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馬遼太郎1923年生於大阪市，原名福田定一，父親福田定是經營藥房的藥劑師。
司馬從小就對歷史有興趣，小學時代他常去奈良縣的外婆傢玩，那一帶有許多古代留下的墳墓，以及日本最古的官道――竹內街道。司馬在那裏拾到了大量的彌生時代的土器和石鏃的碎片。從1938年起，在中學讀書的司馬，每天放學之後都上大町市內禦藏跡町的市立圖書館博覽群書，總要讀到晚上八九點鐘纔離開。1940年司馬中學畢業，在投考舊製大阪高等學校落選之後，利用這一年的空暇時間步行遊歷了有名的金剛山、葛城山和六甲山等，增長了許多見識。
1941年4月，司馬入大阪外國語學校學習蒙古語科。在大阪外校學習期間，司馬閱讀了大量小說，特別是俄國文學，並酷愛《史記》。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青年時代讀《史記》，每次都很激動。”
戰後，司馬曾當過幾年記者。1946年他進入京都、大阪、神戶地區駐紮的一傢新興報社――新日本新聞社京都分社工作，1948年5月轉入産經新聞社京都分社。他在這兩傢報社擔任記者期間主要負責大學和宗教方面的采訪任務。他曾先後任産經新聞社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之職，1961年升任該報社出版局副局長。為了專心從事文學創作，他於同年3月辭去了報社的職務。
1956年4月，司馬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波斯的魔術師》，用的是司馬遼太郎這個筆名，意思是他遠不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1957年5月，他與日本作傢海音寺潮五郎等人創辦了同人雜志《近代說話》刊行會，他在創刊號上發表了小說《戈壁的匈奴》。自那以後，司馬寫了許多歷史小說，大多是些捲帙浩繁的鴻篇巨製，也寫過不少有關日本歷史和文學的評論以及散文等。
進入七十年代，司馬的創作題材從日本歷史擴展到中國歷史，寫下了《漢風楚雨》、《空海的風采》、《項羽與劉邦》等長篇小說以及散文集《從長安到北京》。
司馬自開始文學生涯以來，曾多次獲得各種文學奬。
二
司馬遼太郎的歷史小說，大抵取材於日本的戰國時代、幕府末年以及明治維新初年這三個時期。在取材於戰國時代的人物和故事的小說中，比較著名的有長篇小說《竊國故事》、《新史太閣記》、《關原》、《城塞》和《豐臣傢族》等；取材於幕府末年的有《竜馬行進》、《燃燒吧，劍！》、《新選組血風錄》、《幕末》、《生活在世上的日子》、《花神》、《最後的將軍》和《山嶺》等；取材於明治初期的有《坂上之雲》、《歲月》和《殉難》等。
司馬喜歡描寫大動蕩時代的歷史人物。他在《我的小說作法》一文中曾經這樣寫道：“我的小說所需要的是歷史上那種劍拔弩張、金戈鐵馬式的緊張時期。緊張得就如一根綳得很緊、即將斷裂的弦。這樣的歷史緊張時期，可以看做一輛正從橫裏開過來的汽車，而我作品中的人物和他的人生則處在與疾馳中的汽車相交錯的位置上，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麽和發生了什麽，這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說，他喜歡把人物放在時代矛盾的焦點上來描寫，這樣便於把人物的性格特點充分表現出來。
司馬自有他自己的描寫歷史人物的方法。他稱這種特有的小說技法為“俯瞰法”。他在《我的小說作法》裏對此作了如下說明：“我常從高樓的頂上往下眺望。即便在平日住慣了的城市裏，從上面看到的也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地形和景物。變小了的人和車輛在其中行進。我喜歡從高處往下看事物。也就是說，在我看一個人的時候，我喜歡踏着樓梯的臺階來到大樓的頂上，從上面再一次窺視這個人。這比從同一水平面來看，別有一番情趣。……總之，‘看完整的人生’是很有趣的。”
司馬認為，任何歷史人物都不能預見到身後的事。而歷史小說作傢則可以清楚地瞭解歷史人物所處的環境、他的命運以及他的存在與行動對後世的影響。他舉例說：“如果寫織田信長，任何粗心的筆者，總可以知道信長自身不曾知道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在京都本能寺為他的部將所殺的命運。而歷史小說正是以這樣的視角來寫成的。”
司馬遼太郎1923年生於大阪市，原名福田定一，父親福田定是經營藥房的藥劑師。
司馬從小就對歷史有興趣，小學時代他常去奈良縣的外婆傢玩，那一帶有許多古代留下的墳墓，以及日本最古的官道――竹內街道。司馬在那裏拾到了大量的彌生時代的土器和石鏃的碎片。從1938年起，在中學讀書的司馬，每天放學之後都上大町市內禦藏跡町的市立圖書館博覽群書，總要讀到晚上八九點鐘纔離開。1940年司馬中學畢業，在投考舊製大阪高等學校落選之後，利用這一年的空暇時間步行遊歷了有名的金剛山、葛城山和六甲山等，增長了許多見識。
1941年4月，司馬入大阪外國語學校學習蒙古語科。在大阪外校學習期間，司馬閱讀了大量小說，特別是俄國文學，並酷愛《史記》。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說：“青年時代讀《史記》，每次都很激動。”
戰後，司馬曾當過幾年記者。1946年他進入京都、大阪、神戶地區駐紮的一傢新興報社――新日本新聞社京都分社工作，1948年5月轉入産經新聞社京都分社。他在這兩傢報社擔任記者期間主要負責大學和宗教方面的采訪任務。他曾先後任産經新聞社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之職，1961年升任該報社出版局副局長。為了專心從事文學創作，他於同年3月辭去了報社的職務。
1956年4月，司馬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波斯的魔術師》，用的是司馬遼太郎這個筆名，意思是他遠不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1957年5月，他與日本作傢海音寺潮五郎等人創辦了同人雜志《近代說話》刊行會，他在創刊號上發表了小說《戈壁的匈奴》。自那以後，司馬寫了許多歷史小說，大多是些捲帙浩繁的鴻篇巨製，也寫過不少有關日本歷史和文學的評論以及散文等。
進入七十年代，司馬的創作題材從日本歷史擴展到中國歷史，寫下了《漢風楚雨》、《空海的風采》、《項羽與劉邦》等長篇小說以及散文集《從長安到北京》。
司馬自開始文學生涯以來，曾多次獲得各種文學奬。
二
司馬遼太郎的歷史小說，大抵取材於日本的戰國時代、幕府末年以及明治維新初年這三個時期。在取材於戰國時代的人物和故事的小說中，比較著名的有長篇小說《竊國故事》、《新史太閣記》、《關原》、《城塞》和《豐臣傢族》等；取材於幕府末年的有《竜馬行進》、《燃燒吧，劍！》、《新選組血風錄》、《幕末》、《生活在世上的日子》、《花神》、《最後的將軍》和《山嶺》等；取材於明治初期的有《坂上之雲》、《歲月》和《殉難》等。
司馬喜歡描寫大動蕩時代的歷史人物。他在《我的小說作法》一文中曾經這樣寫道：“我的小說所需要的是歷史上那種劍拔弩張、金戈鐵馬式的緊張時期。緊張得就如一根綳得很緊、即將斷裂的弦。這樣的歷史緊張時期，可以看做一輛正從橫裏開過來的汽車，而我作品中的人物和他的人生則處在與疾馳中的汽車相交錯的位置上，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麽和發生了什麽，這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說，他喜歡把人物放在時代矛盾的焦點上來描寫，這樣便於把人物的性格特點充分表現出來。
司馬自有他自己的描寫歷史人物的方法。他稱這種特有的小說技法為“俯瞰法”。他在《我的小說作法》裏對此作了如下說明：“我常從高樓的頂上往下眺望。即便在平日住慣了的城市裏，從上面看到的也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地形和景物。變小了的人和車輛在其中行進。我喜歡從高處往下看事物。也就是說，在我看一個人的時候，我喜歡踏着樓梯的臺階來到大樓的頂上，從上面再一次窺視這個人。這比從同一水平面來看，別有一番情趣。……總之，‘看完整的人生’是很有趣的。”
司馬認為，任何歷史人物都不能預見到身後的事。而歷史小說作傢則可以清楚地瞭解歷史人物所處的環境、他的命運以及他的存在與行動對後世的影響。他舉例說：“如果寫織田信長，任何粗心的筆者，總可以知道信長自身不曾知道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在京都本能寺為他的部將所殺的命運。而歷史小說正是以這樣的視角來寫成的。”
司馬所說的“俯瞰法”以及“看完整的人生”，據譯者理解，就是居高臨下地看待歷史人物，對歷史人物作出全面的評價。
司馬根據他自己的上述技法塑造了衆多的歷史人物形象。他筆下的人物既有長處也有缺點，使讀者感到親切、可信，無論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還是德川傢康都無不如此。
司馬對他所寫的人物是非常熟悉的。日本的著名評論傢尾崎秀樹在談到這點時說：“司馬對他所寫的人物了如指掌。無論是坂本竜馬、齋藤道三、還是織田信長……他都能與之交朋友。”“與歷史上的人物交朋友並不那麽容易。”“他用一種獨特的敘述故事的方法來表現人物。因此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仿佛都在我們眼前。就像我們談論自己的夥伴那樣，司馬自如地談論歷史中的人物，好像他是他們的夥伴。”
關於同一個歷史人物，往往有着幾種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記載或傳聞。歷史小說的作者往往是從中選取一條綫索，捨棄其餘的綫索來從事創作的。在這種取捨中間正好反映了作者對歷史的看法。
司馬的歷史觀中有一些積極的東西。從他的歷史小說中可以看到如下幾點：歷史是變化的、發展的；戰國時代、幕府末年的社會已經腐敗，舊的封建制度必然要崩潰，新的社會不可避免地要産生；肯定那些舊秩序的破壞者和新秩序的建設者在歷史上的功績，歌頌歷史上的這些英雄，並為他們中的某些人翻案，幫他們摘掉原來戴在他們頭上的“惡人”的帽子。
司馬的歷史小說在日本擁有廣大的讀者，他的作品不僅受到一般讀者的歡迎，而且為歷史學家、文藝評論傢們所稱道。所以如此，我們以為主要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司馬的作品在客觀上適應了戰後日本人民要求推翻舊的秩序、探索新的秩序、建立新的生活的願望和要求，對經過了十五年戰亂生活、正在埋頭於經濟恢復和建設的日本人民起了啓示和鼓勵的作用。
二、司馬通過小說這一形式，以他對日本歷史的獨特的見解，敘述了日本中世紀至近代的為期數百年的歷史。讀者們從中可以得到生動而豐富的歷史知識。
三、司馬的小說，不僅給人以藝術享受，而且往往包含着某些有益的教訓和解决難題的辦法。
四、司馬把歷史和現實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讀者們從他的歷史小說中既可以看到現代社會的面貌，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周圍的人們。
五、司馬的歷史小說的構思雄偉，情節麯折，引人入勝，細節描寫逼真生動，故事的展開條理清楚，語言通俗流暢。他特別善於通過對話來表現人物的性格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三
《豐臣傢族》一書所描述的是日本封建社會中的戰國時代的故事。
距今約四百年前，日本歷史上第二個軍人政權――室町幕府日漸衰落，出現了群雄割據、逐鹿中原的局面。這在日本歷史上稱為戰國時代。這期間，以本州中部岐阜城為根據地的織田信長異軍突起，勢力日益發展。織田信長想以武力統一天下，然而在大業未竟的時候，由於部下將領明智光秀的反叛，他在京都本能寺喪生。同是織田部下將領的豐臣秀吉以討伐叛逆者明智光秀的名義，將大權掌握到自己手裏，實現了統一全日本的偉業，並以大阪（現在的大阪）為中心，建立了豐臣政權。這一政權在結束亂世、統一全國以及實行某些政策方面，具有進步意義。然而它對外窮兵黷武，兩次出兵侵略朝鮮；對內橫徵暴斂，窮奢極侈，使經過長期戰亂的百姓無法安居樂業，休養生息，從而失去了民心。豐臣秀吉死後，權力轉移到了豐臣政權的首席大臣德川傢康手裏。傢康移都江戶（現在的東京），建立了日本歷史上第三個幕府政權，即江戶幕府。
《豐臣傢族》所寫的，是在日本歷史上實現了統一全國偉業的豐臣秀吉及其幾個親屬的故事。它最早連載於《中央公論》雜志上，1973年出版單行本。全書由九個短篇小說組成。由於所寫的都是豐臣傢族的事，相互有聯繫，因而這九篇故事既是獨立的短篇小說，又可以當做描寫豐臣傢的興衰史的長篇小說來讀。
司馬根據他自己的上述技法塑造了衆多的歷史人物形象。他筆下的人物既有長處也有缺點，使讀者感到親切、可信，無論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還是德川傢康都無不如此。
司馬對他所寫的人物是非常熟悉的。日本的著名評論傢尾崎秀樹在談到這點時說：“司馬對他所寫的人物了如指掌。無論是坂本竜馬、齋藤道三、還是織田信長……他都能與之交朋友。”“與歷史上的人物交朋友並不那麽容易。”“他用一種獨特的敘述故事的方法來表現人物。因此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仿佛都在我們眼前。就像我們談論自己的夥伴那樣，司馬自如地談論歷史中的人物，好像他是他們的夥伴。”
關於同一個歷史人物，往往有着幾種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記載或傳聞。歷史小說的作者往往是從中選取一條綫索，捨棄其餘的綫索來從事創作的。在這種取捨中間正好反映了作者對歷史的看法。
司馬的歷史觀中有一些積極的東西。從他的歷史小說中可以看到如下幾點：歷史是變化的、發展的；戰國時代、幕府末年的社會已經腐敗，舊的封建制度必然要崩潰，新的社會不可避免地要産生；肯定那些舊秩序的破壞者和新秩序的建設者在歷史上的功績，歌頌歷史上的這些英雄，並為他們中的某些人翻案，幫他們摘掉原來戴在他們頭上的“惡人”的帽子。
司馬的歷史小說在日本擁有廣大的讀者，他的作品不僅受到一般讀者的歡迎，而且為歷史學家、文藝評論傢們所稱道。所以如此，我們以為主要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司馬的作品在客觀上適應了戰後日本人民要求推翻舊的秩序、探索新的秩序、建立新的生活的願望和要求，對經過了十五年戰亂生活、正在埋頭於經濟恢復和建設的日本人民起了啓示和鼓勵的作用。
二、司馬通過小說這一形式，以他對日本歷史的獨特的見解，敘述了日本中世紀至近代的為期數百年的歷史。讀者們從中可以得到生動而豐富的歷史知識。
三、司馬的小說，不僅給人以藝術享受，而且往往包含着某些有益的教訓和解决難題的辦法。
四、司馬把歷史和現實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讀者們從他的歷史小說中既可以看到現代社會的面貌，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周圍的人們。
五、司馬的歷史小說的構思雄偉，情節麯折，引人入勝，細節描寫逼真生動，故事的展開條理清楚，語言通俗流暢。他特別善於通過對話來表現人物的性格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三
《豐臣傢族》一書所描述的是日本封建社會中的戰國時代的故事。
距今約四百年前，日本歷史上第二個軍人政權――室町幕府日漸衰落，出現了群雄割據、逐鹿中原的局面。這在日本歷史上稱為戰國時代。這期間，以本州中部岐阜城為根據地的織田信長異軍突起，勢力日益發展。織田信長想以武力統一天下，然而在大業未竟的時候，由於部下將領明智光秀的反叛，他在京都本能寺喪生。同是織田部下將領的豐臣秀吉以討伐叛逆者明智光秀的名義，將大權掌握到自己手裏，實現了統一全日本的偉業，並以大阪（現在的大阪）為中心，建立了豐臣政權。這一政權在結束亂世、統一全國以及實行某些政策方面，具有進步意義。然而它對外窮兵黷武，兩次出兵侵略朝鮮；對內橫徵暴斂，窮奢極侈，使經過長期戰亂的百姓無法安居樂業，休養生息，從而失去了民心。豐臣秀吉死後，權力轉移到了豐臣政權的首席大臣德川傢康手裏。傢康移都江戶（現在的東京），建立了日本歷史上第三個幕府政權，即江戶幕府。
《豐臣傢族》所寫的，是在日本歷史上實現了統一全國偉業的豐臣秀吉及其幾個親屬的故事。它最早連載於《中央公論》雜志上，1973年出版單行本。全書由九個短篇小說組成。由於所寫的都是豐臣傢族的事，相互有聯繫，因而這九篇故事既是獨立的短篇小說，又可以當做描寫豐臣傢的興衰史的長篇小說來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