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在美國費城的一個會議上，美國作傢協會主席賽珍珠（Pears.Buck，1892-1973），針對西方反對和封鎖處於經濟睏難時期中國的行為，發表了一篇演講。她說道：“各位，我知道中國，我在中國住過很多年，有很多朋友，我在南京教過書。我還記得我那些非常優秀的學生們，他們是在如何地奮鬥、努力學習和掌握現代知識。……時常有人問，為什麽這麽高比例的中國人是卓越的人呢？是絶對卓越的人民呢？這是因為他們的歷史很久，今年是黃帝紀元4660年。在4600多年中，中國一代一代地經歷過苦難、貧睏、死亡，衹有最強的人、最聰明的人才能留存下來，弱者都死光了。……我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很信的，現在留下的中國人都是非常優秀的、傑出的、偉大的，值得尊敬的人。”
在演講的第三段，賽珍珠說：“中國人是人類歷史上傑出的一個民族，現在他們拼命地搞現代化建設，搞工業化建設。你們可以相信，他們會以閃電般的速度完成他們的工業化建設。……我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錯誤的，幾年前，美國把通嚮中國的大門關閉了，應該盡早地開放，要和他們交流、對話，可以提建議，提批評，但不能這樣絶交。我相信，這件事必須在最近完成，否則是對一個偉大民族的污辱。”（頁下註《回憶賽珍珠》RobertTemple：MyMemoriesofpearlBuck，June18，1998）
賽珍珠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出生4個月，就被滿懷"拯救世界"宗教熱情的父母親帶到了中國。她一生中的前４０年基本上是在中國度過的，曾一度做過南京大學（原中央大學）外文教授，並與師生及附近郊區的農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38年，也就是賽珍珠回國定居的第三年，因出版的長篇小說《大地》"對中國農民生活史詩般的描述，其描述真切而取材豐富，以及她在傳記方面的傑作……使人類的同情心越過遙遠的種族距離，並對人類的理想典型做了偉大而高貴的藝術上的表現。"（諾貝爾文學奬獲奬評語）而榮獲諾貝爾文學奬。
事隔幾十年，賽珍珠在費城的這段演講還讓許多人記住並為之感動。她所說的黃帝紀元，是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為了表示與滿清王朝劃清界綫，根據東京歷史學家的推算，倡導改用由中華始祖黃帝開始的紀年（公元前2698年），這個紀年在孫中山當選大總統後，曾一度流行開來。在中國生活工作的賽珍珠記住了孫中山選定的這個紀元，並以這個年代為起始，論述了中國四千多年悠久的歷史和中華民族的優秀精神。可以看出，歷史年代的勘定，對整個社會和世界人類的精神意志都産生潛在的、多方面的重大影響。當賽珍珠這篇講話過去的第十個年頭，美國總統尼剋鬆就跨過遼闊的海洋，走進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那間普通的書房。隨着兩位巨人的大手握在一起，冰凍了20多年的中美關係的大門由此開啓，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當尼剋鬆於1985年9月最後一次來中國訪問時，曾說過這樣一段深情的話：“我懷着激動的心情來參觀中國的過去，也有機會看到中國的現在，而且意識到未來中國的潛在力量。中國是一個神秘的地方，來一百次也不能對它進行全面瞭解。”
中國及整個東方世界的神秘，不但一個外國人無法全面瞭解，即是祖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也難一全面瞭解和詮釋。
當年孫中山倡導起用的黃帝紀元，由於政治界、知識界在中國歷史紀年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各路門派的有識之士與無知之輩在相互吵嚷攻擊了一陣子之後，最終把這個黃帝紀年搞成“沒有”，方纔罷休。
事實上，中國古代紀年，在廟堂和坊間就爭論了2000多年，尤其是中國文明形成特色、走嚮繁榮的重要轉折時期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學的勘定，更是爭論不休，難有定論。當年孔子作《春秋》時，就曾戰戰兢兢地認為沒有把握，並産生了“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在後世子孫的心中已經很遙遠了，遙遠得如同朦朧的夜空中隱去的星際，衹留下了一片迷惘與混沌。面對這一獨特的歷史場境，後世有不少極端的疑古派學者，在“不能全面瞭解”的同時，幹脆放言：中國歷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歷史，而衹是一種傳說或神話，“有的衹是一點口頭上傳下來的史影罷了。”
在演講的第三段，賽珍珠說：“中國人是人類歷史上傑出的一個民族，現在他們拼命地搞現代化建設，搞工業化建設。你們可以相信，他們會以閃電般的速度完成他們的工業化建設。……我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錯誤的，幾年前，美國把通嚮中國的大門關閉了，應該盡早地開放，要和他們交流、對話，可以提建議，提批評，但不能這樣絶交。我相信，這件事必須在最近完成，否則是對一個偉大民族的污辱。”（頁下註《回憶賽珍珠》RobertTemple：MyMemoriesofpearlBuck，June18，1998）
賽珍珠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出生4個月，就被滿懷"拯救世界"宗教熱情的父母親帶到了中國。她一生中的前４０年基本上是在中國度過的，曾一度做過南京大學（原中央大學）外文教授，並與師生及附近郊區的農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38年，也就是賽珍珠回國定居的第三年，因出版的長篇小說《大地》"對中國農民生活史詩般的描述，其描述真切而取材豐富，以及她在傳記方面的傑作……使人類的同情心越過遙遠的種族距離，並對人類的理想典型做了偉大而高貴的藝術上的表現。"（諾貝爾文學奬獲奬評語）而榮獲諾貝爾文學奬。
事隔幾十年，賽珍珠在費城的這段演講還讓許多人記住並為之感動。她所說的黃帝紀元，是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為了表示與滿清王朝劃清界綫，根據東京歷史學家的推算，倡導改用由中華始祖黃帝開始的紀年（公元前2698年），這個紀年在孫中山當選大總統後，曾一度流行開來。在中國生活工作的賽珍珠記住了孫中山選定的這個紀元，並以這個年代為起始，論述了中國四千多年悠久的歷史和中華民族的優秀精神。可以看出，歷史年代的勘定，對整個社會和世界人類的精神意志都産生潛在的、多方面的重大影響。當賽珍珠這篇講話過去的第十個年頭，美國總統尼剋鬆就跨過遼闊的海洋，走進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那間普通的書房。隨着兩位巨人的大手握在一起，冰凍了20多年的中美關係的大門由此開啓，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當尼剋鬆於1985年9月最後一次來中國訪問時，曾說過這樣一段深情的話：“我懷着激動的心情來參觀中國的過去，也有機會看到中國的現在，而且意識到未來中國的潛在力量。中國是一個神秘的地方，來一百次也不能對它進行全面瞭解。”
中國及整個東方世界的神秘，不但一個外國人無法全面瞭解，即是祖輩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也難一全面瞭解和詮釋。
當年孫中山倡導起用的黃帝紀元，由於政治界、知識界在中國歷史紀年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各路門派的有識之士與無知之輩在相互吵嚷攻擊了一陣子之後，最終把這個黃帝紀年搞成“沒有”，方纔罷休。
事實上，中國古代紀年，在廟堂和坊間就爭論了2000多年，尤其是中國文明形成特色、走嚮繁榮的重要轉折時期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學的勘定，更是爭論不休，難有定論。當年孔子作《春秋》時，就曾戰戰兢兢地認為沒有把握，並産生了“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在後世子孫的心中已經很遙遠了，遙遠得如同朦朧的夜空中隱去的星際，衹留下了一片迷惘與混沌。面對這一獨特的歷史場境，後世有不少極端的疑古派學者，在“不能全面瞭解”的同時，幹脆放言：中國歷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歷史，而衹是一種傳說或神話，“有的衹是一點口頭上傳下來的史影罷了。”
疑古派們至所以悍然對中國古代歷史史實大膽懷疑和全盤否定，自有有歷史紀錄的缺憾所在。儘管在獨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歷幾千年滄桑巨變而未曾中斷的惟有中華文明，但在傳世文獻上，中國最早的確切紀年，衹有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追溯到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便模糊一片，難辨分明。可以想象的是，偉大的史學之父司馬遷為編纂千秋《史記》，在考證自黃帝到夏、商、西周三代的具體歷史年代時，一定是竭盡心力，百般窮究，反復推研，設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實。但由於條件所囿，最終未能將中國遠古文明的鏈條清晰而確鑿地連接起來。這讓後人在對太史公求真務實的精神産生敬仰的同時，也摻雜着難言的遺憾──這是司馬遷的不幸，也是中國遠古文明史的不幸。
這雙重的不幸，在歷史長河的流動中，逐漸鬱結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華夏子孫心中膨脹，它壓迫人們的血肉，牽動民族的神經。繼司馬遷之後的2000多年來，對於中國文明歷史的探索，成為歷代學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尋的科學理想和偉大志嚮。每逢盛世，廟堂民間，就有人站出來為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作出努力和貢獻，其中不少鴻學碩儒為此耗盡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無數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如班固、劉歆、皇甫謐、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顧炎武、閻若璩、梁啓超、章鴻釗、劉朝陽、董作賓、唐蘭、陳夢傢、張鈺哲等代代賢哲，從古代流傳下來和不斷發現的文獻、甲骨文、金文、天文記錄等透出或明或暗的蛛絲馬跡，對東周之前的史實作了無數次論證與推斷，但由於歷史本身的紛繁雜亂以及研究條件所限，總是難以如願。也就是說，司馬遷當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歷史紀年依然是迷霧重重，難以廓清。中國五千年文明的鏈條，特別是自黃帝以來至夏、商、西周三代的確切紀年，便成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學術懸案。
1996年5月啓動的國傢“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嚮流傳千年的學術難題發起衝擊，經過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學等不同學科門類的200餘名國內一流專傢、學者近5年的不懈努力，終於解决了一批歷史紀年中長期懸而未决的疑難問題，廓清了遺留千古的學術迷霧，填補了中國古代紀年中最令人迷惘的一段空白。這是建國以來中國古代文明史領域最為重大的研究成果，這項成果在彌補了中國古代文明史研究領域一個巨大缺撼的同時，也將2000多年來歷代鴻學碩儒對三代紀年探尋的理想和求索的火種得以延續，為中國文化傳香火於天下。
——關於夏商周斷代解密的故事由此開始。
這雙重的不幸，在歷史長河的流動中，逐漸鬱結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華夏子孫心中膨脹，它壓迫人們的血肉，牽動民族的神經。繼司馬遷之後的2000多年來，對於中國文明歷史的探索，成為歷代學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尋的科學理想和偉大志嚮。每逢盛世，廟堂民間，就有人站出來為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作出努力和貢獻，其中不少鴻學碩儒為此耗盡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無數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如班固、劉歆、皇甫謐、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顧炎武、閻若璩、梁啓超、章鴻釗、劉朝陽、董作賓、唐蘭、陳夢傢、張鈺哲等代代賢哲，從古代流傳下來和不斷發現的文獻、甲骨文、金文、天文記錄等透出或明或暗的蛛絲馬跡，對東周之前的史實作了無數次論證與推斷，但由於歷史本身的紛繁雜亂以及研究條件所限，總是難以如願。也就是說，司馬遷當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歷史紀年依然是迷霧重重，難以廓清。中國五千年文明的鏈條，特別是自黃帝以來至夏、商、西周三代的確切紀年，便成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學術懸案。
1996年5月啓動的國傢“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嚮流傳千年的學術難題發起衝擊，經過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學等不同學科門類的200餘名國內一流專傢、學者近5年的不懈努力，終於解决了一批歷史紀年中長期懸而未决的疑難問題，廓清了遺留千古的學術迷霧，填補了中國古代紀年中最令人迷惘的一段空白。這是建國以來中國古代文明史領域最為重大的研究成果，這項成果在彌補了中國古代文明史研究領域一個巨大缺撼的同時，也將2000多年來歷代鴻學碩儒對三代紀年探尋的理想和求索的火種得以延續，為中國文化傳香火於天下。
——關於夏商周斷代解密的故事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