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
作为萨根的崇拜者和长期从事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的人，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战战兢兢地翻译了这本书。我希望在萨根逝世两周年之际，能够有更多的国人了解萨根，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品格和他献身科学的一生。我希望，读者在读过这本书后，能够更多地了解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科学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世界历史上某些人在反对科学、诋毁科学、借科学的旗号做各种反科学的事情中主要干了些什么，科学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体，乃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本书在中国的出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我想萨根在九泉之下定会感到欣慰的。因为这符合他的思想和他所一贯倡导的传播科学的精神。
一、萨根——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专家
卡尔·萨根博士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同时他又是世界著名的科普作家。他对科学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唯一能够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他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
卡尔·爱德华·萨根于1934年11月9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于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56年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1960年获得天文学和天文物理学博士学位。从60年代早期他就在哈佛大学执教。1971年任康奈尔大学正教授。1996年12月20日，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在与骨髓癌抗争了两年之后，在福莱德·胡钦斯癌症研究中心与世长辞，年仅62岁。
卡尔·萨根一生研究成果惊人。他的研究重点为金星上的温室效应、火星上的季节变化、原子战争所造成的长期环境影响、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外星智能生命探索等。他是宇宙生物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和太空科学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病重期间，他仍然在指导他的学生。他是康奈尔大学最值得尊重的教授。
卡尔·萨根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航海者”、“海盗”、“旅行者”和“伽俐略”宇航探险计划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为此，他荣获美国航空航天局颁发的特别科学成就奖，两次荣获杰出公共服务奖和航空航天局颁发的阿波罗成就奖。萨根除了获得航空航天局的承认和奖励以外，还拥有美国大学和学院授予的22个荣誉学位，以表彰他在科学、文学、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贡献。由于他在原子战争的长期后果和反对核武器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许多奖励。他还获得过许多其它部门给予的奖励，如美国太空航行委员会的约翰·F·肯尼迪太空航行奖；探索者俱乐部第75届年会奖；苏联航空联合会康斯坦丁·柴科夫斯基奖；美国天文协会马素斯基奖；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公共福利奖；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最高奖，以表彰他在“将科学应用于公众福利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萨根是美国天文协会行星科学学会的主席、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联合会行星研究会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行星学会主席。他在12年的时间内连续担任研究行星的权威杂志《伊卡洛斯》的主编。萨根是行星协会的合作发起人，这个机构拥有10万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行星为主的组织。这个组织为寻找外星智能生命的无线电联络研究项目和地球附近的的小行星的研究项目提供帮助。萨根还是加利福尼亚的喷气推进器研究所的客座科学家和《太空漫游》杂志的投稿编辑。在这个杂志上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在他病重期间，他还写了一些与他的疾病有关的文章。
卡尔·萨根还是伟大的科普专家和科学教育家。1980年，他推出大型长达16集的电视序列片“宇宙”，在世界上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这部电视片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在60多个国家放映，观众达到5亿！这个电视片获得米·彼博迪大奖。与这个电视片配套的科普书籍《宇宙》是《纽约时报》连续70周的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是历史上英语出版的科普书中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他的一生著述甚多。除了各种科普文章以外，他还写了30本书。其中《伊甸园的飞龙》、《布鲁卡的脑》、《无人曾想过的道路：核冬天和武器竞赛的终结》、《被遗忘的前辈的影子》、《接触》、《彗星》、《宇宙中的智能生命》和《浅蓝色的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之展望》等书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伊甸园的飞龙》还获得美国普利策奖。
卡尔·萨根在科普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获得美国青少年的尊重和喜爱。他的知名度超过所有的影星歌星，甚至政治领导人。在1991年美国青少年中进行的“十大聪明人”评选中，他的名字列居榜首。而在当年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立下赫赫战功的斯瓦兹科普夫也才名列第二，里根和布什分别名列第四和第六。他同时还是“美国超自然现象说法科学探究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87年获得该委员会授予的“维护理性奖”。1994年，他又获得第一届“阿西莫夫奖”。
二、科学——探究和维护真理的崇高事业
卡尔·萨根博士的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当年便创下最佳畅销书第一名的记录。笔者跟踪萨根的作品多年，对他的思想有所了解。应该说，这是萨根诸多作品中比较全面地反映其思想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广博的知识，犀利的思想，入木三分的揭露，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发人深省的启示，阐述了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别。热情地讴歌了科学家在人类生活中的伟大贡献和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全书充满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从科学的角度对伪科学和伪科学后面所隐藏的反科学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精神世界的源泉是什么？萨根在书中写道：“当科学与大自然相遇时，科学就必然会使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的感觉。对大自然的真正的理解的行为是与自然的结合和融合的欢庆，即使是在很小程度上的结合也能使人感受到宇宙的宏伟和壮观。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累起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体系使科学变成了跨国界、跨时代的超越所有界限的理智的东西。‘精神’一词是从拉丁文‘呼吸’变化而来的。我们呼吸的是空气，无论它多么稀薄，但毫无疑问它是物质。尽管‘精神’这个词的使用是与物质相对而言，但我们都不可能脱离物质（包括构成大脑的物质）而谈论这个词中‘精神的’基本涵义。有时我也会随意使用这个词。科学不仅与精神性和谐共存，而且是精神性的深厚源泉。当我们抓住了生命的错综复杂、光彩美丽和精妙绝伦之时，我们就有了一种飘然飞腾的感觉，这是一种洋洋得意与自感谦卑相结合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是精神的。当我们置身于伟大的艺术、音乐或文学，当我们在甘地或马丁·路德·金等令人景仰的无私的勇气和行为面前时，我们的感觉同样是精神的。科学与精神性以某种方式的相互排斥对双方都将产生损害的作用。”萨根在书中认为，当人类发现宇宙的年龄是80亿到150亿年，而不是6000年或12000年时，人类对宇宙的变化和其深透宏伟有了更深的认识。当人类明白了人只是原子的复杂的结合体，而不是什么神灵的创造后，人类至少增加了对原子的景仰之情。当人类了解了我们居住的星球只不过是银河系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球中的一个，而这个星系也仅是数以十亿计的星系中的一个时，人类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当人类发现自己的祖先同时也是猴子的祖先的时候，人类知道了自己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并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
无论人类怎样看待科学，人类的一切都与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不可能回到愚昧中去。人类最好还是充分利用科学。当我们最终认识到科学的美妙绝伦和其极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精神还是实际物质方面，科学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但是，迷信和伪科学至今仍在大行其道，迷惑人们的思想，对复杂的问题作出轻率和随意的回答，对于怀疑的质问采取回避搪塞的办法应付，使人们惶恐迷惘，将事实当做过眼烟云，视而不见。迷信和伪科学使我们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使人们变成轻信的牺牲品。确实如此，如果UFO潜藏在百慕大群岛附近的深海之处吞噬飞机和轮船，如果死去的人能够通过意念使电话听筒震颤并脱离电话机，如果我们的梦能够解释，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对于世界所了解的知识精确地预测未来，那么，世界将变得多么吸引人啊！
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伪科学的例子。他们声称他们使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的成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完全背离了科学的本质。这是因为他们的所有结论都缺乏充足的证据，同时将能够证明不同结论的证据弃置不论。他们能将假的说得像真的一样，使人轻易相信。许多报纸、杂志、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和电影商等在未做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给予配合，使这些伪科学思想得到广泛和大量的传播。这些思想的传播为对事实的其他解释，对科学的新发现所带来的新思想的传播增加了困难。
萨根在谈到伪科学时精辟地论述说：“真理可能会令人感到敬意或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真理可能与人们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实验是使我们获得真理的方法。在几十年前的一个宴会上，有人向物理学家罗伯特·
W·伍德敬酒时说：‘为物理和玄学干杯！’那时，人们提到玄学时都意指哲学或仅凭思考就可以获得的真理，也可能包括伪科学。伍德回答说：‘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有了一种思想，他就要进行思考，他思考得越深刻，他理解得也就越深刻。他要参考科学文献，他阅读得越多，他对这种思想实现的前景就越清晰明了。在做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就要走进实验室，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验。实验令科学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艰辛磨难。他要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实验和检测，他要对实验数据精益求精，将错误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他不论后果如何，只是全力以赴按实验的进展进行下去。经过精心的实验，在研究工作结束时，他有可能发现最初的思想是毫无价值的。这时，物理学家就会将实验和结果丢在一旁，将自己的思想从一堆错误中解脱出来，去做其它的研究。’伍德将他的酒杯高高举起，下结论说：‘物理学和玄学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实践者中谁比谁更聪明，而在于，玄学家没有实验室。’”
萨根接着谈到，有人为玄学家辩护说，他们的思想像真正的科学一样在同样的程度上被人误解，如果他们的语言不被别人篡改和曲解，他们的思想同样会被人接受。如果你根本没有听说过科学（更不要说科学的研究过程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意识到你接受的是伪科学，你会用人类所具备的一般思维方法去思考问题。宗教经常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伪科学的保育院，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宗教要起到那样的作用。在有些国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占星术和预测，包括政府领导。但是，这些并不是靠宗教简单地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去的，而是靠文化环境，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人们乐于接受这些做法，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肯定的褒扬。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对于外部世界是恐惧和害怕的。因为人类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不能预测。人类对于任何能够减少他们恐惧的解释都欣然接受。科学在了解世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控制自身和指导安全航行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萨根说：“一个国家将会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可以避免的人类灾难在这些国家会因为无知和愚蠢而更多地发生，特别是当这个民族对自身缺乏了解的时候。特别是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对于伪科学的迷信似乎一年比一年更具有挑战性而倍感忧虑。”他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重大差异：“伪科学与错误的科学是有区别的。”“科学就是在改正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经常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不是最终的，而是暂时的。科学家总是先设立假设，然后，再去确定其正确与否。任何假设是否能最后证实是可行的，完全要依靠实验和观察。科学是经过探索和曲折，才逐步加深对事实本身的了解的。当一个科学假设被证实是错误的时候，任何想秘而不宣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十分有害的。固为这种对假设的反证被认为正是科学事业的核心。但是伪科学却恰恰相反。伪科学的假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防任何能够提供反证的实验，因此，即使在原则上，它们也不能被认为是无效的。伪科学的实践者采取防守战略，谨慎小心。他们激烈反击对他们的论点表示怀疑的任何调查和研究。当他们的假设经不住科学家的调查和质问的时候，他们就会策划出压制科学家的意见的阴谋。”“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别可能就在于，与伪科学相比，科学对人类的不完美性和犯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具有深刻得多的认识。如果我们坚决拒绝承认人是必定会犯错误的这一基本常识，我们就一定会永远犯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自我评价的勇气，无论这种评价会获得多么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么我们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如果只讲科学的发现和成果，无论这些发现和成果是多么有用，甚至令人鼓舞，但是，如果我们不向每个公众说明科学严格的研究方法，人们又怎么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表现在公众面前的都是没有证据的论断。权威的科学就是权威们所说的科学。只有你自己来判断科学与伪科学。”
三、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将科学精神注入民族文化
人类传播科学和技术的活动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无从考究。但是，西方学者认为，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在人类利用科学技术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其特点有所不同罢了。这是由人类社会性动物的本性所决定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的程度也随之提高。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人类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必然行为。
但是，随着人类传播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传播科学和技术的目的是什么？
18至19世纪，人类对于其文明进化的结果——知识的传播仍处于广义的阶段，也就是说，知识的传播中科学技术的知识还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那时，人类知识的传播还是一种“知识的传布”（Diffusion of Knowledge）。进入本世纪之后，直至40年代前，科技传播开始出现活跃的态势，书籍、报刊、广播等传播媒介中关于科学技术的内容大量增加，西方学者将这个阶段称之为“科学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普”。20世纪40年代和两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传播速度和质量随着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要求和经济发展，以及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广大公众对于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由过去的盲从、期望、崇尚，乃至迷信转为冷静的思考和怀疑。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科学的目的和技术的弊端提出了疑问。战时科学产生出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科学家利用人体进行生物武器实验和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化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尤其是臭氧层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用预言的形式向广大公众揭示了化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公众开始了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的思考和讨论。人们由过去“科学万能”到对科学的作用怀疑和质问使人类对自身的智能所带来的结果采取了冷静和审视的态度。从社会的意义上讲，这是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否定科学的倒退。公众对科学家的道德、技术的影响、对科学和环
境、科学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审视导致公众对科学议题的全面参与，科学知识和公众、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简单的灌输和接受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新型关系。科学技术的传播工作从过去的单纯的科学技术普及向公众理解科学技术转变。科学家和科学团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学的社会价值。学者们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更接近Understanding的本意。科学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互动的关系。“科学和技术与社会之其它重要部分是处于互动状态的”（参见《科学与社会秩序》，巴伯著，顾昕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在社会的其它重要部分中毫无疑问包含有构成社会的活跃因素的主体——人。科学信息流动的这种重要的变化倾向体现了世界人类文化“人主义”（Peoplism）的价值观。
80年代，人类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美国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米勒博士于1989年提出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标准：（1）对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达到基本的了解；（2）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3）对科学的社会影响达到基本了解。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的赞同。这三项标准体现了当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新型关系，与过去的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关系截然不同。而“科普”这种说法仅指人类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行为，而不能完整、全面地涵盖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从功能上讲，现代民主社会所要求的国民的科学素养也由过去的让公众了解科学知识转变为使公众具备基本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就是萨根在本书中所不断提到的好奇心、探究真理的精神、怀疑精神、参与决策的意识与能力和实证意识。正如卡尔·萨根所说：“对于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巨大的挑战是，如何向人们说清楚科学发现、客观真实、曲折坎坷的历史和人们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科学的实践者偶尔表现出的决不改变航向的执着的顽强的精神。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的培养科学家的教科书对这些内容都涉及很少，用一种吸引人的方法传授从长达几个世纪中人类不厌其烦积累下来的有关大自然的问题中得出的智慧，比系统地讲授散乱地积累人类智慧的方法要简单得多。科学的方法，可能看起来繁琐和生硬粗暴，但是与科学发现相比要重要得多。”
科学素养对普通公众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远离科学，没有科学素养的公众群体是无法承担民主政体对他们的要求的。因为在民主政体中，公众舆论是决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民主程度越高，其影响就越大。虽然对于一个特定的问题的科学因素有更全面的了解并不一定导致人们对最佳决策形成认同，但是，至少可以得出更为明智的，因此也是最好的决策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说，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素养的公众就不可能有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和进步。
科学素养对于科学家来说同样十分重要。科学家是一定社会意义上的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专家。他们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达尔文是科学家，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留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成就，而且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和代表人类本质的正直的价值观。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正确发展方向。但是，也有鼓吹将原子武器用于杀人的科学家，也有用人体作为制造细菌武器的科学家，也有在国家处于重要的关头卖身投靠、为虎作伥的科学家，也有为了个人利益出卖科学家良心的科学家。他们在科学上不愧为一代大师，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背离了科学的本质。他们是具有科学知识却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不一定具有科学精神。但是，要具有科学精神必须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
公众（其中包括科学家本身）理解科学活动的本质和核心内涵是对科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对科学给人类带来的价值观的理解和维护，对理性的渴望和维护。而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灌输。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科学的本质，维护科学的纯洁，牢牢把握科学航船的航向，不仅是科学家的责任，也是整个公众的义务。而整个公众对这个义务的理解需要科学家和有关机构的启蒙和教育，这才是公众理解科学的真正目的。
我国虽然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文化确实可以使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虽然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对世界文明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但是在近代史上，我们的先人和现代人却干过许多令世界文明社会不可理解的、令人耻笑的蠢事。并且，做这些蠢事的因素至今仍然存在。科学精神还远远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文化中。科学，还远没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没有全体国民科学素养的整体提高，下个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是不可能的。正在科学传播领域中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传播媒介的工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体国民科学素养和其它素养提高之日，就是中华民族腾飞，中国人受到世界尊重之时。而我们，任重而道远。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科学界和科普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庞杂，涉猎科学的门类较多，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得不经常请教各个领域的学者。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郭正谊教授和李元教授，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刘华杰博士、潘涛博士、邹锐硕士、王珉硕士、任信荣硕士和苗永华民怎，清华大学的郭兵博士、赵浮硕士和吉林大学的吴跃平博士，他们对译稿提出了十分具体的修改意见。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不会顺利译出。
有时，时间和质量是一对矛盾。由于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使得时间非常紧张，再加上水平有限，译文中的错误肯定是存在的，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大光
1998年7月2日
原版序 我的老师
那是1939年秋季的一个狂风怒吼的日子。公寓楼外面的街道上，落叶随风旋转，每一片树叶都像是有生命一样在舞动。我很舒适地待在温暖安全的卧室里，母亲在另一间屋里忙碌着准备晚餐。在我们公寓里没有那些经常无需借口找你麻烦的大坏孩子。只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我刚刚打了一场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是与谁打的架了，可能是第三楼层的斯奴尼·阿格塔，我狠命地向他抡出一拳以后，发现自己的拳头打穿了斯奇彻特先生药房的大玻璃窗。
斯奇彻特先生对我的伤势非常关心：“很快就会好的，我保证。”他边安慰我，边往我手腕上敷一些令人痛苦难耐的消毒剂。我母亲把我带到设在本公寓的一个医生的诊所里。他用一把小钳子取出了玻璃碎片，并用针和线给我缝了两针。
“两针！”当天晚上父亲不断地唠叨。他知道针的意义，他是一家制衣厂的裁衣工。他的工作就是用非常锋利的锯将大厚堆的布料裁剪成服装初样，接着这些初样被传给一大排坐在缝纫机边的女工。他对我能够克服天生的羞怯而发怒感到高兴。
奋起反击有时是一件好事。我从来没有打算使用暴力。这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桑尼先推了我，而我是随后用拳头击穿了斯奇彻特先生的玻璃窗的。我伤了自己的手腕，花费了一笔不该花的医疗费用，打坏了一块平板玻璃，然而却没有人对我发火。就连桑尼对我也比以前友好多了。
我对事情的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而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待在温暖的公寓里，边透过卧室的窗户凝视纽约湾，边考虑这个问题，比起到下面街头再去冒险要舒适得多。
像往常一样，我母亲换了衣服，化了妆，等待着我父亲回来。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一起眺望着波涛汹涌的水面。
她用手粗略地指了指大西洋的对面，说：“那边的人正在打仗，彼此残杀。”我聚精会神地向那面瞭望。
“我知道，”我答道，“我能看见他们。”
“不对，你不可能看见，”她反驳说，口气几乎是严厉的，她说，“他们太遥远了。”然后返回厨房。
她怎么知道我是否能看到他们？我不明白。我眯着眼睛眺望着，我认为我确实看到了地平线上那一小条土地，在那上面有很小的人影，他们相互推打，用刀剑决斗，就像我的漫画书上画的一样。但也许她是对的。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有点像是午夜时分偶尔将我从沉睡中惊醒的怪物，我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砰砰直跳。
当一个人在想象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呢？我凝望着灰暗的海水，直到母亲招呼我洗手吃晚饭。让我高兴的是父亲用双手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我可以从他一天内长出的胡茬上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寒冷。
就在那年的一个星期天，父亲耐心地向我解释0是算术中的一个占位符号，教我读那些发音古怪的大数字的名字，还告诉我为什么没有最大的数字。（他说：“你可以永远在一个数字上再加1。）”我忽然被要求进行儿童必须接受的写出从1到1000的所有整数的必修课程。我们没有成叠的纸张，但父亲给了我一叠灰色的硬纸片，那都是他将自己的衬衫送到洗衣房时积攒下来的。我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这项训练，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进展非常缓慢。当我刚刚写到几百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已经到我洗澡的时候了。我很不情愿，我决心写到1000。就像他一生中常扮的调停者的角色一样，父亲介入了：如果我能很高兴地去洗澡的话，他将帮我继续写下去。我非常高兴。当我重新接手时，他已经写到将近900了，于是当我达到1000时只不过是比平常上床的时间晚了一点点。这些大数字的重要性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忘记过。
同样也是在1939年，我的父母带我参观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博览会在我眼前展现了科学和高技术可能带来的美好前景。萌芽时代已经结束，这里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能为未来的人们带来利益的各类产品。但很有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未来人对1939年的人并不很了解。“未来世界”将人人身强体壮、干净整洁，工作效率很高，就我所知，看不到任何穷人。
“看声”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但却吸引人的展品。确实如此，当用小锤敲击音叉时，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出现了美丽的正弦曲线。另一张海报上告诉人们：“听光”。确实如此，当光线射到光电管的时候，我可以听到类似在频道之间调频的时候，静电在摩托罗拉收音机中产生的那种声音。世界清晰地向我展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奇妙。声音是如何变成图像，而光线又是如何变成声音的呢？
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什么是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提出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也许会更好的建议。
我真希望能够讲一下在我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里激励我从事科学事业的老师，但当我认真回想时，这样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位。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元素周期表、杠杆和斜面、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无烟煤与有烟煤之间的差别等呆板的记忆。全然没有不断增长的对新事物的新奇感，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讲过每个人所曾信奉过的错误思想。在高中的实验课上，我们得到的都是由猜测所得的结果。假如得不出结果，我们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数。那时，我们根本就得不到追求个人兴趣的鼓励，也没有人让我们去探究那些知觉的或概念性的错误。在课本的后面，才有可说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学校的时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教室里找到有关天文学的美妙的书籍。教师将多位除法像教烹调书上的配方一样灌输给你，却不解释单位除法、乘法、减法是怎样组合起来以得出正确答案的。在高中时，教师恭敬虔诚地传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这种计算方法是西奈山亲手所授。我们的学习仅仅是记住自已被要求做什么，并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不重要。在二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数老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很多数学知识。但他也非常严厉，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在上学这些年中，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读科学和科幻的书以及杂志而保持下来的。
大学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发现大学的老师不仅懂得科学，而且还确实能够对科学作出解释。非常幸运的是，我进入了对于学习的时代来说非常好的学校——芝加哥大学。我成了以恩里科，费米为宗师的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从撒布拉曼扬·昌得拉基卡的理论中领略到了数学的真正优雅迷人之处；我有幸可以与哈罗德·尤里讨论化学；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纳大学H·J·马勒的生物学徒弟；我跟G·P·柯伊伯学习行星天文学，他是当时唯一的全蚀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学习时，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信封背面的计算：一个可能解决某个问题的想法突然涌现在脑海里，你立即找出一个旧信封，用你的基础物理学知识，在信封上写下几个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数值，检验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不成功，你再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法。这样寻找错误，就像刀切奶油一样容易。
在芝加哥大学我还非常幸运地修完了罗伯特·M·胡钦斯开设的一门普通教育课。他的课程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灿烂辉煌的织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难以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哈、莎士比亚、吉本、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学者们。在一堂科学概论课上，他将托勒密关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学说讲得生动感人、引人入胜，使得一些学生对哥白尼学说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胡钦斯的课程中，老师的地位与他们的研究几乎毫无关系。与今天美国大学的标准不同，那时对老师的评价却是根据他们的教学水平，以及他们是否具有向下一代传授知识和启发学生的能力。
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使我得以填补上了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许多空白。许多以前非常神秘（不仅是在科学方面）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起来。我同时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能够发现一些宇宙规律的人所享受到的荣幸。
我一直对50年代的那些辅导我的教师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试图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清楚地感到，我所学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也不是来自大学教授们，而是来自我那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育早在1939年那年就开始了。
作为萨根的崇拜者和长期从事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的人，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战战兢兢地翻译了这本书。我希望在萨根逝世两周年之际，能够有更多的国人了解萨根，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品格和他献身科学的一生。我希望，读者在读过这本书后，能够更多地了解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家是什么样的人，科学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世界历史上某些人在反对科学、诋毁科学、借科学的旗号做各种反科学的事情中主要干了些什么，科学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体，乃至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本书在中国的出版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我想萨根在九泉之下定会感到欣慰的。因为这符合他的思想和他所一贯倡导的传播科学的精神。
一、萨根——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专家
卡尔·萨根博士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同时他又是世界著名的科普作家。他对科学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唯一能够用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他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
卡尔·爱德华·萨根于1934年11月9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于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56年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1960年获得天文学和天文物理学博士学位。从60年代早期他就在哈佛大学执教。1971年任康奈尔大学正教授。1996年12月20日，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在与骨髓癌抗争了两年之后，在福莱德·胡钦斯癌症研究中心与世长辞，年仅62岁。
卡尔·萨根一生研究成果惊人。他的研究重点为金星上的温室效应、火星上的季节变化、原子战争所造成的长期环境影响、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外星智能生命探索等。他是宇宙生物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和太空科学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病重期间，他仍然在指导他的学生。他是康奈尔大学最值得尊重的教授。
卡尔·萨根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航海者”、“海盗”、“旅行者”和“伽俐略”宇航探险计划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为此，他荣获美国航空航天局颁发的特别科学成就奖，两次荣获杰出公共服务奖和航空航天局颁发的阿波罗成就奖。萨根除了获得航空航天局的承认和奖励以外，还拥有美国大学和学院授予的22个荣誉学位，以表彰他在科学、文学、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贡献。由于他在原子战争的长期后果和反对核武器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许多奖励。他还获得过许多其它部门给予的奖励，如美国太空航行委员会的约翰·F·肯尼迪太空航行奖；探索者俱乐部第75届年会奖；苏联航空联合会康斯坦丁·柴科夫斯基奖；美国天文协会马素斯基奖；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公共福利奖；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最高奖，以表彰他在“将科学应用于公众福利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萨根是美国天文协会行星科学学会的主席、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联合会行星研究会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行星学会主席。他在12年的时间内连续担任研究行星的权威杂志《伊卡洛斯》的主编。萨根是行星协会的合作发起人，这个机构拥有10万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行星为主的组织。这个组织为寻找外星智能生命的无线电联络研究项目和地球附近的的小行星的研究项目提供帮助。萨根还是加利福尼亚的喷气推进器研究所的客座科学家和《太空漫游》杂志的投稿编辑。在这个杂志上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在他病重期间，他还写了一些与他的疾病有关的文章。
卡尔·萨根还是伟大的科普专家和科学教育家。1980年，他推出大型长达16集的电视序列片“宇宙”，在世界上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这部电视片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在60多个国家放映，观众达到5亿！这个电视片获得米·彼博迪大奖。与这个电视片配套的科普书籍《宇宙》是《纽约时报》连续70周的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是历史上英语出版的科普书中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他的一生著述甚多。除了各种科普文章以外，他还写了30本书。其中《伊甸园的飞龙》、《布鲁卡的脑》、《无人曾想过的道路：核冬天和武器竞赛的终结》、《被遗忘的前辈的影子》、《接触》、《彗星》、《宇宙中的智能生命》和《浅蓝色的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之展望》等书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伊甸园的飞龙》还获得美国普利策奖。
卡尔·萨根在科普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获得美国青少年的尊重和喜爱。他的知名度超过所有的影星歌星，甚至政治领导人。在1991年美国青少年中进行的“十大聪明人”评选中，他的名字列居榜首。而在当年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立下赫赫战功的斯瓦兹科普夫也才名列第二，里根和布什分别名列第四和第六。他同时还是“美国超自然现象说法科学探究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87年获得该委员会授予的“维护理性奖”。1994年，他又获得第一届“阿西莫夫奖”。
二、科学——探究和维护真理的崇高事业
卡尔·萨根博士的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当年便创下最佳畅销书第一名的记录。笔者跟踪萨根的作品多年，对他的思想有所了解。应该说，这是萨根诸多作品中比较全面地反映其思想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广博的知识，犀利的思想，入木三分的揭露，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发人深省的启示，阐述了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别。热情地讴歌了科学家在人类生活中的伟大贡献和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全书充满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从科学的角度对伪科学和伪科学后面所隐藏的反科学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精神世界的源泉是什么？萨根在书中写道：“当科学与大自然相遇时，科学就必然会使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的感觉。对大自然的真正的理解的行为是与自然的结合和融合的欢庆，即使是在很小程度上的结合也能使人感受到宇宙的宏伟和壮观。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累起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体系使科学变成了跨国界、跨时代的超越所有界限的理智的东西。‘精神’一词是从拉丁文‘呼吸’变化而来的。我们呼吸的是空气，无论它多么稀薄，但毫无疑问它是物质。尽管‘精神’这个词的使用是与物质相对而言，但我们都不可能脱离物质（包括构成大脑的物质）而谈论这个词中‘精神的’基本涵义。有时我也会随意使用这个词。科学不仅与精神性和谐共存，而且是精神性的深厚源泉。当我们抓住了生命的错综复杂、光彩美丽和精妙绝伦之时，我们就有了一种飘然飞腾的感觉，这是一种洋洋得意与自感谦卑相结合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是精神的。当我们置身于伟大的艺术、音乐或文学，当我们在甘地或马丁·路德·金等令人景仰的无私的勇气和行为面前时，我们的感觉同样是精神的。科学与精神性以某种方式的相互排斥对双方都将产生损害的作用。”萨根在书中认为，当人类发现宇宙的年龄是80亿到150亿年，而不是6000年或12000年时，人类对宇宙的变化和其深透宏伟有了更深的认识。当人类明白了人只是原子的复杂的结合体，而不是什么神灵的创造后，人类至少增加了对原子的景仰之情。当人类了解了我们居住的星球只不过是银河系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球中的一个，而这个星系也仅是数以十亿计的星系中的一个时，人类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当人类发现自己的祖先同时也是猴子的祖先的时候，人类知道了自己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并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
无论人类怎样看待科学，人类的一切都与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不可能回到愚昧中去。人类最好还是充分利用科学。当我们最终认识到科学的美妙绝伦和其极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精神还是实际物质方面，科学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但是，迷信和伪科学至今仍在大行其道，迷惑人们的思想，对复杂的问题作出轻率和随意的回答，对于怀疑的质问采取回避搪塞的办法应付，使人们惶恐迷惘，将事实当做过眼烟云，视而不见。迷信和伪科学使我们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使人们变成轻信的牺牲品。确实如此，如果UFO潜藏在百慕大群岛附近的深海之处吞噬飞机和轮船，如果死去的人能够通过意念使电话听筒震颤并脱离电话机，如果我们的梦能够解释，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对于世界所了解的知识精确地预测未来，那么，世界将变得多么吸引人啊！
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伪科学的例子。他们声称他们使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的成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完全背离了科学的本质。这是因为他们的所有结论都缺乏充足的证据，同时将能够证明不同结论的证据弃置不论。他们能将假的说得像真的一样，使人轻易相信。许多报纸、杂志、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和电影商等在未做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给予配合，使这些伪科学思想得到广泛和大量的传播。这些思想的传播为对事实的其他解释，对科学的新发现所带来的新思想的传播增加了困难。
萨根在谈到伪科学时精辟地论述说：“真理可能会令人感到敬意或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真理可能与人们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实验是使我们获得真理的方法。在几十年前的一个宴会上，有人向物理学家罗伯特·
W·伍德敬酒时说：‘为物理和玄学干杯！’那时，人们提到玄学时都意指哲学或仅凭思考就可以获得的真理，也可能包括伪科学。伍德回答说：‘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有了一种思想，他就要进行思考，他思考得越深刻，他理解得也就越深刻。他要参考科学文献，他阅读得越多，他对这种思想实现的前景就越清晰明了。在做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就要走进实验室，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验。实验令科学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艰辛磨难。他要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实验和检测，他要对实验数据精益求精，将错误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他不论后果如何，只是全力以赴按实验的进展进行下去。经过精心的实验，在研究工作结束时，他有可能发现最初的思想是毫无价值的。这时，物理学家就会将实验和结果丢在一旁，将自己的思想从一堆错误中解脱出来，去做其它的研究。’伍德将他的酒杯高高举起，下结论说：‘物理学和玄学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实践者中谁比谁更聪明，而在于，玄学家没有实验室。’”
萨根接着谈到，有人为玄学家辩护说，他们的思想像真正的科学一样在同样的程度上被人误解，如果他们的语言不被别人篡改和曲解，他们的思想同样会被人接受。如果你根本没有听说过科学（更不要说科学的研究过程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意识到你接受的是伪科学，你会用人类所具备的一般思维方法去思考问题。宗教经常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伪科学的保育院，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宗教要起到那样的作用。在有些国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占星术和预测，包括政府领导。但是，这些并不是靠宗教简单地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去的，而是靠文化环境，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人们乐于接受这些做法，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肯定的褒扬。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对于外部世界是恐惧和害怕的。因为人类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不能预测。人类对于任何能够减少他们恐惧的解释都欣然接受。科学在了解世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控制自身和指导安全航行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萨根说：“一个国家将会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可以避免的人类灾难在这些国家会因为无知和愚蠢而更多地发生，特别是当这个民族对自身缺乏了解的时候。特别是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对于伪科学的迷信似乎一年比一年更具有挑战性而倍感忧虑。”他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重大差异：“伪科学与错误的科学是有区别的。”“科学就是在改正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经常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不是最终的，而是暂时的。科学家总是先设立假设，然后，再去确定其正确与否。任何假设是否能最后证实是可行的，完全要依靠实验和观察。科学是经过探索和曲折，才逐步加深对事实本身的了解的。当一个科学假设被证实是错误的时候，任何想秘而不宣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十分有害的。固为这种对假设的反证被认为正是科学事业的核心。但是伪科学却恰恰相反。伪科学的假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防任何能够提供反证的实验，因此，即使在原则上，它们也不能被认为是无效的。伪科学的实践者采取防守战略，谨慎小心。他们激烈反击对他们的论点表示怀疑的任何调查和研究。当他们的假设经不住科学家的调查和质问的时候，他们就会策划出压制科学家的意见的阴谋。”“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别可能就在于，与伪科学相比，科学对人类的不完美性和犯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具有深刻得多的认识。如果我们坚决拒绝承认人是必定会犯错误的这一基本常识，我们就一定会永远犯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自我评价的勇气，无论这种评价会获得多么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么我们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如果只讲科学的发现和成果，无论这些发现和成果是多么有用，甚至令人鼓舞，但是，如果我们不向每个公众说明科学严格的研究方法，人们又怎么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表现在公众面前的都是没有证据的论断。权威的科学就是权威们所说的科学。只有你自己来判断科学与伪科学。”
三、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将科学精神注入民族文化
人类传播科学和技术的活动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无从考究。但是，西方学者认为，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在人类利用科学技术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其特点有所不同罢了。这是由人类社会性动物的本性所决定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的程度也随之提高。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人类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必然行为。
但是，随着人类传播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传播科学和技术的目的是什么？
18至19世纪，人类对于其文明进化的结果——知识的传播仍处于广义的阶段，也就是说，知识的传播中科学技术的知识还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那时，人类知识的传播还是一种“知识的传布”（Diffusion of Knowledge）。进入本世纪之后，直至40年代前，科技传播开始出现活跃的态势，书籍、报刊、广播等传播媒介中关于科学技术的内容大量增加，西方学者将这个阶段称之为“科学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普”。20世纪40年代和两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传播速度和质量随着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要求和经济发展，以及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广大公众对于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由过去的盲从、期望、崇尚，乃至迷信转为冷静的思考和怀疑。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科学的目的和技术的弊端提出了疑问。战时科学产生出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科学家利用人体进行生物武器实验和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化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尤其是臭氧层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用预言的形式向广大公众揭示了化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公众开始了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的思考和讨论。人们由过去“科学万能”到对科学的作用怀疑和质问使人类对自身的智能所带来的结果采取了冷静和审视的态度。从社会的意义上讲，这是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否定科学的倒退。公众对科学家的道德、技术的影响、对科学和环
境、科学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审视导致公众对科学议题的全面参与，科学知识和公众、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简单的灌输和接受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新型关系。科学技术的传播工作从过去的单纯的科学技术普及向公众理解科学技术转变。科学家和科学团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学的社会价值。学者们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更接近Understanding的本意。科学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互动的关系。“科学和技术与社会之其它重要部分是处于互动状态的”（参见《科学与社会秩序》，巴伯著，顾昕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在社会的其它重要部分中毫无疑问包含有构成社会的活跃因素的主体——人。科学信息流动的这种重要的变化倾向体现了世界人类文化“人主义”（Peoplism）的价值观。
80年代，人类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美国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米勒博士于1989年提出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标准：（1）对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达到基本的了解；（2）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3）对科学的社会影响达到基本了解。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的赞同。这三项标准体现了当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新型关系，与过去的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关系截然不同。而“科普”这种说法仅指人类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行为，而不能完整、全面地涵盖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从功能上讲，现代民主社会所要求的国民的科学素养也由过去的让公众了解科学知识转变为使公众具备基本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就是萨根在本书中所不断提到的好奇心、探究真理的精神、怀疑精神、参与决策的意识与能力和实证意识。正如卡尔·萨根所说：“对于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巨大的挑战是，如何向人们说清楚科学发现、客观真实、曲折坎坷的历史和人们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科学的实践者偶尔表现出的决不改变航向的执着的顽强的精神。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的培养科学家的教科书对这些内容都涉及很少，用一种吸引人的方法传授从长达几个世纪中人类不厌其烦积累下来的有关大自然的问题中得出的智慧，比系统地讲授散乱地积累人类智慧的方法要简单得多。科学的方法，可能看起来繁琐和生硬粗暴，但是与科学发现相比要重要得多。”
科学素养对普通公众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远离科学，没有科学素养的公众群体是无法承担民主政体对他们的要求的。因为在民主政体中，公众舆论是决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民主程度越高，其影响就越大。虽然对于一个特定的问题的科学因素有更全面的了解并不一定导致人们对最佳决策形成认同，但是，至少可以得出更为明智的，因此也是最好的决策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说，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素养的公众就不可能有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和进步。
科学素养对于科学家来说同样十分重要。科学家是一定社会意义上的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专家。他们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达尔文是科学家，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留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成就，而且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和代表人类本质的正直的价值观。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正确发展方向。但是，也有鼓吹将原子武器用于杀人的科学家，也有用人体作为制造细菌武器的科学家，也有在国家处于重要的关头卖身投靠、为虎作伥的科学家，也有为了个人利益出卖科学家良心的科学家。他们在科学上不愧为一代大师，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背离了科学的本质。他们是具有科学知识却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不一定具有科学精神。但是，要具有科学精神必须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
公众（其中包括科学家本身）理解科学活动的本质和核心内涵是对科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对科学给人类带来的价值观的理解和维护，对理性的渴望和维护。而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灌输。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科学的本质，维护科学的纯洁，牢牢把握科学航船的航向，不仅是科学家的责任，也是整个公众的义务。而整个公众对这个义务的理解需要科学家和有关机构的启蒙和教育，这才是公众理解科学的真正目的。
我国虽然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文化确实可以使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虽然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对世界文明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但是在近代史上，我们的先人和现代人却干过许多令世界文明社会不可理解的、令人耻笑的蠢事。并且，做这些蠢事的因素至今仍然存在。科学精神还远远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文化中。科学，还远没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没有全体国民科学素养的整体提高，下个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是不可能的。正在科学传播领域中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传播媒介的工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体国民科学素养和其它素养提高之日，就是中华民族腾飞，中国人受到世界尊重之时。而我们，任重而道远。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科学界和科普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庞杂，涉猎科学的门类较多，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得不经常请教各个领域的学者。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郭正谊教授和李元教授，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的刘华杰博士、潘涛博士、邹锐硕士、王珉硕士、任信荣硕士和苗永华民怎，清华大学的郭兵博士、赵浮硕士和吉林大学的吴跃平博士，他们对译稿提出了十分具体的修改意见。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不会顺利译出。
有时，时间和质量是一对矛盾。由于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使得时间非常紧张，再加上水平有限，译文中的错误肯定是存在的，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大光
1998年7月2日
原版序 我的老师
那是1939年秋季的一个狂风怒吼的日子。公寓楼外面的街道上，落叶随风旋转，每一片树叶都像是有生命一样在舞动。我很舒适地待在温暖安全的卧室里，母亲在另一间屋里忙碌着准备晚餐。在我们公寓里没有那些经常无需借口找你麻烦的大坏孩子。只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我刚刚打了一场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是与谁打的架了，可能是第三楼层的斯奴尼·阿格塔，我狠命地向他抡出一拳以后，发现自己的拳头打穿了斯奇彻特先生药房的大玻璃窗。
斯奇彻特先生对我的伤势非常关心：“很快就会好的，我保证。”他边安慰我，边往我手腕上敷一些令人痛苦难耐的消毒剂。我母亲把我带到设在本公寓的一个医生的诊所里。他用一把小钳子取出了玻璃碎片，并用针和线给我缝了两针。
“两针！”当天晚上父亲不断地唠叨。他知道针的意义，他是一家制衣厂的裁衣工。他的工作就是用非常锋利的锯将大厚堆的布料裁剪成服装初样，接着这些初样被传给一大排坐在缝纫机边的女工。他对我能够克服天生的羞怯而发怒感到高兴。
奋起反击有时是一件好事。我从来没有打算使用暴力。这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桑尼先推了我，而我是随后用拳头击穿了斯奇彻特先生的玻璃窗的。我伤了自己的手腕，花费了一笔不该花的医疗费用，打坏了一块平板玻璃，然而却没有人对我发火。就连桑尼对我也比以前友好多了。
我对事情的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而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待在温暖的公寓里，边透过卧室的窗户凝视纽约湾，边考虑这个问题，比起到下面街头再去冒险要舒适得多。
像往常一样，我母亲换了衣服，化了妆，等待着我父亲回来。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一起眺望着波涛汹涌的水面。
她用手粗略地指了指大西洋的对面，说：“那边的人正在打仗，彼此残杀。”我聚精会神地向那面瞭望。
“我知道，”我答道，“我能看见他们。”
“不对，你不可能看见，”她反驳说，口气几乎是严厉的，她说，“他们太遥远了。”然后返回厨房。
她怎么知道我是否能看到他们？我不明白。我眯着眼睛眺望着，我认为我确实看到了地平线上那一小条土地，在那上面有很小的人影，他们相互推打，用刀剑决斗，就像我的漫画书上画的一样。但也许她是对的。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有点像是午夜时分偶尔将我从沉睡中惊醒的怪物，我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砰砰直跳。
当一个人在想象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呢？我凝望着灰暗的海水，直到母亲招呼我洗手吃晚饭。让我高兴的是父亲用双手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我可以从他一天内长出的胡茬上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寒冷。
就在那年的一个星期天，父亲耐心地向我解释0是算术中的一个占位符号，教我读那些发音古怪的大数字的名字，还告诉我为什么没有最大的数字。（他说：“你可以永远在一个数字上再加1。）”我忽然被要求进行儿童必须接受的写出从1到1000的所有整数的必修课程。我们没有成叠的纸张，但父亲给了我一叠灰色的硬纸片，那都是他将自己的衬衫送到洗衣房时积攒下来的。我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这项训练，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进展非常缓慢。当我刚刚写到几百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已经到我洗澡的时候了。我很不情愿，我决心写到1000。就像他一生中常扮的调停者的角色一样，父亲介入了：如果我能很高兴地去洗澡的话，他将帮我继续写下去。我非常高兴。当我重新接手时，他已经写到将近900了，于是当我达到1000时只不过是比平常上床的时间晚了一点点。这些大数字的重要性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忘记过。
同样也是在1939年，我的父母带我参观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博览会在我眼前展现了科学和高技术可能带来的美好前景。萌芽时代已经结束，这里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能为未来的人们带来利益的各类产品。但很有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未来人对1939年的人并不很了解。“未来世界”将人人身强体壮、干净整洁，工作效率很高，就我所知，看不到任何穷人。
“看声”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但却吸引人的展品。确实如此，当用小锤敲击音叉时，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出现了美丽的正弦曲线。另一张海报上告诉人们：“听光”。确实如此，当光线射到光电管的时候，我可以听到类似在频道之间调频的时候，静电在摩托罗拉收音机中产生的那种声音。世界清晰地向我展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奇妙。声音是如何变成图像，而光线又是如何变成声音的呢？
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什么是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提出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也许会更好的建议。
我真希望能够讲一下在我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里激励我从事科学事业的老师，但当我认真回想时，这样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位。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元素周期表、杠杆和斜面、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无烟煤与有烟煤之间的差别等呆板的记忆。全然没有不断增长的对新事物的新奇感，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讲过每个人所曾信奉过的错误思想。在高中的实验课上，我们得到的都是由猜测所得的结果。假如得不出结果，我们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数。那时，我们根本就得不到追求个人兴趣的鼓励，也没有人让我们去探究那些知觉的或概念性的错误。在课本的后面，才有可说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学校的时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教室里找到有关天文学的美妙的书籍。教师将多位除法像教烹调书上的配方一样灌输给你，却不解释单位除法、乘法、减法是怎样组合起来以得出正确答案的。在高中时，教师恭敬虔诚地传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这种计算方法是西奈山亲手所授。我们的学习仅仅是记住自已被要求做什么，并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不重要。在二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数老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很多数学知识。但他也非常严厉，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在上学这些年中，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读科学和科幻的书以及杂志而保持下来的。
大学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发现大学的老师不仅懂得科学，而且还确实能够对科学作出解释。非常幸运的是，我进入了对于学习的时代来说非常好的学校——芝加哥大学。我成了以恩里科，费米为宗师的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从撒布拉曼扬·昌得拉基卡的理论中领略到了数学的真正优雅迷人之处；我有幸可以与哈罗德·尤里讨论化学；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纳大学H·J·马勒的生物学徒弟；我跟G·P·柯伊伯学习行星天文学，他是当时唯一的全蚀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学习时，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信封背面的计算：一个可能解决某个问题的想法突然涌现在脑海里，你立即找出一个旧信封，用你的基础物理学知识，在信封上写下几个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数值，检验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不成功，你再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法。这样寻找错误，就像刀切奶油一样容易。
在芝加哥大学我还非常幸运地修完了罗伯特·M·胡钦斯开设的一门普通教育课。他的课程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灿烂辉煌的织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难以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哈、莎士比亚、吉本、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学者们。在一堂科学概论课上，他将托勒密关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学说讲得生动感人、引人入胜，使得一些学生对哥白尼学说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认识。在胡钦斯的课程中，老师的地位与他们的研究几乎毫无关系。与今天美国大学的标准不同，那时对老师的评价却是根据他们的教学水平，以及他们是否具有向下一代传授知识和启发学生的能力。
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使我得以填补上了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许多空白。许多以前非常神秘（不仅是在科学方面）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起来。我同时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能够发现一些宇宙规律的人所享受到的荣幸。
我一直对50年代的那些辅导我的教师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试图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清楚地感到，我所学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也不是来自大学教授们，而是来自我那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育早在1939年那年就开始了。
我们对客观现实所进行的所有科学研究都很原始和幼稚，但是，这正是我们所拥育的最宝贵的东西。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他已经等在那儿了。他手上举着一块写有我名字的纸板。我要参加一个科学家和电视播音员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增加商业电视台中的科学节目，这种努力似乎是毫无希望的。会议组织者很友好地派了一辆车来接我。
等托运的行李时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不介意吧？”
“不，我当然不在乎。”
“你与那个搞科学的家伙同名不会被人弄混吗？”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了他的问题的意思。他不是在耍弄我吧？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本意。
我回答说：“我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真对不起。我认人不准。我也想那人就是你。”
他伸出手来：“我的名字叫威廉·F·巴克利。”（哦，他确实不是那个威廉·弗·巴克利，但他确实与那个好辩论的著名电视采访记者同名。为此他无疑会经常被开一些善意的玩笑。）
当我们坐在汽车里开始我们漫长的行程时，挡风玻璃前的雨刷正在有节奏地来回摆动着。他告诉我，他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他说他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问题要问我，问我是否会介意。
不，我不会介意的。
这样我们就聊了起来。但是话题不是科学。他想谈的是对圣安东尼奥附近一个空军基地中正在冰冻冷藏的外星人的怜惜，“通道”（能听见死者正在想什么的一种方法——据说死者的想法并不多）、水晶球、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占星术。都灵的寿衣……。他用高涨的热情向我介绍着每一个预测的凶兆，但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使他大失所望。
“证据靠不住，”我不断地说，“都是过于简单的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读了不少书。他知道各种根据推测而得出的很少有人知道的神奇的事情，比如说，“沉没的大陆”大西洲和莱姆里亚。他非常熟悉可能即将开始的海底探测，海底探测将会发现那些曾一度辉煌的文明时代的倒塌的拱柱和破碎的伊斯兰宣礼塔，而现在对这些遗迹造访的只有那些在深海产生冷光的鱼和传说中巨大的斯堪第纳维亚海妖。但是，尽管海洋中蕴藏着许多秘密，但我知道没有任何海底照片和地质的证据能证实大西洲和莱姆里亚。就目前科学的研究水平来看，它们从未存在过。我有点勉强地告诉了他我的看法。
当我们在雨中行驶时，我能够看出他逐渐变得有些怏怏不乐。我否定的不仅仅是一些错误的说法，而是他内心生活中蕴藏着的宝贵的东西。
在真正的科学中还是有许多东西同样令人激动、更加神秘莫测、更具智能的挑战，还有许多接近真理的东西。他知道星际间寒冷稀薄的气体里存在着酝酿生命的分子结构团吗？他听说过在400万年前的火山灰里发现了早期人类始祖的足迹吗？是次印度板块撞击亚洲板块从而导致了喜玛拉雅山脉的隆起吗？病毒是怎样将DNA像针一样刺过有机体的防线并改变细胞的复制功能的？如何利用无线电波找寻外星智能？为埃卜拉啤酒的优良品质大作广告的是指新发现的埃卜拉古文明吗？不，他从未听说过。他甚至对量子不确定性没有起码的了解。他认为DNA只不过是三个经常写在一起的大写字母罢了。
非常健谈，聪明而又好奇的“巴克利”先生几乎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他对宇宙间的神奇事物具有本能的好奇心，他想了解科学，但是科学在未到达他的面前时就已经消失殆尽。我们的文化主旨、教育体系以及大众媒体毁了他。我们的社会为传播假象和混乱开了绿灯。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如何鉴别真正的科学和廉价的模仿。他对科学方法一无所知。
目前有数百本描写大西洲——据说是在1万年前存在于现在大西洋上的神秘陆地（亦有说其地址定在南极洲）的书。关于大西洲的传说可追溯至柏拉图，他对这块大陆的描述也是来自早期人们的道听途说。最近还有书籍很具权威性地描述了高度发达的大西洲时代的技术、高尚的道德水准和精神生活，那个到处生活着居民的大陆沉没在波涛下的悲剧故事。还存在着大西洲的“新时代”，那时有“先进科学传奇般的文明”，而这种科学主要是研究水晶球的“科学”。在三本同样主题的书中，有一本卡特利纳·拉斐尔所写的名为《水晶球启蒙》的书——此书应对风靡美国的水晶球狂热负主要责任——大西洲人的水晶球能看透别人的心事，传递思想，是解读古代历史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结构和起源的知识宝库。书中没有提供任何哪怕接近于证据的东西来说明其结论的可靠性。（水晶球占卜热的死灰复燃是在真正的地震学科学的最近一项发现之后开始的。人们传说，研究发现，地球的内核可能是由一个巨大、几乎不含杂质的水晶球构成的，而实际的研究结果是金属。）
有些书——例如多罗迪·维塔莱诺的《地球的传说》——很富同情心地将地中海上的这个小岛解释为是在一次火山爆发中毁灭的，或者某个古代城市在一次大地震后沉没于科林斯海湾。这个说法，就我们所知，可能是传说，这种灾难根本不可能毁灭一个创造出了不可思议的先进技术和神秘文明的大陆。
在公共图书馆、报摊杂志或黄金时间的电视节目里，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在海底大陆扩张研究、板块构造研究，以及海底的勘测图中发现过任何真实的证据。而所有的证据都准确无误地表明，在欧洲和美洲大陆之间从未有任何大陆存在过。
骗人的说法专骗轻信者，关于这一点，人们普遍承认。但是，用怀疑的精神看待事情却要难得多。怀疑主义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一个精神生活完全依赖于大众文化的即聪明又具有好奇心的人，在他所接受到的像大西洲这样的信息中，有成百上千倍的可能性是未进行过任何批评的无稽之谈，而不是认真而审慎的、公正的判断。
也许巴克利先生应该知道，对于大众文化向他大量播撒的各种传闻，他应该持更严格的怀疑态度。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很难说这是巴克利先生的过错。他只不过简单地认为，那些最广为流传的、最容易获得的信息都是对的。由于单纯无知，他被社会体系误导和迷惑了。
科学激发了人们不断增长的探求神秘的好奇心。但是伪科学也有同样的作用。很少的和落后的科学普及所放弃的发展空间，很快就被伪科学所占领。如果大家都能够明白一种学说在被接受之前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支持，那么伪科学便无立足之地了。但是由于在大众文化中格雷欣法则之类的东西在普遍地起作用，坏科学将好科学排挤了出去。
全世界数量众多的聪明人、甚至有天赋的人对科学怀有激情。但这种激情却没有得到回报。调查表明大约95％的美国人“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个数字相当于南北战争前美国黑人文盲的比例。那时大多数黑人是奴隶，教黑奴读书识字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当然，对基本文化知识的测定，无论是对语言文字水平的测定还是对科学知识水平的测定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判断。但是，无论怎么说，95％的人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每一代人都对教育标准的不断降低而忧心忡忡。早在约4000年前苏美尔时代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短文就感叹年轻一代与上一代相比，其无知已经达到灾难性的程度。2400年前，年老而又性情暴躁的柏拉图在《法律》第七卷中对科学素养作出了定义：
不能数出1，2，3……，或不能分清奇数和偶数，或根本就不会数数，或分不清白天黑夜之人；完全不知道太阳和月亮以及其他星球是在旋转之人……；我认为，所有的自由人都应该学习这些方面的知识，就像埃及的儿童在刚开始学习字母时就要学习各类知识一样。在那个国家里，仅仅为了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就创造了各种数学游戏，他们可以在愉快的娱乐中进行学习。我……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听说了我们的人民对这些问题的无知，对此我感到惊讶。在我看来，我们更像是猪而不是人。我感到非常羞耻，不仅为我自己，更是为全体希腊人。
我不知道科学和数学的无知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古雅典的衰亡，但我知道科学素养低下的后果比过去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危险得多。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对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空气污染、有毒和放射性废料、酸雨、表土流失、热带森林的消失、人口的指数增长等问题持续无知是危险的，是愚昧的表现。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都依赖于科学技术。如果我们国家不能制造我们的人民想买的高质低价的产品，我们的工业将会继续萎缩，并会将繁荣更多地让给世界其他国家。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核裂变和聚变能、超级电脑、信息“高速公路”、堕胎、氧、大量销毁战略武器、吸毒、政府对公民生活的窃听、高清晰度电视、飞机航线和机场安全、胚胎器官移植、医疗费用、食品添加剂、治疗癫狂、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的药品、动物的权利、超导技术、日常保健药物、有争议遗产权的反社会倾向、太空站、火星探索、寻找治愈爱滋病和癌症的方法。
假如我们对上述知识所知甚少，我们如何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甚至如何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作出明智的选择？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国会解散了它的技术评估办公室——唯一的向上院和参院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的专业机构。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个机构的专业能力和诚实正直堪称楷模。在国会535个议员中，在20世纪中不到1％的人接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最后的一位科学知识丰富的总统可能只有托马斯·杰斐逊。
那么美国人是怎样对问题作出决策的呢？他们如何向他们的代言人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呢？谁是事实上的决策人？他们的决策是根据什么作出的呢？
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是医学之父。2500年后人们仍然记得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现在各地的医科学生在毕业时宣誓其略有变动的内容）。但是，他的主要功绩是使医学从迷信的迷雾中走出来，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在希波克拉底的一段著名的文字中他这样写道：“人们认为癫痫症是神灵造成的，仅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本身不懂的事物都当做是神灵安排的，那么神灵造成的事物将层出不穷，永无止境。”我们虽然没有必要一定要承认我们对许多领域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却一直在说，像宇宙这样的事物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奥妙。差距之神承担了我们对许多事情仍然一无所知的责任。医学知识从公元前4世纪以来不断积累提高，我们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无论是在疾病的病因还是治疗上，我们将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神灵的作用越来越少。婴儿在分娩时的死亡率和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医学提高了这个星球上数十亿人的生活质量。
在对疾病的诊断上，希波克拉底引入了科学的基本方法。他强调认真细致的观察。“不给任何疾病留下机会。不漏过任何细节。将相互矛盾的观察结合起来分析。你自己一定要有充分的时间。”在体温计发明以前，他就对许多疾病都描画出了其各自的体温曲线。他建议，医生应该能够仅仅根据病人的当前症状说出每种病的大概病史和病情的发展过程。他强调忠诚老实。他乐于承认医生知识的局限性。在面对后世人时，他毫无尴尬地向后人透漏，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他治疗的疾病。他那时的治疗方法有限，可以使用的药品也主要是缓泻药、催吐药和麻醉药。实行外科手术时只能用烧灼的方式来消毒。从古典时期到古罗马衰亡时，医学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医学在伊斯兰世界兴盛时，欧洲却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许多解剖学和外科学的知识都丢失殆尽，人们依靠祈祷和大量神奇的自我痊愈，世俗的医生几乎全部消失了。人们广泛地使用赞美诗、圣水、占星术和护身符。解剖死尸是被禁止的和违法的，于是那些从事医学的人便无法从人体获得第一手的知识。医学研究停滞不前。
那时的情景酷似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对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整个东罗马帝国的描述：
在十个世纪的革命中，没有出现一项有助于提高人类的尊严和幸福的发明。在古代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增添过一个新思想，一代接一代的折磨人的训练使人们轮流成为卑躬屈膝的下一代的只懂教义的老师。
即使最好的前现代医学实践也没能救活许多人的生命。安妮女王是大英帝国斯图亚特王室的最后一代君主。在17世纪的最后17年里，她怀孕过18次，但仅生了五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活到了童年，但是在未成年时，在女王1702年加冕前就死去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什么遗传上的疾病。她能够买到当时最好的医疗保健。
曾经悲惨地夺走了无数孩子和婴儿生命的疾病已经被科学逐步控制和治愈，这都应归功于人们发现了微生物世界的秘密；归功于人们意识到医生和从事接生工作的人应该洗手并对器械消毒；归功于公共保健和卫生措施；归功于抗生素，药物、疫苗，DNA分子结构的揭示，分子生物学以及新的基因疗法。至少是在发达国家，与17世纪末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王位继承人相比，今天的父母更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天花在世界范围内已被消灭，受到携带疟疾病菌蚊虫侵害的地区已经大大缩小，诊断出患血癌的儿童的存活年限也一年一年地逐步延长。科学使得地球可以供养比几千年前多几百倍的人口，并且生活状况不会很糟。
我们可以为霍乱患者祈祷，也可以每隔12小时让其服用500毫克的四环素（仍然有一种宗教——基督教科学，否认病菌理论。如果祈祷无效，这种宗教的信仰者即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给他们服用抗生素）。我们可以尝试几乎无效的精神分析谈话治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每天让他们服用300到500毫克镇静剂。科学的医疗方法比其它方法的有效率要高出成百上千倍（即使其它方法好像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我们却无法确切知道它们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可能是病情的自我缓解，即使是霍乱和精神分裂，不作祈祷或精神分析治疗也可能会自我缓解或康复）。放弃科学就意味着放弃了比空调、CD唱机、电吹风和高速汽车更多的东西。
在狩猎和前农业时期，人类的期望寿命大约在20到30岁。在罗马后期和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的情况下人的期望寿命也是同样。到1870年时，人的寿命还未达到40岁。1915年达到50岁，1930年60岁，1955年70岁，今天人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0岁（女性稍高，男性略低）。其他国家正在跟着欧洲人寿命增长的速度在增长。是什么导致了人类会产生如此惊人和前所未有的变化？是病菌理论？公众卫生保健措施，药物和医疗技术。寿命的延长可能是衡量人类物质生活质量的最好的唯一标准了（倘使你死去了，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这是科学给人类的最宝贵礼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和生命的礼物相媲美。
但是微生物却会变异。新疾病像野火般蔓延，在微生物传染和人们反传染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斗争。我们要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不仅要研制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而且要不断深入地了解生命的本质，这就是基础研究。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想由于避免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到21世纪后期时人口达到100亿或120亿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我们必须发明安全和更加有效的增加食物的方法，与此相配套的还有良种库、水利、灭虫、运输和冷藏。要有足够的可以接受的计划生育手段，要采取重要的措施，使妇女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政治地位，提高最贫困人群的生活标准。没有科学和技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知道科学和技术源源不断地带给这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礼物。科学家不仅研制出了原子武器，还把政治领导人揪到面前，对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必须首先拥有一枚。于是他们制造出了6万多枚。在冷战时期，美国、前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为了准备核战争，竟情愿使自己的国民在对核武器的危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遭受核辐射的危害。塔斯科基和阿拉巴马的医生欺骗一组老军人，在他们受辐射过重而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却让他们以为是在接受梅毒治疗。这伙残忍毒辣的纳粹医生臭名远扬。我们的技术制造了酞胺哌啶酮、氟利昂、橙试剂、神经毒气，造成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种绝灭。我们的工业如此强大，能够破坏地球的气候。我们这个地球上大约有一半科学家至少是部分时间在为军事服务。尽管有少部分科学家被认为是局外人，他们勇敢地批评社会的弊病，并提早警告可能出现的技术灾难。但是，人们看到许多科学家还仅仅是只会抱怨的机会主义者，或者是愿为公司获利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工作的人，他们从不考虑长期后果。科学成果带来了技术风险，对公认为正确而普遍接受的经验和知识构成了绝对的挑战，以及人们认为的科学的复杂性，都是人们不相信科学和回避科学的原故。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疯狂的科学家的身影——星期六早晨儿童电视节目上穿着白大褂的狂人和从自称为鼻祖的福斯特斯博士本人到富兰肯斯坦博士、从斯特兰其拉夫博士到侏罗纪公园大众文化中过分鼓吹的浮士德式的牺牲精神。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科学使品行不端的技术人员或贪污成性、痴迷于权力之争的政治家们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因此要抛弃科学。医学和农业的进步所挽救的人命比死于历史上各种战争中的人的总和要多得多。运输和通讯的进步以及娱乐业改变了世界并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一个接一个的民意调查表明，尽管人们对科学有所顾虑，但是人们仍然将科学工作列为是最值得尊重和信赖的职业之一。科学之剑是两面有刃的，它令人畏惧的力量使所有人，包括政治家，当然特别是科学家，必须肩负一种新的责任，那就是，一定要从全球和超越时代的角度，对技术所带来的长期后果给予更多的关注，竭力避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依恋。犯错误的代价太昂贵了。
你对真实是否很关心？
真实很重要吗？
……在无知是福的地方
人就成了智者
托马斯·格雷在他的诗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但是有道理吗？爱德蒙·卫·提勒在他的1950年出版的书《四季循环》中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只要你感到是对的，无论一件事情是真是假，你都不在乎，就像你有了钱就不在乎钱是如何得到的一样。从道德的角度说，你的道德并不太高尚。
举个例子，如果你发现政府是个腐败和不胜任的政府，你会觉得令人沮丧。但是如果不知道这些是否就更好呢？无知对谁有利？如果我们人类具有世代相传的讨厌陌生人的倾向，自我封闭是否是唯一的灵丹妙药？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日月星辰为我们升落，因为有了我们的宇宙才存在的话，科学是否挫伤了我们的自信心？
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弗里德里希·尼采就像他的前人和后人一样，认为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是“人类自我轻视的不断发展”。尼采哀叹“人类的尊严，人类的独立的特性，人在存在的规律中的不可替代性”的丧失。我认为，了解宇宙的真相要比坚信错觉，却感到满足和正确无误要好得多。哪一种态度对我们的长期生存更具有推动作用？哪一种观念对我们的未来更有影响？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天真的自信受到一点挫折，是否就意味着全部失败？我们是否应该把了解宇宙当做走向成熟和完善自身的过程？
发现宇宙年龄为80到150亿年，而不是6000到12000年使我们对宇宙其广阔和伟大更为敬仰。我们是由原子按照复杂的结构所组成，而不是神灵的产物，承认这个观点至少可以提高我们对原子的尊重程度。我们发现，正像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样，我们的星球是银河系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球中的一个，而银河系是宇宙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系中的一个。整个宇宙在可能的空间雄伟地扩展。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同时也是猴子的祖先，这一点说明我们与其他生物拥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并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如果有时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对人类本性的思考。
显然没有回头路。无论你喜欢与否，科学与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最好是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科学。当我们最终看清了科学的本质，充分领悟到它的美妙和力量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无论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现实问题上，我们在谋取我们自身的幸福中就占据了有力的地位。
但是迷信和伪科学仍在大行其道，它们迷惑了我们中的“巴克利”，它们提供的是简单的答案，逃避怀疑性的考察，随心所欲地利用我们的敬畏之心，使我们的经验变得一钱不值，使我们成为循规蹈矩、没有个人思想的行事者和轻信的牺牲品。是的，假如UFO藏匿在百慕大深深的大海中，吞噬轮船和飞机，死人能够操纵我们的双手，还能给我们写信，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更加有趣的地方。如果小孩仅靠思维便能将电话机从托架上掉下来，与偶然的机会或世界的知识所能作出的解释相比，如果我们的梦能够更准确地预测未来，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太令人神魂颠倒了。
这些都是伪科学的一些实例。它们声称是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然而，事实上它们与科学的本质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它们通常的结论是以不充足的证据为基础的，它们对导致其他可能性的线索不屑一顾。它们耍弄无知。在报纸、杂志、出版商、电台、电视台、制片商等机构和人的无知的配合下（通常是只顾一己利益，不顾社会影响的纵容），伪科学的思想得以轻易地和广泛地传播。我遇到“巴克利”先生而使我想到，与相信伪科学和迷信的人相比，遇到能够做出其它选择的，懂得更具挑战性。甚至更加光彩灿烂的科学发现知识的人要困难千百倍。
与科学相比，编造伪科学要容易得多。因为它使我们远离真实性——而真实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经过比较而获得的结果——总是被更多地忽略掉了。探究证据的一般争论的标准更不明确也更不严谨。部分是由于相同的原因，与科学相比，向普通公众散布伪科学更容易得多。但这还远不足以解释伪科学为何如此盛行。
人们会很自然地尝试各种不同的认识体系以寻求帮助。如果我们寻求这种帮助过于急迫，那么我们在情感上就会极大地偏向于摒弃被认为是怀疑主义的沉重的包袱。伪科学用科学总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说法来适应人们强烈的情感需求。伪科学提供给人们的是我们缺少而又盼望得到的对人的力量的幻想（就像现在漫画书中的超级英雄和更早些时候传说中的神）。伪科学宣称，它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渴求，医治疾病，许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伪科学一再让我们相信，人类是宇宙的中心并在宇宙中具有重要地位。伪科学赐给了我们与宇宙结下不解之缘并与宇宙溶为一体的特权。有时伪科学成了一种伪科学和新科学折衷的产物，但双方又对其并不信任。
某些伪科学的本质（某些宗教也是如此，新时代的或旧时代的）是用愿望代替现实的思想。就像民俗故事和儿童故事里通过愿望实现我们内心的渴求，这该多么心满意足啊！特别是与我们通常必须依靠艰苦努力和好运气才能实现愿望相比，这种观点多么具有诱惑力！具有魔法的鱼或是油灯里的妖怪会满足我们的三个愿望——无论是什么样的愿望只要我们不是贪得无厌。谁没有考虑过——只需要站在安全的一边，防备我们突然闯进去，轻轻地擦一下一个旧青铜方油灯——我们准备要些什么呢？
我还记得重年时代我看的漫画书和其他书里，有一个戴着高帽子，留着小胡子，手里挥舞着黑色的手杖的魔术师。他的名字叫扎塔拉，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能做到。他怎么做呢？很简单，他只要转过身去发出他的命令就行了。于是如果他想要100万美元，他就会说：“SRALIOD NOlLLIM A EM EVIG。”他做了这些就足够了。这有点像做祈祷，但是比祈祷更灵验。
我在八岁的时候曾经花了许多时间做这个试验，我对那些有纹理的、像是具有威力的石头大念“ESIR ENOTS”，想使其升空飘荡，但从未成功过。我责怪自己发音不准。
有些人可能会说，有多少人不了解真正的科学，就有多少人相信伪科学，除非咒语失灵。如果你从未听说过科学（更不用说科学的原理了），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所接受的就是伪科学。你会简单地认为人们都是这样做的。宗教通常是国家政权保护下攀生伪科学的温室，尽管宗教为什么一定要起这样的作用实在没有道理可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很早以前人类自造的现象。在一些国家里，包括政府领导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占星术和先知。但是这不是由于宗教简单灌输的结果，而是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在这种文化中，所有人都对这类做法感到满意，而且这样的文化随处可见。
我在本书里引述的历史个案大部分发生在美国，这是因为我最了解这些事件，而不是因为美国的伪科学和神秘主义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突出，更引人注目。但是，具有用特异功能将勺子扭弯和与外星人进行对话的乌利·盖勒则是在以色列显灵的神人。随着阿尔及利亚世俗主义者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小心谨慎地求助于这个国家中1万多位占卜术土和特异功能者（他们中大约一半以上的人用国家发给的执照营业）。法国高层政府官员，包括法国前总统，对一场骗局投资数百万美元（艾尔夫·阿奎坦丑闻），寻找用空气转换石油的新方法。在德国，人们正在关注科学无法探测的能够致癌的“地球射线”，而这种射线却只有挥舞着分叉手杖的经验丰富的占卜术士才能探测出来。“特异功能外科”在菲律宾大行其道，而幽灵则是英国举国上下痴迷的东西。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出现了大量的信仰超自然的新宗教。估计在日本大约有10万多名算命先生活跃在民间，信徒主要是年轻妇女。涉嫌于1995年3月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神经毒气案的奥姆真理教，以漂浮术、信念治疗术和超感知觉为其主要的教义。信徒用高价购买“圣水”喝——实际上是他们的领导人麻原的洗澡水。在泰国，使用研磨成粉的经书制成的药片治疗疾病。“巫师”在今天的南非正遭受到被火烧死的命运。澳大利亚维和部队在海地解救了一名被捆绑在树上的妇女，她被指责为在屋脊上飞翔并吸吮幼童的血。占星术在印度泛滥，算命先生在中国广为盛行。
或许全世界伪科学——有许多标准，已有的判断标准是宗教——最成功的例子是印度的超在禅定法（念诵梵文真言松心缓性法，源于印度——译注）的教义。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它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马哈里希·马赫希瑜伽大师进行有关催眠术的规则等问题的冗长而令人厌倦的说教。他坐在瑜伽大师的座位上，白色和灰黑色的头发被散着，身边环绕着花环和敬献的鲜花，仪态非凡。有一天在看电视选择频道的时候，我们恰巧看到了此人的尊容，四岁的儿子问我：“你知道他是谁？”“上帝。”世界各地的超在神定法组织据估计有30亿的资产。只要你交上一定的费用，就能教你运用冥想穿越墙壁，隐身、飞翔。他们说，通过他们的协同冥想，降低了华盛顿特区的犯罪率，使前苏联解体，还创造了其他现世奇迹。但是他们对他们的说法却没有提供一点实际证据。超在禅定法组织出售假药，经营贸易公司，开设医疗门诊并创办“研究”大学，只是进入政界的计划没能成功。靠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授能力的领导人，靠对社会的许诺，靠提供魔力换取金钱以及狂热的信仰，这是许多伪科学兜售所谓超自然力的典型手法。
任何放弃国家管理和科学教育的地方都有助于伪科学的泛滥。列昂·托洛斯基描述了希特勒接管国家之前德国伪科学的情况（这种描述同1933年苏联的情况几乎类似）：
不仅仅是在农民的家庭里，甚至在城市的摩天大厦里，这种现象从13世纪到20世纪都存在。成千上万的人在使用电的同时，仍然相信护身符和祈祷的神秘力量……。电影明星扮演着非人非神的角色。驾驶着由人的天才智慧创造的神秘的机器的飞行员也在他们的衬衫外戴着护身符。由他们支配的黑暗、无知和野蛮竟如此漫长无尽头，挥之不去！
俄国发生的事情令人深思。在沙皇时代，宗教迷信得到鼓励，但是，科学的和怀疑的思想——除了一些驯服的科学家——被野蛮地扼杀了。在共产主义时期，宗教和伪科学都从制度上受到压制——除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迷信。这种迷信被宣传为科学，但是，最不能进行自我批判的神秘的崇拜与过度缺乏这种理想一样，其结果都是破灭。批判的思维——只允许科学家在知识处于封闭分割的状态下有这种思维方式——被认为是危险的。在学校里不许传授，如果表达科学思维方式即受惩罚。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许多俄国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科学。揭开盖子细看内幕，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幻想的破灭，其真正的本质是刻骨的种族仇恨也是其真实的后果之一。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淹没在UFO、魔鬼、信念疗法、庸医、神水以及古老的迷信的汪洋大海之中。人的期望寿命明显降低，儿童死亡率增长，传染病肆虐，医疗标准几乎降到最低点，对预防医学的忽视，所有这一切都使在公众范围内迅速引发怀疑思潮的可能性达到临界状态。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在杜马成员选举中获很高支持率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兹林诺夫斯基是一个安纳托利·卡斯皮诺夫斯基，即靠信念治病的术士，他可以使用通过电视机凝视你的方法，遥控治疗你从疝气到爱滋病等各种疾病，他面对着停止不动的时钟，可以使其重新走动。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在毛泽东逝世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变的过程中，UFO、心灵感应以及其他西方伪科学也蜂拥而至，与中国古老的祖先崇拜、占星术和算命——特别是抽签算命和用易经的六爻算命并行其道。政府报纸哀叹道：“封建迷信在我国农村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现在这种迷信活动主要在农村，城市不是主要受害区域。
具有“特异功能”的人都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说，他们可以从身体中施放出气，即“宇宙能量场”，能够在2000公里以外改变化合物的分子结构，能够与外星人交流和治疗疾病。一些人在一个“气功大师”气功治疗下死于非命。1993年，这个气功大师被逮捕定罪。王洪成，一个业余化学家，宣称他本人可以合成一种液体添加剂，主要在水中添加一点这种液体，水就会变成汽油或者类似的燃料。有一段时间他的研究曾得到资助。但是，当他的发明被发现是一场骗局时，他被捕并被判刑。科学的盲信者们说他的不幸不是因为他是骗子，而是因为他不肯将他的“秘密配方”透露给政府（类似的传说在美国几十年来也有流传，只不过主角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石油公司或是汽车公司）。亚洲犀牛正趋于灭绝的境地，因为据说它们的角被研磨成粉末后具有治疗阳痿的功效，其销售范围覆盖整个东亚。
这些伪科学和迷信的蔓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警觉。1994年12月5日，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项联合公开声明：
我国的科普工作在近些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一些迷信、愚昧活动却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大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是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事关经济振兴。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旺和民族强盛的战略高度来重视和开展科普工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
由此看来，美国的伪科学仅是其全球发展趋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产生的缘由、其危险性、其诊断和治疗方法等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现在巫师们在传播范围广泛的商业电视节目中大肆兜售他们的巫术，自诩为娱乐节目表演者。他们拥有自己的频道，“特异功能之友联系网”。每年有大约100万人报名并将大师们传授的技能应用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大公司的执行董事会成员、金融分析家、律师和银行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听取占星术士、巫师和占卜者们的建议。一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巫师说：“如果人们知道有多少人，特别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手握大权的权贵们都求助于巫术，他们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王族成员历来是各种巫术骗子极易征服的对象。在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时代，占星术是只有帝王才能占有的特殊财产，任何民间俗人对这种功力无边的技巧的擅自使用均被认为是对其资产的侵犯。受到南加利福尼亚特别容易轻信别人的文化环境的影响的南希和罗纳德·里根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事务上历来依靠占星术士帮其决策，而广大选民对此一无所知。对我们的未来文明将会产生影响的各种决策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显然是由骗子们作出的。对于是否确有其事，世界各国已经纷纷扬扬，与这种情况相比，美国却鸦雀无声。
尽管某些伪科学似乎令人感到十分可笑，尽管我们对在伪科学的说教下编造出的骗局自信不会轻易相信，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伪科学在我们身边一直不停地出现。超在禅定法（trascendental meditation）和奥姆真理教似乎吸引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包括一些拥有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高级学位的人。伪科学的说教并不是为傻瓜笨蛋们编造的，它正在产生其他效应。
另外，如果没有人对宗教的本质进行研究，也不去了解宗教的起源，那么，将会导致我们对宗教的无知。尽管在某些地区和某个方面伪科学与世界宗教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从科学而言，其区别非常小。世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世界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有些方法十分有限，有些方法具有普遍的作用。按照一般意义上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一些做法会盛行，而大多数做法会很快消失。但是，有时正如历史所展现的，最肮脏和毫无吸引力的少数做法可能却具有能够产生深刻影响的力量，这力量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不成熟的科学、伪科学和迷信（新时代的或旧时代的）演变为具有启示意义的令人尊敬的神秘宗教的连续过程并不是清晰可辨的。我在本书里将尽可能不使用一般宗教意义上的“膜拜”（Cult）一词，因为经常说这个词的人会不喜欢我这样做，但是，我会尝试着将话题延伸至知识的领地——他们是否明白自己所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本书的一定的篇幅里，我将对神学的过分行为进行批评，因为将伪科学与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宗教区分开来非常困难。虽然如此，我首先承认，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宗教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具有繁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上个世纪里，自由宗教和基督教团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教改革、犹太教变革，梵蒂冈教皇二世以及对圣经的所谓更高级的批评，这些都是宗教针对自身的过分行为所进行的批评（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如同许多科学家似乎不愿争论，甚至不愿公开讨论伪科学一样，许多主流宗教中的主要人物也不愿意接受极端保守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最后整个领域都会被其占领。他们将因对手不到庭而胜诉。
一位宗教领袖写信给我，表达了他对希望宗教“有约束的完整”的心情：
我们已变得过于情感化……。一方面是过度虔诚和肤浅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傲慢自大和教条主义的不容异说的态度，在几乎还没有认识宗教的情况下，就扭曲了真正的宗教生活。有时，我几乎接近绝望的边缘，但我仍顽强地生活，并总是充满了希望……。诚实坦率的宗教比那些冒用批评者的名义，歪曲宗教、使宗教荒谬化的人更清楚其批评；诚实坦率的宗教为其自身的目的积极鼓励有益的怀疑精神……。宗教与科学建立起强大的联盟共同反对伪科学是有可能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想，这个联盟在不远的将来也可以展开反对伪宗教的斗争。
伪科学与错误的科学是不同的。科学是在犯错误并一个一个地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经常会作出错误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都是非确定性的、实验性的结论。科学家们总是先设立假说，然后对这些假说进行证伪试验。假说是否成立完全取决于试验和观察的结果。科学在不断加深对事物真相的了解的征途上探索着，踉踉跄跄地蹒跚前行。当一种假说经试验证实为不可行的时候，假说的所有者的情感当然受到伤害，但是，正是这种反证被认为是科学事业的精髓所在。
而伪科学正好相反，其假说通常经过精心设计，使假说在能进行反证的试验面前无懈可击，甚至原则上也不能被认为是不成立的。伪科学的实践者总是处于防备和警惕的状态，他们反对任何怀疑者的检验。当伪科学的假说在科学家的检验面前失败时，他们就会设计出压制科学家意见的阴谋。
健康人开汽车的能力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孩提时期和老年时期以外，我们一般不会跌倒或摔跤。我们可以学会例如骑车、滑雪、跳绳和驾驶汽车等各种事情，而且可以终生保持这些能力。即使我们有十年不做这些事，一旦我们再做时仍然毫不费力。但是我们开车技能的精确性和依然如旧也许会使我们对自身其他方面的能力产生一种错误的感觉。我们的认知能力具有欺骗性。我们有时会看到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要经受视觉幻象的折磨。偶尔我们会产生幻觉。我们很容易犯错误。托马斯·吉洛维奇写的一本名为《感知我们所不知：日常生活中人类理性的易错性》的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书里描述了人在认知数字方面所犯的系统性错误。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证据，易受别人观点的影响。我们精于某些事情，但不可能通晓所有的事情。智慧产生于我们对自身局限性的了解。“因为人易迷惑”，威廉·莎士比亚这样教导我们，这正是我们需要严谨的充满怀疑精神的科学的精确性的原因。
可能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与伪科学（或“永无错误的”启示）相比，科学在人类的不完美性和易犯错误的本性的认识上要深刻得多。如果我们坚决拒绝承认我们犯错误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会信心十足地等待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重大的过错——永远与我们形影相随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具有一点自我评价的勇气，无论错误会给我们造成多么令人遗憾的思考，我们取得胜利的机会必定会极大地增加。
如果我们向广大公众只讲解科学的发现和成果——无论这些成就具有多么大的使用价值，甚至非常鼓舞人心——而不向公众讲解严格的科学方法，普通人怎么能够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然而，科学和伪科学都是以无证据的结论的方式表现在人们面前的。在中国和俄罗斯，科学曾有过很简单的表达方式——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就是权威人士所讲的科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只能靠你自己来判断。但是当政治发生变化，对自由思想的禁锢有所放松的时候，许多可靠的和有号召力的主张——特别是那些我们以前想知道，但是现在才了解的学说——赢得了普遍的拥护。但是，这时所有的观点都变成权威性的观点的可能性就不大可能出现了。对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向公众讲清楚科学重大发现、误解和科学的实践者偶尔顽固地拒绝改变研究方向的真实的和曲折的发展历史。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科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都是春风得意的科学家所走过的轻松的道路。用引人入胜的方式表述科学家在几个世纪中对自然所进行的耐心和共同的质问所积累起来的智慧，比详细教授杂乱无章的积累这种智慧的方法要容易得多。科学方法似乎毫无趣味、很难理解，但它比科学上的发现要重要得多。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他已经等在那儿了。他手上举着一块写有我名字的纸板。我要参加一个科学家和电视播音员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增加商业电视台中的科学节目，这种努力似乎是毫无希望的。会议组织者很友好地派了一辆车来接我。
等托运的行李时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不介意吧？”
“不，我当然不在乎。”
“你与那个搞科学的家伙同名不会被人弄混吗？”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了他的问题的意思。他不是在耍弄我吧？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本意。
我回答说：“我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真对不起。我认人不准。我也想那人就是你。”
他伸出手来：“我的名字叫威廉·F·巴克利。”（哦，他确实不是那个威廉·弗·巴克利，但他确实与那个好辩论的著名电视采访记者同名。为此他无疑会经常被开一些善意的玩笑。）
当我们坐在汽车里开始我们漫长的行程时，挡风玻璃前的雨刷正在有节奏地来回摆动着。他告诉我，他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他说他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问题要问我，问我是否会介意。
不，我不会介意的。
这样我们就聊了起来。但是话题不是科学。他想谈的是对圣安东尼奥附近一个空军基地中正在冰冻冷藏的外星人的怜惜，“通道”（能听见死者正在想什么的一种方法——据说死者的想法并不多）、水晶球、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占星术。都灵的寿衣……。他用高涨的热情向我介绍着每一个预测的凶兆，但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使他大失所望。
“证据靠不住，”我不断地说，“都是过于简单的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读了不少书。他知道各种根据推测而得出的很少有人知道的神奇的事情，比如说，“沉没的大陆”大西洲和莱姆里亚。他非常熟悉可能即将开始的海底探测，海底探测将会发现那些曾一度辉煌的文明时代的倒塌的拱柱和破碎的伊斯兰宣礼塔，而现在对这些遗迹造访的只有那些在深海产生冷光的鱼和传说中巨大的斯堪第纳维亚海妖。但是，尽管海洋中蕴藏着许多秘密，但我知道没有任何海底照片和地质的证据能证实大西洲和莱姆里亚。就目前科学的研究水平来看，它们从未存在过。我有点勉强地告诉了他我的看法。
当我们在雨中行驶时，我能够看出他逐渐变得有些怏怏不乐。我否定的不仅仅是一些错误的说法，而是他内心生活中蕴藏着的宝贵的东西。
在真正的科学中还是有许多东西同样令人激动、更加神秘莫测、更具智能的挑战，还有许多接近真理的东西。他知道星际间寒冷稀薄的气体里存在着酝酿生命的分子结构团吗？他听说过在400万年前的火山灰里发现了早期人类始祖的足迹吗？是次印度板块撞击亚洲板块从而导致了喜玛拉雅山脉的隆起吗？病毒是怎样将DNA像针一样刺过有机体的防线并改变细胞的复制功能的？如何利用无线电波找寻外星智能？为埃卜拉啤酒的优良品质大作广告的是指新发现的埃卜拉古文明吗？不，他从未听说过。他甚至对量子不确定性没有起码的了解。他认为DNA只不过是三个经常写在一起的大写字母罢了。
非常健谈，聪明而又好奇的“巴克利”先生几乎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他对宇宙间的神奇事物具有本能的好奇心，他想了解科学，但是科学在未到达他的面前时就已经消失殆尽。我们的文化主旨、教育体系以及大众媒体毁了他。我们的社会为传播假象和混乱开了绿灯。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如何鉴别真正的科学和廉价的模仿。他对科学方法一无所知。
目前有数百本描写大西洲——据说是在1万年前存在于现在大西洋上的神秘陆地（亦有说其地址定在南极洲）的书。关于大西洲的传说可追溯至柏拉图，他对这块大陆的描述也是来自早期人们的道听途说。最近还有书籍很具权威性地描述了高度发达的大西洲时代的技术、高尚的道德水准和精神生活，那个到处生活着居民的大陆沉没在波涛下的悲剧故事。还存在着大西洲的“新时代”，那时有“先进科学传奇般的文明”，而这种科学主要是研究水晶球的“科学”。在三本同样主题的书中，有一本卡特利纳·拉斐尔所写的名为《水晶球启蒙》的书——此书应对风靡美国的水晶球狂热负主要责任——大西洲人的水晶球能看透别人的心事，传递思想，是解读古代历史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结构和起源的知识宝库。书中没有提供任何哪怕接近于证据的东西来说明其结论的可靠性。（水晶球占卜热的死灰复燃是在真正的地震学科学的最近一项发现之后开始的。人们传说，研究发现，地球的内核可能是由一个巨大、几乎不含杂质的水晶球构成的，而实际的研究结果是金属。）
有些书——例如多罗迪·维塔莱诺的《地球的传说》——很富同情心地将地中海上的这个小岛解释为是在一次火山爆发中毁灭的，或者某个古代城市在一次大地震后沉没于科林斯海湾。这个说法，就我们所知，可能是传说，这种灾难根本不可能毁灭一个创造出了不可思议的先进技术和神秘文明的大陆。
在公共图书馆、报摊杂志或黄金时间的电视节目里，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在海底大陆扩张研究、板块构造研究，以及海底的勘测图中发现过任何真实的证据。而所有的证据都准确无误地表明，在欧洲和美洲大陆之间从未有任何大陆存在过。
骗人的说法专骗轻信者，关于这一点，人们普遍承认。但是，用怀疑的精神看待事情却要难得多。怀疑主义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一个精神生活完全依赖于大众文化的即聪明又具有好奇心的人，在他所接受到的像大西洲这样的信息中，有成百上千倍的可能性是未进行过任何批评的无稽之谈，而不是认真而审慎的、公正的判断。
也许巴克利先生应该知道，对于大众文化向他大量播撒的各种传闻，他应该持更严格的怀疑态度。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很难说这是巴克利先生的过错。他只不过简单地认为，那些最广为流传的、最容易获得的信息都是对的。由于单纯无知，他被社会体系误导和迷惑了。
科学激发了人们不断增长的探求神秘的好奇心。但是伪科学也有同样的作用。很少的和落后的科学普及所放弃的发展空间，很快就被伪科学所占领。如果大家都能够明白一种学说在被接受之前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支持，那么伪科学便无立足之地了。但是由于在大众文化中格雷欣法则之类的东西在普遍地起作用，坏科学将好科学排挤了出去。
全世界数量众多的聪明人、甚至有天赋的人对科学怀有激情。但这种激情却没有得到回报。调查表明大约95％的美国人“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个数字相当于南北战争前美国黑人文盲的比例。那时大多数黑人是奴隶，教黑奴读书识字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当然，对基本文化知识的测定，无论是对语言文字水平的测定还是对科学知识水平的测定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判断。但是，无论怎么说，95％的人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每一代人都对教育标准的不断降低而忧心忡忡。早在约4000年前苏美尔时代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短文就感叹年轻一代与上一代相比，其无知已经达到灾难性的程度。2400年前，年老而又性情暴躁的柏拉图在《法律》第七卷中对科学素养作出了定义：
不能数出1，2，3……，或不能分清奇数和偶数，或根本就不会数数，或分不清白天黑夜之人；完全不知道太阳和月亮以及其他星球是在旋转之人……；我认为，所有的自由人都应该学习这些方面的知识，就像埃及的儿童在刚开始学习字母时就要学习各类知识一样。在那个国家里，仅仅为了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就创造了各种数学游戏，他们可以在愉快的娱乐中进行学习。我……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听说了我们的人民对这些问题的无知，对此我感到惊讶。在我看来，我们更像是猪而不是人。我感到非常羞耻，不仅为我自己，更是为全体希腊人。
我不知道科学和数学的无知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古雅典的衰亡，但我知道科学素养低下的后果比过去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危险得多。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对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空气污染、有毒和放射性废料、酸雨、表土流失、热带森林的消失、人口的指数增长等问题持续无知是危险的，是愚昧的表现。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都依赖于科学技术。如果我们国家不能制造我们的人民想买的高质低价的产品，我们的工业将会继续萎缩，并会将繁荣更多地让给世界其他国家。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核裂变和聚变能、超级电脑、信息“高速公路”、堕胎、氧、大量销毁战略武器、吸毒、政府对公民生活的窃听、高清晰度电视、飞机航线和机场安全、胚胎器官移植、医疗费用、食品添加剂、治疗癫狂、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的药品、动物的权利、超导技术、日常保健药物、有争议遗产权的反社会倾向、太空站、火星探索、寻找治愈爱滋病和癌症的方法。
假如我们对上述知识所知甚少，我们如何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甚至如何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作出明智的选择？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国会解散了它的技术评估办公室——唯一的向上院和参院提供科学和技术咨询的专业机构。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个机构的专业能力和诚实正直堪称楷模。在国会535个议员中，在20世纪中不到1％的人接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最后的一位科学知识丰富的总统可能只有托马斯·杰斐逊。
那么美国人是怎样对问题作出决策的呢？他们如何向他们的代言人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呢？谁是事实上的决策人？他们的决策是根据什么作出的呢？
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是医学之父。2500年后人们仍然记得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现在各地的医科学生在毕业时宣誓其略有变动的内容）。但是，他的主要功绩是使医学从迷信的迷雾中走出来，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在希波克拉底的一段著名的文字中他这样写道：“人们认为癫痫症是神灵造成的，仅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本身不懂的事物都当做是神灵安排的，那么神灵造成的事物将层出不穷，永无止境。”我们虽然没有必要一定要承认我们对许多领域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却一直在说，像宇宙这样的事物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奥妙。差距之神承担了我们对许多事情仍然一无所知的责任。医学知识从公元前4世纪以来不断积累提高，我们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无论是在疾病的病因还是治疗上，我们将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神灵的作用越来越少。婴儿在分娩时的死亡率和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医学提高了这个星球上数十亿人的生活质量。
在对疾病的诊断上，希波克拉底引入了科学的基本方法。他强调认真细致的观察。“不给任何疾病留下机会。不漏过任何细节。将相互矛盾的观察结合起来分析。你自己一定要有充分的时间。”在体温计发明以前，他就对许多疾病都描画出了其各自的体温曲线。他建议，医生应该能够仅仅根据病人的当前症状说出每种病的大概病史和病情的发展过程。他强调忠诚老实。他乐于承认医生知识的局限性。在面对后世人时，他毫无尴尬地向后人透漏，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他治疗的疾病。他那时的治疗方法有限，可以使用的药品也主要是缓泻药、催吐药和麻醉药。实行外科手术时只能用烧灼的方式来消毒。从古典时期到古罗马衰亡时，医学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医学在伊斯兰世界兴盛时，欧洲却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许多解剖学和外科学的知识都丢失殆尽，人们依靠祈祷和大量神奇的自我痊愈，世俗的医生几乎全部消失了。人们广泛地使用赞美诗、圣水、占星术和护身符。解剖死尸是被禁止的和违法的，于是那些从事医学的人便无法从人体获得第一手的知识。医学研究停滞不前。
那时的情景酷似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对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整个东罗马帝国的描述：
在十个世纪的革命中，没有出现一项有助于提高人类的尊严和幸福的发明。在古代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增添过一个新思想，一代接一代的折磨人的训练使人们轮流成为卑躬屈膝的下一代的只懂教义的老师。
即使最好的前现代医学实践也没能救活许多人的生命。安妮女王是大英帝国斯图亚特王室的最后一代君主。在17世纪的最后17年里，她怀孕过18次，但仅生了五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活到了童年，但是在未成年时，在女王1702年加冕前就死去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什么遗传上的疾病。她能够买到当时最好的医疗保健。
曾经悲惨地夺走了无数孩子和婴儿生命的疾病已经被科学逐步控制和治愈，这都应归功于人们发现了微生物世界的秘密；归功于人们意识到医生和从事接生工作的人应该洗手并对器械消毒；归功于公共保健和卫生措施；归功于抗生素，药物、疫苗，DNA分子结构的揭示，分子生物学以及新的基因疗法。至少是在发达国家，与17世纪末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王位继承人相比，今天的父母更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天花在世界范围内已被消灭，受到携带疟疾病菌蚊虫侵害的地区已经大大缩小，诊断出患血癌的儿童的存活年限也一年一年地逐步延长。科学使得地球可以供养比几千年前多几百倍的人口，并且生活状况不会很糟。
我们可以为霍乱患者祈祷，也可以每隔12小时让其服用500毫克的四环素（仍然有一种宗教——基督教科学，否认病菌理论。如果祈祷无效，这种宗教的信仰者即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给他们服用抗生素）。我们可以尝试几乎无效的精神分析谈话治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每天让他们服用300到500毫克镇静剂。科学的医疗方法比其它方法的有效率要高出成百上千倍（即使其它方法好像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我们却无法确切知道它们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可能是病情的自我缓解，即使是霍乱和精神分裂，不作祈祷或精神分析治疗也可能会自我缓解或康复）。放弃科学就意味着放弃了比空调、CD唱机、电吹风和高速汽车更多的东西。
在狩猎和前农业时期，人类的期望寿命大约在20到30岁。在罗马后期和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的情况下人的期望寿命也是同样。到1870年时，人的寿命还未达到40岁。1915年达到50岁，1930年60岁，1955年70岁，今天人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0岁（女性稍高，男性略低）。其他国家正在跟着欧洲人寿命增长的速度在增长。是什么导致了人类会产生如此惊人和前所未有的变化？是病菌理论？公众卫生保健措施，药物和医疗技术。寿命的延长可能是衡量人类物质生活质量的最好的唯一标准了（倘使你死去了，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这是科学给人类的最宝贵礼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和生命的礼物相媲美。
但是微生物却会变异。新疾病像野火般蔓延，在微生物传染和人们反传染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斗争。我们要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不仅要研制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而且要不断深入地了解生命的本质，这就是基础研究。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想由于避免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到21世纪后期时人口达到100亿或120亿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我们必须发明安全和更加有效的增加食物的方法，与此相配套的还有良种库、水利、灭虫、运输和冷藏。要有足够的可以接受的计划生育手段，要采取重要的措施，使妇女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政治地位，提高最贫困人群的生活标准。没有科学和技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知道科学和技术源源不断地带给这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礼物。科学家不仅研制出了原子武器，还把政治领导人揪到面前，对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必须首先拥有一枚。于是他们制造出了6万多枚。在冷战时期，美国、前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为了准备核战争，竟情愿使自己的国民在对核武器的危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遭受核辐射的危害。塔斯科基和阿拉巴马的医生欺骗一组老军人，在他们受辐射过重而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却让他们以为是在接受梅毒治疗。这伙残忍毒辣的纳粹医生臭名远扬。我们的技术制造了酞胺哌啶酮、氟利昂、橙试剂、神经毒气，造成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种绝灭。我们的工业如此强大，能够破坏地球的气候。我们这个地球上大约有一半科学家至少是部分时间在为军事服务。尽管有少部分科学家被认为是局外人，他们勇敢地批评社会的弊病，并提早警告可能出现的技术灾难。但是，人们看到许多科学家还仅仅是只会抱怨的机会主义者，或者是愿为公司获利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武器工作的人，他们从不考虑长期后果。科学成果带来了技术风险，对公认为正确而普遍接受的经验和知识构成了绝对的挑战，以及人们认为的科学的复杂性，都是人们不相信科学和回避科学的原故。因此，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疯狂的科学家的身影——星期六早晨儿童电视节目上穿着白大褂的狂人和从自称为鼻祖的福斯特斯博士本人到富兰肯斯坦博士、从斯特兰其拉夫博士到侏罗纪公园大众文化中过分鼓吹的浮士德式的牺牲精神。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科学使品行不端的技术人员或贪污成性、痴迷于权力之争的政治家们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因此要抛弃科学。医学和农业的进步所挽救的人命比死于历史上各种战争中的人的总和要多得多。运输和通讯的进步以及娱乐业改变了世界并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一个接一个的民意调查表明，尽管人们对科学有所顾虑，但是人们仍然将科学工作列为是最值得尊重和信赖的职业之一。科学之剑是两面有刃的，它令人畏惧的力量使所有人，包括政治家，当然特别是科学家，必须肩负一种新的责任，那就是，一定要从全球和超越时代的角度，对技术所带来的长期后果给予更多的关注，竭力避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依恋。犯错误的代价太昂贵了。
你对真实是否很关心？
真实很重要吗？
……在无知是福的地方
人就成了智者
托马斯·格雷在他的诗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但是有道理吗？爱德蒙·卫·提勒在他的1950年出版的书《四季循环》中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只要你感到是对的，无论一件事情是真是假，你都不在乎，就像你有了钱就不在乎钱是如何得到的一样。从道德的角度说，你的道德并不太高尚。
举个例子，如果你发现政府是个腐败和不胜任的政府，你会觉得令人沮丧。但是如果不知道这些是否就更好呢？无知对谁有利？如果我们人类具有世代相传的讨厌陌生人的倾向，自我封闭是否是唯一的灵丹妙药？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日月星辰为我们升落，因为有了我们的宇宙才存在的话，科学是否挫伤了我们的自信心？
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弗里德里希·尼采就像他的前人和后人一样，认为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是“人类自我轻视的不断发展”。尼采哀叹“人类的尊严，人类的独立的特性，人在存在的规律中的不可替代性”的丧失。我认为，了解宇宙的真相要比坚信错觉，却感到满足和正确无误要好得多。哪一种态度对我们的长期生存更具有推动作用？哪一种观念对我们的未来更有影响？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天真的自信受到一点挫折，是否就意味着全部失败？我们是否应该把了解宇宙当做走向成熟和完善自身的过程？
发现宇宙年龄为80到150亿年，而不是6000到12000年使我们对宇宙其广阔和伟大更为敬仰。我们是由原子按照复杂的结构所组成，而不是神灵的产物，承认这个观点至少可以提高我们对原子的尊重程度。我们发现，正像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样，我们的星球是银河系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球中的一个，而银河系是宇宙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系中的一个。整个宇宙在可能的空间雄伟地扩展。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同时也是猴子的祖先，这一点说明我们与其他生物拥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并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如果有时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对人类本性的思考。
显然没有回头路。无论你喜欢与否，科学与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最好是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科学。当我们最终看清了科学的本质，充分领悟到它的美妙和力量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无论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现实问题上，我们在谋取我们自身的幸福中就占据了有力的地位。
但是迷信和伪科学仍在大行其道，它们迷惑了我们中的“巴克利”，它们提供的是简单的答案，逃避怀疑性的考察，随心所欲地利用我们的敬畏之心，使我们的经验变得一钱不值，使我们成为循规蹈矩、没有个人思想的行事者和轻信的牺牲品。是的，假如UFO藏匿在百慕大深深的大海中，吞噬轮船和飞机，死人能够操纵我们的双手，还能给我们写信，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更加有趣的地方。如果小孩仅靠思维便能将电话机从托架上掉下来，与偶然的机会或世界的知识所能作出的解释相比，如果我们的梦能够更准确地预测未来，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太令人神魂颠倒了。
这些都是伪科学的一些实例。它们声称是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然而，事实上它们与科学的本质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它们通常的结论是以不充足的证据为基础的，它们对导致其他可能性的线索不屑一顾。它们耍弄无知。在报纸、杂志、出版商、电台、电视台、制片商等机构和人的无知的配合下（通常是只顾一己利益，不顾社会影响的纵容），伪科学的思想得以轻易地和广泛地传播。我遇到“巴克利”先生而使我想到，与相信伪科学和迷信的人相比，遇到能够做出其它选择的，懂得更具挑战性。甚至更加光彩灿烂的科学发现知识的人要困难千百倍。
与科学相比，编造伪科学要容易得多。因为它使我们远离真实性——而真实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经过比较而获得的结果——总是被更多地忽略掉了。探究证据的一般争论的标准更不明确也更不严谨。部分是由于相同的原因，与科学相比，向普通公众散布伪科学更容易得多。但这还远不足以解释伪科学为何如此盛行。
人们会很自然地尝试各种不同的认识体系以寻求帮助。如果我们寻求这种帮助过于急迫，那么我们在情感上就会极大地偏向于摒弃被认为是怀疑主义的沉重的包袱。伪科学用科学总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说法来适应人们强烈的情感需求。伪科学提供给人们的是我们缺少而又盼望得到的对人的力量的幻想（就像现在漫画书中的超级英雄和更早些时候传说中的神）。伪科学宣称，它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渴求，医治疾病，许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伪科学一再让我们相信，人类是宇宙的中心并在宇宙中具有重要地位。伪科学赐给了我们与宇宙结下不解之缘并与宇宙溶为一体的特权。有时伪科学成了一种伪科学和新科学折衷的产物，但双方又对其并不信任。
某些伪科学的本质（某些宗教也是如此，新时代的或旧时代的）是用愿望代替现实的思想。就像民俗故事和儿童故事里通过愿望实现我们内心的渴求，这该多么心满意足啊！特别是与我们通常必须依靠艰苦努力和好运气才能实现愿望相比，这种观点多么具有诱惑力！具有魔法的鱼或是油灯里的妖怪会满足我们的三个愿望——无论是什么样的愿望只要我们不是贪得无厌。谁没有考虑过——只需要站在安全的一边，防备我们突然闯进去，轻轻地擦一下一个旧青铜方油灯——我们准备要些什么呢？
我还记得重年时代我看的漫画书和其他书里，有一个戴着高帽子，留着小胡子，手里挥舞着黑色的手杖的魔术师。他的名字叫扎塔拉，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能做到。他怎么做呢？很简单，他只要转过身去发出他的命令就行了。于是如果他想要100万美元，他就会说：“SRALIOD NOlLLIM A EM EVIG。”他做了这些就足够了。这有点像做祈祷，但是比祈祷更灵验。
我在八岁的时候曾经花了许多时间做这个试验，我对那些有纹理的、像是具有威力的石头大念“ESIR ENOTS”，想使其升空飘荡，但从未成功过。我责怪自己发音不准。
有些人可能会说，有多少人不了解真正的科学，就有多少人相信伪科学，除非咒语失灵。如果你从未听说过科学（更不用说科学的原理了），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所接受的就是伪科学。你会简单地认为人们都是这样做的。宗教通常是国家政权保护下攀生伪科学的温室，尽管宗教为什么一定要起这样的作用实在没有道理可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很早以前人类自造的现象。在一些国家里，包括政府领导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占星术和先知。但是这不是由于宗教简单灌输的结果，而是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在这种文化中，所有人都对这类做法感到满意，而且这样的文化随处可见。
我在本书里引述的历史个案大部分发生在美国，这是因为我最了解这些事件，而不是因为美国的伪科学和神秘主义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突出，更引人注目。但是，具有用特异功能将勺子扭弯和与外星人进行对话的乌利·盖勒则是在以色列显灵的神人。随着阿尔及利亚世俗主义者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小心谨慎地求助于这个国家中1万多位占卜术土和特异功能者（他们中大约一半以上的人用国家发给的执照营业）。法国高层政府官员，包括法国前总统，对一场骗局投资数百万美元（艾尔夫·阿奎坦丑闻），寻找用空气转换石油的新方法。在德国，人们正在关注科学无法探测的能够致癌的“地球射线”，而这种射线却只有挥舞着分叉手杖的经验丰富的占卜术士才能探测出来。“特异功能外科”在菲律宾大行其道，而幽灵则是英国举国上下痴迷的东西。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出现了大量的信仰超自然的新宗教。估计在日本大约有10万多名算命先生活跃在民间，信徒主要是年轻妇女。涉嫌于1995年3月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神经毒气案的奥姆真理教，以漂浮术、信念治疗术和超感知觉为其主要的教义。信徒用高价购买“圣水”喝——实际上是他们的领导人麻原的洗澡水。在泰国，使用研磨成粉的经书制成的药片治疗疾病。“巫师”在今天的南非正遭受到被火烧死的命运。澳大利亚维和部队在海地解救了一名被捆绑在树上的妇女，她被指责为在屋脊上飞翔并吸吮幼童的血。占星术在印度泛滥，算命先生在中国广为盛行。
或许全世界伪科学——有许多标准，已有的判断标准是宗教——最成功的例子是印度的超在禅定法（念诵梵文真言松心缓性法，源于印度——译注）的教义。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它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马哈里希·马赫希瑜伽大师进行有关催眠术的规则等问题的冗长而令人厌倦的说教。他坐在瑜伽大师的座位上，白色和灰黑色的头发被散着，身边环绕着花环和敬献的鲜花，仪态非凡。有一天在看电视选择频道的时候，我们恰巧看到了此人的尊容，四岁的儿子问我：“你知道他是谁？”“上帝。”世界各地的超在神定法组织据估计有30亿的资产。只要你交上一定的费用，就能教你运用冥想穿越墙壁，隐身、飞翔。他们说，通过他们的协同冥想，降低了华盛顿特区的犯罪率，使前苏联解体，还创造了其他现世奇迹。但是他们对他们的说法却没有提供一点实际证据。超在禅定法组织出售假药，经营贸易公司，开设医疗门诊并创办“研究”大学，只是进入政界的计划没能成功。靠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授能力的领导人，靠对社会的许诺，靠提供魔力换取金钱以及狂热的信仰，这是许多伪科学兜售所谓超自然力的典型手法。
任何放弃国家管理和科学教育的地方都有助于伪科学的泛滥。列昂·托洛斯基描述了希特勒接管国家之前德国伪科学的情况（这种描述同1933年苏联的情况几乎类似）：
不仅仅是在农民的家庭里，甚至在城市的摩天大厦里，这种现象从13世纪到20世纪都存在。成千上万的人在使用电的同时，仍然相信护身符和祈祷的神秘力量……。电影明星扮演着非人非神的角色。驾驶着由人的天才智慧创造的神秘的机器的飞行员也在他们的衬衫外戴着护身符。由他们支配的黑暗、无知和野蛮竟如此漫长无尽头，挥之不去！
俄国发生的事情令人深思。在沙皇时代，宗教迷信得到鼓励，但是，科学的和怀疑的思想——除了一些驯服的科学家——被野蛮地扼杀了。在共产主义时期，宗教和伪科学都从制度上受到压制——除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迷信。这种迷信被宣传为科学，但是，最不能进行自我批判的神秘的崇拜与过度缺乏这种理想一样，其结果都是破灭。批判的思维——只允许科学家在知识处于封闭分割的状态下有这种思维方式——被认为是危险的。在学校里不许传授，如果表达科学思维方式即受惩罚。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许多俄国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科学。揭开盖子细看内幕，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幻想的破灭，其真正的本质是刻骨的种族仇恨也是其真实的后果之一。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淹没在UFO、魔鬼、信念疗法、庸医、神水以及古老的迷信的汪洋大海之中。人的期望寿命明显降低，儿童死亡率增长，传染病肆虐，医疗标准几乎降到最低点，对预防医学的忽视，所有这一切都使在公众范围内迅速引发怀疑思潮的可能性达到临界状态。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在杜马成员选举中获很高支持率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兹林诺夫斯基是一个安纳托利·卡斯皮诺夫斯基，即靠信念治病的术士，他可以使用通过电视机凝视你的方法，遥控治疗你从疝气到爱滋病等各种疾病，他面对着停止不动的时钟，可以使其重新走动。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在毛泽东逝世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变的过程中，UFO、心灵感应以及其他西方伪科学也蜂拥而至，与中国古老的祖先崇拜、占星术和算命——特别是抽签算命和用易经的六爻算命并行其道。政府报纸哀叹道：“封建迷信在我国农村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现在这种迷信活动主要在农村，城市不是主要受害区域。
具有“特异功能”的人都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说，他们可以从身体中施放出气，即“宇宙能量场”，能够在2000公里以外改变化合物的分子结构，能够与外星人交流和治疗疾病。一些人在一个“气功大师”气功治疗下死于非命。1993年，这个气功大师被逮捕定罪。王洪成，一个业余化学家，宣称他本人可以合成一种液体添加剂，主要在水中添加一点这种液体，水就会变成汽油或者类似的燃料。有一段时间他的研究曾得到资助。但是，当他的发明被发现是一场骗局时，他被捕并被判刑。科学的盲信者们说他的不幸不是因为他是骗子，而是因为他不肯将他的“秘密配方”透露给政府（类似的传说在美国几十年来也有流传，只不过主角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石油公司或是汽车公司）。亚洲犀牛正趋于灭绝的境地，因为据说它们的角被研磨成粉末后具有治疗阳痿的功效，其销售范围覆盖整个东亚。
这些伪科学和迷信的蔓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警觉。1994年12月5日，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项联合公开声明：
我国的科普工作在近些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一些迷信、愚昧活动却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大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是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事关经济振兴。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旺和民族强盛的战略高度来重视和开展科普工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
由此看来，美国的伪科学仅是其全球发展趋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产生的缘由、其危险性、其诊断和治疗方法等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现在巫师们在传播范围广泛的商业电视节目中大肆兜售他们的巫术，自诩为娱乐节目表演者。他们拥有自己的频道，“特异功能之友联系网”。每年有大约100万人报名并将大师们传授的技能应用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大公司的执行董事会成员、金融分析家、律师和银行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听取占星术士、巫师和占卜者们的建议。一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巫师说：“如果人们知道有多少人，特别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手握大权的权贵们都求助于巫术，他们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王族成员历来是各种巫术骗子极易征服的对象。在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时代，占星术是只有帝王才能占有的特殊财产，任何民间俗人对这种功力无边的技巧的擅自使用均被认为是对其资产的侵犯。受到南加利福尼亚特别容易轻信别人的文化环境的影响的南希和罗纳德·里根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事务上历来依靠占星术士帮其决策，而广大选民对此一无所知。对我们的未来文明将会产生影响的各种决策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显然是由骗子们作出的。对于是否确有其事，世界各国已经纷纷扬扬，与这种情况相比，美国却鸦雀无声。
尽管某些伪科学似乎令人感到十分可笑，尽管我们对在伪科学的说教下编造出的骗局自信不会轻易相信，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伪科学在我们身边一直不停地出现。超在禅定法（trascendental meditation）和奥姆真理教似乎吸引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包括一些拥有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高级学位的人。伪科学的说教并不是为傻瓜笨蛋们编造的，它正在产生其他效应。
另外，如果没有人对宗教的本质进行研究，也不去了解宗教的起源，那么，将会导致我们对宗教的无知。尽管在某些地区和某个方面伪科学与世界宗教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从科学而言，其区别非常小。世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世界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有些方法十分有限，有些方法具有普遍的作用。按照一般意义上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一些做法会盛行，而大多数做法会很快消失。但是，有时正如历史所展现的，最肮脏和毫无吸引力的少数做法可能却具有能够产生深刻影响的力量，这力量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不成熟的科学、伪科学和迷信（新时代的或旧时代的）演变为具有启示意义的令人尊敬的神秘宗教的连续过程并不是清晰可辨的。我在本书里将尽可能不使用一般宗教意义上的“膜拜”（Cult）一词，因为经常说这个词的人会不喜欢我这样做，但是，我会尝试着将话题延伸至知识的领地——他们是否明白自己所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本书的一定的篇幅里，我将对神学的过分行为进行批评，因为将伪科学与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宗教区分开来非常困难。虽然如此，我首先承认，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宗教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具有繁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上个世纪里，自由宗教和基督教团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教改革、犹太教变革，梵蒂冈教皇二世以及对圣经的所谓更高级的批评，这些都是宗教针对自身的过分行为所进行的批评（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如同许多科学家似乎不愿争论，甚至不愿公开讨论伪科学一样，许多主流宗教中的主要人物也不愿意接受极端保守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最后整个领域都会被其占领。他们将因对手不到庭而胜诉。
一位宗教领袖写信给我，表达了他对希望宗教“有约束的完整”的心情：
我们已变得过于情感化……。一方面是过度虔诚和肤浅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傲慢自大和教条主义的不容异说的态度，在几乎还没有认识宗教的情况下，就扭曲了真正的宗教生活。有时，我几乎接近绝望的边缘，但我仍顽强地生活，并总是充满了希望……。诚实坦率的宗教比那些冒用批评者的名义，歪曲宗教、使宗教荒谬化的人更清楚其批评；诚实坦率的宗教为其自身的目的积极鼓励有益的怀疑精神……。宗教与科学建立起强大的联盟共同反对伪科学是有可能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想，这个联盟在不远的将来也可以展开反对伪宗教的斗争。
伪科学与错误的科学是不同的。科学是在犯错误并一个一个地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经常会作出错误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都是非确定性的、实验性的结论。科学家们总是先设立假说，然后对这些假说进行证伪试验。假说是否成立完全取决于试验和观察的结果。科学在不断加深对事物真相的了解的征途上探索着，踉踉跄跄地蹒跚前行。当一种假说经试验证实为不可行的时候，假说的所有者的情感当然受到伤害，但是，正是这种反证被认为是科学事业的精髓所在。
而伪科学正好相反，其假说通常经过精心设计，使假说在能进行反证的试验面前无懈可击，甚至原则上也不能被认为是不成立的。伪科学的实践者总是处于防备和警惕的状态，他们反对任何怀疑者的检验。当伪科学的假说在科学家的检验面前失败时，他们就会设计出压制科学家意见的阴谋。
健康人开汽车的能力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孩提时期和老年时期以外，我们一般不会跌倒或摔跤。我们可以学会例如骑车、滑雪、跳绳和驾驶汽车等各种事情，而且可以终生保持这些能力。即使我们有十年不做这些事，一旦我们再做时仍然毫不费力。但是我们开车技能的精确性和依然如旧也许会使我们对自身其他方面的能力产生一种错误的感觉。我们的认知能力具有欺骗性。我们有时会看到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要经受视觉幻象的折磨。偶尔我们会产生幻觉。我们很容易犯错误。托马斯·吉洛维奇写的一本名为《感知我们所不知：日常生活中人类理性的易错性》的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书里描述了人在认知数字方面所犯的系统性错误。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证据，易受别人观点的影响。我们精于某些事情，但不可能通晓所有的事情。智慧产生于我们对自身局限性的了解。“因为人易迷惑”，威廉·莎士比亚这样教导我们，这正是我们需要严谨的充满怀疑精神的科学的精确性的原因。
可能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与伪科学（或“永无错误的”启示）相比，科学在人类的不完美性和易犯错误的本性的认识上要深刻得多。如果我们坚决拒绝承认我们犯错误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会信心十足地等待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重大的过错——永远与我们形影相随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具有一点自我评价的勇气，无论错误会给我们造成多么令人遗憾的思考，我们取得胜利的机会必定会极大地增加。
如果我们向广大公众只讲解科学的发现和成果——无论这些成就具有多么大的使用价值，甚至非常鼓舞人心——而不向公众讲解严格的科学方法，普通人怎么能够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然而，科学和伪科学都是以无证据的结论的方式表现在人们面前的。在中国和俄罗斯，科学曾有过很简单的表达方式——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就是权威人士所讲的科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只能靠你自己来判断。但是当政治发生变化，对自由思想的禁锢有所放松的时候，许多可靠的和有号召力的主张——特别是那些我们以前想知道，但是现在才了解的学说——赢得了普遍的拥护。但是，这时所有的观点都变成权威性的观点的可能性就不大可能出现了。对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向公众讲清楚科学重大发现、误解和科学的实践者偶尔顽固地拒绝改变研究方向的真实的和曲折的发展历史。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科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都是春风得意的科学家所走过的轻松的道路。用引人入胜的方式表述科学家在几个世纪中对自然所进行的耐心和共同的质问所积累起来的智慧，比详细教授杂乱无章的积累这种智慧的方法要容易得多。科学方法似乎毫无趣味、很难理解，但它比科学上的发现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