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裏剋·詹姆遜
對60年代光輝業績的追憶、紀念或悲慘兮兮地公開承認那十年的諸多失敗和錯失了的機遇，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錯誤，我們在這兩者之間找不到一條可以穿越而過的中間道路。本文的出發點是，歷史乃是必然，60年代衹能那樣地發生，其機遇和失敗相互交錯，不可分割，帶着一種特定歷史情境的客觀製約和種種機遇，對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裏提出一個推測性的描繪模式。
然而，要談用年代的“情境”，必然要從歷史時期的角度去思考，且要運用眼下至少從理論上來說已經不再時興的歷史分或模式。60年代的老戰士們目睹了大量事物年復一年的戲劇性的變化，思考程問題來要比其前輩更具歷史意識，這一存在事實，我們且不去管它；以代分類對我們的意義現在已經變得像對19世紀晚期的那些俄國人一樣了（他們依照十年一段來劃分人物類型）。某一時代的知識分子們現在發現以一種歷史敘述來維護他們當下的立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於是阿爾圖塞主義的局限便開始呈現了出來”，等等）。好了，這裏不是從理論上為歷史寫作中的分期進行辯護的場合。但是，有那麽一些人認為作文化分期便意味着在一個特定時期裏存在着某種廣泛的近似和同質性或同一，對於他們。我們可以很快答曰，衹有在某種程度上先搞清歷史上所謂主導或統識為何物的前提下，特異——雷蒙·威廉斯稱之為“殘存”或“崛起”——的全部價值才能得以評估。在此，所謂的“時期”無論如何不可解作某種無處不在且統一的共同思想和行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個相同的客觀情境，因此也纔有了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反應和創新，但這一切總是在那情境的結構範圍之內發生的。
然而，林林總總彼此頗有不同的對立理論也會影響到這樣一種歷史敘述的選擇上。如果歷史分期批判對歷時性之種種潛能提出了質疑，那麽這些潛能使牽涉到共時性的種種問題，尤其是要在挑選出來加以關註的歷史變化的不同層面間建立聯繫的問題。實際上，本篇敘述所稱要就60年代說些有意義的話，就是要對其中的僅僅四個層面做一簡要的勾勒：哲學史，革命政治理論與實踐，文化生産以及經濟循環（基本限於美國、法國和第三世界的背景之內）。這種選擇似乎不僅是要不加區別地賦予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同的歷史分量，而且也是要喚起那至少自斯賓格勒以來已被認為是濫用的建立同構關係出的實踐幽靈——這種類比平行論（ana－logical Parallelism）在某種程度上把華萊士·史蒂文斯的詩歌創作“等同”於切·格瓦拉的政治實踐。
當然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麽像詩歌寫作這樣特殊且高級的現象就不能像“現實生活”那樣同等生動地顯現歷史的潮流和趨勢——也許，由於詩歌創作是在孤立和半自律的狀態下進行，近似一種實驗室的情狀，它或者更具揭示力。不管怎麽說，那些對於一個舊式有機歷史的敘述是通過在遠為不同的社會生活層面間建立起相似和同構關係來求得“表現性的”統一，這與本敘述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差別。前者認為這種種層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我在此要加以申述的是，在那些形式的斷裂（break）和其發展之間存在着一係列富有意義的同構關係。於是問題的關鍵不是要斷言60年代的方方面面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統一，而是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層次在其間按各自內在的規律而發展）的節奏和推動力提出一個假設。
在此，那些看上去像是這種歷史的或敘述程序裏的弱點，結果卻展示了意外的力量，尤其是它讓人能夠對組成敘述的單個綫條作某種“核實”。我們有時感到——尤其在文化和文化史以及文化批判的領域——對歷史可作無限多樣的敘述闡釋，推一的限製是來自實踐者（其所謂的原創性取决於其推出的新史學理論的新穎度）的慧眼機巧。於是，更加令人感到鼓舞的是發現針對一種活動領域（如認識、美學或革命）提出的假定規則竟然在一個遠為不同、似乎毫不相幹的領域又再現了出來，從而戲劇性地、令人吃驚地得以“證實”。本文中將要論及的經濟層面就是這種情形。
無論如何，下文將會表明，這裏要給出的完全不是傳統敘述意義上的60年代史。然而歷史再現正像其遠親綫性小說一樣，確實處在危機之中，原因也極其相像。“解决”這一危機最聰明的方法不是把歷史寫作同時當作一個不可企及的目標和一個意識形態的範疇予以全盤拋棄，而是——如在現代主義的美學中那樣——在一個不同的層面上重新組織其傳統的手法。阿爾圖塞的提議似乎是這種局面下最為明智的辦法；鑒於老式的敘述或“現實主義的”歷史寫作成了問題，史學家就應該重新表述其天職，即不再是“像真情實境那樣”生動地再現歷史，而是要去創造出歷史的概念，至少這將是本文的冒險嘗試。
1．第三世界的開始
以發生在英屬和法屬非洲土地上的偉大的非殖民化運動作為第三世界朋年代的開端，似乎不會引起特別的爭議。最能表現真正第一世界60年代的典型特徵都要晚於此，無論是反文化意義上的吸毒和搖滾，還是政治意義上的學生新左派和大衆反戰運動，這一點是可以證明的。事實上，以政治上來說，第一世界的的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政治文化模式的意義，如在象徵性的毛主義定的第三世界主義。此外，它的反戰活動所針對的正是要遏製第三世界新生革命力量的戰爭（在本書的其他地方，貝爾登·菲爾茲提出，涌現出聲勢最為浩大的學生運動的兩個第一世界國傢——美國和法國——所以成為得天獨厚的政治空間，就是因為這兩個國傢都是身陷殖民戰爭之中，雖然法國新左派是出現在阿爾及利亞衝突解决之後）。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外是那在許多方面都堪稱第一世界頭等重要的政治運動——新興黑人政治和民權運動。它們不能說是始自1954年的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是起於1960年2月在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博羅發生的第一次靜坐。然而，或許可以證明，這也是一次非殖民化的運動，而且不管怎麽說，美國黑人運動與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各種運動不斷交流，相互影響，貫穿了整個這一時期，其作用無可估量。
加納的獨立（1957年），剛果的創痛（盧蒙巴於1961年1月遇害身亡），繼1959年戴高樂主義者的公民表决之後法屬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地的獨立，最後，阿爾及利亞革命（其內在的頂點——1957年1一3衹發生的阿爾及爾戰役，以及196Z年通過外交方式達成的解决——或許都可以貌似合理地標在我們的概要上）——所有這些都標志着後來人所熟知鑽60年代陣痛政誕生：
並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億人居住：其中五億是人，十五億是土著。前者擁有字詞；
其餘的僅是使用它……
薩特《（地球上的可憐人）前言》於是，60年代便是所有這些“土著”成為人的時期，內外告報：第一世界內部的被殖民者——“少數族裔”，邊緣族和婦女與其外部的屬民和正式的“土著展”一樣。這一進程可以見三經得到了多種多樣的描述、每一種都暗含了一種“歷史觀”和對60年代本身獨特主題他的解讀：按照剋羅齊歷史是人類自由史的觀點，這個進程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决定意義的全球性的一章；可以是更加經典的黑格爾式的臣股民族自我意識蘇醒的過程；可以最後盧卡契的或更加馬爾庫塞式的關於一個無階級類新型“歷史主體”（黑人、學生、第三世界民衆）之崛起的新左派的構想，或可以是關於贏得以世界舞臺上前所未聞的新型集體聲音說話之權力以及同時把迄今聲稱為你代言的中間人（自由派人士，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予以解除的某種後結構主義的、福柯式的構想（薩特在上面被引用的一段文字裏意味深長地先提了出來）；與此同時，也不要忘了還有那更加嚴格意義上的自决或獨立的政治修辭，或關於新型集體“身份”的更具心理學和文化意味的修辭。
然而，重要的是要把這些新型集體“身份”或“歷史主體”的崛起放在那使其崛起成為可能的歷史情境裏，尤其是要把這些社會和政治新範疇（被殖民者、種族、邊緣性、性別等等）的出現同至此一直似乎是把種種社會抵抗都包納於內的那更加普遍的範疇，即傳統的社會階級觀，所面臨的某種危機聯繫起來，但是，我們不能從思想上而是應該從體製的意義上來理解這一點。若是以為是社會階級過抽象概念、尤其是馬剋思階級鬥爭觀裏構缺陷導致了這似乎是新興無價級力量的崛起，那便是唯心主義購想法。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體製上的一場危機，藉此，一個真正的階級政治得以表達了自身，不管那是怎樣的不夠完美。在這一方面，美國橄欖球聯盟和産業工會聯合會在1955年的合併，可以被視為把60年代新興社會和政治能量加以釋放的一個根本性的“可能性條件”：這一合併是麥卡錫主義的勝利，它保證了把共産黨人從美國勞工運動中驅逐出去；它加強了美國資方與工聯之間達成的新的反政治的“社會契約”；它開創了一個白人男勞力的權利優先於黑人、女工及其他少數族裔要求的格局。因此，後者在一個舊式工人階級政治的傳統體製裏根本就沒有任何位置。這樣，他們將從社會階級裏被“解放”出來——是馬剋思主義所說的那種緊張而矛盾意義上（比如，在圈地的語境下）的解放，他們脫離了舊體製，從而“得獲解放”去發現社會和政治表現的新形式。
美國共産黨曾是美國社會裏一支小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在1956年的名存實亡嚮人提示了這大格局的另一面：美共的危機是由麥卡錫主義下的鎮壓和因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而在蘇聯集團內引發的“革命”所“决定”的。歐洲共産黨那裏也將發生類似但又具體有別的相應事件。尤其是在法國，在經歷短暫一刻的共産主義的“人道主義”（主要是由東歐國傢的哲學家們發展出來的）之後，隨着赫魯曉夫本人的倒臺及其種種實驗在1964年的最終失敗，一個前所未有的格局出現了：自1919年的圖爾會議以來，激進知識分子實際是第一次得以在法共之外，獨立地構想革命著作（“我們瞭解它的一切，我們並不太喜歡它。不過沒有共産黨，從政治上講就什麽也做不成”——這些舊式的立場，薩特在其政治新聞寫作，尤其是《共産黨與和平》裏給予了經典性的表述）。而今，托洛茨基主義重新復活，各種意識形態面貌的超議會組織，所謂的“小團體”，跟着新興毛主義形式大量涌現，展現了一種同樣“擺脫”了傳統階級範疇的新型政治的希望。
另外有兩個關鍵性的事件需要在此先行給予註意。實際上，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那至關重要的導火索——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明確表明革命不僅僅是個歷史概念或一件博物館的藏品，而是真實可以達至的——一是來自這樣一個民族：其所遭受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北美人民中激起了我們對鬥爭中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决不可能抱有的一種同情和手足情誼，除非是抽象而又理智地說。然而到1959年元月1日，古巴革命的象徵意義仍然曖昧含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與經典列寧主義革命或毛主義的經驗都不相同的一種第王世界的革命，因為它有一套完全是自己的革命戰略，即遊擊中心理論（相關情況，下文再談）。這一重大事件也宣告了即將來臨的60年代不是對舊式社會和概念體係的肯定，而是一個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時代。
與此同時，個人見證似乎清楚地表明，對美國的許多白人學生來說，尤其是對日後新左派裏的許多積極分子而言，肯尼迪總統的遇刺在剝奪國傢自身的合法性以及敗壞議會進程方面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它似乎是標志了那著名的把火炬傳遞給年輕一代領袖的徹底終結，以及某種大衆或公民理想主義新精神的戲劇性的破滅。至於說到表象下的實情，現在看來，鑒於其保守主義和反共立場，在“導彈危機”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賭博，以及他對美國身陷越南所要擔負的責任，公衆對肯尼迪當政的那種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錯誤的，不過這並不很重要。更加值得註意前是，肯尼迪政權留給60年代政治發展的遺産很可能就是關於青春和“代為”的那套詞藻。他利用了這套詞藻，而這套詞藻又在他身後流傳了下來，辯證地成了美國學生和年輕人可以用來闡發政治不滿情緒的表現形式。
這些便是60年代的“新興”社會力量得以像在現實中那樣發展的一些前提或“可能性的條件”，它們既存在於傳統工人階級的政治體製之內，也存在於使國傢權力合法化的領域裏。現在回過頭來說說這些新興力量。它們最終做命運也似一種方式標志了60年代的結束：“第三世界主義”在美國和歐洲的終結大半是發生在中國的熱月之前．其時人們正意識到了發生在非洲許多新興獨立國傢裏日漸蔓延的制度性的腐敗；而且拉美政權，在1973年智利發生政變以後，幾乎完全軍事化了（後來發生在前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勝利自此便被認作是“馬剋思主義的”而非“第三世界主義的”；而越南在美國人最終撤離後從美國人意識裏消失之幹淨就像阿爾及利亞在1963年伊維安和約簽署後便從法國人的意識裏消失了一樣）。在60年代晚期的第一世界裏出現了一股嚮更加內部的政治回歸之勢是肯定無疑的。這一點，美國的反戰運動和法國1968年5月爆發的事件都可以作證。但是，美國人的運動不僅與從“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發展而來的進步黨工會型團體的毛主義的鼓舞有着有機的聯繫，而且仍然同它在越戰本身裏的第三世界“起因”保持着有機的關聯，所以，隨着戰爭的逐漸平息和徵兵的停止，整個運動也將失去其動力。在法國，左派的“共同綱領”（1972年）——當今的社會黨政府即源發於此——標志了朝着葛蘭西模式和一種與任何第三世界前身甚少淵源關係的新型“歐洲共産主義”精神的新轉嚮。最後，美國的黑人運動，隨着其主導意識形態——文化民族主義，一種與第三世界模式深深相連的意識形態——的枯竭，也就在這同時步入了危機之中，婦女運動也與這種第三世界的鼓舞有着一些淵源。但在1972－1974這段時期內，它也將被日漸闡發成相對有別的意識形態立場（“資産階級”女性主義，女同性戀的分離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出於上面列舉的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把60年代的終結定在1972－1974這段時間似乎也說得過去。關於這個總體“斷裂”的問題，本文末尾將會再度提及。眼下我們必須完成的是對這一時期第三世界歷史的整個動力的描繪，尤其如果我們承認這個動力或“敘述綫條”對第一世界60年代的發展有着某種特殊的影響力（或是通過直接幹預，如民族解放戰爭；或是憑藉外國政治模式的臉力，非常明顯的就是毛主義模式；或最後是由於某種兩個世界共同面對且以相對不同的方式作出反應的全球動力）。
當然，此刻正好可以觀察第三世界新興力量的“解放”何以像這個詞常常表現得那樣暖昧不明（自由是脫離舊的制度）。說得更尖銳一些，非殖民化在歷史上是與新殖民主義攜手並進的；老式帝國主義那體面的、不情不願的、或暴烈的終結當然意味着一種壓迫形式的終結，但它也明顯意味着一種新型的發明和建構——象徵地說，就像大英帝國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取而代之。現在正是回憶這些明顯的事實的時刻。順便說一句，當下流行的權力和壓迫的修辭（福柯是這些修辭學家裏影響最大的人物，但是從經濟到政治的根本位移在馬剋斯·韋伯那裏已經發生了）所以最終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就在於此：當然，與形形色色的權力和壓迫“拼搏”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義的，但是除非把它們與經濟剝削的功能關係闡發出來，也就是說，除非把政治的再度置於經濟的之下，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它們（在另一方面——尤其從本文歷史化的視角來看——60年代中期的人們感到必須用一種關於權力、壓迫、權威和反權威主義等等這樣物化了的政治語言來表達他們對局勢的看法和所設計的實踐，這顯然會是一個有意義的歷史和社會徵兆：這裏，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發展——以其對社會主義之下“政治第一位”的種種構想——提供了一個有趣又奇特的側面材料）。與此同時，關於集體身份的種種構想，特別是關於後結構主義發出的徵服言語，贏得以自己的聲音為自己說話之權利的口號，也可有類似的一說：以你自己的聲音說出新的要求，並不一定就是滿足它們；說並不一定就是從他者那裏獲得一個黑格爾式的承認（或至少哪怕是在嚴酷兇險意義上的承認，即他者現在不得不以一種新的方式把你考慮進去，且發明出新方法來對付你所取得的新面貌）。現在看來，對60年代抱有這種典型的修辭或意識形態幻像的“唯物主義核心”也許可以在對文化革命（現已脫離了其褊狹且成為歷史的中國現象）自身性質的更加根本的反思批判中找到。
要理解非殖民化與新殖民主義的矛盾或辯證的結合，最好的辦法也許就是從經濟的角度，對另一個進程（其開端與我們提出的整個60年代的總體開端正好同時）的性質作一反思。這個進程通常是用農業技術“革命”的中性但卻明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語言加以描述的，即所謂的緑色革命：化學手法新用於施肥，加緊的機械化戰略，以及那順理成章的對進步和創造奇跡的技術（據稱註定要把這世界從饑餓中解放出來）的頌揚（順便一提，在第二世界對應於緑色革命的是赫魯曉夫那災難性的“處女地”實驗）。但是這些卻遠不是中性的成就；其對外出口——實際上由肯尼迪傢族所倡導——也不是一個慈善而利他主義的行為。19和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滲透並不一定意味着是對後者傳統生産方式的資本主義改造。確切地說，這些生産方式大多並未觸及，“僅僅”是被一個更加政治化和軍事化的結構加以利用。正是這些陳舊農業生産方式的飛地性質，結合了占領者的暴力和那另一種暴力——貨幣的引進，建立了一種在相當時期內有益於帝國主義宗主國的隸屬關係。緑色革命把“資本邏輯”的這種滲透和擴張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古老村落結構和前資本主義的農業形式現在被係統地加以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工業化的農業，其效應與第一世界歷史上資本崛起過程中的圈地時刻完全相似，是同等程度的災難。村落社會“有機的”社會關係已遭破壞，一大批失去土地的無産階級被“製造了出來”，他們流嚮城市（墨西哥城的巨大擴展可以為證），而農業勞力新的、更加産業化的工薪形式代替了舊的集體或傳統的形式。這種曖昧的“解放”必須用馬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裏藉以頌揚資本本身之動力或藉以稱贊英國對印度之占領所取得的歷史進步的那全部的辯證矛盾立場加以描繪。
把第三世界的60年代構想成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洶涌浪潮裏，全世界都掙脫了傳統帝國主義的枷鎖鐐銬的時刻，這完全是一種神秘的簡單化。抵抗是因最終不滿老式帝國主義的結構而發；抵抗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因為緑色革命的新型滲透而起。前者本身也還受到了一個以前曾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傢崛起稱霸這一歷史景觀的影響，即日本在二戰初期對老牌帝國強權所取得的橫掃一切的勝利。埃裏剋·沃爾夫在其寫下的不可或缺的《用世紀農民戰爭》一書裏，強調了存在於抵抗的潛能，一種革命精神的發展以及與那更加絶對蝕氣喪志的資本的社會和經濟邏輯保持某種基本距離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以如下所述的最終的曖昧性放下這一話題，即60年代常常被人想像為資本和第一世界強權在全球退敗的一個時期，但我們也能同樣容易地把它構想成一個資本藉助嶄新生産技術和新型“生産方式”的全副武裝，開足馬力創新擴張的時期。現在仍需看清的是，這種曖昧性以及第三世界農業發展的更大特殊性與發達國傢自身在60年代所展現的動力是否有任何對等之處。
2．他性的政治
如果哲學史不是被看作某一係列不受時間限製但從某種角度來說又是永恆之中有限的立場，而是被認為是試圖對一個本身處在不斷辯證轉化中的歷史和社會本質加以概念化的歷史，其僵局（aPOrias）和矛盾把所有承接相繼的那些哲學都標為明確的失敗，但從這些失敗中我們卻可以迅速讀出它們遭遇挫敗之對象的某些性質，那麽，對而今那高度專業化學科的更加有限的軌跡作一掃描，以尋求“真實”或“具體”的60年代本身那深層節奏的徵服，似乎也不是非常牽強的舉動。
就這一時期的哲學史而言，有一些影響廣泛的說法，其中之一是這樣的：統識性的薩特的存在主義（及其基本上是現象學的觀點）逐漸讓位於通常被含糊地稱作“結構主義”的東西，也就是讓位於各種各樣的新的理論嘗試，這些嘗試至少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經驗”，即它們發現了語言或符號（在這個領域裏，現象學和薩特的存在主義仍然是相對常規或傳統的）的首要性。結構主義影響最大的典範傑作似乎根本就沒有哲學性，但與新語言學本身一起，卻可以被視為是剋勞德·列維一斯特勞斯和雅剋·拉康對人類學和心理分析所做的語言學的改造。然而，結構主義的鼎盛時刻卻是一個天生不穩的時刻，有成為一種新型普遍科學的使命，否則就會作為另一種思想時髦而煙消雲散。於是，結構主義鼎盛時刻的分類産品一方面可以被視作是對一種科學主義、對純粹的方法和分析技巧（在符號學裏）的精巧的運用；另一方面則可以看成是把結構主義的方法改造成積極的意識形態，其間倫理的、政治的及歷史的必然結果是從迄今為止更具認識論色彩的“結構主義”立場推斷出來的。這最新的發展當然就是現在廣為人知的後結構主義，同福柯、德魯茲、德裏達等這些熟悉的名字連在一起。這個範式雖然在關聯指涉上明顯是法蘭西的，卻又不僅僅是局部性的，這一點可以從經典法蘭剋福學派在哈貝馬斯的著作裏經由交流題源發生的類似演變作出判斷；或從實用主義當下在理查德·羅蒂著作裏的復興看出，這種復興帶上了一種土生土長的美國“後結構主義”的色彩（皮爾斯畢竟是大大領先並超過了索緒爾的）。
哲學體製的危機和哲學家經典政治使命（薩特於此是我們時代的最高體現）的逐漸消亡，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關乎所謂主體的死亡：不僅是單個自我或個性，而且還有最高的哲學主體；不僅是我思，而且還有偉大哲學體係的作者。把薩特看成是傳統哲學最後的係統建構者之一當然可以（但至少經典存在主義有一面也必須被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或形而上學，即虛無中存在性選擇和自由的英勇哀婉性以及尤其是加級那裏的“荒謬”）。我們有些人也是通過早期薩特裏的辯證因素來到馬剋思主義這裏的（薩特本人在其後期更具馬剋思主義的著作如《辯證理性批判》1960年裏又轉而走上了這條道）。但是總的說來，他的著作裏被他自己以及他人給予最豐富的實踐闡發的成分還是他的人際關係理論，他對黑格爾的主僕意節的令人震驚的改寫，他把觀看（Look）構想成我與其他主體相互聯繫、鬥爭的最具體的方式，即在我那“為他人的存在”之中我的異化，其間，我們每個人都徒勞地試圖通過觀看扭轉局面，把他者那惡毒的異化目光變成我那同樣具有異化力目光的審視對象。薩特在《批判》一書中將繼續在這塊看上去貧瘠的土地上努力竪起一個更加積極的團體動力的政治理論：兩個人之間的爭鬥現在辯證地變成了團體本身之間的鬥爭。然而《批判》是一本前瞻性的著作，其意義和重要性直到1968年5月以後纔最終得到承認，而其豐富的後果影響實際上直到今天甚至也未被完全認識到。在本文中現在衹要這樣說就夠了，即《批判》沒能達到其預定的目標，沒能完成那計劃好的大道，可從存在經驗的單個主體直達完全形成了的社會階級。在組建小團體的那一點上它停了下來，最終也主要是對小型遊擊隊（在60年代後期）以及微型團體（在這一時期結束時）的意識形態有些用處：這一軌跡的意義很快就會清楚明白了。
然而，在的年代的開端，薩特的觀看範式以及單個主體為了承認而進行的鬥爭也將引人註目地被挪用於一個很不相同的政治鬥爭模式，即弗蘭茲·法農在《地球上的可憐人》（1916年）一書裏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鬥爭所作的那影響巨大的想像；其間，觀看那對象化的逆轉被富於啓示想像地改寫成為奴隸反抗主人的救贖暴力行動，這一刻，在恐懼和對死亡的焦慮中，自我與他者，中心與邊緣這些等級位置被強行倒轉了過來；這一刻，被殖民者那屈從的意識，面對狼狽鼠躥的殖民者，獲得了集體身份和自我肯定。在此意味深長的是，一個一直曾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文體（“唯我論”的問題，單個主體或“我思”之間關係的性質）如何落入塵世，成了一種爆炸性的、令人瞠目的政治意識形態：正統存在主義的舊哲學體係脫落下一塊，完全落入哲學係之外，進入了一個更加令人恐懼的實踐和恐怖的天地裏。法農的偉大神話，無論在感覺害怕的人還是感覺振奮的人，當時都同樣可以把它解讀為不負責任地號召訴諸盲目的暴力：現在回顧起來，且參照法農的其他臨床工作（他是一個精神病專傢，治療着殖民化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恐懼和磨難的受害者），法農的神話則可以更恰當地被看作是對文化革命整體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文化革命是指對被壓迫民族或不革命的工人階級所實施的集體再教育（或甚至是集體心理分析）。人類歷史上的一切被剝削的勞苦階級都已把卑賤性和順從內在化為一種第二天性，文化革命則是打破這一亙古習慣的一種策略。對於這一更加龐大的有爭議的問題，葛蘭西與威廉·賴希、法農與魯道夫·巴羅所做的貢獻今天可以說正像毛主義的更加官方的實踐一樣的豐富。
3．題外傍話毛主義
一然而，提及這一重大的新關聯，自然就要說幾句尷尬卻又無法避免的題外話：毛主義乃是助年代一切偉大新興意識形態中最豐富的思想，在本文中，它朦朧無形卻又無處不在，始終占據着中心。然而由於其多價性，我們既不能把它利落地塞插進任何一個地方，也無法正面詳盡地論述之。當然，我們理解，當中國的轉嚮把“毛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時，為什麽國內外的左派激進分子在被毛主義的教條弄得疲憊不堪之後，必然集體地長鬆了一口氣。但是，當理論是這樣劇烈地同國傢政權的實際利益脫鈎的時候，它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條件被解放的。與此同時，如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目前這場論爭的象徵性領域既是左派幸存者的選擇，同樣也受到右派的左右：當下遍及全世界的宣傳攻勢要把毛主義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加以斯大林化，從而敗壞其名譽（中國文化大革命已被改寫成東方的另一個古拉格），所有這一切，請看清楚，都是要把60年代籠統地扔進垃圾堆去的更大企圖的一部分。不經深思熟慮，順便把這一領地的任何一塊丟棄給那“另一邊”，這可不是審慎的舉動。
至於普通所說的西方第三世界主義的那些更加可笑的特徵——對馬剋思的1848年的革命傢們的一種充滿異國情調或者東方主義的現代翻版（這些革命傢“焦急地召喚1789年大革命的精神出現，來為自己服務，並從他們那裏藉來名稱、戰鬥四號和全套行頭”）——這些現已普遍遭到了更加厲害的嘲諷，就像裏吉斯·德布雷所說：“在法國，尋求政治現代性的哥倫布們以為跟着戈達德的《中國人》，他們在巴黎就戰前了中國，而實際上他們是到了加利福尼亞。”然而，極其矛盾和引人着迷的是中蘇决裂所引發的無法預見的意外後果：中國新的修辭一心要把蘇聯政府駡成是修正主義和“資産階級的”，結果竟會奇怪地把這些口號的階級內容抽空。於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詞語的滑動和置換：與“資産階級的”相對的新詞將不再是“無産階級的”而是“革命的”；下這種政治判斷的新條件不再是靠階級或黨派關係，而是從個人生活的角度來看——你與特權、與中産階級的奢侈和鄉間別墅，與經營收入和其他外快的關係。我們得知，毛澤東個人的月“薪”約為一百美元。像一切形式的反共産主義一樣，這種修辭當然可以核反馬剋思主義的主題如“官僚制度”、意識形態和社會階級等所挪用。但重要的是要弄明白，這起先不過是戰術和修辭上的變化如何在西方的激進分子看來開始變成了一個完整的政治新空間。這個空間後來在“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句口號裏得到了明確有力的表述。而到60年代末，在一個最令人震驚又無法預見的歷史轉折之中，婦女運動將以勝利者的姿態開進這個空間，建立一個無法預測的新延安，直到現在依然還是堅不可摧。
4·哲學的萎縮
法農的鮮明鬥爭模式有長處也有局限，這是由殖民情境那相對的簡單性所决定的。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證明之：首先是見於“民族獨立戰爭”結束以後，因為隨着奴隸取得對（已是從前的）主人的象徵又實質性的勝利，“他性的政治”也走到了極限。於是那博取集體身份的修辭便無處可去，而衹能走入一種分離主義的邏輯裏。黑人文化民族主義以及（後來的）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就是其最引人註目的樣板（魁北剋省的文化和語言獨立的矛盾會是一個富有啓發性的例子）。然而，新組建的團體（我們在此藉用薩特在《批判》一書裏的描述）要存在下去，要製造並保持一種集體凝聚力和身份，就需要有外在的敵人，就此而言，上面所說的結果便也是矛盾的。最終，由於缺乏舊式帝國主義時期那種鮮明的善惡對立局面，這第一輪抵抗所艱難贏得的集體自我定義就會分裂成面對面的微型團體的一個個小而更加舒適的統一體（官方的政治派別衹是其中一個例子）。
法農模式的式微也可以從很快將成為其“結構主義的”批判的角度加以描述。按照這一觀點，法農模式仍然是建立在單個主體概念之上的，雖然這些主體是神秘的、集體的。因此，它是擬人化的同時又是透明的，意思就是在大的集體對手之間，在主人和奴僕之間，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沒有任何幹預的東西。可甚至在黑格爾那裏，總還有個第三項，也就是物質本身，那奴隸被迫要加以勞作並在整個剩餘的歷史裏藉以默默無聞獲取漫長超脫的原材料。然而，60年代的“第三項”與此卻很不相同，仿佛這十年早期階段裏那些曠日持久的經歷逐漸侵蝕進了參與者的大腦，留下了一個特定的教訓。在美國，那是無休無止的越戰；在法國，那是令人震驚且貌似不可戰勝的技術專傢治國論的動力，以及法國共産黨那似乎搖撼不動的惰性和對非斯大林化的抵製。到處可見傳媒機器和消費主義文化的巨大擴張。這個教訓完全可以被說成是在迄今敵對且“透明的”政治實踐裏發現了體製本身的不透明性。這種體製是徹底超越個人的，有它自己的內在動力和邏輯。不是個人行為或意嚮的那些動力和邏輯（像薩特在《批判》裏加以理論化的稱之為“實踐惰性”且依照可相抗衡的“結構主義”），會具有明確的“結構”或“共時體係”之形式的那種東西，一個不具人格的邏輯王國，照此以觀，人類意識本身不過是一個“結構的效應”。
依據這種解釋，新的哲學轉嚮便很少會從唯心主義的角度，被解作是對一個新的科學真理的了不起的發現（符號），而是被看作是反映一種根本的原型政治和社會經驗的徵兆，是某種新的、堅實的、未被概念化的抗拒性客體的衝擊。舊有的概念無法處理它，它便逐漸發出了一整套新的問題係。以語言學或信息論的編碼把這一新的問題係加以概念化也許便可為歸因於傳媒革命中突如其來的各式信息的爆炸，有關詳情將在下一部分交待。我們在此衹需說這裏有一種歷史的反諷意味在就行了：這一時刻在本質上是西方的第三次技術革命（電子、核能）——換句話說，是在人類以實踐徵服自然的過程中邁出的新的完整的一步。對此，哲學上的呼應卻是以一種被正式稱作“反人本主義的”並關心思考什麽超越或逃脫了人類意識和意嚮的思想給予概念化的表達的。與此相仿，19世紀晚期的第二次技術革命——人力戰勝自然中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躍進——也是表現與“現代性”或文化裏的盛期現代主義相聯繫的形形色色虛無主義的時刻。
在本文的語境裏，60年代中後期阿爾圖塞的實驗是各式“結構主義”裏最發人深思和促人聯想的一種，因為它是惟一具有明確政治性的，惟一確實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具有非常廣泛政治影響的。阿爾圖塞主義的情況在此衹能概括地述說一下，其最初的矛頭所指有兩個方向：一是反對未被清算的斯大林傳統（在阿爾圖塞自己的著作裏被策略地代稱為“黑格爾”和“表現性因果律”）；一是反對東歐在馬剋思早期手稿裏的異化理論基礎上重新發明馬剋思主義人道主義企圖的“透明性”。阿爾圖塞主義在本質上是對“體製”、對“實踐惰性”的不透明所做的深入思考，這一點或許可以由阿爾圖塞本人在60年代過程中對這一目標所做的三個連續的表述滑出，即關於主導結構”的表述（見《保衛馬剋思》），關於“結構因果律”的表述（見《閱讀（資本論）》），以及關於“意識形態國傢機器”的表述（見同名文章）。相比之下，往往很少被人記起但衹要讀一下《保衛馬剋思》就應該非常明確的是，這一新的問題係源自於毛主義本身，尤其是源於毛澤東的《矛盾論人這篇文章描繪了各種對抗和非對抗性矛盾構成一個復雜既定的、多元决定的局面這樣一種概念。
阿爾圖塞的“理論生産過程”重新鑄造着毛主義的“原材料”，由此而來的修正可以用社會生活層面的“半自律性”這個問題和口號加以表達（這個問題在文章開篇就已經提了出來）。這一準則包含兩個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是反對斯大林的一元論或“表現性因果律”——各個“層面”被等同合併，粗暴地混為一談（經濟生産上的變化將與政治和文化上的變化“一樣”）；另一方面是反對資産階級的先鋒哲學，這種哲學發現就如此這般地譴責有機整體概念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但從中得出的結果卻是後馬剋思主義或反馬剋思主義的對尼采的異質性的頌揚。不同層面或實例具有半自律性（政治和國傢政權的事例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個概念將引發巨大的反響（突出地體現在尼科斯·普蘭查斯的著作裏），因為它似乎反映了二戰以來國傢官僚體製的巨大擴張，國傢機器的“相對獨立性”（獨立於為大企業服務的那種傳統而簡化的實用工具性），以及由政府或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展現的活躍的政治鬥爭的新領域，並提供了將其理論化的方法。同樣，我們也可以訴諸這個理論來為文化領域的半自律性加以辯護，尤其是一個半自律的文化政治，從戈達爾的電影和境遇主義到1968年5月的“歡慶”以及這裏的易比上運動（甚至連所謂“恐怖主義”的那些形式也許都包括在內：它們的目標已不再是傳統的奪取國傢政權，而是具有教育或傳遞信息性質的示威，如“迫使國傢暴露其法西斯的本質”）。
然而，一手要打開種種層面的半自律性，同時又把它們全部找在某種“結構整體”的終極統一性裏（帶着仍是經典馬剋思主義的經濟最終决定性），這種努力在其自身的能量推動下，在其自身詳盡闡發的對整體性批判的離心力的作用下，卻朝嚮有違初衷的方向發展（這在英第斯「Hindess」與赫斯特［Hirst］的軌跡上表現得極為醒目）。將要出現的不僅僅是各種層面的異質性——自此而後，半自律性就會幹脆轉變為自律，且可以想像，在晚期資本主義這個失去中心又“精神分裂”的世界裏，種種事例之間也許真的根本就沒有任何有機的聯繫——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出現這樣一個概念，即與這些層面中每一個相稱的鬥爭（純粹的政治鬥爭，純粹的經濟鬥爭，純粹的文化鬥爭，純粹的理論鬥爭），彼此之間或許也是沒有必然聯繫的。隨着阿爾圖塞式機器這樣最終的“熔化”，我們便到了（仍然是當代的）微型團體和微型政治的世界裏——理論上有局部或分子政治的不同叫法，但種種概念無論怎樣不同，都被明白地看作是對一種“整體化”的老式階級和黨派政治的摒棄，這一點在婦女運動的挑戰裏體現得非常明顯。其獨特的新策略和關懷對許多承繼下來的傳統的“公共”或“官方”政治行為，包括選舉政治，都不作理會（或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就破壞或敗壞其名譽）。法國女性主義把“理論”本身視為本質是“以知識獲取權力”的男性事業而加以摒棄（特別請見呂斯·伊裏加雷的著作），這也許可以被看作是這特別的“哲學萎縮”過程中的最後一刻。
然而，阿爾圖塞主義的命運還有另一種解讀。這種解讀將是我們以下轉嚮對60年代文化領域之變化進行討論的過渡。它牽涉的是“理論”這個口號在整個助年代逐漸取代“哲學”這個老詞的意義問題。對於符號的“發現”，對於其與語言相關主題的發展（如在關於理解在本質上是一個共時過程這個概念裏——它影響了像上面所描述的阿爾圖塞式的相對非歷史的“結構”的建構），現在要與對符號實踐，對“結構主義”文本裏語言本身的修正聯繫起來，自此而後被稱作“理論”而不是在一個特定的傳統學科裏的著作。這一發展或變化有兩個特徵需要加以強調。第一是哲學著作傳統典律發生危機或曰典律的消失（這是對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和體製進行爭論的必然結果）而産生的影響。自此以後，新的“哲學”文本的意義將不再是被嵌入到哲學傳統的問題和論爭之中，這就是說其基本的“互文性”指涉是隨意的，是應每一個新文本的出現而結成或解散的專門性聚合。新的文本一定必須是對其他文本的評論（實際上，如果要說有什麽區別的話，那就是現在對需要加以解釋、重寫，以新的方式建立內在聯繫的一組文本的依賴將變得更加厲害），然而，那些文本卻是來自最遙遠而不沾邊的學科（人類學、精神病學、文學、科學史），選擇的方式看上去是任意性的：芒福德與安托南·阿爾托並排；康德與薩德比肩；前蘇格拉底哲學，施賴伯總統，莫裏斯·布朗肖的一本小說，歐文·拉鐵摩爾論蒙古，以及一大批晦澀的出自18世紀的拉丁文醫學專著。以前叫“哲學”的職業由此而被重建和置換：既然現在已不再有可以據此有意義地提出新立場和新陳述的哲學問題傳統，這類著作便趨於成為可以叫做元哲學的東西，做的是很不相同的事：協調一係列既定的、已經建立起來的符碼或能指係統；用專門參考著作之集合形成的話語來製造出一種話語。“哲學”由此變成極端偶然應景的東西：不是立志去表述具有更大“真理”價值的一個命題、一種立場或一個體係，而是生産一本元書（metabook），到下一個季度便為一本不同的元書取代。我們倒該把這叫做用後即扔的理論（今天的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演變，其自身偉大作品經典的危機和消失——最新的發展已經擴大包容了曾經難以駕馭的盛期現代主義的傑作——與此有着明顯的相似性。這一點在本文的下一節將被認作是理所當然的事）。當代理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其在所謂再現批判裏的特殊主題。通過勾勒這一特徵的種種效應，我們或許可以對以上所說有一個不同的把握。用再現批判的字眼來說，傳統哲學現在將被視為一種再現的實踐——哲學文本或體係（誤入歧途地）試圖表達某種自身以外的東西，即真理或意義（如今以係統裏“能指”之“所指”的面目出現）。然而，如果再現的全部美學標準是形而上學的和意識形態的，那麽哲學話語便再不能抱有這樣的使命了。它必須衹能是另一個文本，添加進了現在所設想的無限的文本鏈之中（不必都是語言的——日常生活是個文本，衣着是個文本，國傢政權是個文本，整個外部世界——我們曾經堅稱是有“意義”或“真理”，而現在已被輕衊地說成是指涉或“所指事物”之幻覺的外部世界——就是所有文本的不確定的疊加）。據此，當下流行的“物質主義”的口號在哲學和理論領域響起時便有了意義：物質主義在此意為對“意義”或“所指”（構想成與其語言表達方式相分離的思想或概念）喪失了任何信仰。無論一個“物質主義”的哲學在這一方面會是怎樣的吊詭，一個“物質主義的語言理論”將會明確地改造“理論”的功能和運作，因為它展現了一種新的動力，其間不再是思想，而是文本，物質文本在相互進行着鬥爭。這樣界定的理論（這個詞現在大大超越了過去所說的哲學及其特別的內容，這一點以後會變得清楚明白的），對自身使命的設想使不是發現真理、批駁謬誤，而是圍繞純粹語言表述的一場鬥爭，試圖把用字詞表達的命題（物質的語言）表述得無法暗含多餘的或意識形態的效應。既然這個目標明顯無法實現，理論的實踐所帶來的——在1967－1968年阿爾圖塞主義的鼎盛時期表現得極其引人註目——便是以在文本化表述的物質性能指中開展永久性的遊擊戰這種新形式嚮意識形態批判作劇烈而過分的回歸。然而，隨着哲學變成了一種物質性的實踐，我們便觸及到了一項非置其於貫穿這一時期的普遍文化嬗變的語境便無法完全理解的發展。在這個語境裏，“理論”將最終被理解為必須統稱作後現代主義的一種特定（或半自律的）形式。
5．符號的歷險
後現代主義是描述60年代文化景觀的一個重要框架，但這裏我們不可能對這一衆說紛紜的概念作詳細討論。因為這樣，勢必要涵蓋下面一些主要特徵：（首先是）主體的“死亡”（包括創造性主體“作者”或“天才”）這一後結構主義主題“類像文化”的本質和功能（“類像”概念是德勒茲和鮑德裏亞從柏拉圖那裏發展來的，用以表達一個可再現的客體世界的某些特性；它並非復製或復製式的再現，而是指一種“沒有原件”的假象泛濫）；“類像”與媒體文化或“景象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有兩種關係：（1）形象或“物質的”或最好說是“字面”的能指的獨特新地位：媒介原先的感官豐富性被從這一物質或字面存在性中抽取出去（而在這一辯證關係的另一極，主體原先的個體性及其“筆畫”特徵也同樣被抹殺）；（2）從作品的時間性中産生的一種“文本性”美學，一般被描述為一種精神分裂式的時間感；最後是對所有深度概念，尤其對歷史性本身的遮蔽，以及隨之出現的拼湊（pastiche）藝術和懷舊藝術（法國人稱之為“仿古風”），也包括對哲學中相應的深度闡釋模式（各式各樣的闡釋學以及弗洛伊德關於壓抑、關於表層和潛層的觀念）的取代。
這類特徵描繪一般要反對那種經驗主義態度，這種觀點認為所有這些特徵都能在不是這種就是那種的鼎盛現代主義類型中找到很多。而確定何為後現代主義的睏難之一確實就在於它與鼎盛現代主義間的這種共生或寄生關係。實際上，隨着迄今在中産階級中一直聲名狼藉，B可增，既乏和諧之美，又無道德是非之論，而且反社會的波希米亞式鼎盛現代主義逐漸變為經典，隨着它升為所有高雅文化的形象代表，而最重要的則是隨着它在學術機構中備受相牽，後現代主義便成為藝術傢們開闢新的創作空間的一種渠道——這些藝術傢們目前深受諸如反諷、復雜性、含混性、密集的瞬時性，尤其是美學及烏托邦意義上的不朽性這些今後（日益）具有霸權地位的現代主義範疇的壓製。同樣，鼎盛現代主義也是從先前具支配地位的現實主義（即古典市場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象徵語言或表達方式）那裏贏得了其自律性。不同的是，現實主義本身曾經歷了一種重大變化：它曾變成“自然主義”並隨即産生出大衆文化的各種表達方式（當代暢銷書的敘事機製即是一項自然主義發明，而且是法國文化出口的奇跡之一）。此後，鼎盛現代主義和大衆文化使在一種辯證對立和互為關聯中發展。而後現代主義的特點正在於它們之間對立關係的削弱及高雅與大衆文化形式的某種新的合成。
因此，後現代主義的歷史特性最終必須從文化本身的社會功能方面來理解。如上所述，不管盛期現代主義有何明顯的政治傾嚮，在一種中産階級的維多利亞時代或附庸風雅的“鍍金”時代的文化中，它總表現出一種對抗性和邊緣性。雖然後現代主義在上面提到的各方面（試想一下“朋剋”搖滾和黃色讀物）同樣令人反感，但它絶不具有同樣意義上的“對抗性”；實際上，它構成了消費社會本身的支配性或霸權性美學，更有意義的是，它還幾乎為消費社會的商品生産充當了各種新形式新時尚的實驗室。所以，要把後現代主義理解為一個分期範疇，就得事先假定即使上面列舉的“所有”形式特徵都早已出現在先前的盛期現代主義中，一旦當它們成為一種文化“支配因素”，並伴隨明確的社會經濟功能時，這些特徵的意義就會發生變化。
這裏，我們最好還是把我們的描述術語（或“代碼”）轉換成看似更傳統的文化“領域”一詞。這個概念是赫伯特·馬爾庫塞在那篇我認為是最重要的傑作《文化的肯定性特點》中提出的（附帶說一句，“文化領域”這一概念在德國哈貝馬斯、耐格特和剋魯格那裏是個當代術語；他們這一範疇體係與法國後結構主義的“層次”和“實例”也形成有趣的對照）。這裏馬爾庫塞是在重述（德國）古典美學中的一種悖論式的辯證觀。他們把“遊戲”及“無目的的目的性”看作是超越於金錢和商業活動這個經驗世界之上的一個美和文化的烏托邦領域，認為它通過自身的存在來譴責“現存世界”整體性的能力具有一種巨大的批評否定價值；同時又通過它在社會和歷史問的結構性分離和相對自律而放棄了它對現存世界的政治幹預能力。
行文至此，已隱約暗示出與前一部分談到的自律與半自律問題的重合。但是要把馬爾庫塞的辯證法歷史化，我們就得充分考慮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領域（或曰層次、實例）的自律性所可能受到的不斷限製和消弱；我們還得找到某種途徑來描述這一可能出現這類變化的進程，以及文化當初曾處於“自律”或“半自律”狀態的前一進程。
這要求我們訴諸另一種（未曾敘述的）我們今天一般都熟悉的分析代碼，因為它涉及到現在已成經典的結構性概念“符號”及其構成要素——能指（物質性喻體或形象——聲音或印刷文字）和所指（心理形象、意義或“觀念性”內容），以及此後一直被排除出此統一體，但卻像幽靈般有着一種（幻象或觀念形態的）殘餘影響的第三要素——符號的外在指涉對象。這裏我們姑且不論符號概念的科學價值，因為我們關註的一方面是把它歷史化，把它解釋為（歷史）階段發展中的一種概念癥候；另一方面則“把它啓動起來”，以看一下其內部結構的變化是否能提供某種能表示這一階段中整個文化領域內變化更迭的恰當的小比例尺的象徵或心電圖像。
這類變化已經由“指涉對象”在符號這一新結構性概念的“可能性條件”中的命運暗示出來（但要註意其中的一種重要的含糊性：搞符號理論的人經常時而把指涉行為與能指所指之外的一個“真實”物體相連，時而認為所指——或者意義，或有關一件事物的觀念或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就等同於這個指涉對象，從而喪失其純潔性。下文我們還會談到這點）。索緒爾在符號學革命的起始階段喜歡把所指與能指間的關係描述為一張紙的正反兩面。在邏輯上一脈相承並自然被同樣經典化的一部作品中，博爾赫斯甚至把“再現”概念想像為一張指涉精確的地圖，從而使它與客體緊密相連，難辨真偽。然後，作為一個絶妙的結構主義象徵的“麥比烏斯帶”，第二步便成功地把其指涉物完全剝離，從而獲得一種虛空中自由漂浮的封閉空間，一種絶對的自我指涉性和自我環繞性，而指涉物的全部殘存跡象，或任何外在性，都被從中勝利地抹掉。
從一種更折衷的觀點看，儘管這一進程似乎是符號本身固有的，卻需要一種解釋代碼作補充。這就是與資本本身的邏輯一致的一個更普遍的物化和分裂進程。但就其本身來看，符號的內部震蕩有效地象徵了一般文化轉型過程的初級階段；這一文化必須在其開始階段（像馬爾庫塞所說的那樣）就把自己與其“指涉物”這一現存社會歷史世界本身分開，衹是在隨後的用年代，在所謂的“後現代主義”階段，纔進一步發展為某種新式的、更為突出的、自由漂浮、自我指涉的“自律”狀態。
現在問題集中在“自律”這一術語及其經過阿爾圖塞限定後的悖論性“半自律”概念。這裏的自相矛盾性在於，本身就是一個“自律”的統一體的符號，作為一個與指涉物相分離的領域，可以保持當初的自律性，以及它所要求的統一和連貫，惟一的代價是須得保留一個虛幻的指涉物，使其幽靈般地暗示一種外部存在，因為這可表明一個閉合空間，一種自我限定，以及一條主要邊界。馬爾庫塞自己那痛苦的辯證法把這點戲劇性地表達為一種有趣的來回波動：他那自律性的美和文化之域既回到某種“現實世界”來對它進行評判和否定，同時又把自己與此現實世界徹底分開，變為一靈虛幻景，一些軟弱無力的“理想”、“無限性”等等。
符號歷險的這第一階段錯綜復雜，故需要對其景獨特的文化生産本身作一些更具體的甚至圖解式的說明。經典性的法國“新小說”（尤其羅伯一格裏耶的作品）或許可當此任。“新小說”在60年代初期確立了自己的新式語言，用一係列敘事片斷進行係統性變奏以瓦解（藝術）再現，但又在某種意義上逗弄刺激了對（藝術）再現的渴望，從而證實了後者的存在。
但一個美國背景的例子似乎更貼切，各如美國詩歌中就有一些類似的東西可與盛期現代主義的後期經典形式相關聯。這就是華萊土·史蒂文斯的詩歌，它在1956年作者死後就逐漸在高等院校中確立了地位，從而實現了一種比文略特和龐德那些仍然不夠純粹（即更具觀念性和政治性）的詩歌更純潔更精髓的詩歌語言理想，故可視為60年代早期的文學“大事”之一。正如弗蘭剋·倫麯夏所說，《在超越新批評》一書中，史蒂文斯的詩歌創作作為一種規範性和支配性角色，其價值大部分來自此書對詩歌實踐和詩歌理論的日益融合：
這首不斷發展的詩，把詩的理論展現為
詩的生命“史蒂文斯”這個名字於是既成了美學和美學理論的集中地和完滿實現，又是美學理論的例證和最理想的闡釋對象；而該理論或美學觀正是上文所說的對文化領域的“自律性”的肯定，對詩歌想像超越它所創造的“現實”這種至高力量的評價。因此史蒂文斯的作品提供了一種奇特的可讓我們觀察文化的自律化過程的實驗室境狀：對其藝術發展的細緻考察（限於篇幅，這裏我們按下不表）將表明最初對詩歌“野性思維”，即對那些巨大的前意識“原型”的運作的“關註”，是如何開啓一個浩瀚的內心世界，如何使其中事物的“形象”和“觀念”開始逐漸被事物本身所代替。但史蒂文斯這一經歷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巨大的體係性，即其中運行的一整套宇宙的對立關係既復雜得無法也為結構主義的“二項對立”模式，卻又與其精神上息息相通，而它在思想的象徵秩序中的位置也在某種程度上被預先給定，並在“詩性想像”，亦即“客觀精神”或“客觀文化”領域中，某種突出的非人格化自由聯想力量那種不動感情的探索纔被發現。這種考察還進一步表明地形對這一進程的策略性限製，顯示出一種把事物的觀念和形象簡化為事物的名稱。並最終簡化為無法分解的地名的傾嚮，其中越富“異域情調”越受青睞（如基韋斯特島、俄剋拉荷馬、猶卡坦半島和爪哇等）。這裏．一種詩意的“全面性”開始描繪出對帝國主義世界體係本身的一種古怪的模仿和“類比”，其中有關第三世界的材料具有同樣戰略意義，被同樣邊緣化，卻必不可少（很像阿多諾當年表明勳伯格如何無意識中用十二專體係在形式上模仿出了資本的“總體體係”）。正是思想中對世界體係的“真實”全面性所進行的無意識復現這點，使得文化作為一個封閉自足、名副其實的“體係”把自己分離出來，即復製出來，同時又漂浮在真實世界之上。關鍵由於史蒂文斯的詩缺少實質性內容，他的詩歌纔最終具有了一種徹底的自我指涉性，把詩歌創作機製本身作為其主要題材。這正是多數偉大的盛期現代主義作傢們的共同傾嚮，並最戲劇性地體現在新近的現代主義建築評論，尤其有關“國際風格”的評論中。那些巨大的紀念碑式物體通過在周圍敗落的城市給村“背景”上凸現一種原政治的烏托邦色彩的變革精神來構成自身的存在，或如文丘裏所說的，（這些建築）最終必然衹展現並達說它們自己。對我們來說，這也解釋了史蒂文斯的詩歌肯定會給許多嚴肅讀者帶來的睏惑，即其中豐富的詞藻和具有試驗意義的空虛感和意義貧乏（後者還可歸因於史蒂文斯詩歌想像的非個體性，以及詩歌中主體面對或背襯其景觀之靜止客觀世界的那種本質上是沉思我想和體認世界的態度）。
但更重要的是，盛期現代主義衝動這一典型運動需要從觀念上解釋自己，而這種理論補充大致被描述為一種存在主義的（具有最大程度的虛構性及仍然住客體世界的無意義而且無法被人類想像所救贖等等）。這是史蒂文斯詩歌中最索然寡味的那一方面，但卻與其他存在主義類型（如薩特《惡心》中的樹根）一道表明，必須保留一條决定性的接縫或聯繫環節來使偶然的“外部世界”這個無意義的指涉對象剛好鮮明到能在語言中予以剋服：沒有其他任何地方能像在史蒂文斯這裏那樣把這一根本點如此清楚地演繹出來，通過黑馬、天使及太陽自身的眼睛——即使這最後殘存並逐漸消逝的指涉點像地平綫上的矮子星那麽遙遠，若不是通過不斷追問詩歌和詩想像的整體使命，它們也不會完全消失。所以，史蒂文斯的例子嚮我們表明了文化領域“自律性”的內在矛盾性：符號衹有保持半自律狀態才能獲得這種自律性，而文化領域要在現實世界之上具有絶對意義，就必須保留最後一絲外表或外部世界的感覺來作為復製品或想像中的副本。
所有這些都可以通過這點得以說明：當我們在第二階段完全合乎邏輯地歸結出指涉對象本身就是個神話，本不存在時，這第二階段從此便被稱為後現代主義。其發展軌跡從先前的“新小說”到索爾斯的小說或那些真正“精神分裂”式的作品，或者說是從推崇史蒂文斯到謳歌約翰·阿什伯利。（這一階段雖構成一種徹底斷裂這可被定位於1967年，原因後面將要講到），但我們更應把它理解為辯證性的，也就是說，它應被看作一個從數量到質量的過程，其中“同一種”力量當達到某一極限狀態時，會在其當前的延展中創造出一種質的不同效果，而且似乎全産生一個全新的體係。
這種力量被稱為物化，但現在我們還可以把它着手與我們先前用過的另一種比喻語言聯繫起來：在第一階段，物化把符號從其指涉對象那裏“解放”出來，但這種力量並非絲毫無損地被釋放出來。現在在第二階段中，它仍繼續其分離工作，（最終）滲透進符號內部，把能指與其所指即其真正意義分開。這種遊戲已不再屬於符號領域，而更是純粹的字面能指從其所指即它們原先的意義這些鎮重物下解脫出來後，現在在所有藝術（甚至在哲學中，如前文所說）中産生出一種新的文本性，並開始設計某種由純能指構成的終極語言幻景；而這種幻景也更經常與精神分裂式話語相關（實際上，拉康理論中精神分裂——在這種語言障礙情況下，句法時間坍塌，並在身後留下一係列空洞的所指，而這許多的絶對時刻構成一永恆現在——提供了一種更有影響力的解釋，以及對後現代主義文本實踐的意識形態確證）。
所有這些必須通過對全部現今藝術中的後現代主義經歷進行具體分析，得以詳盡闡明；但我們這裏可以一邊結束眼前的論證，一邊推出第二階段——能指文化或影像文化——對我們這裏所關註的文化領域“自律性”這整個問題的意義。因為這個自律之域自己並不能逃過導致傳統符號解體的這一強化過程：如果其自律性取决於它有無可能保持（阿爾圖塞意義上的）“半自律”狀態，是否可能與某一最終指涉對象保持最後一絲聯繫（或者用阿爾圖塞的話說，保持真正的“結構整體”的最終統一），這點聽上去有些自相矛盾，那麽顯然在新文化階段中，一旦思想氣球賴以係泊的最終指涉對象現在確已割掉，文化將不再具有自律性，而符號也不可能再有一個自律遊戲之域。符號在半空中的破裂又决定了它終將落回一種現已絶對碎片化的無政府社會現實；語言的碎片（純粹能指）現又重新落回世界，正如散落在銹跡斑斑的老化設備和破政建築物間的那許多廢舊物品一樣，布滿這片商品的景觀，點綴着“巔狂的紐約”這一正處危機中的後現代主義的晚期資本主義“拼貼畫城市”。但在馬爾庫塞那裏，所有這些還可用不同的術語表述：隨着作為一個自律空間或領域的文化的式微，文化本身重新落回世界，但這不僅沒使其消失，反而導致了它驚人的擴張，直到文化與一般社會生活渾然無間：現在所有的層面都“同化”了，而且在這個景像、形象或類像的社會中，所有事物最後都是文化（産品），從上層建築到基礎結構本身的機製。如果這一發展接着把現在的新文化政治——在一個文化和政治都被賦予了功能性、結構性的深刻變動的社會制度中——這一新葛蘭西式問題及時提上議事日程，它也提出了是否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在嚴格意義上曾被稱為“文化”的問題，因為文化産品已變成日常生活本身的偶然性經驗。
6．在梅斯特拉（Maestta）群嶺中
如果我們不能揭示其中明顯的動力（機製），並通過對這一實驗室境況的某種人為簡化，在完全不同並且遙遠的社會實踐領域中發現強烈的相似之處甚至相應關係的話，所有這些將不過是圍繞着一個非常專門（或“高雅”）領域的冗長的題外話。我們現在在第三世界60年代的革命實踐和理論這類完全不同的現實中看到的正是對一種共有歷時節奏或“遺傳密碼”的復製。
從一開始，古巴革命就申明自己的獨創性，聲稱它完全不同於傳統形式的革命實踐，是一種全新的革命理論。實際上，與切·格瓦拉密切相關並在裏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g）那本極有影響的小册子《革命內部的革命？》中得以係統地理論化的“遊擊中心”理論就聲稱自己（如書名所說的那樣）既反對那種更傳統的列寧主義政黨實踐觀，又不贊成中國革命第一步主要是奪取政權的經驗（後來這被命名為“毛主義”，而中國自己“革命內部的革命”，或日“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卻直到古巴策略的命運被决定以後，纔為外邊的世界所矚目）。
德布雷的書告訴我們，這種以遊擊隊的移動性據點或革命的“休息廳”為中心的“遊擊中心”策略，還可被視為第三項，既不同於階級鬥爭的傳統模式（本質上乃“城市”無産者起來反抗當權的資産階級），也不同於中國農村的農民群衆運動的經驗（而且與法農那種爭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互相認可的鬥爭理論也極少相似之處）。“遊擊中心”或遊擊行動，在概念上既不“在”也不是“關於”鄉村和城市：當然從地理上說，它是以鄉村為陣地，但卻不像延安那樣是片永久性的“解放區”，不論蔣介石軍隊還是日本占領軍都鞭長莫及。它實際上並非位於農耕地帶，而是在梅斯特拉群嶺的荒野這種第三項或無名地，既非城市又非鄉村，而是遊擊隊在其中不斷遷徙移動的全新環境。
古巴策略與其空間對應物的奇特構思對革命運動中的階級因素的理論說明方式有直接影響。既非城市也非鄉村：令人費解的是，由於同樣原因，遊擊隊本身也被理解為既非工人也非農民（更不是知識階層），而是某種全新的東西：革命前的階級社會當然對此並無任何（現成的）範疇來描述：他們是一些新的革命主體，是在與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這些社會材料毫不相關的遊擊鬥爭中鑄成的，現在卻基本上超越於這些階級範疇之上（正像這一古巴理論階段大張旗鼓地聲稱要超越基於階級範疇的舊革命觀念一樣，不管是托洛茨基工人主義也好，還是毛澤東的人民戰爭及農民意識，或者是列寧的知識分子先鋒隊思想）。
德布雷的書很明白地告訴我們，這些遊擊“中心”——其運動性使其不再局限於靜態的地理觀——本身就是那個即將到來的改造過的革命社會的一個比喻形象。它的革命戰士並非僅僅是些“士兵”，除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之外，還需要“添加”革命工作分工中像政治委員和先鋒隊式的政黨等輔助角色。這兩種角色在這裏都被排除。相反，那些革命前的分工和範疇都棄而不用。這樣一種新出現的革命“空間”觀念——處於“真實”的政治、社會和地理概念上的鄉村、城市及歷史社會階級（所構成的）世界之外，但同時又作為一個比喻或小比例尺的形象，以及對現實世界進行革命改造的一種預示——可被稱為一種實際上的烏托邦空間，一個黑格爾所說的“倒置的世界”，一個自律性的革命領域，其中那個作為背景的現實世界被扳正並改造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儘管有各種實際用處，這一強大的模式甚至在切·格瓦拉1967年悲壯地犧牲在玻利維亞之前，就隨着1966年秘魯和委內瑞拉遊擊戰爭的失敗而耗盡了活力。很偶然的是，這次失敗將伴隨第一世界左派人士中的某種革命“力比多”和革命癡情的衰退，而回到了（帶有毛澤東思想色彩的）“自身境況”，即美國的反戰運動和1968年的五月革命。而在拉美，那種有效地取代“遊擊中心”論的是由烏拉圭的圖帕馬洛斯（Tupamares）發起的所謂的“城市遊擊戰爭”，可見，當時舊遊擊中心烏托邦空間的崩潰，以及政治以一種不同形式的政治實踐方式重新回到世界這點——這次是力圖強調國傢政權本身的特點，而不是像傳統革命運動那樣為最終與（現政權）對抗而發展——在這裏將被解釋為某種與上文描述的符號最後階段具有結構一致性。
但這裏必須作些限定說明。首先，這種新型的政治活動顯然將獲得某種類似於巴勒斯坦解放運動那樣的悲劇意義和影響力；後者現在的影響力正是1967年以色列占領加沙地帶及西岸地區的結果，它將成為60年代後期革命實踐的一個最主要的世界性象徵。同樣明顯的是，這個拼死抗爭又不斷受難的民族所進行的鬥爭不應為世界別處那些采取同樣策略的極端分子負責。極端分子的普遍結果（不管在拉美、美國的“反諜計劃”，還是新近在德國和意大利），衹能使國傢政權這一（階級）壓迫機構日益合法化。
在左翼戰士們（主要是那些急於通過自願行動強行創造一種革命局面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狀況所做的錯誤評價與國傢對這類挑釁行為的主動利用之間的客觀一致性表明，我們通稱為“恐怖主義”的東面必須經過復雜而嚴格的辯證分析。一位潔身自好的左翼戰士遠離這類策略的行為誠然明智（而且馬剋思主義者們早在19世紀就確立了這一古老的反恐怖主義傳統），我們還應記住“恐怖主義”作為一個“概念”，也是右翼分子的一種意識形態素（ideologene），因此必須予以抵製。隨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災難片的泛濫，大衆文化本身表明“恐怖主義”——“恐怖主義者”的形象——是一個無歷史的社會對劇烈社會變革的主要想像方式；同時，現代驚險小說和探險故事的內容還表明，恐怖主義身上的“恐怖主義者形象”已開始代替刑事犯罪中的“瘋狂”行為這一舊形象來作為構築情節時的一種未經檢驗而看似“自然”的動力——也標志着這一偽概念的意識形態實質。如此理解，“恐怖主義”便成為一種集體情結，是美國政治無意識的一種癥候式幻想，這本身就需要進行解碼和分析。
至於事情本身，儘管有種種實用目的，但當1973年智利政變及幾乎所有拉美國傢淪為不同形式的軍事獨裁政體時，就已宣告終結。後來這類政治運動在德國和意大利的重新出現肯定至少要歸根於這兩國的法西斯過去，歸根於戰後歷史清算的失敗，以及6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批青年人和知識分子對此的強烈道德反感。7重返“最終决定性實例”
前一章中的兩破“斷裂”——一次大致在1967年左右，另一次則靠近1973年——現在將作為一個框架，來幫助我們對整個60年代的分期作一大致假設。從第二次斷裂開始，在1972－1974年這一大致時間段內的其他一係列似無關聯的事件已表明這一階段不僅在相對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進政治層面上具决定意義，更標志着既年代在全球意義上的正式終結。譬如在第一世界，美國停止徵兵並從越南撤軍（1973年）意味着反戰運動這種群衆政治的結束（新左派本身的危機——這可大致認1969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解體算起——似乎與我們提到的另一次斷裂相關，這在下文另有論述）。而在法國，共産黨和新社會主義黨簽署的“共同綱領”（以及當時與“歐洲共産主義”有關的各種口號的走俏）似乎標志着對1968年的五月革命及隨後的這類政治行動的一種策略性反撥。也正是在這個階段，隨着“贖罪日戰爭”的結束，石油武器出現並對發達國傢的經濟以及日常生活習慣開始實行另一種打擊。與此同時，在更寬泛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上，那些與官方過往甚密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美國）也開始從他們在過去的十年中所受的驚嚇和自衛姿態中回過神來，並重新開始對60年代文化和政治（甚至在60年代還沒結束對）進行一係列大肆攻擊。列昂納爾·屈瑞林的《誠實與真實》（1972）就是其中最有影響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以一種阿諾德姿態來號召大傢奮力逆轉幼年代那種反文化的“野蠻主義”（當然，隨後他從“自戀主義文化”角度來分析診斷60年代關於“真實性”的某些概念的文章同樣影響很大）。同時，在1973年？月，某些代表各種具體形式的政治經濟權力的“知識分子”卻與衆不同，開始反思越戰的失敗，以便從美國及第一世界的利益出發來提出新的全球戰略。他們建立的“三邊委員會”至少將象徵性地成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志着我們所說的“統治階級”重新得勢。同時廣為流行的一個新術語“多國公司”則是另一種癥候；正如《全球通》的作者所提醒我們的，這一概念表明私有企業已意識到必須在公衆眼裏成為醒目的“歷史主體”及世界舞臺上看得見的一員——試想一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在智利扮演的角色——其時美國政府由於插手越南而被嚴重燒傷了手指，一般是不情願再冒這類風險了。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60年代的明確終結點似乎應該放在1972—1974年這個大致時間段內。但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忽略了進行分期或“加標點”的一個决定因素，而這一新材料將把我們的註意力引到“層面”和“實例”這兩個概念上來；意味深長的是，它們在我們討論經濟時一直缺席。因為1973—1974年間正好經濟危機襲擊世界，其衝擊力一直影響到今天，並且給整個戰後階段尤其60年代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劃上一個决定性的句號。當我們在這上面再加上另一主要的經濟標記——1966年德國的經濟衰退及一年後其他發達國傢尤其是美國的同樣命運——我們也許將能更好地、更正規地用概念來把1967－1968年左右已經開始在哲學、文化、政治等層面上（如在上文中所分析或“敘述”的那樣）顯現的這第二次斷裂的意義明確化。
由於經濟“層面”本身確認了來自60年代其他社會生活層面和實例抽樣的這種分期式閱讀，我們便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開始時提出的兩個理論問題了。第一個是關於馬剋思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是否適應於現階段，尤其當活躍的政治範疇似乎不再與社會階級有關，而傳統形式的馬剋思主義理論也似乎總體上已陷入“危機”時。第二個則涉及某種“統一的場理論”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那些諸如第三世界農民運動及第一世界大衆文化（或實際上更抽象些的如一般哲學、文化這種思想和上層建築層面，以及群衆性抵抗運動和政治實踐層面）這些遙遠的現實也許能以某種條理的方式在概念上聯繫起來。
恩斯特·曼德爾在其《晚期資本主義》一書所做的開拓性綜合將為這兩個問題同時提供一種假定性答案。這本書特別描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循環的一種復雜體係，而其最為人熟知的那個由經濟繁榮、生産過剩、經濟衰退及復蘇構成的7－10年周期已足以解釋上文提到的60年代的中期斷裂。
但曼德爾對1974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敘述來自（經濟危機是一個）三十到五十年不等的更大周期這一更具爭議性的觀點。由於這一周期超越了個人的生理節奏和限度，顯然人們更難以親身經歷或現象學式地理解它們。這種“孔德拉梯耶夫波浪”（以提出這一假說的蘇聯經濟學家命名），在曼德爾看來，從18世紀迄今已歷四個輪回，具體特徵是生産技術的量子式飛躍帶來了總體利潤率的决定性提高，直到新生産過程的優勢被充分發揮並耗盡，這一循環纔歸於結束。最新一次“孔德拉梯耶夫波浪”式循環是以計算機技術、核技術以及農業的機械化（尤其在食品及原材料生産方面）為標志的：曼德爾是從1940年的北美、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傢則從戰後算起。他還認為，隨着1973－1974年間的世界性經濟衰退，這最近一次長波的動力業已告罄。而在我們目前的討論中，這纔是最關鍵的一點。
然而，這一假說的扭力不僅在於它對確認我們的分期方案具有一種理論用途，還在於它對這最新一次資本主義擴張浪潮所作的切實分析，以及曼德爾對整個發展係列所作的一種真正馬剋思式的闡釋。人們一般認為這種發展表明了馬剋思理論中的“古典”資本主義已屆末日，因此需要這種或那種話馬剋思主義的社會變革理論（譬如消費社會理論及後工業社會理論之類）。
我們已經描述了新殖民主義是如何以徹底的新技術為其（理論）特徵（農業中所謂的緑色革命：新機械，新耕作方法，新型化學肥料及植物雜交等方面基因工程實驗），而資本主義正是以此來改變它與殖民地間的關係：從舊式的帝國主義控製到（現今的）市場滲透，摧毀了古老的鄉村社區，從而産生出一個完整的新勞工備用庫和流氓無産者階層。這些新型社會力量的戰鬥性既是農民從他們古老自給自足的鄉村中獲得“解放”的結果，又通常源自某一特定第三世界國傢的那些更穩定但更閉塞的地區開展的自衛運動：他們已正確認識到這種比原先殖民軍隊更徹底的滲透和殖民方式，從而奮起反抗。
現在正是在“機械化”進程這方面，曼德爾將把60年代新殖民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現的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諸如消費社會、後工業社會、媒體社會之類的稱呼聯繫起來：
晚期資本主義並非代表了一個後工業社會，而是歷史上第一次構成一種“廣義的普遍工業化”。機械化，標準化，勞動力的過度專門化和分工化，這些過去衹是决定了實際工業中的商品製造領域，現在卻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所有部門。晚期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就是農業一步步被工業化，流通領域（諸如信用卡之類）就像生産領域一樣；娛樂休閑行業如同工作組織一樣，都被工業化了。
在最後一句中，曼德爾提到了他在別處稱之為上層建築的機械化這一點，也即法蘭剋福學派所說的文化工業滲透文化本身；媒體就是此文化工業的一部分。我們也許可以這樣來概括他的描述：從總體上說（尤其是60年代）晚期資本主義構成的是這樣一個進程：其中前資本主義最後所殘存的內、外地帶——即先進世界的內部、外部那些沒有商品化的或傳統空間的最後遺跡——現在最終也被侵占和殖民化了。晚期資本主義因此可被描述為一個在古典資本主義中仍幸存的那些自然痕跡，即第三世界和無意識域最終被消滅的階段。於是，60年代便成了重要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全球範圍的體製重構。
有了這樣一種敘述，我們關於60年代的“統一場理論”也就順理成章了——我們發現在第一、第二世界，在全球經濟、意識及文化領域，都是單一進程在起作用，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解放”和“控製”極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辯證”進程。我們現在可以最後完整地描繪一下這一階段的特徵了。
最簡單也是最具普遍性的表述無疑仍是大傢的一種共同感受，即60年代有段時間裏幾乎沒有什麽事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這個階段是一個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釋放的時期。在這方面，毛澤東的形象對（理解）這一進程是最有啓發意義的：“我們的民族像一個原子，……當這原子的核被擊碎時，（積聚的）熱能將釋放出驚人的力量！”這一形象喚起了一種真正的平民民主從舊的封建鄉村結構的廢墟上，從這些結構特徵在文化革命中的有益性解體中崛起。但裂變的效果，分子能量的釋放，“物質性能指”的解放會是一幅確實可怕的景象；而現在我們知道，毛澤東自己也曾在他自己發動的這一進程的終極後果前退縮了：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時刻，正當“上海公社”建立時，他便下令中止摧毀黨委機構這類行動，從而有效地逆轉了這場集體試驗的總方向（現在看後果更加明顯），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的巨大爆炸效果導致了世界經濟危機時期社會秩序的強有力恢復和各類政權機構壓迫性力量的復興。
但現在所要面對、遏製和控製的是些新的（社會）力量，舊的方法對它記不再起必然作用。我們已把60年代描述成一個全球規模的資本主義的擴展，同時帶來社會能量的巨大解放，帶來未經理論化的新力量大量釋放的階段：其中有黑人及“少數族裔”構成的種族力量，或者普遍的第三世界（解放）運動，有地區主義、學生、婦女運動中一批新的具有“剩餘價值意識”的鬥士，以及其他形式的鬥爭力量。這些新被釋放出的力量似乎不應屬於馬剋思主義的階級二分模式，而且似乎提供了一個自由和唯意志的可能性之域，它能超越經濟結構這一古典製約因素。但這種意義上的自由和可能性——相對於整個60年代來說，它僅是瞬間的客觀現實和（從80年代的高度來看）歷史幻象——也許最好從資本主義制度由一種基礎結構嚮另一種的轉換所促成的上層建築運動和遊戲這方面來解釋。60年代在這種意義上便是在以一種通貨膨脹的規模發行着上層建築的信用票據，是對黃金這一指涉標準的普遍放棄，是對不斷貶值的能指的大量印製。隨着60年代的結束，隨着世界經濟危機的來臨，所有那些舊的基礎結構帳單就慢慢地又一次到期了。而肥年代的特徵將是努力通過階級鬥爭的延伸形式來使那些曾賦予60年代以無窮活力的解放力量成為無産者，換言之，（新型階級鬥爭）將延伸至世界的邊遠角落及各地方結構的最細微形態（譬如各個高等院校）。這裏的統一性力量就是今後的全球性資本主義這一新使命，人們甚至期望它會把那些抗拒這一進程的不平衡的、分散的局部性力量也一體化。最終這也是對所謂的馬剋思主義（理論）危機，以及對其階級分析形式與60年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新政會現實不相適應這一事實的解决辦法：如果“傳統”馬剋思主義在這一新的歷史主體僅增的階段不再“正確”，那麽當由剝削、榨取剩餘價值、強迫變成無産者以及階級鬥爭抵抗形式構成的這些黯淡現實，全都在一個新擴展的世界規模上慢慢重獲自己的存在時——目前它們似乎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傳統”馬剋思主義一定會重新成為真理。
（張振成譯）
對60年代光輝業績的追憶、紀念或悲慘兮兮地公開承認那十年的諸多失敗和錯失了的機遇，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錯誤，我們在這兩者之間找不到一條可以穿越而過的中間道路。本文的出發點是，歷史乃是必然，60年代衹能那樣地發生，其機遇和失敗相互交錯，不可分割，帶着一種特定歷史情境的客觀製約和種種機遇，對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裏提出一個推測性的描繪模式。
然而，要談用年代的“情境”，必然要從歷史時期的角度去思考，且要運用眼下至少從理論上來說已經不再時興的歷史分或模式。60年代的老戰士們目睹了大量事物年復一年的戲劇性的變化，思考程問題來要比其前輩更具歷史意識，這一存在事實，我們且不去管它；以代分類對我們的意義現在已經變得像對19世紀晚期的那些俄國人一樣了（他們依照十年一段來劃分人物類型）。某一時代的知識分子們現在發現以一種歷史敘述來維護他們當下的立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於是阿爾圖塞主義的局限便開始呈現了出來”，等等）。好了，這裏不是從理論上為歷史寫作中的分期進行辯護的場合。但是，有那麽一些人認為作文化分期便意味着在一個特定時期裏存在着某種廣泛的近似和同質性或同一，對於他們。我們可以很快答曰，衹有在某種程度上先搞清歷史上所謂主導或統識為何物的前提下，特異——雷蒙·威廉斯稱之為“殘存”或“崛起”——的全部價值才能得以評估。在此，所謂的“時期”無論如何不可解作某種無處不在且統一的共同思想和行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個相同的客觀情境，因此也纔有了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反應和創新，但這一切總是在那情境的結構範圍之內發生的。
然而，林林總總彼此頗有不同的對立理論也會影響到這樣一種歷史敘述的選擇上。如果歷史分期批判對歷時性之種種潛能提出了質疑，那麽這些潛能使牽涉到共時性的種種問題，尤其是要在挑選出來加以關註的歷史變化的不同層面間建立聯繫的問題。實際上，本篇敘述所稱要就60年代說些有意義的話，就是要對其中的僅僅四個層面做一簡要的勾勒：哲學史，革命政治理論與實踐，文化生産以及經濟循環（基本限於美國、法國和第三世界的背景之內）。這種選擇似乎不僅是要不加區別地賦予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同的歷史分量，而且也是要喚起那至少自斯賓格勒以來已被認為是濫用的建立同構關係出的實踐幽靈——這種類比平行論（ana－logical Parallelism）在某種程度上把華萊士·史蒂文斯的詩歌創作“等同”於切·格瓦拉的政治實踐。
當然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麽像詩歌寫作這樣特殊且高級的現象就不能像“現實生活”那樣同等生動地顯現歷史的潮流和趨勢——也許，由於詩歌創作是在孤立和半自律的狀態下進行，近似一種實驗室的情狀，它或者更具揭示力。不管怎麽說，那些對於一個舊式有機歷史的敘述是通過在遠為不同的社會生活層面間建立起相似和同構關係來求得“表現性的”統一，這與本敘述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差別。前者認為這種種層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我在此要加以申述的是，在那些形式的斷裂（break）和其發展之間存在着一係列富有意義的同構關係。於是問題的關鍵不是要斷言60年代的方方面面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統一，而是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層次在其間按各自內在的規律而發展）的節奏和推動力提出一個假設。
在此，那些看上去像是這種歷史的或敘述程序裏的弱點，結果卻展示了意外的力量，尤其是它讓人能夠對組成敘述的單個綫條作某種“核實”。我們有時感到——尤其在文化和文化史以及文化批判的領域——對歷史可作無限多樣的敘述闡釋，推一的限製是來自實踐者（其所謂的原創性取决於其推出的新史學理論的新穎度）的慧眼機巧。於是，更加令人感到鼓舞的是發現針對一種活動領域（如認識、美學或革命）提出的假定規則竟然在一個遠為不同、似乎毫不相幹的領域又再現了出來，從而戲劇性地、令人吃驚地得以“證實”。本文中將要論及的經濟層面就是這種情形。
無論如何，下文將會表明，這裏要給出的完全不是傳統敘述意義上的60年代史。然而歷史再現正像其遠親綫性小說一樣，確實處在危機之中，原因也極其相像。“解决”這一危機最聰明的方法不是把歷史寫作同時當作一個不可企及的目標和一個意識形態的範疇予以全盤拋棄，而是——如在現代主義的美學中那樣——在一個不同的層面上重新組織其傳統的手法。阿爾圖塞的提議似乎是這種局面下最為明智的辦法；鑒於老式的敘述或“現實主義的”歷史寫作成了問題，史學家就應該重新表述其天職，即不再是“像真情實境那樣”生動地再現歷史，而是要去創造出歷史的概念，至少這將是本文的冒險嘗試。
1．第三世界的開始
以發生在英屬和法屬非洲土地上的偉大的非殖民化運動作為第三世界朋年代的開端，似乎不會引起特別的爭議。最能表現真正第一世界60年代的典型特徵都要晚於此，無論是反文化意義上的吸毒和搖滾，還是政治意義上的學生新左派和大衆反戰運動，這一點是可以證明的。事實上，以政治上來說，第一世界的的年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政治文化模式的意義，如在象徵性的毛主義定的第三世界主義。此外，它的反戰活動所針對的正是要遏製第三世界新生革命力量的戰爭（在本書的其他地方，貝爾登·菲爾茲提出，涌現出聲勢最為浩大的學生運動的兩個第一世界國傢——美國和法國——所以成為得天獨厚的政治空間，就是因為這兩個國傢都是身陷殖民戰爭之中，雖然法國新左派是出現在阿爾及利亞衝突解决之後）。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外是那在許多方面都堪稱第一世界頭等重要的政治運動——新興黑人政治和民權運動。它們不能說是始自1954年的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是起於1960年2月在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博羅發生的第一次靜坐。然而，或許可以證明，這也是一次非殖民化的運動，而且不管怎麽說，美國黑人運動與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各種運動不斷交流，相互影響，貫穿了整個這一時期，其作用無可估量。
加納的獨立（1957年），剛果的創痛（盧蒙巴於1961年1月遇害身亡），繼1959年戴高樂主義者的公民表决之後法屬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地的獨立，最後，阿爾及利亞革命（其內在的頂點——1957年1一3衹發生的阿爾及爾戰役，以及196Z年通過外交方式達成的解决——或許都可以貌似合理地標在我們的概要上）——所有這些都標志着後來人所熟知鑽60年代陣痛政誕生：
並不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億人居住：其中五億是人，十五億是土著。前者擁有字詞；
其餘的僅是使用它……
薩特《（地球上的可憐人）前言》於是，60年代便是所有這些“土著”成為人的時期，內外告報：第一世界內部的被殖民者——“少數族裔”，邊緣族和婦女與其外部的屬民和正式的“土著展”一樣。這一進程可以見三經得到了多種多樣的描述、每一種都暗含了一種“歷史觀”和對60年代本身獨特主題他的解讀：按照剋羅齊歷史是人類自由史的觀點，這個進程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决定意義的全球性的一章；可以是更加經典的黑格爾式的臣股民族自我意識蘇醒的過程；可以最後盧卡契的或更加馬爾庫塞式的關於一個無階級類新型“歷史主體”（黑人、學生、第三世界民衆）之崛起的新左派的構想，或可以是關於贏得以世界舞臺上前所未聞的新型集體聲音說話之權力以及同時把迄今聲稱為你代言的中間人（自由派人士，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予以解除的某種後結構主義的、福柯式的構想（薩特在上面被引用的一段文字裏意味深長地先提了出來）；與此同時，也不要忘了還有那更加嚴格意義上的自决或獨立的政治修辭，或關於新型集體“身份”的更具心理學和文化意味的修辭。
然而，重要的是要把這些新型集體“身份”或“歷史主體”的崛起放在那使其崛起成為可能的歷史情境裏，尤其是要把這些社會和政治新範疇（被殖民者、種族、邊緣性、性別等等）的出現同至此一直似乎是把種種社會抵抗都包納於內的那更加普遍的範疇，即傳統的社會階級觀，所面臨的某種危機聯繫起來，但是，我們不能從思想上而是應該從體製的意義上來理解這一點。若是以為是社會階級過抽象概念、尤其是馬剋思階級鬥爭觀裏構缺陷導致了這似乎是新興無價級力量的崛起，那便是唯心主義購想法。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體製上的一場危機，藉此，一個真正的階級政治得以表達了自身，不管那是怎樣的不夠完美。在這一方面，美國橄欖球聯盟和産業工會聯合會在1955年的合併，可以被視為把60年代新興社會和政治能量加以釋放的一個根本性的“可能性條件”：這一合併是麥卡錫主義的勝利，它保證了把共産黨人從美國勞工運動中驅逐出去；它加強了美國資方與工聯之間達成的新的反政治的“社會契約”；它開創了一個白人男勞力的權利優先於黑人、女工及其他少數族裔要求的格局。因此，後者在一個舊式工人階級政治的傳統體製裏根本就沒有任何位置。這樣，他們將從社會階級裏被“解放”出來——是馬剋思主義所說的那種緊張而矛盾意義上（比如，在圈地的語境下）的解放，他們脫離了舊體製，從而“得獲解放”去發現社會和政治表現的新形式。
美國共産黨曾是美國社會裏一支小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在1956年的名存實亡嚮人提示了這大格局的另一面：美共的危機是由麥卡錫主義下的鎮壓和因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運動而在蘇聯集團內引發的“革命”所“决定”的。歐洲共産黨那裏也將發生類似但又具體有別的相應事件。尤其是在法國，在經歷短暫一刻的共産主義的“人道主義”（主要是由東歐國傢的哲學家們發展出來的）之後，隨着赫魯曉夫本人的倒臺及其種種實驗在1964年的最終失敗，一個前所未有的格局出現了：自1919年的圖爾會議以來，激進知識分子實際是第一次得以在法共之外，獨立地構想革命著作（“我們瞭解它的一切，我們並不太喜歡它。不過沒有共産黨，從政治上講就什麽也做不成”——這些舊式的立場，薩特在其政治新聞寫作，尤其是《共産黨與和平》裏給予了經典性的表述）。而今，托洛茨基主義重新復活，各種意識形態面貌的超議會組織，所謂的“小團體”，跟着新興毛主義形式大量涌現，展現了一種同樣“擺脫”了傳統階級範疇的新型政治的希望。
另外有兩個關鍵性的事件需要在此先行給予註意。實際上，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那至關重要的導火索——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明確表明革命不僅僅是個歷史概念或一件博物館的藏品，而是真實可以達至的——一是來自這樣一個民族：其所遭受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北美人民中激起了我們對鬥爭中的其他第三世界民族决不可能抱有的一種同情和手足情誼，除非是抽象而又理智地說。然而到1959年元月1日，古巴革命的象徵意義仍然曖昧含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與經典列寧主義革命或毛主義的經驗都不相同的一種第王世界的革命，因為它有一套完全是自己的革命戰略，即遊擊中心理論（相關情況，下文再談）。這一重大事件也宣告了即將來臨的60年代不是對舊式社會和概念體係的肯定，而是一個不期然的政治革命的時代。
與此同時，個人見證似乎清楚地表明，對美國的許多白人學生來說，尤其是對日後新左派裏的許多積極分子而言，肯尼迪總統的遇刺在剝奪國傢自身的合法性以及敗壞議會進程方面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它似乎是標志了那著名的把火炬傳遞給年輕一代領袖的徹底終結，以及某種大衆或公民理想主義新精神的戲劇性的破滅。至於說到表象下的實情，現在看來，鑒於其保守主義和反共立場，在“導彈危機”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賭博，以及他對美國身陷越南所要擔負的責任，公衆對肯尼迪當政的那種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錯誤的，不過這並不很重要。更加值得註意前是，肯尼迪政權留給60年代政治發展的遺産很可能就是關於青春和“代為”的那套詞藻。他利用了這套詞藻，而這套詞藻又在他身後流傳了下來，辯證地成了美國學生和年輕人可以用來闡發政治不滿情緒的表現形式。
這些便是60年代的“新興”社會力量得以像在現實中那樣發展的一些前提或“可能性的條件”，它們既存在於傳統工人階級的政治體製之內，也存在於使國傢權力合法化的領域裏。現在回過頭來說說這些新興力量。它們最終做命運也似一種方式標志了60年代的結束：“第三世界主義”在美國和歐洲的終結大半是發生在中國的熱月之前．其時人們正意識到了發生在非洲許多新興獨立國傢裏日漸蔓延的制度性的腐敗；而且拉美政權，在1973年智利發生政變以後，幾乎完全軍事化了（後來發生在前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勝利自此便被認作是“馬剋思主義的”而非“第三世界主義的”；而越南在美國人最終撤離後從美國人意識裏消失之幹淨就像阿爾及利亞在1963年伊維安和約簽署後便從法國人的意識裏消失了一樣）。在60年代晚期的第一世界裏出現了一股嚮更加內部的政治回歸之勢是肯定無疑的。這一點，美國的反戰運動和法國1968年5月爆發的事件都可以作證。但是，美國人的運動不僅與從“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發展而來的進步黨工會型團體的毛主義的鼓舞有着有機的聯繫，而且仍然同它在越戰本身裏的第三世界“起因”保持着有機的關聯，所以，隨着戰爭的逐漸平息和徵兵的停止，整個運動也將失去其動力。在法國，左派的“共同綱領”（1972年）——當今的社會黨政府即源發於此——標志了朝着葛蘭西模式和一種與任何第三世界前身甚少淵源關係的新型“歐洲共産主義”精神的新轉嚮。最後，美國的黑人運動，隨着其主導意識形態——文化民族主義，一種與第三世界模式深深相連的意識形態——的枯竭，也就在這同時步入了危機之中，婦女運動也與這種第三世界的鼓舞有着一些淵源。但在1972－1974這段時期內，它也將被日漸闡發成相對有別的意識形態立場（“資産階級”女性主義，女同性戀的分離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出於上面列舉的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把60年代的終結定在1972－1974這段時間似乎也說得過去。關於這個總體“斷裂”的問題，本文末尾將會再度提及。眼下我們必須完成的是對這一時期第三世界歷史的整個動力的描繪，尤其如果我們承認這個動力或“敘述綫條”對第一世界60年代的發展有着某種特殊的影響力（或是通過直接幹預，如民族解放戰爭；或是憑藉外國政治模式的臉力，非常明顯的就是毛主義模式；或最後是由於某種兩個世界共同面對且以相對不同的方式作出反應的全球動力）。
當然，此刻正好可以觀察第三世界新興力量的“解放”何以像這個詞常常表現得那樣暖昧不明（自由是脫離舊的制度）。說得更尖銳一些，非殖民化在歷史上是與新殖民主義攜手並進的；老式帝國主義那體面的、不情不願的、或暴烈的終結當然意味着一種壓迫形式的終結，但它也明顯意味着一種新型的發明和建構——象徵地說，就像大英帝國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取而代之。現在正是回憶這些明顯的事實的時刻。順便說一句，當下流行的權力和壓迫的修辭（福柯是這些修辭學家裏影響最大的人物，但是從經濟到政治的根本位移在馬剋斯·韋伯那裏已經發生了）所以最終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就在於此：當然，與形形色色的權力和壓迫“拼搏”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義的，但是除非把它們與經濟剝削的功能關係闡發出來，也就是說，除非把政治的再度置於經濟的之下，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它們（在另一方面——尤其從本文歷史化的視角來看——60年代中期的人們感到必須用一種關於權力、壓迫、權威和反權威主義等等這樣物化了的政治語言來表達他們對局勢的看法和所設計的實踐，這顯然會是一個有意義的歷史和社會徵兆：這裏，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發展——以其對社會主義之下“政治第一位”的種種構想——提供了一個有趣又奇特的側面材料）。與此同時，關於集體身份的種種構想，特別是關於後結構主義發出的徵服言語，贏得以自己的聲音為自己說話之權利的口號，也可有類似的一說：以你自己的聲音說出新的要求，並不一定就是滿足它們；說並不一定就是從他者那裏獲得一個黑格爾式的承認（或至少哪怕是在嚴酷兇險意義上的承認，即他者現在不得不以一種新的方式把你考慮進去，且發明出新方法來對付你所取得的新面貌）。現在看來，對60年代抱有這種典型的修辭或意識形態幻像的“唯物主義核心”也許可以在對文化革命（現已脫離了其褊狹且成為歷史的中國現象）自身性質的更加根本的反思批判中找到。
要理解非殖民化與新殖民主義的矛盾或辯證的結合，最好的辦法也許就是從經濟的角度，對另一個進程（其開端與我們提出的整個60年代的總體開端正好同時）的性質作一反思。這個進程通常是用農業技術“革命”的中性但卻明顯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語言加以描述的，即所謂的緑色革命：化學手法新用於施肥，加緊的機械化戰略，以及那順理成章的對進步和創造奇跡的技術（據稱註定要把這世界從饑餓中解放出來）的頌揚（順便一提，在第二世界對應於緑色革命的是赫魯曉夫那災難性的“處女地”實驗）。但是這些卻遠不是中性的成就；其對外出口——實際上由肯尼迪傢族所倡導——也不是一個慈善而利他主義的行為。19和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滲透並不一定意味着是對後者傳統生産方式的資本主義改造。確切地說，這些生産方式大多並未觸及，“僅僅”是被一個更加政治化和軍事化的結構加以利用。正是這些陳舊農業生産方式的飛地性質，結合了占領者的暴力和那另一種暴力——貨幣的引進，建立了一種在相當時期內有益於帝國主義宗主國的隸屬關係。緑色革命把“資本邏輯”的這種滲透和擴張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古老村落結構和前資本主義的農業形式現在被係統地加以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工業化的農業，其效應與第一世界歷史上資本崛起過程中的圈地時刻完全相似，是同等程度的災難。村落社會“有機的”社會關係已遭破壞，一大批失去土地的無産階級被“製造了出來”，他們流嚮城市（墨西哥城的巨大擴展可以為證），而農業勞力新的、更加産業化的工薪形式代替了舊的集體或傳統的形式。這種曖昧的“解放”必須用馬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裏藉以頌揚資本本身之動力或藉以稱贊英國對印度之占領所取得的歷史進步的那全部的辯證矛盾立場加以描繪。
把第三世界的60年代構想成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洶涌浪潮裏，全世界都掙脫了傳統帝國主義的枷鎖鐐銬的時刻，這完全是一種神秘的簡單化。抵抗是因最終不滿老式帝國主義的結構而發；抵抗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因為緑色革命的新型滲透而起。前者本身也還受到了一個以前曾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傢崛起稱霸這一歷史景觀的影響，即日本在二戰初期對老牌帝國強權所取得的橫掃一切的勝利。埃裏剋·沃爾夫在其寫下的不可或缺的《用世紀農民戰爭》一書裏，強調了存在於抵抗的潛能，一種革命精神的發展以及與那更加絶對蝕氣喪志的資本的社會和經濟邏輯保持某種基本距離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以如下所述的最終的曖昧性放下這一話題，即60年代常常被人想像為資本和第一世界強權在全球退敗的一個時期，但我們也能同樣容易地把它構想成一個資本藉助嶄新生産技術和新型“生産方式”的全副武裝，開足馬力創新擴張的時期。現在仍需看清的是，這種曖昧性以及第三世界農業發展的更大特殊性與發達國傢自身在60年代所展現的動力是否有任何對等之處。
2．他性的政治
如果哲學史不是被看作某一係列不受時間限製但從某種角度來說又是永恆之中有限的立場，而是被認為是試圖對一個本身處在不斷辯證轉化中的歷史和社會本質加以概念化的歷史，其僵局（aPOrias）和矛盾把所有承接相繼的那些哲學都標為明確的失敗，但從這些失敗中我們卻可以迅速讀出它們遭遇挫敗之對象的某些性質，那麽，對而今那高度專業化學科的更加有限的軌跡作一掃描，以尋求“真實”或“具體”的60年代本身那深層節奏的徵服，似乎也不是非常牽強的舉動。
就這一時期的哲學史而言，有一些影響廣泛的說法，其中之一是這樣的：統識性的薩特的存在主義（及其基本上是現象學的觀點）逐漸讓位於通常被含糊地稱作“結構主義”的東西，也就是讓位於各種各樣的新的理論嘗試，這些嘗試至少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經驗”，即它們發現了語言或符號（在這個領域裏，現象學和薩特的存在主義仍然是相對常規或傳統的）的首要性。結構主義影響最大的典範傑作似乎根本就沒有哲學性，但與新語言學本身一起，卻可以被視為是剋勞德·列維一斯特勞斯和雅剋·拉康對人類學和心理分析所做的語言學的改造。然而，結構主義的鼎盛時刻卻是一個天生不穩的時刻，有成為一種新型普遍科學的使命，否則就會作為另一種思想時髦而煙消雲散。於是，結構主義鼎盛時刻的分類産品一方面可以被視作是對一種科學主義、對純粹的方法和分析技巧（在符號學裏）的精巧的運用；另一方面則可以看成是把結構主義的方法改造成積極的意識形態，其間倫理的、政治的及歷史的必然結果是從迄今為止更具認識論色彩的“結構主義”立場推斷出來的。這最新的發展當然就是現在廣為人知的後結構主義，同福柯、德魯茲、德裏達等這些熟悉的名字連在一起。這個範式雖然在關聯指涉上明顯是法蘭西的，卻又不僅僅是局部性的，這一點可以從經典法蘭剋福學派在哈貝馬斯的著作裏經由交流題源發生的類似演變作出判斷；或從實用主義當下在理查德·羅蒂著作裏的復興看出，這種復興帶上了一種土生土長的美國“後結構主義”的色彩（皮爾斯畢竟是大大領先並超過了索緒爾的）。
哲學體製的危機和哲學家經典政治使命（薩特於此是我們時代的最高體現）的逐漸消亡，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關乎所謂主體的死亡：不僅是單個自我或個性，而且還有最高的哲學主體；不僅是我思，而且還有偉大哲學體係的作者。把薩特看成是傳統哲學最後的係統建構者之一當然可以（但至少經典存在主義有一面也必須被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或形而上學，即虛無中存在性選擇和自由的英勇哀婉性以及尤其是加級那裏的“荒謬”）。我們有些人也是通過早期薩特裏的辯證因素來到馬剋思主義這裏的（薩特本人在其後期更具馬剋思主義的著作如《辯證理性批判》1960年裏又轉而走上了這條道）。但是總的說來，他的著作裏被他自己以及他人給予最豐富的實踐闡發的成分還是他的人際關係理論，他對黑格爾的主僕意節的令人震驚的改寫，他把觀看（Look）構想成我與其他主體相互聯繫、鬥爭的最具體的方式，即在我那“為他人的存在”之中我的異化，其間，我們每個人都徒勞地試圖通過觀看扭轉局面，把他者那惡毒的異化目光變成我那同樣具有異化力目光的審視對象。薩特在《批判》一書中將繼續在這塊看上去貧瘠的土地上努力竪起一個更加積極的團體動力的政治理論：兩個人之間的爭鬥現在辯證地變成了團體本身之間的鬥爭。然而《批判》是一本前瞻性的著作，其意義和重要性直到1968年5月以後纔最終得到承認，而其豐富的後果影響實際上直到今天甚至也未被完全認識到。在本文中現在衹要這樣說就夠了，即《批判》沒能達到其預定的目標，沒能完成那計劃好的大道，可從存在經驗的單個主體直達完全形成了的社會階級。在組建小團體的那一點上它停了下來，最終也主要是對小型遊擊隊（在60年代後期）以及微型團體（在這一時期結束時）的意識形態有些用處：這一軌跡的意義很快就會清楚明白了。
然而，在的年代的開端，薩特的觀看範式以及單個主體為了承認而進行的鬥爭也將引人註目地被挪用於一個很不相同的政治鬥爭模式，即弗蘭茲·法農在《地球上的可憐人》（1916年）一書裏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鬥爭所作的那影響巨大的想像；其間，觀看那對象化的逆轉被富於啓示想像地改寫成為奴隸反抗主人的救贖暴力行動，這一刻，在恐懼和對死亡的焦慮中，自我與他者，中心與邊緣這些等級位置被強行倒轉了過來；這一刻，被殖民者那屈從的意識，面對狼狽鼠躥的殖民者，獲得了集體身份和自我肯定。在此意味深長的是，一個一直曾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文體（“唯我論”的問題，單個主體或“我思”之間關係的性質）如何落入塵世，成了一種爆炸性的、令人瞠目的政治意識形態：正統存在主義的舊哲學體係脫落下一塊，完全落入哲學係之外，進入了一個更加令人恐懼的實踐和恐怖的天地裏。法農的偉大神話，無論在感覺害怕的人還是感覺振奮的人，當時都同樣可以把它解讀為不負責任地號召訴諸盲目的暴力：現在回顧起來，且參照法農的其他臨床工作（他是一個精神病專傢，治療着殖民化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恐懼和磨難的受害者），法農的神話則可以更恰當地被看作是對文化革命整體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文化革命是指對被壓迫民族或不革命的工人階級所實施的集體再教育（或甚至是集體心理分析）。人類歷史上的一切被剝削的勞苦階級都已把卑賤性和順從內在化為一種第二天性，文化革命則是打破這一亙古習慣的一種策略。對於這一更加龐大的有爭議的問題，葛蘭西與威廉·賴希、法農與魯道夫·巴羅所做的貢獻今天可以說正像毛主義的更加官方的實踐一樣的豐富。
3．題外傍話毛主義
一然而，提及這一重大的新關聯，自然就要說幾句尷尬卻又無法避免的題外話：毛主義乃是助年代一切偉大新興意識形態中最豐富的思想，在本文中，它朦朧無形卻又無處不在，始終占據着中心。然而由於其多價性，我們既不能把它利落地塞插進任何一個地方，也無法正面詳盡地論述之。當然，我們理解，當中國的轉嚮把“毛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時，為什麽國內外的左派激進分子在被毛主義的教條弄得疲憊不堪之後，必然集體地長鬆了一口氣。但是，當理論是這樣劇烈地同國傢政權的實際利益脫鈎的時候，它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條件被解放的。與此同時，如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目前這場論爭的象徵性領域既是左派幸存者的選擇，同樣也受到右派的左右：當下遍及全世界的宣傳攻勢要把毛主義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加以斯大林化，從而敗壞其名譽（中國文化大革命已被改寫成東方的另一個古拉格），所有這一切，請看清楚，都是要把60年代籠統地扔進垃圾堆去的更大企圖的一部分。不經深思熟慮，順便把這一領地的任何一塊丟棄給那“另一邊”，這可不是審慎的舉動。
至於普通所說的西方第三世界主義的那些更加可笑的特徵——對馬剋思的1848年的革命傢們的一種充滿異國情調或者東方主義的現代翻版（這些革命傢“焦急地召喚1789年大革命的精神出現，來為自己服務，並從他們那裏藉來名稱、戰鬥四號和全套行頭”）——這些現已普遍遭到了更加厲害的嘲諷，就像裏吉斯·德布雷所說：“在法國，尋求政治現代性的哥倫布們以為跟着戈達德的《中國人》，他們在巴黎就戰前了中國，而實際上他們是到了加利福尼亞。”然而，極其矛盾和引人着迷的是中蘇决裂所引發的無法預見的意外後果：中國新的修辭一心要把蘇聯政府駡成是修正主義和“資産階級的”，結果竟會奇怪地把這些口號的階級內容抽空。於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詞語的滑動和置換：與“資産階級的”相對的新詞將不再是“無産階級的”而是“革命的”；下這種政治判斷的新條件不再是靠階級或黨派關係，而是從個人生活的角度來看——你與特權、與中産階級的奢侈和鄉間別墅，與經營收入和其他外快的關係。我們得知，毛澤東個人的月“薪”約為一百美元。像一切形式的反共産主義一樣，這種修辭當然可以核反馬剋思主義的主題如“官僚制度”、意識形態和社會階級等所挪用。但重要的是要弄明白，這起先不過是戰術和修辭上的變化如何在西方的激進分子看來開始變成了一個完整的政治新空間。這個空間後來在“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句口號裏得到了明確有力的表述。而到60年代末，在一個最令人震驚又無法預見的歷史轉折之中，婦女運動將以勝利者的姿態開進這個空間，建立一個無法預測的新延安，直到現在依然還是堅不可摧。
4·哲學的萎縮
法農的鮮明鬥爭模式有長處也有局限，這是由殖民情境那相對的簡單性所决定的。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證明之：首先是見於“民族獨立戰爭”結束以後，因為隨着奴隸取得對（已是從前的）主人的象徵又實質性的勝利，“他性的政治”也走到了極限。於是那博取集體身份的修辭便無處可去，而衹能走入一種分離主義的邏輯裏。黑人文化民族主義以及（後來的）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就是其最引人註目的樣板（魁北剋省的文化和語言獨立的矛盾會是一個富有啓發性的例子）。然而，新組建的團體（我們在此藉用薩特在《批判》一書裏的描述）要存在下去，要製造並保持一種集體凝聚力和身份，就需要有外在的敵人，就此而言，上面所說的結果便也是矛盾的。最終，由於缺乏舊式帝國主義時期那種鮮明的善惡對立局面，這第一輪抵抗所艱難贏得的集體自我定義就會分裂成面對面的微型團體的一個個小而更加舒適的統一體（官方的政治派別衹是其中一個例子）。
法農模式的式微也可以從很快將成為其“結構主義的”批判的角度加以描述。按照這一觀點，法農模式仍然是建立在單個主體概念之上的，雖然這些主體是神秘的、集體的。因此，它是擬人化的同時又是透明的，意思就是在大的集體對手之間，在主人和奴僕之間，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沒有任何幹預的東西。可甚至在黑格爾那裏，總還有個第三項，也就是物質本身，那奴隸被迫要加以勞作並在整個剩餘的歷史裏藉以默默無聞獲取漫長超脫的原材料。然而，60年代的“第三項”與此卻很不相同，仿佛這十年早期階段裏那些曠日持久的經歷逐漸侵蝕進了參與者的大腦，留下了一個特定的教訓。在美國，那是無休無止的越戰；在法國，那是令人震驚且貌似不可戰勝的技術專傢治國論的動力，以及法國共産黨那似乎搖撼不動的惰性和對非斯大林化的抵製。到處可見傳媒機器和消費主義文化的巨大擴張。這個教訓完全可以被說成是在迄今敵對且“透明的”政治實踐裏發現了體製本身的不透明性。這種體製是徹底超越個人的，有它自己的內在動力和邏輯。不是個人行為或意嚮的那些動力和邏輯（像薩特在《批判》裏加以理論化的稱之為“實踐惰性”且依照可相抗衡的“結構主義”），會具有明確的“結構”或“共時體係”之形式的那種東西，一個不具人格的邏輯王國，照此以觀，人類意識本身不過是一個“結構的效應”。
依據這種解釋，新的哲學轉嚮便很少會從唯心主義的角度，被解作是對一個新的科學真理的了不起的發現（符號），而是被看作是反映一種根本的原型政治和社會經驗的徵兆，是某種新的、堅實的、未被概念化的抗拒性客體的衝擊。舊有的概念無法處理它，它便逐漸發出了一整套新的問題係。以語言學或信息論的編碼把這一新的問題係加以概念化也許便可為歸因於傳媒革命中突如其來的各式信息的爆炸，有關詳情將在下一部分交待。我們在此衹需說這裏有一種歷史的反諷意味在就行了：這一時刻在本質上是西方的第三次技術革命（電子、核能）——換句話說，是在人類以實踐徵服自然的過程中邁出的新的完整的一步。對此，哲學上的呼應卻是以一種被正式稱作“反人本主義的”並關心思考什麽超越或逃脫了人類意識和意嚮的思想給予概念化的表達的。與此相仿，19世紀晚期的第二次技術革命——人力戰勝自然中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躍進——也是表現與“現代性”或文化裏的盛期現代主義相聯繫的形形色色虛無主義的時刻。
在本文的語境裏，60年代中後期阿爾圖塞的實驗是各式“結構主義”裏最發人深思和促人聯想的一種，因為它是惟一具有明確政治性的，惟一確實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具有非常廣泛政治影響的。阿爾圖塞主義的情況在此衹能概括地述說一下，其最初的矛頭所指有兩個方向：一是反對未被清算的斯大林傳統（在阿爾圖塞自己的著作裏被策略地代稱為“黑格爾”和“表現性因果律”）；一是反對東歐在馬剋思早期手稿裏的異化理論基礎上重新發明馬剋思主義人道主義企圖的“透明性”。阿爾圖塞主義在本質上是對“體製”、對“實踐惰性”的不透明所做的深入思考，這一點或許可以由阿爾圖塞本人在60年代過程中對這一目標所做的三個連續的表述滑出，即關於主導結構”的表述（見《保衛馬剋思》），關於“結構因果律”的表述（見《閱讀（資本論）》），以及關於“意識形態國傢機器”的表述（見同名文章）。相比之下，往往很少被人記起但衹要讀一下《保衛馬剋思》就應該非常明確的是，這一新的問題係源自於毛主義本身，尤其是源於毛澤東的《矛盾論人這篇文章描繪了各種對抗和非對抗性矛盾構成一個復雜既定的、多元决定的局面這樣一種概念。
阿爾圖塞的“理論生産過程”重新鑄造着毛主義的“原材料”，由此而來的修正可以用社會生活層面的“半自律性”這個問題和口號加以表達（這個問題在文章開篇就已經提了出來）。這一準則包含兩個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是反對斯大林的一元論或“表現性因果律”——各個“層面”被等同合併，粗暴地混為一談（經濟生産上的變化將與政治和文化上的變化“一樣”）；另一方面是反對資産階級的先鋒哲學，這種哲學發現就如此這般地譴責有機整體概念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但從中得出的結果卻是後馬剋思主義或反馬剋思主義的對尼采的異質性的頌揚。不同層面或實例具有半自律性（政治和國傢政權的事例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個概念將引發巨大的反響（突出地體現在尼科斯·普蘭查斯的著作裏），因為它似乎反映了二戰以來國傢官僚體製的巨大擴張，國傢機器的“相對獨立性”（獨立於為大企業服務的那種傳統而簡化的實用工具性），以及由政府或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展現的活躍的政治鬥爭的新領域，並提供了將其理論化的方法。同樣，我們也可以訴諸這個理論來為文化領域的半自律性加以辯護，尤其是一個半自律的文化政治，從戈達爾的電影和境遇主義到1968年5月的“歡慶”以及這裏的易比上運動（甚至連所謂“恐怖主義”的那些形式也許都包括在內：它們的目標已不再是傳統的奪取國傢政權，而是具有教育或傳遞信息性質的示威，如“迫使國傢暴露其法西斯的本質”）。
然而，一手要打開種種層面的半自律性，同時又把它們全部找在某種“結構整體”的終極統一性裏（帶着仍是經典馬剋思主義的經濟最終决定性），這種努力在其自身的能量推動下，在其自身詳盡闡發的對整體性批判的離心力的作用下，卻朝嚮有違初衷的方向發展（這在英第斯「Hindess」與赫斯特［Hirst］的軌跡上表現得極為醒目）。將要出現的不僅僅是各種層面的異質性——自此而後，半自律性就會幹脆轉變為自律，且可以想像，在晚期資本主義這個失去中心又“精神分裂”的世界裏，種種事例之間也許真的根本就沒有任何有機的聯繫——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出現這樣一個概念，即與這些層面中每一個相稱的鬥爭（純粹的政治鬥爭，純粹的經濟鬥爭，純粹的文化鬥爭，純粹的理論鬥爭），彼此之間或許也是沒有必然聯繫的。隨着阿爾圖塞式機器這樣最終的“熔化”，我們便到了（仍然是當代的）微型團體和微型政治的世界裏——理論上有局部或分子政治的不同叫法，但種種概念無論怎樣不同，都被明白地看作是對一種“整體化”的老式階級和黨派政治的摒棄，這一點在婦女運動的挑戰裏體現得非常明顯。其獨特的新策略和關懷對許多承繼下來的傳統的“公共”或“官方”政治行為，包括選舉政治，都不作理會（或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就破壞或敗壞其名譽）。法國女性主義把“理論”本身視為本質是“以知識獲取權力”的男性事業而加以摒棄（特別請見呂斯·伊裏加雷的著作），這也許可以被看作是這特別的“哲學萎縮”過程中的最後一刻。
然而，阿爾圖塞主義的命運還有另一種解讀。這種解讀將是我們以下轉嚮對60年代文化領域之變化進行討論的過渡。它牽涉的是“理論”這個口號在整個助年代逐漸取代“哲學”這個老詞的意義問題。對於符號的“發現”，對於其與語言相關主題的發展（如在關於理解在本質上是一個共時過程這個概念裏——它影響了像上面所描述的阿爾圖塞式的相對非歷史的“結構”的建構），現在要與對符號實踐，對“結構主義”文本裏語言本身的修正聯繫起來，自此而後被稱作“理論”而不是在一個特定的傳統學科裏的著作。這一發展或變化有兩個特徵需要加以強調。第一是哲學著作傳統典律發生危機或曰典律的消失（這是對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和體製進行爭論的必然結果）而産生的影響。自此以後，新的“哲學”文本的意義將不再是被嵌入到哲學傳統的問題和論爭之中，這就是說其基本的“互文性”指涉是隨意的，是應每一個新文本的出現而結成或解散的專門性聚合。新的文本一定必須是對其他文本的評論（實際上，如果要說有什麽區別的話，那就是現在對需要加以解釋、重寫，以新的方式建立內在聯繫的一組文本的依賴將變得更加厲害），然而，那些文本卻是來自最遙遠而不沾邊的學科（人類學、精神病學、文學、科學史），選擇的方式看上去是任意性的：芒福德與安托南·阿爾托並排；康德與薩德比肩；前蘇格拉底哲學，施賴伯總統，莫裏斯·布朗肖的一本小說，歐文·拉鐵摩爾論蒙古，以及一大批晦澀的出自18世紀的拉丁文醫學專著。以前叫“哲學”的職業由此而被重建和置換：既然現在已不再有可以據此有意義地提出新立場和新陳述的哲學問題傳統，這類著作便趨於成為可以叫做元哲學的東西，做的是很不相同的事：協調一係列既定的、已經建立起來的符碼或能指係統；用專門參考著作之集合形成的話語來製造出一種話語。“哲學”由此變成極端偶然應景的東西：不是立志去表述具有更大“真理”價值的一個命題、一種立場或一個體係，而是生産一本元書（metabook），到下一個季度便為一本不同的元書取代。我們倒該把這叫做用後即扔的理論（今天的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演變，其自身偉大作品經典的危機和消失——最新的發展已經擴大包容了曾經難以駕馭的盛期現代主義的傑作——與此有着明顯的相似性。這一點在本文的下一節將被認作是理所當然的事）。當代理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其在所謂再現批判裏的特殊主題。通過勾勒這一特徵的種種效應，我們或許可以對以上所說有一個不同的把握。用再現批判的字眼來說，傳統哲學現在將被視為一種再現的實踐——哲學文本或體係（誤入歧途地）試圖表達某種自身以外的東西，即真理或意義（如今以係統裏“能指”之“所指”的面目出現）。然而，如果再現的全部美學標準是形而上學的和意識形態的，那麽哲學話語便再不能抱有這樣的使命了。它必須衹能是另一個文本，添加進了現在所設想的無限的文本鏈之中（不必都是語言的——日常生活是個文本，衣着是個文本，國傢政權是個文本，整個外部世界——我們曾經堅稱是有“意義”或“真理”，而現在已被輕衊地說成是指涉或“所指事物”之幻覺的外部世界——就是所有文本的不確定的疊加）。據此，當下流行的“物質主義”的口號在哲學和理論領域響起時便有了意義：物質主義在此意為對“意義”或“所指”（構想成與其語言表達方式相分離的思想或概念）喪失了任何信仰。無論一個“物質主義”的哲學在這一方面會是怎樣的吊詭，一個“物質主義的語言理論”將會明確地改造“理論”的功能和運作，因為它展現了一種新的動力，其間不再是思想，而是文本，物質文本在相互進行着鬥爭。這樣界定的理論（這個詞現在大大超越了過去所說的哲學及其特別的內容，這一點以後會變得清楚明白的），對自身使命的設想使不是發現真理、批駁謬誤，而是圍繞純粹語言表述的一場鬥爭，試圖把用字詞表達的命題（物質的語言）表述得無法暗含多餘的或意識形態的效應。既然這個目標明顯無法實現，理論的實踐所帶來的——在1967－1968年阿爾圖塞主義的鼎盛時期表現得極其引人註目——便是以在文本化表述的物質性能指中開展永久性的遊擊戰這種新形式嚮意識形態批判作劇烈而過分的回歸。然而，隨着哲學變成了一種物質性的實踐，我們便觸及到了一項非置其於貫穿這一時期的普遍文化嬗變的語境便無法完全理解的發展。在這個語境裏，“理論”將最終被理解為必須統稱作後現代主義的一種特定（或半自律的）形式。
5．符號的歷險
後現代主義是描述60年代文化景觀的一個重要框架，但這裏我們不可能對這一衆說紛紜的概念作詳細討論。因為這樣，勢必要涵蓋下面一些主要特徵：（首先是）主體的“死亡”（包括創造性主體“作者”或“天才”）這一後結構主義主題“類像文化”的本質和功能（“類像”概念是德勒茲和鮑德裏亞從柏拉圖那裏發展來的，用以表達一個可再現的客體世界的某些特性；它並非復製或復製式的再現，而是指一種“沒有原件”的假象泛濫）；“類像”與媒體文化或“景象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有兩種關係：（1）形象或“物質的”或最好說是“字面”的能指的獨特新地位：媒介原先的感官豐富性被從這一物質或字面存在性中抽取出去（而在這一辯證關係的另一極，主體原先的個體性及其“筆畫”特徵也同樣被抹殺）；（2）從作品的時間性中産生的一種“文本性”美學，一般被描述為一種精神分裂式的時間感；最後是對所有深度概念，尤其對歷史性本身的遮蔽，以及隨之出現的拼湊（pastiche）藝術和懷舊藝術（法國人稱之為“仿古風”），也包括對哲學中相應的深度闡釋模式（各式各樣的闡釋學以及弗洛伊德關於壓抑、關於表層和潛層的觀念）的取代。
這類特徵描繪一般要反對那種經驗主義態度，這種觀點認為所有這些特徵都能在不是這種就是那種的鼎盛現代主義類型中找到很多。而確定何為後現代主義的睏難之一確實就在於它與鼎盛現代主義間的這種共生或寄生關係。實際上，隨着迄今在中産階級中一直聲名狼藉，B可增，既乏和諧之美，又無道德是非之論，而且反社會的波希米亞式鼎盛現代主義逐漸變為經典，隨着它升為所有高雅文化的形象代表，而最重要的則是隨着它在學術機構中備受相牽，後現代主義便成為藝術傢們開闢新的創作空間的一種渠道——這些藝術傢們目前深受諸如反諷、復雜性、含混性、密集的瞬時性，尤其是美學及烏托邦意義上的不朽性這些今後（日益）具有霸權地位的現代主義範疇的壓製。同樣，鼎盛現代主義也是從先前具支配地位的現實主義（即古典市場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象徵語言或表達方式）那裏贏得了其自律性。不同的是，現實主義本身曾經歷了一種重大變化：它曾變成“自然主義”並隨即産生出大衆文化的各種表達方式（當代暢銷書的敘事機製即是一項自然主義發明，而且是法國文化出口的奇跡之一）。此後，鼎盛現代主義和大衆文化使在一種辯證對立和互為關聯中發展。而後現代主義的特點正在於它們之間對立關係的削弱及高雅與大衆文化形式的某種新的合成。
因此，後現代主義的歷史特性最終必須從文化本身的社會功能方面來理解。如上所述，不管盛期現代主義有何明顯的政治傾嚮，在一種中産階級的維多利亞時代或附庸風雅的“鍍金”時代的文化中，它總表現出一種對抗性和邊緣性。雖然後現代主義在上面提到的各方面（試想一下“朋剋”搖滾和黃色讀物）同樣令人反感，但它絶不具有同樣意義上的“對抗性”；實際上，它構成了消費社會本身的支配性或霸權性美學，更有意義的是，它還幾乎為消費社會的商品生産充當了各種新形式新時尚的實驗室。所以，要把後現代主義理解為一個分期範疇，就得事先假定即使上面列舉的“所有”形式特徵都早已出現在先前的盛期現代主義中，一旦當它們成為一種文化“支配因素”，並伴隨明確的社會經濟功能時，這些特徵的意義就會發生變化。
這裏，我們最好還是把我們的描述術語（或“代碼”）轉換成看似更傳統的文化“領域”一詞。這個概念是赫伯特·馬爾庫塞在那篇我認為是最重要的傑作《文化的肯定性特點》中提出的（附帶說一句，“文化領域”這一概念在德國哈貝馬斯、耐格特和剋魯格那裏是個當代術語；他們這一範疇體係與法國後結構主義的“層次”和“實例”也形成有趣的對照）。這裏馬爾庫塞是在重述（德國）古典美學中的一種悖論式的辯證觀。他們把“遊戲”及“無目的的目的性”看作是超越於金錢和商業活動這個經驗世界之上的一個美和文化的烏托邦領域，認為它通過自身的存在來譴責“現存世界”整體性的能力具有一種巨大的批評否定價值；同時又通過它在社會和歷史問的結構性分離和相對自律而放棄了它對現存世界的政治幹預能力。
行文至此，已隱約暗示出與前一部分談到的自律與半自律問題的重合。但是要把馬爾庫塞的辯證法歷史化，我們就得充分考慮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領域（或曰層次、實例）的自律性所可能受到的不斷限製和消弱；我們還得找到某種途徑來描述這一可能出現這類變化的進程，以及文化當初曾處於“自律”或“半自律”狀態的前一進程。
這要求我們訴諸另一種（未曾敘述的）我們今天一般都熟悉的分析代碼，因為它涉及到現在已成經典的結構性概念“符號”及其構成要素——能指（物質性喻體或形象——聲音或印刷文字）和所指（心理形象、意義或“觀念性”內容），以及此後一直被排除出此統一體，但卻像幽靈般有着一種（幻象或觀念形態的）殘餘影響的第三要素——符號的外在指涉對象。這裏我們姑且不論符號概念的科學價值，因為我們關註的一方面是把它歷史化，把它解釋為（歷史）階段發展中的一種概念癥候；另一方面則“把它啓動起來”，以看一下其內部結構的變化是否能提供某種能表示這一階段中整個文化領域內變化更迭的恰當的小比例尺的象徵或心電圖像。
這類變化已經由“指涉對象”在符號這一新結構性概念的“可能性條件”中的命運暗示出來（但要註意其中的一種重要的含糊性：搞符號理論的人經常時而把指涉行為與能指所指之外的一個“真實”物體相連，時而認為所指——或者意義，或有關一件事物的觀念或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就等同於這個指涉對象，從而喪失其純潔性。下文我們還會談到這點）。索緒爾在符號學革命的起始階段喜歡把所指與能指間的關係描述為一張紙的正反兩面。在邏輯上一脈相承並自然被同樣經典化的一部作品中，博爾赫斯甚至把“再現”概念想像為一張指涉精確的地圖，從而使它與客體緊密相連，難辨真偽。然後，作為一個絶妙的結構主義象徵的“麥比烏斯帶”，第二步便成功地把其指涉物完全剝離，從而獲得一種虛空中自由漂浮的封閉空間，一種絶對的自我指涉性和自我環繞性，而指涉物的全部殘存跡象，或任何外在性，都被從中勝利地抹掉。
從一種更折衷的觀點看，儘管這一進程似乎是符號本身固有的，卻需要一種解釋代碼作補充。這就是與資本本身的邏輯一致的一個更普遍的物化和分裂進程。但就其本身來看，符號的內部震蕩有效地象徵了一般文化轉型過程的初級階段；這一文化必須在其開始階段（像馬爾庫塞所說的那樣）就把自己與其“指涉物”這一現存社會歷史世界本身分開，衹是在隨後的用年代，在所謂的“後現代主義”階段，纔進一步發展為某種新式的、更為突出的、自由漂浮、自我指涉的“自律”狀態。
現在問題集中在“自律”這一術語及其經過阿爾圖塞限定後的悖論性“半自律”概念。這裏的自相矛盾性在於，本身就是一個“自律”的統一體的符號，作為一個與指涉物相分離的領域，可以保持當初的自律性，以及它所要求的統一和連貫，惟一的代價是須得保留一個虛幻的指涉物，使其幽靈般地暗示一種外部存在，因為這可表明一個閉合空間，一種自我限定，以及一條主要邊界。馬爾庫塞自己那痛苦的辯證法把這點戲劇性地表達為一種有趣的來回波動：他那自律性的美和文化之域既回到某種“現實世界”來對它進行評判和否定，同時又把自己與此現實世界徹底分開，變為一靈虛幻景，一些軟弱無力的“理想”、“無限性”等等。
符號歷險的這第一階段錯綜復雜，故需要對其景獨特的文化生産本身作一些更具體的甚至圖解式的說明。經典性的法國“新小說”（尤其羅伯一格裏耶的作品）或許可當此任。“新小說”在60年代初期確立了自己的新式語言，用一係列敘事片斷進行係統性變奏以瓦解（藝術）再現，但又在某種意義上逗弄刺激了對（藝術）再現的渴望，從而證實了後者的存在。
但一個美國背景的例子似乎更貼切，各如美國詩歌中就有一些類似的東西可與盛期現代主義的後期經典形式相關聯。這就是華萊土·史蒂文斯的詩歌，它在1956年作者死後就逐漸在高等院校中確立了地位，從而實現了一種比文略特和龐德那些仍然不夠純粹（即更具觀念性和政治性）的詩歌更純潔更精髓的詩歌語言理想，故可視為60年代早期的文學“大事”之一。正如弗蘭剋·倫麯夏所說，《在超越新批評》一書中，史蒂文斯的詩歌創作作為一種規範性和支配性角色，其價值大部分來自此書對詩歌實踐和詩歌理論的日益融合：
這首不斷發展的詩，把詩的理論展現為
詩的生命“史蒂文斯”這個名字於是既成了美學和美學理論的集中地和完滿實現，又是美學理論的例證和最理想的闡釋對象；而該理論或美學觀正是上文所說的對文化領域的“自律性”的肯定，對詩歌想像超越它所創造的“現實”這種至高力量的評價。因此史蒂文斯的作品提供了一種奇特的可讓我們觀察文化的自律化過程的實驗室境狀：對其藝術發展的細緻考察（限於篇幅，這裏我們按下不表）將表明最初對詩歌“野性思維”，即對那些巨大的前意識“原型”的運作的“關註”，是如何開啓一個浩瀚的內心世界，如何使其中事物的“形象”和“觀念”開始逐漸被事物本身所代替。但史蒂文斯這一經歷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巨大的體係性，即其中運行的一整套宇宙的對立關係既復雜得無法也為結構主義的“二項對立”模式，卻又與其精神上息息相通，而它在思想的象徵秩序中的位置也在某種程度上被預先給定，並在“詩性想像”，亦即“客觀精神”或“客觀文化”領域中，某種突出的非人格化自由聯想力量那種不動感情的探索纔被發現。這種考察還進一步表明地形對這一進程的策略性限製，顯示出一種把事物的觀念和形象簡化為事物的名稱。並最終簡化為無法分解的地名的傾嚮，其中越富“異域情調”越受青睞（如基韋斯特島、俄剋拉荷馬、猶卡坦半島和爪哇等）。這裏．一種詩意的“全面性”開始描繪出對帝國主義世界體係本身的一種古怪的模仿和“類比”，其中有關第三世界的材料具有同樣戰略意義，被同樣邊緣化，卻必不可少（很像阿多諾當年表明勳伯格如何無意識中用十二專體係在形式上模仿出了資本的“總體體係”）。正是思想中對世界體係的“真實”全面性所進行的無意識復現這點，使得文化作為一個封閉自足、名副其實的“體係”把自己分離出來，即復製出來，同時又漂浮在真實世界之上。關鍵由於史蒂文斯的詩缺少實質性內容，他的詩歌纔最終具有了一種徹底的自我指涉性，把詩歌創作機製本身作為其主要題材。這正是多數偉大的盛期現代主義作傢們的共同傾嚮，並最戲劇性地體現在新近的現代主義建築評論，尤其有關“國際風格”的評論中。那些巨大的紀念碑式物體通過在周圍敗落的城市給村“背景”上凸現一種原政治的烏托邦色彩的變革精神來構成自身的存在，或如文丘裏所說的，（這些建築）最終必然衹展現並達說它們自己。對我們來說，這也解釋了史蒂文斯的詩歌肯定會給許多嚴肅讀者帶來的睏惑，即其中豐富的詞藻和具有試驗意義的空虛感和意義貧乏（後者還可歸因於史蒂文斯詩歌想像的非個體性，以及詩歌中主體面對或背襯其景觀之靜止客觀世界的那種本質上是沉思我想和體認世界的態度）。
但更重要的是，盛期現代主義衝動這一典型運動需要從觀念上解釋自己，而這種理論補充大致被描述為一種存在主義的（具有最大程度的虛構性及仍然住客體世界的無意義而且無法被人類想像所救贖等等）。這是史蒂文斯詩歌中最索然寡味的那一方面，但卻與其他存在主義類型（如薩特《惡心》中的樹根）一道表明，必須保留一條决定性的接縫或聯繫環節來使偶然的“外部世界”這個無意義的指涉對象剛好鮮明到能在語言中予以剋服：沒有其他任何地方能像在史蒂文斯這裏那樣把這一根本點如此清楚地演繹出來，通過黑馬、天使及太陽自身的眼睛——即使這最後殘存並逐漸消逝的指涉點像地平綫上的矮子星那麽遙遠，若不是通過不斷追問詩歌和詩想像的整體使命，它們也不會完全消失。所以，史蒂文斯的例子嚮我們表明了文化領域“自律性”的內在矛盾性：符號衹有保持半自律狀態才能獲得這種自律性，而文化領域要在現實世界之上具有絶對意義，就必須保留最後一絲外表或外部世界的感覺來作為復製品或想像中的副本。
所有這些都可以通過這點得以說明：當我們在第二階段完全合乎邏輯地歸結出指涉對象本身就是個神話，本不存在時，這第二階段從此便被稱為後現代主義。其發展軌跡從先前的“新小說”到索爾斯的小說或那些真正“精神分裂”式的作品，或者說是從推崇史蒂文斯到謳歌約翰·阿什伯利。（這一階段雖構成一種徹底斷裂這可被定位於1967年，原因後面將要講到），但我們更應把它理解為辯證性的，也就是說，它應被看作一個從數量到質量的過程，其中“同一種”力量當達到某一極限狀態時，會在其當前的延展中創造出一種質的不同效果，而且似乎全産生一個全新的體係。
這種力量被稱為物化，但現在我們還可以把它着手與我們先前用過的另一種比喻語言聯繫起來：在第一階段，物化把符號從其指涉對象那裏“解放”出來，但這種力量並非絲毫無損地被釋放出來。現在在第二階段中，它仍繼續其分離工作，（最終）滲透進符號內部，把能指與其所指即其真正意義分開。這種遊戲已不再屬於符號領域，而更是純粹的字面能指從其所指即它們原先的意義這些鎮重物下解脫出來後，現在在所有藝術（甚至在哲學中，如前文所說）中産生出一種新的文本性，並開始設計某種由純能指構成的終極語言幻景；而這種幻景也更經常與精神分裂式話語相關（實際上，拉康理論中精神分裂——在這種語言障礙情況下，句法時間坍塌，並在身後留下一係列空洞的所指，而這許多的絶對時刻構成一永恆現在——提供了一種更有影響力的解釋，以及對後現代主義文本實踐的意識形態確證）。
所有這些必須通過對全部現今藝術中的後現代主義經歷進行具體分析，得以詳盡闡明；但我們這裏可以一邊結束眼前的論證，一邊推出第二階段——能指文化或影像文化——對我們這裏所關註的文化領域“自律性”這整個問題的意義。因為這個自律之域自己並不能逃過導致傳統符號解體的這一強化過程：如果其自律性取决於它有無可能保持（阿爾圖塞意義上的）“半自律”狀態，是否可能與某一最終指涉對象保持最後一絲聯繫（或者用阿爾圖塞的話說，保持真正的“結構整體”的最終統一），這點聽上去有些自相矛盾，那麽顯然在新文化階段中，一旦思想氣球賴以係泊的最終指涉對象現在確已割掉，文化將不再具有自律性，而符號也不可能再有一個自律遊戲之域。符號在半空中的破裂又决定了它終將落回一種現已絶對碎片化的無政府社會現實；語言的碎片（純粹能指）現又重新落回世界，正如散落在銹跡斑斑的老化設備和破政建築物間的那許多廢舊物品一樣，布滿這片商品的景觀，點綴着“巔狂的紐約”這一正處危機中的後現代主義的晚期資本主義“拼貼畫城市”。但在馬爾庫塞那裏，所有這些還可用不同的術語表述：隨着作為一個自律空間或領域的文化的式微，文化本身重新落回世界，但這不僅沒使其消失，反而導致了它驚人的擴張，直到文化與一般社會生活渾然無間：現在所有的層面都“同化”了，而且在這個景像、形象或類像的社會中，所有事物最後都是文化（産品），從上層建築到基礎結構本身的機製。如果這一發展接着把現在的新文化政治——在一個文化和政治都被賦予了功能性、結構性的深刻變動的社會制度中——這一新葛蘭西式問題及時提上議事日程，它也提出了是否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在嚴格意義上曾被稱為“文化”的問題，因為文化産品已變成日常生活本身的偶然性經驗。
6．在梅斯特拉（Maestta）群嶺中
如果我們不能揭示其中明顯的動力（機製），並通過對這一實驗室境況的某種人為簡化，在完全不同並且遙遠的社會實踐領域中發現強烈的相似之處甚至相應關係的話，所有這些將不過是圍繞着一個非常專門（或“高雅”）領域的冗長的題外話。我們現在在第三世界60年代的革命實踐和理論這類完全不同的現實中看到的正是對一種共有歷時節奏或“遺傳密碼”的復製。
從一開始，古巴革命就申明自己的獨創性，聲稱它完全不同於傳統形式的革命實踐，是一種全新的革命理論。實際上，與切·格瓦拉密切相關並在裏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g）那本極有影響的小册子《革命內部的革命？》中得以係統地理論化的“遊擊中心”理論就聲稱自己（如書名所說的那樣）既反對那種更傳統的列寧主義政黨實踐觀，又不贊成中國革命第一步主要是奪取政權的經驗（後來這被命名為“毛主義”，而中國自己“革命內部的革命”，或日“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卻直到古巴策略的命運被决定以後，纔為外邊的世界所矚目）。
德布雷的書告訴我們，這種以遊擊隊的移動性據點或革命的“休息廳”為中心的“遊擊中心”策略，還可被視為第三項，既不同於階級鬥爭的傳統模式（本質上乃“城市”無産者起來反抗當權的資産階級），也不同於中國農村的農民群衆運動的經驗（而且與法農那種爭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互相認可的鬥爭理論也極少相似之處）。“遊擊中心”或遊擊行動，在概念上既不“在”也不是“關於”鄉村和城市：當然從地理上說，它是以鄉村為陣地，但卻不像延安那樣是片永久性的“解放區”，不論蔣介石軍隊還是日本占領軍都鞭長莫及。它實際上並非位於農耕地帶，而是在梅斯特拉群嶺的荒野這種第三項或無名地，既非城市又非鄉村，而是遊擊隊在其中不斷遷徙移動的全新環境。
古巴策略與其空間對應物的奇特構思對革命運動中的階級因素的理論說明方式有直接影響。既非城市也非鄉村：令人費解的是，由於同樣原因，遊擊隊本身也被理解為既非工人也非農民（更不是知識階層），而是某種全新的東西：革命前的階級社會當然對此並無任何（現成的）範疇來描述：他們是一些新的革命主體，是在與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這些社會材料毫不相關的遊擊鬥爭中鑄成的，現在卻基本上超越於這些階級範疇之上（正像這一古巴理論階段大張旗鼓地聲稱要超越基於階級範疇的舊革命觀念一樣，不管是托洛茨基工人主義也好，還是毛澤東的人民戰爭及農民意識，或者是列寧的知識分子先鋒隊思想）。
德布雷的書很明白地告訴我們，這些遊擊“中心”——其運動性使其不再局限於靜態的地理觀——本身就是那個即將到來的改造過的革命社會的一個比喻形象。它的革命戰士並非僅僅是些“士兵”，除其特定的角色和功能之外，還需要“添加”革命工作分工中像政治委員和先鋒隊式的政黨等輔助角色。這兩種角色在這裏都被排除。相反，那些革命前的分工和範疇都棄而不用。這樣一種新出現的革命“空間”觀念——處於“真實”的政治、社會和地理概念上的鄉村、城市及歷史社會階級（所構成的）世界之外，但同時又作為一個比喻或小比例尺的形象，以及對現實世界進行革命改造的一種預示——可被稱為一種實際上的烏托邦空間，一個黑格爾所說的“倒置的世界”，一個自律性的革命領域，其中那個作為背景的現實世界被扳正並改造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
儘管有各種實際用處，這一強大的模式甚至在切·格瓦拉1967年悲壯地犧牲在玻利維亞之前，就隨着1966年秘魯和委內瑞拉遊擊戰爭的失敗而耗盡了活力。很偶然的是，這次失敗將伴隨第一世界左派人士中的某種革命“力比多”和革命癡情的衰退，而回到了（帶有毛澤東思想色彩的）“自身境況”，即美國的反戰運動和1968年的五月革命。而在拉美，那種有效地取代“遊擊中心”論的是由烏拉圭的圖帕馬洛斯（Tupamares）發起的所謂的“城市遊擊戰爭”，可見，當時舊遊擊中心烏托邦空間的崩潰，以及政治以一種不同形式的政治實踐方式重新回到世界這點——這次是力圖強調國傢政權本身的特點，而不是像傳統革命運動那樣為最終與（現政權）對抗而發展——在這裏將被解釋為某種與上文描述的符號最後階段具有結構一致性。
但這裏必須作些限定說明。首先，這種新型的政治活動顯然將獲得某種類似於巴勒斯坦解放運動那樣的悲劇意義和影響力；後者現在的影響力正是1967年以色列占領加沙地帶及西岸地區的結果，它將成為60年代後期革命實踐的一個最主要的世界性象徵。同樣明顯的是，這個拼死抗爭又不斷受難的民族所進行的鬥爭不應為世界別處那些采取同樣策略的極端分子負責。極端分子的普遍結果（不管在拉美、美國的“反諜計劃”，還是新近在德國和意大利），衹能使國傢政權這一（階級）壓迫機構日益合法化。
在左翼戰士們（主要是那些急於通過自願行動強行創造一種革命局面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狀況所做的錯誤評價與國傢對這類挑釁行為的主動利用之間的客觀一致性表明，我們通稱為“恐怖主義”的東面必須經過復雜而嚴格的辯證分析。一位潔身自好的左翼戰士遠離這類策略的行為誠然明智（而且馬剋思主義者們早在19世紀就確立了這一古老的反恐怖主義傳統），我們還應記住“恐怖主義”作為一個“概念”，也是右翼分子的一種意識形態素（ideologene），因此必須予以抵製。隨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災難片的泛濫，大衆文化本身表明“恐怖主義”——“恐怖主義者”的形象——是一個無歷史的社會對劇烈社會變革的主要想像方式；同時，現代驚險小說和探險故事的內容還表明，恐怖主義身上的“恐怖主義者形象”已開始代替刑事犯罪中的“瘋狂”行為這一舊形象來作為構築情節時的一種未經檢驗而看似“自然”的動力——也標志着這一偽概念的意識形態實質。如此理解，“恐怖主義”便成為一種集體情結，是美國政治無意識的一種癥候式幻想，這本身就需要進行解碼和分析。
至於事情本身，儘管有種種實用目的，但當1973年智利政變及幾乎所有拉美國傢淪為不同形式的軍事獨裁政體時，就已宣告終結。後來這類政治運動在德國和意大利的重新出現肯定至少要歸根於這兩國的法西斯過去，歸根於戰後歷史清算的失敗，以及6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批青年人和知識分子對此的強烈道德反感。7重返“最終决定性實例”
前一章中的兩破“斷裂”——一次大致在1967年左右，另一次則靠近1973年——現在將作為一個框架，來幫助我們對整個60年代的分期作一大致假設。從第二次斷裂開始，在1972－1974年這一大致時間段內的其他一係列似無關聯的事件已表明這一階段不僅在相對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進政治層面上具决定意義，更標志着既年代在全球意義上的正式終結。譬如在第一世界，美國停止徵兵並從越南撤軍（1973年）意味着反戰運動這種群衆政治的結束（新左派本身的危機——這可大致認1969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解體算起——似乎與我們提到的另一次斷裂相關，這在下文另有論述）。而在法國，共産黨和新社會主義黨簽署的“共同綱領”（以及當時與“歐洲共産主義”有關的各種口號的走俏）似乎標志着對1968年的五月革命及隨後的這類政治行動的一種策略性反撥。也正是在這個階段，隨着“贖罪日戰爭”的結束，石油武器出現並對發達國傢的經濟以及日常生活習慣開始實行另一種打擊。與此同時，在更寬泛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上，那些與官方過往甚密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美國）也開始從他們在過去的十年中所受的驚嚇和自衛姿態中回過神來，並重新開始對60年代文化和政治（甚至在60年代還沒結束對）進行一係列大肆攻擊。列昂納爾·屈瑞林的《誠實與真實》（1972）就是其中最有影響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以一種阿諾德姿態來號召大傢奮力逆轉幼年代那種反文化的“野蠻主義”（當然，隨後他從“自戀主義文化”角度來分析診斷60年代關於“真實性”的某些概念的文章同樣影響很大）。同時，在1973年？月，某些代表各種具體形式的政治經濟權力的“知識分子”卻與衆不同，開始反思越戰的失敗，以便從美國及第一世界的利益出發來提出新的全球戰略。他們建立的“三邊委員會”至少將象徵性地成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志着我們所說的“統治階級”重新得勢。同時廣為流行的一個新術語“多國公司”則是另一種癥候；正如《全球通》的作者所提醒我們的，這一概念表明私有企業已意識到必須在公衆眼裏成為醒目的“歷史主體”及世界舞臺上看得見的一員——試想一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在智利扮演的角色——其時美國政府由於插手越南而被嚴重燒傷了手指，一般是不情願再冒這類風險了。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60年代的明確終結點似乎應該放在1972—1974年這個大致時間段內。但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忽略了進行分期或“加標點”的一個决定因素，而這一新材料將把我們的註意力引到“層面”和“實例”這兩個概念上來；意味深長的是，它們在我們討論經濟時一直缺席。因為1973—1974年間正好經濟危機襲擊世界，其衝擊力一直影響到今天，並且給整個戰後階段尤其60年代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劃上一個决定性的句號。當我們在這上面再加上另一主要的經濟標記——1966年德國的經濟衰退及一年後其他發達國傢尤其是美國的同樣命運——我們也許將能更好地、更正規地用概念來把1967－1968年左右已經開始在哲學、文化、政治等層面上（如在上文中所分析或“敘述”的那樣）顯現的這第二次斷裂的意義明確化。
由於經濟“層面”本身確認了來自60年代其他社會生活層面和實例抽樣的這種分期式閱讀，我們便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開始時提出的兩個理論問題了。第一個是關於馬剋思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是否適應於現階段，尤其當活躍的政治範疇似乎不再與社會階級有關，而傳統形式的馬剋思主義理論也似乎總體上已陷入“危機”時。第二個則涉及某種“統一的場理論”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那些諸如第三世界農民運動及第一世界大衆文化（或實際上更抽象些的如一般哲學、文化這種思想和上層建築層面，以及群衆性抵抗運動和政治實踐層面）這些遙遠的現實也許能以某種條理的方式在概念上聯繫起來。
恩斯特·曼德爾在其《晚期資本主義》一書所做的開拓性綜合將為這兩個問題同時提供一種假定性答案。這本書特別描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循環的一種復雜體係，而其最為人熟知的那個由經濟繁榮、生産過剩、經濟衰退及復蘇構成的7－10年周期已足以解釋上文提到的60年代的中期斷裂。
但曼德爾對1974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敘述來自（經濟危機是一個）三十到五十年不等的更大周期這一更具爭議性的觀點。由於這一周期超越了個人的生理節奏和限度，顯然人們更難以親身經歷或現象學式地理解它們。這種“孔德拉梯耶夫波浪”（以提出這一假說的蘇聯經濟學家命名），在曼德爾看來，從18世紀迄今已歷四個輪回，具體特徵是生産技術的量子式飛躍帶來了總體利潤率的决定性提高，直到新生産過程的優勢被充分發揮並耗盡，這一循環纔歸於結束。最新一次“孔德拉梯耶夫波浪”式循環是以計算機技術、核技術以及農業的機械化（尤其在食品及原材料生産方面）為標志的：曼德爾是從1940年的北美、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傢則從戰後算起。他還認為，隨着1973－1974年間的世界性經濟衰退，這最近一次長波的動力業已告罄。而在我們目前的討論中，這纔是最關鍵的一點。
然而，這一假說的扭力不僅在於它對確認我們的分期方案具有一種理論用途，還在於它對這最新一次資本主義擴張浪潮所作的切實分析，以及曼德爾對整個發展係列所作的一種真正馬剋思式的闡釋。人們一般認為這種發展表明了馬剋思理論中的“古典”資本主義已屆末日，因此需要這種或那種話馬剋思主義的社會變革理論（譬如消費社會理論及後工業社會理論之類）。
我們已經描述了新殖民主義是如何以徹底的新技術為其（理論）特徵（農業中所謂的緑色革命：新機械，新耕作方法，新型化學肥料及植物雜交等方面基因工程實驗），而資本主義正是以此來改變它與殖民地間的關係：從舊式的帝國主義控製到（現今的）市場滲透，摧毀了古老的鄉村社區，從而産生出一個完整的新勞工備用庫和流氓無産者階層。這些新型社會力量的戰鬥性既是農民從他們古老自給自足的鄉村中獲得“解放”的結果，又通常源自某一特定第三世界國傢的那些更穩定但更閉塞的地區開展的自衛運動：他們已正確認識到這種比原先殖民軍隊更徹底的滲透和殖民方式，從而奮起反抗。
現在正是在“機械化”進程這方面，曼德爾將把60年代新殖民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改造和第一世界中出現的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諸如消費社會、後工業社會、媒體社會之類的稱呼聯繫起來：
晚期資本主義並非代表了一個後工業社會，而是歷史上第一次構成一種“廣義的普遍工業化”。機械化，標準化，勞動力的過度專門化和分工化，這些過去衹是决定了實際工業中的商品製造領域，現在卻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所有部門。晚期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就是農業一步步被工業化，流通領域（諸如信用卡之類）就像生産領域一樣；娛樂休閑行業如同工作組織一樣，都被工業化了。
在最後一句中，曼德爾提到了他在別處稱之為上層建築的機械化這一點，也即法蘭剋福學派所說的文化工業滲透文化本身；媒體就是此文化工業的一部分。我們也許可以這樣來概括他的描述：從總體上說（尤其是60年代）晚期資本主義構成的是這樣一個進程：其中前資本主義最後所殘存的內、外地帶——即先進世界的內部、外部那些沒有商品化的或傳統空間的最後遺跡——現在最終也被侵占和殖民化了。晚期資本主義因此可被描述為一個在古典資本主義中仍幸存的那些自然痕跡，即第三世界和無意識域最終被消滅的階段。於是，60年代便成了重要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全球範圍的體製重構。
有了這樣一種敘述，我們關於60年代的“統一場理論”也就順理成章了——我們發現在第一、第二世界，在全球經濟、意識及文化領域，都是單一進程在起作用，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解放”和“控製”極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辯證”進程。我們現在可以最後完整地描繪一下這一階段的特徵了。
最簡單也是最具普遍性的表述無疑仍是大傢的一種共同感受，即60年代有段時間裏幾乎沒有什麽事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這個階段是一個普遍解放、全球能量釋放的時期。在這方面，毛澤東的形象對（理解）這一進程是最有啓發意義的：“我們的民族像一個原子，……當這原子的核被擊碎時，（積聚的）熱能將釋放出驚人的力量！”這一形象喚起了一種真正的平民民主從舊的封建鄉村結構的廢墟上，從這些結構特徵在文化革命中的有益性解體中崛起。但裂變的效果，分子能量的釋放，“物質性能指”的解放會是一幅確實可怕的景象；而現在我們知道，毛澤東自己也曾在他自己發動的這一進程的終極後果前退縮了：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時刻，正當“上海公社”建立時，他便下令中止摧毀黨委機構這類行動，從而有效地逆轉了這場集體試驗的總方向（現在看後果更加明顯），西方也是如此。60年代的巨大爆炸效果導致了世界經濟危機時期社會秩序的強有力恢復和各類政權機構壓迫性力量的復興。
但現在所要面對、遏製和控製的是些新的（社會）力量，舊的方法對它記不再起必然作用。我們已把60年代描述成一個全球規模的資本主義的擴展，同時帶來社會能量的巨大解放，帶來未經理論化的新力量大量釋放的階段：其中有黑人及“少數族裔”構成的種族力量，或者普遍的第三世界（解放）運動，有地區主義、學生、婦女運動中一批新的具有“剩餘價值意識”的鬥士，以及其他形式的鬥爭力量。這些新被釋放出的力量似乎不應屬於馬剋思主義的階級二分模式，而且似乎提供了一個自由和唯意志的可能性之域，它能超越經濟結構這一古典製約因素。但這種意義上的自由和可能性——相對於整個60年代來說，它僅是瞬間的客觀現實和（從80年代的高度來看）歷史幻象——也許最好從資本主義制度由一種基礎結構嚮另一種的轉換所促成的上層建築運動和遊戲這方面來解釋。60年代在這種意義上便是在以一種通貨膨脹的規模發行着上層建築的信用票據，是對黃金這一指涉標準的普遍放棄，是對不斷貶值的能指的大量印製。隨着60年代的結束，隨着世界經濟危機的來臨，所有那些舊的基礎結構帳單就慢慢地又一次到期了。而肥年代的特徵將是努力通過階級鬥爭的延伸形式來使那些曾賦予60年代以無窮活力的解放力量成為無産者，換言之，（新型階級鬥爭）將延伸至世界的邊遠角落及各地方結構的最細微形態（譬如各個高等院校）。這裏的統一性力量就是今後的全球性資本主義這一新使命，人們甚至期望它會把那些抗拒這一進程的不平衡的、分散的局部性力量也一體化。最終這也是對所謂的馬剋思主義（理論）危機，以及對其階級分析形式與60年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新政會現實不相適應這一事實的解决辦法：如果“傳統”馬剋思主義在這一新的歷史主體僅增的階段不再“正確”，那麽當由剝削、榨取剩餘價值、強迫變成無産者以及階級鬥爭抵抗形式構成的這些黯淡現實，全都在一個新擴展的世界規模上慢慢重獲自己的存在時——目前它們似乎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傳統”馬剋思主義一定會重新成為真理。
（張振成譯）
斯坦利·阿倫奧維治
我所指的60年代是從1962年開始的。我曾經生活在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會運動，紐瓦剋的和平與社區組織，以及改革民主黨的政治，這些都是50年代後期的“現代”。那個時代，南部新的公民權利運動崛起，北部黑人社會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鬥爭爆發，類似於我們今天核裁軍運動的中産階級和平運動也愈演愈烈。那時，公民權利運動已經進人對抗階段（絶食靜坐和爭取自由的遊行），儘管馬爾科姆·艾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聲音此時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視，離黑人爭取權利運動的高漲也還有五年的時間。
脫年代的頭幾年仍然浸染着50年代的文化氣息。南部黑人移民的音樂進入城市之後，搖滾樂的音樂形式便出現了，但是迪倫（Dylan）仍然彈奏着無電聲放大的吉它，而甲殼蟲樂隊在音樂舞臺上還幾乎沒有蹤跡。那個時代的“高雅”文化繼續散發着現代的真誠和文學的激情。聚集在雪鬆、白馬和格林威治村其他酒吧裏的報頭士們基本上還不能夠被郊區的人們所接受，他們精疲力竭的演奏所表露出來的力量經常被認為是他們的音樂與衆不同的地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金斯堡（AlienGinsberg）強烈地指斥一個社會把其優秀分子變為麻木無能的人，而有着嚴重俄狄浦斯情緒的凱魯亞剋（JaCkKerouac）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取代麻省的洛維爾，於是重新回到母親的身邊。霍姆斯創作了《走開！》，隨即就隱身於大學校園教書去了。與50年代後期為數衆多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作品一樣，他的作品衹是輝耀一時的燭光，而不是能夠引發一場運動的持久的火焰，事實上，經歷了“垮掉派運動”，衹有凱魯亞剋、金斯堡，以及舊金山市的佛淋蓋梯還依然活躍，他們的很多同道在60年代已不再從事文學創作了；到了50年代後期，他們的反叛精神已經退化為一切失敗了的浪漫主義的政治和藝術所共有的那種玩世不恭、驚世駭俗的特徵。
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黨派評論》（PartisanReview）仍然是衡量批評思想的重要雜志，雖然雜志的代表人物放棄了這份刊物，被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作傢取而代之已經相當久了。在這些新進作傢的腦海裏，賈利浦·拉威（PhiliP Rave）和威廉。費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所開創的傳統已經模糊不清了，他們這一代人更偏愛特裏林那以“真實性和真誠為精髓的美學。特裏林美學的這一精髓已經脫離了獻身革命的土壤，也因而不再有雜志創辦人在政治上的激進。
1962年前，我經常出入於白馬酒吧，在那兒，我目睹施瓦茨死在角落的飯桌旁。當時，他笑聽着布倫丹·貝汗酒醉後講的故事和知識階層的政治難民們之間熱烈的交談，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就要走到人生的盡頭了。儘管50年代壩區的難民大批地離去，但我們這些人仍然留在這些城市裏，有的為服裝工人聯合會工作。那時，這個工人聯合會正想通過吸收熱烈而激進的年輕人來使自己重新活躍起來。前社會黨革命派領袖、現任聯合會培訓協會會長泰勒（Gus Tyler）在那時就已經值得工人領袖們現在仍然沒有明白的道理：領導者脫離了群衆，就談不上發動群衆起來鬥爭。泰勒的試驗，也許可以稱之為約翰·劉易斯主義（JohnjL．Lewisism），在冷戰自由主義的社會條件下失敗了。激進的煽動者如塞達瑞斯、布魯姆沃爾剋等人大多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完全不願意進行自上而下的工會運動，除非領導者允許他們發動産業工人中那些正在壯大卻沒有組織起來的部分進行階級鬥爭。他們還不瞭解合作的精神已經在工會領導者的心裏紮下了很，實際上，它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不衹是一套用來輓救工業使其免於崩潰的實際方法。
塞達瑞斯為把僵化的國際婦女工人聯合會（IL－GWU）引入一個有組織的主動出擊、進行鬥爭的運動中去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最後的結果卻令他感到沮喪，不過，他為自己傑出的能力找到了另一個宣泄口。他與幾個同事組成了工會代表聯合會（FOUR），不走發動群衆的道路，從而使積極分子的概念長期從工會的詞語中消失。這使在工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異常震驚。塞達瑞斯認為，如果一個工會失去了階級鬥爭的理想甚至於不再有對新社會的憧憬，那麽它至少應該能夠嚮它的幹部支付一份還過得去的薪水，提供好的福利和可以忍受的工作環境。今天，“會中之會”的思想已經吸引了厭煩了的廣大工會官員的註意力。許多國際工會已經組織起來進行集體談判。當然，服裝工人聯合會仍然是一個開放的組織。由杜賓斯基。（David Dubinsky）建立的由工會代表們組成的工會領導核心堅持自我犧牲的原則。
培訓協會被解散了，但卻留下了一個重要的真理：除非吸收激進青年中最具獻身精神的人加入，工會不能指望再度成為美國人民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許會有人認為，60年代出現的新的社會運動，因其在一種雙重意義上背離了密爾斯（C．Wrisht Mills）所說的勞工形而上學（Labor Metaphysic）而得到限定。50年代的一代仍然把勞工運動視為全球社會變革的閃電律；在與資本進行鬥爭的英雄般的幻想中，勞動者自我解放的浪漫主義思想勾畫出他們的希望。
麥卡錫時代（the McCarthy era），勞工運動鬥爭性的明顯衰退，消費者社會的出現——這一切都沒能嚇倒這為數不多的激進分子，他們每星期五都在白馬酒吧灌上幾加侖啤酒，與披頭士們和過去文學激進運動的老兵們在擁擠的房間裏推推搡搡地走動着。那是惟—一場沒有被30年代反蘇浪潮摧毀的文學激進運動。當然，其最後的休息地是所謂的“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而它的刊物則是《遭遇》（Encounter），但卻不是50年代的《評論》或《黨派評論》。伊斯特曼（Max Eastman）也許是一切記者和編輯中最偉大的人，最後竟然成了極端保守的雜志《讀者文摘》的撰稿人。
在這次轉嚮右傾的潮流中也有些人並不隨波逐流。他們試圖與歐文·剋利斯托爾派、錫德尼·鬍剋派以及其他一些人保持距離，對這些人而言，斯大林的表現一勞永逸地證明了自由的民主比任何可能出現的革命社會主義都優越。例如，有一個小團體團结在《持不同政見者》（Dissent）周圍，這份刊物是歐文·豪（IrvingHOwe）和劉易斯·寇澤（Lewis Coser）於1952年創辦的。還有一個更小的團體跟隨在《新政治》（NewPolitics）的旗幟下，這是朱利葉斯·雅各布森為在知識分子中保留一個獨立的馬剋思主義者的聲音而作出的嘗試。從一種角度看，豪與正在從先前激進的知識分子中形成的保守或自由的多數派相似。他完全同意拉威的判斷：不管資本主義多麽可怕，斯大林主義以及東歐都代表着一種更糟的選擇。但是，豪仍堅持自己的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在自由剝削和極權主義的對立中是一種現實的選擇。而他的同齡人則在一種有組織的左派的幻想中完全失去他們的信仰。
國際共運發生了後斯大林危機，緊接着，美國共産黨就土崩瓦解了。1956年，赫魯曉夫（Khrushchev）在蘇共第二十次黨代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報告，之後，這一危機變得更加嚴重了。當時，由於認識到政治鎮壓是法西斯主義的預演，美國共産黨實際上已轉入了地下，因此，相對地說，美國激進青年多未受到這一事件的影響。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都很同位共産黨，但仍為其保守和謹慎的行事態度而憂慮。黨內的爭論和隨後斯大林罪行的公之於衆使我們的心情無法平靜，黨內左派明明白白的錯誤也讓我們大為震驚。我們非常渴望與某些激進勢力有聯繫，但並不想加入美國共産黨，特別是因為黨的右翼已被和平主義者馬斯特（AJ．Muste）關於在有民主思想的左派中重新組建政黨的呼籲所吸引。1957年和1958年的幾個夜晚，我乘船渡過哈得沙河，去聽取各個托洛茨基派別中左翼的意見。被稱為右派的共産黨領導人同馬斯特本人就建立一個新左派的前景展開了討論。他們討論了與蘇聯共産黨和美國共産黨保持獨立的必要性，在社會主義原則下不斷堅持民主權利的必要性，在群衆鬥爭的基礎上不斷努力以圖重新活躍勞工運動的必要性，也討論了對迅速發展的和平運動進行強有力幹預的必要性。自從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6年他那次失敗了的競選中吸納了禁止核試驗的原則以後，和平運動已顯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福斯特的保守派與總書記尤金·丹尼斯的中間派曾經結成聯盟阻礙過共産黨民主化改革的實現，因而在民主社會主義者中間引發了一場是否同少數有改革思想的共産主義者保持關係的爭論。同時，1959年，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工業民主聯盟認為到了該對塗於癱瘓的學生組織進行重組，使其恢復組織活動的時候了，於是請聯盟在密歇根大學的分會負責這一任務。作為一個團结的口號，“工業民主”這一概念已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這是那個時代的並發癥。學生領袖哈伯和湯姆·海登因此堅持這一組織中的學生社團的名稱應該改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他們二人與工業民主聯盟的主席麥剋爾·哈靈頓所持政治觀點相同，但是堅持“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常委們都應該更保守一點。我第一次在白馬酒吧見到哈靈頓時，他正處於文學的新托洛茨基階段。他的文學批評比他的政治榮文更有名氣。在雅各布森的《新政治》和更保守的《持不同政見者》中，他的觀點更接近前者。他把自己當成一個革命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者，相信能夠在工人社會權利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勞工黨的組織。他支持其組織中廣泛存在的“第三陣營”社會主義獨立聯盟的立場，而不是親西方路綫的《持不同政見者》。
作為一個受到以前人民陣綫影響的工會分子和民主黨積極分子，我在60年代早期就與哈靈頓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爭論過後來導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與哈靈頓一豪的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的有關問題：我的觀點是，勞動人民和工會主義者除了在民主黨內部尋求改革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反腐敗引發了對黨綱和黨章進行改革的運動，運動的多樣性以及50年代後期的和平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為新聯盟的産生提供了機會。新聯盟起碼要經受得住黨內最保守的右翼有效的挑戰。當時哈靈頓持傳統的第2方立場，在世紀之交就已被非共産黨的社會主義者接受。助年代的後期，哈靈頓的思想又改變了，但他不久便發現，新的激進派在他和豪離開的地方又振作起來。
因為紐約是一個民主的大本營，紐約的民主黨員們更為關註的是黨內的領導權問題，而不是擊敗共和黨的問題。在初選階段而不是在大選階段，意識形態和權力就受到了質疑。由一些工會活動分子（主要是服裝工人）和野心勃勃的律師組成的自由黨早就失去了權力平衡的作用，變得無足輕重了。在1954年大選的災難性表現之後，美國勞工黨中更多的左翼消失了，它的一些積極分子現在已經加入了改革民主黨。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的主要問題是它能否成為一個大衆自由黨，也就是說，在製定黨的政策方面，它能否發動起職業的選民來。
這些就是這架政治機器的最後歲月，它既是一種文化的形式，也是結構更加嚴謹的政治權力。這架機器建立在機構資助的基礎上，公民就業的社會服務係統的引人，社會總體服務係統的職業化，都使這些資助機構的作用受到削弱。不止於此，戰後，工人階級和中下層人民以及這架機器的選民基地越來越郊區化，60年代早期，我在百老匯一百零八街的一傢老式的愛爾蘭酒吧裏用晚餐的時候，發現酒吧提供日本飯食，卻以吉尼斯黑啤酒佐餐，這是上西區的人開始嚮郊區移動的一個早期現象。同樣地，格林威治村也不再衹是藝術傢們的藏身之地，它也容納了後來民主改革運動的領袖們：例如，斯坦利·格勒——他在第十二街擁有一套漂亮的新式住宅；艾德·戈爾德，費爾柴爾德出版公司的一名記者；艾德·考什，一個擁有極大政治野心的律師；薩拉·斯科思考夫，一個年輕的職業政治傢，我還是青年民主黨的領導人的時候，在新澤西州的伊塞剋斯縣史蒂文森的競選活動中見到過她。
約剋維勒（York Ville）曾經是德國的機械師和匈牙利的勞工們居住的地方，是和美國塞斯特斯各普一樣的工廠。50年代初，我就曾經在裏面工作過。這裏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東區。該區在議會中的利益是由溫和的洛剋菲勒共和黨來代表的，但該地區仍然有一個工人選民支持的很有實力的民主黨地方組織。這些地區來了一個年輕的左派律師，他同約剋維勒領袖們以及黨的老戰士哈靈頓一起從事改革運動。他就是刑事案件律師馬剋·雷恩（Mark Lane），專門代表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去打那些看來毫無希望的刑事案。他對引起公衆註意有着準確無誤的感覺，能夠憑第六感官敏感地抓住公衆的政治想像力，他擁有一種非凡的才華，這使他走上了成功的職業政治生涯。但是，他不是生來就有一種特別生氣或超然毅力的人。在私下的交談中，他是害羞的，衹有在面對廣大聽衆的時候，他的言辭纔會激烈起來。在約剋維勒的萊剋星頓大街，他在貧民屋中租了一間房，這種地方現在已經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他最近也與他那作演員和流行歌手的妻子瑪莎·施拉姆（Martha Schlamme）分了手。我們是經由他的姐夫比爾·努周介紹認識的。比爾·努周是卡車司機、汽車司機、倉庫工人和傭工國際工人兄弟會的一名官員，他也曾一度榮耀過，在50年代後期出任過這一命運不佳的兄弟會的主席。他實際上已成為紐約勞工界的重要人物，使該會沒有放棄工會運動，但現在他衹是兄弟會在當地的一個業務代理。努周要求我為雷恩進入州議會出一份力，雖然我當時住在新澤西的紐瓦剋，但我還是答應了他。現任民主黨領袖的防守已不如平常了，主要是因為在維托·莫坎托尼奧的左翼黨失勢之後跟隨着愛爾蘭和意大利高政治傢的東哈萊姆地區波多黎各選民開始追求自己的生活，但馬剋·雷恩由於為貧窮的波多黎各人代理案件而贏得了聲譽。
雷思後來在立法界度過了短暫而有光彩的一段時間，也因此成為引人爭議的人物。他的最大成績就是揭露共和黨議會發言人卡利奧和一幫商人為掩蓋醜聞而製定的非法計劃。那個醜聞後來導致卡利奧下一次選舉失敗，而雷恩本人則一躍成為推行廉潔政府的政治傢和和平運動活動分子中的明星。到1961年底，他召集包括我在內的支持者舉行小規模的會議，以决定他是否應該尋求第十九選區改革民主黨的提名。這個選區是“U”形，開始於西區，接着在巴特雷彎過來，最後到達下東區。裏奧納多·法布斯特恩（LeonardFarbstein）是它的代表，這是在幾近傳奇式的人物卡米思·德·薩皮奧（Carmine De Sapio）領導下，仍然強有力的民主黨政治機器的一個産物。法布斯特恩並不比紐約議會代表團中其他議員更差。他在這架政治機器之外的政治基礎是下東區十分傳統的猶太社會。但這一曾經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由於人員嚮郊外和嚮布魯科林的流出、波多黎各人的大量涌入已經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1960年改革派成功地擊敗了薩皮奧本人，第一次贏得了西區大多數俱樂部的控製權。其他嚴重的挑戰在切爾西（Chelsea）地區加劇。在這一地區，新的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負責的合作機構正在取代碼頭的貧民窟。為了同法布斯特思較量一番，雷恩首先必須完成改革運動，雖然在阿爾班尼，他是最有名的主張改革的立法者，但他還不是這一地區的居民，該地區其他改革者也想得到提名。
1962年上半年，雷恩請我做他的競選經紀人。我們一起進入了一個較上層的權力圈子，這個圈子裏有那時還沒有着穿競選的哈靈頓，剛剛宣佈參加議會競選的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還有曾在維托·莫坎托尼奧的組織中做過頭頭、現在在約剋維勒民主黨的俱樂部裏表現活躍的沃勒斯特恩。從一開始，雷恩就被指控為是外鄉人，身邊都是一幫來自外地的政治投機者。但是，他的競選活動受挫是由於另一個也許是更致命的弱點：他總是為解决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一個組織去戰鬥，這些問題對他來說，如果不是全不相幹，也是次要的。因為改革運動是一種反體製的聯合，其主要周的是消除民主黨內的腐敗現象，這些腐敗現象主要是指接受資助方面。簡而言之，改革涉及到程序的修改和一種適用於專衆人士億社會極分，以確保被選舉出來的官員是民主選舉的結果，最優秀的人士會得到這些工作。在這些問題上，雷恩說得很響亮，但口惠而實不至，實際上過多地註意了那些推舉候選人的人。他以對公共問題的關註參選，雖然在一開始議會競選的時候，他不得不廣泛地使用反腐敗的主題。1962年春，我們試圖通過提出加強美國對越南的干涉，不斷提高對貧窮的關註，以及改善本區擺展居住條件和工作狀況的重要性等問題來猛烈攻擊那些改革派。事實上，在競選的最後，所有候選人都對霍恩翩綱領作出反應，認為越南問題是令人費解的，不正常的。不過，就運動本身而言，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紐約、伊裏遊、加利福尼亞和其他地方的改革民主黨顯然是站在黨的自由派的立場上，但他們的主要興趣在於控製的問題，而越南問題、核武器和公民權利與該宗旨並無多大關係。另一方面，雷恩認為議會是製定國傢政策的地方，程序問題使他毫無耐心。
改革運動是美國政治新風格的一個早在體現，大批中層職業人士和小工商業者參加了史蒂文森的競選運動，這使民主黨成為一個群衆組織，成為一個超越領導人聯盟的勞工、黑人、職業政治傢和一部分資本傢的群衆組織第一次有了可能。在這裏，中心問題是純潔政府和人民政治而不是和平、公民權利和經濟公平，雖然，毫無疑問，運動會成為解决這些傳統問題的手段。實際上，這一新的政治階層的一個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勝利就是其典範人物，來自南達科他的歷史教師喬治·麥剋高文（George McGovern）獲得了總統提名，成為政治傢。
雷恩在爭取權力的鬥爭中失敗了，不久，他就退出了議會的席位。他的以經濟公正問題至上為基點的政治迅速退出了政治舞臺。後來，他通過對肯尼迪遇刺事件無休止地秘密調查這種相當古怪的方式重新進入了60年代的話語中。
整個60年代，我都與伊夫林·利奧普爾德（EvelynLeopold）保持着友誼。雷恩競選的時候，他正在參加考什競選的那些主要的活動。考什是代表村獨立民主黨參加競選的，當時，伊什林與數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住在西區第二十一街。她是在1960年編輯道格拉斯大學學報的時候遇見他們的。海登那時是《密歇根日報》的編輯，正組織大學學報的編輯們爭取公民權利。我第一次來到二十一街，是漢伯接待了我。他是當地居民，現在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負責人。他身上沾滿了油墨，哈靈頓在1962年春末仍然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視為有經驗可信賴的顧問一類的人物。與他的妻子凱西（Casey）住在公寓裏的海登和哈靈頓一樣是有着愛爾蘭天主教背景的中産階級的半西方人。像哈靈頓一樣，他舉例說明格言“你可以把孩子帶出教堂，但卻不能把教堂從孩子心中帶走”。
湯姆和艾爾那時正在為這個相對年輕而又規模很小的組織籌備一個全國性的會議。”這個會議將於六月份在密歇根的作倫港舉行。湯姆負責起車組織的政治宣言。他剛從南部旅行回來，在那裏的一次公民權利的遊行示威中，他被當衆好揍一頓，這使他有資格成為一個傢生命投人冒險的人。作為第一任“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主席，他顯然是最知名也許還是最有影響的領袖人物，但他决不是唯一的一個。他使這一不到二百人的小運動體現了精神和知識的力量，參加這一運動的大多數人都來自像密歇根、哈佛和芝加哥這樣的大學校園裏。“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聖誕節和夏季召開全國性的會議。其他時間人們通過信件、電話和兩位全國性的領導人的校園訪問來保持聯繫。由於它的一些成員也是那時很有實力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重要活動分子，成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學裏的重要政治傢、編輯，所以，“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變得非常引人註目。儘管它在數量上還無足輕重，但還是在1961年和1962年全國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大會上就公民權利問題組織了有成效的幹部會議。它成為不斷發展的大學改革運動，特別是學生爭取參與校園决策的鬥爭的一個真正講壇。它也為學生和平運動提供了契機，有助於學生和平聯合會的成立。
當時，我可能誤解了民主改革運動，但是，我不會弄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道德至高無上的信條。這是60年代意識形態的主旨最為清楚的表達：力圖讓生活充滿一種現世的精神和道德內容，賦予日常生活以個人意義和目的。
改革民主黨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都相信他們自己是新的歷史的主體。學生作為黑人或作為一個新的階級的他信條衹不過是這一代人把自己與舊的勞工哲學區分開來，宣佈自己有能力來命名那壓迫人性的制度的一種笨拙的方式。多方收集資料，後由海登寫成的《休倫港直言》（Port Huron Statement）保留了一個自由爭論的輪廓：它的行文中再次強調了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問題。但是，副本中涉及到金斯堡之後的一代，這一代不僅為自己擁有最優秀的頭腦而驕傲，而且也宣稱自己具有的主體性。
“參與民主”，為“人民”而奮鬥以“控製他們自己的生活”——這一目標明確地反映了他們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那些太年輕而又遠離直接權力的學生無法擔當民主改革的選舉大任，但是他們痛駡那些現存的機構。這是一個用他們自己的機構來取代原有的控製機構制度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改革衹是在取消現存政治權力的範圍內纔是有用的。
到了六月，我實際上已經和伊夫林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成員一同住在第二十一街上了。他們從辦公室下班回傢，我從工會回來，我們會馬上投入到關於勞工運動、公民權利、民主黨和肯尼迪政府的長時間討論中去。作為一個相對弱小的政治團體，他們承認他們需要在所有這些方面尋找同盟軍。海登試圖從瓦爾特·各瑟（Walter Reuther）和聯合汽車工會（UAW）得到資助，於是他去了底特律與他會面。但是，儘管讓學生組織扮演成人的角色，海登、漢伯、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鮑伯·羅斯（BOb R。88）和其他人並沒有討好工會和自由黨的領導人，因為他們相信勞工黨和自由黨的聯合在美國的政治中是沒有前途的。他們確實深深地相信，那些是屬於過去的力量，應該被廢除掉。通過妥協和尋求暫時的聯盟，他們確實在尋找一種可選擇的方式來促使美國進入一個民主的烏托邦。
在這一意義上，《休倫港宣言》在延續美國民主政府的傳統觀念、個人主義倫理、社會公正和拒絶社會主義話語等方面是出色的。它通過完全忽略蘇聯、馬剋思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問題與舊有的左派决裂了。在白勞德伯爵（Earl Browder）於30年代提出“共産主義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這句口號之前，就有人嘗試發明本土的激進話語。這裏原來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或工人階級統治，但是卻有“參與民主”和米爾斯（MillS）、維伯倫（Thorstei Veblen）的傳統；拒絶表述清楚的馬剋思主義概念。
帶來這一切的並不單單是冷戰，而是一種與激進的過去、宗派的爭論、外國的亞文化和毫無結果的計劃從根本上决裂的熱情。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過去並非令人反感，衹是它與現在的目的毫無關係。因此需要一種新的語言來促成組織的團结——海登和他的朋友們明白這一點。
這一新左派的歷史學家經常嘲笑“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任何會議上都花一半的時間先討論會議議程、確定爭論的原則。持同情態度的觀察者有時把這種奇怪的程式歸咎於他們的缺乏經驗或是缺乏切實可行的政治文化。這種批評誤解了新左派的本質。用一個詞來概括，新左派的本質就是“過程”。這表明一種宗教體驗的回歸和昨天紅色政治之抽象概念的倒退。人們極其詳盡地製定出個人的和程序問題，以此作為一種把個人的東西融入政治的方式，一種憑感情而言是憑利益（政治的理性）去創造一個社會的方式。因此在某些方面，“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全國性會議就是一種魔咒的放縱和泛濫。修辭的重複，程序的爭論，道德對善、和平等的召喚都是建設社團過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種心理的政治體驗。在將傳統的政治相互影響變為人們所描述的“運動行為”當中，“過程”扮演着瀉藥的角色。這一方式促使很多立派和自由派政黨走嚮分裂。
從1962年到1965年，我都參加了這些會議。作為一名顧問，我與其他人一起被睏禁在會議室內。這一工作實際上從我在二十一街住的時候就開始了，但是，那時我的興趣還不足以把我帶到“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會議上來。我是被《休倫港宣言》的餘輝捲入這些會議的。共産黨領導的青年組織杜波依斯俱樂部也嚮會議派來了一個觀察員。他是個叫做馬剋曼（Marvb Markma）的羞怯的小夥子，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人們認為沒有什麽害處。但是，當一個善意的共産黨人被允許旁聽“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大會的消息傳到工業民主同盟那裏的時候，頓時一派嘩然。會議（已經成了新左派傳統的一部分了）期間，哈靈頓和其他委員嚴厲痛斥學生民主社會黨領袖們在政治上的幼稚：由於30年代和40年代曾經有過親眼目睹共産黨統治美國左派那種痛苦的經歷，作為忠實的反斯大林主義者，委員會的結論是共産黨不衹在各種問題上犯有錯誤，而且它在會議上的出現也不利於民主左派的重建。這不是一個政治差別的問題，而是一個民主和專製能否共存的問題。
如果“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袖們幹脆同意禁止共産黨人參加以後的會議，這一事件就會平息下來，因為從來就沒有任何决議允許他們參加進來。但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卻選擇了把整個事件當成新老左派之間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次正面衝突之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尋找其他可能的渠道與勞工黨和自由黨進行接觸。前工會組織者、當時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雷·布朗（Ray Brown）、我、還有其他幾個人被邀請在全體大會上發言，主持研討會，隨時準備作他們的顧問。那時，我29歲，雷·布朗比我大一點。大部分學生已經進入研究生院或為自由組織和和平組織全職工作，年齡相差不過五到八歲，但卻是在不同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們幫助他們是因為我們和他們都相信一個新的運動正在誕生，如果不擺脫過去的束縛，它就不會成功。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一樣，我相信共産黨有些令人生厭，而且也相信反共産主義是50年代災難的根源，勞工和進步運動由於在對待像蘇聯這樣的問題上存在的偏見已經嚴重受挫。我也同《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left）的賴特·密爾斯（C．Wright Mills）、詹姆斯·維因斯坦（James Weinstein）、威廉·A．威廉斯（WilliamAPPfeman Williams）和其他人一樣，相信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的運動衹有在吸收了左派孤立主義的主張之後才能發展起來。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並不同情美國共産黨和蘇聯，但是這一代人是從人所共知的麥卡錫時代那些政治壓迫、知識審查的黑暗日子中誕生的。據信，美國共産黨受到的迫害並不全是因為它同蘇聯的關係，還因為它在美國主要外交政策方面與政府持有不同政見。在這一意義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成為一支“反對”反共的重要力量：它堅持冷戰應對民衆參與民主的機會遭到破壞負責，它是中央控製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一種表面現象，是將美國人的夢想歸納為一致性儀式的一種隱喻。在對一種新的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在對麥卡錫時代恐怖政策所尋求的政治補償中，“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衹是不得已纔為共産黨的權利辯護，它也明白，共産黨本身對民主制度並無威脅，因為這個黨還很弱小，事實上，為了生存，它還不得不維護這些制度。
但是，新的運動註定要拒絶以前人為榜樣，它既不選擇馬剋思主義科學的道路來作為其創始人在麥卡錫時代投降之後從道德上進行補償的歷史替代物，也不選擇30年代夢幻破滅了的激進知識分子所走的冷戰自由主義的道路。相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是後匾乏（Postscarcity）一代的民族主義第一次有組織的表達。他們的思想主要指嚮恢復業已衰退了的美國民主制度。更確切地講，是建立人人參與的新制度以取代現存的官僚機構。問題是如何利用已經存在於人民政治文化之中的顛覆因素。對於新左派來講，如果不是否定的話，談及蘇聯遺産的問題就毫無意義；舊左派的各種團體對實際上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特點偏執地堅持被認為是左派在美國生活中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新左派非常關註種族問題、第三世界革命問題，把公民權利和獨立運動與恢復民主聯繫起來，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將有助於重建中産階級的道德。
多數新左派都對一種集體遺忘癥負有罪責，他們拒絶這樣的思想：歷史知識和生活傳統能夠避免重犯過去的錯誤。他們認為行動和體驗高於歷史和記憶。在這一方面，他們有一個廣泛傳播的信條：“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他們還認為老人們很自然地會以某種方式被記憶和信仰以及思想和行為的習慣所睏，是應該被埋葬的一代人。類似這樣的觀點衹能給人以幼稚的印象。
不僅僅如此，還有一種被薩特稱之為“實踐惰性”（practico－inert）的近乎偏執的恐懼。換言之，承認行動的極限就是對失敗的追求。毫無疑問，這一謬論産生了一係列的災難。不走運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有一個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ERAP），用組織起來的力量去干涉黑人貧民區和白人底層聚居區的活動，這産生了很強的宣傳效應，但對居民們卻沒有任何的好處。1963年，海登和卡爾·惠特曼（Carl Whitman）起草了一份戰略性的文件《邁嚮窮人的多種族運動》。
在這份文件裏，通過將學生和其他中産階級類型的研究和組織技能與窮人真正反對資本主義的需要和要求結合起來，他們為一個多種族的聯盟進行辯護。作者相信窮人這一“階級”是不同於工人階級的。這些思想在1964年的夏天被付諸實踐，從而使經濟研究和和平計劃進入了紐瓦剋、巴爾的摩、芝加哥和其他北部城市。北部學生運動也進行了沒有多少種族色彩但同樣鼓舞人心的努力，他們在黑人孩子中實行掃盲計劃，援助1964—1965年鼕天哈萊姆地區的罷工。但是，文件中沒有說明的概念是：白人衹有通過幫助黑人獲得自由才能夠有所補償。這一責任概念的使用和美國傳統的廢奴主義概念一樣不再新鮮。
社團組織、選民登記（主要由南部黑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j組織）和教育計劃嚮自由黨的州以及支持它的制度發起挑戰，從而為廣大參與者提供參與的便利。學生激進分子為改善居住條件、工作和收入狀況而鬥爭，反對酗酒和吸毒，矛頭直指自由民主專製的一面。
這些計劃大多在數年間便告終止了，但它們卻帶來了一些有趣的教訓。拿紐瓦剋計劃來說，在幫助實施經濟研究和和平計劃的時候，我扮演了一個相當活躍的角色。紐約抗租罷工得到發展，我出任紐瓦剋的剋林頓·希爾睦鄰委員會的副主席，一直幹到1963年。這是一個以保留社區多種族特色、提高生活條件為宗旨的組織。自1955年成立之日起，該委員會成功地抵製了聯邦負責的城區重建計劃，從此聲名鵲起。聯邦城區重建計劃是由多個公司和自由黨人操縱的計劃，是政府改進陳舊的老城區的關鍵步驟。雖然該委員會在這一變化迅速的城市成為一支政治力量，能夠減緩人口遷移的進程，但是，我們正在抵製的人口和經濟的力量十分強大，難以阻擋。當“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决定嚮校外組織作出承諾的時候，在許多人當中，他們找到了我，咨詢應該如何行事。在我的安排下，委員會邀請了他們協助工作；事實證明這並不是無意安排的結合。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小組自稱為紐瓦剋社區聯合會計劃，並在該城市的南華德（south wara）建立了基地。但是，學生組織與委員會之間很快便産生了衝突。委員會把很多有興趣以實施準則和其他方式保留鄰居關係和財産價值的黑人和白人居民視為自己的成員，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則把這些對象看成既有限又無可救藥的中産階級，因而與委員會分裂，逐漸將其所稱的轄區移到希爾下區，那裏的人們更貧窮，房屋更破爛不堪。在那兒，他們不僅劃定了一塊地盤，而且還分清了與委員會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他們認為貧窮的人和工人階級的居民經常有不同的需要和要求。工人階級的居民希望鄰居更安全，學校更好，街道更清潔，路燈更亮。而在這個破爛不堪的地區生活，兒女缺吃少穿，靠領取社會救濟金過活的窮人則需要政治權利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因而，對於這些絶望的選民來說，更適合他們的形式是聯合會而不是委員會。委員會在選區政治中陷入睏境的時候，紐瓦剋社區聯合會計劃則因為大多數來自下層的成員沒有進行投票登記而主張直接行動。這不是一個找到最小公分母以團结最多數居民的問題（這是委員會的政策），而是一個弄清窮人與富人、人民與國傢之間差異的問題。後來，紐瓦剋社區聯合會計劃被迫為它在選區政治中獲得的利益進行辯護，圍繞着候選人和議程的具體問題，他們達成了傳統的聯盟。但是，這一組織在單一問題聯合基礎之外就社區組織的新政治進行了闡釋。一個聯合會不再包含貿易或藝術的內容，而是一個社團，一個大衆從分離達成融合的場所。
不論從宗派主義還是政治淵源來講，這一革新都是驚人的。在這篇文章裏，我們不需要停留在海登不幸的宗派主義傾嚮和個人的權力政治上。到1964年，他已經成為紐瓦剋社區聯合會計劃的領導人。但是，真正使這一組織有意義的卻是它創造性地融合了傳統的象徵（如“社團”和“聯合會”），承認窮人自我表現的需要。回顧過去，我們發現更重要的是這一代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以及其他組織為後人嚮流行的再規模式進行挑戰提供了榜樣。在美國政治中對新左派進行闡釋的並不是他們建立的組織，而是對民主和集中對立統一的結構，對利益和社團對立統一的結構，對選舉和參與對立統一的結構。這種結構實際上為60年代後期多層次的運動創造了一種意識形態的空間。
這是一代人的運動，而不是一個階級、一個種族或具體利益、具體問題的運動。這是由他們父輩塑造而成的一代人，是戰後流嚮郊區的移民和職業社團鄰近大城市造就的一代。在那兒，幸福成為經濟安全和最大量消費的同義詞。作為一種反應，新的一代試圖創造多種不同的政治，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社區；事實上，人們可以認為新的政治是這種公有社會衝動的産物。一些人在南部鄉間的貧民區裏尋找這種社區，而另一些人就在北部城市的移民區裏尋找。一個小的但是重要的群體在中心城市裏建立了一種反文化：東村的藝術，弗吉尼亞、加利福尼亞和佛蒙特的農業，明尼蘇達和紐約州的手工業。這些先鋒派運動有很多形式上革新的痕跡，但是，他們深信，改革制度的努力註定會被對手所吸收。因此對自由社會的批評便采用了這一運動的形式，在生活、工作和性的空間裏尋找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聯繫，在自給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基礎上，保持一種互補的經濟。
也許會有人反對說公有社會的運動是天真的，它們的成功，大的方面講，取决於美國長期的富足；小的方面講，取决於越戰産生的經濟膨脹。確實，“參與民主”的觀念、理想社會的觀念、反文化的觀念是過於武斷的，從歷史的角度講也是過於具體的。但是，將其特徵歸結為階級根源，或者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意義作為自我陶醉或更壞的東西而一筆勾銷，實際上就是從社會保守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事物。
在60年代確實有兩種反文化。我指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文化，那些從事直接民主政治的人，那些用新的方式組織傳統的選民的人。第二類是文化的激進主義分子，藝術傢、作傢和尤為重要的搖滾樂手及他們的聽衆。對他們來講，性愛革命是一種政治運動。辨別這兩種傾嚮之間的差別是很重要的。即使它們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在它們之間也還存在着相互明顯的敵意。文化激進分子認為，國傢及其機構內部鬥爭是沒有希望的，也是不切實際的。對他們而言，重要的問題是自由，是與衆不同的自由，從政治方面講是脫離政府的自由。這一信條並不妨礙他們的政治行動，但是其形式是不同的：在中央公園和其他地方進行吸煙聚會和嬉皮士的自由活動，這些公開的違法行為明顯表現出他們蔑視一切的態度；在下東區、舊金山的黑什伯裏和其他城市搞建築藝術和文化社團；在咖啡館朗誦詩和故事；新的衣着方式，新的性標準，以及暗中傳遞毒品的音樂會等等。
像“性、毒品和搖滾樂”這樣的口號沒有能夠遍及60年代社會現實的很多階層，經濟的反傳統文化群體，村落和各類其他社區最終屈服於人際間的爭吵、外部的經濟壓力，或政府機構的挑撥等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些都無關緊要。在人們記憶中留下的不是這一代人那種誤把人數增加當作是政治權力的狂妄自大，也不是那些賦予自己以神秘力量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傲慢；這些越軌的行為衹不過是歷史遺忘癥的表面現象。美國的過去和其他國傢的過去一樣神秘，在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也和其他國傢的過去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一樣重。區別在於美國人普遍認為，衹有那些光榮的部分纔構成他們的傳統，是美國人就應該剋服一切睏難。因此，新左派在雙重意義上是美國式的：它試圖為今天創造一個新的過去，而不是追尋真正的過去。它用一種尼采的方式宣稱他們的願望終獲實現，並有無限的能力以自己的形象塑造未來。60年代的文化政治留有神秘因素的痕跡，從根本上不同於法國以外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傢。在法國，“一切力量在於想像”的口號代替了所有的傳統關懷。
當時，學生和青年運動的很多老朋友都驚訝於新活躍分子的傲慢與自大。我們把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界綫的忽略歸於他們的缺乏經驗、傲慢和妄自尊大。當然，這些大多是準確的。海登對批評無動於衷；卡爾·惠特曼，這個真正發起紐瓦剋計劃的人，其說教到了一種荒謬的程度；其他人也同樣為他們的組織無所不能這樣的幻覺所睏擾。這些因素都是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其他團體，如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西海岸自由之聲和反戰活躍分子，以及北方學生運動之中産生反對派的根源。另一方面，共同的信心和使命感為他們帶來了成績。1965年4月，華盛頓爆發了“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為反對越戰而舉行的宏大示威遊行。但是，該組織沒有針對這一事件采取進一步的行動，以致各種各樣的社會民主人士和激進分子都抱着懷疑的態度冷眼旁觀。而像馬斯特、斯陶頓·林德（Stoaushton Lynd）、傑利·魯賓（Jerry Rubin）和我本人也不得不為四月遊行和壯大的反戰隊伍進行聯絡工作。令人震驚的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仍然相信他們的未來有賴於在窮人和邊緣團體中間建立地方組織。這一觀點的主要傳播者是海登，此人後來成為有名的反戰活躍分子。
1964年，維因斯坦（Jim Weinstein）把辦了四年之久的《左派研究》從他的出生地威斯康辛的麥迪遜帶到了紐約。雜志是由學生在威廉·威廉斯的指導下發起的。威廉斯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歷史教授；現在人們廣泛認為是他領導了美國歷史文學創作派，也被人稱為修正主義派。威廉斯與瓦爾特·米爾斯一起公開敦促年輕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活躍分子同一切傳統激進主義方式决裂，特別是同把神聖的歷史權力賦予工人階級的那些信條决裂。布爾什維剋革命對於美國左派的命運有着異乎尋常的意義。
50年代後期，威廉斯聚集了一大批學生。他們當中有些是來自年輕的共産黨國傢的難民，像維因斯坦、戴維·易金斯（Dave Eakins）、馬提·斯剋拉（MarlySklar）、麥剋爾·雷伯維茨（Michael Leibowitz）和羅思·拉道施（Ron Radosh）。他又吸收了一些更有前途的年輕歷史學家，很多人還太過年輕，不能夠胜任領導50年代業已組織起來的左派。但是，他們同情激進的政治傢。總的來說，這可能是那個時期所有美國大學中擁有最多有才華、有頭腦的追隨者的。《左派研究》的建立旨在為一個新的左派的發展提供知識方面的援助。它的第一個議題在新的年代一到來的時候就提出了。它刊登了米爾斯的《緻新左派的一封信》作為這一知識分子先鋒組織在《休倫港宣言》之前的宣言。信中米爾斯第一次係統闡述了美國新左派的信條：放棄勞工哲學；不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陷入涉及蘇聯、中國或者任何美國之外其他國傢的爭論；重新發掘美國傳統，特別是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承諾以及平等和團结，反對大公司在美國生活所有方面的統治；支持國外的民主自由運動，但不支持任何具體形式的政府——這些衹是簡要的指導性原則，它們成為《左派研究》的綱領。
這一項目歷時七年，以提綱挈領的方法對美國歷史和現代政治進行的一次具體的考察。維因斯坦擔任領導，其中一部分是因為他幾乎為雜志提供了所有必需的金錢，另外也因為他對威廉斯和米爾斯起草和製定的主要原則最忠誠。在他所研究的美國社會主義歷史的領域裏，他采用了這些思想來研究歷史上團结的和分裂的左派：選舉與直接行動，蘇聯的問題，階級與區域政治，民主黨內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改革鬥爭，群衆黨與先鋒黨。雖然他以前是一個共産主義者，但是，也許正因為此，他發現左派右派對戴伯斯黨的背叛導致了美國左派的失敗。態度堅决地抨擊戰前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的立場。確實，從一開始，《左派研究》就試圖在美國重建一個多傾嚮的社會主義團體，以便能夠成功地爭取到選區席位，為教育和文化的發展提供天地，在今日和平事業以及公民權利和其他社會運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60年代的語境中，美國左派分裂為兩派。一派想恢復列寧主義，使列寧主義人道化；而另一派則認為社會主義過時了，希望以不折不扣的民主來取代它。威廉斯一米爾斯一綫因斯坦的立場似乎是一個嚴肅而又站得住腳的選擇。
在最早的幾期裏，斯剋拉寫了一些關於威爾遜時代的精彩文章。在這些文章裏，他探索了公司自由主義的根源。斯剋拉認為作為對公司經濟活動的規範，這些改革表達的决不是大衆對資本的權力，相反，它是國傢和大企業重新結合的信號。在18世紀90年代以後，由國傢操縱的州際貿易委員會、鐵路委員會和其他政府機構是競爭理性化的手段，是加速重要領域壟斷進程的手段，其結果不會出現更多的大衆權力，相反，衹會更少。
威廉斯、科爾剋（Gabriel Kolko）和維因斯坦等作傢合寫的《共同理想和自由國傢》（1966）發展了斯剋拉社會福利政策的觀點，形成了美國20世紀的新觀念。“共同自由主義”可能成為60年代美國歷史學界最有影響的信條。此外，20世紀的平民黨、工會、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團體不是有意無意地被當成客觀的社團主義者就是被斥之為受到嚴重誤導，拒絶明確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代替社團政治。通過顯示社團本身也需要改革——雖然這一點已被證明在某種程度上有些誇張——新左派歷史學家還希望說明人民陣綫政治毫無意義，而共産主義者卻根據這種政治認為民主黨可以成為社會主義者切實可行的政治舞臺。因為，舉例說，如果新政衹是脫離軌道的極端主義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那麽，30年代共産黨的成功無疑是社團自由主義的左的面孔。斯剋拉和威廉斯為傳統的左派智慧提供了有力的平衡，在冷戰摧毀它之前，用反共的左派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産黨受到了來自斯大林主義的致命傷害之前，共産黨一直是一支推動社會進步的英雄的、強有力的力量。他們認為就算可以無視共産主義對工業聯盟的貢獻，那麽不管工業聯盟是否從工人的觀點中獲益，它都與社會主義的觀點毫不相幹。《左派研究》並沒有走得很遠，並沒有對勞工哲學進行抨擊，因為它的大多數編輯仍然相信工人階級的主導作用。但是，儘管它們經常罷工，經常與個別雇主發生糾紛，它確實認為美國工會是社團自由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對手。
在維因斯坦到東部去了以後，因為大部分的編輯留在威斯康辛或分散到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學裏去了，所以他和李·巴剋桑達爾（Lee Baxandall）以及海倫·剋萊莫（Helen Kramer）開始尋找新的編輯。在他們到達後沒多久，《左派研究》組織了一個歡迎會，我也在被邀之列。在40年代後期，當我還是紐約一個中學活動組織者的時候就認識維因斯坦了。我是立足於東北地區的石油、化工和汽車工人的國際代表。他邀請我加入《左派研究》編委會，我答應了。在那之後的三年時間裏，直到它消失之前，我一直都是編委會的活躍分子。吉恩·基諾維斯（Gene Genovese）也加入了編委會；同年，美國作傢諾姆·伏魯西特（Norm Fruchter）也接受了我們的聘請，他在英格蘭居住時曾是《新左派評論》的編委。此外還有作傢兼批評傢、伏魯西特的大學朋友阿蘭·楚茲（Alan Cheuse）。此時的海登呆在紐瓦剋，歷史學家林德則剛剛離開了耶魯大學。
編委會從一開始就因思想路綫的不同而有了內部的分裂。看到一個由知識分子和活躍分子組成的組織出現了分裂是會感到有些離譜，但是ig65年以後的每一次會議都反映了這一組織在某些方面存在着類似的爭端。最主要的問題是60年代新的社會運動和團體有多麽重要，他們應該如何對待。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幾乎不掩示自己對學生、反傳統文化群體和公民權利組織的輕視。充其量不過居高；閑下地對他們作出一到和藹可親的姿態。其主要任務是針對當時的重要政治鬥爭提供不間斷的社會主義分析，用武斷而又尖銳的馬剋思主義的觀點對美國的過去進行評估。在刊物的政治態度方面，我基本上與維因斯坦站在一起，堅持認為社會主義必定會否定壟斷資本主義，刊物應該用具體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代替美國的激進主義。同時，作為各種新運動的參與者，我擔心基諾維斯的老左派主義會摧毀刊物對各派創新精神能夠很快接受的特點。不幸的是，與在美國左派問題上的很多其他爭論一樣，這些爭論太過經常地形成對立：不是新的社會運動，就是意識形態的政治（雖然有人尖銳地批評僅左派的立場）。
最後，大傢都同意對各種組織以新聞報道和調查的形式進行批評。我為《左派研究》撰寫的催—一篇署名文章是關於勞工運動和社團組織的，是從社團自由主題的角度寫的。其觀點總是嚮改革派清楚地顯示沒有采納日晚的社會主義或反壟斷觀點的激進組織和社團的本質。經常得到伏魯西特支持的林德和海登認為運動就是一切。雖然林德在50年代曾是一個托派分子，出身於一個有名的左翼學者家庭，但他深受馬斯特激進的反戰主義觀點影響。由於歷史學家們奇怪地低估了馬斯特思想的重要性以及他領導的組織的重要性，所以，對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的某些活動進行回顧還是值得的。
在其早期的生涯裏，馬斯特是衛斯理教派一個傳播社會福音的牧師，但到了30年代，他成了一個革命的馬剋思主義者，組織了美國勞工黨。這一組織在1934年托勒多那場著名的汽車工人罷工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那場罷工是為産業工會聯合會的成立鋪平了道路的三場鬥爭中的一場。在一次嘗試問托派分子進行合併的災難性的慘痛經歷之後，馬斯特嚮着宗教左派的立場後退了半步。從30年代後期到1968年逝世，他組織和領導了一係列和平主義組織，最有名的是和解聯誼會（TheFellowshiP on Reconciliation）、戰爭抵製者聯盟（WarResisters League）、種族平等聯合會（CORE）。一戰期間，地勸告一些應徵入伍者從良心上反對戰爭。這些人中就有後來成為和平運動中反戰派的繼承者秋林格（Dave Delinger）。50年代和60年代，他幫助明確了核裁軍運動的目標並抵製徵兵。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正為製定反戰聯盟的無例外原則而奮鬥，以使共産黨人、托派分子和其他激進派都能同獨立的左派、自由黨，甚至是社會民主黨一起戰鬥。在這一原則下，將沒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到了50年代，馬斯特成了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同時他還是有卓越才幹的激進分子的組織者。他的觀點問共産黨和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根本的衝突。雖然化尊重並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與進步的立法議員們一起工作，但他最努力的是倡導直接的、非暴力的抵抗運動，並將其作為實現社會變革最好最道德的對抗方式。他可能是甘地主義在美國最傑出的倡導者；但同時他又實行一種獨特的列寧主義，並把它作為一種組織手段用以領導美國激進的現實政治鬥爭。表面上看，馬斯特實行或建設實行一種不確定的組織方式，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都進行幹預，包括和平、公民權利運動、非洲人的自由、宗教和政治自由等諸多方面。他以個人的聲望與正在發展壯大的各派重要人物建立了非正式的關係。他平靜而堅定的談話方式，他在政治上明顯的成熟和高度的智慧吸引了很多更年輕的人，特別是正在尋求社會自由黨和左的宗派政治之外道路的激進分子。他在50年代業已衰竭的左派主義中發出一種不同的聲音。對他來說，直接行動不僅是達到具體目的的激動人心的策略，還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坐到午餐桌邊，你就正擔負着見證人類不平等，見證創造一個理想社會是可能的；你正在做的就已經超過建立一個可以共享的公共設施，打破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林德就深受馬斯特的影響，我也一樣。
馬斯特自己有其隱含的理論，認為學生／中産階級的職業人員是一種歷史的力量。雖然工人階級已經顯示了在經濟公平和社會和諧方面的熱情，但是，馬斯特仍然在尋找另一些願意為拯救人性獻身的人，願意為喚起人們註意社會不公平、發動改革而奮鬥的人。他因此找到了追隨者——中産階級——的力量。這些追隨者中，有些成為公衆人物，最著名的有狄林格和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但是他的同志大多仍然默默無聞，他們是職業的政黨工作人員，極富創造性，願意為了理想長時間工作，同時可以衹拿很低的薪水。
馬斯特死的時候，他的合作者分裂為不同的思想傾嚮。“走嚮和平”組織的鮑伯·吉爾摩（Bob Gilmore）頑固地滑嚮和平運動的右翼，變得越來越反共，在風格和感召力方面都成為這一組織的主流。貝雅·拉斯丁在與馬丁·路德·金一起天才地組織了華盛頓大遊行、獨立組織了紐約激進分子群體之後，成為菲利浦·蘭道夫協會（A．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的主席。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協會走嚮黑人自由運動中好戰派的對立面。拉斯丁總是徘徊於激進的反戰主義和對聯合陣綫（the U－nited Front）的新托派極端的忠誠之間。最後，他與工人聯合會結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聯盟。狄林格仍然呆在左派陣營裏，在60年代民主解放運動覺醒的時候修改了他的和平主義信仰。作為主要的和平主義活動分子，他超越了馬斯特；但是，他缺乏後者的權威和妥協的才能，同時也缺乏使一個組織保持思想靈活的必要素質。
我第一次遇到馬斯特是在1963年，那時我任礦工委員會的主席，正在尋找名人為我們捍衛肯德基礦工權益的努力助陣。漲時，礦工們正被控以陰謀罪接受審判；他們未經許可便發動了罷工反對公司以及他們自己腐敗的工會。馬斯特當時在一些宗教圈子裏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同意幫助我們聯絡其他人，包括前任部長、民主黨領袖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此人現在變成了一個環脾氣的治鬥士。但是，直到反戰運動早期的那些日子，我纔逐漸認識了馬斯特。我們坐在一起，協調委員會的事情。1965年的夏天，委員會開始得到發展壯大，隨後就爆發了勇敢的、紀律嚴明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華盛頓大遊行。我們都住在上西區，是鄰居，因此我經常在會後驅車到他西90號公寓的傢。我瞭解到，大衆心目中那個神聖的、性情有些暴躁的鬥上形象衹是真相的一部分。馬斯特是一個戰略思想傢，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還絶對他相信反對美國干涉的鬥爭是大衆激進運動的關鍵。他要求我也相信這一點。
後來，我成了和平勞工網絡的一分子。那時，六十五區的錫格·倫斯（Sid Lens）、托尼·馬佐其（TonyMazzocchi）和大衛·利文斯頓（D8vid Livingston）、正在肉聯工人聯合會的高爾曼（Pat Gorman）、服裝工人聯合會的弗蘭剋·羅森布魯姆（Frank Rosenblum）．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伊米爾·海西（EmilMasey）等人善意的資助下進行網絡的組織工作。馬住其是石油化學工人聯合會的常委之一，很顯然，他也是反戰運動中勞工黨最有才能的群衆活動組織者。當時，我對他的謹慎甚至是保守的方法提出過批評，但是他能夠聽得進各方意見。鑒於美國工人長期以來的反共情緒以及他們認為戰爭工作會消滅失業現象的態度，鑒於喬治·米尼（GorgeMeany）對任何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公開表示敵意，馬佐其因為尚未深陷其中，所以並沒有受到什麽傷害。當然，我早就退出了，因為1966年之前，在工會內外的反戰活動中，我已經變成了公衆人物了。
在馬斯特的影響下，1965年8月，林德在華盛頓召集了一個會議，其目的是為了給許多正想發動窮人、學生和黑人的新團體提供一個論壇。《無人代表者的議會》，正如其名稱所顯示的那樣，旨在抗議有代表參與的政府的虛偽，宣稱取得公平的唯一方式是直接行動而不是傳統的政治參與。該書促成了新反戰運動第一個全國性協調委員會的建立。這是一個由我和傑利·魯賓、弗蘭剋·艾姆普斯帕剋（Frank Emp。pah）領導的委員會。
林德和海登與舊左派有分歧，主要不在於具體問題，而是在於後者依賴政府行動、立法方法以及機構組織等等。此外，同其他的很多新激進分子一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新型的社會文化關係，而不是重組經濟所有製原則。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早期的政治經濟權利下放、創建非官僚形式、“讓人民决定”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以及用“社團”代替“社會”報p遵循托尼斯對於這兩個詞的著名的界定的倡導者，政府應該被視為一個為爭取社團、和平以及有關“人民”的其他問題而奮鬥的場所，而不是一個達成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工具。不過，最終的目標仍然是在最大程度上廢除政府的權力。
儘管林德那種緩慢的道德說教式的西海岸話語有的時候讓紐約人覺得無法忍受，1965—1966年的《左派研究》編委會的內部分歧並不是因為成員的性格各異，而是在新左派的基礎到底應該是什麽這個問題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分歧。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的確是因政見不同而與共産黨分道揚鑣，但是，他們仍然分別是徹頭徹尾的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社會主義者。而海登和林德則對“運動”這一概念有着極深的宗教式信仰，他們爭論說《左派研究》應該報道正在出現的社會運動中的活動；這一論點得到了其他委員會成員的贊同。論辯的中心議題是雜志究竟有沒有權力和責任去批評這些運動。海登尤為堅持，認為外面的知識分子應該把自己局限在公共事物上，肯定他們在當代政治話語裏的中心地位，並置身於普遍的解放運動。
這涉及到雜志作用的中心議題。這些年以來，《左滋研究》也許是數量日益增多的新左派刊物中最有影響以及擁有最多讀者的一種刊物。雖然發行量並不是很大，但它所刊發的文章卻廣為人們所討論。它的編輯都是運動中全國知名的人物。它的觀念被認為是最前衛的。維因斯坦、基諾維斯，還有我都把這本雜志看作是一個公認的新社會主義黨派的理論喉舌，這一新黨派將在運動的主要活動分子中逐漸獲取領導權。放棄了舊有的左派組織在我們並不意味着喪失了組織一個大衆的社會主義黨的希望。這個大衆社會主義黨可以推選自己政府部門的候選人，擔當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並最終在工會和其他工人階級組織中建立影響。海登、林德和伏魯什特認為，這些與現實太過脫節。他們及新的激進的一代並不想把自己局限於主流政治這個圈子裏。相反，他們正在尋求一種方式，通過行動去證實他們的社會存在和個人存在，去建立一個在普遍民主而不是代表製基礎上的新的道德秩序。
從這些論戰中，你可以看到導致運動在60年代後期走嚮分裂的原因的萌芽。維因斯坦認為，沒有政治方式的運動將不可避免地分崩瓦解。但是，他那經常是精確的批評卻沒能應對海登和林德提出的基本論點。在他們看來，要建立運動，必須為好多議題而奮鬥；這並不意味着想要去改變現存的社會，而衹是想提供另一種可能性。維因斯坦用政治的重要性代替了舊左派明顯錯誤的經濟决定一切的論調；海登和林德則對政治本身發起了挑戰，認為政治作為一種控製的形式，其壓迫性遠甚於經濟剝削。
我們這些委員會裏的社會主義者也沒能駁倒新激進主義的第二條原則：對個人絶對控製權的渴望；個人的權力已經被代表製的政府、工會官僚和非個人的大機構係統地剝奪。新左派意欲將權力重新還給個人（這一提法同通常會混為一談的“還權於民”不同，後者是黑人爭取公民權利運動的口號，其中個人利益是附屬於集體利益的）。在這一方面，海登和林德是最早批判、被後來的吉爾斯·德魯茲（Gilles Deleuze）和菲利剋斯·瓜塔利（Felix Guattari）斥責為聚合政治的人。海登和林德倡導一種微觀自由政治來對抗維因斯坦、基諾維斯和我所提倡的宏觀政治。
維因斯坦最終也陷入利益的政治，強化了諸如階級鬥爭、社團又由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概念。林德是不接受馬斯特的妥協立場的，他對萌芽於個體性的、精神恢復的和愛的運動更感興趣，此時的他對從理性主義的概念，即聯盟、聯合及政黨集團發展而來的政治策略不感興趣。革命將重塑我們的人性、讓我們回歸自己，並且，用馬剋思的話來說，重建我們的“人種’L運動必須以尊重其主體尊嚴為基礎、否則它就將不可避免地倒退回傳統的利益團體政治裏。激發這種理論的是早期的馬剋思主義思想和新教徒人文主義左的傳統，而不是革命的馬剋思主義。林德後來同愛麗斯·林德合寫了一本書《等級和檔案》，他在書中表達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在這本書中，工人們自己站出來談論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奮鬥以及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編委會內部的分歧日益擴大。當林德、海登和伏魯西特知道已無法控製維因斯坦的立場時，他們最終還是辭職了。維因斯坦隨後於1967年解散了雜志並遷居到了西部。三年以後，在那裏創立了《社會主義革命》（即現在的《社會主義評論》），這是一份尋求一個新政黨的政治刊物。1972年，林德和維因斯坦又走到了一起，組織了新美國運動（NAM）。這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組織，包含了公有社會和傳統激進政治的原則。從一開始，新美國運動就更接近於他那個時代的社會運動而不是議會政治的思想。它有一個相對保守的對手。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是由哈靈頓、豪和其他人於同一年建立的。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反倒比維因斯坦自己的組織更加遵循他最初的思想。
像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一樣，林德和海登也是嚴謹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深信不疑的是：左派運動首先必須是一場美國的運動。這種左的孤立主義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帝國主義和全球美國壟斷利益加共同仇恨，也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國外民族解放運動如尊重。他們都想在美國傳統之上建立運動；問題是。他們發現的傳統是相互對立的。林德推崇梭羅，而海登在密歇根寫的碩士論文是關於萊特·米爾斯的。雖然維因斯坦從米爾斯的《權力精英》一書中受益良多，並一直饒有興趣地追讀其政治文章，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馬剋思主義者。至於基諾維斯，他一直是一位未經改造過的意大利派的列寧主義者，也就是說，他信仰一個多中心的世界共産主義運動，推崇葛蘭西（Gramsci）；但是，他也對建立一個有朝一日可以對執政府權力的美國馬剋思主義政黨感興趣。1964年，當他還是拉特各斯大學資歷不深的歷史教按時，就宣稱他看好越南的全國解放陣綫，從而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
然而，在60年代以後，林德和海登不再是知識分子，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活躍分子。像其他很多人一樣，他們看不破激進運動兩派日益擴大的分歧，最終傾嚮於當時流行的反知識主義潮流，我們則變得日益以對理論的需求來解釋一切。對海登來說，理論貶低了具體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對自己所稱的理論到底是什麽也不甚瞭瞭。維因斯坦幾乎算不上一個理論傢；基諾維斯關於理論話語的觀念又太過傳統，不足以讓對手嚴肅對待。事實上，左派研究的大部分作傢都是經驗主義的歷史學家。不過，雜志也的確刊登過真正理論方面的文章。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有兩篇文章是關於作為新社會鬥爭形式的社區聯盟的，它們極大地推動了我們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哈羅德·剋魯茲（Harold Cruse）對共産黨在黑人中的作用提出了雖然片面但卻精彩的歷史性的批評。馬丁·斯剋拉儘管已不再參與雜志的日常事物，但他的幾篇文章中仍然從歷史的角度成功地闡述了社團自由主義。
在最初的幾年裏，包括海登、林德和我在內的幾乎所有新左派都逐漸捲入了一場重要而局部的運動——反戰鬥爭。這種轉變主要是因為戰爭的逐步升級，在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了註意。隨着1968年大選的來臨和。運動規模的不斷擴大，海登、秋林格、魯賓和阿貝·霍夫曼（Abbie Hofforan）等反戰領袖不可避免地把他們的註意力轉嚮那個夏天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的選舉。民主黨的許多人並不在乎實際的提名，但在看到抗議深深地動搖了民主黨之後，有些人確實被選舉政治所吸引。但是，運動的組織者多數是馬斯特的學生，“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老領袖如雷尼·戴維斯（Rennie Davis），文化激進分子如霍夫曼，他們仍然在共産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工作。抗議和對抗將清算我們文化中的罪惡：反戰運動是一個表達大衆意願、揭露選舉代表製的虛偽、發動人們起來主宰自己的生活的機會。衹有少數人把運動作為改變國內權力關係，建立一個新的反帝聯盟的手段。
那時，戰爭被廣泛認為是我們的文明墮落的表現，是和資産階級理性與科技理性一樣無用的表現。反戰示威，直接衝突，是一種補償政治。但是，即使是在成千上萬的青年正在芝加哥與警察進行搏鬥的時候，年輕的運動也在走嚮分裂。此時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已是一個群衆性的學生組織，在全國擁有數萬成員，但也受到宗派爭吵的睏擾。爭吵是從1967年一個毛主義派別進步工人黨的加入運動開始的。進步工人黨組成於1960年，是晚近從共産黨派生出來的一個組織，它的産生部分是因為中蘇分裂的結果，部分是因為持不同政見的人認為共産黨是毫無希望的改革派。到了60年代中期，進步工人黨發現學生運動遠不是中上層階級子弟的娛樂，對其進行政治介入確實是有價值的。進步工人黨使一貫質樸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陷入激烈的思想鬥爭。成員們第一次不得不宣佈他們的政治不衹是把模糊的民主激進主義和強烈的反戰立場進行一般地結合。進步工人黨推出了他們精心設計的馬列主義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它從未準備背離自己的組織而加入當時還是思想真空的另一組織。因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發展已經超過了他們政治能力和管理能力所能駕馭的程度。一大批第一代學生活動分子已經畢業，加入了反戰行列、工會、社團組織、學術研究，或者進入了自由主義的主流政治和職業。原有的新左派主義者大多已經進入了媒體。那時，不得不站起來回敬進步工人黨的是全新的一代領導人。有一段時間，他們試圖重新闡釋上一代領導人留下的不夠明確的思想理論：青年是一個階級，是歷史的主宰，是改革的先鋒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早期的領導人從不認為他們那一代人是“先鋒隊”或“歷史的主宰”。對他們而言，歷史的主宰是“人民”——窮人、黑人——簡單地說，是英和反國傢的立場進行辯論外，他們不願意更進一步。他們的後人別無選擇，衹能加入思想的鬥爭，衹能面對堅定而又有能力的進步工人黨。此外，在要組織政治上的反對黨的形勢下，誰都不能否認毛主義和古巴革命的重要性。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成就有着明顯不同的毛主義對女權主義有着很深的影響，而且使許多年輕人特別是黑人走嚮激進。它還成了那些放棄改良主義卻又無法認同蘇聯的多數激進分子的庇護所。
類似“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內部的這種論辯，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有。它之所以更加為人所知是因為這次討論是公開的，有着直接的組織影響力，並且，發生在最受人尊敬的新左派圈子裏。從1965年以來為反戰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托洛茨基社會主義工入黨現在嚮它挑戰，指責它以最低要求的口號限製了自己的發展，而把廣泛的思想政治問題留給了（像他們自己一樣的）列寧主義先鋒隊——這是一種對歐洲托洛茨基主義者有意無意的直接反對。其他組織也這樣干涉。到了60年代末，整個獨立的左派都在爭論是否把不同的組織轉變成一種黨的前期形式，如果轉變的話，下一步應該如何做。對應於激進運動的較大的分裂，“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分裂成四個主要的派別。
第一種傾嚮是革命青年組織，它馬上一分為二。第一個派別後來變質為“他下氣象”、“草原之火”等組織。他們認為美國現在處於革命前的形勢下，按照舊有的觀念，爭取政治權力的武裝鬥爭即將爆發。這一革命高潮可以想見的力量是受壓迫的黑人大衆和被忽視的反傳統青年。這一聯盟堅持以示範性的暴力行動來反對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因此也將最終摧毀現有制度。現在，批評傢們經常認為“地下氣象”組織是虛無的、幼稚的和不負責任的、偏執妄想的。某些低級刊物還因其性試驗、精英主義和滑稽可笑的行為指責它們。但是，他們會感到，“地下氣象”的成員是他們整個這一代人共産主義無政府衝動的延伸。他們誤讀了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反叛的深意。像其他被孤立的團體一樣，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政府和大企業中被壓迫一方的力量，因而預言法西斯主義會隨時出現。結果，他們從事冒險的、象徵式的暴力行為，以表明現有制度的脆弱，顯示他們自己的力量。但是，這些有時是田園詩般的行為與重建一個人類社會的理想是完全脫節的：假如一個人接受了多元主義衹是權威的另一種形式這樣的前提，那麽這些來自明顯封閉的自由主義話語世界的“行為批評”還是有情可原的。
對現存世界的總體批評需要對全體人口進行廣泛的調查。巴蒂斯塔的古巴、索摩查的尼加拉瓜都是這樣的例子。“地下氣象”的悲劇在本質上並不是由它的行為造成的，而是由它把美國完全錯誤地等同於上述國傢所造成的。那麽，問題就在於，它們怎麽會犯下如此愚蠢的一個錯誤。部分原因就在於社團建設的性質。像其他社團一樣，它們為自己創造了一種話語，加強了自我提出的要求：政治工作必需是一種“家庭式”的表達。正像每一個家庭都會産生一套行為準則、價值、習慣，“地下氣象”組織的人也堅持它的成員必需接受加入組織的一套程式，接受加入和退出組織的時候必需的嚴格安全措施，以及一套嚴格的對組織的忠誠高於一切的制度。組織有效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現實，以適應它對現實的介入方式。“地下氣象”組織繼承了新左派的傲慢與自大，並增加了他們自己的唯我論的形式。他們的感情、觀念和思想是為自己，而不是為別人表現的。他們變成了在學校、在街道等待着指導把他們送入戰鬥行列的廣大革命青年——新的地下氣象先鋒隊——的論壇。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主義者，都無可救藥地陷入了自由主義改革的政治和文化泥潭，註定不能夠為歷史作出真正的貢獻，因為他們已經被人利用了。地下氣象派的暴力最為激烈地表現在語言上，而不是那些孤立的革命行動如銀行爆炸上。這些青年被一種深厚的正義感所驅使。後來，他們又被明目張膽的取代主義鼓動起來。群衆已經放棄了他們的導師，而地下氣象傢族也不得不對自己的有些做法有所覺醒。
革命青年組織的另一個分支倒退到了30年代。它強調工人階級和黑人，而不是青年，應該作為革命的先鋒隊。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副主席卡爾·戴維森（Carl
Davidson）、麥剋爾·剋朗斯基（MichaelKlonsky）和鮑伯·埃維肯（Bob Avakian）的領導下，這一組織痛斥新左派的美國觀，而代之以毛派和斯大林派的人物及第三共産國際的政策，也就是說，采取與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黨對立的態度。黨的組織形式也遵循相應的路綫。這是對早期新左派的徹底反駁，是進步工人黨的鏡像。組織裏沒有任何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位置；它故意不動聲色地吹捧老左派自以為是的風格。有一段時間，我們像是看一部重拍的老電影，但像所有的重放電影一樣，它已經失去了原始的語境。
在1969年分裂之前，業已存在的主流派作為第二個傾嚮逐漸回到了左派自由主義政治，雖然當初他們吸收了新左派的思想。下面這些人是社團的組織者：麥剋·安撒拉（Mike Ansara），他後來組織了“麻省公平負擔協會”；保羅和希瑟·布斯（Hea山er Booth），他們建立了中西部學院，訓練社團和“公民行動”的組織者；李·威勃（Lee Webb），他是佛蒙特公民行動聯絡會的領袖，後來建立了爭取替代州和地方政治的協商會；當然還有海登本人。
歷史地看，這一群體在人民陣綫的意義上講是老左派。他們的任務是把像環保主義分子、工人階級的外圍組織這樣的新選民帶入工人自由黨的聯合中，並為民族政治議程帶來新的議題。後來有一個為安全、幹淨、廉價的能源而奮鬥的議題成為70年代布斯領導下的聯合政治的中心議題。公民勞工能源聯合會可能是這一主流傾嚮的典範形式。它聯合了“能源和利用”組織、工會和公民團體，開展了反對大公司運動，反對那些應該為提倡和製造核能負責、為提高石油和電力價格嚮立法委員施加壓力的大型公用設施部門。公民勞工能源聯合會是新的公民組織在地方和國傢範圍內的基本榜樣。除了反對大公司這一點，新公民團體大多拒絶任何具體的意識形態政治。近幾年，公民行動聯絡和聯合組織已經以自由黨候選人的名義重新加入了當地的民主黨政治，對扭年代和40年代的進步政治在原有指導思想方面進行了重新改造。但是，從一開始，選舉政治就附屬於超國會的立法機關和街道活動。雖然60年代涌現出很多主流的東西，但是它們把這一些統統拋在身後，而在民主黨左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種也許是最重要的一種須嚮是新女權主義組織的形成，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談及。這裏，我想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派和反對男性新左派性別主義中形成的極端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一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反戰組織和各種各樣的反傳統文化群體都有一個基本看法：對一個男性領導者來說，女性是油印員，衝咖啡、做飯的人和床上伴侶。在早期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中，雖然女性在成員中占有很大比例，但我回憶不出任何一個重要的女性人物。當運動進入社團組織或群衆反戰活動時，女性應該在實際工作中擔任負責任的角色，但是就算曾經有過的話，她們也很少被當作領導。至於社會反應方面，我記得有幾個例外：在芝加哥北部組織白人母親從事社會救濟工作的凱西·海登（Caesy Harien）；西海岸的貝蒂·加曼（BettyGarman）；紐瓦剋的吉爾·漢姆伯格（Jill Hamberg）。我確信，在60年代中期，有更多的女性領袖。但是，我也同樣確信，她們受到了大量的辱駡，人格也受到過侮辱。在《左派研究》編委中，在主要的反戰聯盟中，在反傳統的文化團體中，我們衹是一群男性精英。女權主義運動遠非一代人的特徵；它代表着、發動着、體現着女性本身作為一個大的性別團體的利益。
第四個傾嚮雖然規模很小，但並非不重要。有這一傾嚮的團體保持着新左派根深蒂固的信仰，它尊崇的是非中心化、公有社會的目標和美國社會的民主革新。傑瑞米·布雷切（Jeremy Brecher）、布魯斯（Bruce）、凱西·布朗（Kathy Brown）、保羅·布雷尼斯（PaulBreines）、司徒（Sin）和利茲·易文（Liz Ew。n）及其他很多人都成了新型的自由社會主義的作傢和公共活動傢。在思想方向上，他們不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但確實是反政府主義者和反官僚主義者。60年代末，我也曾持這一傾嚮。對於我們來說，新左派的兩個悲劇是列寧主義的介入和左派自由主義的聯合。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回到了喬治·盧卡契（Georg Lukacs）、羅莎·盧森堡（Rusa Luxemburg）、卡爾·柯爾施（Karl Korsch）及後來薩特的馬剋思主義，這是一個在新型的共産主義運動中摒棄了無效的政黨政治和教條主義的馬剋思主義。同時，我們努力保留工人委員會的反議會、或至少超議會的觀念。我們贊揚削平代後創意大利未經工會允許的突然罷工，我們從法國1968年5月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靈感。
這一傾嚮並不是一次運動，但很多新刊物都有着同樣的觀點。一些地方組織的活動都是通過它們得到啓示的。最終，這種新馬剋思主義激發了其在大學裏的復活。這種傾嚮雖然逐漸消失，但是今天它作為一種文化馬剋思主義的潮流，在激進分子中仍然在廣泛的活動範圍內保留了下來。
60年代，我退出了工會，决定與我過去的職業政治生涯告別。1966年，我被指控“在勞工運動中領導了共産主義反戰的陰謀活動”，不得不流亡波多黎各，於是，我在新左派組織中的正式活動便結束了。出於基本的同情，石油化學和原子能行業工人聯合會的主席對右翼的壓力作出了反應，把我派往加勒比執行一項組織任務，這樣便避免了不得不開除我的局面。最後，我嚮組織清了假以撰寫《虛假的承諾》一書。而後來，我回大陸旅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尼剋鬆（Russ Nixon）建議我去看一看紐約反貧窮組織的人們。接着，我接到了前工會人士、機械師、就業部的部長助理鮑伯·什拉剋（BObSchrank）的雇請，便愉快地接受了。我已厭倦了旅行和汽車旅館，厭倦了工會的日常工作。雖然對我來講，工會仍然是任何可能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重要部分，但勞工領導人的生活已不再屬於我了。
作了一年的計劃開發者之後，我成了下東區就業計劃的負責人，作為一個社區活動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員，我又打發了隨後兩年的時光。黨派或工會組織陶醉於激進派的道路，我選擇的是取而代之的另一條道路。作為公民的行動，下東區不能夠沿着同樣的路綫進行組織，其大多數活動已經在白人中産階級和工人階級選民中組織起來。當我們為抵製戴維·洛剋菲勒在曼哈頓下區建設高速公路而展開鬥爭的時候；當我們試圖在貧民區開展合作公寓運動並在60年代末的一個炎熱的金季裏與警察搏鬥的時候；當我們嚮城市當局和聯邦政府施加壓力，為年輕人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而奔走的時候，所有活動以當地的意大利人為同盟軍，以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波多黎各人為基礎的。組織者是從分散於社區各處多個社會機構中招募來的。這是社區活動的黃金時代，我們通過為尼剋鬆設計窮人收入保障計劃以取代約翰遜漫天邊際的反貧窮運動，促使莫尼漢（Daniel PatrickMoynihan）就社會混亂和下層社會組織問題發表了講話。
莫尼漢的《最大程度的合理誤解》提到了1970年社會主義學者會議上的一個專題小組討論會，我和哈靈頓都參加了那個關於反貧窮計劃的價值的討論。我有些隨意地提到該計劃最好的特點是聘用了很好的組織者，而莫尼漢就此作為證據，認為計劃被無可救藥地引入了歧途。現在回顧起來，我認為各種以窮人的需要為指歸的計劃是整個60年代最有趣的特點之一。這些計劃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活動（自經濟危機以來第一個救濟金權益方面的活動）提供了支持，使城區復興計劃沒有胎死腹中，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培養出了一代組織人才。他們通過工人農民的鬥爭以及公共事業領域尚未完成的組織，與公民權利、反戰和學生運動中的組織者一起，幾乎重新恢復了工人組織的活力。
這些社團組織者之所以不選擇毛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作為反對自我治理的社會的權力主義意識形態，毛派和托派的立場給他們、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馬剋思主義對於理解我們面臨的形勢是必要的，但卻是不充分的；而主要由列寧本人創立的列寧主義又不適用於我們社團的建設。我們相信，美國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國際主義的，尤其應該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鬥爭考慮過來；但是我們更相信，它必須建立在具體的美國傳統的基礎上。我們正置身於最活躍的反戰派的行列，對孤立主義的人民黨主義的危害性有着充分的瞭解，因此，試圖重溫美國共産黨歷史惡夢的危險更讓我們心有餘悸。
“新共産主義者”侵入工廠組建工人先鋒隊，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沒有成功，雖然從邏輯上講，他們也時有收穫。他們製定了有分量的宣言，宣稱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性，精心製定了擊敗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因為他們認為這兩個黨在革命到來的時候會像1919年一樣背叛工人階級。為了清除心中根深蒂固的和平情感，也為了象徵性地消滅敵人，他們使用着暴力的語言。
各種托派團體相比較而言就相當理性，他們拒絶用暴力行事，並不預言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就要到來，但他們既強調工人階級的作用，也強調先鋒隊的重要性。他們的工會工作更成功，這是因為他們支持卡車司機國際工人兄弟會、鋼鐵工人和電信工人聯合會中最進步的普通工人暴動，並且一直保留有左派主義的背景。但是，他們發現自己在改革鬥爭中反對最保守的官僚以及其他的非社會主義好鬥分子，而對於這些人，誠實的契約和民主的工會是一種限製；而那也可能成為這種“打入內部論”本身的限製。
70年代，左派的一個重要派別“消失”了，成為與之相近的激進主義，包括為反對核武器及其控製機構的鬥爭，女權主義為社會自由和經濟平等的鬥爭，當然，也包括馬剋思主義在以經濟學和社會學為主的各類學科中確立了地位的學術研究。經常地，我們會失掉作為激進派的特徵，這種特徵並不是由宗派組成的，也不是由左派刊物組成的，更不是由新左派分裂後存在下來的數個社會主義派別所構成。很多激進分子都感到民族運動爆發的時機已經過去，左派也沒有機會形成一個明確的思想傾嚮；它已變成了仍然回響在知識分子和激進分子中的一種亞文化，一種美國生活，但在別處，它已經失去了具體的擁護者。
60年代後期，我已經成了那時新左派的主要周刊《衛報》的專欄作傢，當時，它是知識分子和激進主義者就激進派的策略進行辯論的地方。很顯然，我的任務就是拓寬由群衆運動創造的左派公衆領域，媒體也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我主要寫兩類文章：時事政治和勞工運動發展的分析，以及歷史和社會理論方面的連載文章。內容有馬爾庫塞（Marcuse）的哲學，對法西斯主義的討論，工會的命運，美國左派的狀況等等。同時，我在下東區為爭取城區空間的鬥爭中仍然活躍。
在我而言，60年代結束於一群《衛報》編輯的抗議，他們抓住生産方式，抗議《革命青年運動》第二期那篇論新共産主義運動一個派別的文章。這些抗議人士是“地下氣象”的同情者，或是獨立的反權力主義者。1970年3月，我在群衆團體創建的另一份短命的報紙《解放了的戰士》上面發表了一篇譴責兩個派別搞宗派主義的文章，就此放棄了我的專欄，結束了我新左派的生涯。
1970年的春天，我參與了在東哈萊姆建立另一所公共高中的計劃，這也許是使義務教育運動經常化的第一次重要行動。為了在現行權力結構之內爭取空間，等待下一次機會，我們嘗試嚮官僚發起長期的進攻。那些建立新組織的令人頭暈目眩的日子永遠也不會磨滅掉這種感覺：這是一場防禦戰。我們現在正致力於保存我們60年代取得的各種各樣的成績。我知道，事情在變得更好之前總是會先變得更壞。
假如資本主義沒有違背它嚮移民和本地青年許以美好生活的諾言，那麽，30年代的經濟危機確實不會産生一個廣受歡迎的左派。因為美國夢是經濟安全的同義詞。於是資本通過封閉經濟機會的邊界而摧毀了社會契約。當然，年輕工人的經濟狀況已經比那些掙紮在貧睏綫上被收容在鬍佛村的年長的同志好得多了。但是，如果一個人幸運地有了一份工作，這並不就意味着尊嚴：做這一時或拿薪水的工人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恥辱。到1933年，在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中發展的群衆組織使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其中大多數是青年人，被納入新的産業工會和舊的美國勞工聯合會手工業協會。
60年代的造反運動是由另一種被破壞了的契約造成的，它是新政期間重建美國夢的努力中社會制度的高度成功産生的結果。在1940年左右和之後出生的這一代人從本體驗過文化的匿乏，這使他們有可能把美國外交政策的不公平、種族歧視和貧窮視為後期資本主義道德墮落的信號。這些想法事實上是中産階級對郊區日常生活的平庸深感不安的反映。作為經濟安全的代價，消費社會要求其白人階級、中産階級受益者接受當前社會為歷史的最後階段。、對於新的歷史主體來說，這實在是難以接受的代價：基於平庸生活的一種快感。
戰爭的結束把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從大衆的視綫中移走。當活躍分子被迫回到經常以本地為基地的單一問題的運動的時候，或者通過為我們自己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取代別人的革命，以重新掌握主動權的時候，這一時代就已經結束了。幾年前，彼得·科萊坎剋（PeterClecak）告訴過我，60年代永不磨滅協成就是它帶來了文化的變革，尤其是建立了關於性愛、性別和種族的新型道德。左派在戰略上的失敗是要建立傳統政治權力的新制度，這一點是可以原諒的。那時候，該組織雖然不能在全國，也應該在很多州培植起有希望當選的獨立選民。這些無疑會減少我們在最近保守派的猖狂進攻中所承受的損失。然而，儘管右翼在80年代取得了勝利，自由黨整個一代人背叛了他們最為珍視的信仰，民主黨內進步聯盟也分崩離析，但是，他們的想像力已成功地建立起了防止歷史出現倒退的制度和思想。當然，正像布萊希特提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時所寫的那樣，我們生活在黑暗的時代；我們的司法制度曾經充斥着因果報應的教條，也一度讓總統更有可能為自己寧肯在國庫囤積十億噸奶油也不願拿出來讓饑餓的人果腹以致可能擾亂農産品價格的行為進行辯護。儘管格林納達政府不能在中美洲成功地實行門羅主義，“蒙提祖馬的客廳”（Halls ofMontezuma）不再受到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歡迎，的黎波裏的海岸是可以自由進出的，多數美國人都知道這一點，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保守黨固守着政治權力，控製着20年代還沒有出現的公共政策話語。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60年代的動亂表明了形成一種聲音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是多麽的脆弱。保守派知道，忍耐衹會留給一個安全的制度，而壓迫並不是必須的。真正的檢驗是看工人是否通過犧牲辛苦所得來接受制度分派給他們的角色，中産階級是否仍然有投身職業的激情，少數派和婦女是否同意她們已經永遠地被擊敗了的結論。也許，那些仍屬於60年代無可爭議的遺産的其他世界將會像童年一樣從記憶中消失。但是，假如新的社會團體不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扮演中心的角色，那麽，它們還存留於我們這個時代，提醒着我們：與反動派的最大壓迫正好相反，與社會理論所做的最為悲觀的預測也正好相反，未來並沒有死亡，它衹是正在休息。
（張振成譯）
我所指的60年代是從1962年開始的。我曾經生活在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工會運動，紐瓦剋的和平與社區組織，以及改革民主黨的政治，這些都是50年代後期的“現代”。那個時代，南部新的公民權利運動崛起，北部黑人社會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鬥爭爆發，類似於我們今天核裁軍運動的中産階級和平運動也愈演愈烈。那時，公民權利運動已經進人對抗階段（絶食靜坐和爭取自由的遊行），儘管馬爾科姆·艾剋斯（MalcolmX）受人尊敬，但他的聲音此時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引起重視，離黑人爭取權利運動的高漲也還有五年的時間。
脫年代的頭幾年仍然浸染着50年代的文化氣息。南部黑人移民的音樂進入城市之後，搖滾樂的音樂形式便出現了，但是迪倫（Dylan）仍然彈奏着無電聲放大的吉它，而甲殼蟲樂隊在音樂舞臺上還幾乎沒有蹤跡。那個時代的“高雅”文化繼續散發着現代的真誠和文學的激情。聚集在雪鬆、白馬和格林威治村其他酒吧裏的報頭士們基本上還不能夠被郊區的人們所接受，他們精疲力竭的演奏所表露出來的力量經常被認為是他們的音樂與衆不同的地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金斯堡（AlienGinsberg）強烈地指斥一個社會把其優秀分子變為麻木無能的人，而有着嚴重俄狄浦斯情緒的凱魯亞剋（JaCkKerouac）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取代麻省的洛維爾，於是重新回到母親的身邊。霍姆斯創作了《走開！》，隨即就隱身於大學校園教書去了。與50年代後期為數衆多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作品一樣，他的作品衹是輝耀一時的燭光，而不是能夠引發一場運動的持久的火焰，事實上，經歷了“垮掉派運動”，衹有凱魯亞剋、金斯堡，以及舊金山市的佛淋蓋梯還依然活躍，他們的很多同道在60年代已不再從事文學創作了；到了50年代後期，他們的反叛精神已經退化為一切失敗了的浪漫主義的政治和藝術所共有的那種玩世不恭、驚世駭俗的特徵。
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來說，《黨派評論》（PartisanReview）仍然是衡量批評思想的重要雜志，雖然雜志的代表人物放棄了這份刊物，被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作傢取而代之已經相當久了。在這些新進作傢的腦海裏，賈利浦·拉威（PhiliP Rave）和威廉。費利浦斯（William Phillips）所開創的傳統已經模糊不清了，他們這一代人更偏愛特裏林那以“真實性和真誠為精髓的美學。特裏林美學的這一精髓已經脫離了獻身革命的土壤，也因而不再有雜志創辦人在政治上的激進。
1962年前，我經常出入於白馬酒吧，在那兒，我目睹施瓦茨死在角落的飯桌旁。當時，他笑聽着布倫丹·貝汗酒醉後講的故事和知識階層的政治難民們之間熱烈的交談，還沒有意識到他自己就要走到人生的盡頭了。儘管50年代壩區的難民大批地離去，但我們這些人仍然留在這些城市裏，有的為服裝工人聯合會工作。那時，這個工人聯合會正想通過吸收熱烈而激進的年輕人來使自己重新活躍起來。前社會黨革命派領袖、現任聯合會培訓協會會長泰勒（Gus Tyler）在那時就已經值得工人領袖們現在仍然沒有明白的道理：領導者脫離了群衆，就談不上發動群衆起來鬥爭。泰勒的試驗，也許可以稱之為約翰·劉易斯主義（JohnjL．Lewisism），在冷戰自由主義的社會條件下失敗了。激進的煽動者如塞達瑞斯、布魯姆沃爾剋等人大多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完全不願意進行自上而下的工會運動，除非領導者允許他們發動産業工人中那些正在壯大卻沒有組織起來的部分進行階級鬥爭。他們還不瞭解合作的精神已經在工會領導者的心裏紮下了很，實際上，它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不衹是一套用來輓救工業使其免於崩潰的實際方法。
塞達瑞斯為把僵化的國際婦女工人聯合會（IL－GWU）引入一個有組織的主動出擊、進行鬥爭的運動中去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最後的結果卻令他感到沮喪，不過，他為自己傑出的能力找到了另一個宣泄口。他與幾個同事組成了工會代表聯合會（FOUR），不走發動群衆的道路，從而使積極分子的概念長期從工會的詞語中消失。這使在工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異常震驚。塞達瑞斯認為，如果一個工會失去了階級鬥爭的理想甚至於不再有對新社會的憧憬，那麽它至少應該能夠嚮它的幹部支付一份還過得去的薪水，提供好的福利和可以忍受的工作環境。今天，“會中之會”的思想已經吸引了厭煩了的廣大工會官員的註意力。許多國際工會已經組織起來進行集體談判。當然，服裝工人聯合會仍然是一個開放的組織。由杜賓斯基。（David Dubinsky）建立的由工會代表們組成的工會領導核心堅持自我犧牲的原則。
培訓協會被解散了，但卻留下了一個重要的真理：除非吸收激進青年中最具獻身精神的人加入，工會不能指望再度成為美國人民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也許會有人認為，60年代出現的新的社會運動，因其在一種雙重意義上背離了密爾斯（C．Wrisht Mills）所說的勞工形而上學（Labor Metaphysic）而得到限定。50年代的一代仍然把勞工運動視為全球社會變革的閃電律；在與資本進行鬥爭的英雄般的幻想中，勞動者自我解放的浪漫主義思想勾畫出他們的希望。
麥卡錫時代（the McCarthy era），勞工運動鬥爭性的明顯衰退，消費者社會的出現——這一切都沒能嚇倒這為數不多的激進分子，他們每星期五都在白馬酒吧灌上幾加侖啤酒，與披頭士們和過去文學激進運動的老兵們在擁擠的房間裏推推搡搡地走動着。那是惟—一場沒有被30年代反蘇浪潮摧毀的文學激進運動。當然，其最後的休息地是所謂的“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而它的刊物則是《遭遇》（Encounter），但卻不是50年代的《評論》或《黨派評論》。伊斯特曼（Max Eastman）也許是一切記者和編輯中最偉大的人，最後竟然成了極端保守的雜志《讀者文摘》的撰稿人。
在這次轉嚮右傾的潮流中也有些人並不隨波逐流。他們試圖與歐文·剋利斯托爾派、錫德尼·鬍剋派以及其他一些人保持距離，對這些人而言，斯大林的表現一勞永逸地證明了自由的民主比任何可能出現的革命社會主義都優越。例如，有一個小團體團结在《持不同政見者》（Dissent）周圍，這份刊物是歐文·豪（IrvingHOwe）和劉易斯·寇澤（Lewis Coser）於1952年創辦的。還有一個更小的團體跟隨在《新政治》（NewPolitics）的旗幟下，這是朱利葉斯·雅各布森為在知識分子中保留一個獨立的馬剋思主義者的聲音而作出的嘗試。從一種角度看，豪與正在從先前激進的知識分子中形成的保守或自由的多數派相似。他完全同意拉威的判斷：不管資本主義多麽可怕，斯大林主義以及東歐都代表着一種更糟的選擇。但是，豪仍堅持自己的信仰：民主社會主義在自由剝削和極權主義的對立中是一種現實的選擇。而他的同齡人則在一種有組織的左派的幻想中完全失去他們的信仰。
國際共運發生了後斯大林危機，緊接着，美國共産黨就土崩瓦解了。1956年，赫魯曉夫（Khrushchev）在蘇共第二十次黨代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報告，之後，這一危機變得更加嚴重了。當時，由於認識到政治鎮壓是法西斯主義的預演，美國共産黨實際上已轉入了地下，因此，相對地說，美國激進青年多未受到這一事件的影響。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都很同位共産黨，但仍為其保守和謹慎的行事態度而憂慮。黨內的爭論和隨後斯大林罪行的公之於衆使我們的心情無法平靜，黨內左派明明白白的錯誤也讓我們大為震驚。我們非常渴望與某些激進勢力有聯繫，但並不想加入美國共産黨，特別是因為黨的右翼已被和平主義者馬斯特（AJ．Muste）關於在有民主思想的左派中重新組建政黨的呼籲所吸引。1957年和1958年的幾個夜晚，我乘船渡過哈得沙河，去聽取各個托洛茨基派別中左翼的意見。被稱為右派的共産黨領導人同馬斯特本人就建立一個新左派的前景展開了討論。他們討論了與蘇聯共産黨和美國共産黨保持獨立的必要性，在社會主義原則下不斷堅持民主權利的必要性，在群衆鬥爭的基礎上不斷努力以圖重新活躍勞工運動的必要性，也討論了對迅速發展的和平運動進行強有力幹預的必要性。自從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6年他那次失敗了的競選中吸納了禁止核試驗的原則以後，和平運動已顯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福斯特的保守派與總書記尤金·丹尼斯的中間派曾經結成聯盟阻礙過共産黨民主化改革的實現，因而在民主社會主義者中間引發了一場是否同少數有改革思想的共産主義者保持關係的爭論。同時，1959年，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工業民主聯盟認為到了該對塗於癱瘓的學生組織進行重組，使其恢復組織活動的時候了，於是請聯盟在密歇根大學的分會負責這一任務。作為一個團结的口號，“工業民主”這一概念已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這是那個時代的並發癥。學生領袖哈伯和湯姆·海登因此堅持這一組織中的學生社團的名稱應該改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他們二人與工業民主聯盟的主席麥剋爾·哈靈頓所持政治觀點相同，但是堅持“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常委們都應該更保守一點。我第一次在白馬酒吧見到哈靈頓時，他正處於文學的新托洛茨基階段。他的文學批評比他的政治榮文更有名氣。在雅各布森的《新政治》和更保守的《持不同政見者》中，他的觀點更接近前者。他把自己當成一個革命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者，相信能夠在工人社會權利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勞工黨的組織。他支持其組織中廣泛存在的“第三陣營”社會主義獨立聯盟的立場，而不是親西方路綫的《持不同政見者》。
作為一個受到以前人民陣綫影響的工會分子和民主黨積極分子，我在60年代早期就與哈靈頓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爭論過後來導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與哈靈頓一豪的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的有關問題：我的觀點是，勞動人民和工會主義者除了在民主黨內部尋求改革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反腐敗引發了對黨綱和黨章進行改革的運動，運動的多樣性以及50年代後期的和平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為新聯盟的産生提供了機會。新聯盟起碼要經受得住黨內最保守的右翼有效的挑戰。當時哈靈頓持傳統的第2方立場，在世紀之交就已被非共産黨的社會主義者接受。助年代的後期，哈靈頓的思想又改變了，但他不久便發現，新的激進派在他和豪離開的地方又振作起來。
因為紐約是一個民主的大本營，紐約的民主黨員們更為關註的是黨內的領導權問題，而不是擊敗共和黨的問題。在初選階段而不是在大選階段，意識形態和權力就受到了質疑。由一些工會活動分子（主要是服裝工人）和野心勃勃的律師組成的自由黨早就失去了權力平衡的作用，變得無足輕重了。在1954年大選的災難性表現之後，美國勞工黨中更多的左翼消失了，它的一些積極分子現在已經加入了改革民主黨。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的主要問題是它能否成為一個大衆自由黨，也就是說，在製定黨的政策方面，它能否發動起職業的選民來。
這些就是這架政治機器的最後歲月，它既是一種文化的形式，也是結構更加嚴謹的政治權力。這架機器建立在機構資助的基礎上，公民就業的社會服務係統的引人，社會總體服務係統的職業化，都使這些資助機構的作用受到削弱。不止於此，戰後，工人階級和中下層人民以及這架機器的選民基地越來越郊區化，60年代早期，我在百老匯一百零八街的一傢老式的愛爾蘭酒吧裏用晚餐的時候，發現酒吧提供日本飯食，卻以吉尼斯黑啤酒佐餐，這是上西區的人開始嚮郊區移動的一個早期現象。同樣地，格林威治村也不再衹是藝術傢們的藏身之地，它也容納了後來民主改革運動的領袖們：例如，斯坦利·格勒——他在第十二街擁有一套漂亮的新式住宅；艾德·戈爾德，費爾柴爾德出版公司的一名記者；艾德·考什，一個擁有極大政治野心的律師；薩拉·斯科思考夫，一個年輕的職業政治傢，我還是青年民主黨的領導人的時候，在新澤西州的伊塞剋斯縣史蒂文森的競選活動中見到過她。
約剋維勒（York Ville）曾經是德國的機械師和匈牙利的勞工們居住的地方，是和美國塞斯特斯各普一樣的工廠。50年代初，我就曾經在裏面工作過。這裏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東區。該區在議會中的利益是由溫和的洛剋菲勒共和黨來代表的，但該地區仍然有一個工人選民支持的很有實力的民主黨地方組織。這些地區來了一個年輕的左派律師，他同約剋維勒領袖們以及黨的老戰士哈靈頓一起從事改革運動。他就是刑事案件律師馬剋·雷恩（Mark Lane），專門代表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去打那些看來毫無希望的刑事案。他對引起公衆註意有着準確無誤的感覺，能夠憑第六感官敏感地抓住公衆的政治想像力，他擁有一種非凡的才華，這使他走上了成功的職業政治生涯。但是，他不是生來就有一種特別生氣或超然毅力的人。在私下的交談中，他是害羞的，衹有在面對廣大聽衆的時候，他的言辭纔會激烈起來。在約剋維勒的萊剋星頓大街，他在貧民屋中租了一間房，這種地方現在已經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他最近也與他那作演員和流行歌手的妻子瑪莎·施拉姆（Martha Schlamme）分了手。我們是經由他的姐夫比爾·努周介紹認識的。比爾·努周是卡車司機、汽車司機、倉庫工人和傭工國際工人兄弟會的一名官員，他也曾一度榮耀過，在50年代後期出任過這一命運不佳的兄弟會的主席。他實際上已成為紐約勞工界的重要人物，使該會沒有放棄工會運動，但現在他衹是兄弟會在當地的一個業務代理。努周要求我為雷恩進入州議會出一份力，雖然我當時住在新澤西的紐瓦剋，但我還是答應了他。現任民主黨領袖的防守已不如平常了，主要是因為在維托·莫坎托尼奧的左翼黨失勢之後跟隨着愛爾蘭和意大利高政治傢的東哈萊姆地區波多黎各選民開始追求自己的生活，但馬剋·雷恩由於為貧窮的波多黎各人代理案件而贏得了聲譽。
雷思後來在立法界度過了短暫而有光彩的一段時間，也因此成為引人爭議的人物。他的最大成績就是揭露共和黨議會發言人卡利奧和一幫商人為掩蓋醜聞而製定的非法計劃。那個醜聞後來導致卡利奧下一次選舉失敗，而雷恩本人則一躍成為推行廉潔政府的政治傢和和平運動活動分子中的明星。到1961年底，他召集包括我在內的支持者舉行小規模的會議，以决定他是否應該尋求第十九選區改革民主黨的提名。這個選區是“U”形，開始於西區，接着在巴特雷彎過來，最後到達下東區。裏奧納多·法布斯特恩（LeonardFarbstein）是它的代表，這是在幾近傳奇式的人物卡米思·德·薩皮奧（Carmine De Sapio）領導下，仍然強有力的民主黨政治機器的一個産物。法布斯特恩並不比紐約議會代表團中其他議員更差。他在這架政治機器之外的政治基礎是下東區十分傳統的猶太社會。但這一曾經令人生畏的政治力量由於人員嚮郊外和嚮布魯科林的流出、波多黎各人的大量涌入已經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1960年改革派成功地擊敗了薩皮奧本人，第一次贏得了西區大多數俱樂部的控製權。其他嚴重的挑戰在切爾西（Chelsea）地區加劇。在這一地區，新的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負責的合作機構正在取代碼頭的貧民窟。為了同法布斯特思較量一番，雷恩首先必須完成改革運動，雖然在阿爾班尼，他是最有名的主張改革的立法者，但他還不是這一地區的居民，該地區其他改革者也想得到提名。
1962年上半年，雷恩請我做他的競選經紀人。我們一起進入了一個較上層的權力圈子，這個圈子裏有那時還沒有着穿競選的哈靈頓，剛剛宣佈參加議會競選的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還有曾在維托·莫坎托尼奧的組織中做過頭頭、現在在約剋維勒民主黨的俱樂部裏表現活躍的沃勒斯特恩。從一開始，雷恩就被指控為是外鄉人，身邊都是一幫來自外地的政治投機者。但是，他的競選活動受挫是由於另一個也許是更致命的弱點：他總是為解决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一個組織去戰鬥，這些問題對他來說，如果不是全不相幹，也是次要的。因為改革運動是一種反體製的聯合，其主要周的是消除民主黨內的腐敗現象，這些腐敗現象主要是指接受資助方面。簡而言之，改革涉及到程序的修改和一種適用於專衆人士億社會極分，以確保被選舉出來的官員是民主選舉的結果，最優秀的人士會得到這些工作。在這些問題上，雷恩說得很響亮，但口惠而實不至，實際上過多地註意了那些推舉候選人的人。他以對公共問題的關註參選，雖然在一開始議會競選的時候，他不得不廣泛地使用反腐敗的主題。1962年春，我們試圖通過提出加強美國對越南的干涉，不斷提高對貧窮的關註，以及改善本區擺展居住條件和工作狀況的重要性等問題來猛烈攻擊那些改革派。事實上，在競選的最後，所有候選人都對霍恩翩綱領作出反應，認為越南問題是令人費解的，不正常的。不過，就運動本身而言，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紐約、伊裏遊、加利福尼亞和其他地方的改革民主黨顯然是站在黨的自由派的立場上，但他們的主要興趣在於控製的問題，而越南問題、核武器和公民權利與該宗旨並無多大關係。另一方面，雷恩認為議會是製定國傢政策的地方，程序問題使他毫無耐心。
改革運動是美國政治新風格的一個早在體現，大批中層職業人士和小工商業者參加了史蒂文森的競選運動，這使民主黨成為一個群衆組織，成為一個超越領導人聯盟的勞工、黑人、職業政治傢和一部分資本傢的群衆組織第一次有了可能。在這裏，中心問題是純潔政府和人民政治而不是和平、公民權利和經濟公平，雖然，毫無疑問，運動會成為解决這些傳統問題的手段。實際上，這一新的政治階層的一個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勝利就是其典範人物，來自南達科他的歷史教師喬治·麥剋高文（George McGovern）獲得了總統提名，成為政治傢。
雷恩在爭取權力的鬥爭中失敗了，不久，他就退出了議會的席位。他的以經濟公正問題至上為基點的政治迅速退出了政治舞臺。後來，他通過對肯尼迪遇刺事件無休止地秘密調查這種相當古怪的方式重新進入了60年代的話語中。
整個60年代，我都與伊夫林·利奧普爾德（EvelynLeopold）保持着友誼。雷恩競選的時候，他正在參加考什競選的那些主要的活動。考什是代表村獨立民主黨參加競選的，當時，伊什林與數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住在西區第二十一街。她是在1960年編輯道格拉斯大學學報的時候遇見他們的。海登那時是《密歇根日報》的編輯，正組織大學學報的編輯們爭取公民權利。我第一次來到二十一街，是漢伯接待了我。他是當地居民，現在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負責人。他身上沾滿了油墨，哈靈頓在1962年春末仍然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視為有經驗可信賴的顧問一類的人物。與他的妻子凱西（Casey）住在公寓裏的海登和哈靈頓一樣是有着愛爾蘭天主教背景的中産階級的半西方人。像哈靈頓一樣，他舉例說明格言“你可以把孩子帶出教堂，但卻不能把教堂從孩子心中帶走”。
湯姆和艾爾那時正在為這個相對年輕而又規模很小的組織籌備一個全國性的會議。”這個會議將於六月份在密歇根的作倫港舉行。湯姆負責起車組織的政治宣言。他剛從南部旅行回來，在那裏的一次公民權利的遊行示威中，他被當衆好揍一頓，這使他有資格成為一個傢生命投人冒險的人。作為第一任“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主席，他顯然是最知名也許還是最有影響的領袖人物，但他决不是唯一的一個。他使這一不到二百人的小運動體現了精神和知識的力量，參加這一運動的大多數人都來自像密歇根、哈佛和芝加哥這樣的大學校園裏。“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聖誕節和夏季召開全國性的會議。其他時間人們通過信件、電話和兩位全國性的領導人的校園訪問來保持聯繫。由於它的一些成員也是那時很有實力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重要活動分子，成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學裏的重要政治傢、編輯，所以，“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變得非常引人註目。儘管它在數量上還無足輕重，但還是在1961年和1962年全國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大會上就公民權利問題組織了有成效的幹部會議。它成為不斷發展的大學改革運動，特別是學生爭取參與校園决策的鬥爭的一個真正講壇。它也為學生和平運動提供了契機，有助於學生和平聯合會的成立。
當時，我可能誤解了民主改革運動，但是，我不會弄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道德至高無上的信條。這是60年代意識形態的主旨最為清楚的表達：力圖讓生活充滿一種現世的精神和道德內容，賦予日常生活以個人意義和目的。
改革民主黨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都相信他們自己是新的歷史的主體。學生作為黑人或作為一個新的階級的他信條衹不過是這一代人把自己與舊的勞工哲學區分開來，宣佈自己有能力來命名那壓迫人性的制度的一種笨拙的方式。多方收集資料，後由海登寫成的《休倫港直言》（Port Huron Statement）保留了一個自由爭論的輪廓：它的行文中再次強調了經濟和社會公正的問題。但是，副本中涉及到金斯堡之後的一代，這一代不僅為自己擁有最優秀的頭腦而驕傲，而且也宣稱自己具有的主體性。
“參與民主”，為“人民”而奮鬥以“控製他們自己的生活”——這一目標明確地反映了他們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那些太年輕而又遠離直接權力的學生無法擔當民主改革的選舉大任，但是他們痛駡那些現存的機構。這是一個用他們自己的機構來取代原有的控製機構制度的問題。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改革衹是在取消現存政治權力的範圍內纔是有用的。
到了六月，我實際上已經和伊夫林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成員一同住在第二十一街上了。他們從辦公室下班回傢，我從工會回來，我們會馬上投入到關於勞工運動、公民權利、民主黨和肯尼迪政府的長時間討論中去。作為一個相對弱小的政治團體，他們承認他們需要在所有這些方面尋找同盟軍。海登試圖從瓦爾特·各瑟（Walter Reuther）和聯合汽車工會（UAW）得到資助，於是他去了底特律與他會面。但是，儘管讓學生組織扮演成人的角色，海登、漢伯、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鮑伯·羅斯（BOb R。88）和其他人並沒有討好工會和自由黨的領導人，因為他們相信勞工黨和自由黨的聯合在美國的政治中是沒有前途的。他們確實深深地相信，那些是屬於過去的力量，應該被廢除掉。通過妥協和尋求暫時的聯盟，他們確實在尋找一種可選擇的方式來促使美國進入一個民主的烏托邦。
在這一意義上，《休倫港宣言》在延續美國民主政府的傳統觀念、個人主義倫理、社會公正和拒絶社會主義話語等方面是出色的。它通過完全忽略蘇聯、馬剋思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問題與舊有的左派决裂了。在白勞德伯爵（Earl Browder）於30年代提出“共産主義是20世紀的美國主義”這句口號之前，就有人嘗試發明本土的激進話語。這裏原來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或工人階級統治，但是卻有“參與民主”和米爾斯（MillS）、維伯倫（Thorstei Veblen）的傳統；拒絶表述清楚的馬剋思主義概念。
帶來這一切的並不單單是冷戰，而是一種與激進的過去、宗派的爭論、外國的亞文化和毫無結果的計劃從根本上决裂的熱情。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過去並非令人反感，衹是它與現在的目的毫無關係。因此需要一種新的語言來促成組織的團结——海登和他的朋友們明白這一點。
這一新左派的歷史學家經常嘲笑“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任何會議上都花一半的時間先討論會議議程、確定爭論的原則。持同情態度的觀察者有時把這種奇怪的程式歸咎於他們的缺乏經驗或是缺乏切實可行的政治文化。這種批評誤解了新左派的本質。用一個詞來概括，新左派的本質就是“過程”。這表明一種宗教體驗的回歸和昨天紅色政治之抽象概念的倒退。人們極其詳盡地製定出個人的和程序問題，以此作為一種把個人的東西融入政治的方式，一種憑感情而言是憑利益（政治的理性）去創造一個社會的方式。因此在某些方面，“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全國性會議就是一種魔咒的放縱和泛濫。修辭的重複，程序的爭論，道德對善、和平等的召喚都是建設社團過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種心理的政治體驗。在將傳統的政治相互影響變為人們所描述的“運動行為”當中，“過程”扮演着瀉藥的角色。這一方式促使很多立派和自由派政黨走嚮分裂。
從1962年到1965年，我都參加了這些會議。作為一名顧問，我與其他人一起被睏禁在會議室內。這一工作實際上從我在二十一街住的時候就開始了，但是，那時我的興趣還不足以把我帶到“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會議上來。我是被《休倫港宣言》的餘輝捲入這些會議的。共産黨領導的青年組織杜波依斯俱樂部也嚮會議派來了一個觀察員。他是個叫做馬剋曼（Marvb Markma）的羞怯的小夥子，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人們認為沒有什麽害處。但是，當一個善意的共産黨人被允許旁聽“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大會的消息傳到工業民主同盟那裏的時候，頓時一派嘩然。會議（已經成了新左派傳統的一部分了）期間，哈靈頓和其他委員嚴厲痛斥學生民主社會黨領袖們在政治上的幼稚：由於30年代和40年代曾經有過親眼目睹共産黨統治美國左派那種痛苦的經歷，作為忠實的反斯大林主義者，委員會的結論是共産黨不衹在各種問題上犯有錯誤，而且它在會議上的出現也不利於民主左派的重建。這不是一個政治差別的問題，而是一個民主和專製能否共存的問題。
如果“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袖們幹脆同意禁止共産黨人參加以後的會議，這一事件就會平息下來，因為從來就沒有任何决議允許他們參加進來。但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卻選擇了把整個事件當成新老左派之間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次正面衝突之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尋找其他可能的渠道與勞工黨和自由黨進行接觸。前工會組織者、當時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雷·布朗（Ray Brown）、我、還有其他幾個人被邀請在全體大會上發言，主持研討會，隨時準備作他們的顧問。那時，我29歲，雷·布朗比我大一點。大部分學生已經進入研究生院或為自由組織和和平組織全職工作，年齡相差不過五到八歲，但卻是在不同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們幫助他們是因為我們和他們都相信一個新的運動正在誕生，如果不擺脫過去的束縛，它就不會成功。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一樣，我相信共産黨有些令人生厭，而且也相信反共産主義是50年代災難的根源，勞工和進步運動由於在對待像蘇聯這樣的問題上存在的偏見已經嚴重受挫。我也同《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left）的賴特·密爾斯（C．Wright Mills）、詹姆斯·維因斯坦（James Weinstein）、威廉·A．威廉斯（WilliamAPPfeman Williams）和其他人一樣，相信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的運動衹有在吸收了左派孤立主義的主張之後才能發展起來。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並不同情美國共産黨和蘇聯，但是這一代人是從人所共知的麥卡錫時代那些政治壓迫、知識審查的黑暗日子中誕生的。據信，美國共産黨受到的迫害並不全是因為它同蘇聯的關係，還因為它在美國主要外交政策方面與政府持有不同政見。在這一意義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成為一支“反對”反共的重要力量：它堅持冷戰應對民衆參與民主的機會遭到破壞負責，它是中央控製和管理日常生活的一種表面現象，是將美國人的夢想歸納為一致性儀式的一種隱喻。在對一種新的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在對麥卡錫時代恐怖政策所尋求的政治補償中，“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衹是不得已纔為共産黨的權利辯護，它也明白，共産黨本身對民主制度並無威脅，因為這個黨還很弱小，事實上，為了生存，它還不得不維護這些制度。
但是，新的運動註定要拒絶以前人為榜樣，它既不選擇馬剋思主義科學的道路來作為其創始人在麥卡錫時代投降之後從道德上進行補償的歷史替代物，也不選擇30年代夢幻破滅了的激進知識分子所走的冷戰自由主義的道路。相反，“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是後匾乏（Postscarcity）一代的民族主義第一次有組織的表達。他們的思想主要指嚮恢復業已衰退了的美國民主制度。更確切地講，是建立人人參與的新制度以取代現存的官僚機構。問題是如何利用已經存在於人民政治文化之中的顛覆因素。對於新左派來講，如果不是否定的話，談及蘇聯遺産的問題就毫無意義；舊左派的各種團體對實際上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特點偏執地堅持被認為是左派在美國生活中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新左派非常關註種族問題、第三世界革命問題，把公民權利和獨立運動與恢復民主聯繫起來，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將有助於重建中産階級的道德。
多數新左派都對一種集體遺忘癥負有罪責，他們拒絶這樣的思想：歷史知識和生活傳統能夠避免重犯過去的錯誤。他們認為行動和體驗高於歷史和記憶。在這一方面，他們有一個廣泛傳播的信條：“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他們還認為老人們很自然地會以某種方式被記憶和信仰以及思想和行為的習慣所睏，是應該被埋葬的一代人。類似這樣的觀點衹能給人以幼稚的印象。
不僅僅如此，還有一種被薩特稱之為“實踐惰性”（practico－inert）的近乎偏執的恐懼。換言之，承認行動的極限就是對失敗的追求。毫無疑問，這一謬論産生了一係列的災難。不走運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有一個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ERAP），用組織起來的力量去干涉黑人貧民區和白人底層聚居區的活動，這産生了很強的宣傳效應，但對居民們卻沒有任何的好處。1963年，海登和卡爾·惠特曼（Carl Whitman）起草了一份戰略性的文件《邁嚮窮人的多種族運動》。
在這份文件裏，通過將學生和其他中産階級類型的研究和組織技能與窮人真正反對資本主義的需要和要求結合起來，他們為一個多種族的聯盟進行辯護。作者相信窮人這一“階級”是不同於工人階級的。這些思想在1964年的夏天被付諸實踐，從而使經濟研究和和平計劃進入了紐瓦剋、巴爾的摩、芝加哥和其他北部城市。北部學生運動也進行了沒有多少種族色彩但同樣鼓舞人心的努力，他們在黑人孩子中實行掃盲計劃，援助1964—1965年鼕天哈萊姆地區的罷工。但是，文件中沒有說明的概念是：白人衹有通過幫助黑人獲得自由才能夠有所補償。這一責任概念的使用和美國傳統的廢奴主義概念一樣不再新鮮。
社團組織、選民登記（主要由南部黑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j組織）和教育計劃嚮自由黨的州以及支持它的制度發起挑戰，從而為廣大參與者提供參與的便利。學生激進分子為改善居住條件、工作和收入狀況而鬥爭，反對酗酒和吸毒，矛頭直指自由民主專製的一面。
這些計劃大多在數年間便告終止了，但它們卻帶來了一些有趣的教訓。拿紐瓦剋計劃來說，在幫助實施經濟研究和和平計劃的時候，我扮演了一個相當活躍的角色。紐約抗租罷工得到發展，我出任紐瓦剋的剋林頓·希爾睦鄰委員會的副主席，一直幹到1963年。這是一個以保留社區多種族特色、提高生活條件為宗旨的組織。自1955年成立之日起，該委員會成功地抵製了聯邦負責的城區重建計劃，從此聲名鵲起。聯邦城區重建計劃是由多個公司和自由黨人操縱的計劃，是政府改進陳舊的老城區的關鍵步驟。雖然該委員會在這一變化迅速的城市成為一支政治力量，能夠減緩人口遷移的進程，但是，我們正在抵製的人口和經濟的力量十分強大，難以阻擋。當“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决定嚮校外組織作出承諾的時候，在許多人當中，他們找到了我，咨詢應該如何行事。在我的安排下，委員會邀請了他們協助工作；事實證明這並不是無意安排的結合。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小組自稱為紐瓦剋社區聯合會計劃，並在該城市的南華德（south wara）建立了基地。但是，學生組織與委員會之間很快便産生了衝突。委員會把很多有興趣以實施準則和其他方式保留鄰居關係和財産價值的黑人和白人居民視為自己的成員，而“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則把這些對象看成既有限又無可救藥的中産階級，因而與委員會分裂，逐漸將其所稱的轄區移到希爾下區，那裏的人們更貧窮，房屋更破爛不堪。在那兒，他們不僅劃定了一塊地盤，而且還分清了與委員會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他們認為貧窮的人和工人階級的居民經常有不同的需要和要求。工人階級的居民希望鄰居更安全，學校更好，街道更清潔，路燈更亮。而在這個破爛不堪的地區生活，兒女缺吃少穿，靠領取社會救濟金過活的窮人則需要政治權利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因而，對於這些絶望的選民來說，更適合他們的形式是聯合會而不是委員會。委員會在選區政治中陷入睏境的時候，紐瓦剋社區聯合會計劃則因為大多數來自下層的成員沒有進行投票登記而主張直接行動。這不是一個找到最小公分母以團结最多數居民的問題（這是委員會的政策），而是一個弄清窮人與富人、人民與國傢之間差異的問題。後來，紐瓦剋社區聯合會計劃被迫為它在選區政治中獲得的利益進行辯護，圍繞着候選人和議程的具體問題，他們達成了傳統的聯盟。但是，這一組織在單一問題聯合基礎之外就社區組織的新政治進行了闡釋。一個聯合會不再包含貿易或藝術的內容，而是一個社團，一個大衆從分離達成融合的場所。
不論從宗派主義還是政治淵源來講，這一革新都是驚人的。在這篇文章裏，我們不需要停留在海登不幸的宗派主義傾嚮和個人的權力政治上。到1964年，他已經成為紐瓦剋社區聯合會計劃的領導人。但是，真正使這一組織有意義的卻是它創造性地融合了傳統的象徵（如“社團”和“聯合會”），承認窮人自我表現的需要。回顧過去，我們發現更重要的是這一代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以及其他組織為後人嚮流行的再規模式進行挑戰提供了榜樣。在美國政治中對新左派進行闡釋的並不是他們建立的組織，而是對民主和集中對立統一的結構，對利益和社團對立統一的結構，對選舉和參與對立統一的結構。這種結構實際上為60年代後期多層次的運動創造了一種意識形態的空間。
這是一代人的運動，而不是一個階級、一個種族或具體利益、具體問題的運動。這是由他們父輩塑造而成的一代人，是戰後流嚮郊區的移民和職業社團鄰近大城市造就的一代。在那兒，幸福成為經濟安全和最大量消費的同義詞。作為一種反應，新的一代試圖創造多種不同的政治，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社區；事實上，人們可以認為新的政治是這種公有社會衝動的産物。一些人在南部鄉間的貧民區裏尋找這種社區，而另一些人就在北部城市的移民區裏尋找。一個小的但是重要的群體在中心城市裏建立了一種反文化：東村的藝術，弗吉尼亞、加利福尼亞和佛蒙特的農業，明尼蘇達和紐約州的手工業。這些先鋒派運動有很多形式上革新的痕跡，但是，他們深信，改革制度的努力註定會被對手所吸收。因此對自由社會的批評便采用了這一運動的形式，在生活、工作和性的空間裏尋找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聯繫，在自給農業和小手工業的基礎上，保持一種互補的經濟。
也許會有人反對說公有社會的運動是天真的，它們的成功，大的方面講，取决於美國長期的富足；小的方面講，取决於越戰産生的經濟膨脹。確實，“參與民主”的觀念、理想社會的觀念、反文化的觀念是過於武斷的，從歷史的角度講也是過於具體的。但是，將其特徵歸結為階級根源，或者把他們的社會和政治意義作為自我陶醉或更壞的東西而一筆勾銷，實際上就是從社會保守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事物。
在60年代確實有兩種反文化。我指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文化，那些從事直接民主政治的人，那些用新的方式組織傳統的選民的人。第二類是文化的激進主義分子，藝術傢、作傢和尤為重要的搖滾樂手及他們的聽衆。對他們來講，性愛革命是一種政治運動。辨別這兩種傾嚮之間的差別是很重要的。即使它們有某些一致的地方，在它們之間也還存在着相互明顯的敵意。文化激進分子認為，國傢及其機構內部鬥爭是沒有希望的，也是不切實際的。對他們而言，重要的問題是自由，是與衆不同的自由，從政治方面講是脫離政府的自由。這一信條並不妨礙他們的政治行動，但是其形式是不同的：在中央公園和其他地方進行吸煙聚會和嬉皮士的自由活動，這些公開的違法行為明顯表現出他們蔑視一切的態度；在下東區、舊金山的黑什伯裏和其他城市搞建築藝術和文化社團；在咖啡館朗誦詩和故事；新的衣着方式，新的性標準，以及暗中傳遞毒品的音樂會等等。
像“性、毒品和搖滾樂”這樣的口號沒有能夠遍及60年代社會現實的很多階層，經濟的反傳統文化群體，村落和各類其他社區最終屈服於人際間的爭吵、外部的經濟壓力，或政府機構的挑撥等諸如此類的事情，這些都無關緊要。在人們記憶中留下的不是這一代人那種誤把人數增加當作是政治權力的狂妄自大，也不是那些賦予自己以神秘力量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傲慢；這些越軌的行為衹不過是歷史遺忘癥的表面現象。美國的過去和其他國傢的過去一樣神秘，在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也和其他國傢的過去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有的分量一樣重。區別在於美國人普遍認為，衹有那些光榮的部分纔構成他們的傳統，是美國人就應該剋服一切睏難。因此，新左派在雙重意義上是美國式的：它試圖為今天創造一個新的過去，而不是追尋真正的過去。它用一種尼采的方式宣稱他們的願望終獲實現，並有無限的能力以自己的形象塑造未來。60年代的文化政治留有神秘因素的痕跡，從根本上不同於法國以外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傢。在法國，“一切力量在於想像”的口號代替了所有的傳統關懷。
當時，學生和青年運動的很多老朋友都驚訝於新活躍分子的傲慢與自大。我們把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界綫的忽略歸於他們的缺乏經驗、傲慢和妄自尊大。當然，這些大多是準確的。海登對批評無動於衷；卡爾·惠特曼，這個真正發起紐瓦剋計劃的人，其說教到了一種荒謬的程度；其他人也同樣為他們的組織無所不能這樣的幻覺所睏擾。這些因素都是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和其他團體，如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西海岸自由之聲和反戰活躍分子，以及北方學生運動之中産生反對派的根源。另一方面，共同的信心和使命感為他們帶來了成績。1965年4月，華盛頓爆發了“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為反對越戰而舉行的宏大示威遊行。但是，該組織沒有針對這一事件采取進一步的行動，以致各種各樣的社會民主人士和激進分子都抱着懷疑的態度冷眼旁觀。而像馬斯特、斯陶頓·林德（Stoaushton Lynd）、傑利·魯賓（Jerry Rubin）和我本人也不得不為四月遊行和壯大的反戰隊伍進行聯絡工作。令人震驚的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仍然相信他們的未來有賴於在窮人和邊緣團體中間建立地方組織。這一觀點的主要傳播者是海登，此人後來成為有名的反戰活躍分子。
1964年，維因斯坦（Jim Weinstein）把辦了四年之久的《左派研究》從他的出生地威斯康辛的麥迪遜帶到了紐約。雜志是由學生在威廉·威廉斯的指導下發起的。威廉斯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歷史教授；現在人們廣泛認為是他領導了美國歷史文學創作派，也被人稱為修正主義派。威廉斯與瓦爾特·米爾斯一起公開敦促年輕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活躍分子同一切傳統激進主義方式决裂，特別是同把神聖的歷史權力賦予工人階級的那些信條决裂。布爾什維剋革命對於美國左派的命運有着異乎尋常的意義。
50年代後期，威廉斯聚集了一大批學生。他們當中有些是來自年輕的共産黨國傢的難民，像維因斯坦、戴維·易金斯（Dave Eakins）、馬提·斯剋拉（MarlySklar）、麥剋爾·雷伯維茨（Michael Leibowitz）和羅思·拉道施（Ron Radosh）。他又吸收了一些更有前途的年輕歷史學家，很多人還太過年輕，不能夠胜任領導50年代業已組織起來的左派。但是，他們同情激進的政治傢。總的來說，這可能是那個時期所有美國大學中擁有最多有才華、有頭腦的追隨者的。《左派研究》的建立旨在為一個新的左派的發展提供知識方面的援助。它的第一個議題在新的年代一到來的時候就提出了。它刊登了米爾斯的《緻新左派的一封信》作為這一知識分子先鋒組織在《休倫港宣言》之前的宣言。信中米爾斯第一次係統闡述了美國新左派的信條：放棄勞工哲學；不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陷入涉及蘇聯、中國或者任何美國之外其他國傢的爭論；重新發掘美國傳統，特別是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承諾以及平等和團结，反對大公司在美國生活所有方面的統治；支持國外的民主自由運動，但不支持任何具體形式的政府——這些衹是簡要的指導性原則，它們成為《左派研究》的綱領。
這一項目歷時七年，以提綱挈領的方法對美國歷史和現代政治進行的一次具體的考察。維因斯坦擔任領導，其中一部分是因為他幾乎為雜志提供了所有必需的金錢，另外也因為他對威廉斯和米爾斯起草和製定的主要原則最忠誠。在他所研究的美國社會主義歷史的領域裏，他采用了這些思想來研究歷史上團结的和分裂的左派：選舉與直接行動，蘇聯的問題，階級與區域政治，民主黨內的社會主義運動與改革鬥爭，群衆黨與先鋒黨。雖然他以前是一個共産主義者，但是，也許正因為此，他發現左派右派對戴伯斯黨的背叛導致了美國左派的失敗。態度堅决地抨擊戰前老一輩社會主義者的立場。確實，從一開始，《左派研究》就試圖在美國重建一個多傾嚮的社會主義團體，以便能夠成功地爭取到選區席位，為教育和文化的發展提供天地，在今日和平事業以及公民權利和其他社會運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60年代的語境中，美國左派分裂為兩派。一派想恢復列寧主義，使列寧主義人道化；而另一派則認為社會主義過時了，希望以不折不扣的民主來取代它。威廉斯一米爾斯一綫因斯坦的立場似乎是一個嚴肅而又站得住腳的選擇。
在最早的幾期裏，斯剋拉寫了一些關於威爾遜時代的精彩文章。在這些文章裏，他探索了公司自由主義的根源。斯剋拉認為作為對公司經濟活動的規範，這些改革表達的决不是大衆對資本的權力，相反，它是國傢和大企業重新結合的信號。在18世紀90年代以後，由國傢操縱的州際貿易委員會、鐵路委員會和其他政府機構是競爭理性化的手段，是加速重要領域壟斷進程的手段，其結果不會出現更多的大衆權力，相反，衹會更少。
威廉斯、科爾剋（Gabriel Kolko）和維因斯坦等作傢合寫的《共同理想和自由國傢》（1966）發展了斯剋拉社會福利政策的觀點，形成了美國20世紀的新觀念。“共同自由主義”可能成為60年代美國歷史學界最有影響的信條。此外，20世紀的平民黨、工會、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團體不是有意無意地被當成客觀的社團主義者就是被斥之為受到嚴重誤導，拒絶明確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代替社團政治。通過顯示社團本身也需要改革——雖然這一點已被證明在某種程度上有些誇張——新左派歷史學家還希望說明人民陣綫政治毫無意義，而共産主義者卻根據這種政治認為民主黨可以成為社會主義者切實可行的政治舞臺。因為，舉例說，如果新政衹是脫離軌道的極端主義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那麽，30年代共産黨的成功無疑是社團自由主義的左的面孔。斯剋拉和威廉斯為傳統的左派智慧提供了有力的平衡，在冷戰摧毀它之前，用反共的左派的話來說就是在共産黨受到了來自斯大林主義的致命傷害之前，共産黨一直是一支推動社會進步的英雄的、強有力的力量。他們認為就算可以無視共産主義對工業聯盟的貢獻，那麽不管工業聯盟是否從工人的觀點中獲益，它都與社會主義的觀點毫不相幹。《左派研究》並沒有走得很遠，並沒有對勞工哲學進行抨擊，因為它的大多數編輯仍然相信工人階級的主導作用。但是，儘管它們經常罷工，經常與個別雇主發生糾紛，它確實認為美國工會是社團自由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對手。
在維因斯坦到東部去了以後，因為大部分的編輯留在威斯康辛或分散到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學裏去了，所以他和李·巴剋桑達爾（Lee Baxandall）以及海倫·剋萊莫（Helen Kramer）開始尋找新的編輯。在他們到達後沒多久，《左派研究》組織了一個歡迎會，我也在被邀之列。在40年代後期，當我還是紐約一個中學活動組織者的時候就認識維因斯坦了。我是立足於東北地區的石油、化工和汽車工人的國際代表。他邀請我加入《左派研究》編委會，我答應了。在那之後的三年時間裏，直到它消失之前，我一直都是編委會的活躍分子。吉恩·基諾維斯（Gene Genovese）也加入了編委會；同年，美國作傢諾姆·伏魯西特（Norm Fruchter）也接受了我們的聘請，他在英格蘭居住時曾是《新左派評論》的編委。此外還有作傢兼批評傢、伏魯西特的大學朋友阿蘭·楚茲（Alan Cheuse）。此時的海登呆在紐瓦剋，歷史學家林德則剛剛離開了耶魯大學。
編委會從一開始就因思想路綫的不同而有了內部的分裂。看到一個由知識分子和活躍分子組成的組織出現了分裂是會感到有些離譜，但是ig65年以後的每一次會議都反映了這一組織在某些方面存在着類似的爭端。最主要的問題是60年代新的社會運動和團體有多麽重要，他們應該如何對待。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幾乎不掩示自己對學生、反傳統文化群體和公民權利組織的輕視。充其量不過居高；閑下地對他們作出一到和藹可親的姿態。其主要任務是針對當時的重要政治鬥爭提供不間斷的社會主義分析，用武斷而又尖銳的馬剋思主義的觀點對美國的過去進行評估。在刊物的政治態度方面，我基本上與維因斯坦站在一起，堅持認為社會主義必定會否定壟斷資本主義，刊物應該用具體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統代替美國的激進主義。同時，作為各種新運動的參與者，我擔心基諾維斯的老左派主義會摧毀刊物對各派創新精神能夠很快接受的特點。不幸的是，與在美國左派問題上的很多其他爭論一樣，這些爭論太過經常地形成對立：不是新的社會運動，就是意識形態的政治（雖然有人尖銳地批評僅左派的立場）。
最後，大傢都同意對各種組織以新聞報道和調查的形式進行批評。我為《左派研究》撰寫的催—一篇署名文章是關於勞工運動和社團組織的，是從社團自由主題的角度寫的。其觀點總是嚮改革派清楚地顯示沒有采納日晚的社會主義或反壟斷觀點的激進組織和社團的本質。經常得到伏魯西特支持的林德和海登認為運動就是一切。雖然林德在50年代曾是一個托派分子，出身於一個有名的左翼學者家庭，但他深受馬斯特激進的反戰主義觀點影響。由於歷史學家們奇怪地低估了馬斯特思想的重要性以及他領導的組織的重要性，所以，對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的某些活動進行回顧還是值得的。
在其早期的生涯裏，馬斯特是衛斯理教派一個傳播社會福音的牧師，但到了30年代，他成了一個革命的馬剋思主義者，組織了美國勞工黨。這一組織在1934年托勒多那場著名的汽車工人罷工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那場罷工是為産業工會聯合會的成立鋪平了道路的三場鬥爭中的一場。在一次嘗試問托派分子進行合併的災難性的慘痛經歷之後，馬斯特嚮着宗教左派的立場後退了半步。從30年代後期到1968年逝世，他組織和領導了一係列和平主義組織，最有名的是和解聯誼會（TheFellowshiP on Reconciliation）、戰爭抵製者聯盟（WarResisters League）、種族平等聯合會（CORE）。一戰期間，地勸告一些應徵入伍者從良心上反對戰爭。這些人中就有後來成為和平運動中反戰派的繼承者秋林格（Dave Delinger）。50年代和60年代，他幫助明確了核裁軍運動的目標並抵製徵兵。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正為製定反戰聯盟的無例外原則而奮鬥，以使共産黨人、托派分子和其他激進派都能同獨立的左派、自由黨，甚至是社會民主黨一起戰鬥。在這一原則下，將沒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到了50年代，馬斯特成了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同時他還是有卓越才幹的激進分子的組織者。他的觀點問共産黨和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根本的衝突。雖然化尊重並在某些具體問題上與進步的立法議員們一起工作，但他最努力的是倡導直接的、非暴力的抵抗運動，並將其作為實現社會變革最好最道德的對抗方式。他可能是甘地主義在美國最傑出的倡導者；但同時他又實行一種獨特的列寧主義，並把它作為一種組織手段用以領導美國激進的現實政治鬥爭。表面上看，馬斯特實行或建設實行一種不確定的組織方式，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都進行幹預，包括和平、公民權利運動、非洲人的自由、宗教和政治自由等諸多方面。他以個人的聲望與正在發展壯大的各派重要人物建立了非正式的關係。他平靜而堅定的談話方式，他在政治上明顯的成熟和高度的智慧吸引了很多更年輕的人，特別是正在尋求社會自由黨和左的宗派政治之外道路的激進分子。他在50年代業已衰竭的左派主義中發出一種不同的聲音。對他來說，直接行動不僅是達到具體目的的激動人心的策略，還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如果你坐到午餐桌邊，你就正擔負着見證人類不平等，見證創造一個理想社會是可能的；你正在做的就已經超過建立一個可以共享的公共設施，打破對黑人的種族歧視。林德就深受馬斯特的影響，我也一樣。
馬斯特自己有其隱含的理論，認為學生／中産階級的職業人員是一種歷史的力量。雖然工人階級已經顯示了在經濟公平和社會和諧方面的熱情，但是，馬斯特仍然在尋找另一些願意為拯救人性獻身的人，願意為喚起人們註意社會不公平、發動改革而奮鬥的人。他因此找到了追隨者——中産階級——的力量。這些追隨者中，有些成為公衆人物，最著名的有狄林格和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但是他的同志大多仍然默默無聞，他們是職業的政黨工作人員，極富創造性，願意為了理想長時間工作，同時可以衹拿很低的薪水。
馬斯特死的時候，他的合作者分裂為不同的思想傾嚮。“走嚮和平”組織的鮑伯·吉爾摩（Bob Gilmore）頑固地滑嚮和平運動的右翼，變得越來越反共，在風格和感召力方面都成為這一組織的主流。貝雅·拉斯丁在與馬丁·路德·金一起天才地組織了華盛頓大遊行、獨立組織了紐約激進分子群體之後，成為菲利浦·蘭道夫協會（A．Philip Randolph Institute）的主席。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協會走嚮黑人自由運動中好戰派的對立面。拉斯丁總是徘徊於激進的反戰主義和對聯合陣綫（the U－nited Front）的新托派極端的忠誠之間。最後，他與工人聯合會結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聯盟。狄林格仍然呆在左派陣營裏，在60年代民主解放運動覺醒的時候修改了他的和平主義信仰。作為主要的和平主義活動分子，他超越了馬斯特；但是，他缺乏後者的權威和妥協的才能，同時也缺乏使一個組織保持思想靈活的必要素質。
我第一次遇到馬斯特是在1963年，那時我任礦工委員會的主席，正在尋找名人為我們捍衛肯德基礦工權益的努力助陣。漲時，礦工們正被控以陰謀罪接受審判；他們未經許可便發動了罷工反對公司以及他們自己腐敗的工會。馬斯特當時在一些宗教圈子裏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物，他同意幫助我們聯絡其他人，包括前任部長、民主黨領袖諾曼·托馬斯（Norman Thomas）此人現在變成了一個環脾氣的治鬥士。但是，直到反戰運動早期的那些日子，我纔逐漸認識了馬斯特。我們坐在一起，協調委員會的事情。1965年的夏天，委員會開始得到發展壯大，隨後就爆發了勇敢的、紀律嚴明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華盛頓大遊行。我們都住在上西區，是鄰居，因此我經常在會後驅車到他西90號公寓的傢。我瞭解到，大衆心目中那個神聖的、性情有些暴躁的鬥上形象衹是真相的一部分。馬斯特是一個戰略思想傢，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還絶對他相信反對美國干涉的鬥爭是大衆激進運動的關鍵。他要求我也相信這一點。
後來，我成了和平勞工網絡的一分子。那時，六十五區的錫格·倫斯（Sid Lens）、托尼·馬佐其（TonyMazzocchi）和大衛·利文斯頓（D8vid Livingston）、正在肉聯工人聯合會的高爾曼（Pat Gorman）、服裝工人聯合會的弗蘭剋·羅森布魯姆（Frank Rosenblum）．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伊米爾·海西（EmilMasey）等人善意的資助下進行網絡的組織工作。馬住其是石油化學工人聯合會的常委之一，很顯然，他也是反戰運動中勞工黨最有才能的群衆活動組織者。當時，我對他的謹慎甚至是保守的方法提出過批評，但是他能夠聽得進各方意見。鑒於美國工人長期以來的反共情緒以及他們認為戰爭工作會消滅失業現象的態度，鑒於喬治·米尼（GorgeMeany）對任何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公開表示敵意，馬佐其因為尚未深陷其中，所以並沒有受到什麽傷害。當然，我早就退出了，因為1966年之前，在工會內外的反戰活動中，我已經變成了公衆人物了。
在馬斯特的影響下，1965年8月，林德在華盛頓召集了一個會議，其目的是為了給許多正想發動窮人、學生和黑人的新團體提供一個論壇。《無人代表者的議會》，正如其名稱所顯示的那樣，旨在抗議有代表參與的政府的虛偽，宣稱取得公平的唯一方式是直接行動而不是傳統的政治參與。該書促成了新反戰運動第一個全國性協調委員會的建立。這是一個由我和傑利·魯賓、弗蘭剋·艾姆普斯帕剋（Frank Emp。pah）領導的委員會。
林德和海登與舊左派有分歧，主要不在於具體問題，而是在於後者依賴政府行動、立法方法以及機構組織等等。此外，同其他的很多新激進分子一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新型的社會文化關係，而不是重組經濟所有製原則。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早期的政治經濟權利下放、創建非官僚形式、“讓人民决定”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以及用“社團”代替“社會”報p遵循托尼斯對於這兩個詞的著名的界定的倡導者，政府應該被視為一個為爭取社團、和平以及有關“人民”的其他問題而奮鬥的場所，而不是一個達成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工具。不過，最終的目標仍然是在最大程度上廢除政府的權力。
儘管林德那種緩慢的道德說教式的西海岸話語有的時候讓紐約人覺得無法忍受，1965—1966年的《左派研究》編委會的內部分歧並不是因為成員的性格各異，而是在新左派的基礎到底應該是什麽這個問題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分歧。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的確是因政見不同而與共産黨分道揚鑣，但是，他們仍然分別是徹頭徹尾的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社會主義者。而海登和林德則對“運動”這一概念有着極深的宗教式信仰，他們爭論說《左派研究》應該報道正在出現的社會運動中的活動；這一論點得到了其他委員會成員的贊同。論辯的中心議題是雜志究竟有沒有權力和責任去批評這些運動。海登尤為堅持，認為外面的知識分子應該把自己局限在公共事物上，肯定他們在當代政治話語裏的中心地位，並置身於普遍的解放運動。
這涉及到雜志作用的中心議題。這些年以來，《左滋研究》也許是數量日益增多的新左派刊物中最有影響以及擁有最多讀者的一種刊物。雖然發行量並不是很大，但它所刊發的文章卻廣為人們所討論。它的編輯都是運動中全國知名的人物。它的觀念被認為是最前衛的。維因斯坦、基諾維斯，還有我都把這本雜志看作是一個公認的新社會主義黨派的理論喉舌，這一新黨派將在運動的主要活動分子中逐漸獲取領導權。放棄了舊有的左派組織在我們並不意味着喪失了組織一個大衆的社會主義黨的希望。這個大衆社會主義黨可以推選自己政府部門的候選人，擔當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並最終在工會和其他工人階級組織中建立影響。海登、林德和伏魯什特認為，這些與現實太過脫節。他們及新的激進的一代並不想把自己局限於主流政治這個圈子裏。相反，他們正在尋求一種方式，通過行動去證實他們的社會存在和個人存在，去建立一個在普遍民主而不是代表製基礎上的新的道德秩序。
從這些論戰中，你可以看到導致運動在60年代後期走嚮分裂的原因的萌芽。維因斯坦認為，沒有政治方式的運動將不可避免地分崩瓦解。但是，他那經常是精確的批評卻沒能應對海登和林德提出的基本論點。在他們看來，要建立運動，必須為好多議題而奮鬥；這並不意味着想要去改變現存的社會，而衹是想提供另一種可能性。維因斯坦用政治的重要性代替了舊左派明顯錯誤的經濟决定一切的論調；海登和林德則對政治本身發起了挑戰，認為政治作為一種控製的形式，其壓迫性遠甚於經濟剝削。
我們這些委員會裏的社會主義者也沒能駁倒新激進主義的第二條原則：對個人絶對控製權的渴望；個人的權力已經被代表製的政府、工會官僚和非個人的大機構係統地剝奪。新左派意欲將權力重新還給個人（這一提法同通常會混為一談的“還權於民”不同，後者是黑人爭取公民權利運動的口號，其中個人利益是附屬於集體利益的）。在這一方面，海登和林德是最早批判、被後來的吉爾斯·德魯茲（Gilles Deleuze）和菲利剋斯·瓜塔利（Felix Guattari）斥責為聚合政治的人。海登和林德倡導一種微觀自由政治來對抗維因斯坦、基諾維斯和我所提倡的宏觀政治。
維因斯坦最終也陷入利益的政治，強化了諸如階級鬥爭、社團又由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概念。林德是不接受馬斯特的妥協立場的，他對萌芽於個體性的、精神恢復的和愛的運動更感興趣，此時的他對從理性主義的概念，即聯盟、聯合及政黨集團發展而來的政治策略不感興趣。革命將重塑我們的人性、讓我們回歸自己，並且，用馬剋思的話來說，重建我們的“人種’L運動必須以尊重其主體尊嚴為基礎、否則它就將不可避免地倒退回傳統的利益團體政治裏。激發這種理論的是早期的馬剋思主義思想和新教徒人文主義左的傳統，而不是革命的馬剋思主義。林德後來同愛麗斯·林德合寫了一本書《等級和檔案》，他在書中表達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在這本書中，工人們自己站出來談論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奮鬥以及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編委會內部的分歧日益擴大。當林德、海登和伏魯西特知道已無法控製維因斯坦的立場時，他們最終還是辭職了。維因斯坦隨後於1967年解散了雜志並遷居到了西部。三年以後，在那裏創立了《社會主義革命》（即現在的《社會主義評論》），這是一份尋求一個新政黨的政治刊物。1972年，林德和維因斯坦又走到了一起，組織了新美國運動（NAM）。這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組織，包含了公有社會和傳統激進政治的原則。從一開始，新美國運動就更接近於他那個時代的社會運動而不是議會政治的思想。它有一個相對保守的對手。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是由哈靈頓、豪和其他人於同一年建立的。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組織委員會反倒比維因斯坦自己的組織更加遵循他最初的思想。
像維因斯坦和基諾維斯一樣，林德和海登也是嚴謹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深信不疑的是：左派運動首先必須是一場美國的運動。這種左的孤立主義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帝國主義和全球美國壟斷利益加共同仇恨，也沒有影響到他們對國外民族解放運動如尊重。他們都想在美國傳統之上建立運動；問題是。他們發現的傳統是相互對立的。林德推崇梭羅，而海登在密歇根寫的碩士論文是關於萊特·米爾斯的。雖然維因斯坦從米爾斯的《權力精英》一書中受益良多，並一直饒有興趣地追讀其政治文章，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馬剋思主義者。至於基諾維斯，他一直是一位未經改造過的意大利派的列寧主義者，也就是說，他信仰一個多中心的世界共産主義運動，推崇葛蘭西（Gramsci）；但是，他也對建立一個有朝一日可以對執政府權力的美國馬剋思主義政黨感興趣。1964年，當他還是拉特各斯大學資歷不深的歷史教按時，就宣稱他看好越南的全國解放陣綫，從而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
然而，在60年代以後，林德和海登不再是知識分子，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活躍分子。像其他很多人一樣，他們看不破激進運動兩派日益擴大的分歧，最終傾嚮於當時流行的反知識主義潮流，我們則變得日益以對理論的需求來解釋一切。對海登來說，理論貶低了具體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對自己所稱的理論到底是什麽也不甚瞭瞭。維因斯坦幾乎算不上一個理論傢；基諾維斯關於理論話語的觀念又太過傳統，不足以讓對手嚴肅對待。事實上，左派研究的大部分作傢都是經驗主義的歷史學家。不過，雜志也的確刊登過真正理論方面的文章。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有兩篇文章是關於作為新社會鬥爭形式的社區聯盟的，它們極大地推動了我們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哈羅德·剋魯茲（Harold Cruse）對共産黨在黑人中的作用提出了雖然片面但卻精彩的歷史性的批評。馬丁·斯剋拉儘管已不再參與雜志的日常事物，但他的幾篇文章中仍然從歷史的角度成功地闡述了社團自由主義。
在最初的幾年裏，包括海登、林德和我在內的幾乎所有新左派都逐漸捲入了一場重要而局部的運動——反戰鬥爭。這種轉變主要是因為戰爭的逐步升級，在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中引起了註意。隨着1968年大選的來臨和。運動規模的不斷擴大，海登、秋林格、魯賓和阿貝·霍夫曼（Abbie Hofforan）等反戰領袖不可避免地把他們的註意力轉嚮那個夏天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的選舉。民主黨的許多人並不在乎實際的提名，但在看到抗議深深地動搖了民主黨之後，有些人確實被選舉政治所吸引。但是，運動的組織者多數是馬斯特的學生，“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老領袖如雷尼·戴維斯（Rennie Davis），文化激進分子如霍夫曼，他們仍然在共産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行工作。抗議和對抗將清算我們文化中的罪惡：反戰運動是一個表達大衆意願、揭露選舉代表製的虛偽、發動人們起來主宰自己的生活的機會。衹有少數人把運動作為改變國內權力關係，建立一個新的反帝聯盟的手段。
那時，戰爭被廣泛認為是我們的文明墮落的表現，是和資産階級理性與科技理性一樣無用的表現。反戰示威，直接衝突，是一種補償政治。但是，即使是在成千上萬的青年正在芝加哥與警察進行搏鬥的時候，年輕的運動也在走嚮分裂。此時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已是一個群衆性的學生組織，在全國擁有數萬成員，但也受到宗派爭吵的睏擾。爭吵是從1967年一個毛主義派別進步工人黨的加入運動開始的。進步工人黨組成於1960年，是晚近從共産黨派生出來的一個組織，它的産生部分是因為中蘇分裂的結果，部分是因為持不同政見的人認為共産黨是毫無希望的改革派。到了60年代中期，進步工人黨發現學生運動遠不是中上層階級子弟的娛樂，對其進行政治介入確實是有價值的。進步工人黨使一貫質樸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領導人陷入激烈的思想鬥爭。成員們第一次不得不宣佈他們的政治不衹是把模糊的民主激進主義和強烈的反戰立場進行一般地結合。進步工人黨推出了他們精心設計的馬列主義觀點。根據這一觀點，它從未準備背離自己的組織而加入當時還是思想真空的另一組織。因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發展已經超過了他們政治能力和管理能力所能駕馭的程度。一大批第一代學生活動分子已經畢業，加入了反戰行列、工會、社團組織、學術研究，或者進入了自由主義的主流政治和職業。原有的新左派主義者大多已經進入了媒體。那時，不得不站起來回敬進步工人黨的是全新的一代領導人。有一段時間，他們試圖重新闡釋上一代領導人留下的不夠明確的思想理論：青年是一個階級，是歷史的主宰，是改革的先鋒隊。“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早期的領導人從不認為他們那一代人是“先鋒隊”或“歷史的主宰”。對他們而言，歷史的主宰是“人民”——窮人、黑人——簡單地說，是英和反國傢的立場進行辯論外，他們不願意更進一步。他們的後人別無選擇，衹能加入思想的鬥爭，衹能面對堅定而又有能力的進步工人黨。此外，在要組織政治上的反對黨的形勢下，誰都不能否認毛主義和古巴革命的重要性。與中國革命的實際成就有着明顯不同的毛主義對女權主義有着很深的影響，而且使許多年輕人特別是黑人走嚮激進。它還成了那些放棄改良主義卻又無法認同蘇聯的多數激進分子的庇護所。
類似“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內部的這種論辯，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有。它之所以更加為人所知是因為這次討論是公開的，有着直接的組織影響力，並且，發生在最受人尊敬的新左派圈子裏。從1965年以來為反戰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托洛茨基社會主義工入黨現在嚮它挑戰，指責它以最低要求的口號限製了自己的發展，而把廣泛的思想政治問題留給了（像他們自己一樣的）列寧主義先鋒隊——這是一種對歐洲托洛茨基主義者有意無意的直接反對。其他組織也這樣干涉。到了60年代末，整個獨立的左派都在爭論是否把不同的組織轉變成一種黨的前期形式，如果轉變的話，下一步應該如何做。對應於激進運動的較大的分裂，“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分裂成四個主要的派別。
第一種傾嚮是革命青年組織，它馬上一分為二。第一個派別後來變質為“他下氣象”、“草原之火”等組織。他們認為美國現在處於革命前的形勢下，按照舊有的觀念，爭取政治權力的武裝鬥爭即將爆發。這一革命高潮可以想見的力量是受壓迫的黑人大衆和被忽視的反傳統青年。這一聯盟堅持以示範性的暴力行動來反對統治階級的白色恐怖，因此也將最終摧毀現有制度。現在，批評傢們經常認為“地下氣象”組織是虛無的、幼稚的和不負責任的、偏執妄想的。某些低級刊物還因其性試驗、精英主義和滑稽可笑的行為指責它們。但是，他們會感到，“地下氣象”的成員是他們整個這一代人共産主義無政府衝動的延伸。他們誤讀了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反叛的深意。像其他被孤立的團體一樣，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政府和大企業中被壓迫一方的力量，因而預言法西斯主義會隨時出現。結果，他們從事冒險的、象徵式的暴力行為，以表明現有制度的脆弱，顯示他們自己的力量。但是，這些有時是田園詩般的行為與重建一個人類社會的理想是完全脫節的：假如一個人接受了多元主義衹是權威的另一種形式這樣的前提，那麽這些來自明顯封閉的自由主義話語世界的“行為批評”還是有情可原的。
對現存世界的總體批評需要對全體人口進行廣泛的調查。巴蒂斯塔的古巴、索摩查的尼加拉瓜都是這樣的例子。“地下氣象”的悲劇在本質上並不是由它的行為造成的，而是由它把美國完全錯誤地等同於上述國傢所造成的。那麽，問題就在於，它們怎麽會犯下如此愚蠢的一個錯誤。部分原因就在於社團建設的性質。像其他社團一樣，它們為自己創造了一種話語，加強了自我提出的要求：政治工作必需是一種“家庭式”的表達。正像每一個家庭都會産生一套行為準則、價值、習慣，“地下氣象”組織的人也堅持它的成員必需接受加入組織的一套程式，接受加入和退出組織的時候必需的嚴格安全措施，以及一套嚴格的對組織的忠誠高於一切的制度。組織有效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現實，以適應它對現實的介入方式。“地下氣象”組織繼承了新左派的傲慢與自大，並增加了他們自己的唯我論的形式。他們的感情、觀念和思想是為自己，而不是為別人表現的。他們變成了在學校、在街道等待着指導把他們送入戰鬥行列的廣大革命青年——新的地下氣象先鋒隊——的論壇。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左派主義者，都無可救藥地陷入了自由主義改革的政治和文化泥潭，註定不能夠為歷史作出真正的貢獻，因為他們已經被人利用了。地下氣象派的暴力最為激烈地表現在語言上，而不是那些孤立的革命行動如銀行爆炸上。這些青年被一種深厚的正義感所驅使。後來，他們又被明目張膽的取代主義鼓動起來。群衆已經放棄了他們的導師，而地下氣象傢族也不得不對自己的有些做法有所覺醒。
革命青年組織的另一個分支倒退到了30年代。它強調工人階級和黑人，而不是青年，應該作為革命的先鋒隊。在“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副主席卡爾·戴維森（Carl
Davidson）、麥剋爾·剋朗斯基（MichaelKlonsky）和鮑伯·埃維肯（Bob Avakian）的領導下，這一組織痛斥新左派的美國觀，而代之以毛派和斯大林派的人物及第三共産國際的政策，也就是說，采取與社會民主黨和左派自由黨對立的態度。黨的組織形式也遵循相應的路綫。這是對早期新左派的徹底反駁，是進步工人黨的鏡像。組織裏沒有任何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位置；它故意不動聲色地吹捧老左派自以為是的風格。有一段時間，我們像是看一部重拍的老電影，但像所有的重放電影一樣，它已經失去了原始的語境。
在1969年分裂之前，業已存在的主流派作為第二個傾嚮逐漸回到了左派自由主義政治，雖然當初他們吸收了新左派的思想。下面這些人是社團的組織者：麥剋·安撒拉（Mike Ansara），他後來組織了“麻省公平負擔協會”；保羅和希瑟·布斯（Hea山er Booth），他們建立了中西部學院，訓練社團和“公民行動”的組織者；李·威勃（Lee Webb），他是佛蒙特公民行動聯絡會的領袖，後來建立了爭取替代州和地方政治的協商會；當然還有海登本人。
歷史地看，這一群體在人民陣綫的意義上講是老左派。他們的任務是把像環保主義分子、工人階級的外圍組織這樣的新選民帶入工人自由黨的聯合中，並為民族政治議程帶來新的議題。後來有一個為安全、幹淨、廉價的能源而奮鬥的議題成為70年代布斯領導下的聯合政治的中心議題。公民勞工能源聯合會可能是這一主流傾嚮的典範形式。它聯合了“能源和利用”組織、工會和公民團體，開展了反對大公司運動，反對那些應該為提倡和製造核能負責、為提高石油和電力價格嚮立法委員施加壓力的大型公用設施部門。公民勞工能源聯合會是新的公民組織在地方和國傢範圍內的基本榜樣。除了反對大公司這一點，新公民團體大多拒絶任何具體的意識形態政治。近幾年，公民行動聯絡和聯合組織已經以自由黨候選人的名義重新加入了當地的民主黨政治，對扭年代和40年代的進步政治在原有指導思想方面進行了重新改造。但是，從一開始，選舉政治就附屬於超國會的立法機關和街道活動。雖然60年代涌現出很多主流的東西，但是它們把這一些統統拋在身後，而在民主黨左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種也許是最重要的一種須嚮是新女權主義組織的形成，關於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談及。這裏，我想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派和反對男性新左派性別主義中形成的極端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一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反戰組織和各種各樣的反傳統文化群體都有一個基本看法：對一個男性領導者來說，女性是油印員，衝咖啡、做飯的人和床上伴侶。在早期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中，雖然女性在成員中占有很大比例，但我回憶不出任何一個重要的女性人物。當運動進入社團組織或群衆反戰活動時，女性應該在實際工作中擔任負責任的角色，但是就算曾經有過的話，她們也很少被當作領導。至於社會反應方面，我記得有幾個例外：在芝加哥北部組織白人母親從事社會救濟工作的凱西·海登（Caesy Harien）；西海岸的貝蒂·加曼（BettyGarman）；紐瓦剋的吉爾·漢姆伯格（Jill Hamberg）。我確信，在60年代中期，有更多的女性領袖。但是，我也同樣確信，她們受到了大量的辱駡，人格也受到過侮辱。在《左派研究》編委中，在主要的反戰聯盟中，在反傳統的文化團體中，我們衹是一群男性精英。女權主義運動遠非一代人的特徵；它代表着、發動着、體現着女性本身作為一個大的性別團體的利益。
第四個傾嚮雖然規模很小，但並非不重要。有這一傾嚮的團體保持着新左派根深蒂固的信仰，它尊崇的是非中心化、公有社會的目標和美國社會的民主革新。傑瑞米·布雷切（Jeremy Brecher）、布魯斯（Bruce）、凱西·布朗（Kathy Brown）、保羅·布雷尼斯（PaulBreines）、司徒（Sin）和利茲·易文（Liz Ew。n）及其他很多人都成了新型的自由社會主義的作傢和公共活動傢。在思想方向上，他們不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但確實是反政府主義者和反官僚主義者。60年代末，我也曾持這一傾嚮。對於我們來說，新左派的兩個悲劇是列寧主義的介入和左派自由主義的聯合。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回到了喬治·盧卡契（Georg Lukacs）、羅莎·盧森堡（Rusa Luxemburg）、卡爾·柯爾施（Karl Korsch）及後來薩特的馬剋思主義，這是一個在新型的共産主義運動中摒棄了無效的政黨政治和教條主義的馬剋思主義。同時，我們努力保留工人委員會的反議會、或至少超議會的觀念。我們贊揚削平代後創意大利未經工會允許的突然罷工，我們從法國1968年5月的事件中吸取了很多靈感。
這一傾嚮並不是一次運動，但很多新刊物都有着同樣的觀點。一些地方組織的活動都是通過它們得到啓示的。最終，這種新馬剋思主義激發了其在大學裏的復活。這種傾嚮雖然逐漸消失，但是今天它作為一種文化馬剋思主義的潮流，在激進分子中仍然在廣泛的活動範圍內保留了下來。
60年代，我退出了工會，决定與我過去的職業政治生涯告別。1966年，我被指控“在勞工運動中領導了共産主義反戰的陰謀活動”，不得不流亡波多黎各，於是，我在新左派組織中的正式活動便結束了。出於基本的同情，石油化學和原子能行業工人聯合會的主席對右翼的壓力作出了反應，把我派往加勒比執行一項組織任務，這樣便避免了不得不開除我的局面。最後，我嚮組織清了假以撰寫《虛假的承諾》一書。而後來，我回大陸旅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尼剋鬆（Russ Nixon）建議我去看一看紐約反貧窮組織的人們。接着，我接到了前工會人士、機械師、就業部的部長助理鮑伯·什拉剋（BObSchrank）的雇請，便愉快地接受了。我已厭倦了旅行和汽車旅館，厭倦了工會的日常工作。雖然對我來講，工會仍然是任何可能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重要部分，但勞工領導人的生活已不再屬於我了。
作了一年的計劃開發者之後，我成了下東區就業計劃的負責人，作為一個社區活動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員，我又打發了隨後兩年的時光。黨派或工會組織陶醉於激進派的道路，我選擇的是取而代之的另一條道路。作為公民的行動，下東區不能夠沿着同樣的路綫進行組織，其大多數活動已經在白人中産階級和工人階級選民中組織起來。當我們為抵製戴維·洛剋菲勒在曼哈頓下區建設高速公路而展開鬥爭的時候；當我們試圖在貧民區開展合作公寓運動並在60年代末的一個炎熱的金季裏與警察搏鬥的時候；當我們嚮城市當局和聯邦政府施加壓力，為年輕人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而奔走的時候，所有活動以當地的意大利人為同盟軍，以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波多黎各人為基礎的。組織者是從分散於社區各處多個社會機構中招募來的。這是社區活動的黃金時代，我們通過為尼剋鬆設計窮人收入保障計劃以取代約翰遜漫天邊際的反貧窮運動，促使莫尼漢（Daniel PatrickMoynihan）就社會混亂和下層社會組織問題發表了講話。
莫尼漢的《最大程度的合理誤解》提到了1970年社會主義學者會議上的一個專題小組討論會，我和哈靈頓都參加了那個關於反貧窮計劃的價值的討論。我有些隨意地提到該計劃最好的特點是聘用了很好的組織者，而莫尼漢就此作為證據，認為計劃被無可救藥地引入了歧途。現在回顧起來，我認為各種以窮人的需要為指歸的計劃是整個60年代最有趣的特點之一。這些計劃為“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活動（自經濟危機以來第一個救濟金權益方面的活動）提供了支持，使城區復興計劃沒有胎死腹中，而且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活動培養出了一代組織人才。他們通過工人農民的鬥爭以及公共事業領域尚未完成的組織，與公民權利、反戰和學生運動中的組織者一起，幾乎重新恢復了工人組織的活力。
這些社團組織者之所以不選擇毛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作為反對自我治理的社會的權力主義意識形態，毛派和托派的立場給他們、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馬剋思主義對於理解我們面臨的形勢是必要的，但卻是不充分的；而主要由列寧本人創立的列寧主義又不適用於我們社團的建設。我們相信，美國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國際主義的，尤其應該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鬥爭考慮過來；但是我們更相信，它必須建立在具體的美國傳統的基礎上。我們正置身於最活躍的反戰派的行列，對孤立主義的人民黨主義的危害性有着充分的瞭解，因此，試圖重溫美國共産黨歷史惡夢的危險更讓我們心有餘悸。
“新共産主義者”侵入工廠組建工人先鋒隊，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沒有成功，雖然從邏輯上講，他們也時有收穫。他們製定了有分量的宣言，宣稱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性，精心製定了擊敗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策略，因為他們認為這兩個黨在革命到來的時候會像1919年一樣背叛工人階級。為了清除心中根深蒂固的和平情感，也為了象徵性地消滅敵人，他們使用着暴力的語言。
各種托派團體相比較而言就相當理性，他們拒絶用暴力行事，並不預言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就要到來，但他們既強調工人階級的作用，也強調先鋒隊的重要性。他們的工會工作更成功，這是因為他們支持卡車司機國際工人兄弟會、鋼鐵工人和電信工人聯合會中最進步的普通工人暴動，並且一直保留有左派主義的背景。但是，他們發現自己在改革鬥爭中反對最保守的官僚以及其他的非社會主義好鬥分子，而對於這些人，誠實的契約和民主的工會是一種限製；而那也可能成為這種“打入內部論”本身的限製。
70年代，左派的一個重要派別“消失”了，成為與之相近的激進主義，包括為反對核武器及其控製機構的鬥爭，女權主義為社會自由和經濟平等的鬥爭，當然，也包括馬剋思主義在以經濟學和社會學為主的各類學科中確立了地位的學術研究。經常地，我們會失掉作為激進派的特徵，這種特徵並不是由宗派組成的，也不是由左派刊物組成的，更不是由新左派分裂後存在下來的數個社會主義派別所構成。很多激進分子都感到民族運動爆發的時機已經過去，左派也沒有機會形成一個明確的思想傾嚮；它已變成了仍然回響在知識分子和激進分子中的一種亞文化，一種美國生活，但在別處，它已經失去了具體的擁護者。
60年代後期，我已經成了那時新左派的主要周刊《衛報》的專欄作傢，當時，它是知識分子和激進主義者就激進派的策略進行辯論的地方。很顯然，我的任務就是拓寬由群衆運動創造的左派公衆領域，媒體也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我主要寫兩類文章：時事政治和勞工運動發展的分析，以及歷史和社會理論方面的連載文章。內容有馬爾庫塞（Marcuse）的哲學，對法西斯主義的討論，工會的命運，美國左派的狀況等等。同時，我在下東區為爭取城區空間的鬥爭中仍然活躍。
在我而言，60年代結束於一群《衛報》編輯的抗議，他們抓住生産方式，抗議《革命青年運動》第二期那篇論新共産主義運動一個派別的文章。這些抗議人士是“地下氣象”的同情者，或是獨立的反權力主義者。1970年3月，我在群衆團體創建的另一份短命的報紙《解放了的戰士》上面發表了一篇譴責兩個派別搞宗派主義的文章，就此放棄了我的專欄，結束了我新左派的生涯。
1970年的春天，我參與了在東哈萊姆建立另一所公共高中的計劃，這也許是使義務教育運動經常化的第一次重要行動。為了在現行權力結構之內爭取空間，等待下一次機會，我們嘗試嚮官僚發起長期的進攻。那些建立新組織的令人頭暈目眩的日子永遠也不會磨滅掉這種感覺：這是一場防禦戰。我們現在正致力於保存我們60年代取得的各種各樣的成績。我知道，事情在變得更好之前總是會先變得更壞。
假如資本主義沒有違背它嚮移民和本地青年許以美好生活的諾言，那麽，30年代的經濟危機確實不會産生一個廣受歡迎的左派。因為美國夢是經濟安全的同義詞。於是資本通過封閉經濟機會的邊界而摧毀了社會契約。當然，年輕工人的經濟狀況已經比那些掙紮在貧睏綫上被收容在鬍佛村的年長的同志好得多了。但是，如果一個人幸運地有了一份工作，這並不就意味着尊嚴：做這一時或拿薪水的工人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恥辱。到1933年，在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中發展的群衆組織使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其中大多數是青年人，被納入新的産業工會和舊的美國勞工聯合會手工業協會。
60年代的造反運動是由另一種被破壞了的契約造成的，它是新政期間重建美國夢的努力中社會制度的高度成功産生的結果。在1940年左右和之後出生的這一代人從本體驗過文化的匿乏，這使他們有可能把美國外交政策的不公平、種族歧視和貧窮視為後期資本主義道德墮落的信號。這些想法事實上是中産階級對郊區日常生活的平庸深感不安的反映。作為經濟安全的代價，消費社會要求其白人階級、中産階級受益者接受當前社會為歷史的最後階段。、對於新的歷史主體來說，這實在是難以接受的代價：基於平庸生活的一種快感。
戰爭的結束把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從大衆的視綫中移走。當活躍分子被迫回到經常以本地為基地的單一問題的運動的時候，或者通過為我們自己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取代別人的革命，以重新掌握主動權的時候，這一時代就已經結束了。幾年前，彼得·科萊坎剋（PeterClecak）告訴過我，60年代永不磨滅協成就是它帶來了文化的變革，尤其是建立了關於性愛、性別和種族的新型道德。左派在戰略上的失敗是要建立傳統政治權力的新制度，這一點是可以原諒的。那時候，該組織雖然不能在全國，也應該在很多州培植起有希望當選的獨立選民。這些無疑會減少我們在最近保守派的猖狂進攻中所承受的損失。然而，儘管右翼在80年代取得了勝利，自由黨整個一代人背叛了他們最為珍視的信仰，民主黨內進步聯盟也分崩離析，但是，他們的想像力已成功地建立起了防止歷史出現倒退的制度和思想。當然，正像布萊希特提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時所寫的那樣，我們生活在黑暗的時代；我們的司法制度曾經充斥着因果報應的教條，也一度讓總統更有可能為自己寧肯在國庫囤積十億噸奶油也不願拿出來讓饑餓的人果腹以致可能擾亂農産品價格的行為進行辯護。儘管格林納達政府不能在中美洲成功地實行門羅主義，“蒙提祖馬的客廳”（Halls ofMontezuma）不再受到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歡迎，的黎波裏的海岸是可以自由進出的，多數美國人都知道這一點，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保守黨固守着政治權力，控製着20年代還沒有出現的公共政策話語。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60年代的動亂表明了形成一種聲音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是多麽的脆弱。保守派知道，忍耐衹會留給一個安全的制度，而壓迫並不是必須的。真正的檢驗是看工人是否通過犧牲辛苦所得來接受制度分派給他們的角色，中産階級是否仍然有投身職業的激情，少數派和婦女是否同意她們已經永遠地被擊敗了的結論。也許，那些仍屬於60年代無可爭議的遺産的其他世界將會像童年一樣從記憶中消失。但是，假如新的社會團體不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扮演中心的角色，那麽，它們還存留於我們這個時代，提醒着我們：與反動派的最大壓迫正好相反，與社會理論所做的最為悲觀的預測也正好相反，未來並沒有死亡，它衹是正在休息。
（張振成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