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哲學家們所說，要認識生活必須回顧，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們忘了另一個命題：生活必須前瞻。
綏倫·剋爾愷郭爾德（seren Kierkegaard）
所有具有復雜神經係統的機體都不時面臨生活所提出的問題：下一步我該幹什麽？
休·薩維奇一倫堡（Sue Savage－Rugbgllgh），
羅傑·盧因（Roger Lewin）
讓·皮亞傑（JeanPiaget ）曾說，智力是你不知怎麽辦時動用的東西（這是對我試圖論述智力時所處情景的確切的描述）。如果你擅長於對生活提出的各種選擇題找到正確的答案，那你的確能幹。但是，富有智慧則有更多的涵義，這是一種創造性能力，憑藉這種能力你會迅即想出新的主意，各種答案在你的大腦中接踵而至，一些比另一些更好。
每當我們看着冰箱中的殘羹剩餚，思忖着為準備晚餐還需要從食品店添置些什麽時，我們所表現的智力連最能幹的猿都望塵莫及。一流的廚師會把各種配料有趣地組合起來而讓我們目瞪口呆，因為我們從來不會想到這些配料竟然會混雜在一起。詩人特別善於詞語的排列，這種排列所産生的富有感染力的涵義使人折服。我們大傢每天也都在千百次地錘煉出新的表達方式，把詞和手勢加以重組以傳達新的信息。每當你想說一句你以前從未說過的句子時，你所面臨的創造性問題正如廚師和詩人所面臨的一樣——在你將它說出之前的最後一刻，你還在大腦中反復思忖。
近年來，我們對確定在腦中的什麽位置處理語義的那些研究取得了不少進展。我們常常發現動詞是在大腦額葉，而由於某種原因，專有名稱似乎偏愛顳葉前端，而顔色和工具的概念則似乎見於左顳葉後部。但是智力是一種過程，而不是一個位置。它是一種有許多腦區參予的過程，通過這種過程我們探尋新的涵義，這常常是“有意識地”進行的。
對智力有經驗的研究者，如智商（IQ）研究人員，避免用“意識”（consciousness）這個詞。我的許多神經科學家同行同樣也避免使用“意識”這詞（倒是有些物理學家卻一直樂於用初涉足者常犯的錯誤來填補真空）。一些臨床大夫並非故意地輕視“意識”，他們把它重新定義為單純的“喚醒”（arousability，雖然把腦子視為意識中樞，但實際上這就像是把開關和光混淆起來一樣）。我們或者可以把“意識”重新定義為單純的“覺察”（awareness），或是定義為選擇性註意的“探照燈”。
這些理解都有助於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但它們都忽視了精神活動的主動性，正是通過這種主動性，你創造、修飾、再創造你自身。你的智力性精神活動是你內部和外部世界的反映，這種反映在不停地變化，它部分處於你的控製之下，部分則不為你的內省所察覺，甚至是變幻莫測的（在你每晚四五個睡夢階段中，它幾乎完全不受你的控製）。在本書中我試圖闡述，當你駕馭你自己從一個主題轉嚮另一個主題；當你建立和否定不同的可能性時，你的內部精神活動是如何一刻不停地發展的。這種闡述不僅基於心理學家對智力的研究，更多地來自行為學、進化生物學、語言學和神經科學。
曾有一些良好的理由來避免對意識和智慧作全面的討論。在科學研究中有一種非常好的策略，那就是把問題分解為各個小塊，當機械論的解釋無助於你構建逼近一個含混的主題的研究途徑時尤其如此。在某種意義上，人們一直在這麽做。
第二個理由是對所有的人（除了圈內人外）掩飾真正的爭議點以避免麻煩，用現代習語來說，就是保持否認的本領。有些詞雖有日常涵義，但也具有僅為圈內人所使用的特殊的轉義。每當我看到這些詞時，我總會想起代號來。幾個世紀以前，對精神作一種不加掩飾的機械論的類比會使你闖下大禍——甚至在比較寬容的西歐。應該承認，朱利恩·拉曼特利（Julien Offory de La Mettrie）在不經意中說的並不全錯。這位法國醫生（1709一1751）在1747年曾寫過一本名為《人一機器》的小册子，在這本書中他把人的動機比喻為機器中釋放能量的彈簧。
1746年，拉曼特利已從法國逃亡到了阿姆斯特丹。他曾寫了一本名為《靈魂的自然歷史》的書。巴黎議會極不喜歡那本書，命令悉數燒毀。
這一回，他謹慎地匿名出版了他的小册子《人一機器》。當時被公認為歐洲最為寬容的荷蘭人居然震怒於此，並企圖查明這本小册子的作者加以報復，他們幾乎達到了目的。拉曼特利被迫再次逃亡，這次他逃到了柏林，4年後他在那裏去世，終年42歲。
雖然拉曼特利走在了時代的前面，但他並非是將人比作機器的始作俑者。笛卡爾一個世紀之前在他的《人類》一書中早已為之。他亦曾從故鄉法國遷往阿姆斯特丹，這在時間上與伽利略（Galileo）與梵蒂岡之間就科學方法本身的糾葛大致上差不多。有人會說，笛卡爾之所以不必像拉曼特利一樣從荷蘭出逃，是因為他謹慎地在安然死後若幹年纔出版那本書。
笛卡爾及其追隨者並不想禁止所有關於精神的論述；事實上，他們特別關心的事情之一是想在大腦中準確地確定“靈魂的宿居處”的位置。這是學院派傳統的繼續，這種傳統專註於充滿腦脊液的腦室。500年前的宗教學者認為靈魂的各個部分分處於這些空腔中：記憶居於其一；幻想、想象和常識居於其一；思維和判斷又居於其一。在他們看來，腦室就像一隻裝了魔鬼的瓶子一樣，是存放靈魂的容器。笛卡爾認為，鬆果腺是控製中心所處的較佳位置，其依據是，腦內不成對出現的結構甚少，而鬆果腺是其中之一。
現下正是千年之末。雖然還存在神權政治國傢，在那些國傢裏使用隱晦的表述方式仍不失為一個好主意。但是總的來說，我們已不再為用機器來比喻精神而小磨。我們甚至能夠對精神與機器之間的任何類比的原則性基礎加以討論。人們振振有詞地論證說，精神是富有創造性、不可預測的，而我們知道機器缺乏想象力，但卻是可靠的。因此，諸如數字計算機這樣的機器乍看起來似乎是一種不合情理的類比。
說得對！但是笛卡爾衹是說，在談論腦時把它看作好象是一架機器是一種有用的方法。層層剝開洋蔥，你就不斷地取得了進展。即使真還有什麽別的東西隱匿於其外層之下，科學家傾嚮於認為並不存在任何東西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知的，總是可以嘗試作別的可能的解釋。這種科學的策略——別與科學結論相混淆——在我們對自身的認識中已經産生了一場革命。
對精神的機械論的研究方式長期以來一直缺少一種至關重要的機製，即自展機製。我們習慣於這樣一種觀點：即使是一件不錯的人工製品，例如一塊表，尚需要有一位高明的鐘錶設計師。這是一種常識，就像亞裏士多德的機械唯物論一樣，儘管它是錯誤的。
但是，甚至從達爾文以來，我們就知道精緻的東西也可以從簡單的初始物演化（自組織）而來。正如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一書的序言中指出的，甚至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並不樂意接受這種自展性觀點：
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一直使我入迷，但是這些年來，我已經發現有各式各樣偽思想傢無法掩飾他們並不喜歡達爾文的偉大思想。這些人形形色色，從吹毛求疵的懷疑論者到公然表示敵意的都有。我還發現，不衹是外行和宗教思想傢，而且有在俗的哲學家、心理學家、物理學家，甚至生物學家，他們似乎傾嚮於認為達爾文是錯的。
但是，這並非事情的全部。在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後僅15年，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 ）在給朋友的信中闡述了他的觀點：在精神中有達爾文過程的參與。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纔剛開始用適當的腦機製為達爾文主義的這一觀點賦予真實的內涵。幾十年來，我們一直談論着過量産生的突觸的選擇性存活問題，那衹是達爾文主義的並不真實的版本而已，就像把一幅圖案鎸刻在木塊上那樣。現在我們也看到，大腦的布綫可能是充分地按達爾文過程運轉的，這種過程在意識的時間尺度上進行，自毫秒級至分鐘級。
這是達爾文主義的一種表現方式，它使不甚確實的東西逐漸成形。它包括産生許多一定模式的大腦放電的拷貝，讓這些拷貝出現某種變異，然後讓那些變異體在一個工作空間範圍內競爭以取得主導地位（就像馬唐和六月禾一在我的後院草坪中競爭一樣）。競爭的結局取决於那些放電的時空模式與“道路上的溝溝坎坎”（儲存於突觸強度中記憶的模式）相契合得有多好。正如你將看到的，這種達爾文機是我所熱衷的主題，但是在轉入主題之前，讓我們先對智力是什麽，又不是什麽有一些概念上的認識。
新聞記者們常用的提問內容是：“誰一什麽一哪裏一何時一為何一如何”。這對於探索智力的奧秘是一種有用的策略，這可以避免不成熟的定義。我將從智力由“什麽”構成，何時需要智力開始——因為這詞有衆多的涵義，有時很容易被搞混（正如意識一詞一樣）。將智力一詞略為狹義化，不把嬰兒隨洗澡水一起倒掉，是下一章的任務。然後，我將着手處理各種不同層次的解釋，以及“意識”這個詞引起的混淆。
在探索智力“如何”進化的問題時，尤其是在討論人類的遠祖的智力進化時，以考察冰河期的演化來作類比具有重要意義。阿拉斯加的海岸綫是考察仍處於活動期的冰川的最佳場所。冰川灣長約80千米，200年前它還被冰川填滿，現在則擠滿了引起交通阻塞的海豹、獨木舟和遊船，我將聯繫冰川灣的來竜去脈來說明“雜傢”的能力是如何進化而來的，儘管從效率的角度而言，專傢在某一領域中總是更高明。對這個問題是否有簡單的答案呢？回答是：正是因為氣候不斷突然地、不可預期地改變，從而使效率不再是最關鍵的因素。
在第四章中，我將討論解析具有句法的復雜句子所需的思維機構。許多觀察者，包括我本人，都設想在人類進化過程中智力的大飛躍是由某些邏輯結構所産生的，這些結構是一種具有語法的語言所需要的，對其他作業也有用。黑猩猩和倭猩猩”（非洲侏儒黑猩猩是一種明顯不同的猿，現在的英文名字是沿襲當地人所用）使我們能從某一重要的角度來判定語言在智力和意識中所起的作用。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的衹有骨頭和化石，但是我們可以從我們的遠房表親那裏對我們祖先的行為有所瞭解。
第五章是從達爾文過程的角度來討論收斂性和發散性思維問題。小型的神經生物學會議，如我在蒙特裏灣（Monterey Bay）參加的那個會議，肯定例示了收斂性思維——隨着對記憶機製研究的深入，所有的專傢都試圖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那些企圖發現科學理論或想寫詩的有創造性的人需要發散性思維，或者更普通的，為了彌補多選題考試中的出錯也需要這種思維。每當神經生物學家對記憶貯存機製提出一種解釋，聽衆中就會有人提出運用發散性思維對這一問題所作的幾種不同的解釋。如何將新奇的構思上升為高質量的理論而又有異於用手把一團粘土塑造成一個陶罐呢？回答可能在第五章的標題中。達爾文進化過程在千萬年的時間過程中形成新的物種，而在持續數周的免疫反應中産生新的抗體，同樣也可以在思維和動作的時間尺度上形成思想。
在第六章中，我將把精神過程與其他已知的達爾文過程加以類比。我將說明我們的腦是如何（從生理學機械論的角度）對表象進行操作從而引起復製競爭，這種競爭可以是達爾文式的，能從雜亂無章中形成一種合理的猜測。把問題化解為大腦密碼（就像蘋果和橙子包裝上用以表示實物的抽象的條型碼）和大腦回路（尤其是皮層表層中用以處理“內部郵件”的回路），使我能對高級智力功能，如我們怎樣猜測，說以前沒說過的話，甚至展開比喻的翅膀，作迄今為止的最為成功的探索。
“達爾文機”的這個大腦版本在我看來將根本上改變我們關於人的概念。就像《愛麗絲漫遊奇境》中的渡渡鳥所說的，解釋一種遊戲的最佳方法莫過於演示了，我將帶你們漫步走過形成思維和决定的達爾文過程。我很高興地說，描述意識並不見得像描述如何騎自行車那麽難；而且，在對它的過程産生一種感覺而不僅僅是滿足於抽象的評述之後，你將更好地理解它。（如果你跳過我所鐘愛的這一章，你從第五章和第七章得到的將是抽象的論述。）
在最後一章裏，我將對以前章節中所討論的關於智力的各要素作一總結，主要是着重於對某些機製的討論，如果一種外來的智能或人工智能要在廣阔的範圍內（從聰敏的猩猩到人類的音樂天才）進行運轉就會需要這些機製。最後我將對任何嚮超人智力的過渡提出一些告誡，正如象棋紅後對愛麗絲提出的關於“競賽”的告誡那樣：想要留在原地你必須不斷奔跑。
一種理論把人描述成一架為外界壓力所推動的感應機器，剝奪其所有的創造性和自發性。第二種理論賦予人“遊戲空間”，創造各種思想，並進行嘗試。認識世界，按第一種觀點意味着受限於這個空間；按第二種觀．或，意味着在其中進行探險。
沃特金斯（J．W．N Watkins）
綏倫·剋爾愷郭爾德（seren Kierkegaard）
所有具有復雜神經係統的機體都不時面臨生活所提出的問題：下一步我該幹什麽？
休·薩維奇一倫堡（Sue Savage－Rugbgllgh），
羅傑·盧因（Roger Lewin）
讓·皮亞傑（JeanPiaget ）曾說，智力是你不知怎麽辦時動用的東西（這是對我試圖論述智力時所處情景的確切的描述）。如果你擅長於對生活提出的各種選擇題找到正確的答案，那你的確能幹。但是，富有智慧則有更多的涵義，這是一種創造性能力，憑藉這種能力你會迅即想出新的主意，各種答案在你的大腦中接踵而至，一些比另一些更好。
每當我們看着冰箱中的殘羹剩餚，思忖着為準備晚餐還需要從食品店添置些什麽時，我們所表現的智力連最能幹的猿都望塵莫及。一流的廚師會把各種配料有趣地組合起來而讓我們目瞪口呆，因為我們從來不會想到這些配料竟然會混雜在一起。詩人特別善於詞語的排列，這種排列所産生的富有感染力的涵義使人折服。我們大傢每天也都在千百次地錘煉出新的表達方式，把詞和手勢加以重組以傳達新的信息。每當你想說一句你以前從未說過的句子時，你所面臨的創造性問題正如廚師和詩人所面臨的一樣——在你將它說出之前的最後一刻，你還在大腦中反復思忖。
近年來，我們對確定在腦中的什麽位置處理語義的那些研究取得了不少進展。我們常常發現動詞是在大腦額葉，而由於某種原因，專有名稱似乎偏愛顳葉前端，而顔色和工具的概念則似乎見於左顳葉後部。但是智力是一種過程，而不是一個位置。它是一種有許多腦區參予的過程，通過這種過程我們探尋新的涵義，這常常是“有意識地”進行的。
對智力有經驗的研究者，如智商（IQ）研究人員，避免用“意識”（consciousness）這個詞。我的許多神經科學家同行同樣也避免使用“意識”這詞（倒是有些物理學家卻一直樂於用初涉足者常犯的錯誤來填補真空）。一些臨床大夫並非故意地輕視“意識”，他們把它重新定義為單純的“喚醒”（arousability，雖然把腦子視為意識中樞，但實際上這就像是把開關和光混淆起來一樣）。我們或者可以把“意識”重新定義為單純的“覺察”（awareness），或是定義為選擇性註意的“探照燈”。
這些理解都有助於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但它們都忽視了精神活動的主動性，正是通過這種主動性，你創造、修飾、再創造你自身。你的智力性精神活動是你內部和外部世界的反映，這種反映在不停地變化，它部分處於你的控製之下，部分則不為你的內省所察覺，甚至是變幻莫測的（在你每晚四五個睡夢階段中，它幾乎完全不受你的控製）。在本書中我試圖闡述，當你駕馭你自己從一個主題轉嚮另一個主題；當你建立和否定不同的可能性時，你的內部精神活動是如何一刻不停地發展的。這種闡述不僅基於心理學家對智力的研究，更多地來自行為學、進化生物學、語言學和神經科學。
曾有一些良好的理由來避免對意識和智慧作全面的討論。在科學研究中有一種非常好的策略，那就是把問題分解為各個小塊，當機械論的解釋無助於你構建逼近一個含混的主題的研究途徑時尤其如此。在某種意義上，人們一直在這麽做。
第二個理由是對所有的人（除了圈內人外）掩飾真正的爭議點以避免麻煩，用現代習語來說，就是保持否認的本領。有些詞雖有日常涵義，但也具有僅為圈內人所使用的特殊的轉義。每當我看到這些詞時，我總會想起代號來。幾個世紀以前，對精神作一種不加掩飾的機械論的類比會使你闖下大禍——甚至在比較寬容的西歐。應該承認，朱利恩·拉曼特利（Julien Offory de La Mettrie）在不經意中說的並不全錯。這位法國醫生（1709一1751）在1747年曾寫過一本名為《人一機器》的小册子，在這本書中他把人的動機比喻為機器中釋放能量的彈簧。
1746年，拉曼特利已從法國逃亡到了阿姆斯特丹。他曾寫了一本名為《靈魂的自然歷史》的書。巴黎議會極不喜歡那本書，命令悉數燒毀。
這一回，他謹慎地匿名出版了他的小册子《人一機器》。當時被公認為歐洲最為寬容的荷蘭人居然震怒於此，並企圖查明這本小册子的作者加以報復，他們幾乎達到了目的。拉曼特利被迫再次逃亡，這次他逃到了柏林，4年後他在那裏去世，終年42歲。
雖然拉曼特利走在了時代的前面，但他並非是將人比作機器的始作俑者。笛卡爾一個世紀之前在他的《人類》一書中早已為之。他亦曾從故鄉法國遷往阿姆斯特丹，這在時間上與伽利略（Galileo）與梵蒂岡之間就科學方法本身的糾葛大致上差不多。有人會說，笛卡爾之所以不必像拉曼特利一樣從荷蘭出逃，是因為他謹慎地在安然死後若幹年纔出版那本書。
笛卡爾及其追隨者並不想禁止所有關於精神的論述；事實上，他們特別關心的事情之一是想在大腦中準確地確定“靈魂的宿居處”的位置。這是學院派傳統的繼續，這種傳統專註於充滿腦脊液的腦室。500年前的宗教學者認為靈魂的各個部分分處於這些空腔中：記憶居於其一；幻想、想象和常識居於其一；思維和判斷又居於其一。在他們看來，腦室就像一隻裝了魔鬼的瓶子一樣，是存放靈魂的容器。笛卡爾認為，鬆果腺是控製中心所處的較佳位置，其依據是，腦內不成對出現的結構甚少，而鬆果腺是其中之一。
現下正是千年之末。雖然還存在神權政治國傢，在那些國傢裏使用隱晦的表述方式仍不失為一個好主意。但是總的來說，我們已不再為用機器來比喻精神而小磨。我們甚至能夠對精神與機器之間的任何類比的原則性基礎加以討論。人們振振有詞地論證說，精神是富有創造性、不可預測的，而我們知道機器缺乏想象力，但卻是可靠的。因此，諸如數字計算機這樣的機器乍看起來似乎是一種不合情理的類比。
說得對！但是笛卡爾衹是說，在談論腦時把它看作好象是一架機器是一種有用的方法。層層剝開洋蔥，你就不斷地取得了進展。即使真還有什麽別的東西隱匿於其外層之下，科學家傾嚮於認為並不存在任何東西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可知的，總是可以嘗試作別的可能的解釋。這種科學的策略——別與科學結論相混淆——在我們對自身的認識中已經産生了一場革命。
對精神的機械論的研究方式長期以來一直缺少一種至關重要的機製，即自展機製。我們習慣於這樣一種觀點：即使是一件不錯的人工製品，例如一塊表，尚需要有一位高明的鐘錶設計師。這是一種常識，就像亞裏士多德的機械唯物論一樣，儘管它是錯誤的。
但是，甚至從達爾文以來，我們就知道精緻的東西也可以從簡單的初始物演化（自組織）而來。正如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一書的序言中指出的，甚至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並不樂意接受這種自展性觀點：
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一直使我入迷，但是這些年來，我已經發現有各式各樣偽思想傢無法掩飾他們並不喜歡達爾文的偉大思想。這些人形形色色，從吹毛求疵的懷疑論者到公然表示敵意的都有。我還發現，不衹是外行和宗教思想傢，而且有在俗的哲學家、心理學家、物理學家，甚至生物學家，他們似乎傾嚮於認為達爾文是錯的。
但是，這並非事情的全部。在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後僅15年，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 ）在給朋友的信中闡述了他的觀點：在精神中有達爾文過程的參與。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纔剛開始用適當的腦機製為達爾文主義的這一觀點賦予真實的內涵。幾十年來，我們一直談論着過量産生的突觸的選擇性存活問題，那衹是達爾文主義的並不真實的版本而已，就像把一幅圖案鎸刻在木塊上那樣。現在我們也看到，大腦的布綫可能是充分地按達爾文過程運轉的，這種過程在意識的時間尺度上進行，自毫秒級至分鐘級。
這是達爾文主義的一種表現方式，它使不甚確實的東西逐漸成形。它包括産生許多一定模式的大腦放電的拷貝，讓這些拷貝出現某種變異，然後讓那些變異體在一個工作空間範圍內競爭以取得主導地位（就像馬唐和六月禾一在我的後院草坪中競爭一樣）。競爭的結局取决於那些放電的時空模式與“道路上的溝溝坎坎”（儲存於突觸強度中記憶的模式）相契合得有多好。正如你將看到的，這種達爾文機是我所熱衷的主題，但是在轉入主題之前，讓我們先對智力是什麽，又不是什麽有一些概念上的認識。
新聞記者們常用的提問內容是：“誰一什麽一哪裏一何時一為何一如何”。這對於探索智力的奧秘是一種有用的策略，這可以避免不成熟的定義。我將從智力由“什麽”構成，何時需要智力開始——因為這詞有衆多的涵義，有時很容易被搞混（正如意識一詞一樣）。將智力一詞略為狹義化，不把嬰兒隨洗澡水一起倒掉，是下一章的任務。然後，我將着手處理各種不同層次的解釋，以及“意識”這個詞引起的混淆。
在探索智力“如何”進化的問題時，尤其是在討論人類的遠祖的智力進化時，以考察冰河期的演化來作類比具有重要意義。阿拉斯加的海岸綫是考察仍處於活動期的冰川的最佳場所。冰川灣長約80千米，200年前它還被冰川填滿，現在則擠滿了引起交通阻塞的海豹、獨木舟和遊船，我將聯繫冰川灣的來竜去脈來說明“雜傢”的能力是如何進化而來的，儘管從效率的角度而言，專傢在某一領域中總是更高明。對這個問題是否有簡單的答案呢？回答是：正是因為氣候不斷突然地、不可預期地改變，從而使效率不再是最關鍵的因素。
在第四章中，我將討論解析具有句法的復雜句子所需的思維機構。許多觀察者，包括我本人，都設想在人類進化過程中智力的大飛躍是由某些邏輯結構所産生的，這些結構是一種具有語法的語言所需要的，對其他作業也有用。黑猩猩和倭猩猩”（非洲侏儒黑猩猩是一種明顯不同的猿，現在的英文名字是沿襲當地人所用）使我們能從某一重要的角度來判定語言在智力和意識中所起的作用。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的衹有骨頭和化石，但是我們可以從我們的遠房表親那裏對我們祖先的行為有所瞭解。
第五章是從達爾文過程的角度來討論收斂性和發散性思維問題。小型的神經生物學會議，如我在蒙特裏灣（Monterey Bay）參加的那個會議，肯定例示了收斂性思維——隨着對記憶機製研究的深入，所有的專傢都試圖找到一個正確的答案。那些企圖發現科學理論或想寫詩的有創造性的人需要發散性思維，或者更普通的，為了彌補多選題考試中的出錯也需要這種思維。每當神經生物學家對記憶貯存機製提出一種解釋，聽衆中就會有人提出運用發散性思維對這一問題所作的幾種不同的解釋。如何將新奇的構思上升為高質量的理論而又有異於用手把一團粘土塑造成一個陶罐呢？回答可能在第五章的標題中。達爾文進化過程在千萬年的時間過程中形成新的物種，而在持續數周的免疫反應中産生新的抗體，同樣也可以在思維和動作的時間尺度上形成思想。
在第六章中，我將把精神過程與其他已知的達爾文過程加以類比。我將說明我們的腦是如何（從生理學機械論的角度）對表象進行操作從而引起復製競爭，這種競爭可以是達爾文式的，能從雜亂無章中形成一種合理的猜測。把問題化解為大腦密碼（就像蘋果和橙子包裝上用以表示實物的抽象的條型碼）和大腦回路（尤其是皮層表層中用以處理“內部郵件”的回路），使我能對高級智力功能，如我們怎樣猜測，說以前沒說過的話，甚至展開比喻的翅膀，作迄今為止的最為成功的探索。
“達爾文機”的這個大腦版本在我看來將根本上改變我們關於人的概念。就像《愛麗絲漫遊奇境》中的渡渡鳥所說的，解釋一種遊戲的最佳方法莫過於演示了，我將帶你們漫步走過形成思維和决定的達爾文過程。我很高興地說，描述意識並不見得像描述如何騎自行車那麽難；而且，在對它的過程産生一種感覺而不僅僅是滿足於抽象的評述之後，你將更好地理解它。（如果你跳過我所鐘愛的這一章，你從第五章和第七章得到的將是抽象的論述。）
在最後一章裏，我將對以前章節中所討論的關於智力的各要素作一總結，主要是着重於對某些機製的討論，如果一種外來的智能或人工智能要在廣阔的範圍內（從聰敏的猩猩到人類的音樂天才）進行運轉就會需要這些機製。最後我將對任何嚮超人智力的過渡提出一些告誡，正如象棋紅後對愛麗絲提出的關於“競賽”的告誡那樣：想要留在原地你必須不斷奔跑。
一種理論把人描述成一架為外界壓力所推動的感應機器，剝奪其所有的創造性和自發性。第二種理論賦予人“遊戲空間”，創造各種思想，並進行嘗試。認識世界，按第一種觀點意味着受限於這個空間；按第二種觀．或，意味着在其中進行探險。
沃特金斯（J．W．N Watkins）
雖然先天的信息加工，本能的行為，內在的和諧協調的動機和動力，以及固有導嚮性的學習，都不失為動物認知的基本要素，但它們卻不像是與思維、判斷、决策等相關聯的更深奧的精神活動王國的一部分。那麽思維究竟為何物？我們又怎樣認識其在其他生靈最為隱秘的器官——腦——裏是如何工作的呢？一方面，我們習慣於相信真實思維貫穿於審美、道德及决策行為之中，另一方面，至少在某些動物，精緻的編程能夠建立似乎是思維的錯覺。有什麽行為準則能使我們將兩者加以區別呢？是否像人工智能的鼓吹者所設想的，所有的——包括人類的——思維，都衹是高明編程的結果呢？
詹姆斯·古爾德（JamesL．Gould）
卡羅爾·古爾德（CarolGrandGould）
《動物的心智》
人們總是用十分狹窄的術語為智力設定框架，好像它是某種數字，可以指派於人。這個數字越大越好，就像棒球比賽中的“擊球率”那樣。智力總是用各種不同的指標來加以度量的，諸如空間能力、言辭理解力、詞語表達的流暢性、數字能力、歸納推理、感知速度、演繹推理、機械性記憶力等等。近數十年來有一種趨勢，就是把這些種類繁多的測試亞類視作“多重性智力”。確實，為什麽要試圖把智力一鍋煮成單個數字而把這些能力混雜起來呢？
簡短的回答是：單個數字似乎告訴我們一些新東西——雖然過於泛化會有害處，但是它提供了某些有趣的信息。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人對一種智力測試亞類做得出色决不預示他對另一亞類的測試做得一定糟糕；另一方面，一個人如果對其中一類測試做得不錯，他對其他測試亞類的表現常常優於平均水平。
這就好像在做測試的能力方面存在某種共同的因子。所謂的“普通因子“g”表示了不同測試亞類間這種有意思的相關。心理學家阿瑟·詹森（ArthurJensen）指出，對g的兩種最強的影響是速度（諸如你在固定時間內能回答多少問題）和你在頭腦中能同時應付事項的數目。類比問題A之於B即如C之於（D，E，F），通常要在頭腦中至少同時保持多個概念，並作比較。
所有這些都使智商很像是對大批生産快餐的廚師的一種職業描述，他要同時應付製作6份不同的快餐，一小時接着一小時，一刻也不間斷。因此，高智商對於大多數人那種平常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而僅在要求迅捷、多能的場合纔是重要的。要在復雜或多變的職業中（如當一名醫生）幹得出色，高智商通常是必需的；對從事中等復雜程度的職業（如當秘書或警察），它也是一種優點，但是對於僅需要按常規且不那麽匆忙作出决定或解决簡單問題的職業，高智商提供的長處十分有限。例如，對於職員或出納員來說，其可靠性和交際能力可能遠比其智力更重要。
智商肯定是智力的很使人着迷的一個側面，但它並不把其他方面均囊括其中。我們不應該錯誤地把智力還原成評分標尺上一個簡單的數字，那就像用一種統計數字（如傳球成功的百分比）來表徵一場足球比賽一樣。不錯，就足球聯合會整體而言，取勝與該統計數字顯著相關，但對足球來說遠非成功的傳球一項。有些球隊贏了球正是因為有其他長處，他fIJ可能連一次成功的傳球都沒有。智商在許多情況下確與“取勝”有關，但這並非智力的全部，就像成功的傳球並非足球的全部一樣。
我把智力視作神經生理學的象牙塔尖，這是一個個體大腦組構衆多側面的集大成者，正是依靠這些，人們能做以前未做過的事情。我們雖然還不能解釋它的全部輝煌，但是已經懂得了它的某些方面，如行為方面，神經生理學方面，以及以秒為單位運轉的類似於進化的過程。我們甚至對自組織原理也有所瞭解，這些原理導致進化中質的突變和新的層次的形成，就像在範疇和比喻間進行競爭時所發生的那種情況。
關於智力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誰”的智力更多，而在於智力是“什麽”？“何時”需要智力？智力又是“如何”運轉的？智力的涵義包括聰穎、預見、速度、創造性，能同時應付多少事件，以及其他。
人類智力的産生是否是由於我們比其他動物擁有更多？如果衹是像看甜瓜似地用尺寸的大小來衡量腦，那就有可能産生誤導。腦衹有外面那一層——大腦皮層——明顯地與形成新的聯想有關，而腦實體的大部分是絶緣物質。它們將聯結大腦各部分的“導綫”包裹起來：絶緣越好，信號傳遞越快。隨着動物變得越來越大，“導綫”越來越長，這就需要更好的絶緣來加速信號的傳遞，並保持較短的反應時。這種絶緣使腦白質的尺寸增加，即使皮層的神經元數保持不變。
甜橙皮衹是甜橙的一小部分，而人的大腦皮層甚至比甜橙皮還薄，大約衹有2毫米，僅相當於兩枚10美分硬幣的厚度。人的大腦皮層布滿了縐褶，但是如果把它剝離下來並將它展平，它的面積大約相當於4張打印紙。黑猩猩的大腦皮層衹有一張打印紙那麽大；猴子的像明信片那麽大；老鼠的衹有郵票那麽大。如果我們在展平的大腦皮層上布上細網格，我們會發現，在所有的皮層區，每一個小的四方網格中神經元數大抵相同（但初級視皮層例外，在所有的雙眼動物中，這一區域有衆多的其他小神經元）。因此，如果對於一種特定的功能需要更多的神經元，大腦皮層就需要更大的表面積。
我們認為，因為覓食對視覺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使猴在世代發育過程中視皮層（而不是聽皮層）增大，這就是說，這一進化在這裏産生一個凸起，爾後，當某種別的進化選擇壓力起作用時，也會在那裏産生一個凸起。但是，是否任何非嗅覺性（如視覺）功能要求更多腦空間的自然選擇導致對所有其他功能也會産生同樣的要求？人們現在對此深表懷疑，因為從發育的角度來看，要使腦出現區域性的增大通常是睏難的。因此，增大一個區也使所有區增大可能是普遍規則，而非例外。
如果說衹有一種導致“免費的午餐”式的進化途徑是不夠的，那麽這裏還有一種途徑：新的功能最初出現常常藉助於在備用的時間內使用腦中某一預先存在的部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腦區是多功能性的，這就使我們無法在各區貼上標簽。那麽，何種已存在的功能與自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發生的聰穎和預見能力方面的躍變最有關係呢？大多數人會說是語言。在我看來，一種對語言和手的動作的協調共通的“基礎性能力”（見諸於我們閑暇時的音樂和舞蹈中）比僅為語言功能的特殊能力更說明問題。
智力有時被描述為腦中參與求知區域的拼鑲，是所有對期望十分敏感的感知機製的總和。這肯定是對的。但是，如果你對智力衹是下這麽個廣泛的足以包含腦的大部分功能的定義，那麽這樣一種表達並不能推進你的認識，就像你把意識的涵義擴展到覆蓋植物的生命所做的一樣。一覽表並非解釋，不管它是多麽有趣，也不管論題可能有多麽需要包括在入門課程中。從智力的內涵中消除感知機製並非我的目的，我是想闡明猜測的基礎，以及産生分層穩定性的那些自組織的層次。
西班牙醫生鬍安·瓦特（JuanHuarte）在1575年把智力定義為學習、作判斷的能力和想象力。在現代文獻中，智力常常指的是抽象思維的能力，推理的能力和把大量信息組織為有意義係統的能力。這不僅很像試圖定義自身的學究，而且作為一種易於擴展至其他動物的定義，其立意太高。對於瞭解智力是什麽，更好的出發點是有關動物行為的文獻，在這些文獻中對智力作出了良好的可操作的定義，這些定義均以在解决問題方面的多方面才能為出發點。
伯特蘭·羅素（BertrandRussell）”曾經諷刺地評論道“美國人研究的動物四處狂奔，其匆忙以及精力令人難以置信，它們最後偶然地得到了它們想得到的結果。德國人所觀察的動物靜坐思考，而最後從其內在的意識中得到答案。”羅素在1927年所作的這番調侃，是對科學研究方式的一種英國式的評述，這段關於解題睿智的俏皮話也嚮我們例示了在洞察和隨機性反復試驗之間其實並不存在的歧見。洞察是智力行為，這毋須爭辯。“純隨機性”在通常對問題的討論中則不在此列，但我們因之而被誤導。對此我們在以後將詳作論述。
我喜歡皮亞傑所強調的，智力就是你不知怎麽辦時動用的東西，這抓住了新奇這個要素。智力就是無計可施，而慣常的做法不奏效時所需要的應付能力，所謂計上心來。試想一下爵士音樂的即興創作，它不是那些精心構思的作品，如莫紮特或巴赫的協奏麯。智力是在舉手投足的瞬間所作的即興創作和完善的過程。
神經生物學家霍勒斯·巴洛（HoraceBarlow）把問題表達得更簡潔，他嚮我們指明了智力中可用實驗測試的那些方面。他說智力就是作猜測——當然不是舊的猜測，而是在於發現一些新的、內在的秩序。“出色的猜測”清楚地把很多方面都包括進去了：找到問題的答案或者論點中的邏輯關係；碰巧想到一個合適的比喻；建立一種令人愉快的和諧關係或是作出機智的答復，或者預測即將發生的事。
確實，很多時候你會習慣地甚至是下意識地猜測下一步將要發生什麽，例如在聽故事或是聽音樂時。讓一個啼哭的孩子來填充每句歌詞的最後一個字使孩子分心而使他停止啼哭，極為有效，許多不同文化傳統的人們都使用這種方法。下意識的預測常常是為什麽一句開玩笑的妙句或是巴赫名麯的突然變奏能讓你發愣的原因——你下意識的預測和實際的不吻合令你感到意外。有點小小的偏差往往不失幽默，但是紊亂的環境令人不悅，就像如果某一天你的職業不穩，充斥噪音、或司機駕車老出錯，或陌生人蜂擁而至，你預想的和實際發生的老是對不起來，你就會心煩意亂。
我又是怎麽對付這種環境的不和諧呢？讓我們把預測放回到一種較合適的水平，而不要全身心地沉溺於去預測什麽必然會發生，而使自己煩躁不安。那樣做，你可以使自己相信你還能胜任預測。或許那就是為什麽在變幻莫測的環境中折騰了一天之後，你會在宗教儀式、音樂中或情景喜劇”中去尋找輕鬆——那時又能愉快地去不斷猜測下一步會發生什麽。
初涉足者常犯的錯誤之一是將智力與有目的復雜性行為等同起來。精緻而復雜的行為本來可能是尋找智力標志的合理所在。畢竟，我們的語言和預見行為無疑是智力行為的某些方面，而且它們也是夠復雜的。
但是動物的許多復雜行為是先天的，是與生俱來的，並不需要學習。這些行為不易變更，常難以隨意演示。這些一成不變的動作模式就像計算機程序一樣並不深究其目的，它們衹是按序進行的。
無論是先天的還是學習得來的行為都可能是持續和復雜的。就拿一個白癡學者的行為為例，他能記住很多事情的細節，但是卻缺乏把信息分解為有意義的部分加以重組，在一種新的情景下加以利用的能力。鯨的呼叫和昆蟲的築巢同樣是非智力性的。
鯨和鳥的連貫的鳴叫也並非是智力的表現。大多數無意識的行為往往是連貫的，一個完成後引來下一個：鳥緊隨求偶行為之後是築巢、下蛋、孵化等復雜過程，然後則是各種定型的對後代的照料行為。實際上，行為越是復雜、“有目的”，它可能離智力行為就越遠，這是因為自然選擇已經確保其完成的途徑，留下了很少的機遇。對於學習，通常衹是對一些很簡單的事情而言，並非對復雜的、呈鏈鎖性的意義重大的行為。
我們並不那麽理解我們的某些行為，如打呵欠，或擁抱和接吻的欲望（倭猩猩和黑猩猩也有這些行為），動物也不見得理解它們的行為。我們常喜歡刨根問底，就此而言，大多數動物在通常情況下並不那麽渴求“瞭解”什麽，它們也沒有創新的企圖，至多衹是一些小小的變化和緩慢的學習過程。思維好像是一種備而不用的東西，要在事物正常的進程中對此加以依靠那就太慢了，而且時常容易出錯。
智力的最佳標志見於這樣的情況：動物面臨一些較簡單但又不易預料的問題。對這些罕見而新奇的情況，進化並沒有提供標準答案，動物必須即刻動用它的智力。雖然我們常用“智力”來指範圍廣泛的能力和實現這些能力的效率，但是其中也藴涵靈活性和創造性。用行為學家古爾德夫婦（JamesandCarolGould）的話來說，即“擺脫直覺的束縛，創造解决問題的新方法的能力。”這就大大局限了討論的範圍。
在收斂性思維的測試中，幾乎總是衹有一個結論或答案，這個答案被認為是唯一的，思維必須沿着該答案的方向彙聚或被控製……另一方面，在發散性思維中，思維則沿不同的方向進行探索。當問題沒有唯一的答案時，這一．火顯得最明顯。發散性思維的特性就在於不受約束。它允許思維自由地嚮各個方向發展…否定舊的答案，嚮別的方向探索是必要的，足智多謀的人更可能成功。
吉爾福德（J．P．Guflford）
在話題轉嚮智力時，許多人會想到關於聰明的動物的故事。他們堅持說，狗肯定是有智力的。大多數這樣的故事往往就是描述狗對語言的理解能力有多強，或它們是如何深知主人的意圖。
行為學家和動物心理學家將耐心地回答，狗是非常社會化的動物。它們總是聽命幹主人，就像野狗聽命於狗王一樣，它們會問：“主人，有何吩咐？”或像孩子似地會尋求情緒上的愛撫，希望引起恩寵。對馴化狗說話也是誘導這些天生的傾嚮，雖然你的話本身並不攜帶信息。人們並沒有認識到代理狗王（那就是你）的聲調和形體語言本身傳送了多少信息。如果你對你的狗念今天報紙的標題，用的音調、目光、姿勢和以往讓它給你取拖鞋一樣，它沒準也能把你的拖鞋取來。
在很多情況下，事情並不太容易被混淆；環境本身（人、地點、情境、周圍的物體）幾乎為狗對命令作出恰當的反應提供了所有的信息。大多數狗能做的事很有限，對於它們來說不難猜到該做什麽。訓練一條狗按命令取10來種不同的東西，對狗來說是一種更睏難的要求，這純粹是因為狗很難猜出你的意圖。如果你相信你的狗能懂人話，那麽請讓別人通過某些通訊設備從另一間房間對它說同樣的話，這就排除了大部分的環境暗示。許多聰明的動物通不過這個需要理解力的對話的嚴格測驗，甚至那些受過強化訓練的能對圖形符號作反應的黑猩猩也不行。但是在熟悉的環境中，按情景作出選擇又十分明顯的時候，狗確實多半能通過較容易的測驗，演示一些指定的動作。能做多少種動作是衡量智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狗有許多本能的行為，諸如看管羊群，以吠聲示警等；它們能夠學會許多其他的東西。正如心理學家斯坦利·考倫（StanleyCoren）觀察到的，在經過強化訓練之後它們甚至能掌握數量相當可觀的可資交流的信號。“我的寵物狗擁有總數為90個可接受的詞彙量，其中約65個為詞或詞組，另外約25個為信號或手勢。同時，它們可表達的詞彙量約60個，其中約25個以聲音表達，約35個以體態表達。但是它們對句法或語法卻一竅不通。如果拿它們與孩子相比，它們在語言習慣上相當於18～20個月的幼兒。已經學會一些手勢語的倭猩猩的得分則大約相當於30個月的幼兒。”學習的速度也與智力有關。狗和海豚之所以在接受訓練後能完成一整套動作，是因為它們通常比貓學得更快。因此，“智力”是由諸多東西組成的復合物，它與許多心智能力有關。也許智力正是把在智能行為中起作用的那些能力有效地組合起來。動物對恰當行為的選擇可能是認識動物智力的關鍵所在。在許多有關“聰明動物”的故事裏，動物衹是按令行事而並非能自己思考。除非作滑稽動作鬧着玩，皮亞傑創造性要素常常在面臨模棱兩可的任務時喪失殆盡。關於非人類智力的科學文獻試圖解决創新的問題，然而，因為大多數被認為有智力的動物的動作無法得以重複，因此這些文獻難免有諸多的趣聞軼事（《馬基雅弗利的智力》即為一本以猿類為主題的好書）。強調不同種屬間的比較，能夠以某種方式減少軼聞式的證據對科學帶來的危害。比如說，多數狗不能解開將其係於樹上的皮帶，但是黑猩猩沒準能。在籠門上扣一個像係狗皮帶一樣的撤扣足以將大多數小猴子鎖在裏面了，即使它們夠得着去撥弄那門扣也無濟於事。但是類人猿則會設法弄開它，所以你必須用鎖纔行，而且不能把鑰匙留在那裏！猩猩會行使騙術，即猜測另一隻猩猩可能在想什麽，並加以利用，而大多數猴子似乎沒有行騙的思維機構。
對許多人來說，智力的實質就是這種具有創造性的機敏。如果一個動物格外善於解决問題或作出創造性的舉動，我們便會認為它特別聰明。但是人類的智力則是由另外一些附加的標準來判定的。
當我試以智力定義為“創造性聰明”求正於我的一位同事時，他環顧左右而言它，並開始引述一些有關聰明的例子。
當提及某人有多聰明，你會說，“呵，他是很聰明。”這時候，你是指他談吐得體，應答靈敏，長於迅即隨機應變。但是他並不能很好地完成他的計劃，也缺乏作長遠考慮的優點，如策略性，持之以恆和良好的判斷。
是的，我同意，真正的聰明也要包括預見。但是從猩猩的行為來看，它們並不為明天多慮，它們頂多偶然作半小時之久的打算。
所以，對未來的設想可能是猿進化到人時智力上的一個發展。“智力也包括想象力”，我又補充說，並記起了我曾經對一群高智商的人作過一次餐後演講。雖然每一位聽衆在智商測驗中都得高分，但他們中的一位想象力之差實在令我驚詫。那時我突然意識到，以前我一直以為智商和想象力是並行的，但是想象力衹是在形成某些高質量的東西時纔對智力有所貢獻。
幻想癥患者都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但這並不使他們聰明。
其實智商衹能度量那些被普遍理解為智力行為的某些方面。智商測驗本質上並不包括對預作計劃能力的測試。
如果說我有時會構思出獨創性的觀點，那是因為我一直極易把各種觀點混淆起來……因為發現了旁人不會想到的不着邊際的類比和關係！旁人很少會把這些混淆起來，他們藉助細緻的分析嚮前推進。
肯尼思·剋雷剋（KennethJ．W．Craik），《解釋的本質》
有足夠量的各種各樣構建單元可能是重要的。列舉出感覺和運動的全套本領（如考倫對狗所作的那樣）是有用的，衹要不對刺激一反應的分叉性過於咬文嚼字。有時反應的出現無明顯的誘發因素，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猩猩漫無目的地把葉子從樹枝上扒拉下來。刺激一反應的關係往往是不顯現的；動物尋找刺激源本身就是形成其反應的一部分。註意到這些因素，讓我們來考慮刺激一反應的若幹經典的實例。
許多動物有感覺的模板，它們用這種模板來選擇看到的東西的大小（和形狀），像孩子用不同的糕點切割器來比試焙烤的各種聖誕糕點，看看是否有哪一個與某一特定的糕點相配。比如說小鳥會在鷹飛過時將身體絨綿起來，就好像它們腦子裏關於鷹的形象是與生俱來的。事實並非如此。最初它們在任何鳥飛過時都將身體蜷縮起來，後來它們能認出某些常見的鳥了；當形象熟悉了，它們便不再躲避。由於這種習性，它們最後衹有在不常見的、模樣奇特的鳥及掠食者（如鷹）飛過時纔躲避——這些鳥不常見是因為居於食物鏈頂端的動物並不多。
所以，躲避是對新奇東西的反應，而不是對一種固定的“警示性”搜索圖象的反應。那就好像孩子發現一塊形狀古怪的糕點，與哪一個糕點切割器都不配，那會使他很不高興。
作麯傢們註意到，純粹的泛音（如長笛産生的）比較柔和，而雜亂的泛音（重金屬音樂或某些歌手，如邁剋·傑剋遜刺耳的嗓音）似乎是威脅性或警示性信號。我一直在想，由神經損傷所産生的失調的感覺常因同樣的理由使人感知為痛苦，而並非單純的無意義。
除了對熟識的景物和聲音有感覺模板外，動物也有許多動作模式可作挑選。鴛鴦能决定是下水巡弋去搜索食物，還是飛到另一個池塘去，或是伸開翅膀將其晾幹（它們不像鴨子的羽毛那樣富含油脂），抑或衹是站在那裏——一這取决於它翅膀有多重，胃有多飽滿，是否有性衝動等等。所有的動物都會作决定；那是一種對感覺和欲望作出的權衡，之後便在由環境修飾的行為庫中選擇一種標準行為。
當然，人們在選擇餐館時情形也相似，得綜合考慮它的菜譜、停車場、價錢、花在路上的時間和等候的時間，以及它的氣氛——將所有這些和其他餐館作比較。雖然這樣的權衡似乎是有意識地進行的，但選擇本身並不藴涵太多的智力，不同於我們在選擇“下一步做什麽”的清單上添上新項目所伴隨的智力活動（“沒想一下，如城裏有越南餐館，則如何？”
出於好奇，我從兜裏掏出一支鉛筆去碰一縷蜘蛛網。蜘蛛立刻作出了反應。那張網，受到它的挑釁者的撥弄，開始顫動直到變得模糊。任何帶毛爪或翅膀的動物碰上了這張神奇的網都會整個兒陷進去。當顫動緩慢下來之後，我可以看到網的主人在它的網上修補掙紮的痕跡。鉛筆尖是這個世界不曾經歷過的侵犯。蜘蛛拘囿於蜘蛛的觀念；它的世界衹是蜘蛛世界。所有的外部世界都是不合理的，與它無關的，對蜘蛛至多是原材料。當我像一個巨大、虛幻的影子一樣沿溪𠔌走去時，我意識到，在蜘蛛的世界裏我是不存在的。
洛倫·艾斯利（LorenEiseley），《明星投手》
有時動物在玩耍時嘗試了一種搜索圖象和動作的新組合，爾後又發現這種組合的用處。所以，或許我們應該將玩耍也包括到智力的屬性中去。
然而，許多動物衹是像孩童似地貪玩——成年人就不那麽貪玩，他們得養傢糊口而沒有時間或興致去傻玩。像豬和人所擁有的長長的童年，由於有用的組合的積纍有助於才能的發展。一些進化的趨勢，包括動物的馴化，趨嚮於將童性帶進成年，那也許有助於增長才幹。
你不光從你自己的經歷中學習，你也模仿別人，就像日本報會模仿富有創造性的女性把沙子從食物中洗去一樣。你也許會躲避那些會嚇着別人的事情，即使你自己並沒有被嚇着過，但是這樣的“迷信行為”是可以傳遞的。“不要踩在人行道的裂縫上”的初始理由也許已被遺忘，但是文化的傳遞卻是一代代地沿襲了下來，這就夠了。
如果有一大套下棋的“妙着”爛熟於心，當然會使預見變得容易得多。預見初看起來是簡單的，簡單得幾乎不需要高智力，但那是因為我們把預見和動物種屬特異的季節性行為混淆起來了。
鬆鼠為過鼕而儲存硬殼果似乎是動物王國裏超前計劃的標準例子。現在我們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了。由鬆果體在天黑時分泌的激素——褪黑素預告鼕天將來臨。漸漸變長的黑夜每周都會導致褪黑素分泌的增加，這觸發了食物儲存行為和皮毛生長。作這種“計劃”並不需要動用太多的腦力。
當然也有一些其他行為是由腦中先天的布綫所建立的，用來提前幾個月對某些事作準備。交精行為在一定的延遲後産生後代。季節性的遷徙也許是本能，也許是地對學會而在成年後期成為一種自然的程式。當然，那談不上是計劃——季節顯然是可預測的，而千萬年來，植物和動物已在進化過程中形成了某種內在的機製來感覺鼕天的來臨：當白天變短時把硬殼果儲存起來可能會“感覺良好”，很像在空氣中彌漫的性外激素的梯度導致的感覺一樣。
作為時幾分鐘的計劃也見諸於不同情形中，但是你將看到，它們也許都不能被稱為作計劃。記住一套動作的程式，比如當關在籠子中的猴子看到食物藏於何處，在20分鐘以後被放出籠子後能找到食物。這有時被稱為“計劃”，但是這會不會衹是記憶？另一個受到質疑的證據是關於空間行為。如果把蜜蜂裝入～無富的容器中，帶到千裏之外的陌生地方放出，它們很快會找到一條最佳的途徑追逐它們未曾見過的所喜愛的食物源。這到底是計劃還是對地形的參考性記憶？它們首先飛幾圈以辨認方向，然後嚮着正確的方向飛去。它們可能是從對地形的勘察中得到了綫索。
也許我們應該說，作計劃涉及到一些新的東西，其方式與我們拖延事情的方式相似：確定什麽事能推遲到明天（或幹脆避免它）。我保留這個術語是因為某些行為是在動作以前就預先把多個階段的動作組合好，而不是在初始動作啓動後再組織後階段動作的那些行為，那是目標十反饋的工作方式能夠完成的。
關於類人猿這種多階段計劃的證據實在是少得可憐，甚至在其頻繁發生的行為中。正像雅各布·勃洛諾夫斯基（JaCbBronowski）曾經指出的那樣，沒有一頭黑猩猩會“徹夜”徘徊為明天備下足夠量的供養。雖然野猩猩常常信在果實成熟時走近遠處的果樹，其中有多少成分是由於遷移程式使然，又有多少成分是由於事先作路徑選擇的計劃呢？
對於你的大多數的動作，諸如舉起咖啡杯將其送到嘴邊，有時間在半途作即興調整。如果杯子比記憶中的要輕，你能調整它的軌跡以免讓它撞上你的鼻尖。因此實際上並不需要一個事先的完備的計劃；目標加一點點修正就足夠了。你由大致的方向開始，然後略作調整，就像登月火箭那樣。多數關於動物作計劃的故事就是這種類型的。
多階段的計劃在一種高級的群體智力中得到最佳體現：對他者的思維模式作一模型，然後加以利用。一頭猩猩會在沒有食物的地方大喊“食物”，然後悄悄地穿過茂密的森林繞回到它實際上看見食物的地方。當別的猩猩在所謂有食物的灌木叢裏搜索時，它則獨享所有食物，毋需與別的猩猩分享。
真正睏難的是對獨特的情況作詳細的預先的計劃，就像面對冰箱中的殘羹剩餚你决定怎麽辦一樣。無論你是一名獵人策劃逼近～頭鹿的各種方法，或者是一名未來學家周旋於3種不同設想間以勾勒出一種工業在10年後會發展成什麽樣，都需要設想多種方案。較之於猿，我們所做的要多得多：我們有時甚至能留神埃德蒙·伯剋（EdmundBurke）＊在18世紀所作的警告，“公衆利益要求現在做的，正是聰明而善良的人們希望在5至10年內做到的事情。”
因此，對於新情況的多階段計劃肯定是智力的一個方面。確實，那似乎是自猿胞嚮人腦過渡中被大大增強的一個方面。但是我想，學問本是尋常事，不足為奇。
當然，多才多藝、預見和創造性需要的一個基礎是現存的知識。不掌握足夠的詞彙不可能成為詩人或科學家，但若是對智力的定義強調的是知識或記憶的突觸機製，那確實把這個標志給丟了——那就成了錯誤的還原論，這種強調將事情還原到基本組成的觀點，就現下所述而言，走得太遠了點。這個錯誤是從事意識研究的物理學家常犯的，我將在下一章中解釋。
例如，莎士比亞所用的詞彙並非全是他發明的，他衹是重新組合那些詞，尤其是使用比喻使得在某個層次上的關係轉竟至另一個層次。同樣，智力行為往往是舊東西的新組合所組成的。
演繹邏輯是關於智力是什麽的另一個方面，至少對人類是這樣。我以為，哲學家和物理學家對人類邏輯推理的能力評價過高。按巴洛的觀點，邏輯性是由對事物的內在秩序的猜測所組成的——但衹是當確實有一種明確無誤的內在順序可作猜測時（數學即是佳例）。位數多的除法所需的猜測過程是一種逐步逼近的方式，這種類型的方式能下意識地運轉得相當快，以致像是一種嚮所完成的“邏輯性”産物的躍變。是否有這樣的可能：邏輯是論題的一種屬性而非精神過程的屬性，也即猜測不論在心算中還是在創造兮思維中都是最本質的東西？
關於什麽的一覽表能夠既對“是什麽”，又對“不是什麽”作進一步的擴展，但是我將主要討論巴洛的觀點，即在對次序作猜測的這個方面，更一般地，將專註於皮亞傑提出的問題：當沒有明確的選擇時怎麽作决定。我知道這將把智力一詞的某些用法排除在外，就像當我們談論智力設計或軍事智力時那樣，但是對次序作猜測的這個側面使智力的含義涵蓋這麽廣阔的範圍，倘若我們能避免關於意識的混淆和不合適的解釋層次的話，那麽圍繞於此進行分析是值得的。
由激素驅動的侵犯、性欲和權欲、欺騙和搗亂、友誼和怨恨、善意和惡意的玩笑等等的混合都在振動相似的弦。我們需要假設靈長類（特別是黑猩猩）對它們正在做的和企圖做的懂得很多，就其對同伴的意圖和態度而言，它們所作的推論幾乎與人類相似。衹有這樣，才能為這些動物的許多行為作出合理的解釋。
古爾德夫婦，《動物的心智》
詹姆斯·古爾德（JamesL．Gould）
卡羅爾·古爾德（CarolGrandGould）
《動物的心智》
人們總是用十分狹窄的術語為智力設定框架，好像它是某種數字，可以指派於人。這個數字越大越好，就像棒球比賽中的“擊球率”那樣。智力總是用各種不同的指標來加以度量的，諸如空間能力、言辭理解力、詞語表達的流暢性、數字能力、歸納推理、感知速度、演繹推理、機械性記憶力等等。近數十年來有一種趨勢，就是把這些種類繁多的測試亞類視作“多重性智力”。確實，為什麽要試圖把智力一鍋煮成單個數字而把這些能力混雜起來呢？
簡短的回答是：單個數字似乎告訴我們一些新東西——雖然過於泛化會有害處，但是它提供了某些有趣的信息。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人對一種智力測試亞類做得出色决不預示他對另一亞類的測試做得一定糟糕；另一方面，一個人如果對其中一類測試做得不錯，他對其他測試亞類的表現常常優於平均水平。
這就好像在做測試的能力方面存在某種共同的因子。所謂的“普通因子“g”表示了不同測試亞類間這種有意思的相關。心理學家阿瑟·詹森（ArthurJensen）指出，對g的兩種最強的影響是速度（諸如你在固定時間內能回答多少問題）和你在頭腦中能同時應付事項的數目。類比問題A之於B即如C之於（D，E，F），通常要在頭腦中至少同時保持多個概念，並作比較。
所有這些都使智商很像是對大批生産快餐的廚師的一種職業描述，他要同時應付製作6份不同的快餐，一小時接着一小時，一刻也不間斷。因此，高智商對於大多數人那種平常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而僅在要求迅捷、多能的場合纔是重要的。要在復雜或多變的職業中（如當一名醫生）幹得出色，高智商通常是必需的；對從事中等復雜程度的職業（如當秘書或警察），它也是一種優點，但是對於僅需要按常規且不那麽匆忙作出决定或解决簡單問題的職業，高智商提供的長處十分有限。例如，對於職員或出納員來說，其可靠性和交際能力可能遠比其智力更重要。
智商肯定是智力的很使人着迷的一個側面，但它並不把其他方面均囊括其中。我們不應該錯誤地把智力還原成評分標尺上一個簡單的數字，那就像用一種統計數字（如傳球成功的百分比）來表徵一場足球比賽一樣。不錯，就足球聯合會整體而言，取勝與該統計數字顯著相關，但對足球來說遠非成功的傳球一項。有些球隊贏了球正是因為有其他長處，他fIJ可能連一次成功的傳球都沒有。智商在許多情況下確與“取勝”有關，但這並非智力的全部，就像成功的傳球並非足球的全部一樣。
我把智力視作神經生理學的象牙塔尖，這是一個個體大腦組構衆多側面的集大成者，正是依靠這些，人們能做以前未做過的事情。我們雖然還不能解釋它的全部輝煌，但是已經懂得了它的某些方面，如行為方面，神經生理學方面，以及以秒為單位運轉的類似於進化的過程。我們甚至對自組織原理也有所瞭解，這些原理導致進化中質的突變和新的層次的形成，就像在範疇和比喻間進行競爭時所發生的那種情況。
關於智力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誰”的智力更多，而在於智力是“什麽”？“何時”需要智力？智力又是“如何”運轉的？智力的涵義包括聰穎、預見、速度、創造性，能同時應付多少事件，以及其他。
人類智力的産生是否是由於我們比其他動物擁有更多？如果衹是像看甜瓜似地用尺寸的大小來衡量腦，那就有可能産生誤導。腦衹有外面那一層——大腦皮層——明顯地與形成新的聯想有關，而腦實體的大部分是絶緣物質。它們將聯結大腦各部分的“導綫”包裹起來：絶緣越好，信號傳遞越快。隨着動物變得越來越大，“導綫”越來越長，這就需要更好的絶緣來加速信號的傳遞，並保持較短的反應時。這種絶緣使腦白質的尺寸增加，即使皮層的神經元數保持不變。
甜橙皮衹是甜橙的一小部分，而人的大腦皮層甚至比甜橙皮還薄，大約衹有2毫米，僅相當於兩枚10美分硬幣的厚度。人的大腦皮層布滿了縐褶，但是如果把它剝離下來並將它展平，它的面積大約相當於4張打印紙。黑猩猩的大腦皮層衹有一張打印紙那麽大；猴子的像明信片那麽大；老鼠的衹有郵票那麽大。如果我們在展平的大腦皮層上布上細網格，我們會發現，在所有的皮層區，每一個小的四方網格中神經元數大抵相同（但初級視皮層例外，在所有的雙眼動物中，這一區域有衆多的其他小神經元）。因此，如果對於一種特定的功能需要更多的神經元，大腦皮層就需要更大的表面積。
我們認為，因為覓食對視覺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使猴在世代發育過程中視皮層（而不是聽皮層）增大，這就是說，這一進化在這裏産生一個凸起，爾後，當某種別的進化選擇壓力起作用時，也會在那裏産生一個凸起。但是，是否任何非嗅覺性（如視覺）功能要求更多腦空間的自然選擇導致對所有其他功能也會産生同樣的要求？人們現在對此深表懷疑，因為從發育的角度來看，要使腦出現區域性的增大通常是睏難的。因此，增大一個區也使所有區增大可能是普遍規則，而非例外。
如果說衹有一種導致“免費的午餐”式的進化途徑是不夠的，那麽這裏還有一種途徑：新的功能最初出現常常藉助於在備用的時間內使用腦中某一預先存在的部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腦區是多功能性的，這就使我們無法在各區貼上標簽。那麽，何種已存在的功能與自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發生的聰穎和預見能力方面的躍變最有關係呢？大多數人會說是語言。在我看來，一種對語言和手的動作的協調共通的“基礎性能力”（見諸於我們閑暇時的音樂和舞蹈中）比僅為語言功能的特殊能力更說明問題。
智力有時被描述為腦中參與求知區域的拼鑲，是所有對期望十分敏感的感知機製的總和。這肯定是對的。但是，如果你對智力衹是下這麽個廣泛的足以包含腦的大部分功能的定義，那麽這樣一種表達並不能推進你的認識，就像你把意識的涵義擴展到覆蓋植物的生命所做的一樣。一覽表並非解釋，不管它是多麽有趣，也不管論題可能有多麽需要包括在入門課程中。從智力的內涵中消除感知機製並非我的目的，我是想闡明猜測的基礎，以及産生分層穩定性的那些自組織的層次。
西班牙醫生鬍安·瓦特（JuanHuarte）在1575年把智力定義為學習、作判斷的能力和想象力。在現代文獻中，智力常常指的是抽象思維的能力，推理的能力和把大量信息組織為有意義係統的能力。這不僅很像試圖定義自身的學究，而且作為一種易於擴展至其他動物的定義，其立意太高。對於瞭解智力是什麽，更好的出發點是有關動物行為的文獻，在這些文獻中對智力作出了良好的可操作的定義，這些定義均以在解决問題方面的多方面才能為出發點。
伯特蘭·羅素（BertrandRussell）”曾經諷刺地評論道“美國人研究的動物四處狂奔，其匆忙以及精力令人難以置信，它們最後偶然地得到了它們想得到的結果。德國人所觀察的動物靜坐思考，而最後從其內在的意識中得到答案。”羅素在1927年所作的這番調侃，是對科學研究方式的一種英國式的評述，這段關於解題睿智的俏皮話也嚮我們例示了在洞察和隨機性反復試驗之間其實並不存在的歧見。洞察是智力行為，這毋須爭辯。“純隨機性”在通常對問題的討論中則不在此列，但我們因之而被誤導。對此我們在以後將詳作論述。
我喜歡皮亞傑所強調的，智力就是你不知怎麽辦時動用的東西，這抓住了新奇這個要素。智力就是無計可施，而慣常的做法不奏效時所需要的應付能力，所謂計上心來。試想一下爵士音樂的即興創作，它不是那些精心構思的作品，如莫紮特或巴赫的協奏麯。智力是在舉手投足的瞬間所作的即興創作和完善的過程。
神經生物學家霍勒斯·巴洛（HoraceBarlow）把問題表達得更簡潔，他嚮我們指明了智力中可用實驗測試的那些方面。他說智力就是作猜測——當然不是舊的猜測，而是在於發現一些新的、內在的秩序。“出色的猜測”清楚地把很多方面都包括進去了：找到問題的答案或者論點中的邏輯關係；碰巧想到一個合適的比喻；建立一種令人愉快的和諧關係或是作出機智的答復，或者預測即將發生的事。
確實，很多時候你會習慣地甚至是下意識地猜測下一步將要發生什麽，例如在聽故事或是聽音樂時。讓一個啼哭的孩子來填充每句歌詞的最後一個字使孩子分心而使他停止啼哭，極為有效，許多不同文化傳統的人們都使用這種方法。下意識的預測常常是為什麽一句開玩笑的妙句或是巴赫名麯的突然變奏能讓你發愣的原因——你下意識的預測和實際的不吻合令你感到意外。有點小小的偏差往往不失幽默，但是紊亂的環境令人不悅，就像如果某一天你的職業不穩，充斥噪音、或司機駕車老出錯，或陌生人蜂擁而至，你預想的和實際發生的老是對不起來，你就會心煩意亂。
我又是怎麽對付這種環境的不和諧呢？讓我們把預測放回到一種較合適的水平，而不要全身心地沉溺於去預測什麽必然會發生，而使自己煩躁不安。那樣做，你可以使自己相信你還能胜任預測。或許那就是為什麽在變幻莫測的環境中折騰了一天之後，你會在宗教儀式、音樂中或情景喜劇”中去尋找輕鬆——那時又能愉快地去不斷猜測下一步會發生什麽。
初涉足者常犯的錯誤之一是將智力與有目的復雜性行為等同起來。精緻而復雜的行為本來可能是尋找智力標志的合理所在。畢竟，我們的語言和預見行為無疑是智力行為的某些方面，而且它們也是夠復雜的。
但是動物的許多復雜行為是先天的，是與生俱來的，並不需要學習。這些行為不易變更，常難以隨意演示。這些一成不變的動作模式就像計算機程序一樣並不深究其目的，它們衹是按序進行的。
無論是先天的還是學習得來的行為都可能是持續和復雜的。就拿一個白癡學者的行為為例，他能記住很多事情的細節，但是卻缺乏把信息分解為有意義的部分加以重組，在一種新的情景下加以利用的能力。鯨的呼叫和昆蟲的築巢同樣是非智力性的。
鯨和鳥的連貫的鳴叫也並非是智力的表現。大多數無意識的行為往往是連貫的，一個完成後引來下一個：鳥緊隨求偶行為之後是築巢、下蛋、孵化等復雜過程，然後則是各種定型的對後代的照料行為。實際上，行為越是復雜、“有目的”，它可能離智力行為就越遠，這是因為自然選擇已經確保其完成的途徑，留下了很少的機遇。對於學習，通常衹是對一些很簡單的事情而言，並非對復雜的、呈鏈鎖性的意義重大的行為。
我們並不那麽理解我們的某些行為，如打呵欠，或擁抱和接吻的欲望（倭猩猩和黑猩猩也有這些行為），動物也不見得理解它們的行為。我們常喜歡刨根問底，就此而言，大多數動物在通常情況下並不那麽渴求“瞭解”什麽，它們也沒有創新的企圖，至多衹是一些小小的變化和緩慢的學習過程。思維好像是一種備而不用的東西，要在事物正常的進程中對此加以依靠那就太慢了，而且時常容易出錯。
智力的最佳標志見於這樣的情況：動物面臨一些較簡單但又不易預料的問題。對這些罕見而新奇的情況，進化並沒有提供標準答案，動物必須即刻動用它的智力。雖然我們常用“智力”來指範圍廣泛的能力和實現這些能力的效率，但是其中也藴涵靈活性和創造性。用行為學家古爾德夫婦（JamesandCarolGould）的話來說，即“擺脫直覺的束縛，創造解决問題的新方法的能力。”這就大大局限了討論的範圍。
在收斂性思維的測試中，幾乎總是衹有一個結論或答案，這個答案被認為是唯一的，思維必須沿着該答案的方向彙聚或被控製……另一方面，在發散性思維中，思維則沿不同的方向進行探索。當問題沒有唯一的答案時，這一．火顯得最明顯。發散性思維的特性就在於不受約束。它允許思維自由地嚮各個方向發展…否定舊的答案，嚮別的方向探索是必要的，足智多謀的人更可能成功。
吉爾福德（J．P．Guflford）
在話題轉嚮智力時，許多人會想到關於聰明的動物的故事。他們堅持說，狗肯定是有智力的。大多數這樣的故事往往就是描述狗對語言的理解能力有多強，或它們是如何深知主人的意圖。
行為學家和動物心理學家將耐心地回答，狗是非常社會化的動物。它們總是聽命幹主人，就像野狗聽命於狗王一樣，它們會問：“主人，有何吩咐？”或像孩子似地會尋求情緒上的愛撫，希望引起恩寵。對馴化狗說話也是誘導這些天生的傾嚮，雖然你的話本身並不攜帶信息。人們並沒有認識到代理狗王（那就是你）的聲調和形體語言本身傳送了多少信息。如果你對你的狗念今天報紙的標題，用的音調、目光、姿勢和以往讓它給你取拖鞋一樣，它沒準也能把你的拖鞋取來。
在很多情況下，事情並不太容易被混淆；環境本身（人、地點、情境、周圍的物體）幾乎為狗對命令作出恰當的反應提供了所有的信息。大多數狗能做的事很有限，對於它們來說不難猜到該做什麽。訓練一條狗按命令取10來種不同的東西，對狗來說是一種更睏難的要求，這純粹是因為狗很難猜出你的意圖。如果你相信你的狗能懂人話，那麽請讓別人通過某些通訊設備從另一間房間對它說同樣的話，這就排除了大部分的環境暗示。許多聰明的動物通不過這個需要理解力的對話的嚴格測驗，甚至那些受過強化訓練的能對圖形符號作反應的黑猩猩也不行。但是在熟悉的環境中，按情景作出選擇又十分明顯的時候，狗確實多半能通過較容易的測驗，演示一些指定的動作。能做多少種動作是衡量智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狗有許多本能的行為，諸如看管羊群，以吠聲示警等；它們能夠學會許多其他的東西。正如心理學家斯坦利·考倫（StanleyCoren）觀察到的，在經過強化訓練之後它們甚至能掌握數量相當可觀的可資交流的信號。“我的寵物狗擁有總數為90個可接受的詞彙量，其中約65個為詞或詞組，另外約25個為信號或手勢。同時，它們可表達的詞彙量約60個，其中約25個以聲音表達，約35個以體態表達。但是它們對句法或語法卻一竅不通。如果拿它們與孩子相比，它們在語言習慣上相當於18～20個月的幼兒。已經學會一些手勢語的倭猩猩的得分則大約相當於30個月的幼兒。”學習的速度也與智力有關。狗和海豚之所以在接受訓練後能完成一整套動作，是因為它們通常比貓學得更快。因此，“智力”是由諸多東西組成的復合物，它與許多心智能力有關。也許智力正是把在智能行為中起作用的那些能力有效地組合起來。動物對恰當行為的選擇可能是認識動物智力的關鍵所在。在許多有關“聰明動物”的故事裏，動物衹是按令行事而並非能自己思考。除非作滑稽動作鬧着玩，皮亞傑創造性要素常常在面臨模棱兩可的任務時喪失殆盡。關於非人類智力的科學文獻試圖解决創新的問題，然而，因為大多數被認為有智力的動物的動作無法得以重複，因此這些文獻難免有諸多的趣聞軼事（《馬基雅弗利的智力》即為一本以猿類為主題的好書）。強調不同種屬間的比較，能夠以某種方式減少軼聞式的證據對科學帶來的危害。比如說，多數狗不能解開將其係於樹上的皮帶，但是黑猩猩沒準能。在籠門上扣一個像係狗皮帶一樣的撤扣足以將大多數小猴子鎖在裏面了，即使它們夠得着去撥弄那門扣也無濟於事。但是類人猿則會設法弄開它，所以你必須用鎖纔行，而且不能把鑰匙留在那裏！猩猩會行使騙術，即猜測另一隻猩猩可能在想什麽，並加以利用，而大多數猴子似乎沒有行騙的思維機構。
對許多人來說，智力的實質就是這種具有創造性的機敏。如果一個動物格外善於解决問題或作出創造性的舉動，我們便會認為它特別聰明。但是人類的智力則是由另外一些附加的標準來判定的。
當我試以智力定義為“創造性聰明”求正於我的一位同事時，他環顧左右而言它，並開始引述一些有關聰明的例子。
當提及某人有多聰明，你會說，“呵，他是很聰明。”這時候，你是指他談吐得體，應答靈敏，長於迅即隨機應變。但是他並不能很好地完成他的計劃，也缺乏作長遠考慮的優點，如策略性，持之以恆和良好的判斷。
是的，我同意，真正的聰明也要包括預見。但是從猩猩的行為來看，它們並不為明天多慮，它們頂多偶然作半小時之久的打算。
所以，對未來的設想可能是猿進化到人時智力上的一個發展。“智力也包括想象力”，我又補充說，並記起了我曾經對一群高智商的人作過一次餐後演講。雖然每一位聽衆在智商測驗中都得高分，但他們中的一位想象力之差實在令我驚詫。那時我突然意識到，以前我一直以為智商和想象力是並行的，但是想象力衹是在形成某些高質量的東西時纔對智力有所貢獻。
幻想癥患者都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但這並不使他們聰明。
其實智商衹能度量那些被普遍理解為智力行為的某些方面。智商測驗本質上並不包括對預作計劃能力的測試。
如果說我有時會構思出獨創性的觀點，那是因為我一直極易把各種觀點混淆起來……因為發現了旁人不會想到的不着邊際的類比和關係！旁人很少會把這些混淆起來，他們藉助細緻的分析嚮前推進。
肯尼思·剋雷剋（KennethJ．W．Craik），《解釋的本質》
有足夠量的各種各樣構建單元可能是重要的。列舉出感覺和運動的全套本領（如考倫對狗所作的那樣）是有用的，衹要不對刺激一反應的分叉性過於咬文嚼字。有時反應的出現無明顯的誘發因素，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猩猩漫無目的地把葉子從樹枝上扒拉下來。刺激一反應的關係往往是不顯現的；動物尋找刺激源本身就是形成其反應的一部分。註意到這些因素，讓我們來考慮刺激一反應的若幹經典的實例。
許多動物有感覺的模板，它們用這種模板來選擇看到的東西的大小（和形狀），像孩子用不同的糕點切割器來比試焙烤的各種聖誕糕點，看看是否有哪一個與某一特定的糕點相配。比如說小鳥會在鷹飛過時將身體絨綿起來，就好像它們腦子裏關於鷹的形象是與生俱來的。事實並非如此。最初它們在任何鳥飛過時都將身體蜷縮起來，後來它們能認出某些常見的鳥了；當形象熟悉了，它們便不再躲避。由於這種習性，它們最後衹有在不常見的、模樣奇特的鳥及掠食者（如鷹）飛過時纔躲避——這些鳥不常見是因為居於食物鏈頂端的動物並不多。
所以，躲避是對新奇東西的反應，而不是對一種固定的“警示性”搜索圖象的反應。那就好像孩子發現一塊形狀古怪的糕點，與哪一個糕點切割器都不配，那會使他很不高興。
作麯傢們註意到，純粹的泛音（如長笛産生的）比較柔和，而雜亂的泛音（重金屬音樂或某些歌手，如邁剋·傑剋遜刺耳的嗓音）似乎是威脅性或警示性信號。我一直在想，由神經損傷所産生的失調的感覺常因同樣的理由使人感知為痛苦，而並非單純的無意義。
除了對熟識的景物和聲音有感覺模板外，動物也有許多動作模式可作挑選。鴛鴦能决定是下水巡弋去搜索食物，還是飛到另一個池塘去，或是伸開翅膀將其晾幹（它們不像鴨子的羽毛那樣富含油脂），抑或衹是站在那裏——一這取决於它翅膀有多重，胃有多飽滿，是否有性衝動等等。所有的動物都會作决定；那是一種對感覺和欲望作出的權衡，之後便在由環境修飾的行為庫中選擇一種標準行為。
當然，人們在選擇餐館時情形也相似，得綜合考慮它的菜譜、停車場、價錢、花在路上的時間和等候的時間，以及它的氣氛——將所有這些和其他餐館作比較。雖然這樣的權衡似乎是有意識地進行的，但選擇本身並不藴涵太多的智力，不同於我們在選擇“下一步做什麽”的清單上添上新項目所伴隨的智力活動（“沒想一下，如城裏有越南餐館，則如何？”
出於好奇，我從兜裏掏出一支鉛筆去碰一縷蜘蛛網。蜘蛛立刻作出了反應。那張網，受到它的挑釁者的撥弄，開始顫動直到變得模糊。任何帶毛爪或翅膀的動物碰上了這張神奇的網都會整個兒陷進去。當顫動緩慢下來之後，我可以看到網的主人在它的網上修補掙紮的痕跡。鉛筆尖是這個世界不曾經歷過的侵犯。蜘蛛拘囿於蜘蛛的觀念；它的世界衹是蜘蛛世界。所有的外部世界都是不合理的，與它無關的，對蜘蛛至多是原材料。當我像一個巨大、虛幻的影子一樣沿溪𠔌走去時，我意識到，在蜘蛛的世界裏我是不存在的。
洛倫·艾斯利（LorenEiseley），《明星投手》
有時動物在玩耍時嘗試了一種搜索圖象和動作的新組合，爾後又發現這種組合的用處。所以，或許我們應該將玩耍也包括到智力的屬性中去。
然而，許多動物衹是像孩童似地貪玩——成年人就不那麽貪玩，他們得養傢糊口而沒有時間或興致去傻玩。像豬和人所擁有的長長的童年，由於有用的組合的積纍有助於才能的發展。一些進化的趨勢，包括動物的馴化，趨嚮於將童性帶進成年，那也許有助於增長才幹。
你不光從你自己的經歷中學習，你也模仿別人，就像日本報會模仿富有創造性的女性把沙子從食物中洗去一樣。你也許會躲避那些會嚇着別人的事情，即使你自己並沒有被嚇着過，但是這樣的“迷信行為”是可以傳遞的。“不要踩在人行道的裂縫上”的初始理由也許已被遺忘，但是文化的傳遞卻是一代代地沿襲了下來，這就夠了。
如果有一大套下棋的“妙着”爛熟於心，當然會使預見變得容易得多。預見初看起來是簡單的，簡單得幾乎不需要高智力，但那是因為我們把預見和動物種屬特異的季節性行為混淆起來了。
鬆鼠為過鼕而儲存硬殼果似乎是動物王國裏超前計劃的標準例子。現在我們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了。由鬆果體在天黑時分泌的激素——褪黑素預告鼕天將來臨。漸漸變長的黑夜每周都會導致褪黑素分泌的增加，這觸發了食物儲存行為和皮毛生長。作這種“計劃”並不需要動用太多的腦力。
當然也有一些其他行為是由腦中先天的布綫所建立的，用來提前幾個月對某些事作準備。交精行為在一定的延遲後産生後代。季節性的遷徙也許是本能，也許是地對學會而在成年後期成為一種自然的程式。當然，那談不上是計劃——季節顯然是可預測的，而千萬年來，植物和動物已在進化過程中形成了某種內在的機製來感覺鼕天的來臨：當白天變短時把硬殼果儲存起來可能會“感覺良好”，很像在空氣中彌漫的性外激素的梯度導致的感覺一樣。
作為時幾分鐘的計劃也見諸於不同情形中，但是你將看到，它們也許都不能被稱為作計劃。記住一套動作的程式，比如當關在籠子中的猴子看到食物藏於何處，在20分鐘以後被放出籠子後能找到食物。這有時被稱為“計劃”，但是這會不會衹是記憶？另一個受到質疑的證據是關於空間行為。如果把蜜蜂裝入～無富的容器中，帶到千裏之外的陌生地方放出，它們很快會找到一條最佳的途徑追逐它們未曾見過的所喜愛的食物源。這到底是計劃還是對地形的參考性記憶？它們首先飛幾圈以辨認方向，然後嚮着正確的方向飛去。它們可能是從對地形的勘察中得到了綫索。
也許我們應該說，作計劃涉及到一些新的東西，其方式與我們拖延事情的方式相似：確定什麽事能推遲到明天（或幹脆避免它）。我保留這個術語是因為某些行為是在動作以前就預先把多個階段的動作組合好，而不是在初始動作啓動後再組織後階段動作的那些行為，那是目標十反饋的工作方式能夠完成的。
關於類人猿這種多階段計劃的證據實在是少得可憐，甚至在其頻繁發生的行為中。正像雅各布·勃洛諾夫斯基（JaCbBronowski）曾經指出的那樣，沒有一頭黑猩猩會“徹夜”徘徊為明天備下足夠量的供養。雖然野猩猩常常信在果實成熟時走近遠處的果樹，其中有多少成分是由於遷移程式使然，又有多少成分是由於事先作路徑選擇的計劃呢？
對於你的大多數的動作，諸如舉起咖啡杯將其送到嘴邊，有時間在半途作即興調整。如果杯子比記憶中的要輕，你能調整它的軌跡以免讓它撞上你的鼻尖。因此實際上並不需要一個事先的完備的計劃；目標加一點點修正就足夠了。你由大致的方向開始，然後略作調整，就像登月火箭那樣。多數關於動物作計劃的故事就是這種類型的。
多階段的計劃在一種高級的群體智力中得到最佳體現：對他者的思維模式作一模型，然後加以利用。一頭猩猩會在沒有食物的地方大喊“食物”，然後悄悄地穿過茂密的森林繞回到它實際上看見食物的地方。當別的猩猩在所謂有食物的灌木叢裏搜索時，它則獨享所有食物，毋需與別的猩猩分享。
真正睏難的是對獨特的情況作詳細的預先的計劃，就像面對冰箱中的殘羹剩餚你决定怎麽辦一樣。無論你是一名獵人策劃逼近～頭鹿的各種方法，或者是一名未來學家周旋於3種不同設想間以勾勒出一種工業在10年後會發展成什麽樣，都需要設想多種方案。較之於猿，我們所做的要多得多：我們有時甚至能留神埃德蒙·伯剋（EdmundBurke）＊在18世紀所作的警告，“公衆利益要求現在做的，正是聰明而善良的人們希望在5至10年內做到的事情。”
因此，對於新情況的多階段計劃肯定是智力的一個方面。確實，那似乎是自猿胞嚮人腦過渡中被大大增強的一個方面。但是我想，學問本是尋常事，不足為奇。
當然，多才多藝、預見和創造性需要的一個基礎是現存的知識。不掌握足夠的詞彙不可能成為詩人或科學家，但若是對智力的定義強調的是知識或記憶的突觸機製，那確實把這個標志給丟了——那就成了錯誤的還原論，這種強調將事情還原到基本組成的觀點，就現下所述而言，走得太遠了點。這個錯誤是從事意識研究的物理學家常犯的，我將在下一章中解釋。
例如，莎士比亞所用的詞彙並非全是他發明的，他衹是重新組合那些詞，尤其是使用比喻使得在某個層次上的關係轉竟至另一個層次。同樣，智力行為往往是舊東西的新組合所組成的。
演繹邏輯是關於智力是什麽的另一個方面，至少對人類是這樣。我以為，哲學家和物理學家對人類邏輯推理的能力評價過高。按巴洛的觀點，邏輯性是由對事物的內在秩序的猜測所組成的——但衹是當確實有一種明確無誤的內在順序可作猜測時（數學即是佳例）。位數多的除法所需的猜測過程是一種逐步逼近的方式，這種類型的方式能下意識地運轉得相當快，以致像是一種嚮所完成的“邏輯性”産物的躍變。是否有這樣的可能：邏輯是論題的一種屬性而非精神過程的屬性，也即猜測不論在心算中還是在創造兮思維中都是最本質的東西？
關於什麽的一覽表能夠既對“是什麽”，又對“不是什麽”作進一步的擴展，但是我將主要討論巴洛的觀點，即在對次序作猜測的這個方面，更一般地，將專註於皮亞傑提出的問題：當沒有明確的選擇時怎麽作决定。我知道這將把智力一詞的某些用法排除在外，就像當我們談論智力設計或軍事智力時那樣，但是對次序作猜測的這個側面使智力的含義涵蓋這麽廣阔的範圍，倘若我們能避免關於意識的混淆和不合適的解釋層次的話，那麽圍繞於此進行分析是值得的。
由激素驅動的侵犯、性欲和權欲、欺騙和搗亂、友誼和怨恨、善意和惡意的玩笑等等的混合都在振動相似的弦。我們需要假設靈長類（特別是黑猩猩）對它們正在做的和企圖做的懂得很多，就其對同伴的意圖和態度而言，它們所作的推論幾乎與人類相似。衹有這樣，才能為這些動物的許多行為作出合理的解釋。
古爾德夫婦，《動物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