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學普及到公衆理解科學
作為薩根的崇拜者和長期從事公衆理解科學理論研究的人，我懷着崇敬的心情戰戰兢兢地翻譯了這本書。我希望在薩根逝世兩周年之際，能夠有更多的國人瞭解薩根，瞭解他的思想、他的品格和他獻身科學的一生。我希望，讀者在讀過這本書後，能夠更多地瞭解科學到底是什麽，科學家是什麽樣的人，科學工作是什麽樣的工作，世界歷史上某些人在反對科學、詆毀科學、藉科學的旗號做各種反科學的事情中主要幹了些什麽，科學與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政體，乃至我們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如果本書在中國的出版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起到這樣的作用，那麽，我想薩根在九泉之下定會感到欣慰的。因為這符合他的思想和他所一貫倡導的傳播科學的精神。
一、薩根——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家和科普專傢
卡爾·薩根博士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天文學教授。同時他又是世界著名的科普作傢。他對科學的精闢見解使他成為“唯一能夠用簡單扼要的語言說明科學是什麽”的科學家。他成為本世紀最有影響的人物。
卡爾·愛德華·薩根於1934年11月9日生於紐約布魯剋林市，於1955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物理學學士學位，1956年獲得物理學碩士學位，1960年獲得天文學和天文物理學博士學位。從60年代早期他就在哈佛大學執教。1971年任康奈爾大學正教授。1996年12月20日，這位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家和科普作傢在與骨髓癌抗爭了兩年之後，在福萊德·鬍欽斯癌癥研究中心與世長辭，年僅62歲。
卡爾·薩根一生研究成果驚人。他的研究重點為金星上的溫室效應、火星上的季節變化、原子戰爭所造成的長期環境影響、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外星智能生命探索等。他是宇宙生物學的創始人和開拓者之一。長期以來他一直擔任康奈爾大學天文學和太空科學的碩士和博士生導師。病重期間，他仍然在指導他的學生。他是康奈爾大學最值得尊重的教授。
卡爾·薩根在美國航空航天局的“航海者”、“海盜”、“旅行者”和“伽俐略”宇航探險計劃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為此，他榮獲美國航空航天局頒發的特別科學成就奬，兩次榮獲傑出公共服務奬和航空航天局頒發的阿波羅成就奬。薩根除了獲得航空航天局的承認和奬勵以外，還擁有美國大學和學院授予的22個榮譽學位，以表彰他在科學、文學、教育和環境保護方面的重要貢獻。由於他在原子戰爭的長期後果和反對核武器方面的傑出貢獻而獲得了許多奬勵。他還獲得過許多其它部門給予的奬勵，如美國太空航行委員會的約翰·F·肯尼迪太空航行奬；探索者俱樂部第75屆年會奬；蘇聯航空聯合會康斯坦丁·柴科夫斯基奬；美國天文協會馬素斯基奬；美國國傢科學院授予的公共福利奬；美國國傢科學院的最高奬，以表彰他在“將科學應用於公衆福利方面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薩根是美國天文協會行星科學學會的主席、美國地球物理學會聯合會行星研究會主席、美國科學促進協會行星學會主席。他在12年的時間內連續擔任研究行星的權威雜志《伊卡洛斯》的主編。薩根是行星協會的合作發起人，這個機構擁有10萬會員，是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行星為主的組織。這個組織為尋找外星智能生命的無綫電聯絡研究項目和地球附近的的小行星的研究項目提供幫助。薩根還是加利福尼亞的噴氣推進器研究所的客座科學家和《太空漫遊》雜志的投稿編輯。在這個雜志上他發表了許多論文。在他病重期間，他還寫了一些與他的疾病有關的文章。
卡爾·薩根還是偉大的科普專傢和科學教育傢。1980年，他推出大型長達16集的電視序列片“宇宙”，在世界上引起極其強烈的反響，這部電視片被翻譯成10多種語言，在60多個國傢放映，觀衆達到5億！這個電視片獲得米·彼博迪大奬。與這個電視片配套的科普書籍《宇宙》是《紐約時報》連續70周的發行量最大的暢銷書，是歷史上英語出版的科普書中發行量最大的書籍。他的一生著述甚多。除了各種科普文章以外，他還寫了30本書。其中《伊甸園的飛竜》、《布魯卡的腦》、《無人曾想過的道路：核鼕天和武器競賽的終結》、《被遺忘的前輩的影子》、《接觸》、《彗星》、《宇宙中的智能生命》和《淺藍色的點：人類在宇宙中的未來之展望》等書籍已經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伊甸園的飛竜》還獲得美國普利策奬。
卡爾·薩根在科普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獲得美國青少年的尊重和喜愛。他的知名度超過所有的影星歌星，甚至政治領導人。在1991年美國青少年中進行的“十大聰明人”評選中，他的名字列居榜首。而在當年海灣戰爭中大出風頭，立下赫赫戰功的斯瓦茲科普夫也纔名列第二，裏根和布什分別名列第四和第六。他同時還是“美國超自然現象說法科學探究委員會”的成員，並於1987年獲得該委員會授予的“維護理性奬”。1994年，他又獲得第一屆“阿西莫夫奬”。
二、科學——探究和維護真理的崇高事業
卡爾·薩根博士的著作《魔鬼出沒的世界——科學，照亮黑暗的蠟燭》是他臨終前的最後一部作品。當年便創下最佳暢銷書第一名的記錄。筆者跟蹤薩根的作品多年，對他的思想有所瞭解。應該說，這是薩根諸多作品中比較全面地反映其思想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廣博的知識，犀利的思想，入木三分的揭露，鞭闢入裏的分析和發人深省的啓示，闡述了科學和非科學的區別。熱情地謳歌了科學家在人類生活中的偉大貢獻和科學給人類帶來的幸福。全書充滿理性的思維和科學精神，從科學的角度對偽科學和偽科學後面所隱藏的反科學意識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精神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是精神世界的源泉是什麽？薩根在書中寫道：“當科學與大自然相遇時，科學就必然會使人産生對大自然的敬畏的感覺。對大自然的真正的理解的行為是與自然的結合和融合的歡慶，即使是在很小程度上的結合也能使人感受到宇宙的宏偉和壯觀。隨着時間的流逝而積纍起來的世界範圍內的知識體係使科學變成了跨國界、跨時代的超越所有界限的理智的東西。‘精神’一詞是從拉丁文‘呼吸’變化而來的。我們呼吸的是空氣，無論它多麽稀薄，但毫無疑問它是物質。儘管‘精神’這個詞的使用是與物質相對而言，但我們都不可能脫離物質（包括構成大腦的物質）而談論這個詞中‘精神的’基本涵義。有時我也會隨意使用這個詞。科學不僅與精神性和諧共存，而且是精神性的深厚源泉。當我們抓住了生命的錯綜復雜、光彩美麗和精妙絶倫之時，我們就有了一種飄然飛騰的感覺，這是一種洋洋得意與自感謙卑相結合的感覺。毫無疑問，這是精神的。當我們置身於偉大的藝術、音樂或文學，當我們在甘地或馬丁·路德·金等令人景仰的無私的勇氣和行為面前時，我們的感覺同樣是精神的。科學與精神性以某種方式的相互排斥對雙方都將産生損害的作用。”薩根在書中認為，當人類發現宇宙的年齡是80億到150億年，而不是6000年或12000年時，人類對宇宙的變化和其深透宏偉有了更深的認識。當人類明白了人衹是原子的復雜的結合體，而不是什麽神靈的創造後，人類至少增加了對原子的景仰之情。當人類瞭解了我們居住的星球衹不過是銀河係中數以十億計的星球中的一個，而這個星係也僅是數以十億計的星係中的一個時，人類的視野得到了極大的擴展。當人類發現自己的祖先同時也是猴子的祖先的時候，人類知道了自己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關係並越來越認識到這個發現的重要意義。
無論人類怎樣看待科學，人類的一切都與科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人類不可能回到愚昧中去。人類最好還是充分利用科學。當我們最終認識到科學的美妙絶倫和其極大的力量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精神還是實際物質方面，科學都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益處。但是，迷信和偽科學至今仍在大行其道，迷惑人們的思想，對復雜的問題作出輕率和隨意的回答，對於懷疑的質問采取回避搪塞的辦法應付，使人們惶恐迷惘，將事實當做過眼煙雲，視而不見。迷信和偽科學使我們墨守陳規，不思進取，使人們變成輕信的犧牲品。確實如此，如果UFO潛藏在百慕大群島附近的深海之處吞噬飛機和輪船，如果死去的人能夠通過意念使電話聽筒震顫並脫離電話機，如果我們的夢能夠解釋，如果我們能夠用我們對於世界所瞭解的知識精確地預測未來，那麽，世界將變得多麽吸引人啊！
但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偽科學的例子。他們聲稱他們使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和發現的成果，但是實際上他們完全背離了科學的本質。這是因為他們的所有結論都缺乏充足的證據，同時將能夠證明不同結論的證據棄置不論。他們能將假的說得像真的一樣，使人輕易相信。許多報紙、雜志、出版社、電臺、電視臺和電影商等在未做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就給予配合，使這些偽科學思想得到廣泛和大量的傳播。這些思想的傳播為對事實的其他解釋，對科學的新發現所帶來的新思想的傳播增加了睏難。
薩根在談到偽科學時精闢地論述說：“真理可能會令人感到敬意或與我們的直覺相反。真理可能與人們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實驗是使我們獲得真理的方法。在幾十年前的一個宴會上，有人嚮物理學家羅伯特·
W·伍德敬酒時說：‘為物理和玄學幹杯！’那時，人們提到玄學時都意指哲學或僅憑思考就可以獲得的真理，也可能包括偽科學。伍德回答說：‘如果一個物理學家有了一種思想，他就要進行思考，他思考得越深刻，他理解得也就越深刻。他要參考科學文獻，他閱讀得越多，他對這種思想實現的前景就越清晰明了。在做了這些準備之後，他就要走進實驗室，用科學儀器進行實驗。實驗令科學家廢寢忘食、嘔心瀝血、艱辛磨難。他要對所有的可能性進行實驗和檢測，他要對實驗數據精益求精，將錯誤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他不論後果如何，衹是全力以赴按實驗的進展進行下去。經過精心的實驗，在研究工作結束時，他有可能發現最初的思想是毫無價值的。這時，物理學家就會將實驗和結果丟在一旁，將自己的思想從一堆錯誤中解脫出來，去做其它的研究。’伍德將他的酒杯高高舉起，下結論說：‘物理學和玄學之間的差別不在於實踐者中誰比誰更聰明，而在於，玄學家沒有實驗室。’”
薩根接着談到，有人為玄學家辯護說，他們的思想像真正的科學一樣在同樣的程度上被人誤解，如果他們的語言不被別人篡改和麯解，他們的思想同樣會被人接受。如果你根本沒有聽說過科學（更不要說科學的研究過程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意識到你接受的是偽科學，你會用人類所具備的一般思維方法去思考問題。宗教經常是受到政府保護的偽科學的保育院，儘管沒有任何理由能夠說明為什麽宗教要起到那樣的作用。在有些國傢，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占星術和預測，包括政府領導。但是，這些並不是靠宗教簡單地灌輸到他們頭腦中去的，而是靠文化環境，在這種文化環境中，人們樂於接受這些做法，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肯定的褒揚。
在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人類對於外部世界是恐懼和害怕的。因為人類對可能發生的危險不能預測。人類對於任何能夠減少他們恐懼的解釋都欣然接受。科學在瞭解世界、掌握事物的發展規律、控製自身和指導安全航行等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薩根說：“一個國傢將會因為沒有知識而滅亡，可以避免的人類災難在這些國傢會因為無知和愚蠢而更多地發生，特別是當這個民族對自身缺乏瞭解的時候。特別是在新的世紀即將到來之際，我對於偽科學的迷信似乎一年比一年更具有挑戰性而倍感憂慮。”他進一步深刻地闡述了科學和偽科學之間的重大差異：“偽科學與錯誤的科學是有區別的。”“科學就是在改正一個又一個的錯誤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科學經常會得出不正確的結論，但是，這些結論不是最終的，而是暫時的。科學家總是先設立假設，然後，再去確定其正確與否。任何假設是否能最後證實是可行的，完全要依靠實驗和觀察。科學是經過探索和麯折，纔逐步加深對事實本身的瞭解的。當一個科學假設被證實是錯誤的時候，任何想秘而不宣的做法毫無疑問是十分有害的。固為這種對假設的反證被認為正是科學事業的核心。但是偽科學卻恰恰相反。偽科學的假設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以防任何能夠提供反證的實驗，因此，即使在原則上，它們也不能被認為是無效的。偽科學的實踐者采取防守戰略，謹慎小心。他們激烈反擊對他們的論點表示懷疑的任何調查和研究。當他們的假設經不住科學家的調查和質問的時候，他們就會策劃出壓製科學家的意見的陰謀。”“科學和偽科學之間的嚴格區別可能就在於，與偽科學相比，科學對人類的不完美性和犯錯誤的不可避免性，具有深刻得多的認識。如果我們堅决拒絶承認人是必定會犯錯誤的這一基本常識，我們就一定會永遠犯錯誤，而且是嚴重的錯誤。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有一點自我評價的勇氣，無論這種評價會獲得多麽令人沮喪的結果，那麽我們獲得成功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如果衹講科學的發現和成果，無論這些發現和成果是多麽有用，甚至令人鼓舞，但是，如果我們不嚮每個公衆說明科學嚴格的研究方法，人們又怎麽能夠分辨出什麽是科學什麽是偽科學呢？表現在公衆面前的都是沒有證據的論斷。權威的科學就是權威們所說的科學。衹有你自己來判斷科學與偽科學。”
三、科學傳播的最終目的——將科學精神註入民族文化
人類傳播科學和技術的活動究竟始於何時至今仍無從考究。但是，西方學者認為，有一點應該肯定，那就是，在人類利用科學技術從事生産活動的時候，傳播科學技術知識和信息的活動就已經開始了，衹不過在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其特點有所不同罷了。這是由人類社會性動物的本性所决定的。而且隨着社會的發展，隨着人的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科學技術知識傳播的程度也隨之提高。也就是說，科學技術的傳播是人類的社會性所决定的必然行為。
但是，隨着人類傳播科學和技術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人們，尤其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在不斷地提出這樣的問題：科學和公衆之間的關係是什麽？傳播科學和技術的目的是什麽？
18至19世紀，人類對於其文明進化的結果——知識的傳播仍處於廣義的階段，也就是說，知識的傳播中科學技術的知識還沒有占據重要的地位。那時，人類知識的傳播還是一種“知識的傳布”（Diffusion of Knowledge）。進入本世紀之後，直至40年代前，科技傳播開始出現活躍的態勢，書籍、報刊、廣播等傳播媒介中關於科學技術的內容大量增加，西方學者將這個階段稱之為“科學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科普”。20世紀40年代和兩次世界大戰後，科學技術的傳播速度和質量隨着人類對自身權利的要求和經濟發展，以及對環境的關註程度的提高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廣大公衆對於科學和技術給人類帶來的影響由過去的盲從、期望、崇尚，乃至迷信轉為冷靜的思考和懷疑。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對科學的目的和技術的弊端提出了疑問。戰時科學産生出原子彈、氫彈等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科學家利用人體進行生物武器實驗和化學實驗，化學工業化給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尤其是臭氧層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1962年，美國女科學家蕾切爾·卡遜的代表作《寂靜的春天》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用預言的形式嚮廣大公衆揭示了化學技術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公衆開始了對科學和技術的影響的思考和討論。人們由過去“科學萬能”到對科學的作用懷疑和質問使人類對自身的智能所帶來的結果采取了冷靜和審視的態度。從社會的意義上講，這是人類的進步，而不是否定科學的倒退。公衆對科學家的道德、技術的影響、對科學和環
境、科學和人類之間關係的審視導致公衆對科學議題的全面參與，科學知識和公衆、科學家和公衆之間由過去的自上而下、簡單的灌輸和接受的關係轉變為一種新型關係。科學技術的傳播工作從過去的單純的科學技術普及嚮公衆理解科學技術轉變。科學家和科學團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科學的社會價值。學者們將這種關係稱之為“公衆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在這個意義上，科學和公衆之間的關係更接近Understanding的本意。科學和公衆之間形成了互動的關係。“科學和技術與社會之其它重要部分是處於互動狀態的”（參見《科學與社會秩序》，巴伯著，顧昕譯，三聯書店；1986年版）。在社會的其它重要部分中毫無疑問包含有構成社會的活躍因素的主體——人。科學信息流動的這種重要的變化傾嚮體現了世界人類文化“人主義”（Peoplism）的價值觀。
80年代，人類科學技術的傳播活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美國芝加哥科學院副院長米勒博士於1989年提出公衆科學素養的三個標準：（1）對科學技術術語和概念達到基本的瞭解；（2）對科學的研究過程和方法達到基本瞭解；（3）對科學的社會影響達到基本瞭解。他的這個基本思想一經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國的贊同。這三項標準體現了當今科學和公衆之間的新型關係，與過去的簡單的、自上而下的灌輸關係截然不同。而“科普”這種說法僅指人類傳播科學技術知識的行為，而不能完整、全面地涵蓋科學和公衆之間的關係。
從功能上講，現代民主社會所要求的國民的科學素養也由過去的讓公衆瞭解科學知識轉變為使公衆具備基本的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就是薩根在本書中所不斷提到的好奇心、探究真理的精神、懷疑精神、參與决策的意識與能力和實證意識。正如卡爾·薩根所說：“對於從事科學普及的人來說，巨大的挑戰是，如何嚮人們說清楚科學發現、客觀真實、麯折坎坷的歷史和人們對科學的誤解，以及科學的實踐者偶爾表現出的决不改變航嚮的執着的頑強的精神。許多，可能是大多數的培養科學家的教科書對這些內容都涉及很少，用一種吸引人的方法傳授從長達幾個世紀中人類不厭其煩積纍下來的有關大自然的問題中得出的智慧，比係統地講授散亂地積纍人類智慧的方法要簡單得多。科學的方法，可能看起來繁瑣和生硬粗暴，但是與科學發現相比要重要得多。”
科學素養對普通公衆是十分重要的。一個遠離科學，沒有科學素養的公衆群體是無法承擔民主政體對他們的要求的。因為在民主政體中，公衆輿論是决策過程的重要影響因素，民主程度越高，其影響就越大。雖然對於一個特定的問題的科學因素有更全面的瞭解並不一定導致人們對最佳决策形成認同，但是，至少可以得出更為明智的，因此也是最好的决策選擇。從這個角度上說，沒有具備一定程度的科學素養的公衆就不可能有國傢和社會的民主和進步。
科學素養對於科學家來說同樣十分重要。科學家是一定社會意義上的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專傢。他們首先是社會的人，然後纔是某個領域的專傢和學者。麥剋斯韋、愛因斯坦、達爾文是科學家，他們對人類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留給人類的不僅僅是科學的成就，而且是社會正義的化身和代表人類本質的正直的價值觀。從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科學的本質和科學的正確發展方向。但是，也有鼓吹將原子武器用於殺人的科學家，也有用人體作為製造細菌武器的科學家，也有在國傢處於重要的關頭賣身投靠、為虎作倀的科學家，也有為了個人利益出賣科學家良心的科學家。他們在科學上不愧為一代大師，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也背離了科學的本質。他們是具有科學知識卻沒有科學精神的科學家。從這個意義上講，具有足夠的科學知識不一定具有科學精神。但是，要具有科學精神必須具備足夠的科學知識。
公衆（其中包括科學家本身）理解科學活動的本質和核心內涵是對科學本質的深刻理解，對科學給人類帶來的價值觀的理解和維護，對理性的渴望和維護。而不僅僅是科學知識的灌輸。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解科學的本質，維護科學的純潔，牢牢把握科學航船的航嚮，不僅是科學家的責任，也是整個公衆的義務。而整個公衆對這個義務的理解需要科學家和有關機構的啓蒙和教育，這纔是公衆理解科學的真正目的。
我國雖然是一個具有5000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其光輝燦爛的文化確實可以使人感到驕傲和自豪。雖然在我國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對世界文明史上産生過重大影響的思想傢和科學家，但是在近代史上，我們的先人和現代人卻幹過許多令世界文明社會不可理解的、令人恥笑的蠢事。並且，做這些蠢事的因素至今仍然存在。科學精神還遠遠沒有進入到我們的文化中。科學，還遠沒有成為我們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組成部分。沒有全體國民科學素養的整體提高，下個世紀中華民族的騰飛是不可能的。正在科學傳播領域中工作的科學家、工程師、學者和傳播媒介的工作者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全體國民科學素養和其它素養提高之日，就是中華民族騰飛，中國人受到世界尊重之時。而我們，任重而道遠。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得到了許多科學界和科普界人士的關心和支持。由於本書所涉及的內容龐雜，涉獵科學的門類較多，在翻譯的過程中，我不得不經常請教各個領域的學者。他們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在此，我要特別感謝郭正誼教授和李元教授，我還要感謝北京大學的劉華傑博士、潘濤博士、鄒銳碩士、王珉碩士、任信榮碩士和苗永華民怎，清華大學的郭兵博士、趙浮碩士和吉林大學的吳躍平博士，他們對譯稿提出了十分具體的修改意見。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書不會順利譯出。
有時，時間和質量是一對矛盾。由於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使得時間非常緊張，再加上水平有限，譯文中的錯誤肯定是存在的，請讀者批評指正。
李大光
1998年7月2日
原版序 我的老師
那是1939年秋季的一個狂風怒吼的日子。公寓樓外面的街道上，落葉隨風旋轉，每一片樹葉都像是有生命一樣在舞動。我很舒適地待在溫暖安全的臥室裏，母親在另一間屋裏忙碌着準備晚餐。在我們公寓裏沒有那些經常無需藉口找你麻煩的大壞孩子。衹是在一個星期以前，我剛剛打了一場架——這麽多年過去了，我已經忘記了是與誰打的架了，可能是第三樓層的斯奴尼·阿格塔，我狠命地嚮他掄出一拳以後，發現自己的拳頭打穿了斯奇徹特先生藥房的大玻璃窗。
斯奇徹特先生對我的傷勢非常關心：“很快就會好的，我保證。”他邊安慰我，邊往我手腕上敷一些令人痛苦難耐的消毒劑。我母親把我帶到設在本公寓的一個醫生的診所裏。他用一把小鉗子取出了玻璃碎片，並用針和綫給我縫了兩針。
“兩針！”當天晚上父親不斷地嘮叨。他知道針的意義，他是一傢製衣廠的裁衣工。他的工作就是用非常鋒利的鋸將大厚堆的布料裁剪成服裝初樣，接着這些初樣被傳給一大排坐在縫紉機邊的女工。他對我能夠剋服天生的羞怯而發怒感到高興。
奮起反擊有時是一件好事。我從來沒有打算使用暴力。這件事是偶然發生的。桑尼先推了我，而我是隨後用拳頭擊穿了斯奇徹特先生的玻璃窗的。我傷了自己的手腕，花費了一筆不該花的醫療費用，打壞了一塊平板玻璃，然而卻沒有人對我發火。就連桑尼對我也比以前友好多了。
我對事情的結果為什麽會是這樣而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待在溫暖的公寓裏，邊透過臥室的窗戶凝視紐約灣，邊考慮這個問題，比起到下面街頭再去冒險要舒適得多。
像往常一樣，我母親換了衣服，化了妝，等待着我父親回來。太陽快要落山了，我們一起眺望着波濤洶涌的水面。
她用手粗略地指了指大西洋的對面，說：“那邊的人正在打仗，彼此殘殺。”我聚精會神地嚮那面瞭望。
“我知道，”我答道，“我能看見他們。”
“不對，你不可能看見，”她反駁說，口氣幾乎是嚴厲的，她說，“他們太遙遠了。”然後返回廚房。
她怎麽知道我是否能看到他們？我不明白。我眯着眼睛眺望着，我認為我確實看到了地平綫上那一小條土地，在那上面有很小的人影，他們相互推打，用刀劍决鬥，就像我的漫畫書上畫的一樣。但也許她是對的。或許這衹是我的想象，有點像是午夜時分偶爾將我從沉睡中驚醒的怪物，我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砰砰直跳。
當一個人在想象的時候，你怎麽能知道呢？我凝望着灰暗的海水，直到母親招呼我洗手吃晚飯。讓我高興的是父親用雙手一下子把我舉了起來。我可以從他一天內長出的鬍茬上感覺到外面世界的寒冷。
就在那年的一個星期天，父親耐心地嚮我解釋0是算術中的一個占位符號，教我讀那些發音古怪的大數字的名字，還告訴我為什麽沒有最大的數字。（他說：“你可以永遠在一個數字上再加1。）”我忽然被要求進行兒童必須接受的寫出從1到1000的所有整數的必修課程。我們沒有成疊的紙張，但父親給了我一疊灰色的硬紙片，那都是他將自己的襯衫送到洗衣房時積攢下來的。我興致勃勃地開始了這項訓練，但是使我感到驚訝的是，進展非常緩慢。當我剛剛寫到幾百的時候，母親告訴我已經到我洗澡的時候了。我很不情願，我决心寫到1000。就像他一生中常扮的調停者的角色一樣，父親介入了：如果我能很高興地去洗澡的話，他將幫我繼續寫下去。我非常高興。當我重新接手時，他已經寫到將近900了，於是當我達到1000時衹不過是比平常上床的時間晚了一點點。這些大數字的重要性在我一生中都沒有忘記過。
同樣也是在1939年，我的父母帶我參觀了紐約世界博覽會。博覽會在我眼前展現了科學和高技術可能帶來的美好前景。萌芽時代已經結束，這裏展示着我們這個時代能為未來的人們帶來利益的各類産品。但很有可能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未來人對1939年的人並不很瞭解。“未來世界”將人人身強體壯、幹淨整潔，工作效率很高，就我所知，看不到任何窮人。
“看聲”是一個令人睏惑的但卻吸引人的展品。確實如此，當用小錘敲擊音叉時，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出現了美麗的正弦麯綫。另一張海報上告訴人們：“聽光”。確實如此，當光綫射到光電管的時候，我可以聽到類似在頻道之間調頻的時候，靜電在摩托羅拉收音機中産生的那種聲音。世界清晰地嚮我展現了我從未想象過的奇妙。聲音是如何變成圖像，而光綫又是如何變成聲音的呢？
我的父母不是科學家，他們幾乎對科學一無所知。但是他們通過讓我瞭解既要具有懷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這種方法，教給了我這兩種難以結合在一起的東西，而這卻是科學方法的核心所在。他們的生活幾乎可以說是貧窮的，但當我宣稱要成為一位天文學家時，我得到了毫無保留的支持，儘管他們（像我一樣）對什麽是天文學並不瞭解。他們從未勸我考慮周全一些，提出成為一名醫生或是律師也許會更好的建議。
我真希望能夠講一下在我小學、初中、高中階段裏激勵我從事科學事業的老師，但當我認真回想時，這樣的老師竟然沒有一位。能夠回憶起來的衹有元素周期表、杠桿和斜面、緑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無煙煤與有煙煤之間的差別等呆板的記憶。全然沒有不斷增長的對新事物的新奇感，沒有接觸到任何進化的歷史演變過程，也沒有任何人給我們講過每個人所曾信奉過的錯誤思想。在高中的實驗課上，我們得到的都是由猜測所得的結果。假如得不出結果，我們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數。那時，我們根本就得不到追求個人興趣的鼓勵，也沒有人讓我們去探究那些知覺的或概念性的錯誤。在課本的後面，纔有可說是令人感興趣的材料。學校的時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體會到的時候就已經結束了。你可以在圖書館裏，而不是在教室裏找到有關天文學的美妙的書籍。教師將多位除法像教烹調書上的配方一樣灌輸給你，卻不解釋單位除法、乘法、減法是怎樣組合起來以得出正確答案的。在高中時，教師恭敬虔誠地傳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這種計算方法是西奈山親手所授。我們的學習僅僅是記住自已被要求做什麽，並得到正確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麽並不重要。在二年級時，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稱職的代數老師，從他那裏我學會了很多數學知識。但他也非常嚴厲，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在上學這些年中，我對科學的興趣是通過讀科學和科幻的書以及雜志而保持下來的。
大學是我實現夢想的地方：我發現大學的老師不僅懂得科學，而且還確實能夠對科學作出解釋。非常幸運的是，我進入了對於學習的時代來說非常好的學校——芝加哥大學。我成了以恩裏科，費米為宗師的物理係的一名學生。我從撒布拉曼揚·昌得拉基卡的理論中領略到了數學的真正優雅迷人之處；我有幸可以與哈羅德·尤裏討論化學；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納大學H·J·馬勒的生物學徒弟；我跟G·P·柯伊伯學習行星天文學，他是當時唯一的全蝕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學習時，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麽叫做信封背面的計算：一個可能解决某個問題的想法突然涌現在腦海裏，你立即找出一個舊信封，用你的基礎物理學知識，在信封上寫下幾個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數值，檢驗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夠解决你的問題。如果不成功，你再尋求另外的解决方法。這樣尋找錯誤，就像刀切奶油一樣容易。
在芝加哥大學我還非常幸運地修完了羅伯特·M·鬍欽斯開設的一門普通教育課。他的課程將科學作為人類知識燦爛輝煌的織錦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展現在你的面前。難以想象一個有抱負的物理學家會不去瞭解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巴哈、莎士比亞、吉本、馬林諾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學者們。在一堂科學概論課上，他將托勒密關於太陽圍繞地球旋轉的學說講得生動感人、引人入勝，使得一些學生對哥白尼學說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認識。在鬍欽斯的課程中，老師的地位與他們的研究幾乎毫無關係。與今天美國大學的標準不同，那時對老師的評價卻是根據他們的教學水平，以及他們是否具有嚮下一代傳授知識和啓發學生的能力。
這種活躍的學術氣氛使我得以填補上了我過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許多空白。許多以前非常神秘（不僅是在科學方面）的東西在我的頭腦中變得清晰明了起來。我同時也親眼目睹了那些能夠發現一些宇宙規律的人所享受到的榮幸。
我一直對50年代的那些輔導我的教師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試圖知道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當我回首往事時，我似乎清楚地感到，我所學的最重要的東西，不是來自中學和小學的老師，也不是來自大學教授們，而是來自我那對科學幾乎一無所知的父母，他們對我的教育早在1939年那年就開始了。
作為薩根的崇拜者和長期從事公衆理解科學理論研究的人，我懷着崇敬的心情戰戰兢兢地翻譯了這本書。我希望在薩根逝世兩周年之際，能夠有更多的國人瞭解薩根，瞭解他的思想、他的品格和他獻身科學的一生。我希望，讀者在讀過這本書後，能夠更多地瞭解科學到底是什麽，科學家是什麽樣的人，科學工作是什麽樣的工作，世界歷史上某些人在反對科學、詆毀科學、藉科學的旗號做各種反科學的事情中主要幹了些什麽，科學與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政體，乃至我們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關係。如果本書在中國的出版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起到這樣的作用，那麽，我想薩根在九泉之下定會感到欣慰的。因為這符合他的思想和他所一貫倡導的傳播科學的精神。
一、薩根——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家和科普專傢
卡爾·薩根博士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天文學教授。同時他又是世界著名的科普作傢。他對科學的精闢見解使他成為“唯一能夠用簡單扼要的語言說明科學是什麽”的科學家。他成為本世紀最有影響的人物。
卡爾·愛德華·薩根於1934年11月9日生於紐約布魯剋林市，於1955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物理學學士學位，1956年獲得物理學碩士學位，1960年獲得天文學和天文物理學博士學位。從60年代早期他就在哈佛大學執教。1971年任康奈爾大學正教授。1996年12月20日，這位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家和科普作傢在與骨髓癌抗爭了兩年之後，在福萊德·鬍欽斯癌癥研究中心與世長辭，年僅62歲。
卡爾·薩根一生研究成果驚人。他的研究重點為金星上的溫室效應、火星上的季節變化、原子戰爭所造成的長期環境影響、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外星智能生命探索等。他是宇宙生物學的創始人和開拓者之一。長期以來他一直擔任康奈爾大學天文學和太空科學的碩士和博士生導師。病重期間，他仍然在指導他的學生。他是康奈爾大學最值得尊重的教授。
卡爾·薩根在美國航空航天局的“航海者”、“海盜”、“旅行者”和“伽俐略”宇航探險計劃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為此，他榮獲美國航空航天局頒發的特別科學成就奬，兩次榮獲傑出公共服務奬和航空航天局頒發的阿波羅成就奬。薩根除了獲得航空航天局的承認和奬勵以外，還擁有美國大學和學院授予的22個榮譽學位，以表彰他在科學、文學、教育和環境保護方面的重要貢獻。由於他在原子戰爭的長期後果和反對核武器方面的傑出貢獻而獲得了許多奬勵。他還獲得過許多其它部門給予的奬勵，如美國太空航行委員會的約翰·F·肯尼迪太空航行奬；探索者俱樂部第75屆年會奬；蘇聯航空聯合會康斯坦丁·柴科夫斯基奬；美國天文協會馬素斯基奬；美國國傢科學院授予的公共福利奬；美國國傢科學院的最高奬，以表彰他在“將科學應用於公衆福利方面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薩根是美國天文協會行星科學學會的主席、美國地球物理學會聯合會行星研究會主席、美國科學促進協會行星學會主席。他在12年的時間內連續擔任研究行星的權威雜志《伊卡洛斯》的主編。薩根是行星協會的合作發起人，這個機構擁有10萬會員，是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行星為主的組織。這個組織為尋找外星智能生命的無綫電聯絡研究項目和地球附近的的小行星的研究項目提供幫助。薩根還是加利福尼亞的噴氣推進器研究所的客座科學家和《太空漫遊》雜志的投稿編輯。在這個雜志上他發表了許多論文。在他病重期間，他還寫了一些與他的疾病有關的文章。
卡爾·薩根還是偉大的科普專傢和科學教育傢。1980年，他推出大型長達16集的電視序列片“宇宙”，在世界上引起極其強烈的反響，這部電視片被翻譯成10多種語言，在60多個國傢放映，觀衆達到5億！這個電視片獲得米·彼博迪大奬。與這個電視片配套的科普書籍《宇宙》是《紐約時報》連續70周的發行量最大的暢銷書，是歷史上英語出版的科普書中發行量最大的書籍。他的一生著述甚多。除了各種科普文章以外，他還寫了30本書。其中《伊甸園的飛竜》、《布魯卡的腦》、《無人曾想過的道路：核鼕天和武器競賽的終結》、《被遺忘的前輩的影子》、《接觸》、《彗星》、《宇宙中的智能生命》和《淺藍色的點：人類在宇宙中的未來之展望》等書籍已經被翻譯成多種語言。《伊甸園的飛竜》還獲得美國普利策奬。
卡爾·薩根在科普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獲得美國青少年的尊重和喜愛。他的知名度超過所有的影星歌星，甚至政治領導人。在1991年美國青少年中進行的“十大聰明人”評選中，他的名字列居榜首。而在當年海灣戰爭中大出風頭，立下赫赫戰功的斯瓦茲科普夫也纔名列第二，裏根和布什分別名列第四和第六。他同時還是“美國超自然現象說法科學探究委員會”的成員，並於1987年獲得該委員會授予的“維護理性奬”。1994年，他又獲得第一屆“阿西莫夫奬”。
二、科學——探究和維護真理的崇高事業
卡爾·薩根博士的著作《魔鬼出沒的世界——科學，照亮黑暗的蠟燭》是他臨終前的最後一部作品。當年便創下最佳暢銷書第一名的記錄。筆者跟蹤薩根的作品多年，對他的思想有所瞭解。應該說，這是薩根諸多作品中比較全面地反映其思想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廣博的知識，犀利的思想，入木三分的揭露，鞭闢入裏的分析和發人深省的啓示，闡述了科學和非科學的區別。熱情地謳歌了科學家在人類生活中的偉大貢獻和科學給人類帶來的幸福。全書充滿理性的思維和科學精神，從科學的角度對偽科學和偽科學後面所隱藏的反科學意識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精神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但是精神世界的源泉是什麽？薩根在書中寫道：“當科學與大自然相遇時，科學就必然會使人産生對大自然的敬畏的感覺。對大自然的真正的理解的行為是與自然的結合和融合的歡慶，即使是在很小程度上的結合也能使人感受到宇宙的宏偉和壯觀。隨着時間的流逝而積纍起來的世界範圍內的知識體係使科學變成了跨國界、跨時代的超越所有界限的理智的東西。‘精神’一詞是從拉丁文‘呼吸’變化而來的。我們呼吸的是空氣，無論它多麽稀薄，但毫無疑問它是物質。儘管‘精神’這個詞的使用是與物質相對而言，但我們都不可能脫離物質（包括構成大腦的物質）而談論這個詞中‘精神的’基本涵義。有時我也會隨意使用這個詞。科學不僅與精神性和諧共存，而且是精神性的深厚源泉。當我們抓住了生命的錯綜復雜、光彩美麗和精妙絶倫之時，我們就有了一種飄然飛騰的感覺，這是一種洋洋得意與自感謙卑相結合的感覺。毫無疑問，這是精神的。當我們置身於偉大的藝術、音樂或文學，當我們在甘地或馬丁·路德·金等令人景仰的無私的勇氣和行為面前時，我們的感覺同樣是精神的。科學與精神性以某種方式的相互排斥對雙方都將産生損害的作用。”薩根在書中認為，當人類發現宇宙的年齡是80億到150億年，而不是6000年或12000年時，人類對宇宙的變化和其深透宏偉有了更深的認識。當人類明白了人衹是原子的復雜的結合體，而不是什麽神靈的創造後，人類至少增加了對原子的景仰之情。當人類瞭解了我們居住的星球衹不過是銀河係中數以十億計的星球中的一個，而這個星係也僅是數以十億計的星係中的一個時，人類的視野得到了極大的擴展。當人類發現自己的祖先同時也是猴子的祖先的時候，人類知道了自己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關係並越來越認識到這個發現的重要意義。
無論人類怎樣看待科學，人類的一切都與科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人類不可能回到愚昧中去。人類最好還是充分利用科學。當我們最終認識到科學的美妙絶倫和其極大的力量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精神還是實際物質方面，科學都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益處。但是，迷信和偽科學至今仍在大行其道，迷惑人們的思想，對復雜的問題作出輕率和隨意的回答，對於懷疑的質問采取回避搪塞的辦法應付，使人們惶恐迷惘，將事實當做過眼煙雲，視而不見。迷信和偽科學使我們墨守陳規，不思進取，使人們變成輕信的犧牲品。確實如此，如果UFO潛藏在百慕大群島附近的深海之處吞噬飛機和輪船，如果死去的人能夠通過意念使電話聽筒震顫並脫離電話機，如果我們的夢能夠解釋，如果我們能夠用我們對於世界所瞭解的知識精確地預測未來，那麽，世界將變得多麽吸引人啊！
但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偽科學的例子。他們聲稱他們使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和發現的成果，但是實際上他們完全背離了科學的本質。這是因為他們的所有結論都缺乏充足的證據，同時將能夠證明不同結論的證據棄置不論。他們能將假的說得像真的一樣，使人輕易相信。許多報紙、雜志、出版社、電臺、電視臺和電影商等在未做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就給予配合，使這些偽科學思想得到廣泛和大量的傳播。這些思想的傳播為對事實的其他解釋，對科學的新發現所帶來的新思想的傳播增加了睏難。
薩根在談到偽科學時精闢地論述說：“真理可能會令人感到敬意或與我們的直覺相反。真理可能與人們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實驗是使我們獲得真理的方法。在幾十年前的一個宴會上，有人嚮物理學家羅伯特·
W·伍德敬酒時說：‘為物理和玄學幹杯！’那時，人們提到玄學時都意指哲學或僅憑思考就可以獲得的真理，也可能包括偽科學。伍德回答說：‘如果一個物理學家有了一種思想，他就要進行思考，他思考得越深刻，他理解得也就越深刻。他要參考科學文獻，他閱讀得越多，他對這種思想實現的前景就越清晰明了。在做了這些準備之後，他就要走進實驗室，用科學儀器進行實驗。實驗令科學家廢寢忘食、嘔心瀝血、艱辛磨難。他要對所有的可能性進行實驗和檢測，他要對實驗數據精益求精，將錯誤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他不論後果如何，衹是全力以赴按實驗的進展進行下去。經過精心的實驗，在研究工作結束時，他有可能發現最初的思想是毫無價值的。這時，物理學家就會將實驗和結果丟在一旁，將自己的思想從一堆錯誤中解脫出來，去做其它的研究。’伍德將他的酒杯高高舉起，下結論說：‘物理學和玄學之間的差別不在於實踐者中誰比誰更聰明，而在於，玄學家沒有實驗室。’”
薩根接着談到，有人為玄學家辯護說，他們的思想像真正的科學一樣在同樣的程度上被人誤解，如果他們的語言不被別人篡改和麯解，他們的思想同樣會被人接受。如果你根本沒有聽說過科學（更不要說科學的研究過程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意識到你接受的是偽科學，你會用人類所具備的一般思維方法去思考問題。宗教經常是受到政府保護的偽科學的保育院，儘管沒有任何理由能夠說明為什麽宗教要起到那樣的作用。在有些國傢，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占星術和預測，包括政府領導。但是，這些並不是靠宗教簡單地灌輸到他們頭腦中去的，而是靠文化環境，在這種文化環境中，人們樂於接受這些做法，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肯定的褒揚。
在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人類對於外部世界是恐懼和害怕的。因為人類對可能發生的危險不能預測。人類對於任何能夠減少他們恐懼的解釋都欣然接受。科學在瞭解世界、掌握事物的發展規律、控製自身和指導安全航行等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薩根說：“一個國傢將會因為沒有知識而滅亡，可以避免的人類災難在這些國傢會因為無知和愚蠢而更多地發生，特別是當這個民族對自身缺乏瞭解的時候。特別是在新的世紀即將到來之際，我對於偽科學的迷信似乎一年比一年更具有挑戰性而倍感憂慮。”他進一步深刻地闡述了科學和偽科學之間的重大差異：“偽科學與錯誤的科學是有區別的。”“科學就是在改正一個又一個的錯誤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科學經常會得出不正確的結論，但是，這些結論不是最終的，而是暫時的。科學家總是先設立假設，然後，再去確定其正確與否。任何假設是否能最後證實是可行的，完全要依靠實驗和觀察。科學是經過探索和麯折，纔逐步加深對事實本身的瞭解的。當一個科學假設被證實是錯誤的時候，任何想秘而不宣的做法毫無疑問是十分有害的。固為這種對假設的反證被認為正是科學事業的核心。但是偽科學卻恰恰相反。偽科學的假設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以防任何能夠提供反證的實驗，因此，即使在原則上，它們也不能被認為是無效的。偽科學的實踐者采取防守戰略，謹慎小心。他們激烈反擊對他們的論點表示懷疑的任何調查和研究。當他們的假設經不住科學家的調查和質問的時候，他們就會策劃出壓製科學家的意見的陰謀。”“科學和偽科學之間的嚴格區別可能就在於，與偽科學相比，科學對人類的不完美性和犯錯誤的不可避免性，具有深刻得多的認識。如果我們堅决拒絶承認人是必定會犯錯誤的這一基本常識，我們就一定會永遠犯錯誤，而且是嚴重的錯誤。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有一點自我評價的勇氣，無論這種評價會獲得多麽令人沮喪的結果，那麽我們獲得成功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如果衹講科學的發現和成果，無論這些發現和成果是多麽有用，甚至令人鼓舞，但是，如果我們不嚮每個公衆說明科學嚴格的研究方法，人們又怎麽能夠分辨出什麽是科學什麽是偽科學呢？表現在公衆面前的都是沒有證據的論斷。權威的科學就是權威們所說的科學。衹有你自己來判斷科學與偽科學。”
三、科學傳播的最終目的——將科學精神註入民族文化
人類傳播科學和技術的活動究竟始於何時至今仍無從考究。但是，西方學者認為，有一點應該肯定，那就是，在人類利用科學技術從事生産活動的時候，傳播科學技術知識和信息的活動就已經開始了，衹不過在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其特點有所不同罷了。這是由人類社會性動物的本性所决定的。而且隨着社會的發展，隨着人的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科學技術知識傳播的程度也隨之提高。也就是說，科學技術的傳播是人類的社會性所决定的必然行為。
但是，隨着人類傳播科學和技術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人們，尤其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在不斷地提出這樣的問題：科學和公衆之間的關係是什麽？傳播科學和技術的目的是什麽？
18至19世紀，人類對於其文明進化的結果——知識的傳播仍處於廣義的階段，也就是說，知識的傳播中科學技術的知識還沒有占據重要的地位。那時，人類知識的傳播還是一種“知識的傳布”（Diffusion of Knowledge）。進入本世紀之後，直至40年代前，科技傳播開始出現活躍的態勢，書籍、報刊、廣播等傳播媒介中關於科學技術的內容大量增加，西方學者將這個階段稱之為“科學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科普”。20世紀40年代和兩次世界大戰後，科學技術的傳播速度和質量隨着人類對自身權利的要求和經濟發展，以及對環境的關註程度的提高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廣大公衆對於科學和技術給人類帶來的影響由過去的盲從、期望、崇尚，乃至迷信轉為冷靜的思考和懷疑。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對科學的目的和技術的弊端提出了疑問。戰時科學産生出原子彈、氫彈等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科學家利用人體進行生物武器實驗和化學實驗，化學工業化給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尤其是臭氧層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1962年，美國女科學家蕾切爾·卡遜的代表作《寂靜的春天》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用預言的形式嚮廣大公衆揭示了化學技術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公衆開始了對科學和技術的影響的思考和討論。人們由過去“科學萬能”到對科學的作用懷疑和質問使人類對自身的智能所帶來的結果采取了冷靜和審視的態度。從社會的意義上講，這是人類的進步，而不是否定科學的倒退。公衆對科學家的道德、技術的影響、對科學和環
境、科學和人類之間關係的審視導致公衆對科學議題的全面參與，科學知識和公衆、科學家和公衆之間由過去的自上而下、簡單的灌輸和接受的關係轉變為一種新型關係。科學技術的傳播工作從過去的單純的科學技術普及嚮公衆理解科學技術轉變。科學家和科學團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科學的社會價值。學者們將這種關係稱之為“公衆理解科學”（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在這個意義上，科學和公衆之間的關係更接近Understanding的本意。科學和公衆之間形成了互動的關係。“科學和技術與社會之其它重要部分是處於互動狀態的”（參見《科學與社會秩序》，巴伯著，顧昕譯，三聯書店；1986年版）。在社會的其它重要部分中毫無疑問包含有構成社會的活躍因素的主體——人。科學信息流動的這種重要的變化傾嚮體現了世界人類文化“人主義”（Peoplism）的價值觀。
80年代，人類科學技術的傳播活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美國芝加哥科學院副院長米勒博士於1989年提出公衆科學素養的三個標準：（1）對科學技術術語和概念達到基本的瞭解；（2）對科學的研究過程和方法達到基本瞭解；（3）對科學的社會影響達到基本瞭解。他的這個基本思想一經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國的贊同。這三項標準體現了當今科學和公衆之間的新型關係，與過去的簡單的、自上而下的灌輸關係截然不同。而“科普”這種說法僅指人類傳播科學技術知識的行為，而不能完整、全面地涵蓋科學和公衆之間的關係。
從功能上講，現代民主社會所要求的國民的科學素養也由過去的讓公衆瞭解科學知識轉變為使公衆具備基本的科學精神。這種科學精神就是薩根在本書中所不斷提到的好奇心、探究真理的精神、懷疑精神、參與决策的意識與能力和實證意識。正如卡爾·薩根所說：“對於從事科學普及的人來說，巨大的挑戰是，如何嚮人們說清楚科學發現、客觀真實、麯折坎坷的歷史和人們對科學的誤解，以及科學的實踐者偶爾表現出的决不改變航嚮的執着的頑強的精神。許多，可能是大多數的培養科學家的教科書對這些內容都涉及很少，用一種吸引人的方法傳授從長達幾個世紀中人類不厭其煩積纍下來的有關大自然的問題中得出的智慧，比係統地講授散亂地積纍人類智慧的方法要簡單得多。科學的方法，可能看起來繁瑣和生硬粗暴，但是與科學發現相比要重要得多。”
科學素養對普通公衆是十分重要的。一個遠離科學，沒有科學素養的公衆群體是無法承擔民主政體對他們的要求的。因為在民主政體中，公衆輿論是决策過程的重要影響因素，民主程度越高，其影響就越大。雖然對於一個特定的問題的科學因素有更全面的瞭解並不一定導致人們對最佳决策形成認同，但是，至少可以得出更為明智的，因此也是最好的决策選擇。從這個角度上說，沒有具備一定程度的科學素養的公衆就不可能有國傢和社會的民主和進步。
科學素養對於科學家來說同樣十分重要。科學家是一定社會意義上的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專傢。他們首先是社會的人，然後纔是某個領域的專傢和學者。麥剋斯韋、愛因斯坦、達爾文是科學家，他們對人類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留給人類的不僅僅是科學的成就，而且是社會正義的化身和代表人類本質的正直的價值觀。從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科學的本質和科學的正確發展方向。但是，也有鼓吹將原子武器用於殺人的科學家，也有用人體作為製造細菌武器的科學家，也有在國傢處於重要的關頭賣身投靠、為虎作倀的科學家，也有為了個人利益出賣科學家良心的科學家。他們在科學上不愧為一代大師，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也背離了科學的本質。他們是具有科學知識卻沒有科學精神的科學家。從這個意義上講，具有足夠的科學知識不一定具有科學精神。但是，要具有科學精神必須具備足夠的科學知識。
公衆（其中包括科學家本身）理解科學活動的本質和核心內涵是對科學本質的深刻理解，對科學給人類帶來的價值觀的理解和維護，對理性的渴望和維護。而不僅僅是科學知識的灌輸。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解科學的本質，維護科學的純潔，牢牢把握科學航船的航嚮，不僅是科學家的責任，也是整個公衆的義務。而整個公衆對這個義務的理解需要科學家和有關機構的啓蒙和教育，這纔是公衆理解科學的真正目的。
我國雖然是一個具有5000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其光輝燦爛的文化確實可以使人感到驕傲和自豪。雖然在我國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對世界文明史上産生過重大影響的思想傢和科學家，但是在近代史上，我們的先人和現代人卻幹過許多令世界文明社會不可理解的、令人恥笑的蠢事。並且，做這些蠢事的因素至今仍然存在。科學精神還遠遠沒有進入到我們的文化中。科學，還遠沒有成為我們中華民族文化中的組成部分。沒有全體國民科學素養的整體提高，下個世紀中華民族的騰飛是不可能的。正在科學傳播領域中工作的科學家、工程師、學者和傳播媒介的工作者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全體國民科學素養和其它素養提高之日，就是中華民族騰飛，中國人受到世界尊重之時。而我們，任重而道遠。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得到了許多科學界和科普界人士的關心和支持。由於本書所涉及的內容龐雜，涉獵科學的門類較多，在翻譯的過程中，我不得不經常請教各個領域的學者。他們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在此，我要特別感謝郭正誼教授和李元教授，我還要感謝北京大學的劉華傑博士、潘濤博士、鄒銳碩士、王珉碩士、任信榮碩士和苗永華民怎，清華大學的郭兵博士、趙浮碩士和吉林大學的吳躍平博士，他們對譯稿提出了十分具體的修改意見。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書不會順利譯出。
有時，時間和質量是一對矛盾。由於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使得時間非常緊張，再加上水平有限，譯文中的錯誤肯定是存在的，請讀者批評指正。
李大光
1998年7月2日
原版序 我的老師
那是1939年秋季的一個狂風怒吼的日子。公寓樓外面的街道上，落葉隨風旋轉，每一片樹葉都像是有生命一樣在舞動。我很舒適地待在溫暖安全的臥室裏，母親在另一間屋裏忙碌着準備晚餐。在我們公寓裏沒有那些經常無需藉口找你麻煩的大壞孩子。衹是在一個星期以前，我剛剛打了一場架——這麽多年過去了，我已經忘記了是與誰打的架了，可能是第三樓層的斯奴尼·阿格塔，我狠命地嚮他掄出一拳以後，發現自己的拳頭打穿了斯奇徹特先生藥房的大玻璃窗。
斯奇徹特先生對我的傷勢非常關心：“很快就會好的，我保證。”他邊安慰我，邊往我手腕上敷一些令人痛苦難耐的消毒劑。我母親把我帶到設在本公寓的一個醫生的診所裏。他用一把小鉗子取出了玻璃碎片，並用針和綫給我縫了兩針。
“兩針！”當天晚上父親不斷地嘮叨。他知道針的意義，他是一傢製衣廠的裁衣工。他的工作就是用非常鋒利的鋸將大厚堆的布料裁剪成服裝初樣，接着這些初樣被傳給一大排坐在縫紉機邊的女工。他對我能夠剋服天生的羞怯而發怒感到高興。
奮起反擊有時是一件好事。我從來沒有打算使用暴力。這件事是偶然發生的。桑尼先推了我，而我是隨後用拳頭擊穿了斯奇徹特先生的玻璃窗的。我傷了自己的手腕，花費了一筆不該花的醫療費用，打壞了一塊平板玻璃，然而卻沒有人對我發火。就連桑尼對我也比以前友好多了。
我對事情的結果為什麽會是這樣而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待在溫暖的公寓裏，邊透過臥室的窗戶凝視紐約灣，邊考慮這個問題，比起到下面街頭再去冒險要舒適得多。
像往常一樣，我母親換了衣服，化了妝，等待着我父親回來。太陽快要落山了，我們一起眺望着波濤洶涌的水面。
她用手粗略地指了指大西洋的對面，說：“那邊的人正在打仗，彼此殘殺。”我聚精會神地嚮那面瞭望。
“我知道，”我答道，“我能看見他們。”
“不對，你不可能看見，”她反駁說，口氣幾乎是嚴厲的，她說，“他們太遙遠了。”然後返回廚房。
她怎麽知道我是否能看到他們？我不明白。我眯着眼睛眺望着，我認為我確實看到了地平綫上那一小條土地，在那上面有很小的人影，他們相互推打，用刀劍决鬥，就像我的漫畫書上畫的一樣。但也許她是對的。或許這衹是我的想象，有點像是午夜時分偶爾將我從沉睡中驚醒的怪物，我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砰砰直跳。
當一個人在想象的時候，你怎麽能知道呢？我凝望着灰暗的海水，直到母親招呼我洗手吃晚飯。讓我高興的是父親用雙手一下子把我舉了起來。我可以從他一天內長出的鬍茬上感覺到外面世界的寒冷。
就在那年的一個星期天，父親耐心地嚮我解釋0是算術中的一個占位符號，教我讀那些發音古怪的大數字的名字，還告訴我為什麽沒有最大的數字。（他說：“你可以永遠在一個數字上再加1。）”我忽然被要求進行兒童必須接受的寫出從1到1000的所有整數的必修課程。我們沒有成疊的紙張，但父親給了我一疊灰色的硬紙片，那都是他將自己的襯衫送到洗衣房時積攢下來的。我興致勃勃地開始了這項訓練，但是使我感到驚訝的是，進展非常緩慢。當我剛剛寫到幾百的時候，母親告訴我已經到我洗澡的時候了。我很不情願，我决心寫到1000。就像他一生中常扮的調停者的角色一樣，父親介入了：如果我能很高興地去洗澡的話，他將幫我繼續寫下去。我非常高興。當我重新接手時，他已經寫到將近900了，於是當我達到1000時衹不過是比平常上床的時間晚了一點點。這些大數字的重要性在我一生中都沒有忘記過。
同樣也是在1939年，我的父母帶我參觀了紐約世界博覽會。博覽會在我眼前展現了科學和高技術可能帶來的美好前景。萌芽時代已經結束，這裏展示着我們這個時代能為未來的人們帶來利益的各類産品。但很有可能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未來人對1939年的人並不很瞭解。“未來世界”將人人身強體壯、幹淨整潔，工作效率很高，就我所知，看不到任何窮人。
“看聲”是一個令人睏惑的但卻吸引人的展品。確實如此，當用小錘敲擊音叉時，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出現了美麗的正弦麯綫。另一張海報上告訴人們：“聽光”。確實如此，當光綫射到光電管的時候，我可以聽到類似在頻道之間調頻的時候，靜電在摩托羅拉收音機中産生的那種聲音。世界清晰地嚮我展現了我從未想象過的奇妙。聲音是如何變成圖像，而光綫又是如何變成聲音的呢？
我的父母不是科學家，他們幾乎對科學一無所知。但是他們通過讓我瞭解既要具有懷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這種方法，教給了我這兩種難以結合在一起的東西，而這卻是科學方法的核心所在。他們的生活幾乎可以說是貧窮的，但當我宣稱要成為一位天文學家時，我得到了毫無保留的支持，儘管他們（像我一樣）對什麽是天文學並不瞭解。他們從未勸我考慮周全一些，提出成為一名醫生或是律師也許會更好的建議。
我真希望能夠講一下在我小學、初中、高中階段裏激勵我從事科學事業的老師，但當我認真回想時，這樣的老師竟然沒有一位。能夠回憶起來的衹有元素周期表、杠桿和斜面、緑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無煙煤與有煙煤之間的差別等呆板的記憶。全然沒有不斷增長的對新事物的新奇感，沒有接觸到任何進化的歷史演變過程，也沒有任何人給我們講過每個人所曾信奉過的錯誤思想。在高中的實驗課上，我們得到的都是由猜測所得的結果。假如得不出結果，我們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數。那時，我們根本就得不到追求個人興趣的鼓勵，也沒有人讓我們去探究那些知覺的或概念性的錯誤。在課本的後面，纔有可說是令人感興趣的材料。學校的時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體會到的時候就已經結束了。你可以在圖書館裏，而不是在教室裏找到有關天文學的美妙的書籍。教師將多位除法像教烹調書上的配方一樣灌輸給你，卻不解釋單位除法、乘法、減法是怎樣組合起來以得出正確答案的。在高中時，教師恭敬虔誠地傳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這種計算方法是西奈山親手所授。我們的學習僅僅是記住自已被要求做什麽，並得到正確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麽並不重要。在二年級時，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稱職的代數老師，從他那裏我學會了很多數學知識。但他也非常嚴厲，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在上學這些年中，我對科學的興趣是通過讀科學和科幻的書以及雜志而保持下來的。
大學是我實現夢想的地方：我發現大學的老師不僅懂得科學，而且還確實能夠對科學作出解釋。非常幸運的是，我進入了對於學習的時代來說非常好的學校——芝加哥大學。我成了以恩裏科，費米為宗師的物理係的一名學生。我從撒布拉曼揚·昌得拉基卡的理論中領略到了數學的真正優雅迷人之處；我有幸可以與哈羅德·尤裏討論化學；在夏季，我又成了印第安納大學H·J·馬勒的生物學徒弟；我跟G·P·柯伊伯學習行星天文學，他是當時唯一的全蝕研究者。
在跟柯伊伯學習時，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麽叫做信封背面的計算：一個可能解决某個問題的想法突然涌現在腦海裏，你立即找出一個舊信封，用你的基礎物理學知識，在信封上寫下幾個粗略的公式，填上可能的數值，檢驗一下你的答案是否能夠解决你的問題。如果不成功，你再尋求另外的解决方法。這樣尋找錯誤，就像刀切奶油一樣容易。
在芝加哥大學我還非常幸運地修完了羅伯特·M·鬍欽斯開設的一門普通教育課。他的課程將科學作為人類知識燦爛輝煌的織錦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展現在你的面前。難以想象一個有抱負的物理學家會不去瞭解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巴哈、莎士比亞、吉本、馬林諾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學者們。在一堂科學概論課上，他將托勒密關於太陽圍繞地球旋轉的學說講得生動感人、引人入勝，使得一些學生對哥白尼學說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認識。在鬍欽斯的課程中，老師的地位與他們的研究幾乎毫無關係。與今天美國大學的標準不同，那時對老師的評價卻是根據他們的教學水平，以及他們是否具有嚮下一代傳授知識和啓發學生的能力。
這種活躍的學術氣氛使我得以填補上了我過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許多空白。許多以前非常神秘（不僅是在科學方面）的東西在我的頭腦中變得清晰明了起來。我同時也親眼目睹了那些能夠發現一些宇宙規律的人所享受到的榮幸。
我一直對50年代的那些輔導我的教師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試圖知道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當我回首往事時，我似乎清楚地感到，我所學的最重要的東西，不是來自中學和小學的老師，也不是來自大學教授們，而是來自我那對科學幾乎一無所知的父母，他們對我的教育早在1939年那年就開始了。
我們對客觀現實所進行的所有科學研究都很原始和幼稚，但是，這正是我們所擁育的最寶貴的東西。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1955）
當我走下飛機的時候，他已經等在那兒了。他手上舉着一塊寫有我名字的紙板。我要參加一個科學家和電視播音員的會議，會議的內容是增加商業電視臺中的科學節目，這種努力似乎是毫無希望的。會議組織者很友好地派了一輛車來接我。
等托運的行李時他說：“我問你一個問題你不介意吧？”
“不，我當然不在乎。”
“你與那個搞科學的傢夥同名不會被人弄混嗎？”
我愣了一會兒纔明白了他的問題的意思。他不是在耍弄我吧？我終於明白了他的本意。
我回答說：“我就是那個搞科學的傢夥。”
他愣了一下，然後笑了笑：“真對不起。我認人不準。我也想那人就是你。”
他伸出手來：“我的名字叫威廉·F·巴剋利。”（哦，他確實不是那個威廉·弗·巴剋利，但他確實與那個好辯論的著名電視采訪記者同名。為此他無疑會經常被開一些善意的玩笑。）
當我們坐在汽車裏開始我們漫長的行程時，擋風玻璃前的雨刷正在有節奏地來回擺動着。他告訴我，他很高興我就是那個“搞科學的傢夥”，他說他有許多關於科學的問題要問我，問我是否會介意。
不，我不會介意的。
這樣我們就聊了起來。但是話題不是科學。他想談的是對聖安東尼奧附近一個空軍基地中正在冰凍冷藏的外星人的憐惜，“通道”（能聽見死者正在想什麽的一種方法——據說死者的想法並不多）、水晶球、諾查丹瑪斯的預言、占星術。都靈的壽衣……。他用高漲的熱情嚮我介紹着每一個預測的兇兆，但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使他大失所望。
“證據靠不住，”我不斷地說，“都是過於簡單的解釋。”
在某種程度上說，他讀了不少書。他知道各種根據推測而得出的很少有人知道的神奇的事情，比如說，“沉沒的大陸”大西洲和萊姆裏亞。他非常熟悉可能即將開始的海底探測，海底探測將會發現那些曾一度輝煌的文明時代的倒塌的拱柱和破碎的伊斯蘭宣禮塔，而現在對這些遺跡造訪的衹有那些在深海産生冷光的魚和傳說中巨大的斯堪第納維亞海妖。但是，儘管海洋中藴藏着許多秘密，但我知道沒有任何海底照片和地質的證據能證實大西洲和萊姆裏亞。就目前科學的研究水平來看，它們從未存在過。我有點勉強地告訴了他我的看法。
當我們在雨中行駛時，我能夠看出他逐漸變得有些怏怏不樂。我否定的不僅僅是一些錯誤的說法，而是他內心生活中藴藏着的寶貴的東西。
在真正的科學中還是有許多東西同樣令人激動、更加神秘莫測、更具智能的挑戰，還有許多接近真理的東西。他知道星際間寒冷稀薄的氣體裏存在着醖釀生命的分子結構團嗎？他聽說過在400萬年前的火山灰裏發現了早期人類始祖的足跡嗎？是次印度板塊撞擊亞洲板塊從而導致了喜瑪拉雅山脈的隆起嗎？病毒是怎樣將DNA像針一樣刺過有機體的防綫並改變細胞的復製功能的？如何利用無綫電波找尋外星智能？為埃卜拉啤酒的優良品質大作廣告的是指新發現的埃卜拉古文明嗎？不，他從未聽說過。他甚至對量子不確定性沒有起碼的瞭解。他認為DNA衹不過是三個經常寫在一起的大寫字母罷了。
非常健談，聰明而又好奇的“巴剋利”先生幾乎對現代科學一無所知。他對宇宙間的神奇事物具有本能的好奇心，他想瞭解科學，但是科學在未到達他的面前時就已經消失殆盡。我們的文化主旨、教育體係以及大衆媒體毀了他。我們的社會為傳播假象和混亂開了緑燈。我們的社會從來沒有告訴過他如何鑒別真正的科學和廉價的模仿。他對科學方法一無所知。
目前有數百本描寫大西洲——據說是在1萬年前存在於現在大西洋上的神秘陸地（亦有說其地址定在南極洲）的書。關於大西洲的傳說可追溯至柏拉圖，他對這塊大陸的描述也是來自早期人們的道聽途說。最近還有書籍很具權威性地描述了高度發達的大西洲時代的技術、高尚的道德水準和精神生活，那個到處生活着居民的大陸沉沒在波濤下的悲劇故事。還存在着大西洲的“新時代”，那時有“先進科學傳奇般的文明”，而這種科學主要是研究水晶球的“科學”。在三本同樣主題的書中，有一本卡特利納·拉斐爾所寫的名為《水晶球啓蒙》的書——此書應對風靡美國的水晶球狂熱負主要責任——大西洲人的水晶球能看透別人的心事，傳遞思想，是解讀古代歷史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結構和起源的知識寶庫。書中沒有提供任何哪怕接近於證據的東西來說明其結論的可靠性。（水晶球占卜熱的死灰復燃是在真正的地震學科學的最近一項發現之後開始的。人們傳說，研究發現，地球的內核可能是由一個巨大、幾乎不含雜質的水晶球構成的，而實際的研究結果是金屬。）
有些書——例如多羅迪·維塔萊諾的《地球的傳說》——很富同情心地將地中海上的這個小島解釋為是在一次火山爆發中毀滅的，或者某個古代城市在一次大地震後沉沒於科林斯海灣。這個說法，就我們所知，可能是傳說，這種災難根本不可能毀滅一個創造出了不可思議的先進技術和神秘文明的大陸。
在公共圖書館、報攤雜志或黃金時間的電視節目裏，我們幾乎從來沒有在海底大陸擴張研究、板塊構造研究，以及海底的勘測圖中發現過任何真實的證據。而所有的證據都準確無誤地表明，在歐洲和美洲大陸之間從未有任何大陸存在過。
騙人的說法專騙輕信者，關於這一點，人們普遍承認。但是，用懷疑的精神看待事情卻要難得多。懷疑主義不容易被人們接受。一個精神生活完全依賴於大衆文化的即聰明又具有好奇心的人，在他所接受到的像大西洲這樣的信息中，有成百上千倍的可能性是未進行過任何批評的無稽之談，而不是認真而審慎的、公正的判斷。
也許巴剋利先生應該知道，對於大衆文化嚮他大量播撒的各種傳聞，他應該持更嚴格的懷疑態度。但是除此以外，我們很難說這是巴剋利先生的過錯。他衹不過簡單地認為，那些最廣為流傳的、最容易獲得的信息都是對的。由於單純無知，他被社會體係誤導和迷惑了。
科學激發了人們不斷增長的探求神秘的好奇心。但是偽科學也有同樣的作用。很少的和落後的科學普及所放棄的發展空間，很快就被偽科學所占領。如果大傢都能夠明白一種學說在被接受之前必須要有充足的證據支持，那麽偽科學便無立足之地了。但是由於在大衆文化中格雷欣法則之類的東西在普遍地起作用，壞科學將好科學排擠了出去。
全世界數量衆多的聰明人、甚至有天賦的人對科學懷有激情。但這種激情卻沒有得到回報。調查表明大約95％的美國人“不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這個數字相當於南北戰爭前美國黑人文盲的比例。那時大多數黑人是奴隸，教黑奴讀書識字會遭受嚴厲的懲罰。當然，對基本文化知識的測定，無論是對語言文字水平的測定還是對科學知識水平的測定總是帶有某種程度的主觀判斷。但是，無論怎麽說，95％的人不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都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每一代人都對教育標準的不斷降低而憂心忡忡。早在約4000年前蘇美爾時代的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一篇短文就感嘆年輕一代與上一代相比，其無知已經達到災難性的程度。2400年前，年老而又性情暴躁的柏拉圖在《法律》第七捲中對科學素養作出了定義：
不能數出1，2，3……，或不能分清奇數和偶數，或根本就不會數數，或分不清白天黑夜之人；完全不知道太陽和月亮以及其他星球是在旋轉之人……；我認為，所有的自由人都應該學習這些方面的知識，就像埃及的兒童在剛開始學習字母時就要學習各類知識一樣。在那個國傢裏，僅僅為了滿足孩子們的需要，就創造了各種數學遊戲，他們可以在愉快的娛樂中進行學習。我……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期，聽說了我們的人民對這些問題的無知，對此我感到驚訝。在我看來，我們更像是豬而不是人。我感到非常羞恥，不僅為我自己，更是為全體希臘人。
我不知道科學和數學的無知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古雅典的衰亡，但我知道科學素養低下的後果比過去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危險得多。對於每個公民來說，對全球變暖、臭氧層破壞、空氣污染、有毒和放射性廢料、酸雨、表土流失、熱帶森林的消失、人口的指數增長等問題持續無知是危險的，是愚昧的表現。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都依賴於科學技術。如果我們國傢不能製造我們的人民想買的高質低價的産品，我們的工業將會繼續萎縮，並會將繁榮更多地讓給世界其他國傢。我們仔細想一下我們的社會是如何構成的：核裂變和聚變能、超級電腦、信息“高速公路”、墮胎、氧、大量銷毀戰略武器、吸毒、政府對公民生活的竊聽、高清晰度電視、飛機航綫和機場安全、胚胎器官移植、醫療費用、食品添加劑、治療癲狂、抑鬱癥或精神分裂的藥品、動物的權利、超導技術、日常保健藥物、有爭議遺産權的反社會傾嚮、太空站、火星探索、尋找治愈愛滋病和癌癥的方法。
假如我們對上述知識所知甚少，我們如何參與國傢政策的製定，甚至如何對我們自己的生活作出明智的選擇？在我寫作此書的時候，國會解散了它的技術評估辦公室——唯一的嚮上院和參院提供科學和技術咨詢的專業機構。在過去的年代裏，這個機構的專業能力和誠實正直堪稱楷模。在國會535個議員中，在20世紀中不到1％的人接受過良好的科學教育。最後的一位科學知識豐富的總統可能衹有托馬斯·傑斐遜。
那麽美國人是怎樣對問題作出决策的呢？他們如何嚮他們的代言人表達他們的意見和看法呢？誰是事實上的决策人？他們的决策是根據什麽作出的呢？
科斯島的希波剋拉底是醫學之父。2500年後人們仍然記得他的“希波剋拉底誓言”（現在各地的醫科學生在畢業時宣誓其略有變動的內容）。但是，他的主要功績是使醫學從迷信的迷霧中走出來，成為了一門真正的科學。在希波剋拉底的一段著名的文字中他這樣寫道：“人們認為癲癇癥是神靈造成的，僅僅是因為他們不瞭解它。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本身不懂的事物都當做是神靈安排的，那麽神靈造成的事物將層出不窮，永無止境。”我們雖然沒有必要一定要承認我們對許多領域一無所知，但是我們卻一直在說，像宇宙這樣的事物充滿了不可言喻的奧妙。差距之神承擔了我們對許多事情仍然一無所知的責任。醫學知識從公元前4世紀以來不斷積纍提高，我們懂得的東西越來越多，無論是在疾病的病因還是治療上，我們將出現的問題歸咎於神靈的作用越來越少。嬰兒在分娩時的死亡率和兒童的死亡率降低了，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了，醫學提高了這個星球上數十億人的生活質量。
在對疾病的診斷上，希波剋拉底引入了科學的基本方法。他強調認真細緻的觀察。“不給任何疾病留下機會。不漏過任何細節。將相互矛盾的觀察結合起來分析。你自己一定要有充分的時間。”在體溫計發明以前，他就對許多疾病都描畫出了其各自的體溫麯綫。他建議，醫生應該能夠僅僅根據病人的當前癥狀說出每種病的大概病史和病情的發展過程。他強調忠誠老實。他樂於承認醫生知識的局限性。在面對後世人時，他毫無尷尬地嚮後人透漏，有一半以上的人死於他治療的疾病。他那時的治療方法有限，可以使用的藥品也主要是緩瀉藥、催吐藥和麻醉藥。實行外科手術時衹能用燒灼的方式來消毒。從古典時期到古羅馬衰亡時，醫學纔有了長足的發展。
當醫學在伊斯蘭世界興盛時，歐洲卻進入了一個黑暗的時代。許多解剖學和外科學的知識都丟失殆盡，人們依靠祈禱和大量神奇的自我痊愈，世俗的醫生幾乎全部消失了。人們廣泛地使用贊美詩、聖水、占星術和護身符。解剖死屍是被禁止的和違法的，於是那些從事醫學的人便無法從人體獲得第一手的知識。醫學研究停滯不前。
那時的情景酷似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對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的整個東羅馬帝國的描述：
在十個世紀的革命中，沒有出現一項有助於提高人類的尊嚴和幸福的發明。在古代的思想體係中沒有增添過一個新思想，一代接一代的折磨人的訓練使人們輪流成為卑躬屈膝的下一代的衹懂教義的老師。
即使最好的前現代醫學實踐也沒能救活許多人的生命。安妮女王是大英帝國斯圖亞特王室的最後一代君主。在17世紀的最後17年裏，她懷孕過18次，但僅生了五個孩子。其中衹有一個活到了童年，但是在未成年時，在女王1702年加冕前就死去了。似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什麽遺傳上的疾病。她能夠買到當時最好的醫療保健。
曾經悲慘地奪走了無數孩子和嬰兒生命的疾病已經被科學逐步控製和治愈，這都應歸功於人們發現了微生物世界的秘密；歸功於人們意識到醫生和從事接生工作的人應該洗手並對器械消毒；歸功於公共保健和衛生措施；歸功於抗生素，藥物、疫苗，DNA分子結構的揭示，分子生物學以及新的基因療法。至少是在發達國傢，與17世紀末期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傢的王位繼承人相比，今天的父母更有機會看見自己的孩子長大成人。天花在世界範圍內已被消滅，受到攜帶瘧疾病菌蚊蟲侵害的地區已經大大縮小，診斷出患血癌的兒童的存活年限也一年一年地逐步延長。科學使得地球可以供養比幾千年前多幾百倍的人口，並且生活狀況不會很糟。
我們可以為霍亂患者祈禱，也可以每隔12小時讓其服用500毫剋的四環素（仍然有一種宗教——基督教科學，否認病菌理論。如果祈禱無效，這種宗教的信仰者即使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給他們服用抗生素）。我們可以嘗試幾乎無效的精神分析談話治療法來治療精神分裂癥患者，也可以每天讓他們服用300到500毫剋鎮靜劑。科學的醫療方法比其它方法的有效率要高出成百上千倍（即使其它方法好像也起了一點作用，但我們卻無法確切知道它們究竟起了什麽樣的作用：可能是病情的自我緩解，即使是霍亂和精神分裂，不作祈禱或精神分析治療也可能會自我緩解或康復）。放棄科學就意味着放棄了比空調、CD唱機、電吹風和高速汽車更多的東西。
在狩獵和前農業時期，人類的期望壽命大約在20到30歲。在羅馬後期和中世紀時期的西歐的情況下人的期望壽命也是同樣。到1870年時，人的壽命還未達到40歲。1915年達到50歲，1930年60歲，1955年70歲，今天人的期望壽命已經達到80歲（女性稍高，男性略低）。其他國傢正在跟着歐洲人壽命增長的速度在增長。是什麽導致了人類會産生如此驚人和前所未有的變化？是病菌理論？公衆衛生保健措施，藥物和醫療技術。壽命的延長可能是衡量人類物質生活質量的最好的唯一標準了（倘使你死去了，那還有什麽幸福可言呢？）。這是科學給人類的最寶貴禮物——沒有任何東西能和生命的禮物相媲美。
但是微生物卻會變異。新疾病像野火般蔓延，在微生物傳染和人們反傳染之間存在着不斷的鬥爭。我們要在這場鬥爭中取勝，不僅要研製新的藥物和治療方法，而且要不斷深入地瞭解生命的本質，這就是基礎研究。
如果我們這個世界想由於避免全球人口的增長和到21世紀後期時人口達到100億或120億所帶來的直接後果，我們必須發明安全和更加有效的增加食物的方法，與此相配套的還有良種庫、水利、滅蟲、運輸和冷藏。要有足夠的可以接受的計劃生育手段，要采取重要的措施，使婦女享有與男人同樣的政治地位，提高最貧睏人群的生活標準。沒有科學和技術，如何解决這些問題？
我知道科學和技術源源不斷地帶給這個世界的並不僅僅是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禮物。科學家不僅研製出了原子武器，還把政治領導人揪到面前，對他們說，他們的國傢——無論他們是哪個國傢——必須首先擁有一枚。於是他們製造出了6萬多枚。在冷戰時期，美國、前蘇聯、中國以及其他國傢的科學家為了準備核戰爭，竟情願使自己的國民在對核武器的危害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遭受核輻射的危害。塔斯科基和阿拉巴馬的醫生欺騙一組老軍人，在他們受輻射過重而無法輓救的情況下，卻讓他們以為是在接受梅毒治療。這夥殘忍毒辣的納粹醫生臭名遠揚。我們的技術製造了酞胺哌啶酮、氟利昂、橙試劑、神經毒氣，造成了大氣和水污染、物種絶滅。我們的工業如此強大，能夠破壞地球的氣候。我們這個地球上大約有一半科學家至少是部分時間在為軍事服務。儘管有少部分科學家被認為是局外人，他們勇敢地批評社會的弊病，並提早警告可能出現的技術災難。但是，人們看到許多科學家還僅僅是衹會抱怨的機會主義者，或者是願為公司獲利和生産大規模殺傷武器工作的人，他們從不考慮長期後果。科學成果帶來了技術風險，對公認為正確而普遍接受的經驗和知識構成了絶對的挑戰，以及人們認為的科學的復雜性，都是人們不相信科學和回避科學的原故。因此，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到處都可以看到瘋狂的科學家的身影——星期六早晨兒童電視節目上穿着白大褂的狂人和從自稱為鼻祖的福斯特斯博士本人到富蘭肯斯坦博士、從斯特蘭其拉夫博士到侏羅紀公園大衆文化中過分鼓吹的浮士德式的犧牲精神。
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下結論說，科學使品行不端的技術人員或貪污成性、癡迷於權力之爭的政治傢們掌握了巨大的權力，因此要拋棄科學。醫學和農業的進步所輓救的人命比死於歷史上各種戰爭中的人的總和要多得多。運輸和通訊的進步以及娛樂業改變了世界並將世界連接成一個整體。一個接一個的民意調查表明，儘管人們對科學有所顧慮，但是人們仍然將科學工作列為是最值得尊重和信賴的職業之一。科學之劍是兩面有刃的，它令人畏懼的力量使所有人，包括政治傢，當然特別是科學家，必須肩負一種新的責任，那就是，一定要從全球和超越時代的角度，對技術所帶來的長期後果給予更多的關註，竭力避免對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依戀。犯錯誤的代價太昂貴了。
你對真實是否很關心？
真實很重要嗎？
……在無知是福的地方
人就成了智者
托馬斯·格雷在他的詩中曾寫過這樣的詩句。但是有道理嗎？愛德蒙·衛·提勒在他的1950年出版的書《四季循環》中對這個問題有更好的理解：
衹要你感到是對的，無論一件事情是真是假，你都不在乎，就像你有了錢就不在乎錢是如何得到的一樣。從道德的角度說，你的道德並不太高尚。
舉個例子，如果你發現政府是個腐敗和不胜任的政府，你會覺得令人沮喪。但是如果不知道這些是否就更好呢？無知對誰有利？如果我們人類具有世代相傳的討厭陌生人的傾嚮，自我封閉是否是唯一的靈丹妙藥？如果我們一定要認為日月星辰為我們升落，因為有了我們的宇宙纔存在的話，科學是否挫傷了我們的自信心？
在《論道德的譜係》一書中，弗裏德裏希·尼采就像他的前人和後人一樣，認為科學革命所帶來的是“人類自我輕視的不斷發展”。尼采哀嘆“人類的尊嚴，人類的獨立的特性，人在存在的規律中的不可替代性”的喪失。我認為，瞭解宇宙的真相要比堅信錯覺，卻感到滿足和正確無誤要好得多。哪一種態度對我們的長期生存更具有推動作用？哪一種觀念對我們的未來更有影響？如果在發展過程中，我們天真的自信受到一點挫折，是否就意味着全部失敗？我們是否應該把瞭解宇宙當做走嚮成熟和完善自身的過程？
發現宇宙年齡為80到150億年，而不是6000到12000年使我們對宇宙其廣阔和偉大更為敬仰。我們是由原子按照復雜的結構所組成，而不是神靈的産物，承認這個觀點至少可以提高我們對原子的尊重程度。我們發現，正像現在看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樣，我們的星球是銀河係中數以十億計的星球中的一個，而銀河係是宇宙中數以十億計的星係中的一個。整個宇宙在可能的空間雄偉地擴展。我們發現我們的祖先同時也是猴子的祖先，這一點說明我們與其他生物擁有共同的血緣關係，並有可能産生重要的——如果有時是令人感到遺憾的——對人類本性的思考。
顯然沒有回頭路。無論你喜歡與否，科學與我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最好是盡可能地充分利用科學。當我們最終看清了科學的本質，充分領悟到它的美妙和力量的時候，我們將會發現，無論是在精神領域還是在現實問題上，我們在謀取我們自身的幸福中就占據了有力的地位。
但是迷信和偽科學仍在大行其道，它們迷惑了我們中的“巴剋利”，它們提供的是簡單的答案，逃避懷疑性的考察，隨心所欲地利用我們的敬畏之心，使我們的經驗變得一錢不值，使我們成為循規蹈矩、沒有個人思想的行事者和輕信的犧牲品。是的，假如UFO藏匿在百慕大深深的大海中，吞噬輪船和飛機，死人能夠操縱我們的雙手，還能給我們寫信，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更加有趣的地方。如果小孩僅靠思維便能將電話機從托架上掉下來，與偶然的機會或世界的知識所能作出的解釋相比，如果我們的夢能夠更準確地預測未來，那麽，我們這個世界就太令人神魂顛倒了。
這些都是偽科學的一些實例。它們聲稱是利用科學的方法和發現，然而，事實上它們與科學的本質背道而馳。這是因為，它們通常的結論是以不充足的證據為基礎的，它們對導致其他可能性的綫索不屑一顧。它們耍弄無知。在報紙、雜志、出版商、電臺、電視臺、製片商等機構和人的無知的配合下（通常是衹顧一己利益，不顧社會影響的縱容），偽科學的思想得以輕易地和廣泛地傳播。我遇到“巴剋利”先生而使我想到，與相信偽科學和迷信的人相比，遇到能夠做出其它選擇的，懂得更具挑戰性。甚至更加光彩燦爛的科學發現知識的人要睏難千百倍。
與科學相比，編造偽科學要容易得多。因為它使我們遠離真實性——而真實正是我們無法控製的經過比較而獲得的結果——總是被更多地忽略掉了。探究證據的一般爭論的標準更不明確也更不嚴謹。部分是由於相同的原因，與科學相比，嚮普通公衆散布偽科學更容易得多。但這還遠不足以解釋偽科學為何如此盛行。
人們會很自然地嘗試各種不同的認識體係以尋求幫助。如果我們尋求這種幫助過於急迫，那麽我們在情感上就會極大地偏嚮於摒棄被認為是懷疑主義的沉重的包袱。偽科學用科學總是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的說法來適應人們強烈的情感需求。偽科學提供給人們的是我們缺少而又盼望得到的對人的力量的幻想（就像現在漫畫書中的超級英雄和更早些時候傳說中的神）。偽科學宣稱，它能滿足人們的精神渴求，醫治疾病，許諾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偽科學一再讓我們相信，人類是宇宙的中心並在宇宙中具有重要地位。偽科學賜給了我們與宇宙結下不解之緣並與宇宙溶為一體的特權。有時偽科學成了一種偽科學和新科學折衷的産物，但雙方又對其並不信任。
某些偽科學的本質（某些宗教也是如此，新時代的或舊時代的）是用願望代替現實的思想。就像民俗故事和兒童故事裏通過願望實現我們內心的渴求，這該多麽心滿意足啊！特別是與我們通常必須依靠艱苦努力和好運氣才能實現願望相比，這種觀點多麽具有誘惑力！具有魔法的魚或是油燈裏的妖怪會滿足我們的三個願望——無論是什麽樣的願望衹要我們不是貪得無厭。誰沒有考慮過——衹需要站在安全的一邊，防備我們突然闖進去，輕輕地擦一下一個舊青銅方油燈——我們準備要些什麽呢？
我還記得重年時代我看的漫畫書和其他書裏，有一個戴着高帽子，留着小鬍子，手裏揮舞着黑色的手杖的魔術師。他的名字叫紮塔拉，無論什麽事情，他都能做到。他怎麽做呢？很簡單，他衹要轉過身去發出他的命令就行了。於是如果他想要100萬美元，他就會說：“SRALIOD NOlLLIM A EM EVIG。”他做了這些就足夠了。這有點像做祈禱，但是比祈禱更靈驗。
我在八歲的時候曾經花了許多時間做這個試驗，我對那些有紋理的、像是具有威力的石頭大念“ESIR ENOTS”，想使其升空飄蕩，但從未成功過。我責怪自己發音不準。
有些人可能會說，有多少人不瞭解真正的科學，就有多少人相信偽科學，除非咒語失靈。如果你從未聽說過科學（更不用說科學的原理了），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所接受的就是偽科學。你會簡單地認為人們都是這樣做的。宗教通常是國傢政權保護下攀生偽科學的溫室，儘管宗教為什麽一定要起這樣的作用實在沒有道理可言。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在很早以前人類自造的現象。在一些國傢裏，包括政府領導在內的幾乎所有人都相信占星術和先知。但是這不是由於宗教簡單灌輸的結果，而是他們生活的文化環境的産物。在這種文化中，所有人都對這類做法感到滿意，而且這樣的文化隨處可見。
我在本書裏引述的歷史個案大部分發生在美國，這是因為我最瞭解這些事件，而不是因為美國的偽科學和神秘主義比世界其他國傢更為突出，更引人註目。但是，具有用特異功能將勺子扭彎和與外星人進行對話的烏利·蓋勒則是在以色列顯靈的神人。隨着阿爾及利亞世俗主義者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日趨嚴重，越來越多的人小心謹慎地求助於這個國傢中1萬多位占卜術土和特異功能者（他們中大約一半以上的人用國傢發給的執照營業）。法國高層政府官員，包括法國前總統，對一場騙局投資數百萬美元（艾爾夫·阿奎坦醜聞），尋找用空氣轉換石油的新方法。在德國，人們正在關註科學無法探測的能夠緻癌的“地球射綫”，而這種射綫卻衹有揮舞着分叉手杖的經驗豐富的占卜術士才能探測出來。“特異功能外科”在菲律賓大行其道，而幽靈則是英國舉國上下癡迷的東西。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出現了大量的信仰超自然的新宗教。估計在日本大約有10萬多名算命先生活躍在民間，信徒主要是年輕婦女。涉嫌於1995年3月在東京地鐵釋放沙林神經毒氣案的奧姆真理教，以漂浮術、信念治療術和超感知覺為其主要的教義。信徒用高價購買“聖水”喝——實際上是他們的領導人麻原的洗澡水。在泰國，使用研磨成粉的經書製成的藥片治療疾病。“巫師”在今天的南非正遭受到被火燒死的命運。澳大利亞維和部隊在海地解救了一名被捆綁在樹上的婦女，她被指責為在屋脊上飛翔並吸吮幼童的血。占星術在印度泛濫，算命先生在中國廣為盛行。
或許全世界偽科學——有許多標準，已有的判斷標準是宗教——最成功的例子是印度的超在禪定法（念誦梵文真言鬆心緩性法，源於印度——譯註）的教義。人們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它的創始人和精神領袖馬哈裏希·馬赫希瑜伽大師進行有關催眠術的規則等問題的冗長而令人厭倦的說教。他坐在瑜伽大師的座位上，白色和灰黑色的頭髮被散着，身邊環繞着花環和敬獻的鮮花，儀態非凡。有一天在看電視選擇頻道的時候，我們恰巧看到了此人的尊容，四歲的兒子問我：“你知道他是誰？”“上帝。”世界各地的超在神定法組織據估計有30億的資産。衹要你交上一定的費用，就能教你運用冥想穿越墻壁，隱身、飛翔。他們說，通過他們的協同冥想，降低了華盛頓特區的犯罪率，使前蘇聯解體，還創造了其他現世奇跡。但是他們對他們的說法卻沒有提供一點實際證據。超在禪定法組織出售假藥，經營貿易公司，開設醫療門診並創辦“研究”大學，衹是進入政界的計劃沒能成功。靠具有不可思議的神授能力的領導人，靠對社會的許諾，靠提供魔力換取金錢以及狂熱的信仰，這是許多偽科學兜售所謂超自然力的典型手法。
任何放棄國傢管理和科學教育的地方都有助於偽科學的泛濫。列昂·托洛斯基描述了希特勒接管國傢之前德國偽科學的情況（這種描述同1933年蘇聯的情況幾乎類似）：
不僅僅是在農民的家庭裏，甚至在城市的摩天大廈裏，這種現象從13世紀到20世紀都存在。成千上萬的人在使用電的同時，仍然相信護身符和祈禱的神秘力量……。電影明星扮演着非人非神的角色。駕駛着由人的天才智慧創造的神秘的機器的飛行員也在他們的襯衫外戴着護身符。由他們支配的黑暗、無知和野蠻竟如此漫長無盡頭，揮之不去！
俄國發生的事情令人深思。在沙皇時代，宗教迷信得到鼓勵，但是，科學的和懷疑的思想——除了一些馴服的科學家——被野蠻地扼殺了。在共産主義時期，宗教和偽科學都從制度上受到壓製——除了對國傢意識形態的迷信。這種迷信被宣傳為科學，但是，最不能進行自我批判的神秘的崇拜與過度缺乏這種理想一樣，其結果都是破滅。批判的思維——衹允許科學家在知識處於封閉分割的狀態下有這種思維方式——被認為是危險的。在學校裏不許傳授，如果表達科學思維方式即受懲罰。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後共産主義時期，許多俄國人用懷疑的眼光看待科學。揭開蓋子細看內幕，我們就會發現，隨着幻想的破滅，其真正的本質是刻骨的種族仇恨也是其真實的後果之一。而現在，這個國傢已經淹沒在UFO、魔鬼、信念療法、庸醫、神水以及古老的迷信的汪洋大海之中。人的期望壽命明顯降低，兒童死亡率增長，傳染病肆虐，醫療標準幾乎降到最低點，對預防醫學的忽視，所有這一切都使在公衆範圍內迅速引發懷疑思潮的可能性達到臨界狀態。在我寫作此書的時候，在杜馬成員選舉中獲很高支持率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弗拉基米爾·茲林諾夫斯基是一個安納托利·卡斯皮諾夫斯基，即靠信念治病的術士，他可以使用通過電視機凝視你的方法，遙控治療你從疝氣到愛滋病等各種疾病，他面對着停止不動的時鐘，可以使其重新走動。
類似的情況在中國也存在。在毛澤東逝世後嚮市場經濟逐漸轉變的過程中，UFO、心靈感應以及其他西方偽科學也蜂擁而至，與中國古老的祖先崇拜、占星術和算命——特別是抽簽算命和用易經的六爻算命並行其道。政府報紙哀嘆道：“封建迷信在我國農村有死灰復燃的趨勢。”現在這種迷信活動主要在農村，城市不是主要受害區域。
具有“特異功能”的人都擁有大量的追隨者。他們說，他們可以從身體中施放出氣，即“宇宙能量場”，能夠在2000公裏以外改變化合物的分子結構，能夠與外星人交流和治療疾病。一些人在一個“氣功大師”氣功治療下死於非命。1993年，這個氣功大師被逮捕定罪。王洪成，一個業餘化學家，宣稱他本人可以合成一種液體添加劑，主要在水中添加一點這種液體，水就會變成汽油或者類似的燃料。有一段時間他的研究曾得到資助。但是，當他的發明被發現是一場騙局時，他被捕並被判刑。科學的盲信者們說他的不幸不是因為他是騙子，而是因為他不肯將他的“秘密配方”透露給政府（類似的傳說在美國幾十年來也有流傳，衹不過主角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石油公司或是汽車公司）。亞洲犀牛正趨於滅絶的境地，因為據說它們的角被研磨成粉末後具有治療陽痿的功效，其銷售範圍覆蓋整個東亞。
這些偽科學和迷信的蔓延引起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産黨的警覺。1994年12月5日，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産黨發表了一項聯合公開聲明：
我國的科普工作在近些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一些迷信、愚昧活動卻日漸泛濫，反科學、偽科學活動頻頻發生，令人觸目驚心。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大加強科普工作，已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科學技術的普及程度，是國民科學文化素質的重要標志，事關經濟振興。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因此，必須從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興旺和民族強盛的戰略高度來重視和開展科普工作。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愚昧更不是社會主義。
由此看來，美國的偽科學僅是其全球發展趨勢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産生的緣由、其危險性、其診斷和治療方法等在世界各地大同小異。現在巫師們在傳播範圍廣泛的商業電視節目中大肆兜售他們的巫術，自詡為娛樂節目表演者。他們擁有自己的頻道，“特異功能之友聯繫網”。每年有大約100萬人報名並將大師們傳授的技能應用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大公司的執行董事會成員、金融分析傢、律師和銀行傢在遇到問題的時候，總是聽取占星術士、巫師和占卜者們的建議。一個俄亥俄州剋利夫蘭市的巫師說：“如果人們知道有多少人，特別是腰纏萬貫的富翁和手握大權的權貴們都求助於巫術，他們定會驚訝得合不攏嘴。”王族成員歷來是各種巫術騙子極易徵服的對象。在古代中國和古羅馬時代，占星術是衹有帝王才能占有的特殊財産，任何民間俗人對這種功力無邊的技巧的擅自使用均被認為是對其資産的侵犯。受到南加利福尼亞特別容易輕信別人的文化環境的影響的南希和羅納德·裏根無論在私人還是公共事務上歷來依靠占星術士幫其决策，而廣大選民對此一無所知。對我們的未來文明將會産生影響的各種决策中，有相當的一部分顯然是由騙子們作出的。對於是否確有其事，世界各國已經紛紛揚揚，與這種情況相比，美國卻鴉雀無聲。
儘管某些偽科學似乎令人感到十分可笑，儘管我們對在偽科學的說教下編造出的騙局自信不會輕易相信，但是，我們清楚地知道，偽科學在我們身邊一直不停地出現。超在禪定法（trascendental meditation）和奧姆真理教似乎吸引了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包括一些擁有物理學和工程學領域高級學位的人。偽科學的說教並不是為傻瓜笨蛋們編造的，它正在産生其他效應。
另外，如果沒有人對宗教的本質進行研究，也不去瞭解宗教的起源，那麽，將會導致我們對宗教的無知。儘管在某些地區和某個方面偽科學與世界宗教之間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鴻溝，但是從科學而言，其區別非常小。世界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無法解决的問題。雖然世界也為我們提供了多種解决問題的方法，但是，從世界的範圍來看，有些方法十分有限，有些方法具有普遍的作用。按照一般意義上的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一些做法會盛行，而大多數做法會很快消失。但是，有時正如歷史所展現的，最骯髒和毫無吸引力的少數做法可能卻具有能夠産生深刻影響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
不成熟的科學、偽科學和迷信（新時代的或舊時代的）演變為具有啓示意義的令人尊敬的神秘宗教的連續過程並不是清晰可辨的。我在本書裏將盡可能不使用一般宗教意義上的“膜拜”（Cult）一詞，因為經常說這個詞的人會不喜歡我這樣做，但是，我會嘗試着將話題延伸至知識的領地——他們是否明白自己所說的事情到底是什麽？事實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本書的一定的篇幅裏，我將對神學的過分行為進行批評，因為將偽科學與僵化的、教條主義的宗教區分開來非常睏難。雖然如此，我首先承認，在過去的幾千年中，宗教的思想和實踐活動具有繁雜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上個世紀裏，自由宗教和基督教團體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新教改革、猶太教變革，梵蒂岡教皇二世以及對聖經的所謂更高級的批評，這些都是宗教針對自身的過分行為所進行的批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如同許多科學家似乎不願爭論，甚至不願公開討論偽科學一樣，許多主流宗教中的主要人物也不願意接受極端保守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最後整個領域都會被其占領。他們將因對手不到庭而勝訴。
一位宗教領袖寫信給我，表達了他對希望宗教“有約束的完整”的心情：
我們已變得過於情感化……。一方面是過度虔誠和膚淺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傲慢自大和教條主義的不容異說的態度，在幾乎還沒有認識宗教的情況下，就扭麯了真正的宗教生活。有時，我幾乎接近絶望的邊緣，但我仍頑強地生活，並總是充滿了希望……。誠實坦率的宗教比那些冒用批評者的名義，歪麯宗教、使宗教荒謬化的人更清楚其批評；誠實坦率的宗教為其自身的目的積極鼓勵有益的懷疑精神……。宗教與科學建立起強大的聯盟共同反對偽科學是有可能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想，這個聯盟在不遠的將來也可以展開反對偽宗教的鬥爭。
偽科學與錯誤的科學是不同的。科學是在犯錯誤並一個一個地改正錯誤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科學經常會作出錯誤的結論，但是這些結論都是非確定性的、實驗性的結論。科學家們總是先設立假說，然後對這些假說進行證偽試驗。假說是否成立完全取决於試驗和觀察的結果。科學在不斷加深對事物真相的瞭解的徵途上探索着，踉踉蹌蹌地蹣跚前行。當一種假說經試驗證實為不可行的時候，假說的所有者的情感當然受到傷害，但是，正是這種反證被認為是科學事業的精髓所在。
而偽科學正好相反，其假說通常經過精心設計，使假說在能進行反證的試驗面前無懈可擊，甚至原則上也不能被認為是不成立的。偽科學的實踐者總是處於防備和警惕的狀態，他們反對任何懷疑者的檢驗。當偽科學的假說在科學家的檢驗面前失敗時，他們就會設計出壓製科學家意見的陰謀。
健康人開汽車的能力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問題。除了孩提時期和老年時期以外，我們一般不會跌倒或摔跤。我們可以學會例如騎車、滑雪、跳繩和駕駛汽車等各種事情，而且可以終生保持這些能力。即使我們有十年不做這些事，一旦我們再做時仍然毫不費力。但是我們開車技能的精確性和依然如舊也許會使我們對自身其他方面的能力産生一種錯誤的感覺。我們的認知能力具有欺騙性。我們有時會看到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東西。我們要經受視覺幻象的折磨。偶爾我們會産生幻覺。我們很容易犯錯誤。托馬斯·吉洛維奇寫的一本名為《感知我們所不知：日常生活中人類理性的易錯性》的非常具有啓發性的書裏描述了人在認知數字方面所犯的係統性錯誤。拒絶接受自己不喜歡的證據，易受別人觀點的影響。我們精於某些事情，但不可能通曉所有的事情。智慧産生於我們對自身局限性的瞭解。“因為人易迷惑”，威廉·莎士比亞這樣教導我們，這正是我們需要嚴謹的充滿懷疑精神的科學的精確性的原因。
可能科學和偽科學之間的最大差別在於：與偽科學（或“永無錯誤的”啓示）相比，科學在人類的不完美性和易犯錯誤的本性的認識上要深刻得多。如果我們堅决拒絶承認我們犯錯誤是必然的，那麽，我們就會信心十足地等待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重大的過錯——永遠與我們形影相隨的錯誤。但是，如果我們具有一點自我評價的勇氣，無論錯誤會給我們造成多麽令人遺憾的思考，我們取得勝利的機會必定會極大地增加。
如果我們嚮廣大公衆衹講解科學的發現和成果——無論這些成就具有多麽大的使用價值，甚至非常鼓舞人心——而不嚮公衆講解嚴格的科學方法，普通人怎麽能夠分清什麽是科學，什麽是偽科學呢？然而，科學和偽科學都是以無證據的結論的方式表現在人們面前的。在中國和俄羅斯，科學曾有過很簡單的表達方式——具有權威性的科學就是權威人士所講的科學。什麽是科學，什麽是偽科學衹能靠你自己來判斷。但是當政治發生變化，對自由思想的禁錮有所放鬆的時候，許多可靠的和有號召力的主張——特別是那些我們以前想知道，但是現在纔瞭解的學說——贏得了普遍的擁護。但是，這時所有的觀點都變成權威性的觀點的可能性就不大可能出現了。對從事科學普及的人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嚮公衆講清楚科學重大發現、誤解和科學的實踐者偶爾頑固地拒絶改變研究方向的真實的和麯折的發展歷史。許多，可能是大多數科學教科書所描述的都是春風得意的科學家所走過的輕鬆的道路。用引人入勝的方式表述科學家在幾個世紀中對自然所進行的耐心和共同的質問所積纍起來的智慧，比詳細教授雜亂無章的積纍這種智慧的方法要容易得多。科學方法似乎毫無趣味、很難理解，但它比科學上的發現要重要得多。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1955）
當我走下飛機的時候，他已經等在那兒了。他手上舉着一塊寫有我名字的紙板。我要參加一個科學家和電視播音員的會議，會議的內容是增加商業電視臺中的科學節目，這種努力似乎是毫無希望的。會議組織者很友好地派了一輛車來接我。
等托運的行李時他說：“我問你一個問題你不介意吧？”
“不，我當然不在乎。”
“你與那個搞科學的傢夥同名不會被人弄混嗎？”
我愣了一會兒纔明白了他的問題的意思。他不是在耍弄我吧？我終於明白了他的本意。
我回答說：“我就是那個搞科學的傢夥。”
他愣了一下，然後笑了笑：“真對不起。我認人不準。我也想那人就是你。”
他伸出手來：“我的名字叫威廉·F·巴剋利。”（哦，他確實不是那個威廉·弗·巴剋利，但他確實與那個好辯論的著名電視采訪記者同名。為此他無疑會經常被開一些善意的玩笑。）
當我們坐在汽車裏開始我們漫長的行程時，擋風玻璃前的雨刷正在有節奏地來回擺動着。他告訴我，他很高興我就是那個“搞科學的傢夥”，他說他有許多關於科學的問題要問我，問我是否會介意。
不，我不會介意的。
這樣我們就聊了起來。但是話題不是科學。他想談的是對聖安東尼奧附近一個空軍基地中正在冰凍冷藏的外星人的憐惜，“通道”（能聽見死者正在想什麽的一種方法——據說死者的想法並不多）、水晶球、諾查丹瑪斯的預言、占星術。都靈的壽衣……。他用高漲的熱情嚮我介紹着每一個預測的兇兆，但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使他大失所望。
“證據靠不住，”我不斷地說，“都是過於簡單的解釋。”
在某種程度上說，他讀了不少書。他知道各種根據推測而得出的很少有人知道的神奇的事情，比如說，“沉沒的大陸”大西洲和萊姆裏亞。他非常熟悉可能即將開始的海底探測，海底探測將會發現那些曾一度輝煌的文明時代的倒塌的拱柱和破碎的伊斯蘭宣禮塔，而現在對這些遺跡造訪的衹有那些在深海産生冷光的魚和傳說中巨大的斯堪第納維亞海妖。但是，儘管海洋中藴藏着許多秘密，但我知道沒有任何海底照片和地質的證據能證實大西洲和萊姆裏亞。就目前科學的研究水平來看，它們從未存在過。我有點勉強地告訴了他我的看法。
當我們在雨中行駛時，我能夠看出他逐漸變得有些怏怏不樂。我否定的不僅僅是一些錯誤的說法，而是他內心生活中藴藏着的寶貴的東西。
在真正的科學中還是有許多東西同樣令人激動、更加神秘莫測、更具智能的挑戰，還有許多接近真理的東西。他知道星際間寒冷稀薄的氣體裏存在着醖釀生命的分子結構團嗎？他聽說過在400萬年前的火山灰裏發現了早期人類始祖的足跡嗎？是次印度板塊撞擊亞洲板塊從而導致了喜瑪拉雅山脈的隆起嗎？病毒是怎樣將DNA像針一樣刺過有機體的防綫並改變細胞的復製功能的？如何利用無綫電波找尋外星智能？為埃卜拉啤酒的優良品質大作廣告的是指新發現的埃卜拉古文明嗎？不，他從未聽說過。他甚至對量子不確定性沒有起碼的瞭解。他認為DNA衹不過是三個經常寫在一起的大寫字母罷了。
非常健談，聰明而又好奇的“巴剋利”先生幾乎對現代科學一無所知。他對宇宙間的神奇事物具有本能的好奇心，他想瞭解科學，但是科學在未到達他的面前時就已經消失殆盡。我們的文化主旨、教育體係以及大衆媒體毀了他。我們的社會為傳播假象和混亂開了緑燈。我們的社會從來沒有告訴過他如何鑒別真正的科學和廉價的模仿。他對科學方法一無所知。
目前有數百本描寫大西洲——據說是在1萬年前存在於現在大西洋上的神秘陸地（亦有說其地址定在南極洲）的書。關於大西洲的傳說可追溯至柏拉圖，他對這塊大陸的描述也是來自早期人們的道聽途說。最近還有書籍很具權威性地描述了高度發達的大西洲時代的技術、高尚的道德水準和精神生活，那個到處生活着居民的大陸沉沒在波濤下的悲劇故事。還存在着大西洲的“新時代”，那時有“先進科學傳奇般的文明”，而這種科學主要是研究水晶球的“科學”。在三本同樣主題的書中，有一本卡特利納·拉斐爾所寫的名為《水晶球啓蒙》的書——此書應對風靡美國的水晶球狂熱負主要責任——大西洲人的水晶球能看透別人的心事，傳遞思想，是解讀古代歷史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結構和起源的知識寶庫。書中沒有提供任何哪怕接近於證據的東西來說明其結論的可靠性。（水晶球占卜熱的死灰復燃是在真正的地震學科學的最近一項發現之後開始的。人們傳說，研究發現，地球的內核可能是由一個巨大、幾乎不含雜質的水晶球構成的，而實際的研究結果是金屬。）
有些書——例如多羅迪·維塔萊諾的《地球的傳說》——很富同情心地將地中海上的這個小島解釋為是在一次火山爆發中毀滅的，或者某個古代城市在一次大地震後沉沒於科林斯海灣。這個說法，就我們所知，可能是傳說，這種災難根本不可能毀滅一個創造出了不可思議的先進技術和神秘文明的大陸。
在公共圖書館、報攤雜志或黃金時間的電視節目裏，我們幾乎從來沒有在海底大陸擴張研究、板塊構造研究，以及海底的勘測圖中發現過任何真實的證據。而所有的證據都準確無誤地表明，在歐洲和美洲大陸之間從未有任何大陸存在過。
騙人的說法專騙輕信者，關於這一點，人們普遍承認。但是，用懷疑的精神看待事情卻要難得多。懷疑主義不容易被人們接受。一個精神生活完全依賴於大衆文化的即聰明又具有好奇心的人，在他所接受到的像大西洲這樣的信息中，有成百上千倍的可能性是未進行過任何批評的無稽之談，而不是認真而審慎的、公正的判斷。
也許巴剋利先生應該知道，對於大衆文化嚮他大量播撒的各種傳聞，他應該持更嚴格的懷疑態度。但是除此以外，我們很難說這是巴剋利先生的過錯。他衹不過簡單地認為，那些最廣為流傳的、最容易獲得的信息都是對的。由於單純無知，他被社會體係誤導和迷惑了。
科學激發了人們不斷增長的探求神秘的好奇心。但是偽科學也有同樣的作用。很少的和落後的科學普及所放棄的發展空間，很快就被偽科學所占領。如果大傢都能夠明白一種學說在被接受之前必須要有充足的證據支持，那麽偽科學便無立足之地了。但是由於在大衆文化中格雷欣法則之類的東西在普遍地起作用，壞科學將好科學排擠了出去。
全世界數量衆多的聰明人、甚至有天賦的人對科學懷有激情。但這種激情卻沒有得到回報。調查表明大約95％的美國人“不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這個數字相當於南北戰爭前美國黑人文盲的比例。那時大多數黑人是奴隸，教黑奴讀書識字會遭受嚴厲的懲罰。當然，對基本文化知識的測定，無論是對語言文字水平的測定還是對科學知識水平的測定總是帶有某種程度的主觀判斷。但是，無論怎麽說，95％的人不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都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每一代人都對教育標準的不斷降低而憂心忡忡。早在約4000年前蘇美爾時代的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一篇短文就感嘆年輕一代與上一代相比，其無知已經達到災難性的程度。2400年前，年老而又性情暴躁的柏拉圖在《法律》第七捲中對科學素養作出了定義：
不能數出1，2，3……，或不能分清奇數和偶數，或根本就不會數數，或分不清白天黑夜之人；完全不知道太陽和月亮以及其他星球是在旋轉之人……；我認為，所有的自由人都應該學習這些方面的知識，就像埃及的兒童在剛開始學習字母時就要學習各類知識一樣。在那個國傢裏，僅僅為了滿足孩子們的需要，就創造了各種數學遊戲，他們可以在愉快的娛樂中進行學習。我……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期，聽說了我們的人民對這些問題的無知，對此我感到驚訝。在我看來，我們更像是豬而不是人。我感到非常羞恥，不僅為我自己，更是為全體希臘人。
我不知道科學和數學的無知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古雅典的衰亡，但我知道科學素養低下的後果比過去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危險得多。對於每個公民來說，對全球變暖、臭氧層破壞、空氣污染、有毒和放射性廢料、酸雨、表土流失、熱帶森林的消失、人口的指數增長等問題持續無知是危險的，是愚昧的表現。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都依賴於科學技術。如果我們國傢不能製造我們的人民想買的高質低價的産品，我們的工業將會繼續萎縮，並會將繁榮更多地讓給世界其他國傢。我們仔細想一下我們的社會是如何構成的：核裂變和聚變能、超級電腦、信息“高速公路”、墮胎、氧、大量銷毀戰略武器、吸毒、政府對公民生活的竊聽、高清晰度電視、飛機航綫和機場安全、胚胎器官移植、醫療費用、食品添加劑、治療癲狂、抑鬱癥或精神分裂的藥品、動物的權利、超導技術、日常保健藥物、有爭議遺産權的反社會傾嚮、太空站、火星探索、尋找治愈愛滋病和癌癥的方法。
假如我們對上述知識所知甚少，我們如何參與國傢政策的製定，甚至如何對我們自己的生活作出明智的選擇？在我寫作此書的時候，國會解散了它的技術評估辦公室——唯一的嚮上院和參院提供科學和技術咨詢的專業機構。在過去的年代裏，這個機構的專業能力和誠實正直堪稱楷模。在國會535個議員中，在20世紀中不到1％的人接受過良好的科學教育。最後的一位科學知識豐富的總統可能衹有托馬斯·傑斐遜。
那麽美國人是怎樣對問題作出决策的呢？他們如何嚮他們的代言人表達他們的意見和看法呢？誰是事實上的决策人？他們的决策是根據什麽作出的呢？
科斯島的希波剋拉底是醫學之父。2500年後人們仍然記得他的“希波剋拉底誓言”（現在各地的醫科學生在畢業時宣誓其略有變動的內容）。但是，他的主要功績是使醫學從迷信的迷霧中走出來，成為了一門真正的科學。在希波剋拉底的一段著名的文字中他這樣寫道：“人們認為癲癇癥是神靈造成的，僅僅是因為他們不瞭解它。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本身不懂的事物都當做是神靈安排的，那麽神靈造成的事物將層出不窮，永無止境。”我們雖然沒有必要一定要承認我們對許多領域一無所知，但是我們卻一直在說，像宇宙這樣的事物充滿了不可言喻的奧妙。差距之神承擔了我們對許多事情仍然一無所知的責任。醫學知識從公元前4世紀以來不斷積纍提高，我們懂得的東西越來越多，無論是在疾病的病因還是治療上，我們將出現的問題歸咎於神靈的作用越來越少。嬰兒在分娩時的死亡率和兒童的死亡率降低了，人們的平均壽命延長了，醫學提高了這個星球上數十億人的生活質量。
在對疾病的診斷上，希波剋拉底引入了科學的基本方法。他強調認真細緻的觀察。“不給任何疾病留下機會。不漏過任何細節。將相互矛盾的觀察結合起來分析。你自己一定要有充分的時間。”在體溫計發明以前，他就對許多疾病都描畫出了其各自的體溫麯綫。他建議，醫生應該能夠僅僅根據病人的當前癥狀說出每種病的大概病史和病情的發展過程。他強調忠誠老實。他樂於承認醫生知識的局限性。在面對後世人時，他毫無尷尬地嚮後人透漏，有一半以上的人死於他治療的疾病。他那時的治療方法有限，可以使用的藥品也主要是緩瀉藥、催吐藥和麻醉藥。實行外科手術時衹能用燒灼的方式來消毒。從古典時期到古羅馬衰亡時，醫學纔有了長足的發展。
當醫學在伊斯蘭世界興盛時，歐洲卻進入了一個黑暗的時代。許多解剖學和外科學的知識都丟失殆盡，人們依靠祈禱和大量神奇的自我痊愈，世俗的醫生幾乎全部消失了。人們廣泛地使用贊美詩、聖水、占星術和護身符。解剖死屍是被禁止的和違法的，於是那些從事醫學的人便無法從人體獲得第一手的知識。醫學研究停滯不前。
那時的情景酷似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對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的整個東羅馬帝國的描述：
在十個世紀的革命中，沒有出現一項有助於提高人類的尊嚴和幸福的發明。在古代的思想體係中沒有增添過一個新思想，一代接一代的折磨人的訓練使人們輪流成為卑躬屈膝的下一代的衹懂教義的老師。
即使最好的前現代醫學實踐也沒能救活許多人的生命。安妮女王是大英帝國斯圖亞特王室的最後一代君主。在17世紀的最後17年裏，她懷孕過18次，但僅生了五個孩子。其中衹有一個活到了童年，但是在未成年時，在女王1702年加冕前就死去了。似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什麽遺傳上的疾病。她能夠買到當時最好的醫療保健。
曾經悲慘地奪走了無數孩子和嬰兒生命的疾病已經被科學逐步控製和治愈，這都應歸功於人們發現了微生物世界的秘密；歸功於人們意識到醫生和從事接生工作的人應該洗手並對器械消毒；歸功於公共保健和衛生措施；歸功於抗生素，藥物、疫苗，DNA分子結構的揭示，分子生物學以及新的基因療法。至少是在發達國傢，與17世紀末期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傢的王位繼承人相比，今天的父母更有機會看見自己的孩子長大成人。天花在世界範圍內已被消滅，受到攜帶瘧疾病菌蚊蟲侵害的地區已經大大縮小，診斷出患血癌的兒童的存活年限也一年一年地逐步延長。科學使得地球可以供養比幾千年前多幾百倍的人口，並且生活狀況不會很糟。
我們可以為霍亂患者祈禱，也可以每隔12小時讓其服用500毫剋的四環素（仍然有一種宗教——基督教科學，否認病菌理論。如果祈禱無效，這種宗教的信仰者即使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給他們服用抗生素）。我們可以嘗試幾乎無效的精神分析談話治療法來治療精神分裂癥患者，也可以每天讓他們服用300到500毫剋鎮靜劑。科學的醫療方法比其它方法的有效率要高出成百上千倍（即使其它方法好像也起了一點作用，但我們卻無法確切知道它們究竟起了什麽樣的作用：可能是病情的自我緩解，即使是霍亂和精神分裂，不作祈禱或精神分析治療也可能會自我緩解或康復）。放棄科學就意味着放棄了比空調、CD唱機、電吹風和高速汽車更多的東西。
在狩獵和前農業時期，人類的期望壽命大約在20到30歲。在羅馬後期和中世紀時期的西歐的情況下人的期望壽命也是同樣。到1870年時，人的壽命還未達到40歲。1915年達到50歲，1930年60歲，1955年70歲，今天人的期望壽命已經達到80歲（女性稍高，男性略低）。其他國傢正在跟着歐洲人壽命增長的速度在增長。是什麽導致了人類會産生如此驚人和前所未有的變化？是病菌理論？公衆衛生保健措施，藥物和醫療技術。壽命的延長可能是衡量人類物質生活質量的最好的唯一標準了（倘使你死去了，那還有什麽幸福可言呢？）。這是科學給人類的最寶貴禮物——沒有任何東西能和生命的禮物相媲美。
但是微生物卻會變異。新疾病像野火般蔓延，在微生物傳染和人們反傳染之間存在着不斷的鬥爭。我們要在這場鬥爭中取勝，不僅要研製新的藥物和治療方法，而且要不斷深入地瞭解生命的本質，這就是基礎研究。
如果我們這個世界想由於避免全球人口的增長和到21世紀後期時人口達到100億或120億所帶來的直接後果，我們必須發明安全和更加有效的增加食物的方法，與此相配套的還有良種庫、水利、滅蟲、運輸和冷藏。要有足夠的可以接受的計劃生育手段，要采取重要的措施，使婦女享有與男人同樣的政治地位，提高最貧睏人群的生活標準。沒有科學和技術，如何解决這些問題？
我知道科學和技術源源不斷地帶給這個世界的並不僅僅是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禮物。科學家不僅研製出了原子武器，還把政治領導人揪到面前，對他們說，他們的國傢——無論他們是哪個國傢——必須首先擁有一枚。於是他們製造出了6萬多枚。在冷戰時期，美國、前蘇聯、中國以及其他國傢的科學家為了準備核戰爭，竟情願使自己的國民在對核武器的危害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遭受核輻射的危害。塔斯科基和阿拉巴馬的醫生欺騙一組老軍人，在他們受輻射過重而無法輓救的情況下，卻讓他們以為是在接受梅毒治療。這夥殘忍毒辣的納粹醫生臭名遠揚。我們的技術製造了酞胺哌啶酮、氟利昂、橙試劑、神經毒氣，造成了大氣和水污染、物種絶滅。我們的工業如此強大，能夠破壞地球的氣候。我們這個地球上大約有一半科學家至少是部分時間在為軍事服務。儘管有少部分科學家被認為是局外人，他們勇敢地批評社會的弊病，並提早警告可能出現的技術災難。但是，人們看到許多科學家還僅僅是衹會抱怨的機會主義者，或者是願為公司獲利和生産大規模殺傷武器工作的人，他們從不考慮長期後果。科學成果帶來了技術風險，對公認為正確而普遍接受的經驗和知識構成了絶對的挑戰，以及人們認為的科學的復雜性，都是人們不相信科學和回避科學的原故。因此，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到處都可以看到瘋狂的科學家的身影——星期六早晨兒童電視節目上穿着白大褂的狂人和從自稱為鼻祖的福斯特斯博士本人到富蘭肯斯坦博士、從斯特蘭其拉夫博士到侏羅紀公園大衆文化中過分鼓吹的浮士德式的犧牲精神。
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下結論說，科學使品行不端的技術人員或貪污成性、癡迷於權力之爭的政治傢們掌握了巨大的權力，因此要拋棄科學。醫學和農業的進步所輓救的人命比死於歷史上各種戰爭中的人的總和要多得多。運輸和通訊的進步以及娛樂業改變了世界並將世界連接成一個整體。一個接一個的民意調查表明，儘管人們對科學有所顧慮，但是人們仍然將科學工作列為是最值得尊重和信賴的職業之一。科學之劍是兩面有刃的，它令人畏懼的力量使所有人，包括政治傢，當然特別是科學家，必須肩負一種新的責任，那就是，一定要從全球和超越時代的角度，對技術所帶來的長期後果給予更多的關註，竭力避免對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依戀。犯錯誤的代價太昂貴了。
你對真實是否很關心？
真實很重要嗎？
……在無知是福的地方
人就成了智者
托馬斯·格雷在他的詩中曾寫過這樣的詩句。但是有道理嗎？愛德蒙·衛·提勒在他的1950年出版的書《四季循環》中對這個問題有更好的理解：
衹要你感到是對的，無論一件事情是真是假，你都不在乎，就像你有了錢就不在乎錢是如何得到的一樣。從道德的角度說，你的道德並不太高尚。
舉個例子，如果你發現政府是個腐敗和不胜任的政府，你會覺得令人沮喪。但是如果不知道這些是否就更好呢？無知對誰有利？如果我們人類具有世代相傳的討厭陌生人的傾嚮，自我封閉是否是唯一的靈丹妙藥？如果我們一定要認為日月星辰為我們升落，因為有了我們的宇宙纔存在的話，科學是否挫傷了我們的自信心？
在《論道德的譜係》一書中，弗裏德裏希·尼采就像他的前人和後人一樣，認為科學革命所帶來的是“人類自我輕視的不斷發展”。尼采哀嘆“人類的尊嚴，人類的獨立的特性，人在存在的規律中的不可替代性”的喪失。我認為，瞭解宇宙的真相要比堅信錯覺，卻感到滿足和正確無誤要好得多。哪一種態度對我們的長期生存更具有推動作用？哪一種觀念對我們的未來更有影響？如果在發展過程中，我們天真的自信受到一點挫折，是否就意味着全部失敗？我們是否應該把瞭解宇宙當做走嚮成熟和完善自身的過程？
發現宇宙年齡為80到150億年，而不是6000到12000年使我們對宇宙其廣阔和偉大更為敬仰。我們是由原子按照復雜的結構所組成，而不是神靈的産物，承認這個觀點至少可以提高我們對原子的尊重程度。我們發現，正像現在看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樣，我們的星球是銀河係中數以十億計的星球中的一個，而銀河係是宇宙中數以十億計的星係中的一個。整個宇宙在可能的空間雄偉地擴展。我們發現我們的祖先同時也是猴子的祖先，這一點說明我們與其他生物擁有共同的血緣關係，並有可能産生重要的——如果有時是令人感到遺憾的——對人類本性的思考。
顯然沒有回頭路。無論你喜歡與否，科學與我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最好是盡可能地充分利用科學。當我們最終看清了科學的本質，充分領悟到它的美妙和力量的時候，我們將會發現，無論是在精神領域還是在現實問題上，我們在謀取我們自身的幸福中就占據了有力的地位。
但是迷信和偽科學仍在大行其道，它們迷惑了我們中的“巴剋利”，它們提供的是簡單的答案，逃避懷疑性的考察，隨心所欲地利用我們的敬畏之心，使我們的經驗變得一錢不值，使我們成為循規蹈矩、沒有個人思想的行事者和輕信的犧牲品。是的，假如UFO藏匿在百慕大深深的大海中，吞噬輪船和飛機，死人能夠操縱我們的雙手，還能給我們寫信，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更加有趣的地方。如果小孩僅靠思維便能將電話機從托架上掉下來，與偶然的機會或世界的知識所能作出的解釋相比，如果我們的夢能夠更準確地預測未來，那麽，我們這個世界就太令人神魂顛倒了。
這些都是偽科學的一些實例。它們聲稱是利用科學的方法和發現，然而，事實上它們與科學的本質背道而馳。這是因為，它們通常的結論是以不充足的證據為基礎的，它們對導致其他可能性的綫索不屑一顧。它們耍弄無知。在報紙、雜志、出版商、電臺、電視臺、製片商等機構和人的無知的配合下（通常是衹顧一己利益，不顧社會影響的縱容），偽科學的思想得以輕易地和廣泛地傳播。我遇到“巴剋利”先生而使我想到，與相信偽科學和迷信的人相比，遇到能夠做出其它選擇的，懂得更具挑戰性。甚至更加光彩燦爛的科學發現知識的人要睏難千百倍。
與科學相比，編造偽科學要容易得多。因為它使我們遠離真實性——而真實正是我們無法控製的經過比較而獲得的結果——總是被更多地忽略掉了。探究證據的一般爭論的標準更不明確也更不嚴謹。部分是由於相同的原因，與科學相比，嚮普通公衆散布偽科學更容易得多。但這還遠不足以解釋偽科學為何如此盛行。
人們會很自然地嘗試各種不同的認識體係以尋求幫助。如果我們尋求這種幫助過於急迫，那麽我們在情感上就會極大地偏嚮於摒棄被認為是懷疑主義的沉重的包袱。偽科學用科學總是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的說法來適應人們強烈的情感需求。偽科學提供給人們的是我們缺少而又盼望得到的對人的力量的幻想（就像現在漫畫書中的超級英雄和更早些時候傳說中的神）。偽科學宣稱，它能滿足人們的精神渴求，醫治疾病，許諾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偽科學一再讓我們相信，人類是宇宙的中心並在宇宙中具有重要地位。偽科學賜給了我們與宇宙結下不解之緣並與宇宙溶為一體的特權。有時偽科學成了一種偽科學和新科學折衷的産物，但雙方又對其並不信任。
某些偽科學的本質（某些宗教也是如此，新時代的或舊時代的）是用願望代替現實的思想。就像民俗故事和兒童故事裏通過願望實現我們內心的渴求，這該多麽心滿意足啊！特別是與我們通常必須依靠艱苦努力和好運氣才能實現願望相比，這種觀點多麽具有誘惑力！具有魔法的魚或是油燈裏的妖怪會滿足我們的三個願望——無論是什麽樣的願望衹要我們不是貪得無厭。誰沒有考慮過——衹需要站在安全的一邊，防備我們突然闖進去，輕輕地擦一下一個舊青銅方油燈——我們準備要些什麽呢？
我還記得重年時代我看的漫畫書和其他書裏，有一個戴着高帽子，留着小鬍子，手裏揮舞着黑色的手杖的魔術師。他的名字叫紮塔拉，無論什麽事情，他都能做到。他怎麽做呢？很簡單，他衹要轉過身去發出他的命令就行了。於是如果他想要100萬美元，他就會說：“SRALIOD NOlLLIM A EM EVIG。”他做了這些就足夠了。這有點像做祈禱，但是比祈禱更靈驗。
我在八歲的時候曾經花了許多時間做這個試驗，我對那些有紋理的、像是具有威力的石頭大念“ESIR ENOTS”，想使其升空飄蕩，但從未成功過。我責怪自己發音不準。
有些人可能會說，有多少人不瞭解真正的科學，就有多少人相信偽科學，除非咒語失靈。如果你從未聽說過科學（更不用說科學的原理了），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所接受的就是偽科學。你會簡單地認為人們都是這樣做的。宗教通常是國傢政權保護下攀生偽科學的溫室，儘管宗教為什麽一定要起這樣的作用實在沒有道理可言。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在很早以前人類自造的現象。在一些國傢裏，包括政府領導在內的幾乎所有人都相信占星術和先知。但是這不是由於宗教簡單灌輸的結果，而是他們生活的文化環境的産物。在這種文化中，所有人都對這類做法感到滿意，而且這樣的文化隨處可見。
我在本書裏引述的歷史個案大部分發生在美國，這是因為我最瞭解這些事件，而不是因為美國的偽科學和神秘主義比世界其他國傢更為突出，更引人註目。但是，具有用特異功能將勺子扭彎和與外星人進行對話的烏利·蓋勒則是在以色列顯靈的神人。隨着阿爾及利亞世俗主義者和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日趨嚴重，越來越多的人小心謹慎地求助於這個國傢中1萬多位占卜術土和特異功能者（他們中大約一半以上的人用國傢發給的執照營業）。法國高層政府官員，包括法國前總統，對一場騙局投資數百萬美元（艾爾夫·阿奎坦醜聞），尋找用空氣轉換石油的新方法。在德國，人們正在關註科學無法探測的能夠緻癌的“地球射綫”，而這種射綫卻衹有揮舞着分叉手杖的經驗豐富的占卜術士才能探測出來。“特異功能外科”在菲律賓大行其道，而幽靈則是英國舉國上下癡迷的東西。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出現了大量的信仰超自然的新宗教。估計在日本大約有10萬多名算命先生活躍在民間，信徒主要是年輕婦女。涉嫌於1995年3月在東京地鐵釋放沙林神經毒氣案的奧姆真理教，以漂浮術、信念治療術和超感知覺為其主要的教義。信徒用高價購買“聖水”喝——實際上是他們的領導人麻原的洗澡水。在泰國，使用研磨成粉的經書製成的藥片治療疾病。“巫師”在今天的南非正遭受到被火燒死的命運。澳大利亞維和部隊在海地解救了一名被捆綁在樹上的婦女，她被指責為在屋脊上飛翔並吸吮幼童的血。占星術在印度泛濫，算命先生在中國廣為盛行。
或許全世界偽科學——有許多標準，已有的判斷標準是宗教——最成功的例子是印度的超在禪定法（念誦梵文真言鬆心緩性法，源於印度——譯註）的教義。人們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它的創始人和精神領袖馬哈裏希·馬赫希瑜伽大師進行有關催眠術的規則等問題的冗長而令人厭倦的說教。他坐在瑜伽大師的座位上，白色和灰黑色的頭髮被散着，身邊環繞着花環和敬獻的鮮花，儀態非凡。有一天在看電視選擇頻道的時候，我們恰巧看到了此人的尊容，四歲的兒子問我：“你知道他是誰？”“上帝。”世界各地的超在神定法組織據估計有30億的資産。衹要你交上一定的費用，就能教你運用冥想穿越墻壁，隱身、飛翔。他們說，通過他們的協同冥想，降低了華盛頓特區的犯罪率，使前蘇聯解體，還創造了其他現世奇跡。但是他們對他們的說法卻沒有提供一點實際證據。超在禪定法組織出售假藥，經營貿易公司，開設醫療門診並創辦“研究”大學，衹是進入政界的計劃沒能成功。靠具有不可思議的神授能力的領導人，靠對社會的許諾，靠提供魔力換取金錢以及狂熱的信仰，這是許多偽科學兜售所謂超自然力的典型手法。
任何放棄國傢管理和科學教育的地方都有助於偽科學的泛濫。列昂·托洛斯基描述了希特勒接管國傢之前德國偽科學的情況（這種描述同1933年蘇聯的情況幾乎類似）：
不僅僅是在農民的家庭裏，甚至在城市的摩天大廈裏，這種現象從13世紀到20世紀都存在。成千上萬的人在使用電的同時，仍然相信護身符和祈禱的神秘力量……。電影明星扮演着非人非神的角色。駕駛着由人的天才智慧創造的神秘的機器的飛行員也在他們的襯衫外戴着護身符。由他們支配的黑暗、無知和野蠻竟如此漫長無盡頭，揮之不去！
俄國發生的事情令人深思。在沙皇時代，宗教迷信得到鼓勵，但是，科學的和懷疑的思想——除了一些馴服的科學家——被野蠻地扼殺了。在共産主義時期，宗教和偽科學都從制度上受到壓製——除了對國傢意識形態的迷信。這種迷信被宣傳為科學，但是，最不能進行自我批判的神秘的崇拜與過度缺乏這種理想一樣，其結果都是破滅。批判的思維——衹允許科學家在知識處於封閉分割的狀態下有這種思維方式——被認為是危險的。在學校裏不許傳授，如果表達科學思維方式即受懲罰。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後共産主義時期，許多俄國人用懷疑的眼光看待科學。揭開蓋子細看內幕，我們就會發現，隨着幻想的破滅，其真正的本質是刻骨的種族仇恨也是其真實的後果之一。而現在，這個國傢已經淹沒在UFO、魔鬼、信念療法、庸醫、神水以及古老的迷信的汪洋大海之中。人的期望壽命明顯降低，兒童死亡率增長，傳染病肆虐，醫療標準幾乎降到最低點，對預防醫學的忽視，所有這一切都使在公衆範圍內迅速引發懷疑思潮的可能性達到臨界狀態。在我寫作此書的時候，在杜馬成員選舉中獲很高支持率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弗拉基米爾·茲林諾夫斯基是一個安納托利·卡斯皮諾夫斯基，即靠信念治病的術士，他可以使用通過電視機凝視你的方法，遙控治療你從疝氣到愛滋病等各種疾病，他面對着停止不動的時鐘，可以使其重新走動。
類似的情況在中國也存在。在毛澤東逝世後嚮市場經濟逐漸轉變的過程中，UFO、心靈感應以及其他西方偽科學也蜂擁而至，與中國古老的祖先崇拜、占星術和算命——特別是抽簽算命和用易經的六爻算命並行其道。政府報紙哀嘆道：“封建迷信在我國農村有死灰復燃的趨勢。”現在這種迷信活動主要在農村，城市不是主要受害區域。
具有“特異功能”的人都擁有大量的追隨者。他們說，他們可以從身體中施放出氣，即“宇宙能量場”，能夠在2000公裏以外改變化合物的分子結構，能夠與外星人交流和治療疾病。一些人在一個“氣功大師”氣功治療下死於非命。1993年，這個氣功大師被逮捕定罪。王洪成，一個業餘化學家，宣稱他本人可以合成一種液體添加劑，主要在水中添加一點這種液體，水就會變成汽油或者類似的燃料。有一段時間他的研究曾得到資助。但是，當他的發明被發現是一場騙局時，他被捕並被判刑。科學的盲信者們說他的不幸不是因為他是騙子，而是因為他不肯將他的“秘密配方”透露給政府（類似的傳說在美國幾十年來也有流傳，衹不過主角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石油公司或是汽車公司）。亞洲犀牛正趨於滅絶的境地，因為據說它們的角被研磨成粉末後具有治療陽痿的功效，其銷售範圍覆蓋整個東亞。
這些偽科學和迷信的蔓延引起了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産黨的警覺。1994年12月5日，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産黨發表了一項聯合公開聲明：
我國的科普工作在近些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一些迷信、愚昧活動卻日漸泛濫，反科學、偽科學活動頻頻發生，令人觸目驚心。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大加強科普工作，已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科學技術的普及程度，是國民科學文化素質的重要標志，事關經濟振興。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因此，必須從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興旺和民族強盛的戰略高度來重視和開展科普工作。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愚昧更不是社會主義。
由此看來，美國的偽科學僅是其全球發展趨勢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産生的緣由、其危險性、其診斷和治療方法等在世界各地大同小異。現在巫師們在傳播範圍廣泛的商業電視節目中大肆兜售他們的巫術，自詡為娛樂節目表演者。他們擁有自己的頻道，“特異功能之友聯繫網”。每年有大約100萬人報名並將大師們傳授的技能應用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大公司的執行董事會成員、金融分析傢、律師和銀行傢在遇到問題的時候，總是聽取占星術士、巫師和占卜者們的建議。一個俄亥俄州剋利夫蘭市的巫師說：“如果人們知道有多少人，特別是腰纏萬貫的富翁和手握大權的權貴們都求助於巫術，他們定會驚訝得合不攏嘴。”王族成員歷來是各種巫術騙子極易徵服的對象。在古代中國和古羅馬時代，占星術是衹有帝王才能占有的特殊財産，任何民間俗人對這種功力無邊的技巧的擅自使用均被認為是對其資産的侵犯。受到南加利福尼亞特別容易輕信別人的文化環境的影響的南希和羅納德·裏根無論在私人還是公共事務上歷來依靠占星術士幫其决策，而廣大選民對此一無所知。對我們的未來文明將會産生影響的各種决策中，有相當的一部分顯然是由騙子們作出的。對於是否確有其事，世界各國已經紛紛揚揚，與這種情況相比，美國卻鴉雀無聲。
儘管某些偽科學似乎令人感到十分可笑，儘管我們對在偽科學的說教下編造出的騙局自信不會輕易相信，但是，我們清楚地知道，偽科學在我們身邊一直不停地出現。超在禪定法（trascendental meditation）和奧姆真理教似乎吸引了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包括一些擁有物理學和工程學領域高級學位的人。偽科學的說教並不是為傻瓜笨蛋們編造的，它正在産生其他效應。
另外，如果沒有人對宗教的本質進行研究，也不去瞭解宗教的起源，那麽，將會導致我們對宗教的無知。儘管在某些地區和某個方面偽科學與世界宗教之間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鴻溝，但是從科學而言，其區別非常小。世界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無法解决的問題。雖然世界也為我們提供了多種解决問題的方法，但是，從世界的範圍來看，有些方法十分有限，有些方法具有普遍的作用。按照一般意義上的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一些做法會盛行，而大多數做法會很快消失。但是，有時正如歷史所展現的，最骯髒和毫無吸引力的少數做法可能卻具有能夠産生深刻影響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
不成熟的科學、偽科學和迷信（新時代的或舊時代的）演變為具有啓示意義的令人尊敬的神秘宗教的連續過程並不是清晰可辨的。我在本書裏將盡可能不使用一般宗教意義上的“膜拜”（Cult）一詞，因為經常說這個詞的人會不喜歡我這樣做，但是，我會嘗試着將話題延伸至知識的領地——他們是否明白自己所說的事情到底是什麽？事實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本書的一定的篇幅裏，我將對神學的過分行為進行批評，因為將偽科學與僵化的、教條主義的宗教區分開來非常睏難。雖然如此，我首先承認，在過去的幾千年中，宗教的思想和實踐活動具有繁雜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上個世紀裏，自由宗教和基督教團體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新教改革、猶太教變革，梵蒂岡教皇二世以及對聖經的所謂更高級的批評，這些都是宗教針對自身的過分行為所進行的批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如同許多科學家似乎不願爭論，甚至不願公開討論偽科學一樣，許多主流宗教中的主要人物也不願意接受極端保守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最後整個領域都會被其占領。他們將因對手不到庭而勝訴。
一位宗教領袖寫信給我，表達了他對希望宗教“有約束的完整”的心情：
我們已變得過於情感化……。一方面是過度虔誠和膚淺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傲慢自大和教條主義的不容異說的態度，在幾乎還沒有認識宗教的情況下，就扭麯了真正的宗教生活。有時，我幾乎接近絶望的邊緣，但我仍頑強地生活，並總是充滿了希望……。誠實坦率的宗教比那些冒用批評者的名義，歪麯宗教、使宗教荒謬化的人更清楚其批評；誠實坦率的宗教為其自身的目的積極鼓勵有益的懷疑精神……。宗教與科學建立起強大的聯盟共同反對偽科學是有可能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想，這個聯盟在不遠的將來也可以展開反對偽宗教的鬥爭。
偽科學與錯誤的科學是不同的。科學是在犯錯誤並一個一個地改正錯誤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科學經常會作出錯誤的結論，但是這些結論都是非確定性的、實驗性的結論。科學家們總是先設立假說，然後對這些假說進行證偽試驗。假說是否成立完全取决於試驗和觀察的結果。科學在不斷加深對事物真相的瞭解的徵途上探索着，踉踉蹌蹌地蹣跚前行。當一種假說經試驗證實為不可行的時候，假說的所有者的情感當然受到傷害，但是，正是這種反證被認為是科學事業的精髓所在。
而偽科學正好相反，其假說通常經過精心設計，使假說在能進行反證的試驗面前無懈可擊，甚至原則上也不能被認為是不成立的。偽科學的實踐者總是處於防備和警惕的狀態，他們反對任何懷疑者的檢驗。當偽科學的假說在科學家的檢驗面前失敗時，他們就會設計出壓製科學家意見的陰謀。
健康人開汽車的能力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問題。除了孩提時期和老年時期以外，我們一般不會跌倒或摔跤。我們可以學會例如騎車、滑雪、跳繩和駕駛汽車等各種事情，而且可以終生保持這些能力。即使我們有十年不做這些事，一旦我們再做時仍然毫不費力。但是我們開車技能的精確性和依然如舊也許會使我們對自身其他方面的能力産生一種錯誤的感覺。我們的認知能力具有欺騙性。我們有時會看到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東西。我們要經受視覺幻象的折磨。偶爾我們會産生幻覺。我們很容易犯錯誤。托馬斯·吉洛維奇寫的一本名為《感知我們所不知：日常生活中人類理性的易錯性》的非常具有啓發性的書裏描述了人在認知數字方面所犯的係統性錯誤。拒絶接受自己不喜歡的證據，易受別人觀點的影響。我們精於某些事情，但不可能通曉所有的事情。智慧産生於我們對自身局限性的瞭解。“因為人易迷惑”，威廉·莎士比亞這樣教導我們，這正是我們需要嚴謹的充滿懷疑精神的科學的精確性的原因。
可能科學和偽科學之間的最大差別在於：與偽科學（或“永無錯誤的”啓示）相比，科學在人類的不完美性和易犯錯誤的本性的認識上要深刻得多。如果我們堅决拒絶承認我們犯錯誤是必然的，那麽，我們就會信心十足地等待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重大的過錯——永遠與我們形影相隨的錯誤。但是，如果我們具有一點自我評價的勇氣，無論錯誤會給我們造成多麽令人遺憾的思考，我們取得勝利的機會必定會極大地增加。
如果我們嚮廣大公衆衹講解科學的發現和成果——無論這些成就具有多麽大的使用價值，甚至非常鼓舞人心——而不嚮公衆講解嚴格的科學方法，普通人怎麽能夠分清什麽是科學，什麽是偽科學呢？然而，科學和偽科學都是以無證據的結論的方式表現在人們面前的。在中國和俄羅斯，科學曾有過很簡單的表達方式——具有權威性的科學就是權威人士所講的科學。什麽是科學，什麽是偽科學衹能靠你自己來判斷。但是當政治發生變化，對自由思想的禁錮有所放鬆的時候，許多可靠的和有號召力的主張——特別是那些我們以前想知道，但是現在纔瞭解的學說——贏得了普遍的擁護。但是，這時所有的觀點都變成權威性的觀點的可能性就不大可能出現了。對從事科學普及的人來說，最大的挑戰是嚮公衆講清楚科學重大發現、誤解和科學的實踐者偶爾頑固地拒絶改變研究方向的真實的和麯折的發展歷史。許多，可能是大多數科學教科書所描述的都是春風得意的科學家所走過的輕鬆的道路。用引人入勝的方式表述科學家在幾個世紀中對自然所進行的耐心和共同的質問所積纍起來的智慧，比詳細教授雜亂無章的積纍這種智慧的方法要容易得多。科學方法似乎毫無趣味、很難理解，但它比科學上的發現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