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我對《易經》的譯解，以及對傳世本《易經》及帛書《易經》經文的註解及考釋。
在我之前，先賢從訓詁方面對於傳統《易經》已做過大量工作，但是，這種工作非常不夠。直到今日，《易經》仍然是一本難以卒讀之書。李學勤曾指出：“清儒崇尚考據的學風，披靡一時，對《周易》研究的影響卻很有限。從鬍渭開始，一些學者考訂《易》圖淵源，進而企圖復興漢《易》做出不少成績。可是清人最擅長的小學訓詁的方法，在《周易》方面的發揮並不很多。有清一代的《易》學作品，仍以義理、數術兩派為主，沒有開創新的局面。”
近世名儒高亨著《周易古經註》後曾說：“清儒尚樸，經學大明，惟於此書，仍多瞢瞢。”“易經有些辭句，真不易讀通，我的註解，自問也非處處滿意。”他認為，治易之途“應該考釋經文，參閱舊說，探索它的原來意藴。”
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圖探索《易經》文辭的本來意藴，使之成為一本可以通讀之書。本書擬基本打通《易經》及帛書《易經》文字訓詁方面的問題。實際上，帛書《易經》中含有可以勘解《易經》文字之謎的若幹鑰匙。傳世本中由於字訛而失義，考之帛書則豁然貫通。例如傳世本剝卦之“剝床”，舊說多從其表面字義，釋作剝取（或敲打）睡床，這是根本講不通的。（為什麽要剝取或敲打睡床，而且為之卜卦？莫非作者有精神病乎？）而帛書“床”記作“臧”，通髒，動物之髒器也。則剝床本義乃為分解或剝取動物內臟，從而全卦豁然可解。
任何解《易》者都會遇到強為解人之事。如兌之上六，衹兩個字：“引兌。”舊註傢有說為引導，“猶言引導大傢和悅”（李鏡池）。有說為“引兌者，言及於我而我乃說也。”“即有人引我言而我亦言也”（高亨），皆荒謬不經之談。帛書本“引兌”二字做“景奪”。可知引乃景之通假。景，影也，陰也，隱也，與引音通。而奪，古字異體作“敚”，省體即從“兌”。以是知兌乃敚，即奪之假藉。則景奪，即暗奪，陰奪。參之於上文有“和奪”，即和悅而不相爭奪。有“章奪”，即強暴搶奪（強、章古義通詁），可知兌卦乃爭奪之卦。而以兌訓說，是以今義說古言，殊為不妥也。又如屯卦中之“利建侯”，舊說皆以封建諸侯為義，殊不知侯當為堠、堡之通假，即建城堡也。其他種種迂麯之說，不勝其引。多源於不通訓詁，不明通假。
小畜、大畜二卦，一為農事之卦曰植，（帛書作“少蓺”），一為畜牧之卦曰殖，（故帛書作“泰蓄”）。畜者，財蓄、財富也。《禮記·王製》：“問周君之畜，數畜以對。”以農事為小財而畜牧為大財蓄，表明《易經》乃畜牧經濟居於重要地位之時代産物。而畜之古音近“植”及“殖”，古音讀止（此說見《周易程氏傳》）。蓄者，值也，即生財與積財也。小畜、大畜，古有專官，即秦漢之小府、大府也。畜、府皆得訓蓄，語源通。故大小畜二卦實即殖産之學，亦即中國遠古經濟思想之起源也。
本書對《易經》的解釋，采用以帛書與傳世本相參照的方式，力求為《易經》及帛書《易經》兩個係統的經文提供一個信、達而平實的新解與新譯。本書之譯文務求忠實於原文，立新說務求以古訓古音義為根據。本書吸納了歷代先儒及當代賢哲的研究成果。希望此書可為三千年來不可通讀之《易經》，提供一個基本曉暢的訓詁學通解。
此書之初撰，乃在十餘年前。源於筆者讀《易》之札記。近十年間易學驟熱，竟成為一時市井之顯學。餘不得不收此稿於秘篋，不作董理而藏餘說於深山。近兩年來，易學熱高潮漸退，恢復一種理性的研究似已可能。所以乃决定披露此書，以就教於方傢並澄清某些迷霧耳。
本書僅是對《易經》本身的註釋及解讀。“鴛鴦綉取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本書未包括對《易經》經文的哲學詮釋和研究。在以後出版的另一本書《上帝之車》中，我將對《易經》的起源及其哲學進行係統性的探索與研究。
歲月悠悠，人生渺渺。欲鑿破混沌，發千古之覆，又談何易焉？有一位治《易》者曾說：“讀《易》必須廓清過去的迷霧。許多前人的說解，必須毫不猶豫地推翻，重新尋求正確的解釋。”{1}這一說法我贊成。但任何創新，首先應當求明於本義。本書雖多立新說，卻正本乎此一題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都交由讀者諸君去評論吧。
何新
1996年10月3日記
2001年10月30日補訂於滬上
{1}黃凡：《周易——商周之交史事錄》，汕頭大學出版社。
在我之前，先賢從訓詁方面對於傳統《易經》已做過大量工作，但是，這種工作非常不夠。直到今日，《易經》仍然是一本難以卒讀之書。李學勤曾指出：“清儒崇尚考據的學風，披靡一時，對《周易》研究的影響卻很有限。從鬍渭開始，一些學者考訂《易》圖淵源，進而企圖復興漢《易》做出不少成績。可是清人最擅長的小學訓詁的方法，在《周易》方面的發揮並不很多。有清一代的《易》學作品，仍以義理、數術兩派為主，沒有開創新的局面。”
近世名儒高亨著《周易古經註》後曾說：“清儒尚樸，經學大明，惟於此書，仍多瞢瞢。”“易經有些辭句，真不易讀通，我的註解，自問也非處處滿意。”他認為，治易之途“應該考釋經文，參閱舊說，探索它的原來意藴。”
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圖探索《易經》文辭的本來意藴，使之成為一本可以通讀之書。本書擬基本打通《易經》及帛書《易經》文字訓詁方面的問題。實際上，帛書《易經》中含有可以勘解《易經》文字之謎的若幹鑰匙。傳世本中由於字訛而失義，考之帛書則豁然貫通。例如傳世本剝卦之“剝床”，舊說多從其表面字義，釋作剝取（或敲打）睡床，這是根本講不通的。（為什麽要剝取或敲打睡床，而且為之卜卦？莫非作者有精神病乎？）而帛書“床”記作“臧”，通髒，動物之髒器也。則剝床本義乃為分解或剝取動物內臟，從而全卦豁然可解。
任何解《易》者都會遇到強為解人之事。如兌之上六，衹兩個字：“引兌。”舊註傢有說為引導，“猶言引導大傢和悅”（李鏡池）。有說為“引兌者，言及於我而我乃說也。”“即有人引我言而我亦言也”（高亨），皆荒謬不經之談。帛書本“引兌”二字做“景奪”。可知引乃景之通假。景，影也，陰也，隱也，與引音通。而奪，古字異體作“敚”，省體即從“兌”。以是知兌乃敚，即奪之假藉。則景奪，即暗奪，陰奪。參之於上文有“和奪”，即和悅而不相爭奪。有“章奪”，即強暴搶奪（強、章古義通詁），可知兌卦乃爭奪之卦。而以兌訓說，是以今義說古言，殊為不妥也。又如屯卦中之“利建侯”，舊說皆以封建諸侯為義，殊不知侯當為堠、堡之通假，即建城堡也。其他種種迂麯之說，不勝其引。多源於不通訓詁，不明通假。
小畜、大畜二卦，一為農事之卦曰植，（帛書作“少蓺”），一為畜牧之卦曰殖，（故帛書作“泰蓄”）。畜者，財蓄、財富也。《禮記·王製》：“問周君之畜，數畜以對。”以農事為小財而畜牧為大財蓄，表明《易經》乃畜牧經濟居於重要地位之時代産物。而畜之古音近“植”及“殖”，古音讀止（此說見《周易程氏傳》）。蓄者，值也，即生財與積財也。小畜、大畜，古有專官，即秦漢之小府、大府也。畜、府皆得訓蓄，語源通。故大小畜二卦實即殖産之學，亦即中國遠古經濟思想之起源也。
本書對《易經》的解釋，采用以帛書與傳世本相參照的方式，力求為《易經》及帛書《易經》兩個係統的經文提供一個信、達而平實的新解與新譯。本書之譯文務求忠實於原文，立新說務求以古訓古音義為根據。本書吸納了歷代先儒及當代賢哲的研究成果。希望此書可為三千年來不可通讀之《易經》，提供一個基本曉暢的訓詁學通解。
此書之初撰，乃在十餘年前。源於筆者讀《易》之札記。近十年間易學驟熱，竟成為一時市井之顯學。餘不得不收此稿於秘篋，不作董理而藏餘說於深山。近兩年來，易學熱高潮漸退，恢復一種理性的研究似已可能。所以乃决定披露此書，以就教於方傢並澄清某些迷霧耳。
本書僅是對《易經》本身的註釋及解讀。“鴛鴦綉取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本書未包括對《易經》經文的哲學詮釋和研究。在以後出版的另一本書《上帝之車》中，我將對《易經》的起源及其哲學進行係統性的探索與研究。
歲月悠悠，人生渺渺。欲鑿破混沌，發千古之覆，又談何易焉？有一位治《易》者曾說：“讀《易》必須廓清過去的迷霧。許多前人的說解，必須毫不猶豫地推翻，重新尋求正確的解釋。”{1}這一說法我贊成。但任何創新，首先應當求明於本義。本書雖多立新說，卻正本乎此一題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都交由讀者諸君去評論吧。
何新
1996年10月3日記
2001年10月30日補訂於滬上
{1}黃凡：《周易——商周之交史事錄》，汕頭大學出版社。
華夏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所産生過的一切文明中，最優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創造力的一種淵源於遠古的文明。
五千年來流傳有自的係統世序、歷法、文獻記載，以及近百年來地下出土遠涉八千至一萬年文明的文物、文獻，與這些書面記載的驚人之印證和吻合，使人可以確信，夏、商、周文明絶不是建立在所謂原始巫教（張光直說）或野蠻奴隸製（郭沫若說）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當時舉世最為先進的天文歷法知識、理性宗教哲學和最發達優越的農業及工藝城邦文明基礎之上的。
伏羲女媧是華夏文明的開拓者，炎黃時代是中華文明所從出的濫觴。夏、商、周三代已是華夏文明制度燦然大備的時代，而絶非榛榛狉狉、渾噩野蠻的半原始巫術時代。孔子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云：“周因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行夏之時（歷），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殷商的信仰和意識形態，是宗教，而不是巫術。此蓋張光直輩所無見者也。
《易經》、《老子》是中國天人學與哲學之源。《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是中國政治學之源。《孫子兵法》是中國兵學之源。《禮》經是中國制度之源。《素問》是中國醫學之源。《詩經》、《楚辭》則一嚮被認為是中國文學之源。
然而，這些經典古書上千年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實際從未真正透徹明晰地被人讀通。而讀不懂、讀不通這些書，可以說就沒有資格講論中國文化。
多年來，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於全面地重新解讀這一係列古代經典。自《諸神的起源》、《竜：神話與真相》、《大易通解》以後，我將陸續出版一係列重新解讀詮釋華夏上古文明和經典的著作。這一套書是這一努力的又一續篇。
可惜我目前的腦力和目力也許不允許我做完所擬構的工作之全部。那麽，我會在適當時候出版我近二十年間的研究札記。這一札記中匯錄着我的思考綫索和研究脈絡，希望以後會有人將我所未能做完的工作給予完成。
何新
2001年5月22日於滬上雨辰齋養廬
2003年7月24日於滬上再修訂
五千年來流傳有自的係統世序、歷法、文獻記載，以及近百年來地下出土遠涉八千至一萬年文明的文物、文獻，與這些書面記載的驚人之印證和吻合，使人可以確信，夏、商、周文明絶不是建立在所謂原始巫教（張光直說）或野蠻奴隸製（郭沫若說）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當時舉世最為先進的天文歷法知識、理性宗教哲學和最發達優越的農業及工藝城邦文明基礎之上的。
伏羲女媧是華夏文明的開拓者，炎黃時代是中華文明所從出的濫觴。夏、商、周三代已是華夏文明制度燦然大備的時代，而絶非榛榛狉狉、渾噩野蠻的半原始巫術時代。孔子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云：“周因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行夏之時（歷），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殷商的信仰和意識形態，是宗教，而不是巫術。此蓋張光直輩所無見者也。
《易經》、《老子》是中國天人學與哲學之源。《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是中國政治學之源。《孫子兵法》是中國兵學之源。《禮》經是中國制度之源。《素問》是中國醫學之源。《詩經》、《楚辭》則一嚮被認為是中國文學之源。
然而，這些經典古書上千年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實際從未真正透徹明晰地被人讀通。而讀不懂、讀不通這些書，可以說就沒有資格講論中國文化。
多年來，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於全面地重新解讀這一係列古代經典。自《諸神的起源》、《竜：神話與真相》、《大易通解》以後，我將陸續出版一係列重新解讀詮釋華夏上古文明和經典的著作。這一套書是這一努力的又一續篇。
可惜我目前的腦力和目力也許不允許我做完所擬構的工作之全部。那麽，我會在適當時候出版我近二十年間的研究札記。這一札記中匯錄着我的思考綫索和研究脈絡，希望以後會有人將我所未能做完的工作給予完成。
何新
2001年5月22日於滬上雨辰齋養廬
2003年7月24日於滬上再修訂