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哲学家们所说，要认识生活必须回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忘了另一个命题：生活必须前瞻。
绥伦·克尔恺郭尔德（seren Kierkegaard）
所有具有复杂神经系统的机体都不时面临生活所提出的问题：下一步我该干什么？
休·萨维奇一伦堡（Sue Savage－Rugbgllgh），
罗杰·卢因（Roger Lewin）
让·皮亚杰（JeanPiaget ）曾说，智力是你不知怎么办时动用的东西（这是对我试图论述智力时所处情景的确切的描述）。如果你擅长于对生活提出的各种选择题找到正确的答案，那你的确能干。但是，富有智慧则有更多的涵义，这是一种创造性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你会迅即想出新的主意，各种答案在你的大脑中接踵而至，一些比另一些更好。
每当我们看着冰箱中的残羹剩肴，思忖着为准备晚餐还需要从食品店添置些什么时，我们所表现的智力连最能干的猿都望尘莫及。一流的厨师会把各种配料有趣地组合起来而让我们目瞪口呆，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些配料竟然会混杂在一起。诗人特别善于词语的排列，这种排列所产生的富有感染力的涵义使人折服。我们大家每天也都在千百次地锤炼出新的表达方式，把词和手势加以重组以传达新的信息。每当你想说一句你以前从未说过的句子时，你所面临的创造性问题正如厨师和诗人所面临的一样——在你将它说出之前的最后一刻，你还在大脑中反复思忖。
近年来，我们对确定在脑中的什么位置处理语义的那些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我们常常发现动词是在大脑额叶，而由于某种原因，专有名称似乎偏爱颞叶前端，而颜色和工具的概念则似乎见于左颞叶后部。但是智力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位置。它是一种有许多脑区参予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我们探寻新的涵义，这常常是“有意识地”进行的。
对智力有经验的研究者，如智商（IQ）研究人员，避免用“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词。我的许多神经科学家同行同样也避免使用“意识”这词（倒是有些物理学家却一直乐于用初涉足者常犯的错误来填补真空）。一些临床大夫并非故意地轻视“意识”，他们把它重新定义为单纯的“唤醒”（arousability，虽然把脑子视为意识中枢，但实际上这就像是把开关和光混淆起来一样）。我们或者可以把“意识”重新定义为单纯的“觉察”（awareness），或是定义为选择性注意的“探照灯”。
这些理解都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但它们都忽视了精神活动的主动性，正是通过这种主动性，你创造、修饰、再创造你自身。你的智力性精神活动是你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在不停地变化，它部分处于你的控制之下，部分则不为你的内省所察觉，甚至是变幻莫测的（在你每晚四五个睡梦阶段中，它几乎完全不受你的控制）。在本书中我试图阐述，当你驾驭你自己从一个主题转向另一个主题；当你建立和否定不同的可能性时，你的内部精神活动是如何一刻不停地发展的。这种阐述不仅基于心理学家对智力的研究，更多地来自行为学、进化生物学、语言学和神经科学。
曾有一些良好的理由来避免对意识和智慧作全面的讨论。在科学研究中有一种非常好的策略，那就是把问题分解为各个小块，当机械论的解释无助于你构建逼近一个含混的主题的研究途径时尤其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一直在这么做。
第二个理由是对所有的人（除了圈内人外）掩饰真正的争议点以避免麻烦，用现代习语来说，就是保持否认的本领。有些词虽有日常涵义，但也具有仅为圈内人所使用的特殊的转义。每当我看到这些词时，我总会想起代号来。几个世纪以前，对精神作一种不加掩饰的机械论的类比会使你闯下大祸——甚至在比较宽容的西欧。应该承认，朱利恩·拉曼特利（Julien Offory de La Mettrie）在不经意中说的并不全错。这位法国医生（1709一1751）在1747年曾写过一本名为《人一机器》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把人的动机比喻为机器中释放能量的弹簧。
1746年，拉曼特利已从法国逃亡到了阿姆斯特丹。他曾写了一本名为《灵魂的自然历史》的书。巴黎议会极不喜欢那本书，命令悉数烧毁。
这一回，他谨慎地匿名出版了他的小册子《人一机器》。当时被公认为欧洲最为宽容的荷兰人居然震怒于此，并企图查明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加以报复，他们几乎达到了目的。拉曼特利被迫再次逃亡，这次他逃到了柏林，4年后他在那里去世，终年42岁。
虽然拉曼特利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但他并非是将人比作机器的始作俑者。笛卡尔一个世纪之前在他的《人类》一书中早已为之。他亦曾从故乡法国迁往阿姆斯特丹，这在时间上与伽利略（Galileo）与梵蒂冈之间就科学方法本身的纠葛大致上差不多。有人会说，笛卡尔之所以不必像拉曼特利一样从荷兰出逃，是因为他谨慎地在安然死后若干年才出版那本书。
笛卡尔及其追随者并不想禁止所有关于精神的论述；事实上，他们特别关心的事情之一是想在大脑中准确地确定“灵魂的宿居处”的位置。这是学院派传统的继续，这种传统专注于充满脑脊液的脑室。500年前的宗教学者认为灵魂的各个部分分处于这些空腔中：记忆居于其一；幻想、想象和常识居于其一；思维和判断又居于其一。在他们看来，脑室就像一只装了魔鬼的瓶子一样，是存放灵魂的容器。笛卡尔认为，松果腺是控制中心所处的较佳位置，其依据是，脑内不成对出现的结构甚少，而松果腺是其中之一。
现下正是千年之末。虽然还存在神权政治国家，在那些国家里使用隐晦的表述方式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已不再为用机器来比喻精神而小磨。我们甚至能够对精神与机器之间的任何类比的原则性基础加以讨论。人们振振有词地论证说，精神是富有创造性、不可预测的，而我们知道机器缺乏想象力，但却是可靠的。因此，诸如数字计算机这样的机器乍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不合情理的类比。
说得对！但是笛卡尔只是说，在谈论脑时把它看作好象是一架机器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层层剥开洋葱，你就不断地取得了进展。即使真还有什么别的东西隐匿于其外层之下，科学家倾向于认为并不存在任何东西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知的，总是可以尝试作别的可能的解释。这种科学的策略——别与科学结论相混淆——在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中已经产生了一场革命。
对精神的机械论的研究方式长期以来一直缺少一种至关重要的机制，即自展机制。我们习惯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使是一件不错的人工制品，例如一块表，尚需要有一位高明的钟表设计师。这是一种常识，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机械唯物论一样，尽管它是错误的。
但是，甚至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就知道精致的东西也可以从简单的初始物演化（自组织）而来。正如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并不乐意接受这种自展性观点：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一直使我入迷，但是这些年来，我已经发现有各式各样伪思想家无法掩饰他们并不喜欢达尔文的伟大思想。这些人形形色色，从吹毛求疵的怀疑论者到公然表示敌意的都有。我还发现，不只是外行和宗教思想家，而且有在俗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甚至生物学家，他们似乎倾向于认为达尔文是错的。
但是，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在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后仅15年，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 ）在给朋友的信中阐述了他的观点：在精神中有达尔文过程的参与。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才刚开始用适当的脑机制为达尔文主义的这一观点赋予真实的内涵。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谈论着过量产生的突触的选择性存活问题，那只是达尔文主义的并不真实的版本而已，就像把一幅图案镌刻在木块上那样。现在我们也看到，大脑的布线可能是充分地按达尔文过程运转的，这种过程在意识的时间尺度上进行，自毫秒级至分钟级。
这是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使不甚确实的东西逐渐成形。它包括产生许多一定模式的大脑放电的拷贝，让这些拷贝出现某种变异，然后让那些变异体在一个工作空间范围内竞争以取得主导地位（就像马唐和六月禾一在我的后院草坪中竞争一样）。竞争的结局取决于那些放电的时空模式与“道路上的沟沟坎坎”（储存于突触强度中记忆的模式）相契合得有多好。正如你将看到的，这种达尔文机是我所热衷的主题，但是在转入主题之前，让我们先对智力是什么，又不是什么有一些概念上的认识。
新闻记者们常用的提问内容是：“谁一什么一哪里一何时一为何一如何”。这对于探索智力的奥秘是一种有用的策略，这可以避免不成熟的定义。我将从智力由“什么”构成，何时需要智力开始——因为这词有众多的涵义，有时很容易被搞混（正如意识一词一样）。将智力一词略为狭义化，不把婴儿随洗澡水一起倒掉，是下一章的任务。然后，我将着手处理各种不同层次的解释，以及“意识”这个词引起的混淆。
在探索智力“如何”进化的问题时，尤其是在讨论人类的远祖的智力进化时，以考察冰河期的演化来作类比具有重要意义。阿拉斯加的海岸线是考察仍处于活动期的冰川的最佳场所。冰川湾长约80千米，200年前它还被冰川填满，现在则挤满了引起交通阻塞的海豹、独木舟和游船，我将联系冰川湾的来龙去脉来说明“杂家”的能力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尽管从效率的角度而言，专家在某一领域中总是更高明。对这个问题是否有简单的答案呢？回答是：正是因为气候不断突然地、不可预期地改变，从而使效率不再是最关键的因素。
在第四章中，我将讨论解析具有句法的复杂句子所需的思维机构。许多观察者，包括我本人，都设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智力的大飞跃是由某些逻辑结构所产生的，这些结构是一种具有语法的语言所需要的，对其他作业也有用。黑猩猩和倭猩猩”（非洲侏儒黑猩猩是一种明显不同的猿，现在的英文名字是沿袭当地人所用）使我们能从某一重要的角度来判定语言在智力和意识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只有骨头和化石，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远房表亲那里对我们祖先的行为有所了解。
第五章是从达尔文过程的角度来讨论收敛性和发散性思维问题。小型的神经生物学会议，如我在蒙特里湾（Monterey Bay）参加的那个会议，肯定例示了收敛性思维——随着对记忆机制研究的深入，所有的专家都试图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些企图发现科学理论或想写诗的有创造性的人需要发散性思维，或者更普通的，为了弥补多选题考试中的出错也需要这种思维。每当神经生物学家对记忆贮存机制提出一种解释，听众中就会有人提出运用发散性思维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几种不同的解释。如何将新奇的构思上升为高质量的理论而又有异于用手把一团粘土塑造成一个陶罐呢？回答可能在第五章的标题中。达尔文进化过程在千万年的时间过程中形成新的物种，而在持续数周的免疫反应中产生新的抗体，同样也可以在思维和动作的时间尺度上形成思想。
在第六章中，我将把精神过程与其他已知的达尔文过程加以类比。我将说明我们的脑是如何（从生理学机械论的角度）对表象进行操作从而引起复制竞争，这种竞争可以是达尔文式的，能从杂乱无章中形成一种合理的猜测。把问题化解为大脑密码（就像苹果和橙子包装上用以表示实物的抽象的条型码）和大脑回路（尤其是皮层表层中用以处理“内部邮件”的回路），使我能对高级智力功能，如我们怎样猜测，说以前没说过的话，甚至展开比喻的翅膀，作迄今为止的最为成功的探索。
“达尔文机”的这个大脑版本在我看来将根本上改变我们关于人的概念。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渡渡鸟所说的，解释一种游戏的最佳方法莫过于演示了，我将带你们漫步走过形成思维和决定的达尔文过程。我很高兴地说，描述意识并不见得像描述如何骑自行车那么难；而且，在对它的过程产生一种感觉而不仅仅是满足于抽象的评述之后，你将更好地理解它。（如果你跳过我所钟爱的这一章，你从第五章和第七章得到的将是抽象的论述。）
在最后一章里，我将对以前章节中所讨论的关于智力的各要素作一总结，主要是着重于对某些机制的讨论，如果一种外来的智能或人工智能要在广阔的范围内（从聪敏的猩猩到人类的音乐天才）进行运转就会需要这些机制。最后我将对任何向超人智力的过渡提出一些告诫，正如象棋红后对爱丽丝提出的关于“竞赛”的告诫那样：想要留在原地你必须不断奔跑。
一种理论把人描述成一架为外界压力所推动的感应机器，剥夺其所有的创造性和自发性。第二种理论赋予人“游戏空间”，创造各种思想，并进行尝试。认识世界，按第一种观点意味着受限于这个空间；按第二种观．或，意味着在其中进行探险。
沃特金斯（J．W．N Watkins）
绥伦·克尔恺郭尔德（seren Kierkegaard）
所有具有复杂神经系统的机体都不时面临生活所提出的问题：下一步我该干什么？
休·萨维奇一伦堡（Sue Savage－Rugbgllgh），
罗杰·卢因（Roger Lewin）
让·皮亚杰（JeanPiaget ）曾说，智力是你不知怎么办时动用的东西（这是对我试图论述智力时所处情景的确切的描述）。如果你擅长于对生活提出的各种选择题找到正确的答案，那你的确能干。但是，富有智慧则有更多的涵义，这是一种创造性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你会迅即想出新的主意，各种答案在你的大脑中接踵而至，一些比另一些更好。
每当我们看着冰箱中的残羹剩肴，思忖着为准备晚餐还需要从食品店添置些什么时，我们所表现的智力连最能干的猿都望尘莫及。一流的厨师会把各种配料有趣地组合起来而让我们目瞪口呆，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些配料竟然会混杂在一起。诗人特别善于词语的排列，这种排列所产生的富有感染力的涵义使人折服。我们大家每天也都在千百次地锤炼出新的表达方式，把词和手势加以重组以传达新的信息。每当你想说一句你以前从未说过的句子时，你所面临的创造性问题正如厨师和诗人所面临的一样——在你将它说出之前的最后一刻，你还在大脑中反复思忖。
近年来，我们对确定在脑中的什么位置处理语义的那些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我们常常发现动词是在大脑额叶，而由于某种原因，专有名称似乎偏爱颞叶前端，而颜色和工具的概念则似乎见于左颞叶后部。但是智力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位置。它是一种有许多脑区参予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我们探寻新的涵义，这常常是“有意识地”进行的。
对智力有经验的研究者，如智商（IQ）研究人员，避免用“意识”（consciousness）这个词。我的许多神经科学家同行同样也避免使用“意识”这词（倒是有些物理学家却一直乐于用初涉足者常犯的错误来填补真空）。一些临床大夫并非故意地轻视“意识”，他们把它重新定义为单纯的“唤醒”（arousability，虽然把脑子视为意识中枢，但实际上这就像是把开关和光混淆起来一样）。我们或者可以把“意识”重新定义为单纯的“觉察”（awareness），或是定义为选择性注意的“探照灯”。
这些理解都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但它们都忽视了精神活动的主动性，正是通过这种主动性，你创造、修饰、再创造你自身。你的智力性精神活动是你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在不停地变化，它部分处于你的控制之下，部分则不为你的内省所察觉，甚至是变幻莫测的（在你每晚四五个睡梦阶段中，它几乎完全不受你的控制）。在本书中我试图阐述，当你驾驭你自己从一个主题转向另一个主题；当你建立和否定不同的可能性时，你的内部精神活动是如何一刻不停地发展的。这种阐述不仅基于心理学家对智力的研究，更多地来自行为学、进化生物学、语言学和神经科学。
曾有一些良好的理由来避免对意识和智慧作全面的讨论。在科学研究中有一种非常好的策略，那就是把问题分解为各个小块，当机械论的解释无助于你构建逼近一个含混的主题的研究途径时尤其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一直在这么做。
第二个理由是对所有的人（除了圈内人外）掩饰真正的争议点以避免麻烦，用现代习语来说，就是保持否认的本领。有些词虽有日常涵义，但也具有仅为圈内人所使用的特殊的转义。每当我看到这些词时，我总会想起代号来。几个世纪以前，对精神作一种不加掩饰的机械论的类比会使你闯下大祸——甚至在比较宽容的西欧。应该承认，朱利恩·拉曼特利（Julien Offory de La Mettrie）在不经意中说的并不全错。这位法国医生（1709一1751）在1747年曾写过一本名为《人一机器》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把人的动机比喻为机器中释放能量的弹簧。
1746年，拉曼特利已从法国逃亡到了阿姆斯特丹。他曾写了一本名为《灵魂的自然历史》的书。巴黎议会极不喜欢那本书，命令悉数烧毁。
这一回，他谨慎地匿名出版了他的小册子《人一机器》。当时被公认为欧洲最为宽容的荷兰人居然震怒于此，并企图查明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加以报复，他们几乎达到了目的。拉曼特利被迫再次逃亡，这次他逃到了柏林，4年后他在那里去世，终年42岁。
虽然拉曼特利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但他并非是将人比作机器的始作俑者。笛卡尔一个世纪之前在他的《人类》一书中早已为之。他亦曾从故乡法国迁往阿姆斯特丹，这在时间上与伽利略（Galileo）与梵蒂冈之间就科学方法本身的纠葛大致上差不多。有人会说，笛卡尔之所以不必像拉曼特利一样从荷兰出逃，是因为他谨慎地在安然死后若干年才出版那本书。
笛卡尔及其追随者并不想禁止所有关于精神的论述；事实上，他们特别关心的事情之一是想在大脑中准确地确定“灵魂的宿居处”的位置。这是学院派传统的继续，这种传统专注于充满脑脊液的脑室。500年前的宗教学者认为灵魂的各个部分分处于这些空腔中：记忆居于其一；幻想、想象和常识居于其一；思维和判断又居于其一。在他们看来，脑室就像一只装了魔鬼的瓶子一样，是存放灵魂的容器。笛卡尔认为，松果腺是控制中心所处的较佳位置，其依据是，脑内不成对出现的结构甚少，而松果腺是其中之一。
现下正是千年之末。虽然还存在神权政治国家，在那些国家里使用隐晦的表述方式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已不再为用机器来比喻精神而小磨。我们甚至能够对精神与机器之间的任何类比的原则性基础加以讨论。人们振振有词地论证说，精神是富有创造性、不可预测的，而我们知道机器缺乏想象力，但却是可靠的。因此，诸如数字计算机这样的机器乍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不合情理的类比。
说得对！但是笛卡尔只是说，在谈论脑时把它看作好象是一架机器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层层剥开洋葱，你就不断地取得了进展。即使真还有什么别的东西隐匿于其外层之下，科学家倾向于认为并不存在任何东西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知的，总是可以尝试作别的可能的解释。这种科学的策略——别与科学结论相混淆——在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中已经产生了一场革命。
对精神的机械论的研究方式长期以来一直缺少一种至关重要的机制，即自展机制。我们习惯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使是一件不错的人工制品，例如一块表，尚需要有一位高明的钟表设计师。这是一种常识，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机械唯物论一样，尽管它是错误的。
但是，甚至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就知道精致的东西也可以从简单的初始物演化（自组织）而来。正如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并不乐意接受这种自展性观点：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一直使我入迷，但是这些年来，我已经发现有各式各样伪思想家无法掩饰他们并不喜欢达尔文的伟大思想。这些人形形色色，从吹毛求疵的怀疑论者到公然表示敌意的都有。我还发现，不只是外行和宗教思想家，而且有在俗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甚至生物学家，他们似乎倾向于认为达尔文是错的。
但是，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在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后仅15年，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 ）在给朋友的信中阐述了他的观点：在精神中有达尔文过程的参与。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才刚开始用适当的脑机制为达尔文主义的这一观点赋予真实的内涵。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谈论着过量产生的突触的选择性存活问题，那只是达尔文主义的并不真实的版本而已，就像把一幅图案镌刻在木块上那样。现在我们也看到，大脑的布线可能是充分地按达尔文过程运转的，这种过程在意识的时间尺度上进行，自毫秒级至分钟级。
这是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使不甚确实的东西逐渐成形。它包括产生许多一定模式的大脑放电的拷贝，让这些拷贝出现某种变异，然后让那些变异体在一个工作空间范围内竞争以取得主导地位（就像马唐和六月禾一在我的后院草坪中竞争一样）。竞争的结局取决于那些放电的时空模式与“道路上的沟沟坎坎”（储存于突触强度中记忆的模式）相契合得有多好。正如你将看到的，这种达尔文机是我所热衷的主题，但是在转入主题之前，让我们先对智力是什么，又不是什么有一些概念上的认识。
新闻记者们常用的提问内容是：“谁一什么一哪里一何时一为何一如何”。这对于探索智力的奥秘是一种有用的策略，这可以避免不成熟的定义。我将从智力由“什么”构成，何时需要智力开始——因为这词有众多的涵义，有时很容易被搞混（正如意识一词一样）。将智力一词略为狭义化，不把婴儿随洗澡水一起倒掉，是下一章的任务。然后，我将着手处理各种不同层次的解释，以及“意识”这个词引起的混淆。
在探索智力“如何”进化的问题时，尤其是在讨论人类的远祖的智力进化时，以考察冰河期的演化来作类比具有重要意义。阿拉斯加的海岸线是考察仍处于活动期的冰川的最佳场所。冰川湾长约80千米，200年前它还被冰川填满，现在则挤满了引起交通阻塞的海豹、独木舟和游船，我将联系冰川湾的来龙去脉来说明“杂家”的能力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尽管从效率的角度而言，专家在某一领域中总是更高明。对这个问题是否有简单的答案呢？回答是：正是因为气候不断突然地、不可预期地改变，从而使效率不再是最关键的因素。
在第四章中，我将讨论解析具有句法的复杂句子所需的思维机构。许多观察者，包括我本人，都设想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智力的大飞跃是由某些逻辑结构所产生的，这些结构是一种具有语法的语言所需要的，对其他作业也有用。黑猩猩和倭猩猩”（非洲侏儒黑猩猩是一种明显不同的猿，现在的英文名字是沿袭当地人所用）使我们能从某一重要的角度来判定语言在智力和意识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只有骨头和化石，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远房表亲那里对我们祖先的行为有所了解。
第五章是从达尔文过程的角度来讨论收敛性和发散性思维问题。小型的神经生物学会议，如我在蒙特里湾（Monterey Bay）参加的那个会议，肯定例示了收敛性思维——随着对记忆机制研究的深入，所有的专家都试图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些企图发现科学理论或想写诗的有创造性的人需要发散性思维，或者更普通的，为了弥补多选题考试中的出错也需要这种思维。每当神经生物学家对记忆贮存机制提出一种解释，听众中就会有人提出运用发散性思维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几种不同的解释。如何将新奇的构思上升为高质量的理论而又有异于用手把一团粘土塑造成一个陶罐呢？回答可能在第五章的标题中。达尔文进化过程在千万年的时间过程中形成新的物种，而在持续数周的免疫反应中产生新的抗体，同样也可以在思维和动作的时间尺度上形成思想。
在第六章中，我将把精神过程与其他已知的达尔文过程加以类比。我将说明我们的脑是如何（从生理学机械论的角度）对表象进行操作从而引起复制竞争，这种竞争可以是达尔文式的，能从杂乱无章中形成一种合理的猜测。把问题化解为大脑密码（就像苹果和橙子包装上用以表示实物的抽象的条型码）和大脑回路（尤其是皮层表层中用以处理“内部邮件”的回路），使我能对高级智力功能，如我们怎样猜测，说以前没说过的话，甚至展开比喻的翅膀，作迄今为止的最为成功的探索。
“达尔文机”的这个大脑版本在我看来将根本上改变我们关于人的概念。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渡渡鸟所说的，解释一种游戏的最佳方法莫过于演示了，我将带你们漫步走过形成思维和决定的达尔文过程。我很高兴地说，描述意识并不见得像描述如何骑自行车那么难；而且，在对它的过程产生一种感觉而不仅仅是满足于抽象的评述之后，你将更好地理解它。（如果你跳过我所钟爱的这一章，你从第五章和第七章得到的将是抽象的论述。）
在最后一章里，我将对以前章节中所讨论的关于智力的各要素作一总结，主要是着重于对某些机制的讨论，如果一种外来的智能或人工智能要在广阔的范围内（从聪敏的猩猩到人类的音乐天才）进行运转就会需要这些机制。最后我将对任何向超人智力的过渡提出一些告诫，正如象棋红后对爱丽丝提出的关于“竞赛”的告诫那样：想要留在原地你必须不断奔跑。
一种理论把人描述成一架为外界压力所推动的感应机器，剥夺其所有的创造性和自发性。第二种理论赋予人“游戏空间”，创造各种思想，并进行尝试。认识世界，按第一种观点意味着受限于这个空间；按第二种观．或，意味着在其中进行探险。
沃特金斯（J．W．N Watkins）
虽然先天的信息加工，本能的行为，内在的和谐协调的动机和动力，以及固有导向性的学习，都不失为动物认知的基本要素，但它们却不像是与思维、判断、决策等相关联的更深奥的精神活动王国的一部分。那么思维究竟为何物？我们又怎样认识其在其他生灵最为隐秘的器官——脑——里是如何工作的呢？一方面，我们习惯于相信真实思维贯穿于审美、道德及决策行为之中，另一方面，至少在某些动物，精致的编程能够建立似乎是思维的错觉。有什么行为准则能使我们将两者加以区别呢？是否像人工智能的鼓吹者所设想的，所有的——包括人类的——思维，都只是高明编程的结果呢？
詹姆斯·古尔德（JamesL．Gould）
卡罗尔·古尔德（CarolGrandGould）
《动物的心智》
人们总是用十分狭窄的术语为智力设定框架，好像它是某种数字，可以指派于人。这个数字越大越好，就像棒球比赛中的“击球率”那样。智力总是用各种不同的指标来加以度量的，诸如空间能力、言辞理解力、词语表达的流畅性、数字能力、归纳推理、感知速度、演绎推理、机械性记忆力等等。近数十年来有一种趋势，就是把这些种类繁多的测试亚类视作“多重性智力”。确实，为什么要试图把智力一锅煮成单个数字而把这些能力混杂起来呢？
简短的回答是：单个数字似乎告诉我们一些新东西——虽然过于泛化会有害处，但是它提供了某些有趣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对一种智力测试亚类做得出色决不预示他对另一亚类的测试做得一定糟糕；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对其中一类测试做得不错，他对其他测试亚类的表现常常优于平均水平。
这就好像在做测试的能力方面存在某种共同的因子。所谓的“普通因子“g”表示了不同测试亚类间这种有意思的相关。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Jensen）指出，对g的两种最强的影响是速度（诸如你在固定时间内能回答多少问题）和你在头脑中能同时应付事项的数目。类比问题A之于B即如C之于（D，E，F），通常要在头脑中至少同时保持多个概念，并作比较。
所有这些都使智商很像是对大批生产快餐的厨师的一种职业描述，他要同时应付制作6份不同的快餐，一小时接着一小时，一刻也不间断。因此，高智商对于大多数人那种平常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而仅在要求迅捷、多能的场合才是重要的。要在复杂或多变的职业中（如当一名医生）干得出色，高智商通常是必需的；对从事中等复杂程度的职业（如当秘书或警察），它也是一种优点，但是对于仅需要按常规且不那么匆忙作出决定或解决简单问题的职业，高智商提供的长处十分有限。例如，对于职员或出纳员来说，其可靠性和交际能力可能远比其智力更重要。
智商肯定是智力的很使人着迷的一个侧面，但它并不把其他方面均囊括其中。我们不应该错误地把智力还原成评分标尺上一个简单的数字，那就像用一种统计数字（如传球成功的百分比）来表征一场足球比赛一样。不错，就足球联合会整体而言，取胜与该统计数字显著相关，但对足球来说远非成功的传球一项。有些球队赢了球正是因为有其他长处，他fIJ可能连一次成功的传球都没有。智商在许多情况下确与“取胜”有关，但这并非智力的全部，就像成功的传球并非足球的全部一样。
我把智力视作神经生理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个体大脑组构众多侧面的集大成者，正是依靠这些，人们能做以前未做过的事情。我们虽然还不能解释它的全部辉煌，但是已经懂得了它的某些方面，如行为方面，神经生理学方面，以及以秒为单位运转的类似于进化的过程。我们甚至对自组织原理也有所了解，这些原理导致进化中质的突变和新的层次的形成，就像在范畴和比喻间进行竞争时所发生的那种情况。
关于智力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谁”的智力更多，而在于智力是“什么”？“何时”需要智力？智力又是“如何”运转的？智力的涵义包括聪颖、预见、速度、创造性，能同时应付多少事件，以及其他。
人类智力的产生是否是由于我们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多？如果只是像看甜瓜似地用尺寸的大小来衡量脑，那就有可能产生误导。脑只有外面那一层——大脑皮层——明显地与形成新的联想有关，而脑实体的大部分是绝缘物质。它们将联结大脑各部分的“导线”包裹起来：绝缘越好，信号传递越快。随着动物变得越来越大，“导线”越来越长，这就需要更好的绝缘来加速信号的传递，并保持较短的反应时。这种绝缘使脑白质的尺寸增加，即使皮层的神经元数保持不变。
甜橙皮只是甜橙的一小部分，而人的大脑皮层甚至比甜橙皮还薄，大约只有2毫米，仅相当于两枚10美分硬币的厚度。人的大脑皮层布满了绉褶，但是如果把它剥离下来并将它展平，它的面积大约相当于4张打印纸。黑猩猩的大脑皮层只有一张打印纸那么大；猴子的像明信片那么大；老鼠的只有邮票那么大。如果我们在展平的大脑皮层上布上细网格，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皮层区，每一个小的四方网格中神经元数大抵相同（但初级视皮层例外，在所有的双眼动物中，这一区域有众多的其他小神经元）。因此，如果对于一种特定的功能需要更多的神经元，大脑皮层就需要更大的表面积。
我们认为，因为觅食对视觉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使猴在世代发育过程中视皮层（而不是听皮层）增大，这就是说，这一进化在这里产生一个凸起，尔后，当某种别的进化选择压力起作用时，也会在那里产生一个凸起。但是，是否任何非嗅觉性（如视觉）功能要求更多脑空间的自然选择导致对所有其他功能也会产生同样的要求？人们现在对此深表怀疑，因为从发育的角度来看，要使脑出现区域性的增大通常是困难的。因此，增大一个区也使所有区增大可能是普遍规则，而非例外。
如果说只有一种导致“免费的午餐”式的进化途径是不够的，那么这里还有一种途径：新的功能最初出现常常借助于在备用的时间内使用脑中某一预先存在的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脑区是多功能性的，这就使我们无法在各区贴上标签。那么，何种已存在的功能与自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发生的聪颖和预见能力方面的跃变最有关系呢？大多数人会说是语言。在我看来，一种对语言和手的动作的协调共通的“基础性能力”（见诸于我们闲暇时的音乐和舞蹈中）比仅为语言功能的特殊能力更说明问题。
智力有时被描述为脑中参与求知区域的拼镶，是所有对期望十分敏感的感知机制的总和。这肯定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对智力只是下这么个广泛的足以包含脑的大部分功能的定义，那么这样一种表达并不能推进你的认识，就像你把意识的涵义扩展到覆盖植物的生命所做的一样。一览表并非解释，不管它是多么有趣，也不管论题可能有多么需要包括在入门课程中。从智力的内涵中消除感知机制并非我的目的，我是想阐明猜测的基础，以及产生分层稳定性的那些自组织的层次。
西班牙医生胡安·瓦特（JuanHuarte）在1575年把智力定义为学习、作判断的能力和想象力。在现代文献中，智力常常指的是抽象思维的能力，推理的能力和把大量信息组织为有意义系统的能力。这不仅很像试图定义自身的学究，而且作为一种易于扩展至其他动物的定义，其立意太高。对于了解智力是什么，更好的出发点是有关动物行为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对智力作出了良好的可操作的定义，这些定义均以在解决问题方面的多方面才能为出发点。
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曾经讽刺地评论道“美国人研究的动物四处狂奔，其匆忙以及精力令人难以置信，它们最后偶然地得到了它们想得到的结果。德国人所观察的动物静坐思考，而最后从其内在的意识中得到答案。”罗素在1927年所作的这番调侃，是对科学研究方式的一种英国式的评述，这段关于解题睿智的俏皮话也向我们例示了在洞察和随机性反复试验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的歧见。洞察是智力行为，这毋须争辩。“纯随机性”在通常对问题的讨论中则不在此列，但我们因之而被误导。对此我们在以后将详作论述。
我喜欢皮亚杰所强调的，智力就是你不知怎么办时动用的东西，这抓住了新奇这个要素。智力就是无计可施，而惯常的做法不奏效时所需要的应付能力，所谓计上心来。试想一下爵士音乐的即兴创作，它不是那些精心构思的作品，如莫扎特或巴赫的协奏曲。智力是在举手投足的瞬间所作的即兴创作和完善的过程。
神经生物学家霍勒斯·巴洛（HoraceBarlow）把问题表达得更简洁，他向我们指明了智力中可用实验测试的那些方面。他说智力就是作猜测——当然不是旧的猜测，而是在于发现一些新的、内在的秩序。“出色的猜测”清楚地把很多方面都包括进去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论点中的逻辑关系；碰巧想到一个合适的比喻；建立一种令人愉快的和谐关系或是作出机智的答复，或者预测即将发生的事。
确实，很多时候你会习惯地甚至是下意识地猜测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例如在听故事或是听音乐时。让一个啼哭的孩子来填充每句歌词的最后一个字使孩子分心而使他停止啼哭，极为有效，许多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都使用这种方法。下意识的预测常常是为什么一句开玩笑的妙句或是巴赫名曲的突然变奏能让你发愣的原因——你下意识的预测和实际的不吻合令你感到意外。有点小小的偏差往往不失幽默，但是紊乱的环境令人不悦，就像如果某一天你的职业不稳，充斥噪音、或司机驾车老出错，或陌生人蜂拥而至，你预想的和实际发生的老是对不起来，你就会心烦意乱。
我又是怎么对付这种环境的不和谐呢？让我们把预测放回到一种较合适的水平，而不要全身心地沉溺于去预测什么必然会发生，而使自己烦躁不安。那样做，你可以使自己相信你还能胜任预测。或许那就是为什么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折腾了一天之后，你会在宗教仪式、音乐中或情景喜剧”中去寻找轻松——那时又能愉快地去不断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初涉足者常犯的错误之一是将智力与有目的复杂性行为等同起来。精致而复杂的行为本来可能是寻找智力标志的合理所在。毕竟，我们的语言和预见行为无疑是智力行为的某些方面，而且它们也是够复杂的。
但是动物的许多复杂行为是先天的，是与生俱来的，并不需要学习。这些行为不易变更，常难以随意演示。这些一成不变的动作模式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并不深究其目的，它们只是按序进行的。
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学习得来的行为都可能是持续和复杂的。就拿一个白痴学者的行为为例，他能记住很多事情的细节，但是却缺乏把信息分解为有意义的部分加以重组，在一种新的情景下加以利用的能力。鲸的呼叫和昆虫的筑巢同样是非智力性的。
鲸和鸟的连贯的鸣叫也并非是智力的表现。大多数无意识的行为往往是连贯的，一个完成后引来下一个：鸟紧随求偶行为之后是筑巢、下蛋、孵化等复杂过程，然后则是各种定型的对后代的照料行为。实际上，行为越是复杂、“有目的”，它可能离智力行为就越远，这是因为自然选择已经确保其完成的途径，留下了很少的机遇。对于学习，通常只是对一些很简单的事情而言，并非对复杂的、呈链锁性的意义重大的行为。
我们并不那么理解我们的某些行为，如打呵欠，或拥抱和接吻的欲望（倭猩猩和黑猩猩也有这些行为），动物也不见得理解它们的行为。我们常喜欢刨根问底，就此而言，大多数动物在通常情况下并不那么渴求“了解”什么，它们也没有创新的企图，至多只是一些小小的变化和缓慢的学习过程。思维好像是一种备而不用的东西，要在事物正常的进程中对此加以依靠那就太慢了，而且时常容易出错。
智力的最佳标志见于这样的情况：动物面临一些较简单但又不易预料的问题。对这些罕见而新奇的情况，进化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动物必须即刻动用它的智力。虽然我们常用“智力”来指范围广泛的能力和实现这些能力的效率，但是其中也蕴涵灵活性和创造性。用行为学家古尔德夫妇（JamesandCarolGould）的话来说，即“摆脱直觉的束缚，创造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的能力。”这就大大局限了讨论的范围。
在收敛性思维的测试中，几乎总是只有一个结论或答案，这个答案被认为是唯一的，思维必须沿着该答案的方向汇聚或被控制……另一方面，在发散性思维中，思维则沿不同的方向进行探索。当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时，这一．火显得最明显。发散性思维的特性就在于不受约束。它允许思维自由地向各个方向发展…否定旧的答案，向别的方向探索是必要的，足智多谋的人更可能成功。
吉尔福德（J．P．Guflford）
在话题转向智力时，许多人会想到关于聪明的动物的故事。他们坚持说，狗肯定是有智力的。大多数这样的故事往往就是描述狗对语言的理解能力有多强，或它们是如何深知主人的意图。
行为学家和动物心理学家将耐心地回答，狗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它们总是听命干主人，就像野狗听命于狗王一样，它们会问：“主人，有何吩咐？”或像孩子似地会寻求情绪上的爱抚，希望引起恩宠。对驯化狗说话也是诱导这些天生的倾向，虽然你的话本身并不携带信息。人们并没有认识到代理狗王（那就是你）的声调和形体语言本身传送了多少信息。如果你对你的狗念今天报纸的标题，用的音调、目光、姿势和以往让它给你取拖鞋一样，它没准也能把你的拖鞋取来。
在很多情况下，事情并不太容易被混淆；环境本身（人、地点、情境、周围的物体）几乎为狗对命令作出恰当的反应提供了所有的信息。大多数狗能做的事很有限，对于它们来说不难猜到该做什么。训练一条狗按命令取10来种不同的东西，对狗来说是一种更困难的要求，这纯粹是因为狗很难猜出你的意图。如果你相信你的狗能懂人话，那么请让别人通过某些通讯设备从另一间房间对它说同样的话，这就排除了大部分的环境暗示。许多聪明的动物通不过这个需要理解力的对话的严格测验，甚至那些受过强化训练的能对图形符号作反应的黑猩猩也不行。但是在熟悉的环境中，按情景作出选择又十分明显的时候，狗确实多半能通过较容易的测验，演示一些指定的动作。能做多少种动作是衡量智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狗有许多本能的行为，诸如看管羊群，以吠声示警等；它们能够学会许多其他的东西。正如心理学家斯坦利·考伦（StanleyCoren）观察到的，在经过强化训练之后它们甚至能掌握数量相当可观的可资交流的信号。“我的宠物狗拥有总数为90个可接受的词汇量，其中约65个为词或词组，另外约25个为信号或手势。同时，它们可表达的词汇量约60个，其中约25个以声音表达，约35个以体态表达。但是它们对句法或语法却一窍不通。如果拿它们与孩子相比，它们在语言习惯上相当于18～20个月的幼儿。已经学会一些手势语的倭猩猩的得分则大约相当于30个月的幼儿。”学习的速度也与智力有关。狗和海豚之所以在接受训练后能完成一整套动作，是因为它们通常比猫学得更快。因此，“智力”是由诸多东西组成的复合物，它与许多心智能力有关。也许智力正是把在智能行为中起作用的那些能力有效地组合起来。动物对恰当行为的选择可能是认识动物智力的关键所在。在许多有关“聪明动物”的故事里，动物只是按令行事而并非能自己思考。除非作滑稽动作闹着玩，皮亚杰创造性要素常常在面临模棱两可的任务时丧失殆尽。关于非人类智力的科学文献试图解决创新的问题，然而，因为大多数被认为有智力的动物的动作无法得以重复，因此这些文献难免有诸多的趣闻轶事（《马基雅弗利的智力》即为一本以猿类为主题的好书）。强调不同种属间的比较，能够以某种方式减少轶闻式的证据对科学带来的危害。比如说，多数狗不能解开将其系于树上的皮带，但是黑猩猩没准能。在笼门上扣一个像系狗皮带一样的撤扣足以将大多数小猴子锁在里面了，即使它们够得着去拨弄那门扣也无济于事。但是类人猿则会设法弄开它，所以你必须用锁才行，而且不能把钥匙留在那里！猩猩会行使骗术，即猜测另一只猩猩可能在想什么，并加以利用，而大多数猴子似乎没有行骗的思维机构。
对许多人来说，智力的实质就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机敏。如果一个动物格外善于解决问题或作出创造性的举动，我们便会认为它特别聪明。但是人类的智力则是由另外一些附加的标准来判定的。
当我试以智力定义为“创造性聪明”求正于我的一位同事时，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并开始引述一些有关聪明的例子。
当提及某人有多聪明，你会说，“呵，他是很聪明。”这时候，你是指他谈吐得体，应答灵敏，长于迅即随机应变。但是他并不能很好地完成他的计划，也缺乏作长远考虑的优点，如策略性，持之以恒和良好的判断。
是的，我同意，真正的聪明也要包括预见。但是从猩猩的行为来看，它们并不为明天多虑，它们顶多偶然作半小时之久的打算。
所以，对未来的设想可能是猿进化到人时智力上的一个发展。“智力也包括想象力”，我又补充说，并记起了我曾经对一群高智商的人作过一次餐后演讲。虽然每一位听众在智商测验中都得高分，但他们中的一位想象力之差实在令我惊诧。那时我突然意识到，以前我一直以为智商和想象力是并行的，但是想象力只是在形成某些高质量的东西时才对智力有所贡献。
幻想症患者都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但这并不使他们聪明。
其实智商只能度量那些被普遍理解为智力行为的某些方面。智商测验本质上并不包括对预作计划能力的测试。
如果说我有时会构思出独创性的观点，那是因为我一直极易把各种观点混淆起来……因为发现了旁人不会想到的不着边际的类比和关系！旁人很少会把这些混淆起来，他们借助细致的分析向前推进。
肯尼思·克雷克（KennethJ．W．Craik），《解释的本质》
有足够量的各种各样构建单元可能是重要的。列举出感觉和运动的全套本领（如考伦对狗所作的那样）是有用的，只要不对刺激一反应的分叉性过于咬文嚼字。有时反应的出现无明显的诱发因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猩猩漫无目的地把叶子从树枝上扒拉下来。刺激一反应的关系往往是不显现的；动物寻找刺激源本身就是形成其反应的一部分。注意到这些因素，让我们来考虑刺激一反应的若干经典的实例。
许多动物有感觉的模板，它们用这种模板来选择看到的东西的大小（和形状），像孩子用不同的糕点切割器来比试焙烤的各种圣诞糕点，看看是否有哪一个与某一特定的糕点相配。比如说小鸟会在鹰飞过时将身体绒绵起来，就好像它们脑子里关于鹰的形象是与生俱来的。事实并非如此。最初它们在任何鸟飞过时都将身体蜷缩起来，后来它们能认出某些常见的鸟了；当形象熟悉了，它们便不再躲避。由于这种习性，它们最后只有在不常见的、模样奇特的鸟及掠食者（如鹰）飞过时才躲避——这些鸟不常见是因为居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并不多。
所以，躲避是对新奇东西的反应，而不是对一种固定的“警示性”搜索图象的反应。那就好像孩子发现一块形状古怪的糕点，与哪一个糕点切割器都不配，那会使他很不高兴。
作曲家们注意到，纯粹的泛音（如长笛产生的）比较柔和，而杂乱的泛音（重金属音乐或某些歌手，如迈克·杰克逊刺耳的嗓音）似乎是威胁性或警示性信号。我一直在想，由神经损伤所产生的失调的感觉常因同样的理由使人感知为痛苦，而并非单纯的无意义。
除了对熟识的景物和声音有感觉模板外，动物也有许多动作模式可作挑选。鸳鸯能决定是下水巡弋去搜索食物，还是飞到另一个池塘去，或是伸开翅膀将其晾干（它们不像鸭子的羽毛那样富含油脂），抑或只是站在那里——一这取决于它翅膀有多重，胃有多饱满，是否有性冲动等等。所有的动物都会作决定；那是一种对感觉和欲望作出的权衡，之后便在由环境修饰的行为库中选择一种标准行为。
当然，人们在选择餐馆时情形也相似，得综合考虑它的菜谱、停车场、价钱、花在路上的时间和等候的时间，以及它的气氛——将所有这些和其他餐馆作比较。虽然这样的权衡似乎是有意识地进行的，但选择本身并不蕴涵太多的智力，不同于我们在选择“下一步做什么”的清单上添上新项目所伴随的智力活动（“没想一下，如城里有越南餐馆，则如何？”
出于好奇，我从兜里掏出一支铅笔去碰一缕蜘蛛网。蜘蛛立刻作出了反应。那张网，受到它的挑衅者的拨弄，开始颤动直到变得模糊。任何带毛爪或翅膀的动物碰上了这张神奇的网都会整个儿陷进去。当颤动缓慢下来之后，我可以看到网的主人在它的网上修补挣扎的痕迹。铅笔尖是这个世界不曾经历过的侵犯。蜘蛛拘囿于蜘蛛的观念；它的世界只是蜘蛛世界。所有的外部世界都是不合理的，与它无关的，对蜘蛛至多是原材料。当我像一个巨大、虚幻的影子一样沿溪谷走去时，我意识到，在蜘蛛的世界里我是不存在的。
洛伦·艾斯利（LorenEiseley），《明星投手》
有时动物在玩耍时尝试了一种搜索图象和动作的新组合，尔后又发现这种组合的用处。所以，或许我们应该将玩耍也包括到智力的属性中去。
然而，许多动物只是像孩童似地贪玩——成年人就不那么贪玩，他们得养家糊口而没有时间或兴致去傻玩。像猪和人所拥有的长长的童年，由于有用的组合的积累有助于才能的发展。一些进化的趋势，包括动物的驯化，趋向于将童性带进成年，那也许有助于增长才干。
你不光从你自己的经历中学习，你也模仿别人，就像日本报会模仿富有创造性的女性把沙子从食物中洗去一样。你也许会躲避那些会吓着别人的事情，即使你自己并没有被吓着过，但是这样的“迷信行为”是可以传递的。“不要踩在人行道的裂缝上”的初始理由也许已被遗忘，但是文化的传递却是一代代地沿袭了下来，这就够了。
如果有一大套下棋的“妙着”烂熟于心，当然会使预见变得容易得多。预见初看起来是简单的，简单得几乎不需要高智力，但那是因为我们把预见和动物种属特异的季节性行为混淆起来了。
松鼠为过冬而储存硬壳果似乎是动物王国里超前计划的标准例子。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由松果体在天黑时分泌的激素——褪黑素预告冬天将来临。渐渐变长的黑夜每周都会导致褪黑素分泌的增加，这触发了食物储存行为和皮毛生长。作这种“计划”并不需要动用太多的脑力。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行为是由脑中先天的布线所建立的，用来提前几个月对某些事作准备。交精行为在一定的延迟后产生后代。季节性的迁徙也许是本能，也许是地对学会而在成年后期成为一种自然的程式。当然，那谈不上是计划——季节显然是可预测的，而千万年来，植物和动物已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内在的机制来感觉冬天的来临：当白天变短时把硬壳果储存起来可能会“感觉良好”，很像在空气中弥漫的性外激素的梯度导致的感觉一样。
作为时几分钟的计划也见诸于不同情形中，但是你将看到，它们也许都不能被称为作计划。记住一套动作的程式，比如当关在笼子中的猴子看到食物藏于何处，在20分钟以后被放出笼子后能找到食物。这有时被称为“计划”，但是这会不会只是记忆？另一个受到质疑的证据是关于空间行为。如果把蜜蜂装入～无富的容器中，带到千里之外的陌生地方放出，它们很快会找到一条最佳的途径追逐它们未曾见过的所喜爱的食物源。这到底是计划还是对地形的参考性记忆？它们首先飞几圈以辨认方向，然后向着正确的方向飞去。它们可能是从对地形的勘察中得到了线索。
也许我们应该说，作计划涉及到一些新的东西，其方式与我们拖延事情的方式相似：确定什么事能推迟到明天（或干脆避免它）。我保留这个术语是因为某些行为是在动作以前就预先把多个阶段的动作组合好，而不是在初始动作启动后再组织后阶段动作的那些行为，那是目标十反馈的工作方式能够完成的。
关于类人猿这种多阶段计划的证据实在是少得可怜，甚至在其频繁发生的行为中。正像雅各布·勃洛诺夫斯基（JaCbBronowski）曾经指出的那样，没有一头黑猩猩会“彻夜”徘徊为明天备下足够量的供养。虽然野猩猩常常信在果实成熟时走近远处的果树，其中有多少成分是由于迁移程式使然，又有多少成分是由于事先作路径选择的计划呢？
对于你的大多数的动作，诸如举起咖啡杯将其送到嘴边，有时间在半途作即兴调整。如果杯子比记忆中的要轻，你能调整它的轨迹以免让它撞上你的鼻尖。因此实际上并不需要一个事先的完备的计划；目标加一点点修正就足够了。你由大致的方向开始，然后略作调整，就像登月火箭那样。多数关于动物作计划的故事就是这种类型的。
多阶段的计划在一种高级的群体智力中得到最佳体现：对他者的思维模式作一模型，然后加以利用。一头猩猩会在没有食物的地方大喊“食物”，然后悄悄地穿过茂密的森林绕回到它实际上看见食物的地方。当别的猩猩在所谓有食物的灌木丛里搜索时，它则独享所有食物，毋需与别的猩猩分享。
真正困难的是对独特的情况作详细的预先的计划，就像面对冰箱中的残羹剩肴你决定怎么办一样。无论你是一名猎人策划逼近～头鹿的各种方法，或者是一名未来学家周旋于3种不同设想间以勾勒出一种工业在10年后会发展成什么样，都需要设想多种方案。较之于猿，我们所做的要多得多：我们有时甚至能留神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在18世纪所作的警告，“公众利益要求现在做的，正是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希望在5至10年内做到的事情。”
因此，对于新情况的多阶段计划肯定是智力的一个方面。确实，那似乎是自猿胞向人脑过渡中被大大增强的一个方面。但是我想，学问本是寻常事，不足为奇。
当然，多才多艺、预见和创造性需要的一个基础是现存的知识。不掌握足够的词汇不可能成为诗人或科学家，但若是对智力的定义强调的是知识或记忆的突触机制，那确实把这个标志给丢了——那就成了错误的还原论，这种强调将事情还原到基本组成的观点，就现下所述而言，走得太远了点。这个错误是从事意识研究的物理学家常犯的，我将在下一章中解释。
例如，莎士比亚所用的词汇并非全是他发明的，他只是重新组合那些词，尤其是使用比喻使得在某个层次上的关系转竟至另一个层次。同样，智力行为往往是旧东西的新组合所组成的。
演绎逻辑是关于智力是什么的另一个方面，至少对人类是这样。我以为，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对人类逻辑推理的能力评价过高。按巴洛的观点，逻辑性是由对事物的内在秩序的猜测所组成的——但只是当确实有一种明确无误的内在顺序可作猜测时（数学即是佳例）。位数多的除法所需的猜测过程是一种逐步逼近的方式，这种类型的方式能下意识地运转得相当快，以致像是一种向所完成的“逻辑性”产物的跃变。是否有这样的可能：逻辑是论题的一种属性而非精神过程的属性，也即猜测不论在心算中还是在创造兮思维中都是最本质的东西？
关于什么的一览表能够既对“是什么”，又对“不是什么”作进一步的扩展，但是我将主要讨论巴洛的观点，即在对次序作猜测的这个方面，更一般地，将专注于皮亚杰提出的问题：当没有明确的选择时怎么作决定。我知道这将把智力一词的某些用法排除在外，就像当我们谈论智力设计或军事智力时那样，但是对次序作猜测的这个侧面使智力的含义涵盖这么广阔的范围，倘若我们能避免关于意识的混淆和不合适的解释层次的话，那么围绕于此进行分析是值得的。
由激素驱动的侵犯、性欲和权欲、欺骗和捣乱、友谊和怨恨、善意和恶意的玩笑等等的混合都在振动相似的弦。我们需要假设灵长类（特别是黑猩猩）对它们正在做的和企图做的懂得很多，就其对同伴的意图和态度而言，它们所作的推论几乎与人类相似。只有这样，才能为这些动物的许多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
古尔德夫妇，《动物的心智》
詹姆斯·古尔德（JamesL．Gould）
卡罗尔·古尔德（CarolGrandGould）
《动物的心智》
人们总是用十分狭窄的术语为智力设定框架，好像它是某种数字，可以指派于人。这个数字越大越好，就像棒球比赛中的“击球率”那样。智力总是用各种不同的指标来加以度量的，诸如空间能力、言辞理解力、词语表达的流畅性、数字能力、归纳推理、感知速度、演绎推理、机械性记忆力等等。近数十年来有一种趋势，就是把这些种类繁多的测试亚类视作“多重性智力”。确实，为什么要试图把智力一锅煮成单个数字而把这些能力混杂起来呢？
简短的回答是：单个数字似乎告诉我们一些新东西——虽然过于泛化会有害处，但是它提供了某些有趣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对一种智力测试亚类做得出色决不预示他对另一亚类的测试做得一定糟糕；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对其中一类测试做得不错，他对其他测试亚类的表现常常优于平均水平。
这就好像在做测试的能力方面存在某种共同的因子。所谓的“普通因子“g”表示了不同测试亚类间这种有意思的相关。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Jensen）指出，对g的两种最强的影响是速度（诸如你在固定时间内能回答多少问题）和你在头脑中能同时应付事项的数目。类比问题A之于B即如C之于（D，E，F），通常要在头脑中至少同时保持多个概念，并作比较。
所有这些都使智商很像是对大批生产快餐的厨师的一种职业描述，他要同时应付制作6份不同的快餐，一小时接着一小时，一刻也不间断。因此，高智商对于大多数人那种平常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而仅在要求迅捷、多能的场合才是重要的。要在复杂或多变的职业中（如当一名医生）干得出色，高智商通常是必需的；对从事中等复杂程度的职业（如当秘书或警察），它也是一种优点，但是对于仅需要按常规且不那么匆忙作出决定或解决简单问题的职业，高智商提供的长处十分有限。例如，对于职员或出纳员来说，其可靠性和交际能力可能远比其智力更重要。
智商肯定是智力的很使人着迷的一个侧面，但它并不把其他方面均囊括其中。我们不应该错误地把智力还原成评分标尺上一个简单的数字，那就像用一种统计数字（如传球成功的百分比）来表征一场足球比赛一样。不错，就足球联合会整体而言，取胜与该统计数字显著相关，但对足球来说远非成功的传球一项。有些球队赢了球正是因为有其他长处，他fIJ可能连一次成功的传球都没有。智商在许多情况下确与“取胜”有关，但这并非智力的全部，就像成功的传球并非足球的全部一样。
我把智力视作神经生理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个体大脑组构众多侧面的集大成者，正是依靠这些，人们能做以前未做过的事情。我们虽然还不能解释它的全部辉煌，但是已经懂得了它的某些方面，如行为方面，神经生理学方面，以及以秒为单位运转的类似于进化的过程。我们甚至对自组织原理也有所了解，这些原理导致进化中质的突变和新的层次的形成，就像在范畴和比喻间进行竞争时所发生的那种情况。
关于智力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谁”的智力更多，而在于智力是“什么”？“何时”需要智力？智力又是“如何”运转的？智力的涵义包括聪颖、预见、速度、创造性，能同时应付多少事件，以及其他。
人类智力的产生是否是由于我们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多？如果只是像看甜瓜似地用尺寸的大小来衡量脑，那就有可能产生误导。脑只有外面那一层——大脑皮层——明显地与形成新的联想有关，而脑实体的大部分是绝缘物质。它们将联结大脑各部分的“导线”包裹起来：绝缘越好，信号传递越快。随着动物变得越来越大，“导线”越来越长，这就需要更好的绝缘来加速信号的传递，并保持较短的反应时。这种绝缘使脑白质的尺寸增加，即使皮层的神经元数保持不变。
甜橙皮只是甜橙的一小部分，而人的大脑皮层甚至比甜橙皮还薄，大约只有2毫米，仅相当于两枚10美分硬币的厚度。人的大脑皮层布满了绉褶，但是如果把它剥离下来并将它展平，它的面积大约相当于4张打印纸。黑猩猩的大脑皮层只有一张打印纸那么大；猴子的像明信片那么大；老鼠的只有邮票那么大。如果我们在展平的大脑皮层上布上细网格，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皮层区，每一个小的四方网格中神经元数大抵相同（但初级视皮层例外，在所有的双眼动物中，这一区域有众多的其他小神经元）。因此，如果对于一种特定的功能需要更多的神经元，大脑皮层就需要更大的表面积。
我们认为，因为觅食对视觉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使猴在世代发育过程中视皮层（而不是听皮层）增大，这就是说，这一进化在这里产生一个凸起，尔后，当某种别的进化选择压力起作用时，也会在那里产生一个凸起。但是，是否任何非嗅觉性（如视觉）功能要求更多脑空间的自然选择导致对所有其他功能也会产生同样的要求？人们现在对此深表怀疑，因为从发育的角度来看，要使脑出现区域性的增大通常是困难的。因此，增大一个区也使所有区增大可能是普遍规则，而非例外。
如果说只有一种导致“免费的午餐”式的进化途径是不够的，那么这里还有一种途径：新的功能最初出现常常借助于在备用的时间内使用脑中某一预先存在的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脑区是多功能性的，这就使我们无法在各区贴上标签。那么，何种已存在的功能与自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发生的聪颖和预见能力方面的跃变最有关系呢？大多数人会说是语言。在我看来，一种对语言和手的动作的协调共通的“基础性能力”（见诸于我们闲暇时的音乐和舞蹈中）比仅为语言功能的特殊能力更说明问题。
智力有时被描述为脑中参与求知区域的拼镶，是所有对期望十分敏感的感知机制的总和。这肯定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对智力只是下这么个广泛的足以包含脑的大部分功能的定义，那么这样一种表达并不能推进你的认识，就像你把意识的涵义扩展到覆盖植物的生命所做的一样。一览表并非解释，不管它是多么有趣，也不管论题可能有多么需要包括在入门课程中。从智力的内涵中消除感知机制并非我的目的，我是想阐明猜测的基础，以及产生分层稳定性的那些自组织的层次。
西班牙医生胡安·瓦特（JuanHuarte）在1575年把智力定义为学习、作判断的能力和想象力。在现代文献中，智力常常指的是抽象思维的能力，推理的能力和把大量信息组织为有意义系统的能力。这不仅很像试图定义自身的学究，而且作为一种易于扩展至其他动物的定义，其立意太高。对于了解智力是什么，更好的出发点是有关动物行为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对智力作出了良好的可操作的定义，这些定义均以在解决问题方面的多方面才能为出发点。
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曾经讽刺地评论道“美国人研究的动物四处狂奔，其匆忙以及精力令人难以置信，它们最后偶然地得到了它们想得到的结果。德国人所观察的动物静坐思考，而最后从其内在的意识中得到答案。”罗素在1927年所作的这番调侃，是对科学研究方式的一种英国式的评述，这段关于解题睿智的俏皮话也向我们例示了在洞察和随机性反复试验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的歧见。洞察是智力行为，这毋须争辩。“纯随机性”在通常对问题的讨论中则不在此列，但我们因之而被误导。对此我们在以后将详作论述。
我喜欢皮亚杰所强调的，智力就是你不知怎么办时动用的东西，这抓住了新奇这个要素。智力就是无计可施，而惯常的做法不奏效时所需要的应付能力，所谓计上心来。试想一下爵士音乐的即兴创作，它不是那些精心构思的作品，如莫扎特或巴赫的协奏曲。智力是在举手投足的瞬间所作的即兴创作和完善的过程。
神经生物学家霍勒斯·巴洛（HoraceBarlow）把问题表达得更简洁，他向我们指明了智力中可用实验测试的那些方面。他说智力就是作猜测——当然不是旧的猜测，而是在于发现一些新的、内在的秩序。“出色的猜测”清楚地把很多方面都包括进去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论点中的逻辑关系；碰巧想到一个合适的比喻；建立一种令人愉快的和谐关系或是作出机智的答复，或者预测即将发生的事。
确实，很多时候你会习惯地甚至是下意识地猜测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例如在听故事或是听音乐时。让一个啼哭的孩子来填充每句歌词的最后一个字使孩子分心而使他停止啼哭，极为有效，许多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都使用这种方法。下意识的预测常常是为什么一句开玩笑的妙句或是巴赫名曲的突然变奏能让你发愣的原因——你下意识的预测和实际的不吻合令你感到意外。有点小小的偏差往往不失幽默，但是紊乱的环境令人不悦，就像如果某一天你的职业不稳，充斥噪音、或司机驾车老出错，或陌生人蜂拥而至，你预想的和实际发生的老是对不起来，你就会心烦意乱。
我又是怎么对付这种环境的不和谐呢？让我们把预测放回到一种较合适的水平，而不要全身心地沉溺于去预测什么必然会发生，而使自己烦躁不安。那样做，你可以使自己相信你还能胜任预测。或许那就是为什么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折腾了一天之后，你会在宗教仪式、音乐中或情景喜剧”中去寻找轻松——那时又能愉快地去不断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初涉足者常犯的错误之一是将智力与有目的复杂性行为等同起来。精致而复杂的行为本来可能是寻找智力标志的合理所在。毕竟，我们的语言和预见行为无疑是智力行为的某些方面，而且它们也是够复杂的。
但是动物的许多复杂行为是先天的，是与生俱来的，并不需要学习。这些行为不易变更，常难以随意演示。这些一成不变的动作模式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并不深究其目的，它们只是按序进行的。
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学习得来的行为都可能是持续和复杂的。就拿一个白痴学者的行为为例，他能记住很多事情的细节，但是却缺乏把信息分解为有意义的部分加以重组，在一种新的情景下加以利用的能力。鲸的呼叫和昆虫的筑巢同样是非智力性的。
鲸和鸟的连贯的鸣叫也并非是智力的表现。大多数无意识的行为往往是连贯的，一个完成后引来下一个：鸟紧随求偶行为之后是筑巢、下蛋、孵化等复杂过程，然后则是各种定型的对后代的照料行为。实际上，行为越是复杂、“有目的”，它可能离智力行为就越远，这是因为自然选择已经确保其完成的途径，留下了很少的机遇。对于学习，通常只是对一些很简单的事情而言，并非对复杂的、呈链锁性的意义重大的行为。
我们并不那么理解我们的某些行为，如打呵欠，或拥抱和接吻的欲望（倭猩猩和黑猩猩也有这些行为），动物也不见得理解它们的行为。我们常喜欢刨根问底，就此而言，大多数动物在通常情况下并不那么渴求“了解”什么，它们也没有创新的企图，至多只是一些小小的变化和缓慢的学习过程。思维好像是一种备而不用的东西，要在事物正常的进程中对此加以依靠那就太慢了，而且时常容易出错。
智力的最佳标志见于这样的情况：动物面临一些较简单但又不易预料的问题。对这些罕见而新奇的情况，进化并没有提供标准答案，动物必须即刻动用它的智力。虽然我们常用“智力”来指范围广泛的能力和实现这些能力的效率，但是其中也蕴涵灵活性和创造性。用行为学家古尔德夫妇（JamesandCarolGould）的话来说，即“摆脱直觉的束缚，创造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的能力。”这就大大局限了讨论的范围。
在收敛性思维的测试中，几乎总是只有一个结论或答案，这个答案被认为是唯一的，思维必须沿着该答案的方向汇聚或被控制……另一方面，在发散性思维中，思维则沿不同的方向进行探索。当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时，这一．火显得最明显。发散性思维的特性就在于不受约束。它允许思维自由地向各个方向发展…否定旧的答案，向别的方向探索是必要的，足智多谋的人更可能成功。
吉尔福德（J．P．Guflford）
在话题转向智力时，许多人会想到关于聪明的动物的故事。他们坚持说，狗肯定是有智力的。大多数这样的故事往往就是描述狗对语言的理解能力有多强，或它们是如何深知主人的意图。
行为学家和动物心理学家将耐心地回答，狗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它们总是听命干主人，就像野狗听命于狗王一样，它们会问：“主人，有何吩咐？”或像孩子似地会寻求情绪上的爱抚，希望引起恩宠。对驯化狗说话也是诱导这些天生的倾向，虽然你的话本身并不携带信息。人们并没有认识到代理狗王（那就是你）的声调和形体语言本身传送了多少信息。如果你对你的狗念今天报纸的标题，用的音调、目光、姿势和以往让它给你取拖鞋一样，它没准也能把你的拖鞋取来。
在很多情况下，事情并不太容易被混淆；环境本身（人、地点、情境、周围的物体）几乎为狗对命令作出恰当的反应提供了所有的信息。大多数狗能做的事很有限，对于它们来说不难猜到该做什么。训练一条狗按命令取10来种不同的东西，对狗来说是一种更困难的要求，这纯粹是因为狗很难猜出你的意图。如果你相信你的狗能懂人话，那么请让别人通过某些通讯设备从另一间房间对它说同样的话，这就排除了大部分的环境暗示。许多聪明的动物通不过这个需要理解力的对话的严格测验，甚至那些受过强化训练的能对图形符号作反应的黑猩猩也不行。但是在熟悉的环境中，按情景作出选择又十分明显的时候，狗确实多半能通过较容易的测验，演示一些指定的动作。能做多少种动作是衡量智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狗有许多本能的行为，诸如看管羊群，以吠声示警等；它们能够学会许多其他的东西。正如心理学家斯坦利·考伦（StanleyCoren）观察到的，在经过强化训练之后它们甚至能掌握数量相当可观的可资交流的信号。“我的宠物狗拥有总数为90个可接受的词汇量，其中约65个为词或词组，另外约25个为信号或手势。同时，它们可表达的词汇量约60个，其中约25个以声音表达，约35个以体态表达。但是它们对句法或语法却一窍不通。如果拿它们与孩子相比，它们在语言习惯上相当于18～20个月的幼儿。已经学会一些手势语的倭猩猩的得分则大约相当于30个月的幼儿。”学习的速度也与智力有关。狗和海豚之所以在接受训练后能完成一整套动作，是因为它们通常比猫学得更快。因此，“智力”是由诸多东西组成的复合物，它与许多心智能力有关。也许智力正是把在智能行为中起作用的那些能力有效地组合起来。动物对恰当行为的选择可能是认识动物智力的关键所在。在许多有关“聪明动物”的故事里，动物只是按令行事而并非能自己思考。除非作滑稽动作闹着玩，皮亚杰创造性要素常常在面临模棱两可的任务时丧失殆尽。关于非人类智力的科学文献试图解决创新的问题，然而，因为大多数被认为有智力的动物的动作无法得以重复，因此这些文献难免有诸多的趣闻轶事（《马基雅弗利的智力》即为一本以猿类为主题的好书）。强调不同种属间的比较，能够以某种方式减少轶闻式的证据对科学带来的危害。比如说，多数狗不能解开将其系于树上的皮带，但是黑猩猩没准能。在笼门上扣一个像系狗皮带一样的撤扣足以将大多数小猴子锁在里面了，即使它们够得着去拨弄那门扣也无济于事。但是类人猿则会设法弄开它，所以你必须用锁才行，而且不能把钥匙留在那里！猩猩会行使骗术，即猜测另一只猩猩可能在想什么，并加以利用，而大多数猴子似乎没有行骗的思维机构。
对许多人来说，智力的实质就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机敏。如果一个动物格外善于解决问题或作出创造性的举动，我们便会认为它特别聪明。但是人类的智力则是由另外一些附加的标准来判定的。
当我试以智力定义为“创造性聪明”求正于我的一位同事时，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并开始引述一些有关聪明的例子。
当提及某人有多聪明，你会说，“呵，他是很聪明。”这时候，你是指他谈吐得体，应答灵敏，长于迅即随机应变。但是他并不能很好地完成他的计划，也缺乏作长远考虑的优点，如策略性，持之以恒和良好的判断。
是的，我同意，真正的聪明也要包括预见。但是从猩猩的行为来看，它们并不为明天多虑，它们顶多偶然作半小时之久的打算。
所以，对未来的设想可能是猿进化到人时智力上的一个发展。“智力也包括想象力”，我又补充说，并记起了我曾经对一群高智商的人作过一次餐后演讲。虽然每一位听众在智商测验中都得高分，但他们中的一位想象力之差实在令我惊诧。那时我突然意识到，以前我一直以为智商和想象力是并行的，但是想象力只是在形成某些高质量的东西时才对智力有所贡献。
幻想症患者都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但这并不使他们聪明。
其实智商只能度量那些被普遍理解为智力行为的某些方面。智商测验本质上并不包括对预作计划能力的测试。
如果说我有时会构思出独创性的观点，那是因为我一直极易把各种观点混淆起来……因为发现了旁人不会想到的不着边际的类比和关系！旁人很少会把这些混淆起来，他们借助细致的分析向前推进。
肯尼思·克雷克（KennethJ．W．Craik），《解释的本质》
有足够量的各种各样构建单元可能是重要的。列举出感觉和运动的全套本领（如考伦对狗所作的那样）是有用的，只要不对刺激一反应的分叉性过于咬文嚼字。有时反应的出现无明显的诱发因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猩猩漫无目的地把叶子从树枝上扒拉下来。刺激一反应的关系往往是不显现的；动物寻找刺激源本身就是形成其反应的一部分。注意到这些因素，让我们来考虑刺激一反应的若干经典的实例。
许多动物有感觉的模板，它们用这种模板来选择看到的东西的大小（和形状），像孩子用不同的糕点切割器来比试焙烤的各种圣诞糕点，看看是否有哪一个与某一特定的糕点相配。比如说小鸟会在鹰飞过时将身体绒绵起来，就好像它们脑子里关于鹰的形象是与生俱来的。事实并非如此。最初它们在任何鸟飞过时都将身体蜷缩起来，后来它们能认出某些常见的鸟了；当形象熟悉了，它们便不再躲避。由于这种习性，它们最后只有在不常见的、模样奇特的鸟及掠食者（如鹰）飞过时才躲避——这些鸟不常见是因为居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并不多。
所以，躲避是对新奇东西的反应，而不是对一种固定的“警示性”搜索图象的反应。那就好像孩子发现一块形状古怪的糕点，与哪一个糕点切割器都不配，那会使他很不高兴。
作曲家们注意到，纯粹的泛音（如长笛产生的）比较柔和，而杂乱的泛音（重金属音乐或某些歌手，如迈克·杰克逊刺耳的嗓音）似乎是威胁性或警示性信号。我一直在想，由神经损伤所产生的失调的感觉常因同样的理由使人感知为痛苦，而并非单纯的无意义。
除了对熟识的景物和声音有感觉模板外，动物也有许多动作模式可作挑选。鸳鸯能决定是下水巡弋去搜索食物，还是飞到另一个池塘去，或是伸开翅膀将其晾干（它们不像鸭子的羽毛那样富含油脂），抑或只是站在那里——一这取决于它翅膀有多重，胃有多饱满，是否有性冲动等等。所有的动物都会作决定；那是一种对感觉和欲望作出的权衡，之后便在由环境修饰的行为库中选择一种标准行为。
当然，人们在选择餐馆时情形也相似，得综合考虑它的菜谱、停车场、价钱、花在路上的时间和等候的时间，以及它的气氛——将所有这些和其他餐馆作比较。虽然这样的权衡似乎是有意识地进行的，但选择本身并不蕴涵太多的智力，不同于我们在选择“下一步做什么”的清单上添上新项目所伴随的智力活动（“没想一下，如城里有越南餐馆，则如何？”
出于好奇，我从兜里掏出一支铅笔去碰一缕蜘蛛网。蜘蛛立刻作出了反应。那张网，受到它的挑衅者的拨弄，开始颤动直到变得模糊。任何带毛爪或翅膀的动物碰上了这张神奇的网都会整个儿陷进去。当颤动缓慢下来之后，我可以看到网的主人在它的网上修补挣扎的痕迹。铅笔尖是这个世界不曾经历过的侵犯。蜘蛛拘囿于蜘蛛的观念；它的世界只是蜘蛛世界。所有的外部世界都是不合理的，与它无关的，对蜘蛛至多是原材料。当我像一个巨大、虚幻的影子一样沿溪谷走去时，我意识到，在蜘蛛的世界里我是不存在的。
洛伦·艾斯利（LorenEiseley），《明星投手》
有时动物在玩耍时尝试了一种搜索图象和动作的新组合，尔后又发现这种组合的用处。所以，或许我们应该将玩耍也包括到智力的属性中去。
然而，许多动物只是像孩童似地贪玩——成年人就不那么贪玩，他们得养家糊口而没有时间或兴致去傻玩。像猪和人所拥有的长长的童年，由于有用的组合的积累有助于才能的发展。一些进化的趋势，包括动物的驯化，趋向于将童性带进成年，那也许有助于增长才干。
你不光从你自己的经历中学习，你也模仿别人，就像日本报会模仿富有创造性的女性把沙子从食物中洗去一样。你也许会躲避那些会吓着别人的事情，即使你自己并没有被吓着过，但是这样的“迷信行为”是可以传递的。“不要踩在人行道的裂缝上”的初始理由也许已被遗忘，但是文化的传递却是一代代地沿袭了下来，这就够了。
如果有一大套下棋的“妙着”烂熟于心，当然会使预见变得容易得多。预见初看起来是简单的，简单得几乎不需要高智力，但那是因为我们把预见和动物种属特异的季节性行为混淆起来了。
松鼠为过冬而储存硬壳果似乎是动物王国里超前计划的标准例子。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由松果体在天黑时分泌的激素——褪黑素预告冬天将来临。渐渐变长的黑夜每周都会导致褪黑素分泌的增加，这触发了食物储存行为和皮毛生长。作这种“计划”并不需要动用太多的脑力。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行为是由脑中先天的布线所建立的，用来提前几个月对某些事作准备。交精行为在一定的延迟后产生后代。季节性的迁徙也许是本能，也许是地对学会而在成年后期成为一种自然的程式。当然，那谈不上是计划——季节显然是可预测的，而千万年来，植物和动物已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内在的机制来感觉冬天的来临：当白天变短时把硬壳果储存起来可能会“感觉良好”，很像在空气中弥漫的性外激素的梯度导致的感觉一样。
作为时几分钟的计划也见诸于不同情形中，但是你将看到，它们也许都不能被称为作计划。记住一套动作的程式，比如当关在笼子中的猴子看到食物藏于何处，在20分钟以后被放出笼子后能找到食物。这有时被称为“计划”，但是这会不会只是记忆？另一个受到质疑的证据是关于空间行为。如果把蜜蜂装入～无富的容器中，带到千里之外的陌生地方放出，它们很快会找到一条最佳的途径追逐它们未曾见过的所喜爱的食物源。这到底是计划还是对地形的参考性记忆？它们首先飞几圈以辨认方向，然后向着正确的方向飞去。它们可能是从对地形的勘察中得到了线索。
也许我们应该说，作计划涉及到一些新的东西，其方式与我们拖延事情的方式相似：确定什么事能推迟到明天（或干脆避免它）。我保留这个术语是因为某些行为是在动作以前就预先把多个阶段的动作组合好，而不是在初始动作启动后再组织后阶段动作的那些行为，那是目标十反馈的工作方式能够完成的。
关于类人猿这种多阶段计划的证据实在是少得可怜，甚至在其频繁发生的行为中。正像雅各布·勃洛诺夫斯基（JaCbBronowski）曾经指出的那样，没有一头黑猩猩会“彻夜”徘徊为明天备下足够量的供养。虽然野猩猩常常信在果实成熟时走近远处的果树，其中有多少成分是由于迁移程式使然，又有多少成分是由于事先作路径选择的计划呢？
对于你的大多数的动作，诸如举起咖啡杯将其送到嘴边，有时间在半途作即兴调整。如果杯子比记忆中的要轻，你能调整它的轨迹以免让它撞上你的鼻尖。因此实际上并不需要一个事先的完备的计划；目标加一点点修正就足够了。你由大致的方向开始，然后略作调整，就像登月火箭那样。多数关于动物作计划的故事就是这种类型的。
多阶段的计划在一种高级的群体智力中得到最佳体现：对他者的思维模式作一模型，然后加以利用。一头猩猩会在没有食物的地方大喊“食物”，然后悄悄地穿过茂密的森林绕回到它实际上看见食物的地方。当别的猩猩在所谓有食物的灌木丛里搜索时，它则独享所有食物，毋需与别的猩猩分享。
真正困难的是对独特的情况作详细的预先的计划，就像面对冰箱中的残羹剩肴你决定怎么办一样。无论你是一名猎人策划逼近～头鹿的各种方法，或者是一名未来学家周旋于3种不同设想间以勾勒出一种工业在10年后会发展成什么样，都需要设想多种方案。较之于猿，我们所做的要多得多：我们有时甚至能留神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在18世纪所作的警告，“公众利益要求现在做的，正是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希望在5至10年内做到的事情。”
因此，对于新情况的多阶段计划肯定是智力的一个方面。确实，那似乎是自猿胞向人脑过渡中被大大增强的一个方面。但是我想，学问本是寻常事，不足为奇。
当然，多才多艺、预见和创造性需要的一个基础是现存的知识。不掌握足够的词汇不可能成为诗人或科学家，但若是对智力的定义强调的是知识或记忆的突触机制，那确实把这个标志给丢了——那就成了错误的还原论，这种强调将事情还原到基本组成的观点，就现下所述而言，走得太远了点。这个错误是从事意识研究的物理学家常犯的，我将在下一章中解释。
例如，莎士比亚所用的词汇并非全是他发明的，他只是重新组合那些词，尤其是使用比喻使得在某个层次上的关系转竟至另一个层次。同样，智力行为往往是旧东西的新组合所组成的。
演绎逻辑是关于智力是什么的另一个方面，至少对人类是这样。我以为，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对人类逻辑推理的能力评价过高。按巴洛的观点，逻辑性是由对事物的内在秩序的猜测所组成的——但只是当确实有一种明确无误的内在顺序可作猜测时（数学即是佳例）。位数多的除法所需的猜测过程是一种逐步逼近的方式，这种类型的方式能下意识地运转得相当快，以致像是一种向所完成的“逻辑性”产物的跃变。是否有这样的可能：逻辑是论题的一种属性而非精神过程的属性，也即猜测不论在心算中还是在创造兮思维中都是最本质的东西？
关于什么的一览表能够既对“是什么”，又对“不是什么”作进一步的扩展，但是我将主要讨论巴洛的观点，即在对次序作猜测的这个方面，更一般地，将专注于皮亚杰提出的问题：当没有明确的选择时怎么作决定。我知道这将把智力一词的某些用法排除在外，就像当我们谈论智力设计或军事智力时那样，但是对次序作猜测的这个侧面使智力的含义涵盖这么广阔的范围，倘若我们能避免关于意识的混淆和不合适的解释层次的话，那么围绕于此进行分析是值得的。
由激素驱动的侵犯、性欲和权欲、欺骗和捣乱、友谊和怨恨、善意和恶意的玩笑等等的混合都在振动相似的弦。我们需要假设灵长类（特别是黑猩猩）对它们正在做的和企图做的懂得很多，就其对同伴的意图和态度而言，它们所作的推论几乎与人类相似。只有这样，才能为这些动物的许多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
古尔德夫妇，《动物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