也得對現有的藝術教育,重新有種考慮,有個辦法。
  在街上見到的東西使人難受,想起中學校的圖畫覺得凄慘,如果我們到什麽藝術學校去參觀一下,纔真叫作難受凄慘!私立學校設備的簡陋不用說了。就拿堂堂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說吧,成立了十多年,到如今不特連一座學生寄宿舍沒有,據說招生若過三百人,連教室還不夠用。問問經費,每月法幣一萬元。看看圖書室的收藏書籍和圖片,找找這樣,沒有,找找那樣,也沒有。再看看上課情形,倘若無意中我們走進去的那間教室是教“國畫”的,眼看着那一群“受業”對着“老師”的畫稿臨摹時,真令人哭笑不得。下課鐘響後,我們還不妨在院中拉着一個學生,問一問在這裏除臨摹以外還看了多少畫,聽了多少教益,且翻翻他們的講義看看,結果會嘆一口長氣。他們即或想多學一點,跟誰去學?從何學起?學校雖給他們請了許多知名之士來作教授,卻不曾預備一個能夠讓那些教授自我教育提高水平的圖書室。不管是中國畫係,西洋畫係,圖案係,雕塑係,作學生的想多得到一點知識,學校既不給他何種機會,教授當然也難給他何種機會。問問能不能到幾個收藏古畫古器物機關,如故宮、古物陳列所一類地方去觀摹的特別方便,不成。問問他們能不能到幾個聚集圖片比較豐富的文化學術機關,如北平圖書館、北平研究院一類地方去觀摹的特別便利,也不成。學畫的學校就教他們學畫,此外無事。杭州的西湖藝專稍好一點,幾年來人事上少更動是原因之一。但就個人幾年前得來的印象,還是覺得學校對學生教育尚註意,對教授的提高,去理想實在還遠。教授對自己的進步要求,不夠認真。問題自然是經費和人材,兩不夠用。
  且就圖案畫來說,一個專傢,學校能聘請他,他又有興趣作人之師,假若他從事於此道又將近十年,對這方面有熱烈求知的趣味,至少會有如下的小小儲蓄:一千種花紙樣子,一千種花布樣子,一千種錦緞樣子,一千種金石花紋圖片,一千種雕玉圖片,一千種陶瓷磚瓦形體和花紋圖片,一千種鏤空、浮雕、半浮雕或立體器物花紋圖片,一千種刺綉、緙絲、地毯、窗簾圖片,一千種具有民間風俗性的版圖畫片,一千種具有歷史或種族性藝術圖片。如今對於這種輕而易舉本國材料有係統的收集,不特個人無望,便是求之於學校收藏室也不可得,其餘就可想而知了。
  筆者深望最高教育當局,對此後中國藝術教育,應當重新有種認識,如年來對於體育教育之認識,而加以重視。政府如以為這種學校不必辦,就幹脆撤銷,一年反可以省出一點錢作別的用途。如以為必需辦,就總得把它辦得象個學校。
  目前即或不能夠添設高級藝術學校,至少也得就原有幾個藝術學校,增加相當經常費用,力圖整頓。更必需籌劃一筆款項,作為學校應有建設與補充圖書費用。此外對於由各種庚款成立的文化團體,每年派遣留學生出外就學事,且應當有一二名額,留作學藝術的學生與藝專教授出國參考的機會。更應當組織一專門委員會,對於某種既不入中學校教書,又不在大學校教書,鍥而不捨從事研究,對社會特有貢獻的藝術傢,給以經濟上的幫助和精神鼓勵,且對他工作給以種種方便,兼作全國藝術教育的設計,改進中小學的藝術教育。換言之,也就是從消極的敷衍的不生不死的藝術教育,變成積極的有希望求進步的藝術教育。如此一來,雖去不掉當前一切醜化,還可製止這種醜化的擴大,留下一點光明希望於未來。若再繼續放任下去,那就真是教育當局的糊塗,把“墮落這個民族精神”當成一句白話,目前在籌備的全國藝展,也不過是一個應景湊趣玩意兒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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