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劉易斯·托馬斯的第二本文集。他的第一本書， The Lives of a Cell，我譯作《細胞生命的禮贊》。在那本書的譯後記裏，有兩段話，關於作者和寫作過程的，抄在這裏，也還合用：
醫生、病理學家、教授、行政官員、詩人和散文作傢劉易斯·托馬斯，
1913年生於美國紐約城邊，一個小鎮外科醫生的家庭裏。受教於普林斯頓
大學和哈佛醫學院，畢業後作過實習醫生，可能還作過為期不長的住院醫
生。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繁榮時期、他輾轉領導了好幾個教學、
科研和醫療機構，其中包括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和紐約大學貝爾維尤醫療
中心。在耶魯大學任醫學院院長數年之後，又接任紐約市癌癥紀念中心斯
隆－凱特林癌癥研究所所長。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
這裏，我想我可以附加幾句話。人之常情，應該是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可是，托馬斯醫生我們再也無法見到了。他已於1994年早些時候逝世。我見過他的兩幅照片，都是晚年的，正是寫作本書前後不久的時候所攝。一幅是在書房裏，背靠書櫥站着，兩手扶書櫥，頭微低着，若有所思的樣子。另一幅是在實驗室，穿白大褂，也是沉思的神情。看起來身材壯偉，穿着講究，紳士氣派很足。他的自傳中曾提到，六十六歲那年海邊衝浪時膝部受過傷。由此可見他是個體魄強健的人。
接下去抄第二段，關於劉易斯·托馬斯寫書過程的：
1970年，托馬斯任耶魯大學醫學院院長時，應邀在一個關於炎癥的學
術討論會上作“定調演說”。他輕鬆幽默的泛泛而談被錄了音。不知怎的，
演說的整理稿傳到了《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主編的手上。那位主編是托馬
斯實習醫生時期的年兄契友，他喜歡這篇東西，便命托馬斯為他的雜志寫
一係列短文，讓他照此泛泛而談，條件是題目不限，一文不給，一字不改。
托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獻身研究，衹好擱起他的錦心綉口，去作那
些刻板的學術論文。得此機會，他自然樂於應命。一連寫了六篇，甫議擱
筆，但已經欲罷不能了。熱情的讀者和批評傢們要他把專欄寫下去。於是，
他一發而不可收， 連寫了四年。 這時， 出版商已爭相羅緻出版。 The
Viking Press條件最惠，許他不加修補，原樣付梓。於是，我們就有幸看
到了這本輝煌的小册子。
這是說他的第一本書，《細胞生命的禮贊》。該書收文二十九篇，以排在最前頭的一篇的篇目為書名。
此後他還是寫，過了四年，又可以結集了。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的，加上幾篇發在別處。如《美國藝術科學會刊》（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Arts and Sciences） 和《紐約時報》的，還有幾篇未發表的，又得二十九篇，還是以排頭第一篇的篇目為書名，叫The Medusa and the Snail，勉強譯為《水母與蝸牛》。
譯得笨拙，衹好附加些解釋，聊以塞責。Medusa（美丟莎）是希臘傳說中三大妖怪之一。她的頭髮是一條條的蛇。有一個屬的水母長有觸手，像那妖怪的蛇發，因而得名。
書中寫到的是此屬水母中的一個種。這裏的Snail，並不是那些背着自己的小房子、在潮濕的草地上悠閑地爬來爬去的蝸牛。書中寫的是一種海生的蛞蝓，裸鰓類，沒有殼。作為篇名和書名，衹能簡單出之，結果是讓人不得要領。那篇文章，講的是那不勒斯海水域中那一單個特殊種的水母和那一單個特殊種的蛞蝓結成共生關係的故事。用這一篇開始並命名這本書，也許是偶然的，但也很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劉易斯·托馬斯一直關註着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共生、依存和合作的現象。共生與合作是他第一本書的主題之一，也是這第二本書的主題之一。
當然，這本隨筆集的主題遠不止此。在這二十九篇文章裏，托馬斯談生談死，談人間，談地獄，談民主和自由的社會設計，談水獺、金魚和疣子，談疾病，談思維，談詩，談語言學和標點符號。用他特有的托馬斯方式。
這種自由的神侃允許托馬斯作一件別的思想傢作不到的事：允許他留有漏洞、矛盾和不一致。像蒙田一樣，托馬斯把人的性情、思想和行為中的不一致視為當然。他就那樣意到筆隨地寫下去，並不在乎什麽思想體係，也不擔心什麽地方出點差錯。他甚至大談犯錯誤的重要性：詞語的誤解和誤用使語言進化得豐富而有活力；實驗室裏的錯誤是科學發現的通常方式； 不犯錯誤就不成其為人；人本身也是DNA不斷犯錯誤的結果。他的思想中存在着顯然的矛盾：他不主張強調自我，卻痛惡泯滅個性；他嘲諷催眠術之近巫，卻以儘管是調侃的口吻，揭示出一大片科學研究的野地；他反對限製科學研究，卻又討厭無性造人，討厭對潛意識（姑用此名）和自主自治的器官瞎鼓搗。
因此，托馬斯曾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幾個自我組成的委員會。這些自我開會時，常常是吵吵嚷嚷，議而無决。托馬斯宣稱，這個委員會沒有主席。我想，這話不能完全當真。托馬斯本質上是一個科學家。在他的八小時以內，在他作研究者的時候，在進行科研和教學管理的時候，在作政府衛生官員的時候，是這位科學家在作着思想委員會的主席。尤其是在那個國傢關於生物－醫學科研的政策出現危險的偏斜，或輿論中謬見風行的重大關頭，這位科學家便毫不遲疑地從工作崗位上凜然地站起來。當然，托馬斯不止是一個科學家。他謳歌生命，保衛生命，捍衛生命固有的諧調，捍衛不容幹犯的人性，幹預社會機體和公衆心理上的疾患——這時，他是超越了科學家的。但是，正因為他不止是一個科學家，他纔是這樣好的一個科學家。他關於科學發現的過程、關於科研的規劃與管理、關於國傢的科研政策、關於美國保健制度的睏窘、關於生物－醫學科研中的社會和倫理含義等一係列問題的論述，值得每一個關註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的人認真研究。兩書俱在，就不用我在這裏詳述了。在結束這篇小序之前，我想引用劉易斯·托馬斯作為科學家凜然站起的一個場合講過的一番話，我認為，這番話是值得我們這些很願意講講科學、卻不很願意知道科學為何物的人們銘諸座右，引以自警的。
70年代末，美國人舉國上下反對生物學家濫用重組DNA技術，怕他們使DNA與大腸桿菌之類相結合而造出什麽危險的雜種。 人們用最壞的字眼兒， 駡那些科學家“強暴”、“瀆神”和“狂妄自大”。甚至有人已建議訴諸行政和司法的幹預。於是，托馬斯當仁不讓，發出了毫不含糊的聲音：
“……是否有某些信息，導致人們不管怎麽知道了一些人類還是不知為妙的東西？科學的探索有沒有一個禁區，設置這個禁區的根據，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該不該知？對有些事情，我們該不該半途而廢，停止探討，寧可不去獲取某種知識，免得我們或任何人會利用那種知識來作些什麽？我個人的回答是直截了當的‘不’。”
“要預言科學將會生出什麽結果，那是很難的。假如是一門真有前途的學科，那就不可能對之作出預言。這是科學這一行當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要發現的東西真是新的，按定義講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無法預言真正新的研究綫索會引嚮何處。在這件事上你沒有選擇，沒法選擇你認為你將喜歡的，而關閉那些可能會引起不快的綫索。你要麽有科學，要麽沒有科學。可一旦你有科學，你就必須在接受那些規矩的、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時，接受那一片片令人驚訝、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讓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這樣。”
李紹明
醫生、病理學家、教授、行政官員、詩人和散文作傢劉易斯·托馬斯，
1913年生於美國紐約城邊，一個小鎮外科醫生的家庭裏。受教於普林斯頓
大學和哈佛醫學院，畢業後作過實習醫生，可能還作過為期不長的住院醫
生。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繁榮時期、他輾轉領導了好幾個教學、
科研和醫療機構，其中包括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和紐約大學貝爾維尤醫療
中心。在耶魯大學任醫學院院長數年之後，又接任紐約市癌癥紀念中心斯
隆－凱特林癌癥研究所所長。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
這裏，我想我可以附加幾句話。人之常情，應該是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可是，托馬斯醫生我們再也無法見到了。他已於1994年早些時候逝世。我見過他的兩幅照片，都是晚年的，正是寫作本書前後不久的時候所攝。一幅是在書房裏，背靠書櫥站着，兩手扶書櫥，頭微低着，若有所思的樣子。另一幅是在實驗室，穿白大褂，也是沉思的神情。看起來身材壯偉，穿着講究，紳士氣派很足。他的自傳中曾提到，六十六歲那年海邊衝浪時膝部受過傷。由此可見他是個體魄強健的人。
接下去抄第二段，關於劉易斯·托馬斯寫書過程的：
1970年，托馬斯任耶魯大學醫學院院長時，應邀在一個關於炎癥的學
術討論會上作“定調演說”。他輕鬆幽默的泛泛而談被錄了音。不知怎的，
演說的整理稿傳到了《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主編的手上。那位主編是托馬
斯實習醫生時期的年兄契友，他喜歡這篇東西，便命托馬斯為他的雜志寫
一係列短文，讓他照此泛泛而談，條件是題目不限，一文不給，一字不改。
托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獻身研究，衹好擱起他的錦心綉口，去作那
些刻板的學術論文。得此機會，他自然樂於應命。一連寫了六篇，甫議擱
筆，但已經欲罷不能了。熱情的讀者和批評傢們要他把專欄寫下去。於是，
他一發而不可收， 連寫了四年。 這時， 出版商已爭相羅緻出版。 The
Viking Press條件最惠，許他不加修補，原樣付梓。於是，我們就有幸看
到了這本輝煌的小册子。
這是說他的第一本書，《細胞生命的禮贊》。該書收文二十九篇，以排在最前頭的一篇的篇目為書名。
此後他還是寫，過了四年，又可以結集了。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的，加上幾篇發在別處。如《美國藝術科學會刊》（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Arts and Sciences） 和《紐約時報》的，還有幾篇未發表的，又得二十九篇，還是以排頭第一篇的篇目為書名，叫The Medusa and the Snail，勉強譯為《水母與蝸牛》。
譯得笨拙，衹好附加些解釋，聊以塞責。Medusa（美丟莎）是希臘傳說中三大妖怪之一。她的頭髮是一條條的蛇。有一個屬的水母長有觸手，像那妖怪的蛇發，因而得名。
書中寫到的是此屬水母中的一個種。這裏的Snail，並不是那些背着自己的小房子、在潮濕的草地上悠閑地爬來爬去的蝸牛。書中寫的是一種海生的蛞蝓，裸鰓類，沒有殼。作為篇名和書名，衹能簡單出之，結果是讓人不得要領。那篇文章，講的是那不勒斯海水域中那一單個特殊種的水母和那一單個特殊種的蛞蝓結成共生關係的故事。用這一篇開始並命名這本書，也許是偶然的，但也很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劉易斯·托馬斯一直關註着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共生、依存和合作的現象。共生與合作是他第一本書的主題之一，也是這第二本書的主題之一。
當然，這本隨筆集的主題遠不止此。在這二十九篇文章裏，托馬斯談生談死，談人間，談地獄，談民主和自由的社會設計，談水獺、金魚和疣子，談疾病，談思維，談詩，談語言學和標點符號。用他特有的托馬斯方式。
這種自由的神侃允許托馬斯作一件別的思想傢作不到的事：允許他留有漏洞、矛盾和不一致。像蒙田一樣，托馬斯把人的性情、思想和行為中的不一致視為當然。他就那樣意到筆隨地寫下去，並不在乎什麽思想體係，也不擔心什麽地方出點差錯。他甚至大談犯錯誤的重要性：詞語的誤解和誤用使語言進化得豐富而有活力；實驗室裏的錯誤是科學發現的通常方式； 不犯錯誤就不成其為人；人本身也是DNA不斷犯錯誤的結果。他的思想中存在着顯然的矛盾：他不主張強調自我，卻痛惡泯滅個性；他嘲諷催眠術之近巫，卻以儘管是調侃的口吻，揭示出一大片科學研究的野地；他反對限製科學研究，卻又討厭無性造人，討厭對潛意識（姑用此名）和自主自治的器官瞎鼓搗。
因此，托馬斯曾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幾個自我組成的委員會。這些自我開會時，常常是吵吵嚷嚷，議而無决。托馬斯宣稱，這個委員會沒有主席。我想，這話不能完全當真。托馬斯本質上是一個科學家。在他的八小時以內，在他作研究者的時候，在進行科研和教學管理的時候，在作政府衛生官員的時候，是這位科學家在作着思想委員會的主席。尤其是在那個國傢關於生物－醫學科研的政策出現危險的偏斜，或輿論中謬見風行的重大關頭，這位科學家便毫不遲疑地從工作崗位上凜然地站起來。當然，托馬斯不止是一個科學家。他謳歌生命，保衛生命，捍衛生命固有的諧調，捍衛不容幹犯的人性，幹預社會機體和公衆心理上的疾患——這時，他是超越了科學家的。但是，正因為他不止是一個科學家，他纔是這樣好的一個科學家。他關於科學發現的過程、關於科研的規劃與管理、關於國傢的科研政策、關於美國保健制度的睏窘、關於生物－醫學科研中的社會和倫理含義等一係列問題的論述，值得每一個關註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的人認真研究。兩書俱在，就不用我在這裏詳述了。在結束這篇小序之前，我想引用劉易斯·托馬斯作為科學家凜然站起的一個場合講過的一番話，我認為，這番話是值得我們這些很願意講講科學、卻不很願意知道科學為何物的人們銘諸座右，引以自警的。
70年代末，美國人舉國上下反對生物學家濫用重組DNA技術，怕他們使DNA與大腸桿菌之類相結合而造出什麽危險的雜種。 人們用最壞的字眼兒， 駡那些科學家“強暴”、“瀆神”和“狂妄自大”。甚至有人已建議訴諸行政和司法的幹預。於是，托馬斯當仁不讓，發出了毫不含糊的聲音：
“……是否有某些信息，導致人們不管怎麽知道了一些人類還是不知為妙的東西？科學的探索有沒有一個禁區，設置這個禁區的根據，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該不該知？對有些事情，我們該不該半途而廢，停止探討，寧可不去獲取某種知識，免得我們或任何人會利用那種知識來作些什麽？我個人的回答是直截了當的‘不’。”
“要預言科學將會生出什麽結果，那是很難的。假如是一門真有前途的學科，那就不可能對之作出預言。這是科學這一行當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要發現的東西真是新的，按定義講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無法預言真正新的研究綫索會引嚮何處。在這件事上你沒有選擇，沒法選擇你認為你將喜歡的，而關閉那些可能會引起不快的綫索。你要麽有科學，要麽沒有科學。可一旦你有科學，你就必須在接受那些規矩的、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時，接受那一片片令人驚訝、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讓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這樣。”
李紹明
這年頭，我們對於自我的自我意識好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了。時行的雜志上，連篇纍牘的文章奉勸我們要對自我作這作那：如何找到自我，確認自我，培養自我，保護自我，更有甚者，在一些特殊的場合時令如周末什麽的，還要學着如何暫時地忘掉自我。有好些誨人不倦的書本，銷路甚佳的書本，是關於自我實現，自助自強，和自我開發的。一群群自尊的人們付很高的費用、去參加為期三天的短訓班，學習如何意識自我。在大學裏，可以開出關於自我啓蒙的選修課來了。
讀着這些，你可能會想，咱們發現自我，衹是新近的事。咱早就疑心，有那麽個東西在那兒活着，掌管着這塊地兒，分離於其他所有事物，絶對地個性化，絶對地獨立。這會兒總算封了它一個真正的名號，佈告天下，叫作自我。
這是個有趣的詞兒，早就形成了。它在社會方面的意義，比你想象的要模棱得多。
最初的詞根是se或seu，僅僅是個第三人稱代詞，而它的大多數子子孫孫，除了self（自我）本身，是造出來暗指別個、在某種意義上有關係的人的；sibs（血親）和gossips（密友）都來自seu。Se也曾被用來指某種外在的或分離的事情，於是有了separate（分離） ，secret（秘密）和segregate（隔離）這些詞。它的一個擴展的詞根swedh進入希臘語，成為ethnos，意指屬我族類，還有ethos，意為這些人的風俗習慣。Ethics（倫理，道德）意為屬我族類，倫理觀念相近的人們的行為。
我們容易認為，我們自己是自然界唯有的完全獨特的生靈。可事情不是這樣的。獨特性是生物界極為稀鬆平常的品性，實在算不得什麽獨特。一個現象不可能既是獨特的，同時又是普遍的。要說獨特，就連一個個獨個的，自由遊動的細菌也可被看作是獨特的實體，即使它們是一單個無性係的後裔，也能各各區分出來。斯普第奇（Spudich） 和科什蘭（Koshland）最近報道，同種的能動微生物，其個體的遊動行為各不相同，頗像一個個性情孤僻，行為乖張的怪人。在它們尋找食物的時候，有的會歪歪扭扭地嚮一個方向前進，行進確切的幾秒鐘後，嘎然而止；而其他的細菌則以不同的方式歪扭前進，行進不同的，但各有定數的時間。假如你逮住它們的鞭毛，把它們挂在覆了一層抗體的滑片的表面上，仔細地觀察，你可以通過其扭動身體的方式把它們一個個分別開來，分別得如此準確，好像它們各有不同的名字。
豆類攜帶有標記自我的標簽，彼此區分得如此清晰，就像一隻小鼠通過它的氣味作的標記一樣。這些標簽有糖蛋白，有植物凝血素，而且還可能跟某種內部的，至關重要的談判有關。這種談判是關於豆子和固氮菌之間的附着關係的。固氦菌生活在這種植物的肌膚裏，埋植在它的根瘤中。一個種係的豆類的植物凝血素跟前來這個種係殖民的特殊菌類的表而有特殊的親和性、但對於來自其他種係豆子的菌類就沒有。這一制度的設計，似乎是為了維護一些排他性的夥件關係。自然界就是內這樣一些小小的勢利幫派湊合而成的。
珊瑚蟲也有着生物的自我意識。如果你把同一種係的珊瑚蟲放在一起，讓它們互相接觸，它們會融合成一個珊瑚蟲，但如果是不同種係的，它們就會相互拒斥。
魚類能通過各自的氣味把同類作為個體而一一分辨出來。小鼠也能這樣作。這種嗅覺的辨別力是由H2基因座製約的。用於免疫自我標記的基因也包含在同一些H2基因座裏。
唯一似乎完全沒有隱私感的活個體，是那些被從母體分離出來，分放在培養皿裏的有核細胞。一旦得到機會，條件適宜，來自天差地別的來源的兩個細胞，比如，一個酵母苗細胞，一個雞紅血細胞，就會接觸，融合，那兩個細胞核也會融合，然後，這個新的雜種細胞就會起勁地分裂，繁生出大量的子孫來。赤裸的細胞缺乏自尊心，似乎一點兒自我感覺都沒有。
自我的標記，還有負責識別這種標記的感覺機製，傳統上被看作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維護自己的個性的。有了這一機製，一種生物才能夠自衛，保護自己免受所有其他生物的侵害。這樣看來，自我性乃是有利於自我保護的。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事情卻不是這樣的。海生無脊椎動物的自我標記機製想必是遠在進化的過程走到我們這兒之前很久就早已完善了的。這種機製的建立，是為了讓一種生物找到其他生物，但不是為了捕食，而是為了建立起共生的家庭。生活在蟹子甲殼上的海葵，擇偶的標準極其挑剔。蟹子們也是一樣。衹有那一種海葵能找到那唯一一種蟹子。它們明確無誤地感覺到彼此，然後就生活在一起，就好像是天造地設的伴侶雙雙。
有時候，不同的自我相當糾纏不清，以至於兩種生物、受彼此分子構型的吸引，會把兩個自我合併在一起、結成一單個生物體。關於這，我聽到的最好的故事，是關於那不勒斯海灣中的裸鰓類動物和水母的。那種裸鰓類動物是一種海生蛞蝓。初看時，發現它身上長着一個小小的發育不全的寄生物，樣子像一個水母，永久性地固着在裸鰓動物的口器的腹側表面上。出於好奇，有些海洋生物學家就去探討，那水母是怎樣來到那裏的。他們首先搜尋鄰近海域，尋找其早期的發育形式，結果有了驚人的發現。那種附着的寄生物，儘管顯然是特化了，放棄了獨自的生活，但實際上還是能夠繁衍後代，因為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節裏，它們的數量特別多。它們在較為靠上的水層中隨波逐流，成長得驚人之好，最終長成羽翼豐滿，象模象樣的正常水母。與此同時、那種蝸牛也産下了幼仔，也開始正常生長，但是時間不長。還在極小極小的時候，它們就被水母的觸手逮住、然後又被吞沒到那傘狀的身體裏。乍看之下，你會覺得，水母現在是捕獵者，而蝸牛則是它的獵物。上輩子受辱蒙羞，低人一等，這會兒可算天道好還，揚眉吐氣了。可是不然。蝸牛不但沒被消化，而且還貪而無厭，沒過多久，就開始反咬一口了。先吃掉水母的輻管，接着吃它的周邊，最後吃掉它的觸手，直到那水母實質上被全部吃掉，而蝸牛的個頭則相應長大了。到末了，兩者的關係又回到我們最初見到的樣子，那頭裸鰓動物優哉遊哉，晃來晃去，水母卻沒剩下什麽，衹有一個經過成功加工的圓圓的寄生物，安然無恙地附着在蝸牛口邊的表皮上。
選揀這個故事，已經覺得無從下手；思考它的含義，更加令人茫然。兩種生物都是為了這次邂逅纔來到這個世上，都帶着自我的標記，以便在那不勒斯海灣的水域中能彼此找到。這一合作，如果你願意這麽稱呼的話，是完全特定的。衹有這個種的水母，也衹有這個種的裸鰓動物，才能夠走到一起、這樣生活。而且，更加令人驚奇的是，它們不能以任何別的方式生活。它們衹有互相依賴才能生存。它們不是真正的自我，它們明明白白是異己的。
想想這些話物，讓我起一種怪異的感覺。它們沒有使我想起任何曾經見過的事。真的沒有。這樣的生活輪回，我從沒聽說過。這些東西是稀奇古怪的。沒錯兒，就是奇特。而與此同時，如同一個朦朧記得的夢，它們讓我一下子想起了整個地球。於是，我的心翻騰不己，再也不能平靜，而且百思不得其解了。
讀着這些，你可能會想，咱們發現自我，衹是新近的事。咱早就疑心，有那麽個東西在那兒活着，掌管着這塊地兒，分離於其他所有事物，絶對地個性化，絶對地獨立。這會兒總算封了它一個真正的名號，佈告天下，叫作自我。
這是個有趣的詞兒，早就形成了。它在社會方面的意義，比你想象的要模棱得多。
最初的詞根是se或seu，僅僅是個第三人稱代詞，而它的大多數子子孫孫，除了self（自我）本身，是造出來暗指別個、在某種意義上有關係的人的；sibs（血親）和gossips（密友）都來自seu。Se也曾被用來指某種外在的或分離的事情，於是有了separate（分離） ，secret（秘密）和segregate（隔離）這些詞。它的一個擴展的詞根swedh進入希臘語，成為ethnos，意指屬我族類，還有ethos，意為這些人的風俗習慣。Ethics（倫理，道德）意為屬我族類，倫理觀念相近的人們的行為。
我們容易認為，我們自己是自然界唯有的完全獨特的生靈。可事情不是這樣的。獨特性是生物界極為稀鬆平常的品性，實在算不得什麽獨特。一個現象不可能既是獨特的，同時又是普遍的。要說獨特，就連一個個獨個的，自由遊動的細菌也可被看作是獨特的實體，即使它們是一單個無性係的後裔，也能各各區分出來。斯普第奇（Spudich） 和科什蘭（Koshland）最近報道，同種的能動微生物，其個體的遊動行為各不相同，頗像一個個性情孤僻，行為乖張的怪人。在它們尋找食物的時候，有的會歪歪扭扭地嚮一個方向前進，行進確切的幾秒鐘後，嘎然而止；而其他的細菌則以不同的方式歪扭前進，行進不同的，但各有定數的時間。假如你逮住它們的鞭毛，把它們挂在覆了一層抗體的滑片的表面上，仔細地觀察，你可以通過其扭動身體的方式把它們一個個分別開來，分別得如此準確，好像它們各有不同的名字。
豆類攜帶有標記自我的標簽，彼此區分得如此清晰，就像一隻小鼠通過它的氣味作的標記一樣。這些標簽有糖蛋白，有植物凝血素，而且還可能跟某種內部的，至關重要的談判有關。這種談判是關於豆子和固氮菌之間的附着關係的。固氦菌生活在這種植物的肌膚裏，埋植在它的根瘤中。一個種係的豆類的植物凝血素跟前來這個種係殖民的特殊菌類的表而有特殊的親和性、但對於來自其他種係豆子的菌類就沒有。這一制度的設計，似乎是為了維護一些排他性的夥件關係。自然界就是內這樣一些小小的勢利幫派湊合而成的。
珊瑚蟲也有着生物的自我意識。如果你把同一種係的珊瑚蟲放在一起，讓它們互相接觸，它們會融合成一個珊瑚蟲，但如果是不同種係的，它們就會相互拒斥。
魚類能通過各自的氣味把同類作為個體而一一分辨出來。小鼠也能這樣作。這種嗅覺的辨別力是由H2基因座製約的。用於免疫自我標記的基因也包含在同一些H2基因座裏。
唯一似乎完全沒有隱私感的活個體，是那些被從母體分離出來，分放在培養皿裏的有核細胞。一旦得到機會，條件適宜，來自天差地別的來源的兩個細胞，比如，一個酵母苗細胞，一個雞紅血細胞，就會接觸，融合，那兩個細胞核也會融合，然後，這個新的雜種細胞就會起勁地分裂，繁生出大量的子孫來。赤裸的細胞缺乏自尊心，似乎一點兒自我感覺都沒有。
自我的標記，還有負責識別這種標記的感覺機製，傳統上被看作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維護自己的個性的。有了這一機製，一種生物才能夠自衛，保護自己免受所有其他生物的侵害。這樣看來，自我性乃是有利於自我保護的。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事情卻不是這樣的。海生無脊椎動物的自我標記機製想必是遠在進化的過程走到我們這兒之前很久就早已完善了的。這種機製的建立，是為了讓一種生物找到其他生物，但不是為了捕食，而是為了建立起共生的家庭。生活在蟹子甲殼上的海葵，擇偶的標準極其挑剔。蟹子們也是一樣。衹有那一種海葵能找到那唯一一種蟹子。它們明確無誤地感覺到彼此，然後就生活在一起，就好像是天造地設的伴侶雙雙。
有時候，不同的自我相當糾纏不清，以至於兩種生物、受彼此分子構型的吸引，會把兩個自我合併在一起、結成一單個生物體。關於這，我聽到的最好的故事，是關於那不勒斯海灣中的裸鰓類動物和水母的。那種裸鰓類動物是一種海生蛞蝓。初看時，發現它身上長着一個小小的發育不全的寄生物，樣子像一個水母，永久性地固着在裸鰓動物的口器的腹側表面上。出於好奇，有些海洋生物學家就去探討，那水母是怎樣來到那裏的。他們首先搜尋鄰近海域，尋找其早期的發育形式，結果有了驚人的發現。那種附着的寄生物，儘管顯然是特化了，放棄了獨自的生活，但實際上還是能夠繁衍後代，因為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節裏，它們的數量特別多。它們在較為靠上的水層中隨波逐流，成長得驚人之好，最終長成羽翼豐滿，象模象樣的正常水母。與此同時、那種蝸牛也産下了幼仔，也開始正常生長，但是時間不長。還在極小極小的時候，它們就被水母的觸手逮住、然後又被吞沒到那傘狀的身體裏。乍看之下，你會覺得，水母現在是捕獵者，而蝸牛則是它的獵物。上輩子受辱蒙羞，低人一等，這會兒可算天道好還，揚眉吐氣了。可是不然。蝸牛不但沒被消化，而且還貪而無厭，沒過多久，就開始反咬一口了。先吃掉水母的輻管，接着吃它的周邊，最後吃掉它的觸手，直到那水母實質上被全部吃掉，而蝸牛的個頭則相應長大了。到末了，兩者的關係又回到我們最初見到的樣子，那頭裸鰓動物優哉遊哉，晃來晃去，水母卻沒剩下什麽，衹有一個經過成功加工的圓圓的寄生物，安然無恙地附着在蝸牛口邊的表皮上。
選揀這個故事，已經覺得無從下手；思考它的含義，更加令人茫然。兩種生物都是為了這次邂逅纔來到這個世上，都帶着自我的標記，以便在那不勒斯海灣的水域中能彼此找到。這一合作，如果你願意這麽稱呼的話，是完全特定的。衹有這個種的水母，也衹有這個種的裸鰓動物，才能夠走到一起、這樣生活。而且，更加令人驚奇的是，它們不能以任何別的方式生活。它們衹有互相依賴才能生存。它們不是真正的自我，它們明明白白是異己的。
想想這些話物，讓我起一種怪異的感覺。它們沒有使我想起任何曾經見過的事。真的沒有。這樣的生活輪回，我從沒聽說過。這些東西是稀奇古怪的。沒錯兒，就是奇特。而與此同時，如同一個朦朧記得的夢，它們讓我一下子想起了整個地球。於是，我的心翻騰不己，再也不能平靜，而且百思不得其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